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
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那怕是晚一点，你这一辈子就永远地
位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以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解放个人。
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
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
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
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儒家“孝道”体系下，
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
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
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
体的人权。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
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
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
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主张的“打
倒孔家店”、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
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
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
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
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
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
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
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期间，他讲到自己的
亲身故事。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
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
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
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
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
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
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就这样，小王父
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另一位亲戚出10万，
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