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我国有一大批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其中原因之一是这些成果本身缺乏市场价
值。换言之，它本来就不是生产力。相反，凡是经济价值高的成果一般都比较容易找到愿意
投资的一方，帮助它投入生产。当然，市场不健全，信息沟通不够，资金渠道不畅，缺乏企
业家人才，也都是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但不能否认，成果本身通不过市场检
验也是原因之一。
市场是多变的，价格也经常在变化。一项成果是否真正是生产力要经受一个变化中的市
场的检验，似乎缺乏客观性。然而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规律也与自然规律不同。
科技成果是否是生产力确实会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由于人们选择偏好的变化，竞争性产
品的出现，当地资源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各种原因，使得价格结构发生变化，
而且成果本身的价值也在变动。今天有利的成果若干年之后可能变得不利。长江三峡有一千
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发电是三峡工程的一项主要经济产出。但三五十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新
能源，电力价格对于其他价格降低的话，三峡的经济性将随着发生变化。价格变化对一项成
果经济效益评价的影响有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像三峡工程这类将继续发生作用几十年
上百年的大项目更是如此。这里讲的是由于时间不同，使得成果的价值发生变化。空间不同，
成果的价值也是不同的。一项在美国能取得巨大经济效果的新技术，搬到中国来用就未必适
用，因为两国的价格结构不同。譬如说，美国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比，比之中国的来得
高。因此多投资以节约劳动的技术在美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在中国就未必也能产生经济效
益。不少企业见到外国技术先进就引进到中国来，结果却并不好，成为盲目引进，正是因为
没有注意到一项技术的成败与它所处的社会条件，尤其是价格结构有关。过去我国的价格严
重扭曲，许多经济评价失去了客观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迷失方向。可见价格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依赖于市场，不仅是它的商业化必须靠市场的作用，它是否确是潜在的生产
力，也必须由市场上所形成的价格来判断。而且大量科学技术是受利润机制所驱动的。失掉
了市场，科学技术将失去自己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也有必要
学习一些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便能更自觉地用经济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防止劳而
无功。
1995年5月25日
理性的谬误
20世纪末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们，全面地转向了以自由交换
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先就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则普遍进一步实施将企业所有权从国家转向
个人，而且，放松管制成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向。然而这个全面转型的过程却并不顺
利。不用说原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就以最成功的中国的例子看，虽
然我国的经济获得空前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但潜在的问题仍旧深刻地困扰着我
们。通货膨胀、失业、贪污腐败、三角债、企业亏损、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社会治安恶
化、赌博娼妓和风气恶化，这些问题在改革以前基本上都不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似
乎说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如何从解放前的市场经济转轨到中央控制的计划
经济的历史，将发现这个体制改革却相当顺利。1949年解放时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
业及少数大官僚的私营企业。1953年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逐步扩大到棉、油、肉、
茶、糖。1956年实行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将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实际
上是政府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以低价收购变成国营企业。这几个重要步骤的实施并
未遇到有力的阻挡，相反，全国人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激励，一致拥护取消人剥削人的私
有制，实施永无失业恐惧的终生雇佣制，而且人人有免费医疗，不再有通货膨胀。比较一下
这一正一反的制度改变，能给我们什么经验教训呢？我认为基本的教训可以用五个字来归
纳，叫“理性的谬误”。
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芸芸众生，也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总有强烈的声音对社会上种种现象
表示不满。即使是歌舞升平的年代，也总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用理性
去改造社会，甚至发展一种“社会工程学”的学科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计划经济的哲
学基础就是出自这种观点。尽管我们已经吃尽了计划经济的苦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
头，但社会工程学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失去市场。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犊的文章批评市场的毛病
并提出各种管制办法。各级人大的会议上类似的提案更不在少数，马上就要通过一部节能
法，用法律来管节能。将来极可能还会通过节水法、节钢法、节人力法、节外汇法、节资金
法，几百上千个互相打架的法律。总之，我们对市场经济充满着怀疑，同时又深信，理性行
为可以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弊端。
不要说我们这些智力平常的人，一代哲人爱因斯但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热心
拥护者，他曾视为明白无误的是“人类的理性一定有能力找到一种分配方法，它将和生产方
法一样地富有成效”。他还写过“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应该取代资本主义秩序的“为获利
而进行的生产”。我国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赞成用工程的方法来设计和组织社会活
动，把社会活动看成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控制的系统工程对象。经济控制论这门课在许多
大学里被传授，并列入了教委的大学教学课程之中。
为什么社会工程的想法行不通？要把这道理说透是很难的一件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哈那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不幸的观念》（The Fatal Conceit）（有内部发行的中译
本）就是专门论证此事的。凭着哈那克的学问，他还写了相当于13万中文字的巨大篇幅才算
交卷。对于大多数的读者而言，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历史事实的反省，建立起自由经济的概
念不是容易的事。根据我自己的学习，倒觉得复杂的论述可还原为基本的几条原理。首先，
经济事物的因果关系比之自然科学要复杂百倍。一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和最初制定的目的
背道而驰。而且社会现象无法通过实验来判定是非。社会工程学的信仰者往往假定有一个
“正确”的先知，他会根据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事实上针对同样的问题往往有几个全然不
同的对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本事对哪一对策最有效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好像没有人能预
测股市的波动一样。其次，社会工程（包括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以政府的权威去管理生
产。交换和分配的官员必定握有其他人所不拥有的权力。权力虽不等于腐败，但一切腐败都
由权力产生。所以非自由市场的经济如果缺乏民主监督，几乎必然发生腐败。即使政府管理
有效，其效果也往往被随伴的腐败抵消。
为什么我们相信自由经济？撇开复杂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可以用几条基本原理来说
明。首先，一项交换是否有利于交换的双方，当事人最能作出判断，用不着第三者去介入。
只有当交换会影响到其他人们利害时（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外部性），才用得着政府去管理。
自由经济之所以能导致繁荣，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充分地利用了交换获
利的机会。其次，个别的交换虽然是盲目的，价格信号却丝毫也不盲目，它能精确地反映供
需形势，并引导生产与消费。我们曾体验过各式各样的比例失调，从买不到火车票到棉花大
战，或因价格信号的形成和传递受阻，或因供需中一方不能随价格信号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可叹的是我们常常认为是价格偏离了我们头脑中的价值，甚至认为是价格发了疯，所以要把
价格管住。
那么政府还应该起作用吗？当然是的。政府首先要把治安管好，保障公私的财产所有
权；政府要提供公共商品如道路、灌溉、防洪；政府要维持好市场秩序，制止各种欺骗和不
讲信用的行为，并防止不公平竞争。如果政府放弃那些不该管的，把该管的真正管好，我国
的经济还大有潜力可挖。但是这一希望不断地被社会工程之类理性的谬误所阻挡，实现起来
还相当渺茫。
1995年6月3日
从“保险费”怎样变成“乱收费”谈开去
1995年6月，我到南方出差，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住旅店时发生了完全不应该发生，却
又普遍存在的现象，即在退房结算时忽然冒出一笔保险费。钱数虽然不大（正因为如此很
少有人深究），却完全违背了商业规则。因为保险是顾客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怕因风险发生某
种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交易，万一风险成为事实时保险公司要负责赔偿。决不会有任何
人在事情过去之后，因为庆幸自己没有出事而向保险公司纳贡的。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正是事
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保了险，事后却要求顾客支付保险费。这里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事先不声
明保险，万一出事保险公司可以赖帐不赔。而我们手中又没有任何凭证可以作为索赔的法律
依据。所以这笔“保险费”就成为保险公司没有赔偿义务的“乱收费”。
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顾客有权利投保，也有权利选择不投保。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根
本无权强制顾客保险。（养老保险是例外，因为除非夭折每个人都会变老）即使顾客自愿投
保，保险公司也应先将保险的条款交代清楚，特别是发生损失时的赔偿金额，同时保险公司
应该将附有公司签章，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合同书交给顾客保管，作为万一出事时索赔的根
据。而这一切在我们住过的旅馆统统都没有。所以保险费成为乱收费的一种借口，附带说一
句，现在坐飞机保险时的保险合同往往和客票用订书机订在一起，旅客乘飞机时带上了飞
机。万一飞机摔下来，保险合同一样粉身碎骨，罹难者的亲属根本无法证明他曾保过险。在
我们所到之处，乱收费借保险费的名义能够畅通无阻不受抵制，说明了广大群众作为消费者
对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不甚了了。有人说要交钱，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把钱交了。
这次出门还看到了一个孰视而无睹的现象。即不论是坐飞机，还是全程对号人座的火
车，旅客上车登机时无不带着紧张恐慌的表情争先恐后。这一现象不但在国内，而且同胞们
还把它带到了国外。只要看中国民航的航班办理登机时，总是挤挤攘攘，和其他航班的秩序
井然相比，显得非常乍眼。但中国人在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办理登机时，并没有这种紧张惊
慌的表情。我曾注意这一现象，并试图探究其原因，但一直不得其要领。现在联系到保险费
变成乱收费的事，我忽然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中国人在市场上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倒
是垄断企业或大企业（往往是国家办的）随时随地可以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欺侮消费者。百
姓们有了这个经验，虽然车票机票上有对号人座的说明，上去之后有没有位子心里还不是很
有把握的，所以出门旅行时往往处于情神紧张的不正常状态。
也许有人会批评我是神经过敏，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扯到了一块，甚至说故意在
我国的市场经济脸上抹黑。为了对应这种可能的指责，下面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1994年5月我出差去广西北海，在坐飞机回北京登机之前，先把行李办了托运。那里对
行李没有调光检查，马马虎虎就过了关。可是在检查手提行李时，我同行的一个朋友背包
里装的一瓶茅台酒却被扣下，说茅台是高酒精度的烈性酒，属于易燃品，不让登机。大家都
知道，世界各国的大机场都设有免税商店，专门出售各种酒类，供旅客出境带上飞机。别人
的烈性酒可以带上飞机，为什么北海机场就例外呢？再说，我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也属易
燃品，难道都要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上飞机吗？虽然我们据理力争，因而召来一大片围观群
众，可是越吵越坏事，我们几乎要被当作滋事寻衅流氓拘禁起来。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出示了VIP（十分重要人物Very imporortant person）证件，安全检查员忽然前倨而
后恭,立刻放行,当然连茅台酒也一起通过了。事后我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民航管理局反映。焦
点是为什么行李检查马马虎虎，却对一瓶茅台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为什么普通人不允许带，
VIP 却可以带？最后我居然得到了回答，可是这个答复令人啼笑皆非。说是因为人员水平
低，业务不熟悉。我们的大企业不但有欺侮消费者的习惯，而且一旦被告发，还有横顾左右
而言他的本事，如果认为这个事例并非典型不足为凭，让我再举一例，那是天天都在发生的
事。铁道部规定托运货物如果运费不按时交纳，要支付迟纳金。其罚则是每天罚欠交金额的
1％。（见铁道部货物运价规则第35条，1993年119号文）
迟纳金是应该交的，因为客户耽误了铁路的资金周转，理应负担利息损失。但每天罚欠
款的l％，三个月下来付款就要加倍，这大概是现代社会中利息最高的高利贷了。作为对
比，信用卡透支一般认为是利率最高的借款，其利率很少超过每天1‰。在发达国家一般是
每天0．5％。在高通货膨胀的我国，国家银行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没有超过每天0．5‰。而
铁道规定的利率为此数的20倍。许多同家由中央银行控制利率，允许商业银行上下浮动一
个百分数，顶多不会超过50％，而铁道部的利率比规定值高出2000％。我知道有一个3000
人的工厂，去年被铁路系统一次罚了二百多万。平均每名员工辛苦一年创造的价值中被罚了
700元，而铁路方面却不费吹灰之力，白捞了二百多万。这种事有地方告状去吗？工厂领导
连想都不敢想。他安慰自己说，幸亏铁道部没有规定每天罚10％。
1995年7月10日
远虑和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人们从多少年来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金科玉律。什么样的
是远虑？我们考虑明天的事，明年的事，甚至下个世纪的事，但很少人考虑几代人以后的
事。而且对下一代的关心多半只限于自己的儿孙。这样的远虑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
该考虑一些更长远的，范围更大的事。但是有两点原因妨碍了我们这样做。一是我们的知识
有限，弄不清今天的行为对几代人以后的生存会发生什么影响，做什么事会有利于后人，哪
些事将不利于后人。二是缺乏对后人的责任感，因为那是我们身后的事，哪怕天塌下来，也
与我无干。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我们确实没有将大范围、几代人以后的远虑，变成为今后
自己的行动指南。
就上面谈到的第一点原因来说，近几十年来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使我们对事物的长远后
果有了丰富得多的知识。例如人口增加与地球环境容量的矛盾。现在我们懂得，森林的消
失，地下水的枯竭，渔业资源的减退，生活的拥挤等都与人口增加有关，控制人口已成为大
多数国家的方针，30年以前这在我国还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又如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现
在科学家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全球的气温的确在缓慢地上升，而且这种上升
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研究说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燃烧大量从地底下挖
掘出来的石油和煤炭，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增加了大约1/4（从万分之2．7增加到了万
分之3．5）。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到下世纪中叶，浓度将增加一倍，同时气温将比现在上升2
到4度。照外行人看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微小含量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科
学计算证明，正是由于这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更微量的所谓温室气体保持了我们周
围的气温，没有它们的话，大气平均温度将是零下20度左右，大多数人以为气温上升三五度
完全在人们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科学家们却不这样粗心大意，他们研
究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气温升降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发现气温上升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森林大片死亡，降雨的分布变化，植物和动物的分布随之改变，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增加，
其经济后果究竟有多大，各人的估算差别很大，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有人以为气温上升如果是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的，等到真正发生了灾害再来采取措施也
不算晚。这种想法是由于不了解各种成分的气体在大气中循环的性质而形成的。二氧化碳气
体分子在大气中的寿命估计平均为500年左右，即要大约500年才有机会溶入海水或重新被
植物吸收。容纳二氧化碳的主要介质是海水，表层海水吸饱了二氧化碳之后，要流到海洋深
处，腾出地方让深层海水浮到表层来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要等深层海
水循环到表层。而海水的垂直方向的循环要800到1000年才完成。这些现象决定了大气中二
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正好像50万吨的巨型油轮，船长发出停止的命令之后，轮船还
要向前滑行好几海里才能真正停下，大气成分也具有巨大的惯性。等到我们确认事情出了毛
病再停车，根本来不及了。
除了大气成分造成的危险，还有更为根本、更隐蔽、惯性更大的变化也可能对人类构成
重大威胁，这就是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根据考古研究，我们知道人是猿经过了几百万年的
进化而成的，这个进化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至少要几万年才能看到一些端倪，但它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过去生物进化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可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能
不能适应环境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而几乎与自然环境无关。过去的淘汰规律是体力强壮，能
够获取足够的食物并在争夺异性中取得胜利的有机会繁殖后代。现在仍旧是食物和异性在决
定繁殖过程，但靠的完全不是体力强壮，是什么因素代替了体力强壮？是聪明才智？是诡计
多端？是光明磊落？我们根本不知道。因此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我们全然无知。如果诡
计多端的人有繁殖优势并成为淘汰规则的活，将来人类成为一群彼此阴谋计算别人的可怕生
物，到那时再来纠正就太晚了。
这些事情确实是很遥远的事。虽然其起因都是我们眼皮底下正在进行的事，但人们事实
上对其进程毫无控制能力。另外有些事其后果已确实发生了的。例如我国华北地区的干旱化
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50年代京津一带年降水量为650毫米左右，
现在已逐渐降到四百多毫米。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但京津地区缺水的问题越加严重，华
北整个地区退化为沙漠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拿中华民族三千多年前的华北和中原的环境
和今天作一对比，或许可以发现造成华北的缺水的直接原因是毁林。那时全国有多少森林虽
然没有测量的记录保持下来，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大大地不同于现
在。譬如周代诸侯各国交换礼物的清单中就有犀牛和大象。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
写道：“蜀山兀，阿房出。”可见秦始皇为了造阿房宫把四川山上的树砍光了。甚至100年
前瑞典地理学家考察罗布泊时还记下了当时百姓巧妙地捕捉老虎的方法，可见那时罗布泊不
但有水，而且有草有树还有众多的小动物作为食肉老虎的生存条件。而今罗布泊已成了一片
干涸荒地，不要说老虎早已消失，连植物都难以存在下去。
为什么森林可以增加降雨？大家都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最终有两种归宿，或者经过
溪流河道汇入大海，或者重新蒸发成为水汽升腾上天。因为地面系统所含的水量从长远来看
是稳定不变的。重新蒸发上天的水汽有可能再次成为雨水降落下来。所以蒸发升腾的水汽越
多，降雨也越多，气候会变得湿润一些。森林的作用就是将雨水截住，让它慢慢地流走，在
流走以前会更多地蒸发成为大气中的水汽，人们乘飞机经过千岛之国印尼时，如果碰巧刚落
过雨，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有森林的岛上蒙着一股垂直的云雾。那就是蒸发水汽升腾所形成
的。在大陆上，这股云雾可能再次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降落在别的地区。人们看到江河湖
海，认为那是巨大的水体。其实云雾所包含的水体超过江河湖泊中流动着的水体。为了解救
华北的干旱缺水，人们修了引滦入津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将汉江中游的水用人工渠道和扬
水机械引到山西。这项工程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利用空中河流来输
水，即通过绵延不断的森林，将水汽引导到华北来。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减少黄土高原的水
土流失，增加木材的生产，改善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使森林不能增加华北的降水，它的
附带的生态利益也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人口、气温上升，人类进化，华北干旱似乎都和我们眼前的生存无关。在八小时之内，
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八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
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
1995年6月8日
摊派
今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被北京西城区税务局的一个税务所摊派订购《中国税务报》和
《北京财会》两种报刊。为此我曾向西城税务局反映，局里还派了三名干部到我处向我解
释。以后我又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得到的答复简单说来，同意这种行为是一种不正之风，
但现在己成了风气，牵涉的面相当广，一时难以扭转。最近我几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发现摊
派订刊物远远不止税务系统。农村工作系统、民政系统、环保系统，乃至党组织系统，全都
有自己的摊派任务。它已泛滥成为一种灾难，它的间接影响非常恶劣。
摊派不同于贪污，它不可能被起诉。现在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对摊派者治罪，所以从
事摊派是绝对安全的。摊派订阅报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督促学习。这样看来它非但没有罪而
且还有功。可是摊派活动真正的目的是个人利益，是利用职务上的权威牟取私利；是一种不
作贡献就能获得报酬的最便捷的谋利之道。许多摊派活动中个人能得回扣，有的在年末单位
能分得一笔红利，有的干脆就是单位办的一项“实业”，正因为它虚伪的正当性掩蔽了个人
动机，它才会以巨大的动力和迅猛的速度席卷全国。
单纯从经济上看，摊派比之贪污造成的损失更大。因为贪污只是财富的转移，购买力从
一个人（或单位）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并不形成物质损失。摊派则不同，摊派订的
刊物要花人力物力印制出来，然而并没有人读它。我们单位订的《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
会》连封套都不拆，直接扔进了垃圾筒。这种物质损失一般是个人得利的5倍到10倍。换言
之，个人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往往要浪费社会5到10倍的财富；它是不惜巨大的社会浪费来
牟取个人私利的罪恶活动。
大多数靠摊派维持的报刊质量低劣。办报刊的人不需要把报刊办好，登的文章缺乏新
意，废话连篇，印刷马虎，错别字到处可见，这类报刊的经办人员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登好
文章上，而去钻营关系术。他们用回扣、分红、谄媚、请客去扩大订户。它们不怕竞争，也
没有人能跟它竞争。相反，一些真正办得好的报刊反而销不出，因为单位订阅费有一定限制，
订了摊派报刊就没有钱去订真正用得着的读物。
摊派已经成了风气。广东省某地强行摊派每名党员干部捐资50元用以帮助穷困地区发展
经济。表现上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仔细分析是弊远大于利的，现在干部的收入赶不上物价
上涨的速度，甚至维持生活都有困难。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干部来说，50元钱也称得上是一
项不大不小的负担。干部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的方法不是捐那区区的50元钱，而是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满腔热情地，不是打着官腔地为当地的百姓和企业服务。这种服务精神
恰好是穷困地区最为需要的，而1000名干部捐的几万元钱要想用来发展经济真是杯水车薪。
摊派捐钱未必有助于改善官员们的服务精神。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经济桔据的干部受了
硬性摊派的委屈，很可能是降低了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贡献精神。各种摊派的经济负担如果强
加给了企业，企业的反应可能将这笔负担转嫁给顾客，也可能鼓励他们通过偷税漏税来弥补。
政府对这种活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搞摊派的政府机关自己破坏市场规则，和唯利是
图的不法商人沦为同一类人，他还会有什么资格去维持市场秩序？能发号施令搞摊派的都是
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党政单位。他安排的摊派别人不敢不屈从，因为如果不屈从就会有更大
的麻烦等着你。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这些搞摊派的党
政部门，利用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去破坏社会的公正。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支
维护正义的力量。真正需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的时候，他们已变得软弱无力。
应该承认，有一部分摊派收入用在了支持正当的政府活动，只因为这部分活动没有正常
的款源，所以出此下策。例如政府官员的收入过低，可是加薪水又受中央规定的限制，所以
用这种产生巨大社会浪费的摊派办法来弥补。要取消摊派首先要将这些正当活动的款源落
实，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为一项活动设立名正言顺的经费来源却远不是简单的事。取
消摊派之所以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此。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摊派是以5倍以上的浪费为代价的
筹资办法，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治理摊派的决心。
1995年10月5日
“不二价”和超级市场
解放前，我国有不少老字号都用“不二价”来标榜自己诚实无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
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价，不允许还价，也不必要还价，这种“不二价”的经商规则实质上是
商业行为的一种革命。因为过去做生意都有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变了“不二价”，这个过
程不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小心还价高了，就会吃亏。
越是大笔的生意这个过程越复杂。双方都要搜寻大量的价格信息，并从中定出自己的谈判策
略，于是价格谈判成为耗时费钱的一项工作，这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上升，使一些本来可以
成交的买卖做不成，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谁也没想到，“不二价”的中国发明被西方的超级市场接了过去，并切实地付诸实行。
老字号标榜自己“不二价”，但是不是真的“不二价”却很难说。只要顾客还了价，店家还
得再认真想一想，于是“不二价”仍旧变成了讨价还价。可是在超级市场那里，顾客并不和
售货员打交道，因为超级市场里根本就没有售货员，只有收银员。顾客只和收银员打交道，
这时商品上称的价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不二价”。
“不二价”有什么特点？它必定是接近于成本的最低卖价。有过出卖商品经验的人都知
道，谈价格的时候总是捉摸对方可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尽量把成交价抬到这个最高价。自
己有一个最低价，它是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低于此价买卖就要亏本。但最低价是自己的底
牌，决不泄露给对方。在超级市场中商品所标的价就是最低价，这倒不是因为超级市场的老
板不想多赚钱，而是因为超级市场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你标的价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生意
就被别人抢去了。超级市场想赚钱，不能从价格上打主意，只能从改进内部效率降低成本上
打主意。
超级市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己在美国出现，但它的大规模推广则是在60年代。凡是
超级市场出现的地方，其他零售业很难与它竞争，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席卷了全美国，并
迅速推广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其实它引起了一
场商品经济的重大革命，即彻底消除了讨价还价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大大减少了顾客受骗
上当的风险。实际上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几乎等同于在无人售货机上买东西。如果我们有机会
到国外去，对当地的物价情况不了解，想买东西怕吃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光顾超级市场。
当前我国商业秩序极其混乱，漫天要价，假冒伪劣，不守信用的陷井到处都有。设想一
下，如果我们每一笔买卖都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诚实无欺，顾客怕吃亏上当的心理障碍彻底消
除，商业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一切贸易的机会全都可以利用起来，社会将得到巨大的利益。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一共同的感觉，即美国的物价很低。一个非技术的普通工，譬如
餐馆里洗碗的，一天可以赚40～50美元，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20美元，所以打三天工
就可以供一个月的饭钱。这种低物价水平和超级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是它把漫天要价赚取欺
骗性利润的恶劣行径赶出了市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价格接近成本，消除超额利润是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一个必
要条件，这里要用到稍为复杂一点的推理。包含超额利润的价格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它会导
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改革之前手表的利润高得惊人，而粮食的价格则比成本还
低。这种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减少手表的购买而增加粮食的消费，使本来就供不应求的粮食
格外紧张，而手表的生产潜力则因需求不足而不能发挥。再如目前（指1996年底之前）邮
资是国家补贴的，本市信函一角钱大大地低于成本。由于信函比打电话还便宜，消费者为了
传递一个信息，可能选择寄信而不去打电话，结果是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因为电话的真实成
本可能比寄一封信低。换句话说，由于价格扭曲，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消费者作出了错误
的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
由于超级市场的空前成功，全世界出现了一种试图将超级市场的规则推广到其他行业
的趋势。现在大批出现的批发超市，电子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则是另一些例子。本来银行是最
需要信用的行业，过去银行的信用主要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用自动电子银行能否获取顾客
信任似乎是有问题的，但美国在80年代初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电子银行得到迅速
发展，甚至超越了国界。现在凭一张信用卡可以在世界各地付款甚至提现。对我国而言，推
广超级市场这种不二价的规则更具有迫切性。去年我国政府规定了一切商品均需明码标价。
这一规定虽然和真正的“不二价”还有差距，但出售商品的一方在给商品标价时必定要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如果标低了将失去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如果标高了会被竞争者抢去市场。
所以明码标价加上充分的竞争可以便商品的价格降到成本点上这种政策比之几百个物价检查
员更有效，也更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
1995年10月11日
何必较这个真
1995年9月6日《光明日报》第10版刊登了一位女记者写的题为“我偏要较这个真”的文
章。文章讲了她经历的几件事情，由于别人办事不讲原则，违反了“文明”，她不怕麻烦费
事，不惜代价地“较真”，教训了那些无原则的人。第一件事是面的司机推说没有带发票所
以不给开，她坚持了20分钟，这位司机终于屈服，从小抽屉里拿出发票给开了。但又为了要
找5角钱，双方都没有零钱，她又坚持了10分钟之后，司机再次屈服，从小贩那里换了零钱
结束了这番争论。第二次也是坐面的，司机未经她同意，在中途又拉了两位顺路的乘客，她
虽然同情出租车司机工作辛苦，但这次拉客侵犯了她的权利，最后逼得那位司机把两位乘客
赶下了车。第三次是她用一张破旧但完整的1元人民币买晚报，摆摊的嫌钞票太破不愿接受，
她据理力争。摆摊的一时性起，宁可白送她5角钱的晚报也不愿接这张破票子。她却揪住不
放，非要用这1元破币并要找还其余的5角钱，最后摆摊的也屈服了。这三次较量都以她坚持
原则，不怕耗时费事，取得了成功，所以她用“偏要较真”这四个字不无得意地写了这篇文
章。
这位记者的行为似乎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她的亲友也赞赏她的勇气。她最后说，作为记
者，要用手中的笔传播文明，维护文明。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什么是“文明”的问题。对
文明的解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立的。那么野蛮
人和文明人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呢？大家也许立刻会在脑海里出现两种人的鲜明对比。野蛮人
是无理可讲，随时准备动武的人；文明人是彬彬有礼，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所以盛洪先生曾
归结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
妥协，从合作中求利益。这个历史是文明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张曙光先生也说，制度创新就
是寻求如何均分合作剩余利益的规则，人类制度创新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求从合作中获取剩余
利益的机会。市场经济和人类历史上各种其他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从制度上分析，就是市
场经济允许乃至鼓励每一个人与别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只要这种行为不妨碍
别人的同样的权利。所以市场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制度。正是这种制度的特色，使得人类社
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享受方面辉煌的胜利。附带说一句，不少人以为物质文明的进步
是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是不错的，但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进步是因为市场制度的鼓
励，发明人会从市场安排中得到回报。相反，如果谁发明了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就要被杀头，
科技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