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利人利己相反的就是“损人不利己”。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位记者所做的三件事，确
实都是损人不利己。第一件事双方为了11．5元钱的发票相持半个小时，如果让司机去拉别
的客人，半小时可以赚上20元。记者自己也白搭了半小时进去。第二件事硬是把顺路搭车
的人赶了下去，对任何人（司机、中途上车的人）都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第三件事，摆摊的
已经同意白送她一张晚报，但她并不罢休，非要对方认错。这三件事都可说是不折不扣的
“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这些事并不符合文明的要求。
我作为一名有志于研究经济学的人，使我最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为什么穷”。
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十几年得到的结论竟是简单得出奇：因为损人不利己。损人不利己看
来似乎是小事，而我却以为这是带根本性的大事，是违背了文明发展方向的大事。
老太太养几只鸡，等鸡下了蛋卖给需要补充营养的人。这又碍着了谁呢？可是文革中把
这一类活动称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都要割掉。青年人想读书，老师、学校都是现成的，可
偏不让人读书，统统赶去上山下乡。这一类的事写上一本书也说不完，这全都属于损人不利
己的行为。可这并不是疯子做的事，而是成千上万正常人认为理有所据而做出来的事。现在
当然好多了。可是损人不利己的习惯还在，理论还在，法规还在。否则为什么有这位记者的
这三件事，为什么有她的亲友支持她，也许还有不少读者看了她的较真精神感到钦佩，值得
同情。确实，这里存在着对文明的不同看法。
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原则是交易的双方本着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通过妥协、协
商，寻求合作的剩余利益，所以做买卖时双方都能赚钱。交易是平等自愿的，没有人可以强
迫你，赔钱的生意可以不做，所以交易都能利人利己。计划经济则不同，它是按照某种理论
由国家制定一系列原则性规定来运行的，个人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所以“理论”和“原
则”，在计划经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按照原则办事并没有错，可是别人也可能
有别人不同的原则。你有权按原则办事，别人也有权按原则办事，难道世界上只有你的原则
才对，其他不同的原则统统都错了？而且即使是同样的原则，双方理解不同，冲突照样难
免。文革中武斗的双方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例证。市场经济则不同，他
尊重每个人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去解决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没有共同的原
则了，自己可以坚持原则，但要承认别人也可以坚持原则；自己可以追求利益，但不能妨碍
别人追求利益。所以平等倒是市场经济中共同的原则。现在我们看到在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丑
恶现象，并不是因为市场运作缺乏原则，而恰恰是因为破坏了市场经济共同的原则，即追求
自利时不得妨碍别人追求自利。或者说，利人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而损人利己或损人不
利己则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
我国推行市场经济若干年，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原则逐渐被人们接受。正因为如此，我们
的物质生活忽然地变得丰富起来。这是市场环境在实践中教育了我们，并不是我们从理性上
有了新的认识。在潜意识中恐怕还是老的一套，被某种“原则”主宰的行为规则在起作用。
所以损人不利己的现象还大量地存在。仅举邮政局的一些规定为例来作一些分析。邮局规定
寄信要写邮政编码，以便于机械分拣，加速投递，这原来是好事，但如果寄信人不知道收信
人的邮码，为了写邮码还得费大事到处打听寻查，这就还不如让邮局的专职人员去代查邮码
或干脆改为手工分拣节省时间。可是我就收到过从邮局退回来的信，说是因为未写邮码，或
因为邮码有误。（也许邮政系统的规定并非如此）邮局退还这封信，对邮局并无任何利益可
言，但对寄信人却会造成不便。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我国邮局还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寄信
件，因此需要同时寄印刷品和信件的人就要分两次寄，邮局要分拣两次，投递两次。这岂不
是以损人为目的，以害己为手段吗？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政府对
物价的管制多半也属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范畴。一方愿卖，一方愿买，双方从买卖中都得了
利，它不损及任何第三者的正当利益（对那些想通过压价或抬价，损害对方利益自己得利的
人是例外）。可是政府出面干涉，非得按政府规定的条款做买卖不可，这就是损人不利己。
听说现在压价收购农产品政府要动用公检法的力量。也许这种做法有复杂的政策设计为基
础，但他破坏了市场原则。我估计这种政策考虑很可能带有某种成分的片面性。
前文提到的喜欢较真的那位记者，只是以她的平等地位在和面的司机和摆摊卖报的小贩
较真。如果这是一位政府官员，并且以同样的较真精神去执行公仆的任务，百姓可要受大罪
了。我们每个和政府打过交道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经验，明明是简单容易的事，偏要坚持原
则，弄得极其复杂，光以盖图章来说，这里就有无穷的学问。该盖人事章的，行政章就通不
过，该盖处级章的局级章也不管用。在支票上盖章更得小心,位置偏了、歪了，都可能被顶
回来重办。支票上写“壹仟元正”有的银行要求将“正”字改为“整”，可有的银行正相
反。写“整”字不行，非要改成“正”不可。当然，银行不是政府，可他们都有权管着你。
条款严密，执行细致，都不能说是错了，可是百姓和这些部门打交道并不是平等谈判，而是
只有屈从的份，严密和细致再加不能通融，简单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因此在制定条款时有权
威的一方更不能和百姓较真，而是应有充分的体谅和同情心去处理临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我
们这个从计划经济脱胎出来的市场经济，最最不能适应的恐怕就是从政府到百性，每个人都
要从整人、教育人转变成体谅人、爱护人。摒弃那种只有我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傲慢态度，
更不能把斗争看成是乐趣，窝外斗，窝里斗，没事找事斗。
尊重别人，不较真，双方都有妥协退让的精神准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说起来似乎简
单，其实是需要培养的，损和利都是说的物质方面的，但同样重要是精神方面，或文化方面
的。每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容易相处，和谐协调的环境中，谁也不愿意整天惹麻烦，或者
是自己找别人的麻烦，或者是被别人找麻烦。中国人的传统是重视这种文化环境的。但过去
似乎更着重在家庭邻里之间，顶多再延伸到同事之间，而很少应用到陌生人之间，更谈不上
政府和百姓之间。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一下，一个明显的差别是我国这个历史悠久的
礼仪之邦，现在在礼貌和尊重别人方面却大大地落后了。我们经常可以在马路上看到像上面
提到的那位记者所经历的事，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
手，而在发达国家,马路上吵架的事确实非常稀少。在那里生活,别的话不会说不要紧，“谢
谢你”，“对不起”，“请原谅”这三句话是一定要会说的。我国在文革中生长起来的一代
人中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更不会说“请原谅”，似乎说了这三个字就降
了身份丢了面子。尽管也有感到对不起人的时候，而且也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可是这三
个字硬是硬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憋得满面通红。相反，要在大众面前逞英雄倒是劲头十足
（不是做救死扶伤、仗义直言的英雄，而是做一个具有野蛮人气质的英雄）。
较真的态度并非永远都是错的。科学研究就要有较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日常生活中认
真和细致也都是良好的习惯。我们反对的是那种缺乏设身处地、与人为善的同情心，制造出
各种麻烦来的较真。这种较真，说到底和对人的尊重有关。我们很少看到下级和上级去较
真，更多的倒是体会上级精神，甚至唯唯诺诺。我们经常受困扰的是管你的政府官员忽然和
你较起真来，弄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跑断了腿也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不是官员的普通
百姓一旦有了一点权利，便得理不让人，把权利扩大膨胀，给别人制造种种麻烦，形成生活
中种种损人不利己的摩擦。如果这种现象不纠正，经济损失估计每年至少上千亿元还是小
事，更叫人弄得垂头丧气，生活失去了情趣，对社会产生出怨恨情绪，对谁有益处呢？
1995年9月17日
市场制度的利和弊
法国经济学家阿兰·科达教授于1995年12月18日在中国社科院作了“市场制度的利与
弊”的报告。我因事先不知道而未能参加。次日改革开放论坛组织我们与阿兰·科达教授座
谈，他的谈话中多处涉及到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我国来说，正确认识市场制
度的利与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经常和我接触的人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欢迎市场经济的，但对改革以后出现的各种
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因而对市场经济持有保留态度。另一类是少数，对社会风气的恶化看得
较重，认为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潜伏着深层次的危机，如果不立即刹车迟
早会出现重大变故。这两类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能说谁对谁错。但共同的问题是没有分清
楚哪些是市场制度带来的利益，哪些是它带来的毛病，因而也说不清不搞市场经济是否就可
避免这些毛病。确实，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市场制度预期过高，以为一切
依靠市场都可以解决问题。另一是对市场缺乏信心，认为现在的毛病都是市场制度带来的，
要纠正这些毛病非得把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停下来不可。
应该承认，和其他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市场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利用一切资源。这不仅是
理论得到证明了的，也是当今一切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制度的事实所证明的。当然，并非一
切试图实行市场制度的国家都能做到资源分配的优化并实现繁荣。其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
题可以写上一篇大论文。但用简单的道理一句话就够了。市场制度只能用于可交换的商品
上，如果把市场制度推广到可交换的商品之外，非出毛病不可。
什么是可交换的商品？一切物质财富，可以在公开和竞争性市场上买到的东西都是可交
换的。什么是不可交换的？人的生命和人格，人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政府授予
的各种行政权利，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对道德的评价，这些都是不可交换的。
凡是实施市场经济有保留的，收收放放，三心二意，都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但把市场
原则用过了头，把不可交换的权利和信仰也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同样也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市场经济不同于平均主义。由于个人的天赋、机遇、努力的不同，肯定有一部分富人，
也有一部分穷人。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就得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其实人与人的不平等任何社会
都在所难免，人类还没有发明能齐步走向富裕的社会制度。相反，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与
人的贫富差别可以鼓励人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新，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
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全社会的财富全部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并非消
除贫富差异。然而人的欲壑难填。富起来的人不但吃好穿好用好，还想用钱去奴役别人，获
取权力，骗得名声，从而弄来更多的钱。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权利，被排斥在市场之外。
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在所难免。如果权钱交易的篱笆一开，社会的安定将受威胁。所
以一切政府都要致力于既限制金钱的作用又限制权力的作用，更要限制二者互相勾结。用钱
购买选票就是一例。本来选举权是公平的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它不是可交换的商品。但富人
向穷人贿选，选出更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家当权，穷人就更进一步受穷。更多的是有钱人向政
府机关行贿，官员们以手中的权去与金钱交换，牺牲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少数人发财致富。
更不用说政府不提供服务就凭他的权威用各种名目向百姓收费，借以中饱官员。我们反对娼
妓，就因为这种交换己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围，更不用说贩卖妇女和儿童。个别新闻界人士
搞什么有偿新闻（不是广告），就是拿舆论与金钱交换，愚弄群众，欺骗百姓。一个健康的
市场制度必须对以上这类行为有严厉的制约，这个功能就是法院和政府的职能。我们现在所
说的扶贫是对已经成为贫困的人给予帮助，限制富人滥用金钱的行为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因
为社会不公而形成的穷人。
应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相当公平的制度，只有一些抱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分子才会反
对它（这种极端分子将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制度）。换句话说，百姓可以接受市场造成的贫
富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驱动每个人学习、工作和创新。百姓有时之所以忿忿不平，是因为
有人破坏了市场规则，有钱的人又有势；有势的人方便地弄钱。如果有大量的人，其基本权
利得不到保障，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清楚地划分市场的界限，或许是既保证安定，又实现繁
荣的基本之道。
1995年12月20日
第三编 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六)
社会贴现率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
率。当商业银行用此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贴现时称为再贴现。再贴现所用的利率或再贴现
率由中央银行统一公布。再贴现率的高低可以调剂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而且银行执行的各
种长短期借贷款的利率都要参考贴现率，因此，贴现率成为计算通行利率的一般标准。
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
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
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
坏。
但是社会学家却从贴现率中发掘出更多的意义。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
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
社会活动，可以得出非常有意义的社会贴现率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
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
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
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
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
滥。
社会贴现率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办法测定它吗？经济贴现率是可以观察的，然而社会
贴现率却无从观察，而它又确实存在。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未能提出一个客观的测
定办法，却了解了社会贴现率依赖于哪些因素而变动。
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高通胀导致高贴现率，从而会
导致高的社会贴现率。经济学家常将通货膨胀仅看成是货币现象，而不重视它的社会后果。
高通胀是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的原因之一，它造成人们恍恍惚惚，暴躁不安。即使人生活在富
有诗意的田园景色之中，一想到笼罩着一切的高通胀，就会感到担忧。其次，社会的安定，
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极而言之，在一个战争环境中，人们生死未卜，
与处于安定环境的人相比，肯定会有更高的社会贴现率。同样的理由，人的平均剩余寿命会
影响社会贴现率，平均剩余寿命越高，社会贴现率越低。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的犯罪率、交
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都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甚至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人与人
互相信赖的程度，社会的道德风尚都会反映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社会贴现率，值
得注意的是在政策评价中应该注意到政策对社会贴现率的正负影响，有的政策虽能获益于一
时，却会损害社会贴现率。这种政策是否值得肯定就应慎重对待。可惜至今我们未能提出一
套定量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贴现率作客观的评价。
1996年1月6日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由我负责筹资，在山西临县贫困山区设立的一个村民互助基金，由于《八小时以外》杂
志的报道(见1995年第5期),为许多读者直接间接所了解，其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有写信
去了解情况的，有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也有捐钱捐物的。人都说，市场化以后，人人向钱看，
良心都变黑了。但从这件事看，天下充满着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好心人。我相信，我们的世界
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且将来阳光会更灿烂，空气会更清新。
在许多来信支持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令我联想到扶贫以外的事。新加坡一位名叫华运海
的华侨写信给临县龙水头村小学负责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表示愿意出资襄助，并要了解
基金的管理办法及汇款到国内来的方式。雒老师很负责地作了回答，写了回信寄去，当地山
村的邮政所从来没有办理过国际邮件，不知道如何处理，只从邮资表上查出该贴6．7元邮
票。滩老师如数贴上了邮票，可是被太原市邮政局邮件处国际科退了回来，并将6．7元邮
票盖章注销。理由是没有使用国际标准信封。试想一下，一个偏僻山村，连邮政所的人都不
知道国际标准信封为何物，怎能用这样的规定来要求寄信人呢？按太原市邮政系统的要求，
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让雒老师请上两天假，花上上百元旅费到太原去买一个国
际标准信封寄走。这样可以满足邮政系统使用标准信封的要求，可以让邮局使用邮件自动分
拣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价太高了！邮局节省的
只是用机械分拣代替人工分拣，大概只值几分钱（一个分拣工每天可分拣两万封信，一天的
工资才几十元），而寄信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两百元钱。
雒老师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心痛那6．7元的邮票。什么事都没办成，6．7元邮票倒
是被盖章注销了。他没办法只好把信寄到我处，由我替他把信寄走。
写信要用标准信封，信封上要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这个规定已经有18年的历史，
1995年开始“强制”执行。可是至今推行并不顺利，各方反应很强。邮政系统的调查说，
虽然己有96％的信函写了邮政编码，但由于信封纸质太差，邮码红框不合规格，书写的字
体过于潦草，仍有约20％的信要经人工分拣。一套新设备据说要上亿元的投资，可是它还
远不够聪明，只能处理80％的信件，强制推行“标准化”发生了雒老师那里给寄信人带来
巨大不便的事，而邮局得到的利益又甚为有限，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值得我们认真重新想一
想。
我并不否认，写邮码用标准信封有利于加速分拣，但使用机器分拣是否有利于节约成本
则大成问题，一台分拣机只能代替20个分拣工。而光是投资应付的利息可能是人工费的若
干倍。为什么这一可以提高邮政效率的规定不断受到各方的责难呢？原因很简单，此项规定
是只考虑邮政系统的效率，还是考虑了全社会的综合效率？换句话说，是否也考虑了寄信人
也有他的效率要求。
一般而言，用标准信封和普通信封对寄信人的负担几乎是相同的。在信封上多写上6个
邮政编码仅举手之劳。所以要求寄信人予以配合是完全有道理的。但这是指一般情况，在特
殊情况下，这两项规定也可能给寄信人造成巨大不便。前面提到的雒老师的遭遇就是一个例
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寄信人只知道收信人的地址却不知道他的邮码。如果邮局有权拒收
未写编码的信，寄信人势必跑到邮政局去查编码。这也正是目前邮局要求寄信人做的事，所
以邮局里备有几大本全国邮政编码专供顾客查询之用。然而就社会分工而言，查编码理应是
邮局的事而不是寄信人应做的事。邮局雇人专门查编码，日子长了成了查编码的专家。由他
们代查代写编码肯定比寄信人自己去查效率高得多。为了公平起见，可以要求寄信而不写编
码的人多贴几分钱邮票，以支付查编码人的工资。使用标准信封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人用
标准信封有困难，有人偏爱用特别古怪的信封，因为人各有志趣。对这些信封邮局无理拒
收，倒可以要求多贴一点邮票。
只顾本单位自己的利益，侵犯用户的利益，只有垄断部门才有这个条件，不光是邮政系
统有这类问题，电信系统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许多电话用户都可以诉说他们从电话安装到每
月收费中的种种困难和无礼对待。因为他们是垄断部门，不像买早点，这家服务不好马上可
以换一家，用户无法改变选择。与他们讲理，根本不会理你。所以百姓害怕和他们打交道，
他们也才能吾行吾素，巍然不动。
垄断行业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远远不止邮电部门。如果我们用保护自身权益的新观点对
周围垄断业作一番巡视，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北京地铁设计时一般的站都有四个出口，可是
几乎所有的站都有出口通道被挪作它用的事。中国银行办理支票托收，要45天至60天才能
提现，铁道部对用户迟交运费有严厉的罚款规定，每迟交一天罚欠款的1％，一年下来一元
欠款就变成4．65元，比全世界最高的高利贷还高出10倍。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损人利己
的行为。可是他是垄断部门，他甚至还是政府部门。至于服务窗口开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小
孔，刁难顾客的事，那就更多了。百姓的权益被侵犯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已经许多年了，近两三年来的情况非但未见好转，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因为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了几乎一切人的办事原则，一切都在向钱看了。向钱看并不错，错
在一切都向钱看，尤其是政府部门，他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维护社会公正。政府目前还经
营着一些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严格来说，与政府的基本职责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于企业。像
邮电、铁路、银行、城市公共交通等实质是企业，他们应在公平的原则上通过内部效率的提
高做到能创利创收。他们无权对顾客实施监督管理。为了提高效率而作的各种规定必须兼顾
顾客的权益。顾客与他们是地位平等的。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这些行业。
199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联通公司，打破了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电信业的服务很快有了
大的改观。数字型大哥大的价格降了1/3；原先的高柜台服务改成了低柜台。但这些改善仅
限于联通开展了业务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城市仍是邮电部一家把持着，高价格高柜台依然故
吾。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许多习惯于政府独家经营的，都可以变为竞争经营，如银
行、铁路、邮政、保险。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国的航空业也这样做了。这些
行业的服务改进，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我国百姓的生活质量。
1996年1月24日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1．改革的开始和结束；改革和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
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
改革的结束：①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
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②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
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③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
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
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变为失败。
2．改革的过程。
不否定过去则改革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则社会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
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
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
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
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
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
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
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
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先破后立。
3．改革的目标
经济目标：建立市场制度，这是唯一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制度。在市场制度中公
民有明确的所有权，供需双方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追求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价格。均衡
价格是唯一能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信号。正是由于这一点，供需一体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是
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产生价格信号。
政治目标：基于自发的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似乎是一种最自然的安排，然而人类社会
经过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才出现市场经济，其原因是当人与人地位不平等时，不会产生自由
交换，代替它的是掠夺和剥削。人权得到较好的尊重的社会，市场才能出现和巩固。历史如
此，现今社会仍如此。当然，当今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制度和确立人权观念的顺序和欧洲诸
国出现市场制度时的顺序是相反的。在欧洲，是政治演变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当今的
发展中国家则是相反，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人权观念。然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始终存
在着由于人权观念不能最终被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建设半途而废的可能。可见政治改革与经济
改革的相互依存关系。
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有其规则，此规则不能靠买卖双方自己来维持，而必须有
第三者，即政府。政治改革的另一目标就是改变政府职能，从领导人民变为维持市场秩序。
4．什么是民主？
许多人误以为民主的内容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以为民主包括两条原则：即①保护少数
人，即使是死囚除了将被执行死刑，他仍受到保护，不容对他污辱和折磨；②容许不断地寻
求能较好地作出与公众有关的决定的途径。
选举领导人与上述第二条有关。但如果某种选举办法不符合此原则，则不能认为是民主
的，选举如果不能保护少数人也不是民主的。
上述二原则只有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时，民主制度才能牢固地建立。只有社会上出现
庞大的中产阶级时，此原则才可能被普遍接受。幸而在缺乏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有
可能壮大起来，因而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存在的。然而这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
能。
5．什么是人权？
人权是一组权利，当每个人都拥有它时并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它与特权相反，
特权只可能一部分人拥有，如果人人都拥有，就会发生人与人的冲突。
人权并无与之相应的义务，人自出生之时起即拥有人权，故曰“天赋人权”。人权是不
可交换的，因为人无法放弃人权。一般来说，言论自由属于人权，因为它不会引起人际冲
突。然而如果某一言论能导致人际冲突（如教唆杀人），则它并不享受言论自由。
财产所有权属于人权。每个人都可以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因为明确地界定了财产权，才
避免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如何分配财产则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制度中人从要素市场得到
财富，在封建制度中人从社会地位（或特权）得到财富。
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属于人权，因为这不妨碍任何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以人权作借
口对贸易加以限制，这种做法本身即违反人权原则。
人有行动的权利，也有不行动的权利，只要这行动不妨碍别人的人权。人有生存的权
利，也有自杀的权利，正如人有吃饭的权利，也有不吃饭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尊重人权，将出现一个和谐没有冲突的社会，所以对于人权的种种争论或者
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对特权的留恋。
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付之实施，未必符合人权，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原则。相反，妥协
退让却符合人权原则。但退让有其限度，此限度存在于双方的相同的退让之中。无限制的退
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恰好为特权施虐创造了条件。
6．道德观念的调整
建立市场制度是制度建设，其中包括法律、道德、习俗的重建。制度是规定的和不成文
的行为规则的总称。
传统道德与市场道德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正因为有区别所以才需要调整，而且这一调整
不进行下去的话，市场制度的建设终将失败。一切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都面
临着这一艰巨的任务。幸而儒家信仰比之伊斯兰、印度教等，和市场原则的抵触较小，所以
台湾、新加坡等地才有高速经济增长。
传统道德和市场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否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甚至认为物质欲望
是万恶之源。而市场道德肯定个人权利，承认物质欲望是客观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内恰是
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秩序维持又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约束，即市场道德，它包括：负
责、敬业、守信、尊重别人。
传统道德是依靠等级结构来维持社会安定的，故有父子君臣的尊卑关系。而市场道德则
否认人与人的不平等，它依靠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的观念来维系社会安定。例如市场道
德承认人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但其限度是不得影响社会上其他人同样的权利。
7．经济改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
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激励和信息两方面造成的低效率。解决激励的低效率要改变所有制结
构，使得人们的收入从要素市场上取得。解决信息低效率，必须使价格在竞争的买卖中形
成，二者都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
原体制下，由于公有制才可能维持价格扭曲，低价格是消费者的特权，高价格是生产者
的特权。因此建立市场并由它决定价格受到两方面的抵制。
突破既得利益阶层反对的方法是设立双轨价格制，即在原交易量的范围内仍按计划价格
分配，更多的生产和消费则按竞争的市场价格分配。换言之，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就是保持计
划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使黑市合法化。对中国经济起了巨大作用的乡镇企业就是靠了双轨价
格发展起来的。
逐渐地双轨价格制发展成为双轨经济，即计划经济之外又生长出一块市场经济。在那
里，活动的是个体户和假集体。由于市场机制比较能起作用，经济效率高，市场经济发展异
常迅速。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快上升，最后计划经济被淹没在市场经济之中。
当从经理到工人都可以在两个经济之间流动时，计划经济中人的行为规则逐渐向市场规则靠
拢，最后国有制计划经济部分也可以运转得像私营市场经济那样有效率。至此，经济改革已
经完全完成。
8．经济改革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由于所有制出现了多元化结构，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雇主，人们可以辞去政府控制下的工
作，到市场上谋职。在非国营企业中职工没有政治学习，职工评级与政治表现无关，政府不
能将自己的意志加在这些企业上。
主宰他们成败的是市场，他们尊重市场规则，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意识形
成起了深刻变化，成为不可逆的改变。
在中国前体制下，人民没有选择制度的自由，所以安徽农民私下试行包产到户时冒了生
命危险。现在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时期，成都出现了不受保护的地
下股票市场，北京出现了浙江派驻北京的派出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制度创新的蓬勃时期，
外来旅游者和企业家之所以感受到中国的活力，主要来自制度安排的灵活性。改革以来出台
了上百个经济政策，颁布了上百个法律，1993年提出各种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这
些都证明了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变动中坚守不容变化的
原则，即市场道德和人权基础，它们可能以十分不同的间接方式被表达。
已经前述，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它具有不可逆性。因为当人们一旦
接受了外界的某种信息并储存在大脑记忆之中，此信息即永远不可能被抹去，这就是不可逆
性。众多的外界信息被条理化和抽象化，成为改变意识形态的原始素材。而意识形态的改
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
美国社会福利中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大概从古以来就有，但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内，商品交换的量很少，社会内
部各个经济细胞之间的联系很薄弱，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少，官僚主义的为害只限于
行政，立法，外交等系统的职能部门之中。然而从本世纪刀年代以来，由于大萧条引起的恐
慌，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能否正常运转提出了怀疑，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由于政府直接插手财富和商品的转移，使官僚主义的现象从政治领
域扩展到了经济领域。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支出占整个国民收入的8％。但
到1976年，这个百分比已上升到32％，80年代超过40％，其绝对值从1913年的30亿美元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