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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

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

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象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怎样区别他们呢？怎样解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那种特有的、难以确切表达的相互关系呢？

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在那平凡的历史时期，我有难得的机会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间直接地研究世界领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要领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不仅和这些领袖们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我眼看一些领导人成功，另一些人失败。我有机会从我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由于饱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智仁勇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的三大要素。《论语·宪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失败，否则，你难以真正地体会成功时的喜悦。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领袖的作为究竟为什么所驱使。

在我担任公职的岁月里，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所熟悉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是谁？"对此，不可能作一简单的回答。每一位领袖都处于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条件下，领袖们和他们所处的国家是无法互换的。温斯顿·邱吉尔是伟人，但难以设想他会象阿登纳那样在战后的德国成功地发挥作用。反之，阿登纳也不可能象邱吉尔那样在最危急的时刻使英国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象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臣等职。他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重要代表，系统论证了，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思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有一个界限必须明确：那些被广泛赞扬为"伟大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

儒略·恺撒·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风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称于世。当我们谈到历史伟大领袖人物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务的人，而是更多地谈到这些人：他们以宏伟的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本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邱吉尔和斯大林在不同意义上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没有邱吉尔，西欧也许遭受奴役。

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获得自由。

在书写领袖们时，很想包括政府范围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杰出的领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劳工工会领导人为爬上最高层时象任何政客一样进行顽强的搏斗，然后，他们使用与外长相匹敌的外交技能来行使权力。学术界和党派间所玩弄的阴谋诡计与当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逊色。以我熟悉的新闻界领导人亨利·卢斯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响比许多国家的领袖还要大。

但是，本书专门论述我最了解的、对我也是至关重要的领导能力问题。它对那些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只是这一地位所带来的权力问题，而且还包括责任心的问题。

在本书中论述到的每个人都有目标、远见和事业心，这些对他们都至关重要。有些人的名字必定长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有些人却不大为外国人所记得。但是，在有关领导的性质和在几十年期间席卷世界的冲突方面，每位领袖都有某些重要的方面可以告诉我们。

我本来想把我所认识的许多领袖都写进去，但我并没有这样做，例如，杰出的拉丁美洲的领袖人物，墨西哥的阿道尔夫·罗斯·科尔蒂尼斯、阿根廷的阿尔多罗·弗朗迪西、哥伦比亚的阿尔贝托·雷拉斯·卡马戈以及巴西的富有幻想的总统尤斯赛利诺·科别切克，他开发了自己国家的内地。还有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和约翰·迪芬贝克，他们两人在性格和政治倾向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对加拿大的命运具有高度责任感，对世界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巴基斯坦的总督古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和在私下给人留下的印象，简直判若两人。教皇皮厄斯十二世和保罗六世，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仅在精神方面，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着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一些先驱领导人，诸如比利时的保罗一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孟利奥·勃罗西奥、法国的罗伯特·舒曼和让·蒙纳。还有其他许多人本应列入本书，只要看看前面提到的少数几个人，就可以看出，近几十年中，世界上的领导才能是那样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在各章节中我之所以选择上述领袖，有的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才能，或者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影响；有的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们所具有的内在的兴趣，有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动荡不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的范例。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外，我没有把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在本书中，麦克阿瑟不朽的贡献是在现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往往是叙述过去的事件，只是偶然谈到起过作用的人们。本书叙述的是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在事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些领袖人物是如何举足轻重，又是如何迥然相异和关于领袖人物能够产生其影响的一些素质以及他们是如何施展其影响的。

伟大的领导能力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象力。长期以来，在美国广泛地存在着一种信念，美国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来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证明能胜任并能有效地掌管一个大型企业的人。其实，这一点并未切中要害。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理们的目标是必须把各种事情办得正确，领袖们的目标是必须做正确的事。"

尽管技术是必需的，但是领导能力不仅仅是个技术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管理是一篇散文，领导能力是一篇诗歌。领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表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们得到激励的思想，这是推动历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听从道理的，但又为情感所驱动；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清动人。经理考虑的是今天和明天，领袖必须考虑到后天。经理代表的是一个进程，领袖代表的是历史的方向。

因此，一位无事可管理的经理就不是经理，但即使是一位下了台的领袖仍拥有他的追随者。

伟大的领导能力要求有一个伟大的远见，这种远见能激励领袖，又使他有可能去鼓舞全国人民。人民不是热爱就是憎恨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对领袖很少是无动于衷的。

一位领袖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够去做正确的事。对作出正确决定缺乏判断力或洞察力而又想当领袖的人，常常因为缺乏远见而导致失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导致失败。伟大的领袖既要有远见，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确的事。他可以雇用经理们来帮助他完成上述任务，但只有他自己才能制定方向，提供推动力。

使一位领袖着迷的伟大事业可能是一项创新或护旧的事业--冲突中互为对立面的精明强干的领袖经常各有其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尽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但他可以战胜一位软弱无能却从事一项富有生命力的事业的领袖，或一项邪恶的事业能战胜一项美好的事业。既没有一套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预示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评价历史。各项事业与领袖人物一样，进行回顾时往往与原来迥然不同。有时，对历史的评价取决于谁取得胜利。历史学家的倾向是，对胜利者比对失败者更为仁慈，对领袖们是如此，对事业也是如此。

在我所认识的真正精明强干的领袖们中，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受过严格训练、勤奋工作和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都被一个理想所驱使，同时又去驱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远大。

有的人则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在超级大国崛起、相互对峙时，我们看到了巨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在古老的帝国让位于一大批新兴国家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动；在武器的发展甚至超出改变了人们想象的科学幻想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危险渐增的时期。时势造英雄。动荡不定的时代既产生了最优秀的又产生了最恶劣的领袖人物。赫鲁晓夫是一名铁腕式的领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种危险力量，毛泽东推翻了几座大山，但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

今后将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领导才能。据说，那些不善于研究历史的人，肯定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相反，如果一个时代的领袖们能比他们的前任对未来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前人更高瞻远瞩。本书写的是过去的领袖人物，但也是为了未来的领袖们。本书中的每一位领袖他们都研究了过去，并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反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快慢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多少教益。

2、温斯顿·邱吉尔--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邱吉尔年轻时，曾对一个朋友谈到对生活意义的看法。他的思想富于哲理性而且特别坦率。他说："我们都是虫蠕。"又说："而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邱吉尔的一生为他自己命运不可动摇的直觉所驱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当他追求他决心要得到的事物时，无论他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从来不知道这"不"字的含义。一旦他参加军事战役或政治斗争，他总是把"失败"一词从他的词汇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见到邱吉尔是在1954年6月，当时，我主持了欢迎会，欢迎他以首相身分来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我还记得我等待他的飞机进入我的视线时那种热切甚至是激动的心情。

虽然我多次出过国，见过许多国内外领导人及知名人士，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超过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讲话比罗斯福总统的讲话更能叩动我的心扉。

自从我进入政界以后，我更加欣赏他领导的英国在经受勇气和坚韧精神的最大考验期间对世界的影响。不管如何夸张，都难以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运的，根据当时的礼仪规定，总统去机场欢迎来访的国家元首，市政府首脑们则在白宫会见他。因此，艾森豪威尔应该欢迎女工，而我则去欢迎首相。

头天晚上，我花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九十秒钟的欢迎词。当见到飞机时，我又很快将它在头脑中过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温层飞机着陆了，它沿着跑道滑行，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邱吉尔一人出现在舷梯顶部，他戴着一顶珍珠灰色的汉堡帽。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这似乎是因为他肩膀萎缩，大脑袋直接装在他的身体上，仿佛根本没有脖子一样。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成"斜人一样，你也决不会想到把他看成是一个"斜人"。

他的助手们围着要帮助他走下舷梯。邱吉尔迅速环顾国周，看到了下面的欢迎场面和摄影机后：他拒绝了任何帮助。

他拄着一根金头手杖，缓缓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过风，枪每走一步，都十分踌躇，显然对自己没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约一半时，他注意到有四个空军人员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还了礼。

我们握了手，他说第一次见到我非常高兴。象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的握手并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在向国务卿杜勒斯问候之后，他径直走向摄影机和麦克风前。没有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发表他的到达讲演。他说，他非常高兴地从他的祖国来到他母亲的国土（显然是指他母亲是美国人）。在结束讲演时的热烈鼓掌声中，他作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形手势，然后转身大步向我们乘坐的驶向白宫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车走去。我辛辛苦苦地准备的讲话始终没有用上，但似乎也没有认为这是被遗漏的。

当我重读那天我记的日记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最近中过风的七十九岁的老人，刚刚乘坐了一夜螺旋桨飞机飞越大西洋后，在我们去白宫的三十分钟内，居然还能如此出色地应付那么多的问题。他一直在不停他说着，不停地向道路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他告诉我，他曾关注过我数月前的东南亚之行。他特别欣赏我在马来西亚逗留期间到乡下去访问在那里与共产党叛乱部队作战的英国军队。当我告诉他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和其他为英国殖民地和缓地向独立过度而作出努力的军官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当他们准备好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之后，我们才给他们独立就好了。"四年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示了仍在关心这件事。

然后他又评论了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印度支那的局势。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应该作出决定：他们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对此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责。他一边向人群挥手，一边打量了我一下说："他们却作出了要参与但不是全力以赴的决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向群众微笑了一下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副总统先生，世界处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终究是次要的，报纸上总是把实际情况作了夸张。"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交谈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很清楚，他在向我并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他想要度过难关。两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曾就印支问题与邱吉尔举行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会谈。报纸随即发表的有关此事的谣传，使英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当雷德福敦促邱吉尔帮助法国保住法国在印支的殖民地时，邱吉尔显然生气了。邱吉尔粗暴地责问道，试想英国人不曾为自己保住印度而战，为什么他们必须为法国能够保住印支而战。雷德福不象极有外交经验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国拒绝与我们一起努力去击退共产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国会可能对"英国不满。

对此，邱吉尔生硬地回答道："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邱吉尔不愿意提议在印支反对越共，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中国会进行干预。他想这样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使苏联卷入，并使欧洲成为战场，使英国成为一个目标。可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这次会谈时，总统感到意外和震惊。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种种艰难曲折，却是进行反抗的象征的邱吉尔看来在东南亚几乎甘心于失败了。

邱吉尔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时，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注。他说，对我们来讲，谈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来进行报复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压倒优势的集中"的理论使他担心。

当我告诉他，我刚刚读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逝世前四个月的那段时间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了解。接着，他令人吃惊地直言不讳："罗斯福总统病倒，杜鲁门总统突然就职时，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脸变得极其严肃，再次不顾人群而转向我说："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司令官当他知道自己病了，并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时，他应该使自己的副手及时了解情况。"

现在我们离白宫很近了。我说，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国接受他的建议，对南欧"软腹部"地区发动一场进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诺曼底发起这场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他说："也许会轻而易举地得到维也纳。"

邱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里关于英国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健康状况中披露，邱吉尔有时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场，凡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感到他有病痛。对于重大事件，他总是不知怎么地能够打起精神处理好。

尽管在整个访问期间，正式会谈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尔对为他举行的冗长的、有时我认为是乏味的宴会似乎总是很高兴的。他是这样一类少有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们喜欢闲聊似乎就象喜欢谈论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样。由于他有午睡的习惯，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保持这种习惯，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擞。

在白宫的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尔似乎难以切开肉时帮他一把。她关切他说，白宫的刀子不很锋利。席间，杜勒斯用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时，尼克松夫人间邱吉尔是否喜欢品尝一杯，他说不喜欢，接着又说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点半喝第一怀威士忌，而晚上则喜欢喝一怀香槟。

宴会上，邱吉尔的话题是他过去的经历。尽管在谈话中，他没让别人插话，但从不显得粗鲁无礼。就象麦克阿瑟一样，邱吉尔滔滔不绝的独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为主讲人而不让任何别人插进来时，谁也不会对此感到不满。尼克松夫人后来告诉我，邱吉尔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尔战争中的戏剧性的冒险活动时，他使艾森豪威尔夫人听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机会去观察我们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男子宴会上。由于外交礼仪，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没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分的美国客人。

大约十五分钟后，邱吉尔来到我们中间，他向每一个客人致意并站着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里斯·威尔逊打算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讲述一件事情时，邱吉尔特意地向一张椅子走去并坐了下来。我也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并且说："我觉得坐下来比站着要好一些。"

在宴会中，我问他三天繁重的会谈日程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说，除了几次"临时眩晕"外，他觉得这次会谈比其他会谈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说："一经接触你们这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国家，我似乎总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复生气。"

后来话题转到假期计划。他说他将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说：我总是坐飞机旅行，因为我晕船。他用一种严峻而又引人发笑的眼光凝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当你岁数再大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晕了。"当时我是四十一岁。

邱吉尔不仅是一个非凡的历史创造者，而且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发现在不描写他自己直接参与的事件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远远超过了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反应和观察常常通过故事形式进行叙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后果》和《东方阵线》，前者描述了凡尔赛和平会议，后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后的两年内写成的。在这两本书中邱吉尔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这两部多卷的历史著作中，邱吉尔充分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邱吉尔在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内战的兴趣总是与日俱增，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评述道，依他之见、罗伯特·依·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应该有人"把李为了与南部站在一起，拒绝指挥合众国军队后，骑着战马横渡波托马克河这一难忘的景象记录下来，织到挂毯中或画在画幅上。

他说，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终于来到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指出，他的军官们把他们的马匹作为私人财产并讯问是否允许他们各人拥有马匹时，格兰特说："让所有的人都牵上一匹马，士兵、军官都一样，他们需要马匹去耕种土地。"此时邱吉尔环顾一下听得入了迷的人们，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生活在贫穷和战争中，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

我问到关于他与接斯大林班的苏联领导人之间进行会谈的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有一个实力政策，决不能以软弱的地位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对我说，他期待着访问苏联，但他不会作出任何束缚美国的许诺。

他指出除了战时的联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确信美国人民会信赖我这个了解共产党的人又是一个反共战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对共产党的事和麦卡锡所作的一样多。"还没等我说话，他咧着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说："当然了，那是个私下声明，我决不同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邱吉尔向我表示他对激进的喜欢挑起争论的安奈林·比万的不光彩的诡辩术十分不满。1947年，比万作为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说保守党员"比寄生虫还不如"。这些话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尴尬。我自然感到，比万的话虽然既不文雅又不聪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语言方面，邱吉尔本人也是罕见的。

在指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缺少政治上的坚忍性时，邱吉尔曾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我还是孩提时，父母把我带到一个有名的巴纳姆的大马戏院，那里有畸人怪物的展览，但是展览目录单上我最想看的是一个被称为"无骨的怪物"。我父母认为，这种情景对我的幼小心灵来说也许会太让人厌恶和太伤风败俗了，而我为了看这个坐在财政大臣交椅上的"无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说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驮着瓷碗柜的公牛"。

英国议会里的第一个女议员阿斯特曾经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话，我就在你的咖啡里放上毒药。"邱吉尔反唇相讥："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赖特·克莱门特·阿特利在议会讲演完毕，邱吉尔说道："他是一个有许多地方值得谦虚的谦虚的人。"

乔治·肖伯纳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带上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戏，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邱吉尔回了一张便条："我正忙于开幕式，如果有第二个晚上的票时，我会在第二个晚上来的。"

邱吉尔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万时，他曾经说过，"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惩罚：战时最能胡说的人已成了和平时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败者。"

在使用狠毒语言攻击别人方面，邱吉尔一定给予别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样多。

邱吉尔在男子宴会上透露了一些有关他的生活方式。在谈到英国原子能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人给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烟，没结过婚。"邱吉尔喜欢优裕的生活。我想他会承认，他给予世界的很多，获得的也很多。

他对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活动中的彼得·潘。"晚年放弃了打马球后，画画成了他的爱好。他的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似乎释放出了他的被压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经说的："若不是为了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

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口述机时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闪烁着顽皮的笑意说："我更喜欢口述给一个漂亮的秘书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知觉的机器。"他接着说，他有两个"非常美丽的"秘书。

许多年后，美苏于1972年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也同意邱吉尔喜爱秘书甚干机器。然后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说："除此以外，当你晚上醒来并想做点笔记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邱吉尔讨厌没有文明的物质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上一个锡制的浴盆去前线。禁酒期间，他在美国作讲学旅行时签订的合同规定，在每次讲演前他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不久，白宫的一个年长的男管家告诉我一件事。邱吉尔访问期间，罗斯福总统邀请他住在白宫，下榻于皇后卧室内。那个房间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在邱吉尔的另一次访问中，罗斯福坚持他的客人应该住在林肯卧室，这样他的客人可以说他在林肯床上睡过觉。林肯卧室装饰单调，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简朴风格，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适的床铺。

晚上，邱吉尔就寝半小时后，这个管家说他看见邱吉尔身着一件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踏着脚尖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进了皇后卧室。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邱吉尔也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让邱吉尔选择皇后卧室或是林肯卧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留在林肯卧室。

邱吉尔也是品尝美酒的行家。最近我访问了法国拉菲特·罗思蔡尔德大葡萄种植园，许多人认为那里生产法国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邱吉尔曾参观过该种植园，他们为了他，特意打开了一瓶1870年拉菲特·罗思蔡尔德生产的酒，那一年是十九世纪葡萄最大丰收的年份。饭后邱吉尔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1870年对法国武器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对法国酿酒业恰是极好的一年。"

邱吉尔在华盛顿逗留的三天中，我对他的观察常使我回想起第一次认识他的情景。那是1936年，在我来到东部法律学校之后，他那时已经成为非常显要的和引起人们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地是因为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是因为他坚持英国必须重新武装，民主政体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也是孤立主义者。我知道，今天如协和式飞机晚起飞二十分钟，人们就会不耐烦。但是在三十年代，坐远洋定期客轮到欧洲最快也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我所认得的加利福尼亚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人中谁也不喜欢希特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参战去消灭希特勒。

我猜想他那滑稽的外表、无法容忍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夸张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即使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邱吉尔是一个好斗的牛蛇。他的讲话似乎过分渲染和夸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情我们所熟悉的内维尔·张伯伦的避免战争的决心，也钦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骂时的容忍和不失尊严。我能够记得当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英国时大家所感到的轻松，他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当希特勒最后表明，不征服欧洲他决不满足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邱吉尔一直是多么英明，他的预言多么准确！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欧洲崩溃了，邱吉尔以他的光彩夺目的个性和戏剧性的雄辩才能顷刻间成为传奇式的人物。邱吉尔善于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说："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从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关心美国。因为他知道它是"民主宝库"，只有我们的支持--最好的是我们的干预--才有可能拯救英国。从气质上说，他特别适合充当这种角色，因为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就出生在美国的布鲁克林。他甚至用某些夸张的语言骄傲地宣称--杰罗姆家族还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统。

他于1874年出生在伯来尼宫，是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在他幼年时，他父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爱他们，崇拜他们。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倾注于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伦道夫勋爵是一个有才华的而又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从事冒险事业并以失败告终。他以辞去内阁职务表示对政府的一项政策的抗议，而他原以为首相会拒绝他的辞职。但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从此就再也没有进入内阁。正好由于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埋头他自己的事务外，伦道夫勋爵对他的儿子很少关心，视他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差，还因为他增加了经济已经济拮据的家庭开支。

政治对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学校里的功课。他早就渴望与他父亲讨论有关的政治事件和当代的名人。可是伦道夫勋爵使他的每一次尝试都遭到破灭。温斯顿后来写道："如果我作出一点儿友好的表示，他马上就生气，一次我曾建议说，我可以帮助他的私人秘书起草一些信件，他对我冷若冰霜。"伦道夫勋爵四十六岁就去世了，也结束了他俩之间任何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

温斯顿写道，他母亲"就象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总有一段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一个轻浮的美人，结婚对她喜欢献媚和与男人交往方面没产生什么约束力。尽管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辨别力，然而她的私通为人尽知。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分所谓"新科学"的心理生物学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例如，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书中，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认为：崇拜自己父亲的伍德罗，威尔逊却下意识地憎恨他的父亲，这种敌意使他与在对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现出刚愎自用。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个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将常常提供一条线索，那是普通常识，我也同意。

对邱吉尔来说，虽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剥夺，但对他似乎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他的父亲感到极为骄傲并维护他死后的名声和保卫了伦道夫为之而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活着看到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著名的战士、作家和政治家。

象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她利用与有权势的人的广泛联系来促进她儿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温斯顿的名副其实的亲爱的妈妈，并且完全依赖他。

就象爱因斯坦一样，邱吉尔在早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的学生。他的一个家庭教师说过："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过哈罗公学考试，他只能通过次一等的学校的考试。"在中国或苏联，他不会被当作优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并在政府或是工业部门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访问中，一位中国教育家自豪地对我说，在中国所有的儿童都免费受初等教育，他接着说，当他们初中毕业后，要参加一次全面考试，只有那些考试合格的人，才允许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考试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去工作。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邱吉尔们。"

一位有洞察力的学者会发觉邱吉尔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群众性的测验所能知道的。在英语方面，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这些科目成绩较差，把他的平均成绩拉到标准分数线以下。按分数等级，他被排在哈罗公学的最低的班级。在那个班级里，各门功课中强调英文写作。"因此，"他后来写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上--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丰富了他的生活，也丰富了几代说英语的人们的生活。

对于邱吉尔来说，取道于牛津或是剑桥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径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决定进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国西点军校，成为一名骑兵士官生。他很喜爱他的军事训练，他的学业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年轻的邱吉尔现在审视了一番世界舞台，寻找能够为他提供冒险的场所。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前往古巴，报道岛上的叛乱分子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后来他写道：当他窥见地平线上的古巴的轮廓时，他产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着某些真实的事情的地方。是一个采取至关重要的行动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地方。也是肯定会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会在这里丧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国，为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委任做准备：去印度服务八至九年。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你无法想象出我是如何渴望几天后能远航到一个充满着冒险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单调乏味的国家印度--在那里，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没有战争机会。"

在班加罗尔任上，邱吉尔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供自由支配，他决心把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他每天花数小时练习打马球，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马球手。他也开始学习过去在学校里从未学到过的知识。他的学习方法是十分广泛的和有条理的。他要求他的母亲给他一套完整的年鉴。这些都是从英国的政治年鉴以及世界各国的新闻汇集而成。他仔细地阅读，作了笔记，逐步掌握了年鉴所包括的丰富的事实和资料。当他阅读国会辩论的重大问题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细地勾画出对这一特定事件的个人看法。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和分析同当时与会者的观点和分析进行比较。

他也要求他的母亲寄给他一些英国语言方面的伟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热得使人手脚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尔的同事们正在睡午觉时，他却全神贯注干这些书中的词句和韵律。

不久，他就着手向伦敦的一家报纸发回有关战争的报道。

对于一个年轻军官来说，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作法，他的许多同事和大部分长官不赞成这件事。当他的关于西北边远邦战斗的报道出版成册时，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建议说，书的名字应该是"一个中尉给将军们的须知"。这种讥讽伴随了他一生，可是他从不介意。

邱吉尔从来不愿遵循常规，认为这样会束缚他的个性。他对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创造性来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来说毫无用处。他被那种把生活减少到最低值的爱事事计较的官僚思想气得发狂。他藐视下级官员们那种思想界限森严，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状态。吉普林称他们为"小人物"，并说，那些看来"太渺小而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的人们会"拖垮这个国家"！当邱吉尔反对"小人物"的循规蹈矩时，他竟然常常高声背诵吉普林的这首诗。

美国最近的几十年中，这个老问题给我们增添了新的麻烦。在我们膨胀起来的官僚政治中，许多刻板的毫无生气的小人物只关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许多人为了争取自由主义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要使官僚机构行动起来，总是十分困难的事。现在要让一个保守的内阁部长，代理机构的董事，甚至是总统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官僚机构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行动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官员身上，邱吉尔为此激怒了许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的有关克莱门斯、劳埃德，乔治和邱吉尔的故事说，这三个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莱门斯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波得走出来要求克莱门斯说明自己的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劳埃德·乔治也一样。最后邱吉尔到达，他也敲了门，圣彼得打开了门，要邱吉尔说明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和让他知道自己的永恒的奖赏。邱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