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了对比律，因为它似乎例证了其他定律的作用，而不是过程-痕迹交流中的相似性。当我们引入这一课题时（见边码P．605），我们指的是良好连续和闭合的更一般定律。对比应当被视作这两个因素的特例，主要鉴于历史的原因而被选择，对比律是最古老的联想定律之一。当然，我们关于对比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以闭合定律和良好连续定律为基础的其他关系。当我们讨论思维过程时，我们将重新提及这一议题。
影响交流的态度
我们现在转向在产生交流的选择过程中具有巨大力量的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在勒温的实验和戈特沙尔特的实验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我指的是“心向”或自我的态度。如果我们坚持一贯的主张，将勒温实验中实际上不存在的自发再现解释成是由于缺乏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那么，我们也必须对下列事实作出解释，即再现在特定的态度下容易发生，这是由于（至少是部分地由于）态度对交流的直接影响。态度的作用可能更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一定起了这种作用。与此相似的是，在戈特沙尔特的实验中，态度的效应在于使一个过程与一些痕迹进行交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态度，他的实验便无法“发现”这些痕迹。
这个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态度如何起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提供最终的答案，但是，下列的考虑是想说明，我们的体系包含了哪些明确的可能性，以便勾划出一个答案的轮廓。在我们的再认理论中，我们已经运用了构成我们整个理论的一部分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既作为实际过程又作为痕迹列（cilumn）的整个场被组织进自我和环境中去，这两个亚系统动力地依赖于整个系统的一些部分。同样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当前的问题。让我们再次运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天，我们看到一些图形，图形中有一个“＋”。第二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些图形，其中有正方形这样的图形。如果我们抱中性态度，或者抱着尽可能记住新图形的一种态度（或者抱着一些其他的态度），则我们将看到这个图形是一个正方形，有一根垂线把它的下部一分为二。但是，如果我们在注视这些图形时被告知它们与第一天出示的图形相似，而且我们应当试着从每幅新图形中找出与第一天的图形相似的那种图形，那么，我们便很有可能把这个图形看作是一个十字形外加三条线；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态度里，新图形并没有与旧图形的痕迹相交流，可是在第二种态度里，新图形却与旧图形的痕迹进行交流了。对此，我们必须作出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第二种态度的动力学意义。当我“处于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在某种新东西里面找出某种旧东西时，整个场内发生了什么？由于我了解任务，由于我知道我即将寻找一种昨天曾向我展示过的图形，因此，在我当前的自我和它在昨天获得的某种经验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交流。任何一种过程赖以发生的那个场现在已经包含了由昨天的图形组成的较大的痕迹系统，因为“当前的”自我正在与这个较大的痕迹系统进行交流。所以，当一个新图形被呈示时，它毋须创造这种交流。它需要做的一切便是在这个较大的系统中选择出新图形将十分密切地与之进行交流的特定成员。
让我们暂时把我们的例子简化一下。每天只出示一种图形，譬如说，第一天是＋，第二天是正方形。当第二天存在探究态度时，图形正方形便将印刻在视网膜上，而且在包含＋这个痕迹的一个场内引起一个过程。这样，由图形正方形启动的过程将被该痕迹所改变。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探究态度要比在痕迹和过程之间建立一个交流做更多的事情，它不仅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决定新过程，而且还通过规定这种交流的结果来决定新过程：新过程将按照痕迹未构造。鉴于众多目的，创造下列一些条件将是十分有趣的，在那种情境里，态度只具有在一个过程的场内合并一个痕迹的效应，而毋须同时直接地决定过程。然而，就我们当前的问题而言，讨论一下这个例子已经够了，因为该例子是根据实际的实验（戈特沙尔特）而构筑起来的。它表明，态度是不足以产生这种交流的。如果图形是＠o而不是正方形，那么它就不会与＋的痕迹进行交流，即使它发生在一个包含该痕迹在内的一个较大的场内。此外，如果图形是回而不是＋，那么，交流也将变得更加困难。那就是说，当我们对态度的影响进行调查时，我们必须保持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在即将进行交流的过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中是固有的。
由此可见，通过创造一个痕迹场，态度就会变得有效起来。在我看来，我们理论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为这种效应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记住痕迹列以及它所保留的自我－环境构造，我们还必须记住自我的连续性，它为痕迹列的自我部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结构。通常说来，自我或多或少位于其环境的中央，因此，我们可以把痕迹列的自我部分描绘成它的岩心，而把环境部分描绘成一个矿井，我们必须记住，岩心和矿井是相互支持的。我们知道，矿井充满着张力和应力，它们在不同水平上产生痕迹的聚集和其他一些统一。但是，我们也知道，岩心尽管具有其巨大的内在复杂性，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它要比作为一个整体的矿井来说具有更强的统一性。那么，如果一种态度产生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让我们继续我们的例子：如果我想把现在向我出示的图形与昨天出示的图形联系起来，那么，我的态度是什么，它如何起作用？首先，这种态度具有一种准需要（quasi-need）的特征，它与位于痕迹列顶端的自我部分中的一种张力相一致。这种张力只有通过包含着昨天图形的痕迹列的那个部分才能被解除，因为只有这些痕迹影响过程，今天的和昨天的联系才有可能。换言之，态度要求创造一个场，该场包括了这些特定的痕迹。现在，在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发生在过去的一个特定事件时，我们便把我们现在的自我与过去自我中的这个特定部分联系起来了；我们当前的自我承接了那个特定的过去自我，并且动力地继续承接它。在注视新图形时，我是注视旧图形的那个人，比起我是昨晚去音乐会的那个人来，具有更为明确的意义。我的音乐会自我只不过间接地与我的“心理实验的自我”相联结，可是，我今天的实验的自我是直接地与我昨天的实验的自我相联结的。自我的巨大复杂性「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第八章，见边码p．334）］说明了这些事实。现在，动力连续意味着动力交流，因此，指向昨天出示的图形的态度能使它们的痕迹成为场的部分，因为通过心理学化（psychologizing）的一般态度，昨天的实验自我与众多其他场合的自我一起，已经与当前的自我进行交流了。态度不仅对岩心具有影响，而且也对矿井具有影响，正如态度不仅对旧的自我具有影响，而且也对旧的自我环境中的特定的物体具有影响一样，这一点是不难解释的。因为自我和物体再次动力地联系着，而在当前讨论的例子中，这种动力关系是紧密而又强大的。我们在昨天注视这些图形；它们引发了兴趣、好奇心、志向或其他某种态度，这些都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因此，该事件的整个痕迹必定包含有力的自我-物体联结。当该痕迹的物体部分由于动力的原因（态度、心向、欲望等）而被需要时，自我部分已经处于交流之中了，而场则很容易得到扩展，以便将物体痕迹包含在内。
让我们把这个例子与另个一个例子进行比较，在另一个例子中，没有任何态度可言，不管第一天看到的图形＋在第二天是否还会重现。我们假设，在没有任何态度参与下发生的图形的再认将意味着，“矿井”顶端的一个过程可能穿越其他的痕迹层而与底部的一个痕迹直接进行交流。只有当自我也被牵涉进去时，再认才会发生，这是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的。但是，在当前讨论的例子中，过程将首先在矿井中找到一个痕迹，由此引起的矿井一痕迹将把岩心－痕迹也包括进去，籍此形成了较大的单位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没有相应态度的自发再认应当比具有化应态度的再认更加困难。
近来的研究者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怀疑自发再认的发生，这是很有意思的。勒温发现，存在着一种“认同的倾向”（te-ndency to identify），它对唤起再认中的熟悉性和不熟悉性是必要的（1922年，Ⅱ，p．114），而巴特莱特（Bartlett）则坚持认为“如果标志着一种原始知觉的定向或态度被带入重新呈现上去的话，那么再认便是可能的”（p．193），并且声称“再认有赖于两种不同功能的同时唤起，它们是：（1）一种特定的感觉反应；（2）一种态度，或者定向，我们不能把它们归之于任何一种部位化的生理装置（localized physiological appartus），而是必须把它视作属于正在作出反应的‘整个’被试或有机体”。（p．191）
有可能把勒温和巴特莱特的观点解释为：作为痕迹列的矿井里的一个事件，过程和痕迹之间的交流实际上并不发生。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实验将会作出决定。就个人而言，我并不相信这种观点。但是，我还是认为，“矿井”内的动力关系，也就是环境场内的动力关系，以及岩心和矿井之间的动力关系，可能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在岩心内的动力关系上，也即表现在自我系统上。暂且不管这种信念，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这种信念尚待实验的检验，我承认态度因素的巨大重要性。当我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种选择——不论是自发再认，还是以态度为中介的再认——均不存在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那种“矿井内”的力量甚至在态度使交流成为可能的地方也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在得到新的实验证据之前，坦率地接受一切可以发挥作用的力量的有效性，看来是可以采取的最可靠的立场。
在我们把过程和痕迹的交流作用归之于态度时，我们不仅讨论了态度在再认中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含蓄地讨论了它们在再现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正是通过再现的实验，勒温才证实了态度的效应。由于态度对再现的影响与对再认的影响是一样的，因此，它将在我们的理论中以同样方式被解释。我们再次同意巴特莱特的观点，他说：“一个新的传入冲动必须不仅成为一种线索，一种建立一系列反应并在固定的时间顺序中全部得到贯彻的线索，而且还必须成为一种刺激，使我们直接走向与当前的需要密切相关的过去反应中已经组织了的场景的那个部分中去。有一种方法可使有机体学会怎样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唯一的方法。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已经被发现的方法，而且继续得到运用。一个有机体无论如何必须获得转向它自己‘图式’的能力，并且去重新构建这些图式”（p．206）。在上述引文的开头，巴特莱特系统阐述了我们的交流问题，而在引文结束时，他用自我的活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在巴特莱特的方法和我的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异上唠叨不休，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本书中发展起来的痕迹列理论使得“让有机体转向它自己的图式”成为可能。在巴特莱特的理论中，有机体无论如何必须获得这种能力，而在我们的理论中，它遵循着痕迹列动力结构的假设，以及当前过程的动力学假设。也许，可以更为正确地说，如果我们关于这些动力结构的知识更加具体和详尽的话，那么它将遵循痕迹列动力结构的假设，以及当前过程的动力学假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在前面提供的关于效应的描述是很不完整或不确切的。但是，在承认了所有这一切以后，我必须坚持认为，我那导源于一种场组织的理论是为解释回忆所需要的“转向”而提供的，而在巴特莱特的理论中，它看来没有先前的准备，仅仅是为了克服由再现的事实所带来的困难。
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论与巴特莱特的一般性结论相一致，这一点是明显的。巴特莱特认为“回忆并非无数固定的和零碎的痕迹的重新激发。它是一种富有想像力的重建，或者说构建……”（p．213）。我们的包括态度效应在内的痕迹场理论是一种具体的假设，它试图解释记忆的这种“建设性”。
再现中态度的另一种作用
然而，态度在再现中的作用并没有因为产生了需要的交流而耗尽，它还能决定这种交流产生何种效应。我想起了我对“叫出反义词名称”的讨论（见边码p．509），用以表明我的意思。但是，这种效应尚未得到解释。我们姑且承认，通过“岩心”的作用，现在与过去的痕迹联系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这种联系如何才能以任务规定的特定形式去决定当前的过程。如果以一种确定的情形为开端，我们怎样才能对一个输入的观念施加“相反的”态度，以便我们能从它的反面来继续这种观念呢？心理如何去拥有这种官能呢？
格式塔倾向
我们在第十一章讨论痕迹的某些特征时遇到过这个问题（见边码p．510）。确实，态度的随意唤起的问题是一个记忆问题。这是因为，除非我知道反义词的意思是什么，否则我又如何去寻找一种反义词呢？除非“相反性”在没有一种“相反态度”的情况下首先发生在我身上，否则我又怎能知道它呢？换言之，似乎有必要去假设某些痕迹，它们具有动力关系，具有明确的渐进性，以便理解这种渐进性如何随意地被发动起来。我们曾在前面（见边码p.509）报道过达伦巴哈（Dallenbach）的实验，他的实验证实了这种推论。在男孩能够叫出“好”的反义词之前，他必须具有“好-坏”的经验。这种经验留下了一种痕迹，该痕迹不仅（即便不是主要地）在对这种特定场合的回忆或再认中起作用，也就是在对“好-坏”反义词的再认或回忆中起作用，而且，让我们用斯皮尔曼（Spearman）的术语来说，在“推断出”任何新名词的相反关系的“关联”方面，也起作用。由此可见，一种随意的态度表明，该态度的特定的动力方面一定在先前用一种非态度的形式发生过，而且，在该态度中，这种先前发生过的痕迹会变得很起作用。
对“相反”的态度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任何其他的态度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例如，就“再现”的态度而言，它在众多情形里对于再现的发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再现必定在再现态度存在以前已经发生过，因为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有可能。自发的再现必须被假设，这样才能解释“有意的”再现（intended reproduction）。
我在以前发表的著作中（1925年），曾运用过“格式塔倾向”（gestalt disposition）这一概念（边码 p．514上也提到过），以便对这些事实作出解释。尽管这个概念缺乏具体性，正如前面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但它仍然表述了我们刚才获得的事实，也就是说，随意唤起的特定心向或态度意味着在当前过程的场里面包含着旧的痕迹系统，这种包含是由自我系统产生的。因此，对过程的随意决定的理解假设了对自我系统的了解，假设了它在环境系统中与痕迹的关系。我必须把问题留在此处。这里，存在着广阔的实际上未被心理学家开发的领域，而对该领域的开发应当为我们了解心理活动提供最为重要的结果。
我还不准备去广泛地探究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引起很多心理学和哲学的讨论，它便是观念或意象的“时间参照”（temporal reference）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尚未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在“岩心”和“矿井”的一般框架中包含了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将使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成为可能。
新过程的唤起——思维
现在，我将讨论本章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新过程的唤起。它很自然地随着我们关于态度的讨论而发生，因为我们发现态度要求某些过程的痕迹。那么，这些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产生，或如何被创造的呢？思维如何产生，思维过程又如何发展的呢？
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
也许，格式塔心理学特征在这个领域里要比在其他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的整合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也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一种思维过程是一个自然事件；另一方面，它又是理性的、有意义的、重要的、错误的或无关的。对于传统的心理学家来说，以及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由于思维被视作自然的事件，因此在正确的思维和错误的思维之间并无差异，这一点看来是明显的。想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保持客观差别的哲学家被迫进入不同于自然的领域，以说明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过这个问题（见边码p．570），而且表明它如何根据心物同型论的格式塔理论（isomrphistic gestalt theory）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法不同于错误的问题解决方法，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逻辑上，或表现在实体（subsistence）的领域，而且，如果我们的基本观点正确的话也必然在自然存在（natural existence）的领域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从动力角度上讲，在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法和错误的问题解决方法之间肯定存在差异。这一观点已由邓克尔（Duncker）清楚地表述了（1926年，p．694）。
思维过程作为有意义的自然事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事件更能反映格式塔理论的基本概念，因为在合理的思维过程中，相倚的（contingent）或任意的（arbitrary）作用都已经降到最低程度。在知觉领域，刺激在感官表面的分布是相倚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可是，在纯思维过程中这是缺乏的，对思维过程产生影响的相倚因素仅仅存在于痕迹列中。因此，这些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对格式塔动力学的深刻洞察，这是对格式塔原理真实性的最有力的证明。据说，威特海默（Wertheimer）不久将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汇集了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的发现。但是，在获得这个研究结果之前，我更愿意在业已建立起来的框架中探索思维，也就是在一个具有大量而复杂的痕迹储存的系统内把思维作为一个过程来加以研究——当然，这有赖于已经出版的著作，尽管事实上数量很少。
问题的解决——两个步骤
一种新的过程能以各种方式发生，正如我们在前面（见边码p．549）讨论过的那样。通常，情境是一个问题情境；起初，问题得不到解决，后来它被解决了。这些情形中发生的转化意味着，起先与当前过程脱离交流的痕迹系统现在与它进行交流了（见进码p．550；邓克尔，p．705人于是，问题的解决涉及两个步骤：与特定的痕迹系统进行交流的成就以及这种交流对过程的特定影响。
让我们用一个笑话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次，A问B：“当诺亚（Noah）听到雨点打在屋顶上发出的嗒嗒声时，他是怎么说的？”由于B不知道怎样回答，于是A便给B提供了答案：“当然是‘方舟’罗！”过了一会儿，B向C提出同样的问题，由于C也不知道怎样回答，B就补充说道：“当然是‘听’罗。”在这个例子中，B并未自发地解决问题，甚至当A把答案告诉他时也未能理解。“方舟”这个词得到了正确理解，也就是说，当前的知觉过程与这个词的痕迹进行交流，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这个词的意义进行交流，但是，这种痕迹未能对过程实施特定的影响。它未能首先与洪水情境的痕迹进行交流，而仍然留在它自身的范围之内，从而未能得出双重的含义，鉴于这种结果，当B试图去重复笑话时，他却对自己愚弄了一番。B之所以未能理解这则笑话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方舟”这个词在诺亚和洪水的背景中未能与“听”的痕迹相交流。我们的笑话例证了上述区分的两种过程。这两种结果尽管彼此不同，一般说来不会相互独立，这是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痕迹系统的选择受到能把影响施加于一个过程的结果的影响。实际上，在许多情形中，交流得以产生的效果似乎是我们能够引证交流的主要理由。我们从克拉帕雷德最近发表的具有高度启发性的文章（1934年）中借用一个例子：“某人向朋友建议和他一起去西班牙旅行，结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很想去，但是我没有钱’”（p．35）。在这里，西班牙的概念与个人财务状况的痕迹系统交流起来了。这一事实与下列事实，即这种交流可以解决朋友的提问而引起的问题，清楚地联系起来。因此，痕迹系统似乎直接处于当前过程分布的应力影响之下，这是一种超越我们先前推论的想法，先前的推论是：交流有赖于自我系统中的应力（见边码p．607）。
M.R.哈罗尔的实验
对于这个问题，如同对于其他许多与此问题有关的问题一样，M．R．哈罗尔（Harrower）已经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笑话填充
在一组实验中，哈罗尔向她的被试朗诵了一些未完成的笑话，要求他们去填充这些笑话。我在这里提供一个例子。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位年轻的女士拜访了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Ru－binstein）。鲁宾斯坦特地屈尊地聆听她的弹奏。当一曲终了时，女士问鲁宾斯坦‘你认为我现在该做什么？’鲁宾斯坦道：‘……’。”哈罗尔要求被试按下列答案填充：
1．“到德国去学习。”
“到此为止吧。”
2．“放弃弹琴吧。”
“去种卷心菜吧。”
3．“学习弹钢琴。”
“结婚算了。”
上述各组选择答案都蕴含着记忆痕迹的效应，例如，关于德国是一个具有许多优秀音乐学院的国家的记忆。在每个例子中，被选择的特定痕迹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笑话的填充成为可能。但是，在最后两组可供选择的答案中，问题是以更加特殊的方式来解决的；它把不完整的部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笑话，也就是说，思维过程的形式而非内容在答案的选择中起作用了。
当“笑话”的两种解决办法都可以采纳，而且效果同样好的时候，思维过程的形式的作用就表现得尤其清楚。这里再举一例。囚徒在法庭上说：“阁下，我没有以每小时50公里速度行驶，也没有以每小时40公里或30公里速度行驶……”。法官：“……。”可供选择的答案是：
1．“哦，看样子你很快就要开倒车了。”
“你很快就会停车了。”
2．“不，我猜想你当时以每小时60公里速度行驶。”
“不，当时你的速度还要快些。”
在上述两组答案中，痕迹系统是由呈示部分来选择的，也就是说，汽车推进器的知识开始对答案发生作用了。但是，在这个系统内，选择按照笑话在听者心中所采取的方向而发生。在第一组答案中，过程是这样继续的，50-40-30……0，或者甚至小于零而开倒车（肯定型）；然而，在第二组答案中，过程是颠倒的，50-40-30……60（否定型）。
痕迹中笑话模式的现实
笑话模式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它被保持在痕迹里面，而且可能被一个新过程所选择，从而决定笑话的填充。哈罗尔的独特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她设计了两则笑话，结构上与上述法官的笑话相似，但是内容却不同；一则笑话以“肯定”结束，另一则笑话以“否定”结束。在这些笑话中，有一则笑话是向被试朗读的若干笑话中的最后一则笑话；然后，接着的便是那则法官的笑话，要求被试去填充它。8名被试听了肯定的笑话，7名被试则听了否定的笑话。下列统计表以百分比表示被试填充那则法官笑话的情况，被试在完成任务之前没有听到过类似结构的笑话，而且当时具有肯定结尾的笑话和具有否定结尾的笑话都是第一次展示。
表 32
中性
n＋影响
n=8－影响
n=7
＋ － F＋ － F＋－F
35.4 35.4 29.2100 0 00 100 0
（摘自哈罗尔，p．80，n表示被试数，F表示没有完成）
上述结果在下列条件下得到了证实，这些条件在根据态度而排除一种解释方面甚至超过了上一次。被试的任务是尽可能正确地复述问他们朗读的东西，不仅在内容和系统阐述方面要正确，而且在实验者的音调上也要正确。向被试朗读四则完成了的笑话，每一则笑话都由被试复述。这些笑话中的第三则在上次实验中曾经起着诱导“肯定”填充的作用。在第四则笑话以后，也就是并不直接紧接着上述“诱导”的笑话，向被试谈了那则不完整的关于法官的笑话，于是，这个系列便以另一则完整的笑话而告结束。然而，11名被试中没有一名被试按照关键的笑话（即关于法官的笑话）行事，正像他们按照其他笑话行事那样；他们或者自发地完成了它，或者在被问到他们是否该这样做以后完成它，所有被试均按照与诱导性笑话一致的方式完成了它。如果没有先前的诱导性笑话，那则关于法官的笑话通常会像否定方向那样以肯定方向完成，并且产生出可以估计的失败次数，这次实验和上次实验的100％的结果都证明了，旧笑话的痕迹肯定与新笑话的痕迹相交流。交流的原因只能是结构的相似性，以及由新笑话的不完整性引起的张力。
笑话的回忆：可得性因素
上述实验表明，当选择的痕迹不是最近的痕迹时，这种结果也会发生。但是，不论场内的应力是一种自我-环境，还是像上述实验那样是一种纯粹的环境应力，不论它是否成功地选择消除该张力的特定痕迹，它都必须依靠特定痕迹的可得性（见边码p．525和p．546）。哈罗尔的两个实验系列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可得性由回忆来测定。在一个系列中，把交替地完整和不完整的16个笑话连续地读给25名被试听。读好以后，被试必须立即把他们记住的笑话写下来。过了三个星期以后，25名被试中有5人被要求作第二次回忆。下列统计表包含了用百分比表示的结果。
表 33
不完整的笑话
记得完整的笑话
记得p
立即回忆的的被试数=2548.5291.67
三周后回忆的被试数=54526.21.71
（摘自哈罗尔，p97）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在讨论蔡加尼克（Zeigarnik）的研究中介绍过的P商来表示我们的结果，也就是
记得的未完成笑话数/记得的完成笑话数=p
于是，我们便可看到，表33中的两个P商几乎与蔡加尼克在研究完成和未完成任务之间的差异时所获得的P商一样大（见边码p．335）。由于在这一实验条件下，没有一名被试自发地完成不完整的笑话，结果证明，不完整的笑话的痕迹要比那些完整的笑话的痕迹更加容易得到。
在另一个系列中，把16则笑话读给12名被试听。其中有8则笑话是不完整的，必须由被试自己去完成，有4则是完整的，剩下来还有4则笑话虽然也是完整的，但却伴随着一种特定图解的呈现。
这就需要解释一下了。在这些特定的实验中，哈罗尔表明，有可能使笑话图解化，也就是说，画一些简单的图形以给出笑话的“形态”，被试可以从一些不同的图解中选出代表一则笑话的“特定”图解来。例如，15名被试在机遇为25％的条件下分别以11％、73％和73％正确选择了三幅图解。
现在，让我们回到实验上来：在这16则笑话出示以后一星期，对被试进行回忆测验，过了三星期，12名被试中有11名被试接受了另一次回忆测验，再过了10天，对其中5名被试进行了测验，过了三星期再一次进行回忆测验。所得结果十分清楚。完整的笑话回忆程度最差；完整的笑话加图解回忆程度最好；由被试去完成的不完整的笑话则介于两者之间，尽管它们更接近于最好的回忆。下列统计表是从哈罗尔的表中计算出来的，它概述了类似于P商的商数结果。
表 34
不完整笑话由被试完成
：完整的笑话完整的笑话加图解
：完整的笑话
一星期后回忆，n＝122.12.9
四星期后回忆，n＝112.54.0
所有四次加快相加，n＝57.110.5
（取自哈罗尔，p．93）
最后一行数字较大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5名被试开始回忆的仅仅是完整笑话中的少数笑话；与此同时，回忆出来的笑话数在四次回忆期间很少变化，尽管不同的笑话可在不同的时期被回忆。表示同样结果的另一种方式是列举每一类别中总的记忆数——但把不完整笑话的数目减半，因为它们得到回忆的频率是其他笑话的二倍。于是我们得到表35。
表 35
完整的笑话不完整的笑话完整的笑话加图解
1648.569.5
每一组的可能回忆总数是132。对上述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一些重要结果。被试准备去填充的一些不完整的笑话实际上没有完成，而且，在这些不完整的笑话中，大量的笑话被记住，其数目相对来说几乎与完整的笑话加图解的一样多。再者，有些不完整的笑话也完成得很差，它们或者被忘记，或者仅仅依靠记忆，连最起码的填充也谈不上，其中只有25％以填充的形式被回忆出来，差不多比所有不完整笑话的平均数少10％。
表 36
不完整的
：完整的任意图解
：完整的特定图解
：完整的
立即回忆n=102.221.282.7
10天后回忆n=55.01.06.0
7星期后回忆n=54.0012.0
（摘自哈罗尔，pp．98－99，n=被试人数）
为了了解呈示图解所产生的结果并证实其他的结果，便从事了上述系列。该系列有10名新的被试参加，运用了12则笑话，分成4组，每组3则笑话。这些笑话是：正常的完整的笑话，完全不完整的笑话，带有特定图解的笑话，以及带有任意图解的笑话。如果单单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出示笑话的同时也出示了图形，致使带有图形的笑话具有较高的回忆值，那么，最后两组也应当同样得到充分的回忆。在各组笑话系列呈现以后，立即对全体被试进行测试，10天以后再对5名被试进行测试，七个星期以后又对另外5名被试进行测试。在表36中，我们再次以比例形式表示结果，分母部分始终是完整笑话的回忆数。或者，将三个不同测试时期的所有回忆加起来，我们便得到：
表 37
完整的任意图解的不完整的特定图解的
11.513.53242.5
结果是明显的。带有任意图解的笑话对回忆没有产生影响，而带有特定图解的笑话再次位居榜首。此外，完整的笑话和带有任意图解的笑话要比其他两组更多地受到时间延续的影响。这两组10天以后的回忆情况与呈现后立即回忆的情况同样地好，然而其他两组合在一起却从20．5次回忆减少到4。七星期后，当这两组实际上消失殆尽时，带有特定图解的笑话却增加了它们在不完整笑话上的优势；然而，这些例子还不足以使该结果绝对可靠。
痕迹的可得性和“良好性”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解释。如果我们根据痕迹的可得性来解释这些结果，这样做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使得对“可得性”这个术语开展新的讨论成为必要。在区分一种痕迹的衰落和可得时，我们曾经作过这样的假设，同样“良好”（goodness）的痕迹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得性。由此，我们可能已经提供了这种印象，即痕迹的良好性和可得性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然而，实际上，一个痕迹的良好性似乎是决定其可得性的因素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刚才描述的实验中，一个痕迹可能十分良好，足以产生回忆——它们也许都很良好，以至于足以产生再认——但是却不可得，或者不可能像其他痕迹那样可得。第一种论点被已经提及的事实所证明，也就是说，在相继的期间，回忆并不始终产生同样的笑话。出现在第一天的笑话不可能出现在第二天，但是却可能在第三天或第四天出现，与此相反的是，在后来的场合里得到复述的笑话可能不会在第一天得到复述。第二种论点由事实加以证明，这与蔡加尼克观察到的一个事实相一致，也就是说，在实际的回忆中，不完整的笑话倾向于在完整的笑话之前出现。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被试报告说，他所以能回忆出一个完整的笑话仅仅是由于一个先前回忆出来的不完整的笑话（“一则关于狗的不完整笑话使她对是否有其他动物的笑话感到纳闷，等等”）。由此可见，某些组的回忆优于其他组的回忆这一情况证明，它们的痕迹是更加可得的。如果我们把普通的完整的笑话作为标准，则自我完成的、未完成的和特定图解的笑话留下了具有不断增强的更大可得性的痕迹。正如哈罗尔在一次详尽的讨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三种类型中，一个共同的因素是，与平常的例子相比较，笑话的结构，也即一种使笑话的各个部分保待充分清晰的结构，得到增强，这种清晰度需要力量，从而使较好回忆了的笑话痕迹比其他痕迹处于更大的应力之下。
不过，这种解释必然蕴含着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一种痕迹的衰弱涉及可得性的丧失。衰弱意味着结构的丧失，而应力则是可得性依靠的因素之一。在第十一章结束时我们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与乱七八糟的痕迹相比，高度组织了的痕迹具有更高的生存价值。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生存价值和可得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嵌入
哈罗尔的另外两个实验处理了痕迹的可得性问题。在第一个实验中，变量是在需要的痕迹和其他痕迹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结；在第二个实验中，变量是清晰的痕迹系统的一种组织。两者将简要地被描述。在第一个实验中，对于被试未能完成不完整笑话的答案被包含在两种不同的书面材料中，被试在接触到笑话之前或之后阅读了这些书面材料。一种材料是联结的散文，另一种材料虽然是一些有意义的句子，但却完全没有联结。共有32名被试参加实验，其中一半人读了联结的散文，另一半人则读了结构松散的句子。只有在一种情形里，联结的散文才有助于找到答案（而且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条件十分有利的时候，譬如说，在被试接触笑话之前先让他们阅读材料，并且告诉他们“也许这个材料有助于你参加下一个实验”）。可是，另一方面，结构松散的句子则在16种情形里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16种情形里，只有6种情形发生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于是，我们便可看到：一种有力地“嵌入”（embedded）痕迹系统的痕迹，比起松散地嵌入痕迹系统的痕迹，对于新过程来说更不可得。这些实验同时证实了被试的态度对痕迹可得性的影响。我们看到，无联结的句子被证明大大地优于前者，而且越是这样，对被试的指令越意味着非笑话的材料包含着所需的解决办法。但是，态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会使我们的其他结论变得无效。由于态度的缘故，即便观察者被引向阅读材料的痕迹系统，可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较大的痕迹系统的特定部分的参与也是由痕迹和过程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
过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
在第二个实验中，有54名被试参加，实验手段稍有变化。向被试朗读12对谚语，然后立即对他们进行回忆测试，方法是配对联想，譬如说，实验者读配对谚语的第一部分，被试接着写下第二部分。这12对谚语被分成三个相等的组：
（1）一个对子中的两个谚语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中性（indifferent，用字母I字母）。
（2）一个对子中的两个部分在意义上相似，尽管在内容上不相似［例子：in for a penny，in for a pound（一不做，二不休）——aswell be killed for asheep as a lamp（一不做，二不休）］：相似（simi－lar，用S表示）。
（3）一个对子中的第二部分的含义与第一部分的含义相反（例子：“眼不见，心不想”——“眼不见，心更爱”）：相反（oppo－site，用字母O表示）。
表38提供了使用三种不同系列的谚语的实验结果。
表 38
中性（I）相似（S）相反（O）
绝对数11.587.584.5
提供一切答案的％6.347.746.0
（摘自哈罗尔，p105， n＝32）
在相似组和相反组之间没有重要差别，但是两者都优于中性组。中性组一直处于劣势，但是，如果该组的谚语向被试宣读两遍，甚至三遍，而其余两组的谚语仍旧像以前一样，向被试宣读一遍，在这种情况下，中性组的劣势程度在减少；同理，如果中性组的谚语对被试来说比较熟悉，而相似组和相反组的谚语则比较罕见，中性组的劣势程度也会减小。我在表39中提供了这三组的绝对数。
表 39
中性组I相似组S相反组O
中性谚语宣读两遍，被试14人1941.543
中性谚语宣读两遍，被试14人2142.5 47
中性谚语十分熟悉，被试4人3.51213.5
（摘自哈罗尔，p106）
这些清楚的结果证实了我们在前面提出的再现理论（见边码P．566）。在这些实验中，过程和先前痕迹之间的交流得到保证；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存在着同样的态度，也即被试想进行再现的同样欲望。但是，那些属于较大痕迹系统中亚系统的痕迹，在使得痕迹系统的其他部分获得过程的连续方面（该痕迹系统不是直接地由新过程引起），也就是获得回忆方面，要优于那些中性地关联着的部分。通过它的一个部分与新过程的交流，在组织得很好的整个痕迹系统中引起的力量，在一个例子中要比在另一个例子中更加强大。因此，在相似组和相反组里，配对谚语的第二部分的痕迹要比在中性组里更加可得，甚至在其他条件下（由于中性组材料的更大熟悉性，它们要比相似组和相反组更加可得），情形也是如此。这种”纯逻辑“关系的现实，在发生于回忆中的过程和痕迹之间的动力相互作用中，已经再次得到证明。我们再次发现，组织中内在的、有意义的、理性的因素是起作用的。同样的事实也出现在克里·沃登开展的实验中，在他的实验中，对词的对子的记忆用立即回忆和延迟回忆的方式进行测试。配对词彼此之间处于五种不同的关系中的一种关系之中——然而，没有一种东西与哈罗尔的“中性对子”相一致——而且，还发现了这些关系的回忆值之间的重要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