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实际上，不只是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承受公债的能力千差万别，即使回到历史上也如此。比如，16、17世纪
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
折合人均0.6公斤银子 ，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
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中
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
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
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
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
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
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
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
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
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
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
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
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腐败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
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
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
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
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
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