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阻止了充分隔绝的亚系统的建立
在张力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分离系统，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手段来予以阻止。如果被试在完成任务时感到疲劳，那么，p商便＜1，10名被试的平均P值为0．74，变化范围在1．2和0．5之间。对于这10名被试来说，有5名被试曾经在6个月以前参加过这种正规的实验。当时他们的平均P值为2．18，然而，现在为0．79，重复本身这个事实没有任何影响，正如其他实验所证明了的那样。因此，在疲劳时，能够保持其张力的隔绝的亚系统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 但是，倘若说这些隔绝的亚系统丝毫不能产生，也许为时过早，因为对于成人来说，这些任务包含相对来说一些无关的问题，它们不该被认为是一切可能的张力中的典型问题；我们的解释是，在疲劳时，系统是不太牢固的，在不同部分之间难以建立起有力的隔墙。
从处于兴奋的被试中得到了同样结果，即P＝0．78，在这种情形里，那些导致兴奋的可变的额外张力阻止了小型的亚系统的建立。
完成的任务比未完成的任务更加稳定
为什么在这些例子中P＜1而不是等于1呢？蔡加尼克对此问题提供的答案是令人感兴趣的，而且，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由M．R．哈罗尔（Harrower）从事的完全不同的实验，也证明了同样的原理。回答是这样的：一个完成了的任务是一个闭合的整体，留下了一种充分组织的和稳定的性质之痕迹，而对未完成的任务来说，其留下的痕迹并不具有朝向完成的那种张力，也缺乏由完成的闭合所产生的那种稳定性。由于不稳定，这些痕迹不大可能存在下去，从而在未来的回忆中也不够有力。蔡加尼克指出，这个论点为她的主要结果（即回忆中未完成任务的优势）增添了新的份量，因为它证明了“ 在我们的实验中，与完成形式的稳定闭合相比，各自的准需要（ quasi－needs）的动态张力对于回忆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 p．69）。然而，考虑到哈罗尔的最新实验，简要地提及一下稍有不同的解释看来也是应该的。正是那些留在未完成任务系统中的张力可能使它们保持更大程度的组织。蔡加尼克设定的彼此对立的两个因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正如哈罗尔已经证明的那样，回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一个痕迹所具有的组织，而蔡加尼克的张力则是一个因素，它对于保持这类组织有所贡献。
张力的持续性
那么，这些张力究竟会持续多久呢？这取决于将亚系统与自我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的那种隔墙的持续性。而这种情况又依次成为隔墙的原始牢度的一种功能，以及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力量。然而，由于在我们醒着时，越来越多的张力被创造出来，并在我们的整个自我系统中被解除，因此，任何一种亚系统的隔墙将始终暴露于外部的压力之下，除非隔墙的牢度强大到足以能够经受住这种持久的攻击，我们才能期望亚系统内部的张力会消失。在蔡加尼克实验中创造出来的亚系统不可能具有那种性质，所以我们应当期望未完成任务的优势将会消失，如果在最初的实施以后很久才进行回忆的话。这种预测通过特定的实验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让11名被试在最初的工作以后经过24小时再进行回忆，结果得到的平均P值为1．14，其中有8名被试，他们在6个月以前参加过这种正规的实验，曾得P值为2．l，现在的P值则为1．13。
时间本身并不是产生差异的原因，而是由于它包含了其他一些发生的事情，这已为新的实验所证明。这些实验在操作和回忆之间设计了更短的时间间隔（1－30分钟），然而，在这段时间间隔内充满着高度的情绪体验；正如蔡加尼克所指出的那样，被试的系统被彻底动摇。6名被试得到的平均P值为O．64。
如果时间间隔是在醒着时或睡眠时消逝的话，那么，是否12小时的时间间隔对于保持应力系统具有不同的效应呢？了解一下上述问题将是有趣的；詹金斯（Jenkins）和达伦巴哈（Dal－lenbach）根据上述模式所作的倒摄抑制（retroactive
inhibition）实验对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小型的亚系统中，强度不太高的张力可能会随着隔墙稳定性的丧失所产生的“ 泄漏 ” 而消失，这种情况已经得到证实。但是，在根据这些情况而对更高张力和更大亚系统的其他情况进行概括时，人们应当谨慎从事。人们确实有可能被诱使去解释下列微不足道的说法，即时间会通过这一原理治愈一切创伤。但是，当我们考虑属于自我核心的十分强烈的需求时，这种泄漏过程的动力学可能属于不同的种类。
与自我的中央部分的交往：自己
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与蔡加尼克研究相关的最后一个要点。迄今为止，我们把张力归因于被试对任务的接受，也就是说，归因于他们解决这些任务的意图。但是，存在着两种其他的可能性：（1）任务本身的未完成状态（撇开解决任务的原始意图不谈）也可能产生朝向完成方向的应力。这个原因（在我们后面探讨思维问题时加以讨论）也许在蔡加尼克的实验中被忽略了。（2）这些任务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处于交流状态。蔡加尼克发现，在她的被试中有9人似乎特别雄心勃勃。这些被试的平均P值为2．75（这是与一般的平均值1．9相比较而言的），变化范围为6－1．5。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失去了解决任务的办法意味着“ 失败 ” ，意味着成就已经跌到了他的 “ 个人标准 ” 以下，意味着自我系统（ Ego
System）的那个部分的一种明确的感情[我们把这个部分称之为自已（self）]。关于这个自己系统（self
system）的重要性，它在行为中的动力学，以及它与成功和失败的关系，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实验任务与自已（self）的交流是通过雄心进行的，或者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那么未完成任务的张力一定会变得格外强烈，但是，有些被试则把他们的自己完全排除在实验以外，他们瞧不起这种孩子气的拥有，结果，他们的张力就远远处在平均水平以下，他们（6名被试）的P值为1．1。
自我的复杂结构的结论
这些实验把我们导向基本的界限以外。在这些实验所研究的相对暂时的亚系统上，它们把我们直接引向一个永久性的亚系统—— 自己（ self），它的张力比其他亚系统的张力大得多，反映了一种与我们的表面意图的难需要相反的真正的需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自我复杂性的性质的新的洞察：亚系统并不简单地并行存在，它们是以各种方式被组织起来的。一种组织原则是表面一深度组织（surface－dopty
organization）。自我（Ego）是有要核的，这个要核便是“ 自己 ”
（self），而包裹着这个要核并与这个要核进行各种交流的是其他亚系统，不同层面均是如此，直到我们到达表面为止（它是最容易触及的，而且也是最容易释放的）。另一种组织原则涉及到不同系统之间的交流，这是第三个相关的优势。
执行者
我们在前面说过，活动是解除现存应力的结果。该目的能以各种方式达到，对此我们将介绍“ 执行者 ” （ the
executiVe）这个名词。执行者包括解除应力的活动或对这种解除作出贡献的活动等方式。
并非所有的应力解除都是活动
然而，并非所有的应力解除都是活动。例如，感觉组织（其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感觉场中剩留极小的张力）就是没有活动的应力消除。活动发生在这种组织的场内，并经常减弱场内的应力。但是，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在第一种感觉组织实现以后，其中的应力如此强大，以致于在没有活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对执行者不加干预的情况下也能使之改变，而且我们能在思维过程中找到类似的事件。我们暂且不去考虑这些情况，而是讨论执行者的运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者将通过人体产生的运动或人体某些部分产生的运动来解除应力。于是，在视觉中，执行者通过调节、凝视和会聚来工作；促使我写信的应力通过我的实际写信（当然还包括实际的躯体运动）而得到解除。如果说在许多事例中它是正确的，那么能否说它适用于一切事例呢？也就是说，执行者是心物场开创并调节身体运动的力量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能够考虑至少两类应力解除的情况，其中，一般的运动现象丝毫不起作用，或者不起决定性作用。态度属于其中一类情况，思维则属于另一类情况。让我们以后者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们曾在前面提到过，我想写一封信的愿望可以通过仅仅在“ 我的大脑里 ’ 写这封信而暂时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在 “ 思维 ” 中写这封信。通常，这不会减轻我的欲望，但它确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减少现在张力的过程，这是事实。现在，在该活动中没有实际的运动需要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如同内心独白前的早期发声那样，这些运动本身也不会以调节那样的方式来解除应力，正像我觉得太热时脱掉外衣一样。思维过程本身在我们的例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发声运动只有当它们对思维来说必要时才有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面临着一个我想解决的科学问题。一种应力存在着，但仅仅通过思考它又可重新得到解除。至于这是哪一种过程，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但是，不论它是什么，它可能属于执行者。
现在，让我们转到态度上来。有人向我们展示一幅心理测验图，像波林（Boring）发表的“ 我妻子和我的岳母 ” 那种图。我们看到一张脸，然后我们又奇怪地发现另一张脸。我们该怎样消除这种张力呢？我们只须面向着这幅图，改变一下我们的 “ 注意力 ” 所聚焦的那个点，把图形保持在我们的兴趣范围内，并且等待着。当我们处于这种态度下时，图画本身进行了重组，结果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隐藏着的那张脸，于是张力得到释放。当然，我们的态度可能是更加特定的，我们可能试着把某条线看作一张嘴，把某个区域看作一个下巴，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随着感觉组织的变化只具有一种间接的效应。随着我的心中有了这些效应，我便给执行者下定义，我认为，执行者解除压力或对解除这种压力作出贡献。
执行者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标准，通过这种标准，我们可以把各种执行者的作用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种区分是根据执行者所涉及的过程来进行的。活动的实施也可能只具有一种间接效应；例如，在我们上述的心理测验图中，凝视的变化就可能有助于产生组织的变化，或者开电灯可能减轻我们黄昏时阅读所感到的不舒服这一张力。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同样的观点是可以应用到思维上面去的。
我们的两个例子已经使得下面的情况变得十分明显：解除张力的间接方式可能有多种形式，它们可以作为对活动及其动力学进行分类的一个原则。
执行者的控制：三个例子
但是，对于执行者不同形式的区分，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观点。让我们来比较三个例子：调节、写信和逃离危险。在第一个例子中，应力完全局限于感觉场；它是通过由场应力（fieldstress）来启动和调节，并且与自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一种运动来解除的。在第二个例子中，应力完全存在于自我系统之中；解除是由这种应力启动的，它所承担的活动的实际实施可由场（我的笔、纸、垫板，等等）来调节。在第三个例子中，应力在自我和一个场物体（譬如说，一条蛇）之间产生。这种应力引起运动，并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场力的导向。执行者与自我的关系，在这三个例子的每一个例子中都是不同的。在第一个例子中，自我与执行者没有关系；在第二个例子中，自我是执行者的主要原因；在第三个例子中，应力存在于自我和一个物体之间，随着该物体被移去，应力也就正常地消失。
对上述最后一个例子的两种可能解释
上述最后一个例子是我们先前没有考虑过的，它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在第一个例子中，执行者显然在感觉场的控制之下；在第二个例子中，执行者同样明显地在自我的控制之下。但是，在第三个例子中，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有可能出现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自我一物体（Ego一object）的应力控制了执行者；第二种选择是，在这个例子中，实际的控制也属于自我。对这第二种可能性的争论将是这样的：蛇引起了恐惧，也就是说，在自我内部有某种强烈的逃脱的需要，而且正是这种自我需要引起了实际的运动。这种解释可能指出下面的事实，活动在产生应力的物体已经从场里消失以后仍还保持着。人们在脱离危险以后还会为昂贵的生命奔跑一段时间，而恐怖的情绪即便到了那时也不一定会平息下来。此外，对特定场物体或事件的强烈反应可能在系统里留下张力，这些张力将会作为神经症状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出来。总之，有充分证据来进行下面的假设：在这些例子中，一个或更多的自我系统受到强烈影响，自我系统的张力是产生行为的原因，执行者完全处于自我的控制之下。
勒温关于需求和需求特征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论
勒温关于需求和需求特征之间交互关系的理论看来也采纳了这种解释。他说道：“ 在某种程度上，下述两种观点是相等的，即 ‘ 存在着这种或那种需要 ’ 和 ‘ 这种或那种物体范畴具有对这些或那些活动的需求特征 ”’ （ 1926年a，p．353）。
这种观点导源于若干事实，在这些事实中，由于需求得到满足，需求特征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了特定张力的解除。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即使美味佳肴也不会再吸引我们了；那只使我们的谈话中断，并使我穿过马路去寄一封重要信件的信箱，在我返回的路上又与它擦肩而过，这时它对我毫无吸引力了。此外，“ 当一个人的基本目的改变以后，他的世界也经历了一场基本的改变 ” （勒温， 1926年a，p．353），这是因为，一切需求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原先无关紧要的事物现在变得有诱惑力和重要起来，令人厌恶的事物可能让人觉得无所谓，吸引人的事物却变成讨厌的事物，如此等等。
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论点中没有一种是绝对结论性的。第一种论点可能意指，在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形里，原始应力来自场物体，自我变得充实，以至于它自己的应力参与到执行者的控制中去，而且最终具有对执行者的完全控制，尽管原来执行者是处在物体一自我应力的影响之下的。另一方面，勒温承认他称之为“ 场活动 ” （ field－action）的那种活动类型，“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直接按照场力而发生的活动 ” （ p．378）。
如果我们承认物体-自我的应力能够作用于自我的话，则我们便承认物体对自我施以直接的影响。一个同样似乎有理的假设是这样的，同样的应力可能影响执行者。事实上，很可能这种影响比其他影响更快速；用张力去充实一个自我系统，借此控制执行者比起它直接地去影响执行者，前者要花更多的时间。由情境引发的一种迅速活动往往先于情绪而产生，这一事实似乎支持了这种解释。但是，在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来采纳这种选择之前，我们将必须深入到需求特征的本质中去。
勒温所谓的需求特征是什么呢？让我们根据一个十分普遍的观点来探讨这一问题。
需求的特征
迄今为止，我们对整个场的描述是不完整的。我们已经强调过若干分离的物体（形成行为环境的物体和构成我们自我的物体）中场的清晰度，但是，我们没能明确地强调下述的观点，即组织的产物是一个统一体，尽管在这统一体内各种部分都有其不同程度的独立性。随着行为环境的发展，这种独立性通常十分巨大。从我办公桌的右方搬走电话机并不改变我面前的书本，无数的其他例子也证明了同样的观点。另一方面，把一堆烟盒放在埃及小雕像旁边，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后者的效果，同样，我们也不会把一幅雷诺阿（Renoir）的画和一幅丢勒（Durer）的画并排挂在一起，或者把一只中国花瓶放在一只现代的钢桌上。这一事实表明，行为物体的分离并不是完全的，每一个物体都有一个围绕着它并由它所决定的“ 场 ” ，因此，从相反角度讲，如果这个场被另外的物体或另外物体的场弄得变形的话，那么它也会受到影响。事实上，我们对此情况已经讨论过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也就是贾斯特罗错觉（ Jastrow
illusion，第二章，见边码p．32），我们看到，一个场物体对另一个场物体施加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人类领域，而且也已经证明适用于小鸡领域。当然，在一个方面，贾斯特罗错觉是与我们的其他例子不同的。在这种错觉里，让我们再次运用苛勒的术语，其效果是“ 内隐的 ” （ silen）；我们看到两个大小不同的圆环部分，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种差别是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相反，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变化的实际效应要比错觉例子中的效应更少引人注目—— 例如，若想描述在引进了雷诺阿的图画以后，丢勒的图画在哪个方面发生了变化，这是更加困难的 —— 但是，经验本身出现了相互影响，也就是那种不相容的感觉，它阻止我们以这样的结合方式把图画悬挂在一起。
人们肯定不会反对这样的论点，即总是会有许多人既不会在雷诺阿的图画挂在丢勒的图画旁边时察觉到丢勒画中的变化，也不会感到这样一种安排有着哪怕是最轻微的不和谐。我们谈论的影响是存在于图画之间的影响，这些图画不是作为地理物体，而是作为行为物体来看待的，行为物体是依赖有机体的，行为物体是有机体的行为物体。只有当两幅画都被“ 适当地 ” 观看，而不是仅仅作为两幅画来观看，或者作为价值几千美元的艺术作品来观看时，雷诺阿的画才会对丢勒的画产生影响。
离题谈一下美学
关于什么是两幅画的“ 适当的 ” 外观这个问题纯属美学问题。我们想对此稍微讲几句，因为这个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解决此刻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一件艺术作品的“适当特性”
许多心理学家和相对论者（relativists）一般会问，究竟有没有观看一幅图画，倾听一段音乐，理解一首诗歌，欣赏一部戏剧的“ 适当 ” 方式呢？科学除了尽可能描述所有方式以外（在这些方式中，艺术作品广义上讲得到了理解），还可以做更多的事吗？科学怎样在人与人之间作出区分，并将更大的权重归因于一个人的理解而不是另一个人的理解呢？科学怎样引入价值（客观标准），按照这种价值，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你应当以这种特定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看这幅画呢？
这种相对主义的论点似乎有点道理；它还从下列事实得到了支持，即由于美学家和评论家坚持并拥护一些绝对标准，因此当他们拒绝欺诈性地强加于一些艺术作品上的不实之词时，常常容易被人们误解。然而，正是这些艺术作品后来却被人们公认为传世名作。文艺评论家的这种失败（在任何一种艺术的几乎每一个新运动中都曾发生过）难道不是结论性地证明，科学家除了登记一些不同的反应以外，倘若不对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作出评价的话，便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吗？评论家拒绝接受梵· 高（ Van
Gogh）并阻止他在有生之年出售他自己的作品，难道当年的那些评论家比我们今天欣赏梵· 高作品的那些评论家更加愚蠢吗？
我们可以轻易地拒绝这样一种简单的解释，不接受相对论者从这样一种拒绝中得到的结果。首先，相对论者的论据忽略了图画作为地理物体和行为物体的区分。但是，单凭评论家不同意行为物体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他们发现了事物的美或丑，如果我们所谓的事物是行为事物的话（这些事物是唯一能够直接影响他们美学判断的事物）。地理事物在我们的两位评论家中间会产生两种极其不同的行为事物，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必然会发生的。如果我们把两位评论家称为A和B，把地理图画（或者其他艺术作品）称为民把两个行为的艺术作品称为Pa和Pb，那么A之所以喜欢P1是以Pa为根据的，而B之所以不喜欢P1也是受Pb所制约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A像B一样不喜欢Pb，而B像A一样喜欢Pa，如果两人中任何一人能意识到这些行为物体的话。现在，尽管不可能使任何一个Pa都绝对像一个Pb，但是，使它在基本方面做到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即基本到可使B从谴责转变为钦佩，或者使A从街头赞美转变为蔑视。在艺术欣赏中，对我们的大多数教育而言（如果不是最重要部分的话），所要达到的正是这个目标，而且，正如我认为的那样，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于是，美学家就该提出他的问题，即关于一般标准的存在问题，首先是关于Pa、Pb的一般标准，然后是Pa、Pb和P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艺术家创造了一个P，只有通过中介P，才能产生Pa、Pb。我们只能考虑第二个问题，即关于油布上的油彩和图画体验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它是对我们先前问题的更为一般的阐述，即是否存在观看一幅画或倾听一段音乐的“ 适当 ” 方式。这样一种适当的 Pa（如果它存在的话）是好还是坏，将视情形而定；为什么它好或环，是一个我们不想作答的问题，因为艺术理论不是我们的课题。
让我们回到事实上来，Pa、Pb并不是P的简单功能，而是A、B的简单功能。我们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即Pn＝f（P，N），该公式是运用我们定理的一种简明形式，它表明，对于艺术欣赏而言，每个行为物体依赖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为了理解Pn与常数P的可变性，我们必须考察N的可变性。如果我们将N的范畴限于正常的个体，那么我们就把一些诸如色盲、缺乏清楚发音能力等不正常的个体排除在外了。这便留下了对我们的特定问题来说具有更大重要性的其他一些人。这是因为，每个N都是拥有自身历史的一个有机体。每一位评论家，在面对具体情形时，已经见过许多幅图画，而且已经形成对这些图画的品味。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新概念，一个与我们的格局类别相似的概念。若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正视每个个体的全部现实（这里所谓的全部现实还包括时间），我们还应当对行为世界本身补充另外一个新特征。当我们把行为世界描述成在特定时刻由若干分离的物体所组成时，我们便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写照。但是，当我们超越特定时刻时，我们又必须加上另外一段陈述：从时间上考虑，出现在我们行为世界中的大多数物体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一个新物体出现了，它是大的，黄的，带有紫色的装饰物，用银色的书夹来装饰，等等。总之，这个新东西与我们以前见到的每个东西有所不同，原来它是一本书。我们走在纽约的街道上，看到男人和女人，尽管他们都是陌生人。概括地说，若从时间上考虑行为世界的话，它是由大量的物体类别所组成的，这些物体类别的数目比一切个别物体的数目要小得多。这样一种类别是一个十分实际的心理学现实，因为它决定了个别事物的实际出现。对我们来说，穿着本土服装的一名中国人或巴布亚岛人可能显得奇怪，但是，与此相似的是，如果中国人或巴布亚人第一次与白人进行交往，那么，我们对他们来说也显得有点奇怪。在这些例子中，存在着力的冲突：一方面，其他民族的人仍表现出人类的各种特征；另一方面，他与业已建立起来的人类类别的图式（schema）并不相符。这种冲突的结果可能采取多种形式，我们将仅仅提及其中两种形式。如果这种冲突并不孤立地发生，而是变得相当有规律，那么，类别图式本身将会受到影响：人类将会变成这样一种东西，他的皮肤可能具有颜色，他的主要特征能以不同形式来呈现。但是，尽管这是解决冲突的最稳妥的办法，遗憾的是，这种稳妥的解决办法不是很容易达到的。通常，类别图式保持着不受影响，并决定了个体的特征，尽管这些个体提高了属于类别图式的要求，但仍然在某些令人注目的方面与这种类别图式发生偏离。因此，类别图式形成了一种格局，或者说标准，与这种格局不相配的东西，或者与这种标准不一致的东西，都被视作低劣的。那个陌生人被视作野蛮人；他在每个方面都是低劣的，仅仅因为他与类别图式不同；他的智力较低，不够诚实，反应呆滞，等等。这可以简单地用于我们的文艺评论。当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时，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与所有其他物体不同的特定物体，而且，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种图画，也即一种类别的成员。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与我们图画图式的相配程度。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里，照片刚刚被介绍进来，由于对此没有什么标准可言，因此这个新发明受到了欢迎，每张照片都是合乎情理的。于是，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前苏联一城市名）人们看到沿街站着一些摄影师，他们拥有最蹩脚的背景，即以粗俗形式画的油画，上面描绘着丑恶的物体，顾客们便站在这些背景前拍照。请注意，这种事情发生在具有华丽外表的伊斯兰建筑的城市里。道理很简单，伊斯兰宗教禁止拍照。那里的人民是在没有照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随着旧的政治体制的崩溃，宗教体制也崩溃了，照相技术因此被介绍进来，而且作为新秩序的一部分，其本身是一件好事。当然，结果可能太容易，致使这些建立起来的照片图式是一个很糟糕的图式，这是确实的。由于这些人缺乏无生的品味，因此他们无法解释认可怕的照片中得到的喜悦，这也为下面的事实所清楚地证明，即他们不接受爵士音乐。他们有自己的音乐，而且还忠实地坚持这种音乐。
然而，我们的评论家也有一种照片图式。如果他们的图式与我们的大多数图式一样刻板，那么，他们必然会把一个不符合他们图式的新的艺术作品理解为低劣的。但是，从历史角度讲，图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新的作品产生得越多，它们越会对照片图式作出贡献，尤其是因为不同图式相互之间不是互不关联的。促使一个或几个画家画出新图画的同样一些需要，也会使得建筑师建造出新的大楼，音乐家创作出新的音乐，诗人写出新的诗篇，甚至使裁缝设计出新的时装。同样的力量出现在不同的场内，形成不同的类别图式，而且彼此支持。此外，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图式并不十分刻板，以至于在一个新物体出现时不会无动于衷。因此，如果我们的评论家对梵· 高感到欣赏的话，倒不是由于他们本身是更优秀的评论家，而是由于他们比起那些拿着梵 · 高的画当众嘲笑的人更有机会去发展其他的图式。
小结：作为我们整个行为环境的时间特征的类别
让我们暂停一下，以便考虑迄今为止我们的收获是什么。我们已经在描述和解释我们的行为环境时补充了一个类别，暂且撇开它在美学中的价值不谈，它在把时间引入我们世界的结构方面具有高度的重要性。风格、时尚、方式，甚至还有伦理道德，都是同一基本原理的反映，也即用它们的特殊“ 水平 ” （ lev－els）发展类别图式。这些类别水平（class
levels）起着一种完全可与空间格局相比较的作用，因为它们也“ 使事物各就各位 ” 。
由于引入了类别水平，并且表明它对事物外观的影响，因此我们至少为在美学中引入绝对标准敞开了大门。如果一个艺术作品由于不符合图式而受到谴责，那么，并不是它的优点受谴责。用我们的上述术语来表述：作品P被拒绝是由于它看上去像P而非S，P是由它与图式S的偏差所决定的，而不是在没有任何图式的情况下出现的，或者在没有评论家的特定图式参与下出现的。
类别图式和绝对值
相对论者可能会承认所有这些陈述，将此作为支持他自己观点的一个论点来解释它。他将说：每一个Pn必须被视作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经验。我们甚至还可以深入一步，并且发现，从历史角度讲，Pn倾向于首先出现，而且逐步消失，以有利于其他成分。通过研究这些变化的原因，我们甚至能够解释美学欣赏的历史，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超越单纯的事实而进入价值领域，在整个调查的任何一点上，不会出现“ 适当的 ”Pn问题。但是，持这种论点的人恰恰忘记了艺术家，他们创造了P，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意欲创造某种明确的东西，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受到我们称之为Pa的观念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即任何一种特定的Pa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也不关心这样一种区分是否有效；我们并不考虑艺术家所创造的那个P是不是对Pa的适当表述，也就是说，Pa是一个事物，它将在合适的人身上产生一个基本上与Pa相像的Pn。这里，我们的观点是：Pa的存在引入了一个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在Pn之间作出区分。它们中间最合适的Pn将最接近于Pa。如果我们知道这个Pa是什么，那么这将是一个完全有效的标准。但是，一般说来，艺术家除了为我们留下P，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然而，Pa的存在证明了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适当理解和不适当理解的区分，即便我们在一个特定事例中无法决定哪一个是适当的理解。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收获。对于一切实际的目标来说，这个小小的收获将使相对论者的地位不被动摇。但是，我们还可以深入一步，尽管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指出这一步可能选择的方向。
我们到音乐会去聆听一位钢琴家弹奏一首乐曲。评论家会对他的弹奏进行一番议论，无非是好还是不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的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他按乐谱来弹奏，也就是说，他把乐谱的一切音符都弹奏得很正确，速度和节奏也很适当。但是，用此判断一位钢琴家的演奏是既不充分又不必要的。有个人可能会以完美的技巧和正确的方式来弹奏，然而，评论家和听众仍然感到失望，因为他那翻版式的演奏显得空洞无物。但是，另一个人可能以极大的自由度来弹奏，并不拘泥于乐谱，但是他却产生了激动听众的效果，致使评论家这样说，尽管他弹得不够正确，但是他却对作品的精神给予了比那位弹奏得正确的钢琴家更为忠实的处理。我毫不怀疑作曲家会同意评论家的这种判断。一位著名的演奏家或指挥家往往比作曲家本人更好地表现作品，这也是作曲家会欣然承认的。看来，上述事实表明，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P要求某个Pn，而不是另一个
Pn，而艺术家的演奏（他在P、乐谱和Pn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是根据产生适当的Pn的能力来判断的。
这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当我们讨论知觉定律时，我们看到，对于大多数刺激分布来说，有一个十分稳定的组织。当我们第一次观看图50的图形时（见边码p．173），我们感到困惑；在这幅图形中，有的东西不正确。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些杂乱的线条而加以抛弃，但是，当我们反复观看它时，我们将对它的混乱性质感到不满。看来，图形中的某种东西要求较好的顺序。一俟那张脸出现，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于是，张力消失了，而且，当我们再次观看同样图形时，我们发现很难再看到原来的混乱状态。现在，看来很清楚，在这个例子中，脸是适当的Pn，线条的杂乱则是不适当的Pn。我们看到，以纯粹的心理学为基础，我们必须承认，在理解一件艺术作品时存在着适当和不适当两种方式。
行为环境中非内隐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要问题上来，即在行为环境中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施加的非内隐影响（nonsilent
influence），例如一尊埃及小雕像与一堆烟盒之间的不和谐。我们说，感到这种不和谐的人们，会以不让这种不和谐出现的方式来布置房间，那么，这些人便具有良好的审美力。据此，我们的的意思是说，他们能以适当方式来观察事物，并且用统一性看待行为世界的较大部分。也有可能在不存在第二种情况的状态下做第一种情况的事情，例如，在拍卖场上，各种东西都是一目了然的。这里，对从事购买的行家来说，其适当的态度是尽可能将每一个物体分离出来，但是，为使我们居住的房间看上去更好些，我们就应把各种物体（它们的场并不相互冲突）看作是一个统一体。反之，如果一个人越不能把一个房间看成是一个统一体，那么他就越不会体验到这种冲突，他对他的房间也就越不会反映出审美能力。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物体的任何一种结合都是可能的，这一事实并不证明（对于另外一些因为风格或特性的不和谐而感到不舒服的人来说）这些丑陋的特征和糟糕的品味就不存在了。由此可见，这种“ 不相容性 ” （ incompatibilities）是那些对之有体验的人的行为世界中的真正特性。我们看到，即便在行为环境中，组织也不是完全内隐的。
物体和自我之间的动力关系：决定我们行为的事物
根据我们行为环境中围绕着物体并影响其他物体的力量场（fields of
forces），我们现在转向存在于物体和自我之间的动力关系。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物体是有吸引力的，有些物体是令人讨厌的，还有一些物体则是无关紧要的（这里“ 有吸引力 ” 和 “ 令人讨厌 ” 两个术语是从广义上讲的），则我们对行为环境中物体的描述将是不完整的和不适当的。现在，对一个物体来说，具有吸引力就意味着场内有一些力起始于物体，它们倾向于缩短物体和我本人之间的距离；相反，令人讨厌的事物也是一样，而无关紧要的物体则不会对我施加这样的压力。在吸引人的物体和令人讨厌的物体这两组物体中，还存在着各种特征。一只把手被旋转，一个台阶吸引一名 2岁孩童爬上去跳下来（勒温），巧克力被人吃，山被人爬，等等。但是，令人讨厌的一组物体则较少区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种消极的行为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少依赖特定物体（消极行为是通过这种特定物体而启动的）。然而，我们可以区分出逃脱和回避反应，以及破坏性反应。逃脱和回避反应的范围很广，从单纯的眼睛转向到惊恐的逃离；至于破坏性反应，我们认为，它的存在范围从撕一张纸到现代战争的猛烈炮火。
这些力量的起源
无论如何，我们环境中的事物告诉我们它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它们可能或多或少紧迫地这样做并以任何一种程度的专一性这样做。但是，它们这样做表明了这些物体和我们的自我之间的一个力量场，一个在许多情况下导致活动的场力，而且，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内隐类型。那么，这些力量是怎样起源的呢？
例子：
1．信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从信箱开始。当我们口袋里装着一封信时，信箱便具有吸引力，但是，当信寄出去以后，信箱便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在这个例子中，信箱作为视觉物体，其特性不对我们的活动负有责任。英国的红色信箱与美国的绿色信箱或德国的蓝色信箱具有同样的效应。我肯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信箱，换言之，这些物体肯定获得了与我的行为的一种明确关系。然而，这些物体一俟获得了信箱的特征以后，便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直接影响我的行为，也就是当我想去寄信的时候才会直接影响我的行为。因此，它们的动力功能是去影响一个延迟的活动的实际实施；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影响自我，即原先处于张力之下，对执行者尚未施加控制的系统（也就是去寄信的意图），此时却获得了控制。然而，活动本身最终是从这一意图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是从特定的自我系统的张力中产生的。这个例子是众多例子中的典型例子。它是勒温关于需求和需求特征的相互作用理论的例证，因为正是红色物体或绿色物体或蓝色物体的这个方面使我接近于它，并将一封信投到它里面去，勒温把这个方面称之为它的需求特征。确实，如果没有寄信的需求，那么，尽管这个物体在我的场内不是作为一个有色物体出现，而是作为一个信箱出现，仍然不具有这种特定的需求特性。因此，动力的情境是这样的：我有一种需要，此刻无法得到满足；接着，在我的场内出现一个物体，它可以解除这种张力，于是这个物体便具有了一种需求特征—— 特定物体的出现，以及它被赋予一种需求特征，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时刻出现的，但是，也有可能物体与需求特征同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将会在物体的第一次组织中起作用；由于我们对这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得以实现的条件尚不清楚，所以我们忽略了这种差别。
下一步是，我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未被解除的张力控制了执行者；但是，活动却由具有需求特征的物体来调节；换言之，执行者也必须处在力的影响之下，这种力作为需求特征，也是由物体派生的。由此可见，从动力角度讲，这种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因为自我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首先，它通过它的一个亚系统的张力决定了场的组织，然后，它的活动被已经具有吸引力的（或令人讨厌的）物体所决定。然而，即使在这一情形里，如果我们不让自我和物体之间的力量对执行者施加某种影响的话，尽管在物体出现以前就存在的自我张力是执行者的主要促动者（或者说是执行者的主要司令官），我们也无法描述这种情境。
2．食物
让我们从暂时的准需要、意图、决心等转到更为基本的动机上来。饥饿的动物会被食物所吸引，但是，饱餐以后的动物则对同样的食物不予理睬—— 这再次说明了需求和需求特性之间的紧密相关。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返家时，牛排显得多么的美味，但是，盛宴以后，我们对它又何等地冷淡。它不再被看作是同样的东西了，因为它失去了需求的特征。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牛排而不是餐巾或烛台使饿汉看起来美味可口呢？提出这个问题似乎很蠢，因为前者可吃，而后者不可吃，这是我们通过经验习得的。但是，我想改变一下我的提问方式。为什么一个幼小的饥饿动物，例如一只小鸡，去啄食某些东西而不啄食另外一些东西呢？小鸡怎么知道它啄食的东西是可以吃的呢？这个问题很容易通过反问而被撤销，我们可以问：我怎么知道小鸡会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