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殖民理论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消灭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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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到哪里去了？资本家为什么不亲自劳动？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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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他拥有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的所有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但却没有任何产出，因为劳动力不愿与资本相结合，并且能够做到不与资本相结合。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德就是这样。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也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法学常常存在同样的问题。
威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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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不是边际效用递减么？那么资本分得越均匀，每小份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总和越大。那末，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则拚命地妄图给这种“自愿协商和结合”找一个让资本满意的原因。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所以经济理论不能建立在对这种欲望的假定上。现代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只是现代庸俗经济学而非经济科学，就在于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为了向资本献媚而为所欲为地胡乱设定其理论的假设前提。连威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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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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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资本家在这里也可以“节欲”，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节欲”并不是资本家可以有所收获的正当理由。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才是共同富裕。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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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可见这种从属关系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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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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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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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由于他不可能靠劳动挣到什么钱，因此他就永远都得不到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了资本的奴隶。在那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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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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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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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472页，共23本，写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册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I-V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XIX—XXIII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XVI—XVIII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VI—XV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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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I—IV的编号。其中第I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IV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II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II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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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V稿(对开纸56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VI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VII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V—VIII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II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VIII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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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阐述那些对第II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恩格斯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委托，从而将历史的机遇留给了我们。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的内容“做出点什么”，而且应当结合历史的新进展而做得更多，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III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卷的第II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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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
“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他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1879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X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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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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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因》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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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
“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
“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X册第445页及以下各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是用讽刺的评注来驳倒的：“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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