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关歇，不能靠政府或银行养下去，这里涉及许多人员安置、环境恢复的复杂问题，这些问
题的解决要有政府的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税的征收则更多地是政府的责任，煤矿不按持续
发展的方式生产，政府环保部门要监督，甚至绳之以法。大范围的治理（例如引黄工程）更
离不开政府，政府要加强税赋征收的管理，要严肃财务纪律，将钱用到正道上去，政府还应
扶植培养山西有优势的生产行业，将山西的产业结构转移到较少依赖煤炭，更多发挥人力、
技术、信誉优势的轨道上来，这才是山西发展的百年大计。
1995年8月26日
“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每当经济出了问题时，可以发现是某个比例出了毛病。过去农业跟不上，拖了国民经济
的后腿，于是全民抓农业。也曾发生过能源不足，发生了能源危机，至今不少地方供电仍有
限制，显然是电力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如果经济主管部门事先按照一个适当的比例
作出规划，这些问题应可以避免，所以经济学家们曾总结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应当是
“有计划，按比例”。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恰好相反，那是由许多互不联系的个体或企业，以
赚钱为目标决定自己的产品品种和产量，因而必定是一个盲目的经济。比较两种经济制度的
优缺点，“有计划，按比例”显然要比盲目的市场经济为优越，可是计划经济搞了30年，
可以不客气地总结为“并不成功”，因而才会有今天全面接受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再拿世
界上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作比较，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虽然有的在开始时取得了明
显的成功，最后无不陷入了困境。而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并非每个都能成功，但成功的
机会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究竟有什么错？至今仍有许多同志心里打着这
个问号。
应该说，“有计划，按比例”并不算错。关键问题是这个合适的“比例”是多少，却没
有任何一个人能事先知道，因此计划也就无从做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
所以“按一个变化着的比例”还不如干脆说“无比例”更恰当。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我们已经发现当前经济的某一比例失调，用计划的方法往往并不
能纠正失调了的经济。因为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单凭计划就可以改变的。正因
为如此，从1956年起发现农业出了问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等口号，可是20
年之后，中国人民的膳食井无任何改进，反倒是接受了包产到户新制度以后，食物才一年比
一年丰富起来。
那么，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是什么呢？微观经济学是这样回答的：在产权明确界定并受
到保护的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在地位平等，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形成了价
格是决定资源流向和结构比例的因素。
1994年5月12日
把你的储蓄变成投资
大多数家庭按量入为出的原则计划自己的开销，全家的收入减去支出总还有一点节余。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储蓄的民族，不论家庭的收入是多是少，储蓄总是每个家庭的目标。50
年代我在哈尔滨时有几个俄罗斯朋友，他们是十月革命前后移民到中国来的。那时大家称他
们叫二毛子，是一种不很恭敬的称呼。比较正式的叫法是“白俄”，以区别赤化了的苏联
人。50年代时白俄在哈尔滨居民中占的比例很高，恐怕有1/10之多。那时我刚出学校，薪
水很低，生活很拮据，但每个月总想能多少存几个钱。但我的那几个白俄朋友的生活习惯却
大不一样。他们不但没有储蓄还常向我借钱，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低，做生意、开饭馆来的
钱很容易（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数目也不小。但每次拿到钱除了还债就是像过狂欢节那
样大吃大喝。自从我结交了白俄朋友，才对小学读书时读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俭的民
族”有了真正的体会。70年代以后我改行研究经济，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比较
中进一步从理性上认识到我国人民善于储蓄的优良习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的储蓄
率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韩国，达到40％；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所生产的总价值中个人储蓄加
上国家积累达到了40％。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全部用到了基本建设的投资，包括住房、道路
和各种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相对而言，美国这个世界首富，储蓄率近年来徘徊在13％～17
％，而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一些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储蓄率都在30％以上。
高储蓄率虽然未必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也高，但没有高储蓄，经济增长却不可能有高
速度，除非向外国借钱。换句话说，高储蓄率虽不是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的
条件。
家庭储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以防不时之需，因此储蓄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可以随时动用
它。储蓄现款最方便，可是不安全。现款可能被偷被抢，而且这几年通货膨胀较严重，现款
放在那里就损失了购买力。比较起来存银行就好得多，不但存款可以挂失，而且还有利息。
但是目前定期存款的利息还弥补不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许多家庭还要寻求能更好保值的
储蓄方式，有的选择买黄金首饰。但当要急用时首饰不易立刻变成现款，而且买进卖出价差
的损失也不小。有的家庭选择买外币，虽然这种方式从长远来看，不失为比较安全灵活的办
法，但外币有汇率变化的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的黑市汇率从10以上降到了目前的
8．7，而国内的物价则差不多涨了20％。由于这一出一进，那时买美元的人已经吃了大
亏。这说明买外币也不够安全可靠。买股票则风险更大，多数家庭更不愿意择此下策，除非
他们精于此道。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应该说，能兼顾到安全灵活，又有一定回报的储蓄方式并不
存在。我们总免不了要牺牲某些条件来换取别的优点，这正是为什么银行利率虽然很低，居
民存款仍在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但最近由于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人直接投资的机会增加了。
所谓个人直接投资是自己开店做个小买卖，或者几个朋友合伙开个小作坊，也可以把钱借给
亲友让他们去办实业。借款的利率肯定比银行利率高。举例说，目前大城中里的出租车大多
数是司机租的，而不是自己买的，他们付的租车费用很高。他们不是不想买车，减轻一些负
担，问题在于个人的资金不足。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妨借给他们，虽然这也存在风险，但
汽车已经买好在那里，把汽车作抵押，风险就减小了。
个人直接投资是应该大大鼓励的一种储蓄方式。今年由于亏损国营企业贷款受到严格控
制，有的连职工工资都要打折扣。个人直接投资可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从而帮助这些亏损
企业精简人员。个人办的企业效率最高，没有大锅饭可吃，对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有很
大帮助。当然，个人存银行的钱最终也是拿去投资的，但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银行将
个人存款拿去投资时,这些钱已经变成了机器厂房,可是存款人仍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在
一般情况下虽然有人提款，但有更多的人在存款，所以银行不会发生周转不灵的困难。但万
一由于通货膨胀或其他原因大家纷纷去银行提款抢购，就会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此时银行
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制止抢购风潮；二是加班印钞票，这将进一步促使通
货膨胀。个人直接投资就没有这一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时整个物价水平上升，投资回报的货
币量也相应增加，所以投资人没有将投资还原成货币的动机。再说那时你的钱已经变成了实
物资本，想将它还原成钱也不是立刻做得到的。何况即使你真的把实物资本出卖变了钱，必
定有另一个人把自己口袋里的钱转移到你的口袋里，他的购买力转移成为你的购买力，社会
上总的购买力并没有增加，所以个人直接投资对稳定宏观金融有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
各级政府应该帮助居民实现直接投资，在办理营业执照、银行开户、生产用地的审批等方面
要大开绿灯，使我国人民能从节俭的优良传统中得到利益，从而鼓励大家更多地储蓄。
1994年7月10日
通货膨胀根子出在微观上
——论我国的滞胀
通货膨胀是宏观现象，是货币现象，这都没有问题。造成通胀的原因是钞票发多了，这
也是对的，但我国的通胀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相比较，从起因到过程极不相同。如果
病因没有确诊，直接套用西方治理通胀的药方反而会把病治坏，现在我们就存在这种危险。
因为我国通胀的根子在微观上，不去从微观上解决问题，一味收缩银根，必定有害于整个经
济的正常增长，其结果很可能是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停滞。
许多人强调少发票子可以治通胀。可票子是交换的媒介，票子不够用就要影响正常的生
产和消费。大家还记得1989年的硬着陆，企业到银行提款提不出来，因为银行没有现款可
供。有的银行故意从支票上刁难，说印章盖歪了，位置偏了点，借故拒绝付款（这种刁难至
今似乎已成了习惯）。部局则出现了绿条子，居民的汇款因为现款不够而兑现不了。这种现
钞供应不足的现象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现在钞票供应不足的现象虽比那时缓和，
但问题仍旧存在。我们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大量破旧不堪的钞票，按理是早就应当用新票替换
下来，可是钞票供应不足，新票印了出来，又立刻被用户提走，破票只好仍旧在市面上流
通。钞票虽然已经多印了仍旧供不应求，奢谈少发钞票有何用处！
我国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有权超出自己的收入限制花钱，或者自己没有收入却有权
花别人的钱。这些漏洞最后成了国家的债务，因为花钱的权是国家同意授予的，公款消费就
是无约束花钱的一例。在世界各国中，发票的作用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就是沟通无限制
消费与印钞票机的渠道。只要有发票，有权花钱的人可以“吃喝嫖赌统统都报销”。虽然国
家对公款消费的范围有不少规定和限制，但逃避这种限制的方法多得很，所以才有大量超标
准购置豪华小汽车的案例。事实上只有领导本人的良心可以约束自己。由于公款消费的漏
洞，现在一年超标准的公款消费数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赤字的数目。什么人有权花国家的
钱？主要是机关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级别越高花钱的权限也越大。所以市场经济开始了若
干年，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仍旧有限，由权力配置资源的规则仍在和市场一争高低，由于
这种现象的存在，当官掌权就成为一部分人追求的目标。虽然官员们的工资很低，但他们的
花销却很阔绰，而且还有权批准下属人员的公款消费。这种消费从经济上看是最缺乏效率的
消费。它并不是因为个人或家庭的需要才去消费的，而且是因为它属于允许报销的范围之
内。如果花自己的钱，决不会如此阔绰。大吃大喝，公款出国，购豪华轿车都是因为花国家
的钱财消费的。这类消费是稳定物价的大敌，无论通货如何收缩，物价水平受无限消费的哄
托，就降不下来。
第二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非国营企业的亏损由它们的老板承担责
任，与国家开支无关。但对国营企业，国家就是老板，亏损就只有国库拿出钱来抵债。现在
全国有1/3的国有企业亏损，l993年帐面亏损600亿元。在市场体制逐渐上轨道的过程
中，价格扭曲逐渐被纠正，企业的业绩通过竞争机制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许多潜亏的企业
将转为明亏。亏损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一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旧体制沿袭下来的有关住
房、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漏洞。市场机制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这些领域。住房、医疗方面存在
巨大浪费；铁饭碗及工资与报酬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背着上述三方面的沉重负担，许
多该做的事没有财力去做。不能优俸养廉就是一例，结果导致更大的浪费和损失。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上面这些漏洞都堵住了，国库每年可以减少三五千亿的消耗，
那时还会有通货膨胀吗？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微观上的漏洞堵不住，硬将货币发行压下来，
正常的经济活动没有足够的流通手段，大家只好用破票子还是小事，经济停滞将难于避免。
1995年3月21日
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治理通货膨胀是当前最主要的宏观调控任务。各级政府都将通胀治理安排为自己的重点
工作。可是治理的方法简单化为“不准涨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浅薄的通胀治理方法不
但不起好作用，反而帮了倒忙。其最终结果是增加了社会浪费，减少了全社会的物质生产，
减少了总供应，使总供应与总需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物价水平进一步上升。
我曾写文章分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微观效率差，通货膨胀虽然是货币现象，却并不
能用控制发钞票的办法来治理。因为钞票是市场经济必要的。钞票不够用，交换就要受阻。
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在1980年访问我国时引用了当时人民银行李葆华行长的一段话，
意思说货币发行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引起通货膨胀；也不能太少，太少了影响商品流通。弗
里德曼赞成这一说法，并说这是一切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普遍规则。
用物价补贴的办法来降低通胀，可说是最没有效果而且危害极大的办法。现在邮资、铁
路运输、一部分燃料和电力等，定价都低于成本。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调价方案一律暂不出
台。可是这些行业的运营是靠了发钞票来补贴的。这不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吗？用实质
上导致通胀的政策来消除表面上的通胀，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价格
扭曲，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例如我国节能工作难于见效的原因之一
是能源价格太低，节能从表面上看得不偿失。实际上节能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善企业
内部效率的重要途径，现在因为能源价格扭曲而不能实现。
归根结底，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有一些人有权利花别人的钱，有一些人没有创造
财富却得到了收入。在我国的体制下这些漏洞最后都由国家兜底，最后都要用印钞票来弥
补。例如有人利用公费医疗的机会购买高级补品，或为亲友报销药费。又如公路上出了交通
事故，损失几十万，司机一辈子的工资也不够赔。如果肇事车是公家的，这笔损失就成了政
府负担。如果保了险，损失由保险公司负担，但我国的保险公司也是政府投资办的，最后仍
变成财政负担。再譬如说，国家批准了一项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单位就有权花国家的钱，至
于将来能不能赚钱是将来的事。我国相当多的投资回报率大大低于贷款利率，甚至亏本。许
多亏损国营企业因为没有生产任务或任务不足，职工在家闲着，每个月拿生活费，当然也是
政府负担。至于上面提到的公款消费，从报销私事的出租车费到吃喝旅游，则更是政府的财
政负担。在西方国家从保险公司到大小企业以及项目投资，绝大多数是私营的。亏损由老板
承担损失，与国库无关。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大部分由职工自己（企业也出一部分）花钱购
买。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可以说基本上是货币现象，而与微观的效率无关。在西方国家背
景下发展出来的一套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和理论，基本上不能解决我国的通胀问题，生搬硬
套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通货供应不足，使商品流通受阻，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另一方面则是物
价继续攀升。结果就是中国式的滞胀。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没有通货膨胀，企业又能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施展才能的经济。
这样一个理想的境界显然不仅是主管货币发行当局所能创造的，而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
应该努力参与的。所以说“治理通胀，人人有责”。
1995年10月18日
第二编 宏观经济(三)
试析通胀和失业
前一阵我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就通胀和失业问题各自发表了的意见。吴
先生强调治理通胀，厉先生则认为失业是首要问题。吴、厉两位的意见显然具有重大的政策
意义。但经济学界认为这是一个争论，其前提是通胀有利于缓解失业。否则治理了通胀同时
也解决了失业，就不成其为争论。而且国外宏观经济中比较公认的理论也认为适度通胀可以
缓解失业，因而才有菲律普斯曲线的提出。但宏观规律随一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而
异，何况近几年美欧一些国家都经历了滞胀的痛苦，一方面有高通胀，同时又存在高失业。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是否存在类似于菲律普斯曲线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也存在理论
意义。
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胀能够减轻失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胀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
其后果之一是经济活动的加速，产出的上升，显然有利于增加就业。但这也是有前提的，即
此时设备的开工率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原材料的供应也还可能增加。然而在一个动态的市
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界对增加货币供应会造成通货膨胀早已有了经验。当局
增加货币供应时企业界预见到成本的上升，未必会增加其产量。这就是合理预期派的贡献之
一。
就这一关系而言，我国经济一直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即交通。能源（特别是电力）等长
期以来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每当经济活动活跃时，这些瓶颈部门总是受到强大的压力，设备
都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增加货币供应时对于必须直接间接依靠瓶颈生产的行业，增加就业的
机会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因为总有一些行业对瓶颈业的依赖程度很微弱，而且
还有各种替代办法，避开瓶颈的制约。至于我国企业界是否根据预期通胀调整自己的生产，
我缺乏专门研究，无法作出判断。从印象中感觉，虽然企业对通胀是十分敏感的，但企业的
生产主要由销售导向。只要有销路，原料有保障，设备有潜力，总会增加生产，不大去计算
如何调整产量以扩大利润。因此似乎可以假定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并不影响其生产计划，只要
生产销售有机会，企业倾向于增加生产。因而增加货币供应有可能导致短期的市场繁荣。
然而从理论看，货币供应增加也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交换，货币只
是交换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手段不够，会使交换受阻；但另一方面货币已经足够多了，再增
加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交换，而只能增加交换的竞争，也就是物价上涨。所以通胀未必促
进有益的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价格竞争。所以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胀、增长、就业之间
的关系。
让我们拿过去10年内我国经济的统计来检验一下，可以发现通胀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
长和就业。虽然个别年份有三者一致的记录，但更多的是相反的变化。例如1988、1989两
年通胀从1987年的7％跳到18％上下，而GNP的增长从11％跌到了5％以下，就业的增长
也从3％降到2％。再如通胀从1991年起逐步攀升从2％跃到了20％以上，GNP的增长则从
1992年起的14％逐年下跌到今年的9．5％，同时就业增长也从2．8％降到2％左右。只有
1985～1987年出现过三者同时缓慢下降又缓慢上升同步变化的局面。所以拿我国的经济结
构而言，我们决无理由认为通胀必能促进就业。
回顾过去10年的记录，平均的通胀为10．4％，GNP增长为10．1％，而就业的增长仅
为2．5％。在此期内劳动年龄的人口平均每年约增1500万人，而就业的增长每年仅1300
万人。我国虽然有高速经济增长的良好形势，但失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在上升。这一形势不能
不引起我们严重的关注。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这样快是历史造成的，现在每年人口增加幅
度已降到1200万人，但这一历史包袱还会继续若干年。在高增长形势下就业尚且如此严
峻，万一增长降下来，将出现什么局限，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靠什么来增加就业？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妨碍了就业的增加？劳动要有工具和对象，
或者要有资本和资源。这二者我国都不富裕。所以增加就业很难从扩大资本和扩大资源的使
用（例如开荒）来实现，而只能从改变这三者的搭配来解决。换句话说，要努力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应该追求资本和资源高效率的使用，而不必要求劳动的高效率。从价格导向上
看，一定要大幅度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价格，并保持工资的低水平。这个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
须接受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回过头来讨论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并不互相对立。治理通胀有利于
解决失业。问题是二者都要有更明确的政策方针。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内，要实现两个转变：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对于后一个转变，我希望理解为提
高资本和资源利用效率，而不要去片面追求自动化和机械化。
1995年12月23日
中间产品的价格未必与通胀有关
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个别商品价格上升。因为可能有些商品的价格在
降低，虽然个别商品涨价，未必物价总水平会上升。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仅当社会总购买力
（居民、政府、外商）超过了可供应商品总价值时才有可能。所以嫌物价上升的话，首先想
一想是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增多了，尽管你并没有为社会多生产。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可靠的通货膨胀系数。细分起来各种计
算方法各不相同，又各有其根据，我们无法判定哪一个更正确。产生此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
不同时期人们的效用函数无法相比。对通胀的测量，大体上可以分为消费物价指数及国内生
产总值的折减系数两类。但不管是哪一类，它只涉及最终产品而与中间产品无关。消费物价
指数仅涉及最终产品中的消费品，而与用于投资的资本品，用于出口的出口品，用于国防的
一部分公共产品等无关。所以折减系数更全面地反映物价水平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关连的。在均衡状态下，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
都会直接间接地波动到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间产品的价格会影响最终
产品。因此会对通胀发生影响。即使如此，在计算物价水平变化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并不会
直接对通胀率发生作用，只有最终产品价格变化才会影响物价总水平。然而在非均衡状态
下，物价的关连关系未必存在。此时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
举一种典型的此类产品为例，即化肥。化肥不可能成为最终产品（除非出口，但我国不
出口化肥，倒是有大量进口），它必定是中间投入品。化肥的价格一直偏低，所谓高低原是
相对的。化肥价低是说相对于以它为中间投入品的产品价格而言的。换句话说，投入一公斤
化肥所能增产的粮食（或其他用化肥生产的农作物）价值高于这一公斤化肥的价格。因此此
时化肥涨价并不会推动粮食价格上升，而只会使一部分利润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化肥生产厂手
中。这原是价格应该起到的功能。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同志大概都能记得，在一般均衡状态下
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同时一切产品的经济利润为零。当化肥的价格达到供需均衡时它
能被最有效地利用。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化肥可以增产最多的粮食(参见拙著《择优分配原
理》)。我国化肥的定价政策有严重的误解，一直采取压低化肥价格的方针。其原因或者希
望保持粮食的低价格，不要让化肥涨价引起粮食涨价。或者希望减轻农民负担。出发点都是
好的，但事与愿违。己如前述，在非均衡状态下中间投入品涨价不会推动最终产品的价格。
至于农民的负担能否降低，只要看火车票低价的后果。旅客并不能享受低价优惠，差价被票
贩于赚去了。化肥的情况完全相同。火车票涨价以后，价格涨到了需求线上，差价变为零，
票贩子无利可图。如果化肥价格上升到均衡价，农民负担并不会增加，只会将倒卖化肥的二
道贩子赶出市场。经济学家们常常怀疑，面对复杂异常的现实世界，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用
场。确实，经济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必能提出什么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但化肥定价问题可
能是一个例外。
只有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才决定通胀率的概念似乎并未为我国的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因而在分析物价水平时常常拿中间产品的价格变化来讨论，而又不顾及这些产品是否处于均
衡状态。特别是讨论价格调整方案时，对生产资料（大多为中间产品）的调价顾虑多端。其
实，有必要调价的商品都是价格低于均衡点的商品，他们的涨价并不会传递给最终产品的价
格，因而不会影响通货膨胀率。严格来说，这些产品的涨价反而会降低物价总水平。因为在
均衡价格下，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总供给会增加。上例化肥涨价的话，会增加粮食总产量，
从而使粮价降低。这种看似反常理的结论只有经济学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
1996年1月20日
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
我曾去非洲访问过十多次，到过许多非洲国家。从首欢访问到现在已有7年，亲眼看到
这段时间内非洲大陆的变化，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在我思想中盘桓。从表面上看到的
印象，非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一方面她有漂亮整洁的街道，有效率极高组织严密的企
业；另一方面她又是混乱、无序、百姓受饥寒煎熬之苦的地方，在政治上，非洲的民族独立
的呼声非常高昂；然而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殖民地的遗痕无处不在。近二十多年来，
尤其是近六七年来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事实似乎说明了这种尖锐对立的两个侧面无法互相协
调，而且从过去造成的既成事实中，没有显露出朝乐观方面演化的迹象。
我第一次到非洲是1987年；第一个到达的城市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第一个和当
地打交道的机构是航空公司。当时我要将一张从哈拉雷飞往哈勃罗内的直通机票换成以布拉
瓦约为分界的两张短程机票。这里牵涉到两国的航空公司，两种票价，三种货币（包括我在
北京以美元付的票款）。原来我根据在中国办票的经验估计完成这过程至少要半个钟头，但
事实上统统花了不到10分钟，当我参加的国际会议结束之后有约50名代表要坐飞机回国。
航空公司专门派一位职员到会场来办票。这位先生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工作非常有条
理。初次接触非洲人给我的印象是，黑人不但在音乐舞蹈体育方面有过人的能力，他们在办
事方面的聪慧才智也决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以后多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我的初
步印象。
在非洲坐了几十次飞机，我发现乘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白种人。航空旅客中白人与黑人
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姓总数中白人与黑人的比例，而且其中黑人多半是政府高级官员。不少非
洲大城市中有豪华宾馆、极奢侈的购物中心，那里的商品90％以上是进口品。出入这些高
档场所的人和坐飞机的人的结构相似。我也访问过几家大的外资公司，他们控制钻石，煤
炭、电力、冶炼方面的生产。这些企业都在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内，占据着城市里最繁华的
地段，内部陈设之豪华超过西方大企业的水平。从企业的年度报表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巨额利
润汇往国外。我也参观过一些企业的生产现场，如煤矿、电站、屠宰厂、炼铜厂。那里设备
先进，生产效率极高。从事实际操作的工人是清一色的黑人，管理人员中黑白都有，而且层
次越高白人的比例越高。在企业里通用的文字是英文，白领职工彼此用英语交谈。置身其间
仿佛处于西方的一个企业里。
然而在企业之外或工厂外，情况就很可悲。失业的青年人成千上万仁立在街头，他们多
数衣着褴楼，面黄饥瘦，神情沮丧。有时候他们就在马路边上支起一个三角架。燃烧几根木
柴烹饪他们那极简单的饭食。他们用不着案板，更没有调味品。这种膳食结构把强健的躯体
变得瘦骨嶙嶙。在农村情况更糟糕。我虽然没有专门去访问过，但乘汽车经过农村也可以见
到一鳞半爪。这种贫富尖锐对比的情况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形成这种现象
的一个直接原因，正是“引进外资”。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造成经济停滞，贫富
悬殊。这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资金是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劳动一般是过剩
的，缺的只是资金。只要有了钱许多生产活动就可开展起来。尤其对非洲来说，自然资源非
常丰富，资本，劳动、资源三者结合，必然能产生出财富，所以引进外资常被视为一个发展
经济的关键因素。
非洲的经验并没有否定资本、劳动、资源的结合能产生财富，但问题是谁控制了生产出
来的财富。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什么稀缺，什么就值钱；什么多余，什么就不值钱，非洲的
情况正好是劳动和资源不稀缺，所以它们不值多少钱；资本稀缺，所以资本值钱。用经济学
的术语说，因为资本稀缺，所以它的边际产值高，结果生产所得的财富大部分分配给了资本
的所有者。当地百姓只能赚得有失业存在下的低微工资，人民虽然是资源的主人，但并未享
受到资源提供的财富，或者因为这些资源多年以前即被出售给了外国人，或者因为政府管理
不善，甚至贪污受贿，财富大量地流失了。
引进外资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呢？当然是有的。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以及韩国都是例
子。比较这些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规律：
(1）外资固然重要，本国的民族资本尤其重要。
东南亚和韩国无例外地都有极高的积累率，即产生出来的总价值中约有1/4到1/3没有
消费掉而是用在了扩大再生产。而非洲则积累率极低，像莱索托积累率竟是负值，靠借债度
日。结果永远摆脱不了对外资的依赖，所以利用外资的目的是积累本国资本，千万不可制定
打击本国民族资本的政策。同时要鼓励百姓将储蓄的钱直接用于投资，并能从投资中得益。
(2）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固然不错，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
如果外资被引进并创造了价值，它是归外国人的，因为外资投到国内来不是办慈善事业
的，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的。要使普通百姓能从引进的外资中提高收入，必须提高他们的技
能，成为熟练工人。东亚国家能得益于外资的，无不十分重视普及教育和职业培训。那里利
用外资建设的项目成了吸收熟练工人的场所，把外资与熟练工人结合起来，要搞好劳资关
系，让资本与劳动互相依存。而不是培养敌视情绪，资方不是收买工人，就是放着廉价劳动
不用，尽量用机器代替工人。非洲的劳资关系造成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广大群众很少有受
教育并培养成熟练劳工的机会，只能作一名随时可能被解雇的普遍劳工。
（3）要培养自己的管理阶层。
非洲企业和工矿的管理阶层多半是外国人。有少数本国人也是在外国培养，具有外国人
感情的本国人。他们成为本国人的人上人。虽然收入丰厚，但只占极少数。相反，在东亚国
家里，外国人很少进入到各级管理阶层中来，因为当地能提供大量工资较低的中高层干部；
外国人只是作为资方代理人在董事会一级中占有席位。这种管理层结构的差别是导致发展道
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4)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
资源的价值只有在开发之后才能显示出来，在未开发时一文不值。一块土地当周围都是
农田时价值极低，但当四周造起了高楼大厦，它就会价值飞涨。一块潜在的油田在勘探之前
并无多大价值，一旦打钻发现了石油，立刻身价百倍。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
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这一经验并不等于
说一切资源不应出售出租，而是说对资源应有适当的评价。过去一阵，地产的投机市场造成
了金融秩序的混乱，但从资源评价来看到是起了好作用。由于投机把地价成倍地抬上去，外
商租用时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代价。投机市场在西方国家里允许合法存在，只要买卖是在公平
竞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投机市场能够产生对价格的预测。这一功能对资源
价格的合理确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外资是加速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但如果变成了依赖，则弊多利少，不可不慎。
1993年10月15日
马尼拉冒烟的山
1993年11月23至28日我应亚洲开发银行之邀请，去马尼拉参加发展经济学第二届讨
论年会。亚洲开发银行举办此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二次，去年我也得到邀请，但因故未能参
加。他们召开讨论会的目的有二，一是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二是让亚行的专业职员了解
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以有利于亚行的日常业务活动。
中国的改革给发展经济学带来重大的冲击。过去这方面的专家认为要使经济发展，必须
有资金的积累，有对科技的重视，有足够的对教育的投入，或者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然而中
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并不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了什么变化才使经济起飞的。中国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