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量子世界理解的深化大大影响了我在组织中的实践。我努力正视系统作为整体的事实，摒弃以往分割系统的观意。我开始更关注过程、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关注模式、方向、感觉和系统的内在节奏。
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无能
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参加了一次具有20世纪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毫不夸张地说，我不只千次地来过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正在这里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动用了最新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人们可能刚刚才知道或接触到。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可能是员工低沉的工作热情或工作效率，也可能是更改生产计划、重新设计某个功能。总之，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处理过程是多么熟悉而又令人望而却步。
房间里堆满了纸，小山般的清单、刊物、计划和说明书铺灭盖地。最后，部分资料将被生拖硬拽地从书山中拉扯出来，送到可怜的秘书那里。他们把这些资料散放在身边的地上，整理后记录下来，并通过E—mail发给我们。这样，几小时或几天后，我们的电脑上就会出现发来的资料。它们已经变得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但是，它们却列入了计划者和个人的活动清单。无论最终是否得以执行，它们都已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被这些资料弄得疲惫不堪，它们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一无所获，它们讲述了我们在这个不可测的、易变的、难以琢磨的现实世界面前的软弱和无能。
如同一头雾水的巫师一样，我们执行了着赋予我们的仪式，希望着奇迹的发生。没有智慧之神指引我们前进。于是，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和神秘，无法预测和控制四面八方涌来的问题。如果世界不是机器，那我们的方法也就失灵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源于17世纪的组织观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希望，17世纪的组织观正在走向消亡。在牛顿和笛卡儿思想引领的几个世纪中，我们一直自豪于自己斛决问题的能力，世界似乎不再神秘。
我们，就像旧时最好的魔术师，试图控制一切。三个世纪了，我们一直计划、预测、分析着这个世界，坚信有因就有果。我们不断提升对自己的要求，希望获得更高的权力；我们用各种数字来描述自身的经济状况、工作效率、健康状况；同时，还通过各种图形、表格和计划来预测未来。没有这些工具，我们会感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牛顿所描述的宇宙充满了诱惑力。时光流逝，我们越来越精于设计这个机器时代。表锤有节律地敲击着，仿佛是在催促我们去探索新的发观。如同地球注定要围着太阳转，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力和预测力。我们渴望规范，同时又按照自己的预测去组织工作和学习。
这里要指出牛顿的大部分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在牛顿学说下，宇宙被机械地理解为建立于一定结构和多个组成部分之上的组织集合；不同的责任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集；相应地，人们担负者不同的角色。一页又一页的组织图表描述着这个庞大机器的运作原理：包括组织有多少个组成部分，各部分的职能，哪个最重要等等。
20世纪90年代，“再造”成为解决组织问题的主要方法，把组织视为机器的弊病暴露出来，它的低效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人们承认，这一切主要源于我们没有注意到组织生活的人性化（参看哈默，1995）。威廉·比格拉夫，一位组织评论学者——先前的物理学家，评论到：从钱德勒到波特的许多管理学者不是工程师，就是那个职业的崇拜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这些人的工科背景与他们理性的行为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989，16页）。
牛顿世界界的做法：将整体分割成部分
在过去300年中，将整体分割成部分的做法不仅反映在组织生活中，还反映在西方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把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学科、类别；在不同的地点建立办公室和学校；研究针对不同学派的分析技巧，甚至建议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组织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的构成和设计上；广泛的收集数据；使用不同的公式做出决定。同时，我们化费了许多年用于分割组织，建立精确的模型，关注不同的变量，发明越来越复杂的分析工具。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研究的部分再多，我们的目的也还是只有一个：即了解整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划分为因果关系，用各种各样的条框来描绘这个世界。
建立在机械理论基础上的世界是一个有界的世界。在机械世界里，每一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同样，牛顿组织学中也充满了各种边界。我们划分功能和责任，指定权限和职责范围，整个相互作用的网络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我们研究单个的、有界的变量，试图用各种复杂的技巧去解释个体的相互作用。同时，勾画出各类的二维图表去描述整个世界，从图表上，我们知道了市场占有率、员工意见、顾客等级。这些晦涩的工具被用于定义各种界限。
人们总以为自己能主宰一切
这些无所不在的边界使我们感到安全，我们用它们来定义和保护自己。边界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事物的区别。正如丹那·左哈在《量子本性》一书中所述：“整个古典物理学及建立于其上的技术都是关于分割事物，关于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1990，69页）。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辨别事物运动的起停点，从局外观察事物而不必打搅它。由此，我们得出了科学的客观性。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又发展了这种观念，于是我们愉快地工作在这个由“你_我，里_外，这_那”组成的世界里。
我们负责照料着这个庞大复杂的机器世界，努力探索着它的秘密，做着种种相关的假设，希望它是有条理的、可以预测的，只需几个简单的法则就可以揭示。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在我们掌握之中，甚至生与死。科学替代了神。如布里格斯和皮特所说：“混沌太复杂了，以致于科学家们无法跟踪它，但从理论上说，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跟踪到的。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不再有混沌，只有牛顿法则了”（1989，22页）。在物理学界，这种对终极法则的寻找已经促使人们去为之而不懈努力（引自戴维斯和布朗，1988）。现在，仍有一些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终究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并有能力控制存在的一切。同时，一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也做着相同的梦，他们渴望控制、渴望预测。由此可见，真正的简单观念已经与虚假的有关简单化的劝诫格言混为一谈。
生活在机械的宇宙里并非易事，因为它好像总在和我们作对。正如左哈所说：“古典物理学扭曲了希腊和中世纪的宇宙观——宇宙充满了神所赋予的使命、智慧；它认为事物的运动是确定无疑的，与神的意志无关；而且，人类及他们的生存斗争、整体意识、生命本身都与宇宙这个大机器无关”（1990，18页）。
人类的实践与科学的世界观分离开来，已经产生了令人惊奇的结果。如同普里高津和斯坦格斯所述：“尽管科学家们已经与自然进行了成功的交流，但他们工作的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就是发现了一个沉寂的世界。这正是古典物理学的矛盾之处，它展示给我们一个死气沉沉、毫无热情的自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与自然的对话是将两者对立开来。而不是拉近了……科学似乎与每一件接触过的事情作对”（1984，6页）。
不只是科学界弥漫着冷清的气氛，整个西方文化界都是如此。在美国，人们崇尚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强调自我空间和权力，由此产生了的世界如伯拉所形容：“并没有带给个人任何荣耀，相反却使人陷入恐惧和孤独”（1985.6页）。
进入量子世界
在科学界，20世纪之初就宣告，牛顿思维方式的结束。因为牛顿法则无法解释亚原子世界中的现象，所以呼唤一种崭新的方式来诠释字宙。尽管牛顿力学对科学界贡献很大，但是目前，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来解释许多现象。量子力学描述的不是一个稳定的宇宙，而是“在我们理解自然的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突破都是建立在前人学说基础之上，或者至少是与其有着某种联系的。”量子理论，与前人的理论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也不能借用以前的现实观来进行精确阐述。这个新理论并没有使现实和自然变得更加难以琢磨，相反，许多物理学家同意，量子理论使科学更具体、更明白了（克里，1985，106页）。
尽管量子理论可能具体而明确，但量子世界确实千变万化，即使在科学家眼中也是如此。两个杰出的理论家对此做出了评论。其中一个是波尔，他警告说：“只有外行才会对量子理论无动于衷”；另一个是埃尔温·斯洛丁格，他说：“我不喜欢这个理论，因为我曾试图与它为敌”（格里宾，1984，5页）。
但量子世界不仅仅是神奇而迷人的。当观察亚原子世界的活动时，我相信我们会见到前所未见的景象，这景象无疑会丰富我们宏观世界的生活。同时，量子世界也挑战了我们的假设，包括对关系、联系、预测和控制的理解。也许，量子世界展现给我们的景象太庞大了，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左哈写道：“我们的脑细胞能够识别单一的光度……因而能够受到量子运动的影响”（1990.79贝）：沃尔夫也说：“量了力学不只适用于某个领域，而且适用于多维时空”（1981年）。
对我们来说，量子世界太陌生了，必须引用新的比喻来描述它。左哈将它描述成“一大锅没有形状、难以测量的粥……，有点不可思议，而且超出了我们的控制”（1990，27页）。卡普拉把它视作“不断变化的动态图形、能量的连续舞蹈”（1993，9l页）。还有人说：“量子世界就如同一个交错相连的图形网络”（引自林肯，1985，34页）。1930年，天文学家詹姆斯·珍尼的比喻最让我满意：“宇宙看起来更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而不是机器”（卡普拉。1983，86页）。
只有摆脱世界机械论的束缚，我们才逐渐认识到世界的动态特性。同时，牛顿力学提倡的“事物”观也消失殆尽。尽管还有一些科学家坚持寻找物质的基本结构。
但大多数人已经放弃这项徒劳的工作，不再探索有限的、分散的事物，因为实验证实：这些粒子相互作用时不但会改变形状，还会改变属性。左哈写道：我们不再关注粒子在作用力下的运动，而开始关注它们在活跃的关系体系中所具有的多种形式。
如电子_光子，介子_核子，这些易变的双重特性使我们很难了解它们。某一时刻的位置、动量、形式、波、质量和能量都是对彼此关系和环境改变的反映（J990，98页）。
对许多物理学家来说，量子界中的关系不仅是有趣的，也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这样描述基本粒子：“粒子间的作用域很宽”（卡普拉，1983，8l页）。粒子通过与其他能源的相互作用而生成短暂的外形，我们给每种能源都起了不同的名字——核子、电子等等，但这都是它们在相互怍用时产生的中间状态。物理学家们可以描绘出粒子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和结果，但却无法单独研究某个粒子，因为它们彼此依存。图表中要突出的是不同粒子相遇并发生变化的过程，无法研究个体的具体情况（参见下图）。（引自祖可夫，1979，248～50页）。
组织中的关系世界
在组织中，我们也开始研究这种新型的关系世界，想知道这个世界是否真实可靠。如同一个落难的水手栖息在高高的树上，不假思索地呼喊着陆地。他知道要寻找什么，知道山怎样出现在地平线上，也能辨别出陆地飘来的云彩，这喊声表达的是一种信念。而量子观的组织学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随着我们对量子世界的了解加深，它的组织特征和轮廓就会慢慢显现出来。
关系世界复杂而多样。格里高利·巴特森（1980）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主张我们不要再讲授牛顿的事物观，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关系上。我们不再预测，开始面对各种可能。几年前，我读到的一本书中把粒子称作“可能性的集合体”。我逐渐以这种思维思考生活中的每件事。的确，我们正如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无法定义、无法分析、充满了各种可能。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无法独立于各种关系之外，不同的环境和人引发了不同的我们，在每个关系体系中，我们都会不同。
既然万物都包容关系系之中，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思考单个的事件。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思索着一个自以为很重要的问题：组织中，对行为影响最大的是系统还是个体？量子学的回答是“两者都有”。没有必要把系统和个体分开来看。重要的是两个或多个要素间的关系。系统作用于个体，个体对系统做出响应。正是这种关系缔造了现实。各种的可能最终都取决于人、事件和当时的场合。
因而，预测和复制也是不可能的。这些不稳定造就了一个更有趣的世界。人们不再预测，同时充满了好奇，在不同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这不会使我们显得不真实，只会让我们更安定。其实，不光我们是模糊的，整个宇宙都是模糊的。
宁宙的模糊性来源于基本物质内在的二重性。因为它拥有两种形式。在空间的某个点上，物质以粒子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在能量分散的有限区域内，物质则以波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物质的两种形式就是波和粒子，两者可为补充。具体地说，就是整体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物质的两种形式不能同时观测到。这里，我们引入量子物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原理——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它认为，我们可以观测到物质的粒子形式或者波的形式，静止或运动，但是我们无法同时观测到这两个形式。“虽然我们能够测量到波属性或粒子属性，但具有二重性的整个粒子的属性我们却无法测量，我们越是钻这个牛角尖，就越困惑”（引自左哈，1990，27页）。量子世界是“一大锅粥”，埋葬了我们对于确定性的全部希望。
这两个原理告诉我们应该改变现有的测量观和观察观。如果量子世界中的物质能够按照观测者的愿望变化，那科学的客观性何在？如果科学家研究物质的波属性，物质就以波的形式展现出来；研究物质的粒了属性，它就以粒子的形式展现出来。
那观察者的行为岂不决定了物质的形式？也就是说，当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形式被观察到，另一种形式就会立刻消失，本来观察者到来之前，物质还有多种形式，一旦来了，却只剩下一种。“感觉的效果是短暂而易变的，被观察系统展现出的波的形式很快就会消失”（祖可犬，1979，79页）。
用崭新的视角去分析组织
几年前，组织理论学者卡尔·威克提请大家注意：组织中存在相似的问题——他称之为规定。他说：“我们参与了组织的建设，而真正创建组织的是它自己。”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威克的观察与量子物理学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实际上我们所磐历的环境并不是客观现实的，而是通过观察筛选后得出的。在组织生活中，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徒劳地讨论环境的客观现实性。在探索多维感觉过程中，也就不会再有“真”“假”之争了。威克鼓励我们别再讨论对和错，而应注意效率，反思一下发生过的事情，选择出最佳行动方案。是的，停止对与错的讨论，让我们更多地关注效率吧（1979，152页及168-69页）！
威克还建议我们用崭新的视角去分析组织。他说：“行动应当先于计划。”因为只有行动起来，才会有良好的局面。我们只有与环境充分接触，才能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制定计划过程中，我们好像是在响应环境的需要，但实际上，正如威克所说，我们是按自己的意愿创造了环境。制定计划应考虑时效性，“这是投资学理论观点，它要求我们能够快速研究，相信直觉，以及时减少损失”（引自1979，223页和229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整体性计划，因而威克关于系统和环境共生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引自明茨伯格，1993）。许多先前的策略计划者开始谈论策略性思考而不是计划。他们强调组织需要新的技巧，不是指分析和预测，而是指准确地意识到当前所发生的情况，并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这需要我们的机敏和智慧来应付不断发生的变化和意外。杰克·韦尔奇——通用电气颇具传奇色彩的总裁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反应比预测更重要”（引自《今日美国》）。
这些关于策略和计划的重新思考都是值得重视的。它暴露了这些年来我们付出高昂代价所换来的一个教训：不要再投资于源于牛顿学说的计划上。有多少个公司因为周密而昂贵的计划而获得显著收益或赢得持续发展呢？答案是“寥寥”。量子学观点为这些失败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没有现成的事实摆在那里，只有我们致力于眼前的状况，环境和未来才会发生改变。我们只有与自然亲密接触，才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奇迹。
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是在盲目地变化，它的运动是有目的和针对性的。如果没有明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组织中人就无法与环境和谐相处；同样，没有明确的目的性，组织或个人都不会积极有效地融入环境（参看第7章）。
在组织中，我们所担心、争执的许多问题都源于错误的现实观。我们认为，确实有东西等着我们去分析和研究，只有聘用合适的专家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毫无意义，不亚于一个天大的玩笑。我们以为自己会找到现实，可只要想想这个多变的世界上存在的无穷多种可能，你就会觉出其中的荒谬。我们一直游弋于这个巨大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中。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复杂、易变的。
要在量子世界中生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不要再规划任务，而要了解过程，了解怎样改善关系，促进整体的增长和发展。我们都需要学会聆听、交流和尊重，因为这是增进关系的基本要素。强调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更多地需要强调团队意识。而且这只是开始，量子世界否定了彼此互不联系的概念。组织网络中，越来越多的关系正逐渐展现出来。
组织力是组织关系的作用力
即使组织力也是相互关联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博学的朋友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性谈话，他告诉我“组织力是由关系产生的”。从那次谈话以后，我改变了自己对组织的看法，更注意培养工作环境中的健康关系。组织并不是由任务、功能、控制范围和等级构成，而是由彼此相关的各种因素构成。人们知道怎样聆听和交流，怎样与不同的成员和平共处吗？人们可以自由地互访吗？他们相信公开的信息吗？组织价值观是拉近还是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合作真的值得提倡，人们可以敞开心扉吗？
组织力也是一种能量，它需要在组织中流动，不会拘泥于某个功能或级别，组织力也有正向和负向一说。在员工参与管理的环境中，组织力呈下向。多年来，许多研究人员都在描述这种新型组织关系的正向效应。正向组织力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还提升了员工的满意度（参看威士德，1987，达夫塔和龙吉尔，1998）。
而在另一种工作环境下，领导们试图通过高压和竞争来创造效益，有时他们根本不顾及员工的感受和他们的能力。在这样的组织中，虽然也创造出了较高的能量，但这些能量都是负向的。组织力变成了一种阻力，而不是创造力。人们用创造力去对付领导，或者拒绝为组织做任何贡献。
现在我们都已明白：组织力是组织关系的作用力，我们需要注意它的方向。在组织关系的核心中，爱才是动力的源泉。
量子世界的关系网络
量子世界要求我们去思索其他的奥秘。它揭示的关系网络随处可见，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才能影响和改变网络中现存的状况？物理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两个看来分离或相距很远的粒子间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联系。1930年后，顶尖物理学家之间（尤其是在波尔和爱因斯坦间）展开了一场辩论：物质能够受到遥远作用力的影响吗？（远到已经无法用光速来衡量）。爱因斯坦不赞成宁宙间两个遥远距离的粒子会发生作用力，他和另外两个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EPR实验）来反证他的观点。
他的实验在物理学界引起了争议，即使在30年后，辩论仍在进行。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远距离粒子在瞬间会发生相互作用。最终，1982年（又相继开展了其他许多实验），法国物理学家阿雷恩·阿斯帕可塔进行了一个真实的物理实验，证实：基本粒子确实可以受到跨越时空的不可知力的影响（格里宾。1984，227页）。
这里给出的例子可以证明远距离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两个电子起先是耦合或相关的，实验就是要证明是否这两个电子被分开后仍然能行动一致，它们间的关系是否继续存在？为确定这两个电子行动的一致性，物理学家们测试了它们的旋转。电子沿轴上下左右运动。其实，作为一种量子物理现象，轴根本不存在，科学家引用它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如果你觉得这很难理解，那么只需想一想：量子物理学本身就是非常奇妙的，即使在科学家看来也是如此。两个曾经是一对的电子被分开后，如果其中一个向上运动，则另一个一定向下运动，或者，如果一个向左，则另一个一定向右。
在这个实验中，两个耦合的电子被分开来。从理论上说，它们的距离可能横跨整个宇宙，无论多远，如果一个电子在沿垂直方向运动，则另一个电子必定会自发地做垂直反向运动。但令人费解的是：这遥远的另一个电子是怎样知道要沿哪个轴运动的呢？
以前，科学家们认为，没有比光速更快的工具了。但是实验结果似乎与之相反。
物理学家们的一个解释是：这两个电子被一种不可见的联系连接着，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即使是空间的距离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但科学家们试图分开来测量它们，结局只能是困惑于这种不可知力。
从整体上理解世界
在我们日复一日地找寻秩序并做出预测的过程中，我们被远距离的关系所驱使。即使所做的计划再完善，我们都会受到无法看到和测试到的作用力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无处不在。我们都曾被迫处理过一些出人意料的状况，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对解决问题大有帮助，但突然间，发现又冒出八个新问题等待我们处理。即使计划做得再完备，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联系。
采取步骤或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挣扎在很少看见又的确存在的关系网中。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世界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因为不知道怎样从整体去看秩序。按照英国物理学家戴维·伯赫的观点，“不同部分独立存在的观念完全是个错觉。这个错觉只能导致无穷的混乱和矛盾”（1980，第l页）。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分割后，我相信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现新的思考方式，使得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世界。这仍旧是一片空白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努力探索（参看第8章）。
目前，我们认识世界复杂性的最佳办法是建立精确的系统图，它其实是为做预测准备的。当我们画一幅图，展示出我自认为相关的因素，希望以此来控制系统。
我们像牛顿一样思考问题，但所期望的却不可能实现。量子学的海洋里，没有常规可循，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将过去不计其数的碎片串连成整体，重新欣赏事物的变迁。
我们生活在一个模糊的世界里，没有固定的边界，很少如愿。如果继续执迷于那些琐碎上，我们必将陷入疯狂。
量子世界的思维观与上述观念不同，它描述的世界充满了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把它比喻成网络、织物或者思想世界的原因。地球引力是远距离作用力的一个例子。科学家们还构造了其他的一些“作用域”，用来解释他们观察到的联系，这些作用域中的不可见力充斥整个空间（具体内容参见第3章）。伯赫的作用力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在我们无法看到的空间中，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其中，就会观察到这些看似分散的事物间所有的互联的秩序（伯赫，1980）。
局部运动与整体发展
量子跳变是量子间互相关联的典型例子。从技术上说：这些跳变是间断的，不连续的。在跳变过程中，电子不经任何过渡就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物理学家们可以计算出发生跳变的可能时间，但无法做出精确计算。其实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不可见的整个系统，是它创造了量子跳变的条件。因为我们不可能了解每一件事，所以也就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跳变。对那些试图领导组织的人来说，这个观点似乎很难以接受，但量子跳变的过程确实最贴切地反映了组织和社会变化的过程。
要说明这一点，我能举出的最好的例子是柏林墙的倒塌。在倒塌之前，整个东德已发生了很多小的变化，但大多数变化都没有被人们——即使是深在其中的人们——所感觉到。其实，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是整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都与其他方面存在着不可见的联系。直到柏林墙被推倒的那～刻，整体性的影响才变得可见。
因此，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局部运动、整体反应的过程。它证明局部运动可以影响整体发展。不是吗？德国的统一既不是传统政治力量干涉的结果，也不是大国领导人意志的体现，而是系统内局部运动结合其他多方面影响的结晶。
网络中局部作用力的效果与它的大小不成比例。选择局部时，我们可能最终是要作用于整体；但是，我们只能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发生作用，所有的努力经常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经常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许，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个人不断的努力来改变整个系统。
但是，量子学观念对于局部作用的理解有所不同。它认为，局部运动使得我们置身系统运动之内，并参与所有复杂事件。我们对系统的动态过程越敏感，行为就越见成效。可是，局部作用对整体的影响不是通过积累，因为每个微小的部分都是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局部的行为会影响潜住的其他部分。由于不可见因素的影响，系统中的相互影响是很微妙的。也许我们从不知道个人的行为会对整体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已经完全理解了系统各部分的紧密相关性。
有些人用音乐特别是爵土乐来比喻整体的协调，因为它非常适用于量子世界。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通力配合。在演奏音乐时，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对乐曲的旋律、节拍和基调认同，才能开始演奏。同样的，在组织生活中，我们只有认真听取意见，不断交流思想，才能奏出和谐、美妙的生活乐章。事实上，音乐是集体工作的结晶，而非某天才的作品。
从系统整体出发去考虑问题
我对量子世界理解的深化大大影响了我在组织中的实践。现在，我努力正视系统作为整体的事实，摒弃以往分割系统的观念。而且，我开始更关注过程，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关注模式、方向、感觉和系统的内在节奏。很久以前，我就放弃了对因果的探寻，我觉得把事情简单地定义为这两极于事无补。我们不要再纠缠于条条框框，而应更多地理解系统内在的联系。
我个人从不把时间浪费在制定完备的计划和时间表上，相反我会用一定时间去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协调组织关系，努力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我发现积极的参与会创造许多奇迹。因此，我希望能有更多来自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人参与进来。现在，我不再讨论所谓的真假。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对现实的创造做出了贡献，而且从他人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两。我喜欢不同的观点，它总能引发我的思考。
体现在行为上的每个改变都是思维改变的结果，我已经放弃了试图控制每件事的想法。虽然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终于懂得了宇宙不会按我们的意愿行事。
我时常会接到一些做咨询的朋友的电话。她们抱怨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一次，一个朋友说：“他的客户组织已经根据收集来的数据定义了五方面的问题，并相应建立了五个项目组来解决它们。可是，问题出在经理无法与项目组进行协调。项目组研究问题的时间越长，发现问题间的关联越多。尽管情况如此，各项目组还是独立工作。最终，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失去耐心。其实，若是想解决问题，任何死气沉沉的会议和计划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完全能理解朋友所面临的“牛顿类绝望”，并同情他的感受，我知道继续这种行为的危害。我们谈及从系统整体出发去考虑问题，而且他也试图接受这种观念。
尽管进行了努力，但由于他缺乏一个明确的目的和对整个团队的信任感，因此，我最终无法让他明白这个世界的多样性，或者帮助他理解系统内在的秩序。这促使我开始重新自省。
海森堡当年在晨曦中徘徊时肯定也如我般苦苦思索过，希望能够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去看待宇宙。恍惚间觉得，脚下的地开始摇晃，隆隆声不绝于耳。地球仿佛裂开来，展现在眼前的是深不可测的地心。在冒着浓烟的火山口处，我们必须投进去一直珍视的物品和一直引以为荣的技术、工具，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当我们忍痛割爱之后，地面断裂终于停止了。紧接着，如同圣经中所说的：拯救世界的大水覆盖了地面，赋予了新的生命，同时也埋葬了古代的文明，锈迹斑斑的机器成为了历史的见证。漂流在水面上，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祈祷着新的景象和奇迹出现。万物都开始参与创造这个神秘的世界。我们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出现，怀揣着与先前那个落难水手一样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