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新的信息产生，宇宙和系统必然归于死亡。生命的源泉是新的信息——新颖的信息，正是这些信息构成了新的结构。我们需要信息在系统中流动，需要它打破我们的宁静，更需要它渗透到每一个可能产生的新生生命中去。
沟通问题实质是信息问题
为什么许多组织中都存在沟通困难？在我曾体验过的许多组织中，员工们都把“沟通困难”列为最最头疼的问题。的确，这毫不奇怪，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我觉得沟通困难只是一个较肤浅的解释，它掩盖了其他深层次的内容。多年来，我总是对“沟通问题”做出一种想当然的反应，而忽略了深层次分析。我总是要求人们提供沟通困难的具体例子，而不只是泛泛地谈论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一定会找到沟通困难的真正根源，并且也许它根本就与沟通无关。
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留于表面化，是因为我以为人们对困扰自己的事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是对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信息问题。所以，如果让他们鉴别那些细小的、特定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真正的问题已经超乎了想像。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对信息、它的作用方式以及如何与之相处等基本概念的错误理解。
信息理论使我们陷入混乱
错误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信息看作是一种实在的“事物”。因而认为它应该具有一定的形状，不但可以触摸到，也可以搬动，并以此来保持原状。
几十年来，所谓的“信息理论”一直把信息看作是实在的物质，因此不断地量化信息。用字节数和位数来计算、发送、接收和存储信息。这样，信息就成了一种可以传递的物品。即使是现在，我们依旧通过传输线路的传输率来评价信息的传输量或计算机的容量。正是这种顽固的“物质观”使我们忽视了信息的其他方面，如信息的内容、特征、行为模式（格雷克，1987，255～56页）。信息技术的核心仍然是信息的平稳、顺利的传输。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各级领导，都希望信息能够掠过空间，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我相信这种所谓的“信息理论”已经使我们陷入了混乱。可以说，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信息。
其实，之所以会对信息产生误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意识层面太高了。还记得这样的经历吗？当你在接听电话时，常常会为话语的失真和变形而逗乐，就如同耳语里听到的一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常为信息的动态特性（不可预测和经常变化的特性）所感染，一旦进入到组织生活中，我们却通常忘记了这些经历。我们希望信息是稳定、可控和服从的。
信息创造了新秩序
在新科学所探寻的宇宙中，信息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物质”，它是无限的、不可测量的，并非如我们想像般只要放进邮箱就可以发送出去。在新的学科——进化论和秩序论中，信息是动态、变化并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没有信息，生命就是一潭死水。因此可以说，信息创造了新秩序。
所有生命都利用信息自组成形，生命系统没有确定的结构，它的形状会根据信息的变化不停地做出调整。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面临变化时，我们常会问自己：“我是谁？我是由信息或琐屑信息组织而成的物理结构吗？”
尽管外形很稳定，但我们的身体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正如物理学家兼哲学家迪帕克·肖普拉所解释的：我们的皮肤每月都在更新，肝每6周更新一回。即使是我们的大脑，都在通过每周更新碳、氮、氧等组成神经细胞的基本元素而得到更新。
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吐故纳新，释放掉已有的细胞，从其他有机物中吸取成分产生新的细胞。正如肖普拉的观察，我们所有人，都像一条封冻在时空隧道中的河流（1990）。不管身体结构的改变有多大，我们都保持着一致的外形，这源于我们体内的信息组织功能。在体内的任一点上，都存在着信息和物质的交叠，其中信息的寿命要长于与之匹配的物质……因此记忆比物质更持久。那么什么是细胞呢？它是一种基于物质结构的记忆存储器，能以特定的模式构成。所以说，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受到记忆呼唤的地方（肖普拉，1989，1987）。
简思奇在阐述所有生命的共同现象时问道：“我们是把组织系统理解成一个能够组织能量的物质结构呢，还是理解成一个能够组织物质流动的信息加工过程呢？”他下结论说：“自组织系统最好被看作是一个能够表明物理特征的能量加工过程（1980，35页）”。生物学家斯蒂芬·洛斯由这个结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尽管一生当中，生物体内各组成部分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更新，但其外形的改变总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那么生物体是如何构造和保持外形的呢？它究竟由什么构成呢？”（1997，16页）。
生命使用信息来组织物质的形状，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各种物理结构。从“信息”这个词的拼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in）一一形成（formation）”不正代表着形成过程吗？但我们并没有把信息看作是形成过程，因为周围的物理形状都是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这个表象欺骗了我们，以至于把系统的物理表象与产生它的根源混为一谈。实际上，真正的系统是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过程的结果，信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当新的结构成型时，系统就完成了对自身形状的调整。
信息是生命的源泉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宇宙中，信息发挥着基础但却无形的作用，在它成形之前，我们根本无法看到它。我们无法看到、触摸到或者感受到的事情影响着生命。信息似乎正在管理着我们。对活跃的系统和不断改变的宇宙而言，必须不断产生信息。
如果没有新的信息产生，宇宙和系统必然归于死亡。封闭的系统逐渐松懈、衰退、最终必将如热力学第二法则所述走向灭亡。生命的源泉是新的信息——新颖的信息，正是这些信息构成了新的结构。我们需要信息在系统中流动，需要它打破我们的宁静，更需要它渗透到每一个可能产生的新生生命中去。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接近信息的新方法——不是管理而是鼓励，不是控制而是激发。那么我们应怎样去创造更绚丽多彩的生命源泉——新的信息呢？
作为生命的源泉，信息是惟一的，因为它可以自我生成。可以将它比作是组织中的太阳能，用之不竭，对它的每一种诠释都可能会激发——一种新的可能。只要交流存在，信息源就会很充蔼。由于新的信息需要自由的氛围，因此我们应允许它自由的流动和发掘。最大的信息发生器就是混乱，因为混乱中，每时每刻都会不同。
面对这么丰富的世界，科学家们会更仔细地观察混乱系统的所有活动，以防有任何疏漏（格雷克，1987，260页）。
信息是组织活力的源泉
想当然的，我们一直在防止这样的自由，因为不希望信息杂乱无章，四处传播，制造混乱。管理的任务就是施加控制，限制信息流动，保持已有的局面。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信息的纯正化。同时，我们也要以严肃、谨慎的态度去处理信息，因为泛滥的信息也会造成灾难。
但是，如果我们把信息看作是组织活力的源泉，就必须放弃控制一切的观念，相信自由运动的力量。信息是创造新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秩序不是强加的，而是自然生成的。所有的生命都这样使用信息。那么，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开展组织生活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组织是开放的系统，具有与所有生命一样的自组织功能。
要激发组织的自组织能力，我们就必须学习生命处理信息的方法。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创造自由的氛围，以确保信息的自由流动。另外，还应对各种新出现的信息更敏感。相比而言，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要试图去控制信息，它们只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保持高度警觉。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即使最简单的生命都拥有高于人类的自我意识。从科学的许多领域中，我们发现生命利用信息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培养和挖掘自己的新本领。
系统拥有智慧
普里高津在观察一个无生命的化学反应时，想到了这一点。他得出的绪论不可思议。在无生命的溶液中，分子之间通过相互沟通达成了新的秩序。同时他还发现，在所研究的化学时钟反应的某一点上，分子的任意组合会变得有序。比如说，一杯浑浊的、暗淡的溶液突然间沸腾了：首先变成蓝色，然后变得澄清透明。分子在总体上表现出和谐一致的运动特征，几乎同时改变了它们的化学特性。普里高津强调说：“最让人着迷的是，分子间不论相距多远，都知道对方的动作，表明分子间能够以某种方式交流。这打破了我们认为只有生命系统才有个体沟通的观念”（1983，90页）。
如果系统有能力处理信息，并能注意到信息和对它做出反应，我们就认为系统拥有了智慧。所谓智慧，是人们识别周围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解释的能力。人造生命的研究者们建议：不应把智慧理解成一个实体的组成部分（引自凯莉，1994）。
而且，生命体并不一定先有大脑，才有智慧。智慧是在组织能够处理信息后拥有的一种“财富”。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它的智慧水平就越高。格里高利·巴特森（1980）在定义“思维”时，也做了相同的表述，即任何有能力产生、吸收信息用于反馈、自我约束的生物体都拥有“思维”。这些定义提供给我们一种看待组织智慧的思路，那就是，为什么有的组织那么“聪明”，而有的组织却在濒临灭亡呢？
为什么还有很多组织在重蹈覆辙呢？于是，我们意识到组织智慧并非只驻留在少数几个专家、学者或领导者的头脑中，它是开放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但与组织接纳新兴、反面信息的程度息息相关，还与信息在组织中得到多大利用的程度有关。
信息是创建有活力组织的关键
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需要信息。我们太依赖于信息了，如果得不到真正的信息，我们就会假装已经得到了。于是，谣言散布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我们想一直受惠于信息，就必须解决员工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沟通困难”。人们知道“沟通”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关键，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需要信息。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官僚主义的严重束缚中——正如马克斯·迪·波里（赫尔曼——米勒公司的前任总裁）所说：“官僚主义是所有关系中最肤浅、最无聊的一种关系”，它阻止我们在开放、智慧的组织中生存。我们应该重新看待信息，把它作为生命系统的本质属性来认识。这样，我们不但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接纳混乱，还会更积极地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响应。在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的过程中，信息是关键。
想想我们处理信息的一贯做法，就不难发现。虽然已经知道了它的重要性，但在处理过程中，我们还是抹杀了它的很多特性。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我们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因此总是统计所有的不稳定因素，并受训分析由此产生的庞大数字、重要趋势、主要变化。我们的社会总喜欢指定所谓的“常规”，并根据它来判断每件事的是非曲直。我们努力排除不同，严格服从标准，但在生活中，新的事物总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如果我们漠视不同，就看不到变化，作为结果，也就无法对改变做出反应。甚至当我们的确注意到了新信息时，也会急于把它抹杀掉，而不会去想想它对我们理解力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价值。
让信息更容易流动
在我们的心目中，自己就像机智的所罗门。我们不愿意在思考后做结论，总认为快速的决断才是明智的表现。正如我们常挂在口头的：“只不过是做个决定”。
我们死守着那块领地，从不去探索未知的疆土——有可能拓宽我们理解力的疆土。
这么久了，我们所做的工作无非是过滤、选择和保留，毫无疑问，组织最终将因缺乏滋养它的信息（不同的、多样化的、新奇的信息）而消亡。
但没有必要担心会被潮水般的信息所淹没，我们自己有能力理顺这些信息。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扮演着翻译的角色，筛选着需要的信息，我们深暗此道。但是，通过观察筛选的结果，我们的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我们开始留意收集各处的信息，寻找那些有意义的、复杂的、甚至是彼此毫不相关的信息。我知道的一个组织将信息比做鲑鱼，他们相信，只要组织的水流营养丰富，信息就一定会各司其职，就如同鲑鱼会沿水流上溯，直至到达产卵地。组织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保持水流澄清，这样信息更容易流动。最终，好的想法和项目就会源源不断。
其他组织也可以改变一下对信息的思考方式。不要把信息想成是一种控制思维的权利，而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养料。这种思路的转变使决策者们领悟到信息对每个人来说是同样重要的，拥有的信息量越多，人就越聪明。
如何让信息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信息总是来源于不确定的、混乱的环境。这令人很不放心。那么，怎样才能让这些信息服务于我们，并由此开创一种有序、和谐的局面呢？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克服好奇心，因为它实现的过程就如同在读一个模糊的处方。没有什么能比模棱两可更让我们着迷。尽管我们承认，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模棱两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无路可走），以至于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再忍受下去。而对着一大堆不确定和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度日如年。于是，我们开始集中关注某一个因素，提供有限的解决方案，假装心无旁骛。尽管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一旦盲目行事，我们只会变得更盲目，但我们还是更愿意做个盲人，因为害怕一睁跟就会平添许多忧愁。
我们固执地认为，预测和控制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拒绝接受模棱两可和令人惊奇的事情。同时，我们依旧坚信可以控制“机器”的每个零件，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只有我们、我们的领导力才能保持系统的完整。其实，那只是我们的智慧，而不是组织的智慧在发挥作用。一旦我们感觉到困惑或模棱两可，就会显得很焦虑。
但实际上，正是模棱两可教会我们注视更多的变化，而混乱则告诉我们说出自己从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随着控制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最终陷入了失控的局面，就如同一根绷断的橡皮筋。在这种压力下，难怪我们要逃避新事物，并盲目地跟随已有的经验。
但是，要摆脱对模棱两可的恐惧还是有可能的，这需要我们重新从整休的角度去看待系统，并意识到还有其他的过程在工作。即使没有领导技巧存在，系统也会通过自组织来开展工作。
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它要求我们具备新的技能，即必须学会彼此配合工作；同时还要明白智慧是需要集体努力来汇集的，这样产生的信息才是最真实、最有意义的。拥有了这样的信息，人们才能更有效地处理身边的事情和困难。解决各类问题不再是领导者的专利。选择合适的方式，仔细甄别有用信息传递给合适的人也不再是领导者的专利。这都是过去领导者们应该具备的素质。大脑机械地接受这些素质为正确的思维方法。早期大脑是将信息从一个神经元传向另一个神经元来实现其生理功能的，这与领导者们的做法很类似。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新的想法提供了多种可能，激发我们以更开放、更自由的方式去传递信息。
神经网络是一个联系相当松散的系统
根据最新的大脑理论，由于大脑不再局限于通过神经元来传递信息，所以信息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大脑的映射区确定了与某些特殊信号相关的信息（例如，与手的运动有关的信息）。神经学科学家发现，当初的“神经元区”巳经无法对任何一个特定神经元做出响应。神经元区也不再是一个特定的生理区，而拥有了电流般的流动模式。而指令，如指挥某个手指运动的指令，似乎是通过网络的传递来实现的。
同时，记忆被认为是神经网络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布甲格斯和皮特，1989，17l页）。
如果将信息存储在神经元的关系网中，那么对大脑特定区域的损伤就不会丢失全部的信息，因为这个网络的其他区域可能也以某种形式保存着信息。
通过60000多个计算机并行计算，首次粗略模拟了这些神经网络。左哈把神经网络描述成一个联系相当松散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种联系看起来很随意。在我们的大脑中，大量的复杂信息向各个方向传递，虽然它的组织并不是很严谨，但它却有记忆和各种功能。这一点是计算机所无法比拟的。
神经网络并非只是通过指定通道进行交流，而是同时向各个方向传递信息。至于这个松散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得而知。就连科学家们也无法准确跟踪或控制神经网络的工作过程，但是，我们的生活却离不开这许多个工作过程。
开放信息对自组织的重要意义
几年前，一个大型的长途电话公司发现，如果改变集中布线的做法，就会更有效地实施电话呼叫的全球互联。公司据此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它能够支持不同开关间的快速信息交换。具体做法是，每个呼叫都能自动扫描整个系统的连通状态以选择最优路径。由这种做法引发的思考是，正如一个经理在报道中提到的：“它的原理在实施员工管理时也同样适用”。
在许多组织模型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开放信息对自组织的重要意义。那些有关组织革新、创造和知识管理的文献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足以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因此，如果说它们所描述的过程也适用于自然界就不足为奇了。革新来源于新的联系，来源于与不同学科和地域的接触，也来源于活跃的、团体的网络和流动、开放的边界。知识正是从各种关系的交错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它不是个人作用的结果，而是集体智慧的升华。而信息量充足的、朝气蓬勃的环境正是各种新生事物的发源地。
巴克曼实验室——一家美国特种化学药品制作公司，为我们讲述了自由、开放地访问信息所创造的诸多奇迹。其中一个是，公司的一名员工想要签订一份来自印尼的新合同，但缺乏相关的技术信息，于是他通过公司的局域网发出求助信息，结果，几个小时内，他就收到了来自6个国家的1l封回信。凭借这些信息，他成功地赢得了合同。他的请求刺激了不同答疑者间的交流，一旦这些人在网上发现彼此，他们就意识到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共同探讨（威早特，1999）。组织中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它使员工们认识到彼此联系、分享信息的重要性。
“寻找未来”模型的启示
在称之为“整体系统”的组织调整工作中，我们发现新而充足的信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促进自组织（引自赫尔曼和德威尼，1999）。其中，现在广泛使用的一个模型是“寻找未来”（引自威斯伯德和加诺夫，1995）。在这个模型中，整个系统的成员（有时是随意抽取的，有时是特意选取的）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共同讨论组织的未来。来自组织中不同岗位的人们，包括那些“外行”（其实也与当前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一起努力，共同发表对组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第一天的工作是采集组织网络中的各种信息（包括意见、解释、每个人的肯景）。可想而知，采集到的信息数量惊人。
面对如此大量的信息，人们觉得无能为力，灰心丧气，继而不知所措。尽管人们的困惑随着信息的增多而与日俱增。但当集体开始实现自组织（通常发生在最后一刻钟）后，一切都不同了，所有这些信息都变成了对未来全新的、有力的诠释。通过这次集会，系统并非只是达成了简单的一致，而是自组织成为一个崭新的、充满创造力的团体。
尽管集会产生了高质量的信息，但信息的质量与信息多少无关，而与信息的重要程度有关。只有有意义的信息才会引起组织的改变。在系统网络与反馈环中，有意义的信息在相互接触与沟通中传播、增长和更新。这个集会展示了自然创造有序的、令人愉悦的美丽图形的过程：首先是系统自由地产生信息，然后是叠代，其结果导致了系统的持续增长和政变。
复杂源于简单
同样的过程也缔造了美丽的分形（参见彩图1）。这些分形是由计算机通过几个简单的非线性方程推算出来的，这些方程并非只进行一次求解，这个复杂的图形是多次求解的结果。每次求解的结果都反馈回方程，这样不同的结果就得到发展。这个过程叫做“进化反馈”。当许多个方程同时进行叠代时，每次叠代都得出一个新的结果，最终形成了复杂的、多样化的分形图：只要叠代继续下去，这些图形就会一直改变下去，其结果是无限的。
分形很复杂，因为它们具有无限性和独特的数学特性（没有两个分形是相同的），但也很简单，因为它们是连续叠代的结果，这是一种新型的简化。之所以称之为新型，是因为它的复杂源于简单，就如同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物只由几块简单的砖或瓦构成。这里，简单的叠代蕴涵了无限的复杂，展示给我们无法预测的创造与可能。
而叠代方程的计算只是“进化反馈”的开始（布里格斯和皮特，1989，104页）。
分形的过程告诉我们，组织可以在矛盾的状态中工作，因为正是矛盾所特有的开放性造就了秩序。分形通过不断反馈于简单的叠代方程而生成，如此复杂的图形。
因此，我们说，任何团队或组织的工作都应从简单开始，即对终极目标及协同工作有一个明确认识。我认为这些共识就如同分形中的叠代方程（参看图7）。一旦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人们就会用它来解释信息、意外和体验，也因此能够明白在工作中应做什么，怎么做。也许各人的决定不尽相同，但没必要要求行为上的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反馈结果不断在系统中累积，最终有望形成一一个有序的局面。
为信息的流动创造自由的氛围
无论处在组织中哪个位置上，也无论参与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都应挑战自我，为信息的流动创造更自由的氛围。我们不要像防贼一样使用信息技术和行使管理职权，事先规定需要知道信息的人员。我们应该通过创造自由的氛围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应该相信他们能对各种信息做出应有的反应，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也明白组织或团队的目标。一个好的经理是不会去限制信息流动的，因为这样做只能阻止员工更好地开展工作。简·卡尔森，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前任总裁（客户服务的首倡者），明确指出：“没有信息，个人无法履行职责。有了信息，人们只会更好地履行职责”（威尔特，1999）。信息提供了真正的营养，它能使员工更尽职。
增加信息自由度后，组织得以重新进行自我设计，其中最惊人的变化发生在美国的陆海空三军中。空军和海军现在都能够提供给每个战士有关战场的情况，以及只有总司令才有资格知道的信息。经过广泛的测试，陆军发现战士们由于了解了总司令的意图而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出色，不但反应迅速、理性而且勇于承担责任。尽管一些上了年纪的军官很难接受这种做法，但事实摆在眼前，在这样的团体里，人们通过技术和信息紧密相连，战士们的干劲也更足了。由于效果显著，陆军和海军已经宣布：他们决定打破传统，采用指令网络的形式来分享信息。
正如陆军的改革所表明的，一个想要学习的组织应该能够接纳那些不同于以往或实际的信息。而那些想要保持中流砥柱位置的组织就更应废去寻找那些令人惊奇、不安甚至震惊的信息。接下来，组织应该对思考这些信息的人给予充分的支持，比如说提供给他们相应的时间、人力和响应。这样做对公司制定远景规划和实施高效、合理的管理是不无裨益的。在组织的鼓励下，员工们积极地寻找变化，不断探索新的事物，同时他们也开始共同思考每个信息的含义。
语言交流激发组织自我调整
支持组织各部门间的交流（如创造交流的空间和时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个交流过程不但孕了新的信息，也赋予了已有信息以新的含义。最终，组织的智慧得到发展。我之所以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并不是因为它调动了员工的奉献与参与热情，而是因为它激发了组织自我调整的因素。
简思奇——一位科学家，劝说经理们去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即作为平衡的破坏者，而不是施加控制的当权者。根据他的见解，我们都成了干扰者，总是不断地制造麻烦，引发事端，直到最终整个系统～片混乱，只能重组成新的模式和外形。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同时能够珍视赖以生存的混乱环境，就会发现其实任务很简单。尽管面临着太多的困惑，但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害怕，只要能灵活地处理已有的问题就足够了。
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有谁会置若罔闻，泰然处之？但必须要牢记：在学习处理海量信息的事情上，我们只是个起步者。我们在学校和工作中学会的思维方法并不是万能的。许多有创造力的老师都会建议学生不要死记硬背。我们需要采用更适合予自己的思考方式，这些方式不但是开放、多元的，也是混乱、相关的。只有掌握了这一招，我们才能接纳处理海量信息的新方法，继而才会领悟混乱的力量。
不单单是个人应该不断地开阔思路和调动创造性思维，组织也应当从已有的各种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许多组织都已经开始面对变动的关系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无法准确描绘出这些关系的复杂性，但至少每种模式都更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弗明西斯·赫赛尔本——德鲁克基金会的前任主席——认为，我们正在重新学习怎样与这个同形的世界相处，这个世界没有等级，只有交错环绕的关系网（引自赫塞尔本和科恩，1999，第2章）。巴克曼实验室也正在摆脱命令、影响的网络（威伦特。1999，2页），科里协会——科里·泰克斯的生产厂家，自称为“网络组织”。这些比喻中所描述的组织都能根据需要和利益来创建组织结构和角色。其中员工间的关系成为组织创造和成功的重要源泉。一个核心协会的观察者强调说，谁或什么位置的人来关注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精力、技能、影响力和智慧参与到解决过程中来。
思考能力比管理能力更重要
许多组织都在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信息。结果，思考能力而不是管理能力被列为最重要的一种技能，人们开始承认，应该有更多的员工具备理解复杂信息的能力。先前被认为是领导者专利的信息占有能力和思考能力正逐渐深入到组织中的每个角落，相应的活动也以不同形式展开，如了解组织、业务培训、智力资本、知识化管理等等。但每种形式都认同组织应分享智力。正如吉弗德·皮斯特所说：“这类活动的效果十分明显，它体现了每个人的智慧。”巴克曼实验室还在进一步探索组织理论，他们为自己设置的下一个目标是：让来自21个国家的大约1200个人同时分享信息（皮斯特，1999）。
组织最重要的能力是创造条件，以便产生和分享新的知识。渐渐地，人们就会看到分享组织内外信息的好处，以往的恐惧和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最终，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也就形成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组织智慧吗？
秩序是整个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之所以认为组织会越变越聪明，是因为我明白我们生活的宇宙是一个内在有序的宇宙。随着对新科学研究的深入，我越发意识到生命系统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很不一致。我们努力地营造着秩序，一点一滴地，直到出现秩序为止。在生命共同缔造自组织结构时，我们正辛勤耕耘，努力保持着事物的完整。简思奇将我们传统的砖瓦盖大厦的做法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照（1980，75页），结果发现：自然进程中，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新的能力和结构。秩序既不是从上至下，也不是从外到里，它的出现是整个系统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发现彼此并共同造就新的能力。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秩序产生的源泉，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系统具有自组织的能力。一旦意识到这点以后，我们就会摆脱局部的束缚，而更深层地介入到组织的富有创造力的过程当中。伯赫写道：“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整体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如果真的做到了，组织自然会从整体上显现出和谐一致；关注个体和局部根本没有意义”（1980，56页）。
按照量子物理学的观点，一致的过程是在相互联系中取得的，整个系统都是由相互关联的亚原子粒了共同缔造的。在缔造的过程中，局部无法独立存在，它们只能存在于相互关联的过程中。电子在与其他电子相遇时，会发生重叠和融合，作为个体，它们的特性根本无法得到体现。“电子只有介入到整体当中，才具有了确定的质量、电量、旋转方式等属性。因此，谈论单个电子的属性根本没有意义，因为这些属性为适应整体的需要会经常发生改变”（左哈，1990，99页）。
上述过程非常具有吸引力，越想看，我们不正如系统中的电子一样，在组织中运动、融合、形成新的整体、不断地进行着变化吗？我们恐怕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认为团队已经停滞不前时，突然间它能够和谐工作了，所有的障碍也都消逝不见，团队因而不费吹灰之力就又开始运作了。我们也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团结在一起时，创造出的成果简直无法想像，根本不是某个人所能企及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理解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提升的世界。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变化和渗透，因为我们明白组织应以更宽广的胸怀承受变化带来的压力。的确，渗透这个词总能引起人的恐慌和好奇，也许如果理解了这是自然在暗中给了我们支持，恐惧感就会慢慢消散。这里要说的是，当我们解散了现有结构，并打破了世界有界论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制造混乱，相反，我们是在与秩序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即过程中的秩序都是暂时的。秩序本身并不是僵化刻板的，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结构，它的实质是动态组织中的能量，是信息滋润了组织能量。上命系统赐予了我们进化、重组的禀赋。所以说，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