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18日，北京市政府对广渠门外因污染、扰民而搬迁的9块总计97公顷的原工业用地使用权进行了公开拍卖。拍卖过程*有20多家开发商到场，只有9家房地产公司领牌；而拍卖开始后仅有两家开发商举牌竞拍，最终，9块地中有6块是因为没有人应价而拍卖失败。
这也是北京市政府首次进行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尴尬的结局给市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业内还是公认，该次拍卖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形式上的突破。许多开发商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使北京土地出让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倒买倒卖”的现象由此走向终结，商品房的开发成本及销售价格因此有所下降。
此次投标的“地王”正是当年广渠门外拍卖未成留下来的土地。后经证实，当年采取的方式是把土地分割成9块分开拍卖，这一次则是把上次拍卖剩下的土地统一规划整片招标。有关专家认为，土地转让手段由拍卖转为招标，亦是吸取上次经验教训的结果。
中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载明的土地出让方式有三种：协议、拍卖和招标。招投标的最大特点是公开进行，避免了协议出让的透明度不够，由“公开”不足而引发对“公正”、“公平”的怀疑；其次，招投标是一个缓进的过程，避免了拍卖的激进和风险，同时政府作为调控方，其调控力度能够得到保证。
毕竟是一块很大的可开发利用的土地，本次招标公告公开披露后，曾引起了多家房地产公司的兴趣，一批广东的房地产公司纷纷进京实地勘探。据广州媒体引述，广州富力地产总裁张力就声称对这块地王“志在必得”。
当时媒体也问过我的意见。“这确实是块好地”，我实话实说。2000年初广东珠江投资及其关联香港上市企业合生创展携手进京开发地产时，我就曾参与了那次土地拍卖，对该地的状况已经相当熟悉。
其实广渠门外东五厂的地块的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这在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已经是很罕有的整片的开发土地。随着北京两广路大街的改造，广渠门附近的交通也非常便利，当时看的话周边已经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大规模居住组团，发展潜力巨大。
当时我在珠江也拿到了此次招标的标书，但是我并没有对这块地寄予过高的期望。原因无他，就是太贵。如果按媒体所说——市场估计该地皮价值40亿元计算，49公顷地平均每平方米地价已经高达7000—8000元。摊在建筑面积上，每平方米也得2500—3000元。更何况该地价还只是毛地价，不包括搬迁补偿费用。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来势汹汹的“华南虎”（2）
和我在2001年为珠江拿下的占地34公顷、开发面积90万平方米的珠江帝景地块做比较的话，这块地尤其显得不那么实惠。帝景地块地理位置同样优越，不仅紧邻北京规划的CBD商务中心区，且在地铁沿线。这块地珠江仅仅花了大约775亿，摊在楼面上，每平方米不到1000元。相比较，如果要花40亿去拿49公顷位置相近的土地，我们的积极性自然不会太高。
因而我当时断言说，如果“地王”的市场价值在40亿，北京的公司可能都不会感兴趣，但不排除香港或者外地刚来北京的公司会拿下这块地，因为他们还不太了解北京的情况。而且如果拿到了地，开发商也只能做价格昂贵的高档次公寓。
实际上当天的投标会上只有4家公司投标。来自深圳的商地置业公司报价总额325亿多元，为所有公司出价最高者；号称“志在必得”的广州富力公司出价315亿元；而北京的两家公司出价都比较低，华润置地与潘石屹新成立的SOHO中国出价分别为275亿、286亿元。
稍后，政府还将组成由有关部门、专家等共21人的评标委员会评标，中标仍有悬念。
有人说，在广东的历史词典中，也许没有一个词能够与“北伐”的地位相经。人们也喜欢用“北伐”来形容广东等南方房地产巨头大举进军北京房地产的势头。当时因为珠江系的市场表现非常突出，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了这次“北伐”运动中的先锋，而且扩张速度也是有目共睹，珠江在北京的项目用地总面积和总开发面积都一度成为北京房地产界之首。
综观那两年北京地产市场，也确实有不少南方开发商表现得非常出色，很多北京本地房地产公司都感觉到了压力。对于这次的地王地块，大家也有点态度复杂，既想吃到又怕烫手，所以我当时预见到这个地王会很有可能会是一个愣头青的外来户。果不其然，地王桂冠花落富力，这家来自广州的外来户，初来乍到就以3158亿元人民币一举中的，惊得北京业内人士不胜唏嘘。
在投标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2月28日下午2点是封标时间。上午9点，富力的老板之一张力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定的投标标底是29亿元。听说又有几家公司要投标，张力就加了1个亿。上午11点多，潘石屹到现场转了一圈，并未投标，走了。张力获悉，赶紧给在现场的副总吕劲打电话，让他把标底改回29亿，但吕劲说来不及了（标底一改，其他数字也跟着要改）。张力一拍脑袋，决定将标书中100％负责拆迁，改为负责20％的拆迁。哪里想到，12点多的时候，潘石屹又过来了，在截止之前投下标书。但下午开标，富力却是最好的，后来张力常常提到此事，“我们标底是30亿，但其他几家都是100％负责拆迁，我们只负责20％，老潘一来一走，给我们省了1亿多。”
即使这样，北京的地产大佬几乎没有人相信富力城能赚到钱。虽然此地块地处北京市东三环内，距离北京最繁华高档的CBD中央商务区很近，地段位置优越，但当时在这个区域中，可谓住宅项目林立。如已经销售的“后现代城”和“金港国际”，以及正在快马加鞭上市的“苹果社区”等，众多项目短兵相接，商战已是箭在弦上。多数人等着看这个外来户的笑话，大佬们还替富力算了一笔帐。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来势汹汹的“华南虎”（3）
其中任志强按地上建筑115万平方米进行了简单测算。他按自己的经验，一般房地产住宅开发项目的城市规划要求必须有15%的配套（包括教育、幼儿园、商业、社区配套等），这就意味着115万平方米中，可销售面积只有85%，即可销售面积为115万平方米×85%=97万平方米。这样可销售部分的土地价就为315889亿元÷97万平方米=3256元/平方米。此外，这个地区其他费用分别为：大市政费约在500元/平方米（包括道路、站点）；小市政费约300元/平方米（包括环境、绿化、站点）；建安成本约2200元/平方米（包括分摊不可销售面积的建安费用）；平均资金成本利息约230元/平方米（如自有资金充足可减少）；各种税费约450元/平方米；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约为385元/平方米；此外，还要涉及公用设施成本可能提高、门窗或外立面的特殊装修，勘察、设计、地下基础处理、不可预见费等，成本约在7300元至7700元/平方米之间。
任志强认为，“这样的房屋成本，加上利润，销售时房价一般就得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但房价并不是简单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但很显然，8000元/平方米将是一个不低的价格。”
潘石屹也曾向媒体透露，如果他拿到这块地，可能会考虑两种操作策略，而这两种策略将带来不同的房价。
第一种：大众化住宅。地上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的土地价格应该是315889亿元÷115万平方米=2746元/平方米。根据现代城的经验，这个地区的大市政配套费应在500元/平方米。根据现行的分摊办法，建100平方米的房子，可销售面积为93平方米，也就是说，房子的可销售率为93%，那么，这块土地每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为：土地成本=（2746元/平方米+500元/平方米）÷93%=3490元/平方米；按现代城的运作经验，包括管理成本、营销成本、小市政费用、设备、建安成本等在内的费用，标准稍微低一点，塔楼的建安费用一般为2500元/平方米。
这样，假设最后销售的房价为7500元/平方米，那么：营业税一般为销售额的5%，即7500元/平方米×5%=375元/平方米；所得税按惯常的算法为假设的营业额的20%再乘以33%=7500元/平方米×20%×33%=495元/平方米；土地增值税按营业额的2%交=7500元/平方米×2%=150元/平方米；这样，房价的成本价=3490元/平方米+2500元/平方米+375元/平方米+495元/平方米+150元/平方米=7010元/平方米；7010元/平方米的成本价与假定的销售价格7500元/平方米差490元/平方米，也就是说，如果最后房子卖到7500元/平方米，那开发商就能每平方米净挣490元，净利润率=490元/平方米÷7500元/平方米=65%。
第二种：高档住宅。按现代城的运作经验，如果在这里建高档住宅，每平方米的建安成本再增加700元就差不多，即建安费用为3200元/平方米。这样，假设最后销售价格在8500元/平方米，那么，营业税一般为销售额的5%，即8500元/平方米×5%=425元/平方米；所得税按惯常的算法为假设的营业额的20%再乘以33%=8500元/平方米×20%×33%=561元/平方米；土地增值税按营业额的2%交=8500元/平方米×2%=170元/平方米。这样，房价的成本价=3490元/平方米+3200元/平方米+425元/平方米+561元/平方米+170元/平方米=7846元/平方米；7846元/平方米的成本价与假定的销售价格8500元/平方米差约650元/平方米，也就是说，如果最后房子卖到8500元/平方米，那开发商就能每平方米净挣约650元，净利润率=650元/平方米÷8500元/平方米=76%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来势汹汹的“华南虎”（4）
同时，潘石屹明确，“第一种价格只能是毛坯房，第二种售价能做到厨卫精装修。潘石屹把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计算在房价中的算法值得质疑，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两项成本不应该加在房价当中，而应由开发商承担。
算的人还很多，各有各的方法，但多数都是认为这块地成本高不好做。这个富力怎么就那么有胆呢？
其实当时在北京名不见经传的富力，在广州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
20世纪90年代初，富力开始正式涉足房地产开发业。良好的销售及收益让富力的两个老板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随后的1995年完成了富力新居项目，其热烈的市场反应更坚定了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搬迁老城工厂，建设宜居社区。广州市中山八路富力广场项目是富力地产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它不但奠定了富力地产在广州的地位，还创造了地产开发史上最快的征地、建设、销售纪录。
1998年富力地产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一年内动工了盈泽苑、富力半岛花园、富力环市西苑三个楼盘。2000年—2001年一举开发了天朗明居、富力千禧花园、富力阳光美居、顺意花园等多个楼盘。这一系列楼盘的开发成功，使富力连续3年成为广州市房地产销售冠军，为富力迈向新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直至此时，富力的开发范围仍然局限于广州市，虽然年销售额达到数十亿元。但是，富力却开始未雨绸缪。随着老城区的不断开发建设，旧厂房资源日益减少，市场形势也渐趋饱和。眼看着老城区中能拆的、能重建的地块越来越少，富力地产所担负的“老城改造”的社会使命也即将随之进入尾声。此时，发展势头正旺的富力地产，适时地选择了向广州外围、老城外边寻找“生地”的战略转移。
2001年，富力的两个老板感觉到整个广州市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控制比较严，土地投放量很少。同时也预感到未来几年，广州市政府只会收紧土地投放量。在这种宏观形势下，李思廉和张力决定富力要走出广州。
2001年9月、10月大部分时间，张力是在长三角的南京、杭州、上海3个城市找地，那几个城市当时房价很低。当时张力判断那些地区房价可能会涨30％—40％，但事实上没想到涨了100％多。但上海土地招标市场的操作情况，让富力空手而返。后来富力在南京、杭州拿地也相对谨慎和保守。在华东地区拿不到地，张力一行人这才直奔北京。
据张力后来回忆，1993年时，广州大概有1900多家房地产公司。而到了今天，还能活跃在房地产市场的就剩下二三十家，其中真正搞得好的也只有8到10家。这些地产企业，几乎控制了广州房地产市场70％—80％的销售量。“就像跑马拉松，越跑人越少。”
从此，京城地产圈里又跑来了一个脚力看起来不错的选手，也许，还是一匹黑马。
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最大一块公开招标的商业地块，总占地面积4878公顷，系自国有土地公开招标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招标额度最大、招标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地块，是北京国有土地成功招标的一个典范。作为第一个土地挂牌出让的项目，北京市政府对此加以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广渠门外东五厂地块这一次招标成功，意味着北京房地产土地一级市场正在走向规范、走向市场。
富力拿到这块地后，一次朱孟依问我，你看富力拍走的这块地如何，我说，可能贵了点吧，他表情怪异地摇了摇头，似乎有些话在喉没说出来，但我感觉到，他还是有几分羡慕和无奈。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无奈的谢幕（1）
我本一个靠文字为生的报人，在混入地产圈，为珠江打拼出点局面之后，在很多人眼里，我“阔了”，被有些人称为“成功人士”，被一些媒体溢美为“儒商”。按说我已经不再是黄土高坡上那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穷酸书生了，我应该是得意而快乐的，但我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甚至每每听到这些说辞的时候，内心里忍不住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生活是繁忙而又复杂的。琐碎而繁多的日常事务、开会、谈判、宴会……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每天早上醒来，阳光映上窗棂，生活的机器又以同样的速度紧张而有节奏地运行着。我时常感觉自己被卷入一股巨大的漩流中，力不从心，心不由己。作为一个商界人士，仿佛一个芭蕾舞演员，一边忍受着脚尖锥心的痛，一边还要做出最美的姿势取悦你的观众：客户。
只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心灵平静。那就是：书斋。
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出来，走入书斋，仿佛由火焰山进入了一个清凉世界，心中有种异样的平静。书籍在柜子中静静地陈列着，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纯粹关于心灵：雨果是热情的，鲁迅是严厉的，徐志摩是康桥上的云彩，雪莱是旷野的西风，黑格尔理智得像一块石头，康德却在平静中透着温情——只有在这个世界我才是彻底自由的，彻底放松的。
本质上我是个文人。我可以从政，可以从商，可以做这样那样的工作，然而在骨子里，在心灵深处，我仍然是个文化人，其余的都只是我生存的方式，是我取得衣食的手段，而文化才是我最坚硬的底色。仿佛一株古松可以改造成盆景，可以移栽，然而也许只有在文学的山上我才能根深叶茂吧。
文学是我的根。
年纪轻轻时曾读过一个故事：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时，这位犬儒学者正缩在一个木桶里。伟大的国王问他有何要求，得到的回答是：别挡住我的阳光。当时看了就过去了，现在想来，这不是关于文化的自信最经典的诠释吗？和文化的美比起来，物质和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在文化界生活了多年，在陕西省就开始作记者。后来到海南，仍然是做文字工作，最后我离开《海南日报》之后，担任新创办的《特区证券报》的总编辑。当时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人们对于股票的了解比对UFO的了解多不了多少，作为中国第一张证券报，我们的工作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由于一个偶然的失误，报纸刊登了一条失察的消息导致了股价的波动，而被牵扯进了有“新中国股市第一桩全国性诈骗案”之称的“苏三山”案中。
那是在1993年11月5日，我们报社收到了所谓“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发来的看起来很正规的传真件，称“到11月5日下午3时30分，北海正大置业公司已经持有25033万股江苏昆山三山公司股票……占该公司流通股的5006％”，正大置业公司“将按规定程序继续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并宣称已同时电告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和苏三山公司。我们未曾想到这会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随即在次日头版头条予以全文发表，造成苏三山股票从开盘的830元猛涨至收盘的1140元（当时尚未实行10％涨停板制度）。我们感觉到股价异动之后才意识到这里面可能会有问题，随即与深交所联系，后将股票停牌。随后中国证监会介入。11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北海工商部门无“北海正大”企业登记纪录。11日下午，深圳交易所发言人发表郑重声明，称至今该所未收到任何报告，忠告广大股民对自身投资行为作出慎重决策。当日“苏三山”就一度急挫至86元后又回稳在95元左右。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无奈的谢幕（2）
事后我们报社也配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后经认定我们报社人员没有主观故意，而只是被利用了。后来我还随中国证监会范福春一行赶赴案发地株洲进行过调查。最后在公安机关的严密侦查下揭开了这个骗局的真相：湖南株洲县某单位北海办事处业务员李定兴动用公款100万，买了苏三山股票高位套牢后故意伪造公章、文件，编造出收购的假新闻借以“拔高出货”。在这一事件中，由于我们的失误，使我们的报纸无意中充当了诈骗分子的传声筒，在痛心疾首中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抽烟。
既然出事了，总要有人来承担。作为总编辑，我难逃其咎。随后我主动提出了辞职。
我当年的一个同事，曾做过编辑部主任的侯豫秦先生曾保留了这一事件的很多相关资料，其曾言想要为此事著本书，但其在前不久不幸去世，他这一愿望也未能实现。
走出证券报的大楼，我不禁意兴阑珊。这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生活实在不大适合生性自由的我。加上证券报缺少有趣味的锦绣文字，只有与许多人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的数据与分析。我觉得很累，想换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做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那就是做商业。
从此，我离开了文化传媒界。
从黄土高坡到海南热岛是一次身体的出走，而这次，是一次心灵的出走。秦地的水土所滋养的秦人的魂，始终在我身体里踊跃地骚动着。横扫六国的黑甲兵团，鲜衣怒马的五陵侠少，武谏蒋中正的热血男儿……*总被雨打风吹去，秦地也由富饶渐渐变为贫瘠，但强悍的秦人血脉却千年不绝，骚动于我的血管中。我渴望着对于自我的超越，而在和平时期，没有比商业领域的活动更激动人心更能抒发血性的了。
我在文学圈里混了10多年，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在这个领域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道路已经铺好，剩下的便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才华了。平心而论，文学是寂寞的，而我却常常喜欢江湖侠气与朋友之义，做新闻做不过凡范长江，写小说写不过贾平凹，让我时常对自己也产生怀疑：文学的才华端赖天力，非关人事。所以我还是如唐时的虬髯客相让李世民一样，换一个自己可以发挥最好的领域再较高低吧，而且，不同的道路注定有不同的风景。
商业活动是最直接的关系利益的活动。《教父》中说，金钱使人头脑清醒。没有比商战更能调动人的智慧了！如何以小搏大，如何以弱胜强，如何诈敌，如何反诈，古今中外的兵书中所载的策略，在商战中都有体现。与战争不同的是，战争是关于生死的较量，以暴力打击和肉体消灭为主要形式。一次次决定性胜利的成果，有时可以保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在商界，你越成功，你面对的敌手就越多——一个跨国企业的敌手数量自然不是一个村办企业可以比拟的。当我毅然决然地一头扎入商海后，终于开始面对这个领域的艰辛和痛苦。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在我的印象中，城市的夜景从来都是静谧的，多少次驱车回家，头顶是满天的星星，街道上只有闪烁的街灯和零零星星的出租车。
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心里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无奈的谢幕（3）
士为知己者死。在珠江的这些日子里，我拼命工作，不仅是兑现我的承诺，更是一种对于朱老板的信任所做出的报答。人如果都那么单纯该多好，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变故。也许老板才是真正的商人，能让所有的智慧都在围绕着一个利字飞转，而做经理人的必须在利与义之间取舍，我感觉我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取舍，还是干脆些，为了心安，我只取一个义字吧。因此，我带着北京珠江的弟兄在业务上大胆开拓，在操守上谨小慎微，求建功立业，求问心无愧。
但是，在珠江3年多高度紧张的生活摧垮了我的健康。2002年4月底，五一长假临近了。我与《首都规划建设》的陈继、杨亮等朋友商量好想利用假期去云南散散心，躲开工作，放松一下。但没有想到，在离开前一天晚上，工作很多，一直加班到凌晨两点钟才结束。我感觉非常的疲倦，按照往常的习惯，铺开宣纸，想写一幅字调剂一下。谁知道刚刚拿起笔来，忽然觉得头晕目弦，心脏猛跳。勉强下得楼来，钻进车里，就昏天黑地得吐开了。司机吓坏了，忙问到底怎么了，我勉强做了个去医院的手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里。是大脑严重失血！医院检查报告称，是因为脊椎神经受压迫导致供血不足而引发昏迷，这是长期俯案工作和过度劳累的结果。就这样，一向视时间为生命的我，像一个柔弱无力的婴儿一样，被迫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多月，是我一生之中最为痛苦和无奈的时期之一。虽然朝阳区李区长等政界领导以及朱孟依等众多地产界同仁旧友前来探望我、慰问我，可是却丝毫没有减轻这种痛苦。我在病床上苦苦地思索：为了工作这样牺牲自己的健康值得吗？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还会担心：我这身体还行么？瞿秋白云：一为书生，便不足观。在平时，我打起精神，显得勇敢坚强，一旦病下来，剥掉外壳，我仍然是一个文人，内心脆弱而敏感。在一段痛苦的思索之后，我想到了离开。
此时北京的珠江团队内部也发生了些变化。珠江北方委员会的成立就拉开了北京珠江变局的序幕，我的工作不断受到了掣肘，很多精力要被内耗掉。更令我难过的是，在我费尽周折拿下5块地之后，我是满怀激情，像舞蹈家发现了最好的舞台一样，想好好地大干一番的。但是后来朱老板却授意合生创展介入，拿走了5块地中最好做的3块，珠江帝景、珠江罗马嘉园和珠江绿洲都被拿到了合生，除了先前做的珠江骏景，只留下了一块珠江国际城。这样一来，留给我的空间已经变得很小了，仿佛自己有了构思并打了草稿的文章被别人拿去删改和发表，既然舞台已经属于别人，那我呆下来的意义也已经不大。
另外，我渐渐发现朱老板似乎记忆力不大好，也可能如一位公司同仁所言，“是有选择的健忘症”，常常会把一些在鼓舞大家士气的时候做出的一些信誓旦旦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这不禁让人心寒。也许这是一种老板文化吧，我想我适应不了。我的心在这个时间已经被放逐了，留下的或许只是个领一份在外界看来微不足道的薪水的办事员、或者是一个空空的骨架。
我想，一个企业是需要像雷锋一样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人才的。而企业不能发现了“雷锋”还总是琢磨怎么让“雷锋”吃亏，那这样下去，“雷锋”也会寒心。如果大家总是看到“英雄流血又流泪”，那怎么还会有“千万个英雄站起来”呢？
终于，我停止了胡思乱想。出院以后，我正式向珠江提交了辞呈。对于我的辞职，朱老板感到非常愕然，他还是极力想挽留我，一口气许下与我当时工资悬殊巨大的可观年薪，并说只要我留下，任何条件都可以谈。
我说：“我只是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并不是借此有何要求。我离开是零条件。”
在与朱老板几次长谈后，我终于与珠江作别，离开了我曾经洒下无数汗水的珠江，1000多个日日夜夜荣辱与共的珠江，曾经为之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珠江。在这3年多的岁月里，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败的煎熬，现在一切都将离我远去了。但是，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这一段经历足以让我永志不忘。
我缓缓走出珠江的办公楼，仿佛一个演员走下了深爱的舞台。没有眼泪，没有掌声，有的，只是心灵如水一般的平静和一份淡淡的不舍。6月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京城处处可见的亭台楼阁、喷泉假山以及绿树红花，万物在阳光之下兴致勃勃地生长着。我长长地吁了口气，内心感到一阵难得的轻松。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利义取舍恩怨于心（1）
离开珠江的时候我还想过做老板，但后来这些念头反复冒腾了几次之后都一一打消了。因为我越来越了解我自己，我在意的不是名下的财富数字，我在意的不是前呼后拥的生活方式，我在意的是能否有自己做作品的足够空间，我在意的是舞台够不够大，我在意的是朋友之义，往大了说还有江湖之义。
什么是江湖？人即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即是江湖。江湖是浪漫的，在深夜的街头独自挥舞着刻着自己名字的剑，在朦胧的夜色中穿越屋脊林梢，像风一样潇洒；江湖是凄凉的，蒙冤受屈坦然处之，恩怨情仇也常如过眼云烟；江湖是功利的，人多势众或有宝器傍身方可一图霸业，自己的亲知近爱喋血黄沙，报仇雪恨也只能十年面壁。这就是江湖！在江湖里，你可以和你的爱侣仗剑飞雕，共奏一曲“笑傲江湖”，也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悟性，找寻传说中的秘籍，练就绝世的武功；或者开山收徒，成为受人景仰的宗师；也可以独自铸剑，魂随剑动，成为传说中的孤独剑客。江湖中人信奉的侠气除了大义凛然更有一种独行天下的洒脱。
而后古龙《三少爷的剑》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道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惊世之言，至此，“江湖”的称谓为更多的人接受，也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最终，还是由古龙先生为江湖的称谓做了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诚如斯言！记得徐克版的《笑傲江湖Ⅱ东方不败》，那个令人心神飘逸、浓淡相宜的水墨山水，因为任我行“只要有人，就会有恩怨”而变得沉重。
商界即是江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趋利的本质决定商人的江湖比武侠更凶险，更机关重重。这样的江湖自然更少不了恩怨：除了门派纷争，还有各个江湖中人的个人恩怨，而其中最为常见的要数老板与掌柜的恩怨了。
老板与职业经理人这对欢喜冤家的种种摩擦、矛盾与冲突，可以说是中国转型期必然产生的现象，也是普遍发生的现象。诚然，种种矛盾的产生有着社会制度、法制体系和社会道德观等一系列元素作为背景，时代的演进和商务的变迁会对矛盾的程度造成的深刻影响。但中国文化里对权术有一种天然的忌惮。古往今来，只要自己不是一把手，就会永远面临“功高盖主”的问题。越是富有个人魅力，越是能力强的经理人，越可能做出非凡的业绩，也越容易背上“功高盖主”的包袱。
相信即使在10年后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做到西方那样的水*融。因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虽然头顶同一方蓝天，脚踏同一块热土，但是彼此的成长环境与人生道路却往往大异其趣，相差悬殊。
其实很多老板当年也都是穷人，可能也没怎么上过学，但就是胆子大，搏了一下，却“意外”地成功了。当老板搏的时候，市场还有很多机会，但我们大多数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或者向“好学生”看齐的人，我们热衷于学习只有考试才能用到的知识，对那些钻营取巧一脸不屑。等走到社会上，才发现机会没有了。处世能力没学到，而那些自己曾经不屑的人却活得很好。于是，放下曾经的清高，努力给当年的“坏学生”打工，学习生存技能。几年以后如果没被老板淘汰，成长为职业经理人，必定还保留以前的思维：谨小慎微，按部就班。往往上学的时间越长，知识越多，框子越多，越容易成为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老板。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利义取舍恩怨于心（2）
相信老板也知道自己不比其他人聪明多少。但是其胆识和魄力是职业经理人所没办法比拟的。
一个段子曾经广为流传：一天，职业经理人和老板路过景阳冈，在当年武松喝酒的店里喝酒，店家同样告诉他们前面有老虎。但他们要赶路呀，还是要按时过冈，否则丧失了市场机会，损失会很大。
职业经理人对老板说：“我们还是等一下，可能会有人来，我们结伴而行，人多了老虎就害怕了，不会吃我们”。
老板仔细想了一想，悄悄地说：“为什么要和别人结伴而行，老虎来了，我们把它打死，老虎就是我们的了，不能让给别人”。
这个故事说出了他们思维的不同。职业经理人风险意识较强，在下意识里规避风险，总想万一做不成怎么办，于是尽量低代价地达到目标。而老板是要挑战风险，总想万一做成了，收益多大呀，于是想把所有的利益都装在自己腰包里，习惯去搏一把。老板之所以为老板，就是因为有这种冒险精神。
在这个段子里，老板还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虽然为了更大的利益想去搏一把，但并没有想自己直接上阵的意思，他是让经理人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冒险，万一经理人被老虎吃了，就再找一个。
如果老板像职业经理人一样害怕风险，那企业就缺乏创新，也容易错过商机，可能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如果职业经理人像老板一样喜欢冒险，企业就很容易冒进，落入风险的陷阱。
另一方面，他们关于忠诚的思维也是不同的。职业经理人是首先对自己的专业忠诚，其次才是对老板忠诚。如果觉得这个企业不适合，就换个老板，但不换专业。老板认为既然你拿了我的薪水，就要听我的，我让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把职业经理人当成了企业经理人，要求他们首先对企业忠诚。这其中就有了矛盾。
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职业经理人首先对专业忠诚，老板首先对企业忠诚。职业经理人的合格标准就是能赚钱，能让企业发展，并且是可持续发展，其他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一定之规。
其实在江湖上，职业经理人的背叛屡见不鲜，而有老板的无情无义更是司空见惯。职业经理人的背叛，通常的方式是利用了现有老板的资源，去创自己的业。有人说经理人离职后去曾经的对手那里供职也算背叛，——当然有些涉及商业秘密的部分需要遵守相关的竞业禁止类规定，——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只要是同一个行当，除了自己原来的东家之外，其他别家也都算对手，如果这也算背叛，那经理人除了转行就没别的选择了。
老板的无情通常是体现在“飞鸟尽，良弓藏”上。公司的某个阶段，需要某种职业经理人，等过了这个阶段，就把职业经理人架空了，而用自己的亲信，于是职业经理人就成了摆设。还有些老板口惠而实不至，许愿而不兑现，遇见这种老板，职业经理人的痛苦便不言而喻。有时情势所逼，就像被套牢的股票一样，职业经理人进退维谷，欲罢不能，无奈之下，有人奋发图强自立门户，有人忍气吞声自我麻醉，有人毅然决然退隐江湖。
在珠江的时候，我在那些与自己结缘的珍贵的土地上凝聚了很多汗水，同时也让我对它们珍爱有加，我慢慢发现我对这个行业原来是这么喜爱，我把这些土地当成了实现我梦想的宣纸，用它来作画，用它来书写。可是，有一天，当我凝神苦思，为这些作品着魔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些作品已经不属于我，我有权继续享用的纸张已经所剩无几，这对我绝对是个莫大的打击。我很难忍受这种痛苦，只有选择躲开。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利义取舍恩怨于心（3）
当年的海南五兄弟——我本人、冯仑、潘石屹、张宝全、曾伟之间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5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曾在海南闯荡，但是今天只有我还是职业经理人，其他人都成了老板。于是，职业经理人和老板的选择也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坦言讲，我心里也想过要做老板，并且也拥有过这样的机会。
当我离开珠江躲开了一段之后，朱孟依还是常常来找我。诚然，他是老板，他有他的思维方式，他有他的处世准则，道不同而已，我即使有些委屈又能说些什么。他用我我自然会好好去做，帮他挣钱，帮我自己实现我的作品。但我到现在都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明白我的这些选择是为了什么，我在意的是什么。
我想，朱孟依看重我的无非是我的人脉和能力，希望我能帮他找地，帮他提供赚钱的机会。在他眼里也许我是对那份不太对称的报酬有异议吧，他后来也多次找到我，有时也带着一些新的许诺和一些看起来不错的机会。其实这也不过是换了个版本，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仍然只是在为别人做嫁衣，甚至嫁衣的样式我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做。自己人之间我从来不知该怎么去算计那些钱财，有了“机会”之后他总是用一些看似不是理由的理由将“机会”拿走。南方人特有的精明随时随地在给我上课，让我固有的理念遭到了颠覆和挑战。人与人之间如果只能信钱，那还有什么意思！与其这样，我还是要回我的自由和信念吧。我想，我终究还是要有自己的舞台的，不管这个舞台是否完全属于我，在属于我的时间就应该让我去尽情舞蹈。
恩恩怨怨都会过去，那些恩怨也分不了那么清，有些事情我真不愿意去说太多。那些故事曲折而又难忘。朱老板是个不错的导演兼演员，至少他有那样的勇气。我不想去计较，也只能做个无奈的看客，只等着看不下去的时候平静离场。我想各人心中还是有杆秤，这杆秤的秤砣就应该是各自的理念吧：有重利的，有重义的，秤砣不同，称出的分量也自然不同。后来再遇到朱孟依，其还嘱咐过我一句：我们之间可没有谁对不起谁的事啊……我也只能是微微一笑，算作回答吧。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做不做老板真的不重要。遇到好老板，职业经理人一样能有广阔的天地。做经理人比做老板要轻松得多，毕竟我还要有时间写写文章、练练书法，保持比较高的幸福指数。没办法，文人就是文人，不愿意把事情做到极致，而把事情做到极致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必备的素质。有句话不是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吗？在经商这上面，我显然不是一个偏执狂。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是我最欣赏的管理者之一。华为的流水有数百亿，尽管任正非只拥有华为不到1%的股份，但是他可调动的资源与活动的舞台却异常宽广。
像王石一样可以去爬珠穆朗玛峰，一去就半年，第二年再去海上玩4个月。这些让老板们都很羡慕。但很多老板心有余力不足，企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有的企业老板支配欲太强，舍不得放权，属于有力无心。企业成长到某一阶段的时候，必须放弃过去成功的模式而选择新的模式，这样才会成功。
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常常被拿来讨论，其实和任志强提出的投资方与经营方的矛盾同属一辙。但这矛盾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尤为突出。私人老板，由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经验等，凭自己的胆略（当然也有机会）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不是开餐馆的王总、炸油条的李总、开宠物店的吴总，他做的大生意是房地产抑或是大的零售业，也可能是大的制造业等。
一个文人的地产江湖 第三部分 利义取舍恩怨于心（4）
难得他有这样的发展，他才觉得有必要雇佣比自己智商更高的职业经理人了。
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民营经济中，做职业经理人是比较难的。你要忍受老板、股东随意发号施令或给你添兵补将，你要忍受老板时时刻刻的质询和所谓的金口玉言，尤其是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或跟其打天下的八千子弟兵的明里暗里的攻讦你，评价你，他们的话在老板那儿或一个圈子里好使，你一个不留神就被孤立了，没准不明不白地就被人暗算而下课呢。
民营企业中，很少有像李嘉诚这样的谦谦君子，有的老板就说：“本公司是我的，离了谁都行，离了我不行！”此话理固当然，但话有三说，既然你请了总经理、CEO之类的就应慎出此言。
此话对职业经理人的威信颇有打击。下面的人会听话听音：噢，敢情咱老板把你个总经理只当个摆设！你还别感觉太好，急了我就去老板那儿参你，反正老板也并不把你当回事。正因如此，民企的职业经理换人频频，却没有大的起色，说有起色，正是这个行业出奇的好，不需要企业的内功强大。加上老板亲自操刀，结果也可能会更好一些。但这却正是私企的命门的所在！一个公众的、透明的股份制企业，从企业文化上就先你一步。万科这样的企业，自上而下均是经理人管企业，它的良性运行和业绩提高是必然的。在行业市道不好的情况下，更显出其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力量。
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国位列前几名导演的编剧。前几年张艺谋的《英雄》出笼，世面上的评论五花八门，我去影院看了一场，觉得色彩绚烂，场面宏大，但一进入故事情节便苍白无力，一无是处。编剧朋友原与张是一个电影厂的多年同事，谈到张的《英雄》，一叹再叹，言：张导将自己的班子搞成小朝廷了，自己成了皇帝。言下之意，是张当老板了，这张家班，离了谁都行，唯有离了张艺谋不行。如此这般，说好话的人多了，奉承的人多了，自己也听不得不同见解了。结果是自己的作品质量下降，声誉也颇受影响。
干企业也是如此，老板要兼听则明。既便是你的小朝廷，也要做个圣君明主吧。庙堂之上，一定要明白江湖之远。世上任何事情，不是一个人撑一把伞，就能比天大的。而职业经理人恰恰是老板狂妄自大的缓冲剂。
我们有些经理人也容易犯一种毛病，总把老板当哥们，老板一两句“肺腑之言”，便感动得热泪盈盈，“士为知己者死”等豪言壮语便喊出来了，冲锋陷阵、攻城拔寨，时不时，在老板面前还表现表现，全然是一副敢为老板赴汤蹈火的换帖兄弟似的。当然啦，男人么，当讲义气，重道义，甚至轻生死，舍生取义都是男子汉铁胆剑心的写照，但管理企业切不可这样。别说老板哪天不高兴，把你挂起来了，单是管理企业，一定要理性，要用制度和流程去管人、管事。当然，对企业的忠诚至关重要，只是这种忠诚绝不仅仅是向老板表忠心，而是以“企业利益高于一切”为行事做人的最高原则。做到这一点，便是恪守了职业经理人的责任心和道德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