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万科频频换帅的同时，万科在这个泥潭中也越陷越深。到了1996年底，北京万科城市花园的客户与万科的矛盾彻底激化。原因无他，质量问题。那时候房地产消费还比较初级，购房者对园林、装修、服务要求都并不高，只盼着房子质量别出问题就万事大吉了。可万科城市花园却出现了严重的漏水问题，售出的900余户中就有500多户有过维修的记录，最高记录的一户修了20多次；另外，管道煤气等配套也没有跟上；连续两个冬季暖气供应出问题；销售许可证迟迟办不下来（直到1999年11月才补办）；桃花园逾期交房达200多天——在那个年月，房地产开发可能遇到的麻烦无非也就是这些麻烦，而万科城市花园几乎全部遇到了。
到1996年底时，王石飞赴北京与城市花园的业主对话，希望能够解决北京万科危机。然而近百名业主还没有平息愤怒，对话变成了批斗会，业主们在对话会上强烈要求撤换北京万科的班子。王石在业主们的围攻下焦头烂额，但仍努力和业主进行沟通，并保证尽快解决业主们的问题，同时撤换了当时万科在北京的总经理吕葵。
原任万科物业副总经理的王晓文几年后到珠江供职，据他讲，那段时间里，王石至少有几天早上都要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院门口亲自送业主们早上外出，业主们常常连喊带骂毫不留情，而王石依然会保持着微笑，非常有耐心地把业主送到进城的大巴上，希望能用自己的诚意来打动业主，可业主们却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王石打电话到上海，急调万科“救火队长”林少洲增援北京。林少洲在上海就曾使经历了大起大落(3个月里旺销4200套，两年里退回2500套)后长时间陷入低谷的上海万科城市花园重新崛起。这次进京，林少洲再次创造了个奇迹，仅仅半年时间，危机便一一化解，后来北京万科城市花园项目曾一度连续６个月排名万科全国销售冠军。由此，北京万科进入了林少洲时代。走出泥潭的北京万科开始了大步流星的拓展之路。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一部分 焦头烂额的江湖大哥（2）
北京万科借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北辰集团急需现金收入作盈利的财务报表之机，以每平方米不到2000元的熟地价格（含“七通一平”和出让金）买下了星园的土地，开始了万科在北京多项目同时开发的时期。万科星园项目对万科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跨越。
之前，万科进京六七年间一直发展缓慢、项目单一，品质也无特别之处，且项目都在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用当时地产界人话说：万科还没进入北京的主流市场。但万科星园让人看到了万科要占领高地的决心。此时，正值全国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随着北京市旧城改造力度的加大，核心区域土地逐渐推向市场，林少洲力主万科在北京应该进入主流市场。
据他回忆，他曾计划拿出2000万元设立土地基金，用以跟进10个项目，北京万科曾有机会在万柳等区域取得很好的地块。但是这一计划没能获得王石的支持。
江湖大哥的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的变化。1999年底的时候刚刚把北京万科带上良性发展轨道的林少洲突然宣布辞职，北京万科的发展前景再一次扑朔迷离。
实际上在林少洲离开万科之前也有一些职业经理人离开，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上的这么大的反响，一方面是因为林少洲的关注度较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离开之前采取了一些比较高调的方法，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把整个地产圈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这一举动让很多人感到疑惑，很多人无法理解其背后的原因，也有很多人从感情上对林少洲表现出同情，因为他看起来不像跳槽，没有什么明显的退路，很多人猜测也许仅仅是气不顺。
林少洲应该算是个文人，他在进入万科后做了两年的《万科周刊》的主编，成功地让一本企业办的内刊影响力波及到全国，甚至在全国深沪两地上市公司的高层中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万科周刊》的外部影响力之大反过来影响了万科本身。在万科，大家暗地里认为《万科周刊》是公司的黄埔军校，因为几乎每届周刊主编离任后都得到了重用，万科在北京、天津等地分公司的总经理都曾担任过周刊主编。
《万科周刊》的空前成功，使得不少媒体都慕名而来，其中包括当时国内最牛的财经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林少洲当时特别希望万科能够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出资收购该报，从而打造一个万科传媒集团。后来其也曾公开表示在万科的前4年，主要是为传媒集团的梦想在奔波。对于后来其就任上海、北京的总经理，解决当时万科危机的方法，他也曾做过总结：那就是坦诚地面对消费者，勇于承担责任，然后认真地去解决业主的具体困难。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使他得以带领北京万科走出了困境，走上了正轨。此时突然离职，外界颇感意外，也无法理解，也许这就是文人的不同之处吧。
对于此事，万科掌门人王石也很无奈，事后他曾通过媒体公开表态，他认为万科在企业管理方面一直致力于强调培养职业经理队伍，林少洲在万科做了9年的时间，离开了公司，他在职期间公司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培养他的，他在万科也尽了他的责任，做了贡献，但是既然林少洲认为自己更适合到万科以外发展，更发挥自己的作用，作为职业经理人他是有选择权的。林少洲和一些职业经理人离开万科去发展，从职业经理自由选择来讲，那是他们的选择。
我想，林少洲对于万科也是有百般不舍，毕竟那里曾凝聚了他的汗水和智慧，承载了他的梦想和追求，而且还有王石的知遇之恩。所以临走，林少洲也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我离开万科，半年之内万科没有什么改变，那肯定是我错了。”也许他是想通过离职的行为来表达一种对万科的提醒，也许他在表达对万科的失望。企业、老板、经理人，这三个角色看来总会有些故事无法得到详解。
林少洲离开万科后在北京太合房地产公司担任总经理并成功操作了亚运村“欧陆经典”项目，但没过多久又选择了离开，去做他自己的厚土机构。他这次给大家的交待是不满足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位，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树挪死，人挪活。有抱负、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往往也需要更适合他们发挥的空间。我想，职业经理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在于他所拥有的舞台是否是他所满意的吧。
通过万科的困局，通过林少洲出走的变故，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压力。我不知道我这个角色除了承担这样的“军令状”之外，还有多少戏份在等着我。
这里是江湖。英雄辈出，恩怨丛生。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一部分 谁成就了老潘（1）
进入2000年，大家都在为迎来一个新纪元而欣喜，我也祈望自己的事业能掀开崭新的一页。北京的1月正是天寒地冻，我仍要为做好项目和寻找新地而四处奔走。夜晚，我经过被冷风吹得显得有些寂寥的长安街，走到SOHO现代城时却看到人头攒动、长队如龙的景象。
这让我大为吃惊。我没想到潘石屹做的这个“怪胎”竟然能如此火爆。听同行的人说SOHO现代城开盘这几日每日销售额都近亿元人民币。说实话我有点难以置信。
因为我前阵子才听说老潘刚经历了一劫。那是在1999年8月下旬，潘石屹正在西藏进行休整，因为高原反应，因头疼“像猪一样”哼哼着。等他回到北京，才知道出大事了。负责销售的总经理说现在大概50多个销售人员一个都没了，全都不见了。
而给销售人员们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不接，更有甚者就是接了电话，也很明白地告诉潘石屹，“不陪你玩了”。后来才知道，是对面中国第一商城的邓智仁已经将现代城的精英销售人员高薪挖走了。
潘石屹面对这突然而至的一出“哗变”惊魂，确实有点发懵。据说，老潘站在大望路向西望，心中无比惆怅，老潘也差点因此“歇菜”，这是老潘成名前的第一个项目，现在回头看看，如果当时这一炮哑火，不知是否还有今日之老潘否。当时我得知这种情况以后也是很替老潘担心，想打电话过去慰问一下，却没有人接。
那时北京市场还停留在毛坯房的时代，老潘推出的现代城是北京内销住宅中第一个全精装，今天，精装修在市场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在当年一度曾引起市场的非议。这种真正含义是“*alloffice，homeoffice”的产品从一诞生就被“口诛笔伐”，很多人认为这种产品非驴非马，难以持久，而有的人又祭起创新的大旗大加追捧，总之这成了一个吸引人眼球和唾沫星子的项目。就是这么个热闹的项目突然之间6支销售队伍开走了4支，最要命的是6位副总监中的4位和数十名员工集体跳槽到另一家相邻的房地产项目——此前并不为人所知的中国第一商城。这事不得不在热闹之上又添了把火，很多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等着看老潘的热闹。
其实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哗变”。作为离开现代城的补偿，4位副总监每人获得18—25万元不等的补偿费。重金挖人，集体跳槽，现代城“哗变”的员工与现代城一时成剑拔弩张之势。更引人注目的是，曾一起合作过万通新世界广场、现代城项目的原香港利达行老板邓智仁和现代城总经理潘石屹这一对欢喜冤家也因此事再度遭遇，二人为此展开了一场舌战，之后“哗变”人员还表示要起诉现代城，以讨回被现代城扣压的佣金。
现代城“哗变”事件在京城房地产圈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议论，至今很多人也都还有印象。后来老潘回顾往事时也常说起，不过心态却很平和。他说：“这两年我们最感谢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邓智仁，另一个是任志强。这两个人虽然一开始都来者不善，但最后都帮了我们的大忙。”
邓智仁在北京乃至上海房地产史上，都是一个传奇人物，创造出多个房产销售奇迹，被誉为中国内地房地产营销“教父”。可以说他曾经是潘石屹的启蒙老师。1995年他帮冯仑搞营销，仅一个万通新世界广场，他就赚进将近1亿元的佣金。几年间，经他手卖出的外销房，销售额达100多亿元。后来潘石屹离开万通去搞现代城，邓智仁代表香港至祥入股现代城并代理其策划、销售工作，为正缺钱的潘石屹救了急。1999年3月，邓离开现代城。1999年10月邓受聘为中国第一商城总顾问。当然，后来很多人对老邓的事也比较了解了，他最后还是深陷玫瑰园功败北京，连自己的加长轿车也抵给了我的朋友张奎云。我至今仍记得我从我那朋友手里借来他那辆车，开在西单大街上，引来路人注目，我当时还想象了一下“教父”曾经的范儿，那时何等的风光！再和我后来见到他没落之后，因交不起房租而和我那朋友哭穷，商讨以车相抵的情景，我感到这真是个江湖，真的是风云诡谲，变化无常。同时，恩恩怨怨、分分合合轮番上演，如波涛连绵，无止无休。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一部分 谁成就了老潘（2）
当年潘石屹做项目还没有多少经验，营销这一块本来全凭邓智仁及其销售团队，尽管他和冯仑等人曾经经历过海南的房地产热潮，但就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销售，他们的经验还远远不足，因此，从万通新世界邓智仁就给老潘当上了老师。当潘石屹着手开发现代城，他又想起了老搭档邓智仁。而邓智仁在经历了玫瑰园的惨败后也希望借这个机会东山再起。毕竟，万通新世界广场的辉煌，是两个人内心深处共同的美好回忆。但是，时过境迁，市场对于他们这次的合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面子，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现代城的销售让他们很是失望，两人的分歧也是越来越大，当与现代城相隔仅1公里之遥的通惠家园项目以4500元／平方米（近乎现代城一半的价格）上市时，邓智仁更加意冷心灰，于是选择了离开。
老潘单独上阵后，引进了竞争机制，对销售人员推行“末位淘汰”，销售搞得有声有色。而邓智仁的倒戈以及这次销售人员的“哗变”确实给了老潘一个不小的打击，所有营销中层被一举抽空，对于一个正在热销的楼盘来说的确让人很难接受。
老潘对离开的那些人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无法挽回，人家大都不买账。这些刚刚毕业的销售员，面对人家一下给他付上的十几万二十几万的现金，诱惑力难以抗拒。但实际上对于房地产的宣传费用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数字。房地产广告的宣传都是上千万的数字。所以第一商城想，把这些销售员挖走以后他们马上就开新闻发布会。潜台词无非是说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已经垮了，他们所有的人全都跑过来了。然后让购买他们房子的人赶紧去退房，再来购买第一商城的房子。这有点像电影中的情节，对峙中的竞争者以特别手段突然发力，使对方陷入困境，以图挤垮对方。可这次“哗变”并没有使老潘倒下，反而让老潘更加稳住了根基，也许还是“事在人为”，往往在关键时刻，人的处事能力才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在邓智仁开了新闻发布会指责老潘的对销售员实行残酷的“末位淘汰制”之后，老潘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京城主流媒体的广告版面。这封信的题目是《现代城的4名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最后有一段话：“现代城的员工，无论我们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我们受到竞争对手什么样的打击，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做人的准则，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也不要忘记客户对我们的期盼。”从而老潘变被动为主动，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与理解，更多的人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射到老潘的项目上。
因为这个事情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大，媒体报道的量也相当大。事情做完以后，给现代城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现代城一下子凸显出来了。1999年年底，全年的销售额达到189亿元。当年万科全年销售额在3个亿左右，万通可能4个多亿，华远可能大一点，就10个亿。
现代城热销之后，潘石屹邀请任志强前来现代城参观SOHO样板间。任志强来是来了，却没给老潘捧场，而是毫不客气地对其项目进行了批判。
任志强和老潘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当年的万通新世界就是从任志强手里拿到的。比起万通，拿地对于身为国企的华远来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当时华远集团刚完成对旗下的西城区华远建设开发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创立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后急需发展的资金，来自政府的拨款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让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但那次与任志强的谈判，让潘石屹并不愉快。在他向任志强请教一些房地产的有关问题时，任毫不留情面地指责潘什么都不懂，并给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教训。甚至曾在公开场合揭潘石屹当年“不懂七通一平”的老底。在发生了“哗变”事件后，潘石屹想请任志强来拉架、评理，却被任志强称为是“狗咬狗两嘴毛”。当这对欢喜冤家再次相遇的时候，又是把“争吵”当作了主要沟通形式。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一部分 谁成就了老潘（3）
任志强回去以后，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万言书《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在媒体上发表。内容写得非常翔实而又富有针对性，从概念到技术逐项说开去，字字锋芒，招招见血，足以把老潘逼进死胡同。其主要观点是，从概念来讲，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设计上也就是草稿想法。从技术方面看，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有问题。总之，结论很明显：北京的长安街旁边不应该有这种东西，最好马上炸掉。并且总结说，“北京也许是项目的一个优点（概念）就可以掩盖十个缺点的城市。”
看完信后，潘石屹非常紧张，但不能不还嘴啊。于是他给任志强写了回信，题目叫《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信中除了就任志强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技术方面的答复外，主题却稍做偏离，大谈创新问题，并表达了发展商希望能做出优秀的建筑作品，和中国的电影一样走到国际上获奖的愿望。
随后，潘石屹经过认真权衡，抓紧时间印发了一期客户通讯，自揭老底，将这两封信公诸于众。没多久，《北京青年报》和《财经时报》同时以大版面刊登了这两封信，潘任之争正式被推向社会。这时候，现代城业主和准业主都相当关注这次争论，有个别业主还直接给任志强写信，加入到争论当中来。一时间，SOHO又一次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
紧接着，《财经时报》发表《SOHO你蒙谁？》，文章认为，SOHO其实是并不是时尚，而是设计怪胎，发展商宣传SOHO是在误导市场。《精品购物指南》发表文章，指出SOHO现代城是靠一个简单的概念玩活的，而“概念是个唬人的东西，尤其是对接受能力仍处在幼稚时期者来说”，并严正指出：“SOHO现代城是作为写字楼立项的项目”，是“在市场危机中摇身而变为住宅”的。直到后来，带头大哥王石出来表示，媒体最好不要再炒作这件事了，要为新生事物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此事才告一段落。但潘任两人“争斗”的传统却一直保持了下来。
在不断的争论中，房子也差不多卖完了。老潘却没歇着，他把这次批判SOHO现代城的重点文章都收集起来，集结成书，取名《SOHO现代城批判》，公开发行出版。
邓智仁挖墙角以及任志强炮轰是老潘的SOHO发展史上关键的大事。说它关键，不光是因为这些事差点断送了老潘新起步的事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事，媒体和公众把大量的注意力投向了现代城和潘石屹，使现代城成了著名楼盘，使潘石屹成了著名人物。难以想象，如果没这俩人和这些事，是否还能有潘石屹后来的成功。
应该说潘石屹悟出了危机公关的真谛。据老潘透露，他是因为那时候从克林顿深陷莱温斯基危机当中受到启发的。潘说：“看完这些事情给我一个感触，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这个信息时代就是一个媒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对许多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定位，跟我们在工业时代思考问题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对待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认为是要坦诚。你想什么事情你就说什么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承认什么事情。只要你拿出足够的坦诚，媒体和社会公众就会理解你。如果你去躲躲藏藏，反而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
老潘的事业发展与其媒体策略和媒体运作能力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我对此心明眼亮，也给了我不少启示。我们都进入了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就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我们的楼盘也要在信息战中有所建树。不过，我和老潘不同，我们的楼盘特质也相差很多，注定我们的推广发力点都不相同，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二部分 亮相，无人喝彩
我们的木樨园项目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珠江骏景。虽然项目推进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在紧锣密鼓中，各项进展也显得有条不紊。我看好的事情绝不会回头，哪怕破釜沉舟也要干到底。
2000年4月22日签下土地合同，9月5日，珠江骏景就在国贸2000年秋天房展会上正式亮相北京。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只用了4个月。
但我们参展的情况不尽人意，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一次的展会盛况空前，珠江骏景完全被淹没在众多参展的楼盘之中。
没人关注它。
没人议论它。
每天从展会反馈回来的信息让公司上下倍感沉重。
项目的问题在哪里？展会没有结束，我就召集策划和销售人员开会。其实，这样的结果我早有预料，因为，当初做项目定位时，我们的班子里面就有激烈的分歧与争执。
有一种占到主流的观点认为，我们做毛坯房，以3950元/平方米单价开盘，卖到4500元就全部卖掉，北京的经济适用房也就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他们的理由是，这是珠江进京的第一个项目，运作要快，低价位楼盘才能快速销售。
当第一位副总提出上面的意见后，能看出在座的绝大部分同事是支持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市调时大家就有过结论：这不是一个好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做低档房。
我提出一个问题：珠江是一个品牌公司，我们所做的第一个项目是要拿来做品牌的，我们能这样做项目吗？
讨论的结果，大家还是决定作低价毛坯房。
当珠江骏景首度亮相在国贸展会却铩羽而归时，所有人在失落中开始反思。
整个9月，我们都在做项目的分析与研讨。为什么出师不利？经过反思我们果断决定要对项目产品做出修正。
我们已经确定了造成不利局面的两个原因：
一是项目定位。因为有南城比较落后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定位在做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中低档毛坯房。我们没有在产品上体现出南城的未来与发展，没有让客户看到南城的希望。我们丢掉了珠江在广州做高品质楼盘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样，珠江骏景只能淹没在南城众多的同类型项目中，毫无个性与特色。理所当然也就不可能受到市场的关注与瞩目。
二是项目宣传蓄势不够。由于匆忙上马，宣传推广的准备严重不足。如果把销售比喻为一个蓄水与放水的过程，前期的宣传与推广是在蓄水，后期的销售就是放水的过程。珠江骏景在第一次开盘前“蓄水”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于是我们下定决心要逆势而上，把珠江骏景做成高品质社区，成为南城的一个标志性楼盘，成为南城的一个新名片。
随后，我们对项目产品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把毛坯房交房标准改为了精装修；开挖南城最后的一口温泉井；提高会所档次，增加一个温泉游泳池和一个温泉洗浴中心；还有网球场，网络宽带等配备；重新设计外立面；与北师大和北师大附小联合办学，解决南城教育落后的问题。
通过一系列对产品进行的全面调整，以“修正主义”的方式使珠江骏景脱胎换骨，一个全新的南城项目呼之欲出。
开盘之前，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蓄势待发。
南派风格精装修的样板间正在加紧修建，前后修改11次，耗资400多万；
北京电视台连续3个月的形象广告活动在酝酿和组织之中。
珠江骏景，在等待着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一刻。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二部分 给谁盖房子（1）
来北京之前，我在媒体浸淫多年，一度过着纯粹的文人生活，最多也就是半文半仕。对于媒体运作，我有自己的思路。我的项目不同于老潘的新锐风格，自然形象和卖点都大不相同，我的项目形象更应该契合北京的文化底蕴。因此，我决定要走一条文化地产的推广之路。
思路有了，我开始寻找突破口。众里寻她千百度，我在苦苦思索着。
在2000年10月一个晴好的秋日，我偷得了一日清闲。没有饭局，也没有加班。斜躺在家里的阳台上，信手拈起一本书来。是一本英国历史著作。其中一节讲到，英国300年来没有发生过内乱，国家机器基本保持正常。为什么？书中分析，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整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填平了社会巨大差异的鸿沟，使社会不至于因为仇恨而失控。
“中产阶级？！”我心中一动：虽然中国还没有这个阶级的正式说法，但在各种杂志、报刊上都有关于他们的描述：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而他们不正是珠江骏景苦苦寻找的客户群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之后，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产生出一批城市化进程的脊梁，这些人有很深的文化背景，他们处在政府或者企业的关键岗位上。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是，虽然这个说法在报刊上已经很流行了，但大多数是在媒体的新娱乐休闲版上，对这个阶层进行形象的描述，而不是进行社会学上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调侃，使用的是“傲慢与偏见”的语气。能够堂堂正正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大规模的讨论，这在中国绝对是第一次！
由此，我萌生了社会学营销的念头。之前，从未见过有企业主持或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珠江第一次将这个问题抛出来讨论，哪怕完全不提及珠江骏景，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将珠江骏景与中产阶级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迅速找到目标客户。
很快我们就给我们的宣传方案定了调。后来事实证明，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成为珠江骏景迅速走红的重要契机。后来由于这个提法字眼上有些尖锐，我们改称为“城市中间人群”，吸纳性变得更强。《封神榜》中哪吒在丢掉躯壳后，找到了最美的安顿之所——一朵晶莹剔透的莲花，实现了灵与肉的最美结合。
“城市中间人群”的大讨论就是珠江骏景的那朵莲花。
最初我提出的概念是“城市动力阶层”，我认为他们是推动城市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一批人，是一个城市的脊梁。这批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城市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由于大家多年来对“阶级”这个词有点敏感和忌讳，在新世纪刚刚到来之际大家还不敢大张旗鼓得去谈论这些，《北京青年报》连“动力阶层”的提法都难以通过，我们不得不玩了下文字游戏，提出了一个“城市中间人群”的概念。
开始我不同意“中间人群”的提法，我觉得不够鲜明。我想改成“中坚人群”，可他们还是不同意，也只得如此了。什么是“中间”呢？在购房的人群中，有人是买低档房的，他们靠工资生活，家庭负担重，这些人通常都在40岁以上。还有一些是高端人群，像“海归”们，他们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但他们买的是地段上佳的高档公寓或者高档别墅。“中间”这群人是大多数，他们就有点类似所谓的“中产阶级”。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二部分 给谁盖房子（2）
我们把这次讨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把这个论点抛出去。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解析城市中间人群》，讨论了什么叫城市中间人群、他们的收入、教育背景、职业、年龄段、生活方式等等。我们圈了一个范围，对城市中间人群做一个界定，希望把这批人找到。
我在文章中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迈向21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模式的改变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重组。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以及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成员间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而且导致了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使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流动有直接的影响，其变化所引起的位置增减将导致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新的分布；社会开放性的增加则会减少流动的障碍，从而为社会成员变换其社会位置提供更多的机会，对流动产生间接的影响。从业者得以在经济技术发展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创造出的大量新社会位置中进行流动，从而导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种种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身份壁垒的瓦解，为广大从业者重新择业提供了远较改革前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地研究由于社会的流动所带来的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变迁。关于某些人群的产生、特质以及发展的有益的探讨和描述可以更好地促进全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以及该群体自身的良性发展。
在改革开放20年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有别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中间人群；探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适当评价他们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分析研究他们的现状与未来是本文的重点——
但是怎么划分中间人群呢？
首先肯定是收入这个因素。
中间人群一直处于一个变化和流动的状态之中，有些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成为新兴企业的业主，上升为新的有产阶级；也有些人因为被老板炒掉而不得不加入失业大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根据现在北京城市的发展状况和我们在上文中的阐述，我们把那个时期分布在中国一些比较发达地区的“城市中间人群”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创业中间人群。这部分人的年龄在30岁左右，财富的绝对数量还不足以使他们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的教育、素质以及职业技能都是相当出色的，有着光辉的前途，但他们的社会根基还很不牢固，这也是他们努力工作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层次是守业的中间人群。他们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已经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各自的行业中成为驾轻就熟的行家里手，钱已经不是问题，他们这时看重的更多的是社会地位。他们完全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么做。
第三个层次是有产中间人群。这个阶层已经拥有了成为资产者的财富，他们是社会中公认的精英，他们成熟、稳健、富有而且魅力十足。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开始步入资产者的行列，表现在拥有各自企业的若干股权，或者即将开办自己的产业，当然，也许他们会选择一种平和、舒适的生活。不过，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将使他们中的多数一如既往地奋斗下去。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二部分 给谁盖房子（3）
然后我们分析了城市中间人群的职业。
我们采用美国社会学家诺斯与哈特的标准赋予每项职业以一定的分数，通过分析北京市民职业抽样调查取得的数据，对比不同职业的声望以及从业人员的特征发现，城市中间人群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科学知识、复杂的职业技能、较高收入和时代象征等特点。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具有较少传统观念、较少权力意识、较多市场取向和较多创新精神的群体。
作为城市的中间人群，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如果是只分析研究了城市中间人群几个主要的同质性特征，还是远远不够的。会写“马”字不代表你认识马。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群体，我们力求描述他们多姿多彩的个性化生活，向人们展示他们与社会一同进步的生命历程。
我们对生活在北京的城市中间人群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特别关注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的年收入可以使他们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游刃有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私家车，而且档次都不低；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买了或者即将购买自己的房子，在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的北京，很多人把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视为生活在北京的一个中远期目标，而这群中间人群却能够较轻松地做到这一点。
如果简单地从生活的物质层面上来看，他们应该是令人羡慕的一个人群，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事业虽然成功，但生活未必精彩。他们努力上进精力充沛，也许晚上回到家里则累得一塌糊涂，但只要在办公室里，他们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紧迫感，他们担心会被老板炒鱿鱼，担心自己的年终业绩无法实现，担心被人超过自己，担心几乎所有的一切。在各种压力之下，他们想了各种办法以求防老。比如另开个街头小店，做一些新的投资，或是更多地求学，多拿几个学位，谋得更好的发展。总之，城市中间人群是忙碌而紧张的。
城市中间人群的出现，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新的文化景观。
象征中间人群文化的时尚、休闲、财经、话题占据着媒体。报刊、电视、网络不断引领人们的目光追随者他们的文化主张，随处可见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信息资讯，而更多的社会资源——大片拔地而起的新式住宅、实惠新颖的小轿车也虚位以待。他们有条件去模仿种种西方中产阶级已经实现的生活方式，同时又由于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基础和修养水平，也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在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
于是西式的消费文化就成为这个群体的文化标签——欣赏芭蕾舞，看小剧场话剧，听高雅音乐会，参观现代艺术大师的展览，看价格不菲的流行杂志，读纪实文学或畅销小说，看进口大片，参加适当的健身活动，在充满情调或具有品味的酒吧里聚会、消遣，再精准一点，我们还能总结出讲究氛围和层次的居住文化，强调个性和时尚的服饰文化等等；而生存的压力和对更高品位追求的渴望，又使得他们无法安于现状，于是进取的动力又造就了他们的实用主义文化——结交名流，接受深造，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或背景的协会、俱乐部。他们希望通过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换来的财富去营造能标识身份和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文化气息。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二部分 给谁盖房子（4）
他们的文化取向符合物质消费时代的潮流，因此城市中间人群的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他们再不会因为走进音乐厅而被认为是假装高雅。这一切对于城市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追求卓越、积极工作、享受生活，这就是当时城市中间人群生活的真实写照。
城市中间人群作为一个内部相对稳定、外缘流动性较强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很大一部分会来自于城市中间人群，而他们也将随着社会的进步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城市中间人群是一个努力工作，追求卓越生活、崇尚实现个性化价值的群体。
我这样的评论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包括城市中间人群开始积极关注这一主题。中国作协的一位老编辑，也是我的散文集《远方的眼睛》的编辑，他的夫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教社会学的，她找我谈了几次，她说原以为我是个社会学家，她还将我们这次的讨论内容和我的文章拿到了他们课堂上去宣讲。
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阶段，讨论阶段。首先，我们邀请了学术界的专家来讨论。
2000年11月20日，《北京青年报·财富周刊》以《城市中间人群结构：社会中间阶层》为题，对学术界的专家讨论进行了整版报道，发言者颇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谈到中间阶层的产生，市场转型产生新生代“中间阶层”；谈到中间阶层的意义，“只有使社会上的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层，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才能保证结构上的稳定，使中国社会长治久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赵人伟更加进一步指出，“橄榄型”社会结构应该是我们长期的政策目标。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提出要保护中间阶层：“讲中间阶层，首先政府要有一套激励机制，激励人去创新，激励人们去积累财富；二是要有保护机制，确保自己的合法收入不受侵犯。”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李青宜教授则从城市中间人群自身的特征进行了反思：“中国的城市中间人群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首先，要有合法、稳定的收入；其次，要有合法的社会身份和一定的地位；最终，一定要注意有道德修养。”
……
这样的讨论，展现出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我不希望我们这个话题只是一种社会“课题”，更不想它成为一个学术活动。随后，我们邀请了企业界加入，听听他们对社会中间人群的认识。他们本身就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让他们来“现身说法”谈他们有着怎样的痛苦与快乐，谈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家庭生活，谈他们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渴望，这些都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
2001年1月15日，我们请来他们中的5位：实华开公司总裁曾强、环保专家、中国专利菜肴“扒猪脸”发明人沈青、美国某著名IT公司中国区市场推广经理李咪咪、嘉得在线CEO陆昂、以及我们北京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吴铭，面对大众畅谈他们各自的酸甜苦辣。
他们痛苦：“在家庭生活上，我们非常苦恼。在中国的这个时代，事业和家庭在对时间的占有上是一个绝对的矛盾，现阶段很难调和。”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二部分 给谁盖房子（5）
他们感慨：“有人说乡愁是人类对精神家园的一种永恒的寻找，在中间人群身上犹为明显，这个精神家园或许是他们心中一个遥遥的梦，永远无法接近。”
他们反省：“生活的本质是快乐，每个人都应该尝试快乐的生活。无论事业，还是家庭，缺少了快乐，便失去了意义。”
他们顿悟：“少做一点，少挣一点，少花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这样的心态才是幸福的心态。”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这个群体还是认同的。他们相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
这些带着思考、带着体验、带着诗意的讨论，引发了城市中间人群的讨论高潮。有的大学老师，还有社科院人文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热门话题。
之后，我们开始试着给我们讨论过的这些议题进行一下总结，并寻找一些结论。我通过我在这些活动中的感触写成了一篇文章，发了一个整版，活动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这场讨论不断升温的过程中，关注的人们不仅记住了那些人，那些话题，还记住了赞助此次活动的珠江地产公司，记住了我这个爱写文章的公司老总，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记住了珠江骏景，喜欢上了珠江骏景，我们找到了他们，他们也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
当我们顺利实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的珠江骏景项目再次开盘了。
2001年2月18日第二次开盘，1个月内我们卖了160套房，卖了1个多亿。
对这个结果，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或者说惊喜，因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仅在《北京青年报》上投放了120万的宣传费用，但有关这次“城市中间人群”的大讨论却发了27个整版，属于典型的投入少、产出多的做派。而且通过深耕，也打透了珠江地产这张文化牌。这样，珠江骏景二次开盘前已经做好了蓄势待发的准备，打个比方说，这个过程就是在“蓄水”，开盘的热销就是“开闸放水”的效果。
在城市中间人群大讨论吸引了市场对珠江的关注之后，接下来的营销工作变得简单起来，我愈加感觉到销售的关键就是适销对路，我们要想卖得好就必须首先解决好“卖给谁”的问题。
那个时候经济适用房的比例还很小，经济适用房并不太经济的状况也使能买到的人少之又少。最需要房子的是那些在北京打拼之后，想要扎根在北京发展的外地来京人员。而他们完全不在住房保障计划之内，只有靠买商品房才能实现他们的“北京梦”，才能在北京有个可以“暂住”（因为没有户口，即使买了房也需要办理“暂住证”）的家。那个时候，房地产商大部分的房子都卖给了他们，他们是北京房地产商早期最忠实的客户。那个时候，大家对房子的渴望一点也不比现在差。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对开发商那么“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