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学中确认贴现率为正？我认为这个概念之正确，正如“人一定会死”一样，
而且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人永远不死，贴现率就会变成零。设想一
个第二天就要上刑场的死因，他的贴现率接近于无穷大，因为一切发生在第二天以后的事情
对他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的道理，青年人的贴现率就不同于老年人的。市场上能观察
别的贴现率是资金的边际供求决定的，它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也不一定是青年人的。愿意出
更高代价获得贷款的人理应都能得到；愿意以低于此贴现率的利息而贷出的人理应都能找到
借款人而将自己的资金贷出。
有人反对说，即使人永远不死，明天的消费仍不如眼前的消费更吸引人。因此从需求节
米看，贴现率应大于零。刨根究底来看，这一判断的前提仍是人的寿命有限。由于人都要
死，这个事实是铁定不移的，它无形地左右着人的一切判断。由于人的寿命有限，而且哪天
会死完全不能预测，因此一件事发生的早晚便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人竟然可以永恒不
死，不论是年老、疾病，交通事故、地震、火山爆发都不能致人于死，那么时间的参考便失
去了实际意义，一件事不论发生在哪一个时间坐标的点上都无关紧要，于是贴现率便化为了
零。
人当然要死的，贴现率便应当大于零。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虽然人类也有最后消亡的
一天，但那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的事。实际上就可以认为人类将永远存在下去。因此
对于整个人类而言，贴现率便应当趋于零，其推论是我们应当关心子孙后代和关心我们自己
一样。三峡报废，大气变暖等等问题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
从贴现率应否为正的讨论，使我们回忆起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它假定无数生产
者和消费者参与市场活动，前者的目标是利润极大化，后者的目标是个人（或家庭的）效用
函数极大化，于是均衡的价格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样的结论逻辑上是一贯，是无懈
可击的。然而当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不是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
便完全不适用了。在一个市场环境中想叫贴现率等于零是根本行不通的。整个人类的利益与
个人的或家庭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因此这就要有政府出来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在科学家和经
济学家的参与下，排除市场干扰，在认准了事实依据和科学推论的条件下，制定对人类前途
负责的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因此，政府除了提供公共产品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环境
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严肃地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任务，我们将不能回避它们。
歧视性定价的利弊
歧视性定价是指同一种产品或服务，对个同的人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做法早先只对在
华的外国人实施，现在则日益泛滥，连公共交通都分本地人外地人而有不同的票价（见
1994年7月12日《中华工商时报》五版《厦门巴士季票卖“歧视”》一文）。
首先，歧视性定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行得通，一种是顾客处于分隔的市场中，他们无
法互相沟通，例如，本国顾客和外同顾客，同一商品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价格；第二种情况
是垄断性商品，顾客只能从唯一的供应方得到商品，他们不能逃避垄断者对他们的区别对
待。这两种情况都是竞争不充分引起的。根据择优分配原理，商品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必须达
到均一的边际产出，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均价格。所以歧视性定价将破坏资源的最佳配置，
降低社会的经济效率。在我国，歧视性定价几乎都发生在政府垄断的行业中，他们的目的，
或者是减少亏损，或者是增加利润。在减少亏损的情况下又往往和价格管制，定价低于成本
并造成供不应求的现实有关。当然也有许多情况单纯就是为了牟利，例如医院收费（以及出
国体检等等）分公费医疗和自费医疗。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他们多数人不是经济学家，政府
的歧视性定价给他们的印象是政府为了赚钱而勒索他们，从而产生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
以上各种区别定价，不论是歧视性或优惠性，都不利于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更为重要
的是政府的行为有示范作用，区别定价会诱发不法商人利用顾客信息不灵来宰人的行为。因
为公平有效的定价是“长期边际成本”，这种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不能随人而异。政府定
价的任意性，破坏了市场规则，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在什么情况下区别定价是有利的呢？如果厂商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边际成本线，换言
之，由于扩大市场，使生产者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在满足了付高价的消费者之后，可以
降价再满足一部分只能出低价的消费者，从而使整个平均成本进一步下降。这一政策又有利
于社会公平，因为低收入的人可以付较低的价格，例如我国的铁路票价在提高到可以抵偿全
部成本并保证服务质量之后，不妨对内地的打工民工降低一点票价。我相信这样的票价政策
将既有利于效率，又有利于公平。但就目的而言，当务之急（指铁路1994年9月调整旅客
票价之前）是大幅度提高运价，缓解供需矛盾，改善服务，保证安全，还谈不上降价优惠的
可能。
参加一次美国家庭的财产拍卖
借钱必须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贷出方的利益，也是为了借入
方的利益。因为如果借了钱可以不还，就不再有人愿意贷款给别人，想借钱的人再也借不到
钱，所以对借人方同样也是不利的。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钱不但要还，
还要付利息，也是同样的道理。借贷关系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如果破坏了借了钱
必须付息还本的规矩，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陷入混乱，不但基本建设无从进行，
连正常的生活生产都难于维持。
但借钱不还实际上是难免的，主观上赖帐或许可以通过法律等惩治手段来对付，客观上
没有偿还能力事实上完全可能发生。到那时，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是即使把人杀了也
无法将债讨还。古代对借了债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规定：债权人可以将他收作奴隶。这种规定
普遍存在于古代各种文明的国家里，可见不是一种巧合，它是维护严肃的借贷关系的产物。
然而奴隶违反了人格。当西方人权思想兴起之后，役奴抵愤的办法难于行得通，于是产
生了破产保护的砚定。这是对于确实无力偿债的人的一种保护，让他的人身不受侵犯，并且
还能维持自己起码的生存条件。除此之外的一切财产都必须用于清偿债务。当一个人宣布破
产之后，他的全部财产都要通过拍卖变成可以流通的现金资财，以便在几个债务人之间分
配。所以拍卖和破产常常连在一起。
我参加的一次破产拍卖是在一个中等城市里。破产者是一名医生，他住在富人区，有漂
亮的住宅、高级轿车、钢琴、奢侈的用具和衣服。可见破产并非穷人的专利，“富人”也会
破产的。但破产之后则无例外地都要变成穷人。有些人在宣布破产之前将自己的财产转移藏
匿，用破产来逃避债务。这就会犯法，会蹲监狱。这种行为可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从这
里可以看到，破产不同于故意的逃避债务，而被认为是个人力所不及的受命运安排的结果。
那天，当我来到拍卖现场时，前后己停满了汽车，还有不少中型卡车，那是准备来买大
件家具的。参加拍卖的人先要凭身份证（在美国通常用驾驶执照）去登记，说明自己的住址
及电话号码，这才能得到一个代号。当你喊价时就举起自己的代号。凭身份证才能登记的原
因是防止有人当场喊了价，事后又不认帐，特别是防止托人哄抬价格，使参与拍卖的人上当
吃亏。
当规定的时间到达时，主持拍卖的人宣布拍卖的法律依据，拍卖规则，特别强调所有财
产全部要在当天拍卖完结。然后就开始逐件物品喊价。主持人先介绍物品的规格、状态、产
地等，然后从高价开始向下喊价，待降到某一价格有人举牌认购时，再向上喊价，这样才能
保证卖方的利益。据我观察，最后成交的价格要比开始有人举牌认购的价格高出一倍左右。
这使我回想起拍卖理论中的一条规律，即单方向的喊价（单方向下降或向上升）会使成交价
格低于有人愿意出的真正最高价。所以先降后升的喊价办法是较公平合理的。在美国，旧货
是不值钱的，一件衣服即使只穿过一两次，也不能卖得原值的1/10乃至1/20。所以拍卖时
成交的价格部相当低，比如一双八成新的皮鞋只卖3美元（原价估计在60美元左右），两
个电熨斗只卖1美元（新品要卖30美元左右）。但拍卖的价格总的说来比之一般家庭“后
院甩卖”（Yard sell或Garage Sell）的价格似乎略高一些。我在那次拍卖中买了一盒
500页的打字纸，35个信封和一个称邮件用的磅秤，一共4美元。我认为是捡了便宜，如果
买新的大概要18～20美元。
每次拍卖，前去参加的人很不少。美国人参加拍卖，固然是想买便宜货，但我觉得更多
的目的是去消遣。因为一家的财产少说也有几百件，拍卖要持续一整天。所以拍卖时还有卖
小吃、饮料的小贩前来服务。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捡不了几块钱的便宜，从经济上看颇不
合算，所以我猜多数人是来消磨时间的。拍卖主持人用一种特别有的味的声调，以高超快速
吐问的特技，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每次叫价之后要记住以前最后一位的报价人及报价数
目）。听他主持拍卖确实觉得很好玩。
拍卖不但用于破产时清理债务人的财产，也用于其他场合。例如报上刊登一位老人因
健康原因迁入养老院，要将他一生收集的贝壳以及全部财产拍卖；有一家餐馆因为多年来逃
税欠款几十万元，被法院宣布强行怕卖。另一则广告宣称老人亡故，依遗嘱将其财产拍卖。
他生前驾的一辆汽车是1987年买的，至今己用了七年，但里程表上只走了4200哩，平均一
年只走了600哩，比之一般美国家庭每辆车大约要跑1．2万哩，确实是少多了。可以看出
此老人大概因健康原因，这几年内很少出门。
参加拍卖可以观察到许多书本和报纸上从来不涉及的有趣的现象。
邮资补贴
——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他们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原先的体制是
公平强调得过了头，结果是缺乏效率，大家一起受穷。后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强
调效率而牺牲一时的公平。但效率和公平也并非永远互相对立，换句话说，我们很可能落入
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境况，从这种境况走出来就同时可以满足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应该承
认，现代经济学对提高效率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从理论到政策都有大量可贵的成果和经
验。但是对公平的研究似乎大大地落后，甚至什么是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平等还在剧
烈的争论之中。
经济学对提高效率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即“价格应等于边际
成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竞争，就可使价格趋于边际成
本。此时一切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中称为经济利润）将趋于消失。此时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
率达到最优。人们常说，美国的物价低，社会富裕，其实就是公平竞争令价格降到边际成
本，结果每个百姓都亨受到杜绝了浪费的富裕生活。相反，靠着价格诈骗，欺行霸市，垄断
信息。假冒伪劣来致富，少数人富了整个社会都要长期受穷。
对于垄断性产品的定价，市场所能起的作用甚为有限，此时就要靠政府的作用。政府在
制定此类产品的价格时，应遵循上述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不允许对某些产品定低价，另一
些产品定高价，再以高价产品的盈余去补贴低价产品的亏损（我同政府常用的原则，而且
至今没有受到检讨）。除非这种定价确实有助于实现公平。譬如对高质粮食定高价，将盈利
用来补贴吃低质粮食的低收入群众（即使是出于公平，政府的政策，也还得考虑是否会伤害
生产低质粮食的农户）。
本文要讨论的政府对邮资的补贴（指邮资涨价之前），是既不利于效率又无助于公平的
定价政策，现在一封本市平信仅贴0．1元的邮票。外地邮资仅0．2元。实际的成本已数倍
于此。估计一年政府为此支付的补贴达数十亿元之巨。这笔钱补贴给了谁？给了寄信多的
人。什么人寄信多？是收入高的人才多寄信。贫困山区的农民一年也不见得寄上一两封信。
由于邮资偏低，可以用电话解决的事也改用信函，于是造成邮件拥挤，难于招架。所以此
项补贴对效率和公平都只起坏作用。
邮政部门用什么钱来补贴这几十亿元的大窟窿？只好靠其他方面收高价。这又造成了进
一步的效率损失，例如报刊杂志的发行投递费，要收到报刊个身价的35％。现在一本杂志
定价多在3元以上，邮局要收1元多的发行费，远远超出了其边际成本。这种价格扭曲极不
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事情到此还没有完。为了争这部分利润，沈阳、大津等地组成了民
营的发行网。从这里看到，放着已有的高效邮政发行系统不用，另外再去组织一套班子搞发
行。社会的资源配备失当，浪费在所难免。
邮政系统为什么要补贴邮资？我曾问过邮电部的领导。答复是有助于稳定物价。可是物
价水平之所以上涨恰恰是因为经济效率低，国家要拿钱搞补贴而造成的。靠国家补贴来稳定
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这一点不想通，物价将无望稳定下来。
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价格脱离边际成本造成
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另一个例子是北京出租车定价脱离边际成本，表现为起价高，短距离乘
客就不愿叫车；停车时间不计价，造成拒载增加，乘客叫车的时间加长；不允许豪华车降
价，只能靠不公平竞争来维持生意，结果增加了空驶里程（“面的”到首都机场不允许返程
拉客，要把生意让给豪华车），10公里以上加价50％，造成司机挑活，乘客中途下车，结
果都是时间、精力、汽油的损失。现在北京出租车一年的营业额在50亿元以上，如果定价
不当造成的损失为5％，拖延一年国民经济的整体损失就是2．5亿。主管价格的部门100
年发的工资也抵不上这个零数。定价政策不能不慎。
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服务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他们的产品可以分为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像理发、医
疗、出租车这些服务业是最终产品；而货物运输和保险、各种批发中间商、大量计划、秘
书、公关工作、股票和期货市场，银行业务中的大部分则属于中间产品，因为他们并非直接
为人们服务，而是为生产服务。
过去，我们只重视物质生产部门，甚至认为服务业不但不生产物质，相反他们还从物质
生产部门分享一部分产品，近乎社会的寄生阶层，所以采取限制其发展的政策。以后认识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服务，否则生活将感到不方便，或降低生活的质量，而且服务业也能
创造就业机会，于是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从限制变为鼓励。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承认
服务业之必要性，至今似乎局限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即直接为人们服务的行业。对于
中间投入的服务业至今仍认为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他们按市场原则赚了钱似乎也是分亨了
别人的成果，我们经常说的“流通费用高，中间环节多，导致了生产者消费者两头受损”就
是这种见解的反映。最近公布的一些政策，目的在减少中间环节，让产销直接见面，甚至限
制参与中间流通环节的商业活动。这种政策发展下去，必将极大地有损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并不打算从中间环节越少越好一脚跨到中间环节越多越好。多少环节算正好，由市场
通过竞争和选择来决定，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一眼识破哪些环节是多余的。但是从总体上
讲，我国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是非常欠发达的。根据很简单，我国有大量通过服务的作用
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机会没有被利用。例如，蔬菜的城中销价和农村收购价相差甚大。大家常
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间环节加价太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从事中间环节的人太少，稀缺导致高
价，中间商才能多赚钱。有人认为中间商赚的利润太大，要限制他们的人数，其结果必然适
得其反。只有流通环节展开充分的竞争，费用才能下降，效率才能提高。试比较中国和美国
的蔬菜批发业，可以发现二者效率的巨大差别。美国各大城中一年四季蔬菜价格的变化远比
中国的小，美国农业的分工非常发达，东部各州吃佛罗里达州的桔子，西部各州吃加州的桔
子，全国都吃南达可大州的土豆，都吃从中美洲各国进口的香蕉。蔬菜水果是易腐货物，远
距离运输必须有紧凑的运输链连结在一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集装箱运输的容量和能力。
各种货品的搭配运输非常复杂。我同蔬菜水果的贩运，从询价、采购、仓储、加工、包装各
个环节看，效率比之美国要差得远。其原因就是从事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太薄弱。
我国学者杨小凯提出的分工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越细交
换的次数越多，交易成本越高，将分工提高效率的利益抵消了。所以分工发达的程度与交易
费用的大小有关。我国商业信用差，交易费用极高。所以分工难以发达起来。发达国家走过
的道路是不断完善市场规则，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第一第二产业
的产值减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都大大超过2/3，而
我同则仅27％（1993）。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点是即使分工程度不变，依靠竞争和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优化资
源配置的效率。然而提高配置效率是有成本的。竞争、价格信号从产生到传递到发生作用，
都有相应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第三产业的收入。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由于配置
效率提高，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形象地说，成为消费者餐桌上的
一元饯的肉，肉的直接生产成本不到1/3，其余都是流转费用。生产成本之所以能降低，是
因为多花了成本在流转上面。由于市场的作用，这样的成本结构使得总成本为最低。这种理
论分析的政策含义就是要大力发展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
如何看待价格
价格可以说是经济问题的核心，各式各样的人都在对价格问题发表意见。但粗分起来主
要是四方面的人：一是生产一方，二是消费一方，三是政府，还有第四方，即投机分子，他
们既不生产又不消费，可是对价格的关心却超过任何其他人。政府是代表百姓的，百姓中的
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既是生产音又是消费者。但家庭在对价格作判断时却总是站在消费者的
立场讲话。这就是我过去提到过的“消费者偏见”，现在政府又站在了家庭一方，所以对价
格的议论可以说几乎被消费方所垄断。不是吗？几乎所有的关于价格的议论都嫌价格太高，
粮食、蔬菜，最近又有化肥，都是如此。价格低似乎有益于消费者，可是如果生产者受损，
没有人愿生产，到最后还是消费者倒霉。因为价格高了没有足够的人买，生产出来之后成为
积压库存，既不利于生产者又不利于消费者。可见价格高了不好，低了也不好，要恰当才
好。可是这样的论断过于模糊，它没有说清楚价格多少算正好。单纯从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利
益格局来讨论，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因为利益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结果。
经济学中对价格的讨论，虽然它同样承认价格在分配财富中的作用，但价格的高低是非
之争却不是从公平出发而是从效率出发。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发现了价格可以
引导资源向何处流动，并证明在供需双方都关心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于竞争性的产品（如
上面提到的粮食蔬菜化肥），如果没有外部性（如产生污染）则能使供应量等于需求量的价
格是最有效率的价格。这种价格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达到极大。
这个结论虽然200年前的斯密已经感觉到，100年前已经得到了初步证明。但证明的严
格性和清晰性，以及深入探讨这一命题还有什么隐含的假定，却花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本
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上要成就正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充实，并且还有所突破。正因
为这理论的论证相当复杂，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所以不断有人提出要在供应方和
需求方之外，有第三方面来制定价格。可是这种价格必定是偏离供需均衡点的，因而必然会
造成浪费。事实上中外古今企图用自己认为合理的价格来代替供需均衡的“不合理”（这种
判断全都是从利益格局的分析出发，而且往往掺进了消费者偏见）价格的例子不胜枚举，结
果莫不以失败告终。所以普及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应该说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重大课
题。
70年代末，王国乡教授和我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择优分配的价格理论。这一理论使得均
衡价格为最优的论证稍为容易一些。下面我仍用化肥作例子，作一个极简化了的说明。
首先，一定数量的化肥的分配应使它能增产最多的粮食（暂且假定化肥仅用于粮食生
产）为目标。所以价格的是否合理，应以能否使粮食增产极大为判据，而不是减轻农民负担
等别的目标。其次，我们知道，同样一公斤化肥在不同土壤、季节以及众多其他条件下（如
病虫害、杂草多少等），其增产的效果是不同的。特别是化肥施用的多少会影响它的效能。
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化肥用量越多则其增产效能越低（将作物种在化肥堆上不会有收成）。
第三，我们要想清楚，如何才能做到“一定数量的化肥发挥了最大的增产效能”。它的答案
是制定一个标准,使任何一公斤化肥所增产的粮食都不低于这一标准,只要这个标准制定得适
当，上述目的就可达到。这个标准是否适当的关键，是与它可供应的化肥总量有关，总量越
少，这个标准越高。
假定现在一定化肥总量的条件下，我们找到了这个标准是每公斤化肥至少要能增产两
公斤粮食。使化肥分配最优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的方法。此法先要搜集全国每
块土地上化肥增产效能的信息，然后用电子计算机算出各块土地上应该用多少化肥，最后将
分配计划下达到化肥工厂和农户。这一思路虽然非常精确和理想，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执
行起来花钱费时。二是依靠市场的作用，只要规定农民用两公斤粮食去换一公斤化肥，就可
以自动做到化肥的最优分配。因为农民决不会愿花两公斤粮食的价格买化肥，结果增产的粮
食还少于两公斤。农民对化肥在自己土地上增产效果的判断比任何别的人都了解得更准确。
事实上有钞票做交易媒介时，农民可以用两公斤粮食的钱去买一公斤化肥，用不着用笨拙的
以货易货的办法。由此我们彻底解决了化肥最优定价的问题。这里要注意，化肥的价格取决
于粮食的价格，我们只是解决了化肥与粮食的比价应该是多少，绝对价格则与粮食价格有关。
这一理论强调了正确的价格是指比价，而不是绝对价，或者强调价格是彼此相关的。如果粮
食价格扭曲，它会影响化肥价格。
现在再回过头未看，每公斤化肥至少要增产两公斤粮食的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显然，
如果化肥的数量少，则应制定个更高增产标准，譬如说，这个标准应该定为增产2．5公斤
粮食。同样，如果化肥数量充足，则可以降低这个标准。所以标准应该定在什么地方，只要
看农民买走的化肥是否正好和化肥生产的数量相等。换句话说，供需均衡的定价可以保证化
肥的最优分配。其实，不仅化肥如此，一切商品都如此。供需均衡价格是最优利用一切资源
的价格。
上面的论证还没有解决化肥用于棉花、甘蔗等一切作物时应当如何分配的问题，也没有
解决化肥应该生产多少的问题。这些复杂问题不是一篇随笔所能讲得清的。但是上面这一极
其简化了的论证应该使当前关于化肥定价的争论有个结束，或者至少将定价原则从利益格局
的争论转移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着眼点上来。
1995年4月11日
第一编 微观经济(三)
在国外选购商品
改革之前物资匮缺，寻找买东西的机会是生活中一项大事。出差旅行时背着大包小包，
或者是带些东西给远地的亲友，或者买些本地难买和价钱贵的东西。改革十几年后的今天，
除掉跑单帮的很少有人背着大包小包出门了。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许多人利用各地商品价
格的差别从事长途贩运，使各地的价格差别减小。过去一直以为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大约
十年以前对此项禁令取消。现在执行的是一项相反的政策，是鼓励地区间的物资交流，
反对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长途贩运的结果是产地的价格上升，生产者有更大的产量供
应，而销地的价格则降低，有利于消费者享用低价产品。货畅其流本来是经济得到发展的根
本之道。改革之前中国人不知为什么鬼迷了心窍，竟然禁止长途贩运。其实国际贸易同样是
长途贩运，为什么不禁止反而鼓励呢？有的同志解释说，禁止的是个人长途贩运，因为怕人
因此发了财。但贩运者发财并未损害任何人，反而是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家都得益的
事为什么要禁止呢？
国内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别因长途贩运而缩小，但国际间的价格差别还很大，如果有机会
出国，应该买些什么东西呢？
如果有机会到不同的国家走一走，我们会发现各国价格的差别是很大的。拿公共交通为
例，北京的票价从1角起价（指调价以前），但纽约要一个多美元，合10元人民币；柏林
要3．7马克，合22元人民币。虽然纽约和柏林的票允许换车不需另外再买票，但即使换上
三次车，票价的差别仍达20倍左右。可惜公共汽车服务不能出口，否则可以赚上惊人的利
润。当然，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扭曲得惊人，公交公司每年补贴八个多亿，相当于1000万
北京人每人享受了80元的补贴。如果出口公共汽车服务相当于补贴了外国人。现在幸亏没
有出口，但终归是补贴了在北京的外国人。如果我们怀着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穷苦人的伟大
志气，补贴外国穷人还讲得通，可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绝大多数并非穷人。不过话也说回来，
有钱的外国人在北京并不坐公共汽车。这使得我们在心理上平衡了一点。使用北京公共交通
的主要是每天上下班的人和外地人，特别是外地来京打工的民工。这部分人都是收入不高的
人。这项补贴能继续到今天而不调整。恐怕补贴了低收入的人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国补
贴高收入人的政策也没有调整。低邮资就是一个例子，私人小汽车又是一个例子。寄信多的
人不是穷人，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是商业目的，补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私人汽车本身的
价格并无补贴，但道路建设花的钱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间接补贴了用小汽车的人。北京一
年花在公路建设和立交桥的钱好几亿，仅仅考虑投资利息平均每辆小车每年大概享受了几千
元的补贴。新修的道路和立交桥都不允许自行车和步行人使用。有些路连大轿车都不许走。
在国外则相反，公共汽车和大轿车享有交通的优先权。小汽车，尤其是只载一个人的小汽
车，要受种种限制。为的是鼓励大家多用公共交通，减少道路拥挤和排气造成的空气污染。
在外国应该买什么，只要看中国进口什么东西，我国进口粮食，近几年开始进口石油。
这些东西国外的价格虽比中国低，但并不是个人旅行时可以顺便带的。同样我国进口飞机、
成套发电设备等，也不是个人可以买的。一些进口的小东西，如彩卷、录像带、普通化妆
品，国外产地价格理应比国内低，可是事实井非如此。这一现象叫人感到迷惑不解。究其原
因是外国的人工贵，零售环节上的加价比国内的加价高许多。所以只有价值高的商品，零售
加价在商品总价格中占的比例小的，才可能比国内的零售价低。例如摄像机、高级相机。但
如果加上进口关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国内外价格差别与汇率有关。以目前的汇率作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国家里
都比国内价高，例如出租车国外大约合到每公里8～10元；吃一顿麦当劳，大约合40～50
元；自行车内胎要合40元；至于衣服、皮鞋、箱包等国外价都要高出好几倍。但是也应该
承认，国外东西价钱虽然贵，质量普遍比国内产品好得多。我曾在德国买过一把文具剪刀，
至今用了7年，仍旧锋利如新；外国的自行车骑上半年也不需要打气；一只灯泡的寿命长达
十几年；自来水龙头从来不漏水。这些都不是指名牌产品，而是随便在超级市场里买的。考
虑到这些质量上的差别，在外国买日用商品确实是合算的。但要注意到电气用品的电压是否
是220伏，灯泡、水龙头的直径和螺纹是否与国内一样，买录像带则要注意制式。
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例外地都是市场经济国家。那里的价格没有政府的干预，既不会过高
也不会过低，总的来说也没有政府补贴。但个别的例子也是有的。像美国和欧洲的农产品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多数发达国家的食品交易不征税（一般商品都要征4％～6％的流转
税，加在你付款的帐单上），所以如果你出国买食品很可能会享受外国政府的补贴。事实上
许多食品的价格确实比国内便宜。例如食糖、奶油、植物油、虾，乃至方便面和西瓜。而且
食品进口不征关税。但是果菜、肉类因受检疫限制不允许进口，加工好的食品是可以进口的。
按国际惯例一般国家都允许旅客入境时免税带两条香烟和两公升酒。有的国家烟酒的税
极高，两条烟的价差达30～50美元。我国烟酒的关税也很高。可是走私猖狂，国内销的进
口烟几乎全部是不交关税的走私烟，所以国内外的烟价相差有限。在各机场的国际航班候机
区都有免税商店，那里主要出售烟酒、香水。其他商品价格并不比普通商店里便宜。各地免
税商店里的价格相差也很大。譬如有一种爱尔兰出的Baileys牌奶油酒，贵的（像法兰克福
机场）要卖19美元一瓶（一公升），在伊斯但布尔机场只卖7美元，我国首都机场卖12美
元，在北京市内商场里卖200元人民币，可见相差之大。所以出国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
1995年12月4日
为什么补贴弊多利少？
政府补贴是一个诱人的名词，政府手中有很多钱，拿来给大家补贴，不论是低价粮食、
副食、交通、燃料、电价，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所以补贴是最受欢迎的。有的政府用补贴
来安抚百姓，甚至笼络人心。既然是政府给的，光明正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般百姓
受之心安理得。有时百姓还要向政府争取补贴，甚至闹到静坐示威。但是从全社会的利益考
虑，它是弊多利少，非常失策的。
首先要清楚，一个国家百姓生活的好坏并不取决于物价，而取决于生产多少和浪费多
少。补贴无助于增加生产，反而会造成浪费。公交票价补贴，使人们不必要地乘坐公共汽
车，可以步行或骑车的也选择公共交通。结果是增加了不必要的汽油消费和汽车磨损。其
次，政府自己不创造财富，他所拥有的钱，或由钱代表的财富，都是由百姓创造，通过税收
或其他渠道收集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所谓补贴实质是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用去补贴
另一部分人，是一种合法的财富转移。偷、抢、骗都是非法的财富转移。现在由政府出面来
组织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表面上看是合法合理的，但其实质都是强
制性的财富转移，因为逃税，偷税要判罪，所以是强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一般情况下补
贴至少是不公平的，除非补贴的对象确实是因贫困而需要帮助的人群。
有时政府可以印刷钞票，用新印的钞票来补贴。表面上看，这样做没有任何人受损。但
大家都知道，印钞票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结果是一切手中持有钞票的人或银行里有
存款的人损失了购买力。所以实质上仍是一种强制性的财富转移，不过形式上更隐蔽一点罢
了。这里用得着经济学里的一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用中国人常说的：天上不会
掉馅饼下来。意思是说，任何一种财富的消费都有某些人在承担其损失。
北京的公共交通是否都是贫穷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在使用，因而补贴成为必要？当然坐公
共汽车和地铁的人穷的富的都有，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是每天上下班的工薪族，也有不
少外地来京打工或办事的，其中多半也是工薪阶层。他们谈不上是大款，因为大款多半去坐
出租车或有自备汽车，但他们也不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因为他们至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
且解决交通问题更节约的办法是骑自行车。现在他们选择坐公共汽车而不骑车，说明他们还
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所以从公平的角度看，公交的政府补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必要。
补贴不只是造成了分配中的不公平，还破坏了一个社会应有的经济效率，导致财富或福
利的损失。举例说，如果政府将补贴的钱发给每一位乘公共汽车的人，而车票不给补贴。这
样做对政府而言支出并未增加。但对乘车的人而言，他可减少一点乘车次数，而将节省下来
的钱用于他更迫切的花销。这就说明了同样花这点钱，补贴公交行业并非是最合于每个人心
愿的一种花钱方式。换一种方式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虽然这一设想事实上执行起来有许多
困难，但至少从理论上证明了补贴并不是最有效的花钱方式，我们应该寻求使百姓获得更多
实惠的方式去花同样多的钱。
总之，由于票价过低使达到同一目的而作了错误的选择。造成资源的误用。在经济学中
称为资源配置错误。
拿其他国家公交收费的标准看，大多数是朝取消补贴的方向发展。纽约中的公共交通票
价在1985年时是0．9美元，现在调整到1．3美元，涨了近一半，而同时期内物价上涨不
到30％。德国柏林的票价分两种，一种是一性短程票，可坐6站地铁，票价2．5马克（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