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
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
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
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
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
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
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
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
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
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
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
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
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
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
“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
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
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
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
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有意义吗？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
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
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
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
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
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
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
他哩！”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
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
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
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
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
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
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
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
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的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是
否还显得有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