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尝试着把所有的例子结合在一起，从中提取它们的共同经验，以此发现随意活动的本质，那么这样做显然是荒谬的。如果用一种“我想”或者“我同意”的经验去界定在此之前发生的随意活动，并用这种经验的强度去测量意志的强度或至少去估计意志的强度，那将是错误的。正如勒温已经指出的那样，像“我想干这干那”这种十分强烈的决心，多半表明了我实际上不需要它，结果便是我实际上不去做它。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一些条件下，决定去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我想干这件事”的经验可能并不真正表明强大的和决定性的力量。
场活动和控制活动
但是，我们的程序不可能从这些意志－经验（will－experie－nces）中出发。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例子表明，我们把许多活动称为随意活动，它们是不伴随着这种经验的。相反，我们必须对不同情境中的动力进行功能分析。这样一种分析使勒温把“场活动”（field－actions）和“控制活动”（controlled actions）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涉及到对执行者进行控制的力量，但它不是对下述情形的简单区分，即把完全受环境力量或环境-自我力量所控制的活动称作场活动，把完全受自我力量所控制的活动称作控制活动。对于纯粹的冲动或本能活动来说，诸如一个饥饿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受自我力量所控制的，而一种真正的控制活动，诸如从燃烧的房子里营救一个人，则是在环境的有力控制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冲进他那着火的房子，结果抢出来只是一顶破旧的帽子，而非那些无法替代的手稿，那么，这个人的活动便不能称之为控制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活动中，自我未被动力地涉及到，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活动称之为随意活动。但是，这种区别不是具有自我之力的活动和不具有自我之力的活动之间的区别，而是自我组织和非自我力量之间的区别，它解释了勒温的区分。在讨论一种意图的无控制执行时，勒温说道：“在这种情形里，该过程似乎是通过先前存在的情境力量［心理场（psychic field）」而发生的，意图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而被补充，活动本身按照这种新的力量分布而以完全冲动的、无控制的方式自行发展”（p．377）。
意图
根据我们上面摘引的话语，一个意图的执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毋须控制的活动。我们可以称它为随意活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下决心的活动“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创造是有控制的活动，而需要的解除可能仍是有控制的或无控制的。
力的冲突
如果自我和场力具有同样的方向，那么我们是否仍应谈论有控制的活动，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这些力中究竟哪一种力更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我决心对A这个人表示友好，我期望中的A是一个自负而骄横的人。结果A来了，他快活而简朴。于是，我自已的友好反应便不再受到控制。可是，当A与我的期望一致时，情况又完全不同了。这里，场力将通过自身的作用激发我去给他一点教训，但是，我的决心又把我从不同的方向拖了回来；只要我坚持自己的决心，我的活动是会得到控制的。所以，控制的活动意味着冲突的力量，这一观点是与那些认为意志导源于冲突的意志理论［例如克拉帕雷德（Claparede）的理论，1925年］完全一致的。
作为基本的动力学结果的随意活动的多样性
这样的冲突将依靠力的组织来解决，而力的组织依次依靠自我的场组织。一俟具有强大的场-自我的统一，那就极少有冲突发生或者甚至没有冲突发生，这时场活动将具有规律。如果自我被强烈地分隔，那么一切便有赖于运作力量的相对强度，而运作力量又依次依靠特定自我的性质。麦独孤在他的《概论》（pp．443f．）一书中讨论了与意志行为有关的各种人格类型。有道德的运动员瞧不起任性和放纵，并与环境进行斗争，以便增强他的优越感；而一个以码头和海港为家的流浪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到处漂游，他的自我已经丧失了一切自尊。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无数的其他可能性，正如在场和自我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隔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形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把一种活动称为随意活动或非随意活动的原因。前面，我们批判了一种夸张的唯理主义，它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同样，事实也诱使人们对过度膨胀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进行批判，这种唯意志论是从同样的土壤中冒出来的。给一名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做出仁慈举动的人以较高评价，而对于另一名愉快地做出仁慈举动的人则评价较低，这是整个场内过度隔绝自我并给它过大的支配权这一倾向所产生的荒唐结果。鉴此，我们可以向一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学习，他严肃地批判了那则葡萄园寓言，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拒绝前往并最终前往的儿子要比他的兄弟差得多，道理很简单，他的拒绝冒犯了父亲。自我－环境动力学不仅具有个体情境的特征，而且具有个体的特征，以及较小的团体和较大的团体的特征。它们甚至会使民族的特征，伟大的历史文明的特征，清楚地显示出来，不论是古还是今，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情形都一样。
特殊的问题：遗忘、习惯
我们关于意志的讨论还把我们引向虽低下但却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它们对于确切地阐述我们的要义是必要的。具有真正实验性质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这些观念确实是勒温学派的研究赖以完成的基础，我们经常提及它们，而且我们将会重新遇到它们。此外，我将仅仅提及（但不进入具体细节）G·比伦鲍姆（G·Birenbaum）对意图遗忘（fofgetting of intention）的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记忆问题，而是意志活动的问题。遗忘这个术语在我们的习语中有两个极端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意指我们“不能”记住，另一方面，它意指，尽管我们的记忆能力未受损伤，但在特定时刻却未能记住。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开普勒定律（Kepler’s laws），无论如何努力都使你无法回忆起这一定律——这是第一种含义的例子。当你去上课时，你原本打算在路上寄出一封信，可是你却忘了，现在你记得信仍旧在你的外衣口袋里——这是第二种含义的例子。比伦鲍姆所关心的正是这第二种含义。它产生了一种情境，在这情境中，如果决定得到立即贯彻，结果是张力的解除。但是，如果决定未被立即贯彻，则决定必须再度贯彻。它表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需要将被再度创造出来，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需要则不会被再度创造出来；在第一种情形里，随意活动将得以贯彻，而在第二种情形里，随意活动将被遗忘。
另外一个遭到实验抨击的问题是意志对习惯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我们讨论“习惯”时再提及，也就是搁至第十二章再讨论，至于第十一章，我们将讨论遗忘的一般问题。
结论和展望
让我们在作出结论时回顾一下我们关于活动的讨论取得了哪些结果。这一讨论贯彻了我们根据场力来描述行为的大纲。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引入自我，我们必须论证我们关于环境场的知识，这些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提及过。行为问题本身被分解成自我-场格式塔的变化问题，也就是自我的亚系统之间的关系所经历的变化。通过我们对外显组织和环境物体的动力特征的讨论，我们至少能够表明行为的真正地位和含义。我们看到自我和环境之间的界线是如何发展的，更大的分化是如何取代先前更大的统一性的。我们懂得，如果把自我-物体的关系视作认知的关系，那么这种自我-物体的关系是虚假的（见边码P．361，第八章）。甚至对认知问题而言，我们也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结论。行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可以理解的，毋须刺激和反应这类简单的公式，它们是在遵循动力学的一般定律的基础上发生的。然而，我们对行为的描述仍不完整。我们偶尔遇到三种不同的欠缺：首先，我们反复地看到目前的行为有赖于早期的行为。尽管我们不断地抨击传统的经验主义，但是我们本身仍坚持经验的影响。我们甚至还介绍了一种新的记忆假设，它与我们的主要理论紧密相关。但是，鉴于我们目前的有限知识，它仍然只能向人们表明记忆如何起作用，经验如何获得，过去如何影响目前，等等。换言之，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方面研究学习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陈述不会使任何一种新原理的介绍成为必要。学习遵循着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确立了的组织定律，如果在我们的考虑中包含更多条件的话。本书的一贯做法是，从简单条件开始，进而引入越来越多的复杂条件，由此观点出发，学习必须放在后阶段讨论，因为在学习中运作的条件具有很大的复杂性。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欠缺可由思维这个词来表明。使我们的行为得以实施的环境不仅是实际地和明显地存在着的行为环境，而且也是我们想象的或思考的环境。这种环境是人类巨大成就的原因。没有这种环境便没有科学和艺术。与这种环境紧密关联的是我们的语言和我们业已发展了的相似的符号功能。如果没有一种语言理论和其他的符号功能，最终解释思维和想象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把语言研究从我们的课题中排除出去了。这种限定是必要的，因为除了对这个令心理学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提供极端肤浅的陈述之外，我们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东西。
最后一个欠缺涉及行为的社会方面。行为环境除了包括其他一些物体之外，还包括我们的生物伙伴，不论是我们人类，还是狼或蜜蜂。这些生物伙伴对我们行为所起的决定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一些环境物体。如果不研究社会方面，那么不论行为环境，还是自我或行为，都不可能实际上得到理解。只有作为群体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人类才能借助其行为来产生文明。由于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行为，以便使这些结果可以理解，因此，我们将对社会心理学的若干问题开展讨论，以此作为我们最后的贡献。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考夫卡著 傅统先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