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明这个社会的稀缺性标志陷入严重的混乱，它必定是一个穷困的社会，逞论物质的无
限丰富。可见科学技术要成为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作为决策背景。如果价格
系统出现了混乱，银的价格比铜低，科研成果不但不能缓解稀缺性的制约，反而浪费了资
源，加剧了稀缺性制约。或者科研人员无视价格系统的导向作用，独出心裁地从兴趣出发，
或从他自以为是的价格系统出发，费了时间、精力和物耗，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商业化，也
就是不能从节约资源中赚钱，这些成果事实上是毫无价值的。技术确实可以为生产和生活提
供众多新的可能方式，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有价值的。一个成果之是否有价值必须拿到市
场上去判断，判断的结果是由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作出的。我国不少科研成果之所以不能商
品化，一方面固然有体制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成果本身是否有市场价值往往也存在着问题，
因为不少科研人员并不具备必要的经济观，在确定科研目标时就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工厂从事生产活动，但生产活动并不是生产物质，出为物质既不能被生产，又不能被消
灭。经济学中的生产是指生产价值。消费也不是消费物质，而是消费价值。所谓生产价值是
指产品的价格高于其成本，差数就是工厂的利润，也就是工厂为社会新增的价值。一个工厂
如果亏损，说明它生产出来的价值比消耗掉的价值还少，工厂实际上是在消费而不是在生
产。究竟工厂是在生产还是在消费，完全取决于它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相对价格。随着相对
价格的变动，一家工厂可能从盈利变为亏损，或者从亏损变为盈利，尽管它的生产过程并无
任何变动。价格可以用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否创造了价值，使得一些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判断变
得一目了然。买空卖空的证券市场是否为国家增加了财富，只要看它是否在竞争性的市场上
赚到了钱。如果赚钱，这部分钱就是证券市场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它不能为社会创造
财富，从事证券交易的人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国家就应该取消证券市场。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能真正标志稀
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各自关心自己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缺乏这些条件价格必然陷入混乱。在原体制
下，由国家办企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企业作为生产者如果以低价格将
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赔了钱，可人民得了便宜，这本来就是人民企业的目标；企业以高价
格将产品出售给人民，企业得了利润，而这利润最终还会返回给人民。所以原体制下价格高
价格低不造成任何区别。原体制下利益主体的合并，是不能产生正确价格系统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一致，可以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大同世
界。可是由于价格系统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非凡作用，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有竞争和讨价
还价。否则价格一旦陷入了混乱，计划人员不可能从几个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他更不可能
扭转由于歪曲的价格导致的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错误选择。何况什么是正确选择的问题他自
己也说不清，于是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长线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到了产生
不出效益的项目上去，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必然走向贫困，从这个教训中
我们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稀缺性问题，价格系统就是必不可缺的。而一切资源相
对于人的无限消费欲望而言永远是稀缺的。由于人口增加，矿产资源的不断被消耗，资源的
绝对稀缺性必定会加剧，每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断在变化，为了克服资源的限制，保证人
类物质生活程度能提高，则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永远是需要的。所以价格的存在远比一般人
所想象的要久远得多。
市场风险可以投保吗？
保险业的兴起对人民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从火灾、车祸、运输事故，一
直到医疗和人寿都可以保险。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保险。
单纯从概率理论来分析，人们是不会保险的。因为保险公司根据发生事故的概率和损失
额的大小精确计算出保险费该是多少。假定保险公司不赚钱，并假定保险公司本身的业务开
销等于零，保险费应恰好等于事故损失的期望值。如果计入保险公司的利润和业务开销，保
险费就比损失的期望更大，所以从经济上看花钱投保是不合算的。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参加
保险呢？这可以用经济上的效用理论来解释。
效用理论确认，当一个人拥有的钱越多时，每一元钱的效用值越低，所以只有富人才会
买各种豪华型消费品。这些豪华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和普通消费品是差不多的，它们提供的额
外效用非常有限，可是价格却贵多了，手表能说明这一现象。豪华手表比普通手表贵上百
倍，它们计时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基于这一现象，人们愿意在富有的时候拿出一部分钱放
在万一变穷时来使用，哪怕因此而额外花些钱也合算。由于所花每一块钱的保险费比之万一
出事故所获得每一块钱赔偿费的效用小，所以虽然从钱的绝对数量来看，花钱买保险并不合
算，但从钱所提供的效用来看却有所增加，这就是人们愿意花钱买保险的原因。和保险相反
的活动是赌博。一般而言，赌博赢钱的期望值小于所花掉的赌本，其差数用于赌场的开销，
赌场还要赚钱。而且万一赢了一大笔钱，其效用值也很低，赢钱的赌客常常大笔花钱用于购
买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美国的赌城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的商店里出售几千元一套的西
装，几万元的钻戒。从效用理论看，即使赌博赢钱的期望值正好等于所花掉的赌本，人们仍
失掉了钱所提供的效用。所以赢了钱挥霍享受，输了钱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既然如此，为什
么人们还有兴趣参与赌博呢？答案是花钱为了买刺激。赌博本身成为一种娱乐，花钱就是为
了购买赢钱时的兴奋和输钱的懊丧。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既花钱买保险，又花钱上赌
博，有时想躲避风险，有时想铤而走险。但是从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定来分析，这一现
象仍是不难解释的。花钱买保险是防止大的灾难造成无力重新站起来的后果，花钱去赌博是
花小钱去买刺激。如果想靠赌搏发财，那就不是理性人的行为，后果是极其危险的。
很多经济活动都涉及到风险，特别是投资。在决策时所作的种种预测，例如对市场的估
计，对竞争对手的估计等都可能失算，人们希望能避免风险，于是想起了保险。可是世界各
国的保险公司没有任何一家能承保市场风险的。原因何在呢？设想如果有某一家保险公司愿
意承办中场风险，它应收取多少保险费呢？按照保险业的一般原理。保险公司应该先调查投
资失败的概率，然后乘以万一失败遭受的经济损失，加上经营成本及利润，就可得出保险
费。可是一旦享受了保险赔偿，投保的企业就会漫不经心地从事经营或投资，结果早先调查
得出的失败概率就不适用了。这一分析说明，保险只能对付客观上具有稳定概率的事件，而
不能对付失败概率主要由主观努力决定的事件。
市场风险如果可以投保，结果会使风险所造成的盈亏相抵。因为企业交的保险费将吸干
他们的风险利润，这笔钱正好用于赔偿遭受风险损失的企业。保险的结果将使风云多变的市
场变成一潭死水，人们也不再有兴趣去从事经营了。
但是以上的分析有一个例外，即美国法律要求银行对存户的存款保险。万一银行因管理
不善而破产，存户的存款不致遭受损失。这样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30年代美国经济大
萧条的原闲之一就是银行出存户听信谣言纷纷去银行挤兑，挤跨了几家大的银行，造成金融
混乱。存款保了险，存户就不会去挤兑了。可是，任何措施都是有利又有弊。前两年，美国
大批储蓄贷款所因投机亏损和经营漏洞而倒闭。国家为了给存户的存款保值，不得不拿出近
千亿美元来作保险赔偿，结果不但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厂保险费（相当于减少了存款
利息），而且那些经营不善的人逃脱厂市场的惩罚。这一政策究竟得失如何，又在美国国内
引起一场争论。
价格扭曲如何导致资源浪费
——看北京出租车行业
1990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定价较低的出租车，它用小面包车，所以北京人叫它“面
的”。”它可以坐5个人，每公里收费1元，超过10公里每公里1．5元。当时，北京人莫
不称赞说“面的”大大方便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可是时至今日，“面的”成了北京人抱怨的
对象，顾客经常被拒载，服务态度大不如前。出租车管理部门虽然订出了严格管理办法，可
是不见其效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服务态度问题，但实际上是价格问题。
1993年至1995年的3年来北京的物价上涨了至少40％以上，可是出租车定价未变，司
机们的收入无形中降低了将近一半，现在“面的”司机如果不拒载，有活就拉，每天上作8
小时，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够支付成本开销。司机是靠着挑活，一天十上12小时才能挣上
大约2000元一月。这样的收入水平算是很高的，但如果自己要按市场价格租房子住，没有
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这样的收入和吃大锅饭的人相比优越性并不大。他们有公费医疗和养
老保险，每天名义上工作8个小时，实际上只不过五六个小时，没有被解雇的危险，每个月
能拿上500元也可以活得蛮舒服。所以现在不像两年以前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司机辞职干出租
车，倒是不少司机又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只有那些配偶一方有大锅饭优越性，住着低价房
租的司机还能安心干下去。
“面的”拒载的主要原因是在红灯前停车不计费，近两年来北京交通条件在恶化，在市
区内堵车是每刻都存在的事实。所以名义上“面的”比之夏利出租车（每公里1．4元）的
每公里定价只差1/3，可是实际上同一行程夏利车比“面的”高出将近一倍。过去“面的”
不拒载，夏利车的生意全被面的抢走。现在“面的”在城区拒载，夏利车夺回了一部分市
场。我们在城区看到的大部分是夏利出租车。至于每公里2元的豪华出租车，市场被“面
的”和夏利挤占，情况就更惨了。他们只能靠在宾馆和机场排上几个小时的队，争来拉一趟
活，别人靠努力工作赚钱，他们靠耐心等待赚钱。这样的价格结构不是鼓励人多干活，而是
多等待。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出现了一批专靠等待赚钱的行业，票贩靠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
（更有人行贿走后门，或干脆伪造车票），医院里也有靠占号得到收入过日子的。计划经济
的时代更是样样离不开排队，买一样东西排队所用的时间超过了生产这东西的时间。
红灯前停车应不应该由乘客付费是有争论的。多数乘客认为等待是因为别的车辆大多，
堵了我的路，并不是我本身的过错，可是别的车子却认为是你开车上路堵了他的路。所以红
灯停车无疑应该由顾客付费。现在的“面的”计价办法成了由出租车司机付费（由于等待误
了里程的损失），显然不合理。所以要解决“面的”司机拒载的办法是停车时要乘客付
费。严格他讲，乘客不但应为停车付费，而且应该为北京几十座立交桥的建筑付费，为二
环、三环线的建筑付费。因为这些立交和环线基本上是为汽车上路而修的，行人和自行车都
不能直接利用。目前这笔经费是由北京的纳税人（甚至可能还有外地纳税人）承担，当然不
尽合理。如果把这些费用都算上，乘客要付的里程费也许要加倍，其中一部分由出租车司机
以税的方式上交北京市政府。这样可以减轻北京纳税人的负担。拿出租车收费标准作一国际
比较，北京的收费标准极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将相关的市政设施费用计入其中。
坐小汽车的人都是高收入阶层，用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去补贴坐小车的人，更有害于公平。何
况北京小车中外国人用车的比例较高，确实没有理由叫北京纳税人去补贴外国坐车人，如果
小车通过纳税负担公路和立交的修建费，坐车的成本将大大上升，坐车的人将减少，道路
也不会这样挤了。
豪华车收费高于市场均衡价，所以收费标准应该降下来。如果降低收费标准将使行业亏
损，那就应该减少豪华出租车的数量，可是现在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处并没有采取这两项办
法，而是用不公平竞争的办法限制“面的”进入市场。譬如规定“面的”不许进入宾馆拉客，
不许从首都机场拉客等等，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出租车的空驶里程。我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已
经公布近两年。可是政府的规定自己就违了法。而且这种违法行为是发生在首都，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难怪群众对法律的实施缺乏信心。
限制公平竞争当然是“面的”司机抱怨的。其实拒载也是“面的”司机不得已的，因为
拒载同样增加了他的空驶距离，只不过和不拒载相比损失小一点罢了。由于价格扭曲造成空
驶增加是我们看得见的损失，还有不能直接见到的损失。由于“面的”拒载，顾客浪费了找
车的时间，由于起价是10公里，有些短短距离的顾客感到吃了亏，就不愿雇车用。乘客减
少了方便，司机减少了市场。由于超过了10公里每公里计价增加50％，司机不愿跑正好10
公里的活计，增加了拒载的考虑，对于乘客而言，如果走的距离很远，不如中途下车换车，
增加了不便，浪费了时间。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北京出租车行业由于定价扭曲造成了各
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浪费。北京一年出租车的营业额大约是50亿元。假定浪费是营业额的2
％，每年的浪费就是一个亿；如果浪费是营业额的10％，每年就是5个亿。
怎么办？道理很简单，取消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计价办法。豪华车降价或减少车数，
降低“面的”起价里程，停车要计费，在大市区内行驶一律不加50％的返空加价，增加出
租车的纳税并由乘客承但（但此政策必须公平地对一切上路的汽车实施）。
1995年
第一编 微观经济(二)
为什么商品要明码标价？
通常的回答是说：减少顾客受骗的机会。但经济学家却看到远为复杂的缘由，用简单的
一句话来概括：经济效率最高的定价原则是“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这里包含着深刻的经
济学理论。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商品有两种互小相关彼此独立的价格。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
它随某一具体的消费者而定。同样一件商品，不同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不同，兴趣不同，
会出不同的价。这被称之为需求价。二是生产者为了不致赔本而按成本定的价，称为生产
价。生产价对于不同的生产者也是不同的，管理得好的企业成本较低，反之则成本较高。
显然，生产者希望多赚钱，因此索价决不会是生产价，而是瞄准着消费水平高的用户，
猜测他可以出得起的最高价来索价。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听到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极其离
谱的价格，都不是生产价，而是大款们的需求价。生产者为了尽量增大利润，在价格谈判时
总是隐瞒自己的生产价，而将生产价作为底线，同时试探对人的需求价。如果需求价高于生
产价，生产者将获得纯利润。反之，如果需求价低于生产价买卖将无法成交。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价格必须向社会传递商品真实价值的信息，即社会为生产
此种商品至少要消耗多少资源，消费者根据这一信息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消费它。所以价格
必须按全社会的边际生产成本来确定，即全社会为了多生产这件产品要耗用多少用价值表示
的资源。然而上述生产者隐瞒成本索取需求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微观经济学中使社会效益
最佳的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因此才有明码标价的要求。
明码标价是否能使生产者按成本定价呢？不一定，因为生产者仍可能标一个超出自己成
本的价格。然而当存在生产者竞争的情况下，采用明码标价制度，生产者就不敢将价格定得
太高。他必须了解竞争者标多少价。为了招来顾客，他会把价格定得比竞争者定的价略低，
当然不能低于生产成本。但竞争者也会奉行同样的策略。因此彼此竞争的结果将是使定价下
降到成本线上。
如此说来，通过竞争的作用，明码标价的结果是使生产者按成本出售产品，利润为零。
生产者还会有积极性去生产商品吗？还有的。因为各个生产者的成本不同，通过竞争市场价
可能降低到另一位生产者的成本线上，对于经营得更好的生产者而言仍有利润可得。因此明
码标价将促进生产者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退一步来说，价格等于成本时生
产者也不吃亏，他的一切开销，包括他本人应得的工资性报酬都可以从价格中得到回报。但
他必须谨慎，努力降低成本，以免市场价降到了别的经营得好的生产者的成本线上。那时他
只好关门歇业。此时竞争揭示出他并没有从事此项生产的优势，他必须另外寻求对他有优势
的谋生之道。
明码标价的另一个优点是节省了交易费用。通过买卖双方的价格谈判，如果需求一方对
市场了解得很清楚，也可以将价格杀到边际成本上。但这要求需求方到各个没有明码标价的
市场上去收集价格信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谈判本身消耗时间和精力，也是有成本
的。从这一点我们将理解，超级市场执行明码标价制度，这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建
立了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近于欺诈的商业行为上但是不道德的，而且
大大地恶化了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推崇这种做法，而
应该全力抵制它。可惜首都几家报纸竞相标榜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商品的真实价值。从
这一点看，目前商业道德的混乱，经济理论的混乱，确实堪忧！
对农业的忱虑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数字一向用来证明我
国农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就在这一成就的背后，同时隐藏着危险。如果我们被成绩所
陶醉，对它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终有一天会吃大亏。
这两个百分比所揭示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我国粮食饲料油料作物的人均消耗量大大低
于发达同家。要使我国人民在膳食方面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耕地有限的因素
立刻会成为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主要障碍。有的同志说，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不同于西方人，
中国人以粮食为主，西方人以肉食为主，而肉食要消耗大量饲料，所以中国人均粮食消耗的
低水平是合理的，可是要知道中国人并不是天性不喜欢吃肉，而是没有钱买肉吃，大多数农
村人口至今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肉。第二是，我国耕地的土地利用强度非常之大。休耕在美
国和欧洲是普遍实施的一种耕作制度，更不用说在地广人稀的加拿人和澳大利业。可是在我
国，休耕已不人听说，相反，倒是竭尽全力地提高复种指数。我国农地上单位向积化肥的用
量已超过了包括美同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造成土地结构的恶化和环境污染。这两个后果对保
护地力，维持稳定的农业产量是极为不利的。尤其令人们忧的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迄今没能
找主小平既能鼓励农民爱护地力又不致因农村贫富分化而造成大量无地农民的两全政策。
土地利用强度的提高，不仅要大量施用化肥，还必须大量投入劳动，我国农业人口占了
很高的比例，所以大量投入劳动并无多大困难。可是劳动生产率则非常之低，农村的贫困与
这一点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我们常说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劳动有巨
大的季节性。在一年中大部分农闲季节劳动力是过剩的，但是在农忙季节劳动力就不够用，
所以许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要在农忙时回家帮忙。由于土地的限制，农业的劳动生产力
低，农民报酬不可能提高，因而在我国有“无工不富”的说法。在江惭滞富裕地区，农村里
的劳动力几乎全部转移到了收入较高的乡镇工业，造成大片肥沃土地撂荒的严重浪费。近几
年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内地农民不仅去沿海省份打工，而且也去务农，
从而减少了土地撂荒，这是一个好现象。
土地相对稀缺，按经济学的原理，地租应该相应较高，地租收入应属于土地的所有者。
在我国，农业用地是属于生产队的，因此地租应当成为农业的收入并继续用于改善土地质
量，扩大对耕地等的投资。但我国没有明确地征收地租，农业收入中也没有地租这一项。其
结果是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极不利于农业生产
率的提高，当然也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价低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际市场
上我国生产粮食的相对劣势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到均衡价格，将会
有大量粮食进口，这将迫使我国农业劳动力更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或者发展
花卉、药材、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这虽然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但这样引
起的结构大变动我们似乎缺乏必要的准备。农民受业培训，城市就业开拓，要支付相当大的
成本来实现这种调整。
当前最令人忧虑的是当局压制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粮食产量基本上靠
计划保证，播种面积、抢种抢收、催交公余粮都是在计划安排下完成的。现在把生产、收购
逐步交给了市场，价格就起了关键作用。压抑粮价就是向农民发出减少生产的信号。可是我
国粮食并不充裕，粮食减产蕴含着很大的危险。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方面强调要增加农业的
投入，要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要办好农村教育和社会保险，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违背市场规
则去压抑农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通过价格管制减少农民收入。这种互相打架的政策实在叫
人费解。
1994年7月7日
在这篇文章结稿时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决定提高粮食的购销价格。这真是一个好消
息。可是叫人不解的是今年年初就已宣布取消粮票。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价格随行就市，为
什么现在又要通过中央文件通知粮食涨价呢？今年上半年大部分东西都涨了价，这些涨价并
没有中央文件通知，为什么粮价变动还要中央发文件呢？文件中还提到不许搭车涨价，不知
这是指的什么，如果粮食涨了价，食堂里的慢头，食品店里的点心等等却不许涨价，这又将
造成新的价格扭曲。一物的价格应该包含一切直接间接的与价格有关的信息。害怕价格连锁
反应，说到底，还是“消费者偏见”在起作用。平抑物价确实是政府的职责，但其方法首先
是控制货币发行，其次是鼓励和保证公平竞争，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涨价。
颠倒的收费标准
最近报上热烈地讨论买东西时用于包装的塑料袋是否应收费的问题。从前到杂货铺买白
糖，多半用一张粗牛皮纸作包装，有时候用报纸作包装。确实，废品回收公司收购的报纸很
大一部分都用作包装了。至今一些小城镇还继续用报纸，但大城市几乎全都用了塑料袋来代
替粗牛皮纸。
讨论的结果似乎是反对收费的一派占了上风。一位男顾客说，“一两角钱，说起来不是
什么大钱，可是现在涨价、收费的名目多了,这也要收费,那也要交钱。”(《人民日报》
1994年5月18日第二版）。中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也免费，那
也低价，现在忽然要收费了，连汽车上公路也要交钱。而且锱铢必较，感到似乎吃了大亏，
因而喷有烦言，喜欢占小便宜是常人的心理，大骗子、小骗子都利用这一点心理赚了别人。
从个人来看，占便宜就是实惠。大便宜是大实惠，小便宜是小实惠。可是从整体来看，此人
占了便宜，必有另一人吃了亏，因为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
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规定让人们占一点便宜，实际上必定暗中伤害了另一些人。国家不可能靠
着大家占便宜而变得富强起来。包装袋收不收费是一种制度，表面上不收费比收费好，可是
再往深里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塑料袋是制造塑料袋工厂的工人生产的。他们通过生产塑料袋创造了财富，按照按劳分
配的原则，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补偿。上面反对收费的那位男顾客也不会主张叫做塑料袋的
工人们义务劳动。主张不收费的人大概希望塑料的成本由杂货铺去承担，换句话说，用他们
的利润来支付塑料袋的成本，可是第一，杂货铺未必都有利润，有不少铺子还亏钱。第二，
如果有利润的话，也是杂货铺的职工创造的，凭什么理由他们要送塑料袋给顾客？别的行业
的职工创造了利润是否也要送东西给他们的顾客？为什么要特殊亏待杂货行业的职工？
问到这里，赞成不收费的人也许感到有点理屈同穷了。但他们还可以反驳说：不收费不
一定要揩杂货铺的油，他们满可以把塑料袋的成本打入商品价格之内。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
文章介绍说，蓝岛大厦的食品部提供六种大小不同的包袋，全部免费。还有许多豪华商场专
门为顾客提供奢侈性包袋，也不收费。他们的利润未必低，不收包装费正是为了增加利润，
而不是让利给顾客，因为他们早已摸透了顾客喜欢占小便宜的心理。表面上是顾客占了便
宜，实质上恰好被别人赚了。
我爱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买东西带回的塑料袋，她都一个个洗干净，收起来，
准备再用。可是消耗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家里的塑料袋已经上了百，商店还在免费提
供塑料袋。最后这些塑料袋或者当垃圾扔掉，去制造“白色污染”(大风把袋子吹得漫山遍
野，几十年也不会腐烂)，或者当废品回收利用。后一种情况当然很好，但精心收集它到废
品回收部去出售都要消耗劳动。最好是在开始的时候就避免发生可能的浪费。其办法就是塑
料袋收费。这一政策有利于充分利用塑料袋。事实上，注意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不少超级市
场已从免费提供塑料袋改为收费提供，上年我去维也纳开会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说到这
里，把深奥的经济学中一条根本道理引了出来，即一切商品都要收费，不但要收费，而且收
费标准要恰能反映其成本，使顾客能根据其价格决定是否消费它。
按照这个道理，行人和汽车使用公路就应交“租路钱”。因为一条马路代价极高，这个
代价只能由用路的人去负担。但收钱会增加巨大的不便，浪费大家许多时间。所以城市道路
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收费的。这笔造马路的费用只能由一般的纳税人来负担，但长距离的超
级公路则多数国家都要收费，那些没有收费的超级公路继续用吃大碗饭的方法在维持，并不
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造成的弊端极多。要论证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很长的论文。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收费问题是标准颠倒，一类是该收费的没有收，如塑料袋；或收费
太低，如许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还有邮资（指邮资调整以前），公家的住房。另一类是不
该收费的，没有提供服务或并不增加成本的却收了费，或者收费大大超出了成本，成了变相
敲诈。电话局对用户设置传真机要收数倍于电话机的费用，其实用传真和用电话所引起的成
本是相同的。发达国家中对用户传真机和电话机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又如出国和回国的健
康检查，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项目，而且收费大大超过成本。犹有甚者，邮政局严禁信封中
夹寄别的东西，而发达国家的信件中可以夹寄钥匙、胶卷，甚至衬衫、领带。与人方便而于
己无损（或损害极小）的事为什么要严格禁止呢？
从塑料袋收费的小问题引出了一批大问题。如果把这些大问题再抽象提高到道德伦理，
那么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不要存心占便宜，但要捍卫你自己应得的权利。
1994年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收益递减是一个普遍规律，在生产领域和在消费领域它都起作用。它的表述是：在其他
条件不变时，投入增加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的产出成比例增加，而呈递减规律。譬如在一块土
地上增加化肥的投入，所增产的粮食呈递减趋势。到最后，终会达到一点，由于施肥太多，
化肥非但不能增产反而造成减产。如果收益不递减，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耕地，专耕一块土
地，仅靠不断增加化肥就可满足全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这显然是荒谬的，上面说的是在生
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也这样。肚子饿了吃一口馒头得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
受的感觉将减退，这也是产出不可能始终与增加的投入成正比的规律在起作用。设想如果收
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这将出现什么现象？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因为毒吸得越多越上
瘾。换言之，与其他消费相比较，益发觉得毒品给人的享受超过了其他的各种享受。所以吸
毒的人会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如果全世界的人
都接受了吸毒，一切的人都将忙于种毒品，收毒品，运输毒品，加工毒品，分配毒品，不会
有任何人士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这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
益递减的世界里。
说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了何以经济发展要有适当比例。从理论上分析，说到底，是收
益递减律在起作用。相反，如果收益不递减，而是永远成比例，甚至还递增，我们就会面临
一个疯狂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醉心于单一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由一种极端畸型的方式在生
产，譬如全世界只种一块地。然而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
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
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似乎坚持了经济发展要有比例的理论，然而又否定了收益递减律。
从表面上看，这种立场并无什么矛盾，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立场是荒唐的。
1994年8月25日
贴现率之争
贴现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基本概念，它解决了未来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
价的问题。贴现率为正值，说明未来一块钱不论是损失还是收益，没有现在的一块钱重要；
而且时间隔得越长，未来的价值越低。举例说，今天投资100万元的项目，将来如能收回
200万，也不能证明此项投资一定有效。因为如果这回收的200万要等50年之后，今天衡
量的价值就远低于100万。这是由于如果利率是3％，100万元存银行。50年内得到的利息
也将达338万元（利率为2％的话，50年的利息为169万元）。所以50年后回收200万的
投资与存银行得利息相比不值得去做。
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这笔存银行所得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对未来评价的扣
折称作贴现率。贴现率原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惜款应付的利率。利率为正，或借钱要付
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止贴现率的概念逐渐被牢固地确立。在改革以前，投资评价不
用贴现率，这相当于将贴现率假定为零，把将来的收益当作和今人的收益一样，因而造成资
金的严重浪费。现在这种习惯已经逐渐被纠正，只有经济界以外的人士偶尔还沿用老概念。
后来，社会学家将经济贴现率移植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
高，说明不仅未来的钱在今人看来价值很小，而且将来社会上或个人发生的一切事件今天看
来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
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高，是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将来不愿负责任，不守信用，道德水
平恶化的一个标志。有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贴现率，可能因素有政
治和治安的安定、意外死亡率、平均剩余寿命，当然还有经济贴现率。甚至有的学者试图估
计出社会贴现率的值。
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如何处理一代人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和资源
问题涉及到贴现率的确定。一座寿命为30年的核电站，报废之后堆址清理及核废料处理涉
及到巨额开销。但因为这是30年后的事，贴现体现值的数额就很有限。所以贴现的概念使核
电站的净现值为正，投资认为可行。再如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寿命可能是100年，现在几乎没
有人去想一想三峡大坝报废之后的清理费用有多大，其原因也是贴现概念使遥远的事今天不
必认真考虑。更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温上升，其后果十分严重，但因为这是100年
以后的事，今天大家都不着急。于是许多学者提出是否应当修改贴现率的概念。可是反对降
低贴现率的理由同样是坚实的。从理论上看，贴现率为正是微观经济学必然的结论，要推翻
它将使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发生动摇；从实践上看，降低贴现率将使资金供应紧张，
降低资金运用效率，而且在市场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经济学家们陷入了严重的逻辑矛
盾。英国著名的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一书中专列了一章讨
论环境问题中的贴现率；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观察》（1991年7月号）开篇文章就是讲
贴现率与环境及发展关系。可是这些讨论从根本上井未能解决上述逻辑矛盾，只是提出一些
政策上的补救办法。贴现率为上的理论看起来完全正确，但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碰了壁。
我在《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曾写过：“当理论和实际矛盾的时候，99％的情况我相信
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但当经过仔
细的核对，确认那个事实是真实的，我们就面临着推翻旧理论、建立新理论的任务，而这种
幸运的机会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一辈子也碰不上几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