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
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
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
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
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
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
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
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
人口膨胀。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教会是血缘之外、或者说与血缘网络并行的互助结盟组织，其结盟
的基础不是血缘，而是对上帝、对耶稣的共同信仰。教会跟家族、宗族类似，一方面起到经
济上的互助、互保，也就是，实现成员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即金融交易，另一方面是促进成
员间的情感以及其它非物质交流，给成员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基础。
因此，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
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只不过，它们是超越血缘、超越社团组织的非
人格化的实现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
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
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
那么，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社会都选择发展外部化、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在传
统的中国没有出现现代证券市场呢？这又涉及到人际金融交易的性质、所要求的信用支持架
构。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
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
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
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
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
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
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
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
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
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儒家
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是谁的儿子、
谁的兄弟姐妹、谁的父母、谁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
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是最
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的基础，血缘关系的永恒即是信用。所以，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
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
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
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
“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
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
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体系能运作两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