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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整整一周的对抗中，阿登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复较量。当这位总理在回答德国人的一项建议时说："在我同意你这一项建议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回击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另一次，当赫鲁晓夫愤怒地挥舞他的拳头时，这位总理突然腾的一声站起来，挥舞着他的双拳。

当俄国人历数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犯下的暴行时，他们处在自以为正义的得意之中。阿登纳拒绝披上克里姆林宫给他制作的卑下的认罪披风。他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说，许多德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并说他的国家也遭到俄国军队的祸害。

这一点引起了赫鲁晓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声称，阿登纳对俄国暴行的指控是"攻击性的"，赫鲁晓夫轻蔑地说："究竟谁该负责！""我们没有越过任何边界。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阿登纳立场坚定。他提醒赫鲁晓夫，在大战前和战争中他两次被纳粹投入监狱。因此，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考虑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国家的动机，由于直截了当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赫鲁晓夫说教的妄想破灭了。他作了让步。

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纳饶有兴趣地详细讲述了他和赫鲁晓夫的舌战。但是他告诫我，尽管这位俄国人表现做慢，过低地估计他将会犯致命的错误。阿登纳说："他是非常精明、强硬、和冷酷无情的。"

阿登纳显然是欣赏与赫鲁晓夫的比赛。我可以说，不象某些领导人，他没有从不愉快的对垒中退缩不前。相反，他却迎着上。这正是与他后来描述的他喜欢政治竞选相同的气质。在他整个一生中，他总是希望处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看台上。

在1959年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刚刚宣布了谋求西德总统职位的决定。他希望把这个职位变成类似于夏尔·戴高乐所控制的法国总统的职位，因为那个时候西德的这个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荣誉性质的。如果不陷于处理日常的政治争执的繁忙的总理职务之中，他就能够致力于制定政策。

这一决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纳已经建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他任总理第十年时，他终于证明自己是称职的，并且担心一旦他离去后，则后果将难于设想。经过纳粹时代之后，阿登纳对他的同胞就没有再充满信赖。他曾经称他们为"食肉的绵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对一位记者说，"德国人使我极其担心。"我唯一能为他们说的话是他们经受的事太多了。自从1914-1918年的战争以来，他们就没有平静和安定。

因为阿登纳不相信德国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权力超出了应有的任期。事实上，当他应该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别人的时候，他却还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在1959年发生的总统职位危机期间，阿登纳操之过急。

有关他的权力主义的内情被再次披露，这次与移交内阁相关。许多情节接近事实。有一个不足为信的故事说，在一次就给工厂工人予"共同管理"权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的辩论以后，人们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你的内阁部长们以共同管理权？"

随着为人尽知的"总统危机"的逐步发展，阿登纳愈益感到难受。因为原来支持他寻求总统职位的这些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坚决支持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阿登纳认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后他放弃了总统候选人，为了使艾哈德不能当总理，而决定自己保留总理职位。由于这位前财政部长坚持不懈，他终于在1963年阿登纳退休后继任了总理。

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尽管他仍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壮的人，一天能够完成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一样多的工作量，然而，他毕竟年事已高，有时也取守势。有一回，虽然他的视力问题井没有被提出来，这位总理却摘下眼镜，拿给来访者看并解释说，这不是读书用的眼镜，只是为了减弱紫外线的照射，以保护他的小小的过敏的眼睛。他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认，如果有人问他睡得怎样，他会厉声地说："我没睡，我忙着哩！"

这不仅仅是虚荣心。阿登纳相信，为拯救西德，他责无旁贷。一天，几个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总难免要离职一事时，他敷衍地回答说，是的，他可能会在某一次汽车事故中丧身。在他已经离职之后的1966年，当阿登纳九十寿辰时的一次会见中，有一位记者提醒这位前任总理，在他八十寿辰时，他也接见过这位记者，并且说他期望着在他一百寿辰时还能这样。这位老人回答说："当然罗。我要告诉秘书把它记下来。"

邱吉尔和戴高乐也觉得难于考虑任何其他人来取代他们，更不用说主动物色接班人。这方面，他们与吉田茂和艾森豪威尔不同。1952年艾森豪威尔挑选我作他的竞选伙伴那一天，他告诉我，当他发现杜鲁门接任总统时，因为罗斯福在重大事件上不让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够的准备一事所感到的震惊。艾森豪威尔决定不犯那种错误，他向我保证说他会使我知道所有情况，便于我如果继任他的话，我能有足够的准备。

只有很少伟人推荐自己的继承人，然而，象阿登纳那样对继承人如此苛刻则更少。在接见会谈中，甚至在他退休后，当着前去访问他的外国代表们的面，阿登纳还诽谤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总统办公室内会见了艾哈德，他眼里噙着泪，梗噎着告诉我，由于阿登纳对他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阿登纳参加了杜勒斯的葬礼，回到西德之后不久，他宣布他将留任总理。虽然在我们的会谈中，他也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一决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机会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下难得的热情的美德。

从童年起阿登纳就一直是个园艺迷。青年时期，他就嗜好试验，企图培植"爬藤三色紫罗兰"，此事引起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一个人决不应该试图干涉上帝的事。"之后，在玫瑰园里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纳粹的年月里得到安慰，在担任总理职务不断受到压力时得到调济。一些职业花匠钦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于特森地区的马赛厄斯·坦陶，他于1953年培育一种玫瑰新品种，命名为快乐的阿登纳。这种盛开的、深红色的"康拉德·阿登纳"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园里仍能见到。

这是一位伟大的职业政治家和一位同样伟大的业余园丁的充满生气的遗物。

外交礼节经常使尼克松夫人成为阿登纳在白宫和其他外交场合下的宴会伙伴。他们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问我关于她的出身情况。当我告诉他，她一半是德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时，他咬着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说："我已经猜出来了，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相结合生出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的妇女。"

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知道她对花也有兴趣。在葬礼后的那天他来到我们家，要求看看我们不太大的后花园。几个星期后，从西德空运来了一百株玫瑰树。

第二年三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他事先捎来话，说要会见我，我们约定了一个晚上六点钟在我家见面。六点差一刻时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这位总理的轿车徐徐地开到屋前。当她开门时，他宣称，他提前来到是为了看看他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我六点回家参加会见时，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已经站在我们的花园里，就像他后来和我讨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阿登纳对我们家的访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因为他被照相师们和西德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们所追踪。一位名叫鲁思·蒙哥马利的专栏作家写道，"这位八十四岁的西德总理和四十六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强烈地吸引着官方的华盛顿。

这两位政治家以前会见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这次肯定是最亲密的一次。"他又说："如果尼克松占据了白宫，阿登纳似乎为又一次亲密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就像他过去与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经常保持的那种联系。

多年来，阿登纳已经是一位把报界当作战术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师。那年六月，据说他认为参议员肯尼迪作为一名总统来说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与此同时，弗朗茨一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阿登纳的国防部长已经命令他的部对肯尼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意义作一估价。一份国防部报告的副本--以"施特劳斯轻率"而闻名泄露给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该报将此报告用大字标题登出，"尼克松更能为德国人所接受。"据阿登纳的一名传记作家说："就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1960年竞选运动临近之际，他给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对参议员肯尼迪的贬抑性的讲话可以看出，阿登纳力求与我发展友谊的实际的兴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为总统，他要与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可靠的保守派的继承人之间建立工作关系。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获胜，我失败之后，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包含个人成分的。从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纳就一直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西德，但是由于日常各种压力和职责总是使我们无法接受这一邀请。在选举中，我被击败后不久，收到了阿登纳的一封极其热情的来信。信中他同情地写道，他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并重新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的十年之后，我终于能够接受他的邀请。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育六个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国的停留。我在波恩的总理办公室拜访了阿登纳，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只有他信赖的翻译在常我向他讲述了我对欧洲总的印象，并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见柏林墙时的沮丧心情。接着我们访问了法国，阿登纳特别要我转达对他的朋友戴高乐的最良好的祝愿，自从五十年代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戴高乐已经产生了无限的爱慕和敬意。他对下月将签字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了审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诫说，苏联愿意签订这个条约，绝非反映了它的扩张主义目的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使我吃惊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应该"把它的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与共产党中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作为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我们谈话中，我第一次悲伤地注意到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在我们以前谈话中一直是那么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很高的热忱。

继柏林墙的危机，他的党在选举中遭到猛烈的攻击后，他屈服于一些年轻领导人的压力，许诺两年后下台。现在那个时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执政了，对他的继承人他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实现他的联合的、稳定的自由欧洲理想之前，他将离开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上作了告别讲话。当他讲演完毕，整理好讲稿，从内阁席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严肃地走到分配给他的议会席的桌前。在他放弃总理职务的权力时，他的忍耐是可贵的，他的脸部是异乎寻常地无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处于混乱之中。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为建立一个繁荣、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础，但在离职时，他却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他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艾哈德虽然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阿登纳认为是不祥之兆的事态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渐露端倪。上月内，美国和加拿大宣布打算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仅在他向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前二天，他坚决要求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诸如有关柏林等问题的让步之前，决不要批准这样的买卖。那年夏天，他告诉我恰恰是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当他提到缓和这个词时，他显然在颤抖。

他说："我为谈论缓和一事而感到厌倦和害怕。"

对西方某些天真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们把缓和看成威慑的替换物；而不是如我们俩人所坚持认为的、没有威慑就没有缓和的观点的这种倾向，他和我一样都对此表示担心。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67年我到欧洲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期间，那是在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

在1963年辞去了总理职务后，阿登纳在1966年也放弃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职务。作为一种礼遇，在联邦参议院里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当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他的外貌使我震惊，这位老人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老人了，他已被剥夺了权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国家的命运。他几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笔直的姿态已经恶化到明显的弯腰曲背了。但是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没有失去一点点思想上的警觉。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从房间的那一头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他转过身来，双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说："感谢上帝，你来了。你的访问像是来自天堂的吗哪。"

我看到了墙上的一幅"雅典的卫城"油画，阿登纳说：这幅画是温斯顿·邱吉尔画的，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给苏兹贝格看过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说些打趣的话后，我们开始了关于世界政治的认真讨论。

对戴高乐身后的法国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戴高乐不是反美的：他是亲欧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国人愿意同苏联的关系更好一点。他相信，只有戴高乐能守住这条反左的防线；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会在法国取胜。

约翰·麦克洛伊告诉我，阿登纳对戴高乐的钦佩近乎对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访问了这位法国领导人在科隆贝的家后，他对麦克洛伊用敬畏的声调说："当我敲门时，你知道是谁来开的门吗？不是助手也不是仆人，而是戴高乐本人。"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他把夏尔·戴高乐想象成为他自己的第九世纪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时被称为夏尔伟人的直系后裔。

就像阿登纳和杜勒斯的关系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两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都十分虔诚地信仰宗教。两人都是忠实于家庭的人。两人都有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外表都很庄严。两人也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戴高乐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阿登纳则不然。戴高乐虽然最初以一名军事领袖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个内省的知识分子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善于思维的人，阿登纳则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阿登纳经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场严肃的讨论活跃起来，我想不起戴高乐曾经这样做过。

最重要的事是，这两位战后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从而消除了法国和德国之间几个世纪的宿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作到这一点。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同时执政，这是幸运的历史事件之一。

阿登纳告诉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乐关于美国必须从越南撤走的观点。他巧妙地问道，如果我们不支持南越，那么，诸如德国人是否能坚信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在越南，则我们所做的恰好是苏联人想要作的。他说："俄国人并不想试图帮助你从越南脱身，他们要你们留在那里。他们要拖垮你们，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变了这种局势使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是不会帮助你们的。"

他嘲笑某些德国和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即增加西方与苏联的贸易将会带来和平。他的含蓄的评论是"买卖毕竟是买卖。"我不能不同意。仅仅依靠贸易是无法确保和平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伙伴突然成为死敌。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他现在主要担心的是苏联人的侵略政策。他关注着苏联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条道路。他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国，下一个是法国。另一方面，他说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别犯错误，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他们尤其想要欧洲，他们知道为了得到欧洲他们必须摧毁德国。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强大和自由。但是你们也需要我们。"

他对当时正在谈判的禁止核扩散条约表示怀疑。他指出，摩根索计划会导致德国工业的永久性的毁灭。马歇尔计划建成了德国工业。现在，禁止核扩散条约在事实上限制了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潜在能力。苏联肯定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个十分坦率的时刻，阿列克赛·柯西金对丹麦首相承认，"只有当德国人签了字，这个条约对我们才是重要的。"

阿登纳批评德国外长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试图采取一系列"小步骤"改善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样，直到他临终前还告诫不要上俄国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当。在他看来，一场共产党的和平攻势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过战争赢得全胜的战术。

他比较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苏中关系。他追述了赫鲁晓夫曾经表现出几乎是一反常态地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的担心。赫鲁晓夫告诉过阿登纳，"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并且每人都靠一碗饭而生存。"他说到这一点时，他的双手做了端碗的样子。他认为赫鲁晓夫最怕中国人一旦获得原子武器，他们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威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阿登纳几乎看不出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说："他们都想要统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经提出过的观点，只要苏联保持更为强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就应该倾向中国。

在我们这次会见后一个多月，阿登纳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诅。他的儿子保罗后来告诉特伦斯·鲁里蒂，阿登纳在临终前非常忧虑，但决不是忧虑他自己。他担忧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无能，担忧核战争的危险，担忧人民成为他们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他想要继续战斗。我后来从他女儿利贝特口中知道，我是见到他的最后一名美国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欢迎他来美国的美国人一样。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当的时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诸实践则又是一国事。阿登纳的伟大之处就是由这三部份所组成。

他的观点是，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国家之间要确立伙伴关系，以及在西德社会内部要确立谋求繁荣昌盛、保护自由的伙伴关系。为了避免重复由于国家之间的敌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他旨在使欧洲恢复九世纪出现的短暂的团结局面。在国内，这种观点就是用欧洲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并且通过阻止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积聚足够的权力扼杀个人的自由来防止无论来自右的或左的专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各项政策的正确性变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纳的许多批评者们说，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组织；现在，没有西德的部队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的欧洲是很难想像的。怀疑论者嘲笑阿登纳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发生三次战争的法国和德国还可能成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位欧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胜过他们的批评者，在1963年签订了法德条约，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复。在整个五十年代，由于阿登纳没能统一两个德国而受到批评；当时认为苏联会允许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看法，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的。由于他没有像维利·勃兰特及其继承者那样通过东方政策谋求与东德和苏联的缓和，他一直为之受到批评，直至他退休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西德谋求的那个东方政策本来就是无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纳制定的与西方结盟的政策那么强有力，那么能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个东方政策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未能达到它的设计师过分乐观的期望。

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相信俄国人的话"在西德和别的地方流行起来了，就是对诸如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上，俄国人的建议比起阿登纳的更容易接受了。许多人坚持认为，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不再是反对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并认为，只要我们能向苏联表明我们自己的和平诚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东欧和东德人民的自由，都会得到保证。赫鲁晓夫在1955年谈到纳粹侵略俄国的罪行时曾企图把这一类货色兜售给阿登纳，但是这位总理没有买他的账。然而，这一姿态愈益增加了他的继承人的东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尽管有这个东方政策，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苏联的冒险主义已经升级而毫不减弱。

作为当今自由欧洲的一名领导人，阿登纳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继承他的人们。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来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战火，而是苏联进入波斯湾宝藏地区的一次无耻的尝试。他不象许多欧洲人当时那样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认为对于向欧洲输送燃料的石油威胁是超越欧洲盟国的合法利益的范围。而认为它在事实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纳为之奋斗而创立的北约组织的局势。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围防线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带很快就会陷落。

同样，对1981年的波兰，阿登纳不会把它看成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会看成是苏联想永久征服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欧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他会把波兰人民的被镇压看成是一种国际犯罪行径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今天的西德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另一个方向看得远一些，也许会消除令人遗憾的烦扰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政策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为西德找到一条补偿波兰人民在纳粹手中遭到的灾难的途径。既然波兰人民现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难，西德人民也只能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当然，这些假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在西欧有了象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苏联人也许会对自己进行冒险而又不受到惩罚这一点不那么有信心了。阿登纳一向以"冷战的斗士"而著称的。并且他由衷地满意这个称号。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来审视一下欧洲的话，由于整个欧洲的不团结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会同意说冷战已结束。他会说其中有一个战斗员已经停止作出努力去赢得这场冷战。

如果他听到中立主义的谈论，是那样地使人缅怀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么他会羞愧得低下头。他相信欧洲会因为试图"坐在两张椅子之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联盟内部的现状更使阿登纳感到震惊。1955年，阿登纳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此快地被接纳进欧洲联盟是一大荣誉。今天，北约组织许多成员国，包括西德在内，吹毛求疵地说，他们将要花费多少钱去资助这个联盟或唠叨他们是否为遏制苏联不让它超越波兰和东德以外，而允许北约导弹设置在他们境内。同时，东方政策继续存在；甚至当苏联逼近波斯湾时，俄国的天然气会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纳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会很简单的。他会为包含在东方政策中的这个建议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威胁之大与苏联相同。他常告诫欧洲人当他们接近东方时，他们是面临着切断与西方的生命线的危险。他还会说，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来并不是你的那些朋友们献殷勤，特别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头来成为你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未，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与战后欧洲的其他两名巨人，即邱吉尔和戴高乐相比，呵登纳有时被描写成相对地无特色和无趣味的。除了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公正之外，这种描述遗漏了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法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戴高乐的傲慢和冲劲十足的夸张的言行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领导人的品行相称，但是这些品行对于这位战败的德国领导人是极其不相称的。同样地，虽然阿登纳也具有他自己的锐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尔那样侥幸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别是当同盟国仍在被占领的德国内发号施令的时候。

那些觉得阿登纳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人物，他们也忽略了另外一点，他们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邱吉尔，这位具有讽刺性幽默的、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善于运用一句恰到好处的、极为巧妙的刺人的话，抵挡来自一名反对派议员或一名记者的批评。戴高乐的举止庄严简直深不可测。但是，阿登纳，有着耐心的、准确的律师头脑，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因为他愿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并且比他周围的人们更能坐得住。他通过掌握问题来达到支配问题，通过猜透批评者心意和考虑得比他们更周密的办法去战胜批评者。他的天主教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好事只能来自于艰苦的劳动。他并不希望西德慌乱地进入体面，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境地。他希望通过集中努力来赢得它们。

阿登纳花费最大的力气实现他的一个联合的欧洲巨人反对俄国巨人的理想，这却也是他最虚弱的根源。他对法国的钟爱和他致力于欧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终怀疑东德认为它无所归属、格格不入的观念一样，出自于同一种思想根源。在他看来，柏林是处在亚洲的门槛上，受到一种现代的野蛮状态的腐蚀。普鲁士领导人经常扮演东方专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难得促进和平或关心他们人民的自由。查里曼帝国在易北河覆灭了，但因此启蒙了欧洲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和阿登纳的欧洲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他关心每一个东德人并渴望他们得到自由。他欢迎并保护那些设法逃出来的人们。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莱茵人，他相信苏维埃东德丧失了基督文明。在他灵魂深处，这种丧失也许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后，由于战后苏联的政策使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无足轻重。在阿登纳时代，没有任何外交倡议能改变苏联把东德变成他们的西方前哨的意图。然而，这样的倡议在西方为保卫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战斗中让位了。阿登纳个人致力于与西方恢复和睦关系是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历和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如果他要维护他的战败国的人民的自由的话，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阿登纳的不朽业绩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戴高乐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一样。给希特勒毁坏了名声和一度堕落了的德国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对阿登纳的最生动的记忆总不是战后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这个人：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地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人们都可以指望他坚如磐石的人。

他是难得的一位平民能够如此完满地适合担任公职的人。

6、尼基塔·赫鲁晓夫--残忍的权欲

1957年底，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与客人碰杯时，显得心花怒放，洋洋得意。他在童年时代给人放过猪，一天赚两个戈比；现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是无可争辩的俄罗斯的主宰，是一个踌躇满志、击败了对手攫取了权力的人，这时，他转过身来朝着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洋溢地背诵了一篇寓言故事。

他说道："从前，监狱里关了一些人，其中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谦卑的小犹太人。这个犹大人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人物，名叫皮尼亚。"他接着说，他们决定推选一位领导人，以便分配食物、茶叶和烟草这类东西。那位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傲慢地建议说，他们应当推选那个卑贱的皮尼亚，于是他们就选了他，并且很快就决定挖地道越狱逃跑。但是，他们意识到，枪打出头鸟，看守会首先向第一个逃跑者开枪，看来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赫鲁晓夫随着情节的发展，提高嗓门说，"突然，这个小犹太人--皮尼亚挺身而出，说道：‘同志们，你们既然用民主方式推选我当头头，那我就该头里走'"。

赫鲁晓夫继续说下去："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一个人的开端是多么卑下，但他毕竟取得了显赫地位，当然是通过选举上去的。"然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停了片刻，又画龙点睛地说："那个小皮尼亚就是我。"

像所有打比方一样，皮尼亚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骗人的。当然，赫鲁晓夫既非通过民主方式选上去的一体，共同胞，因而人应该爱及民胞与万物。又以为君主即，又非勉强地强行攫取领导职务的。为了攫取苏联最高权力，他与人拼搏，向上爬，施展阴谋诡计，进行欺骗、恐吓并谋害别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皮尼亚从出身微贱到掌权，远非像赫鲁晓夫的经历那么令人惊讶。赫鲁晓夫在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前，当过猪倌、煤矿工人和管子工，直到二十来岁还没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同僚和全世界人士都对他估计不足。1957年当他巩固了所掌握的权力时，人民如果忽视或小看这位农民沙皇，那是危险的。

尼基培·赫鲁晓夫有最粗俗的幽默感、敏捷的智能、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暴意志。在这些方面，我所遇见的任何领导人都会自叹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就是他筑起了柏林墙，这是历史上第一垛旨在阻挡人民而不是抵御敌人的墙。

就是他曾残暴地镇压匈牙利人民反对共产党统治的起义，我在1956年曾斥他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

就是他把导弹部署在古巴，而后又放弃原来的主张把导弹撤走时，还要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其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威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圣地--古巴的人。

就是他力图通过其代理人帕特里斯·卢蒙巴攫取刚果，并在黑非洲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动强大的苏联攻势。

就是他开始大规模扩建战略核武器，最终使得在古巴危机中15比1的苏联劣势转为今日明显的苏联优势。

就是他与肯尼迪总统签订了一项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揭露了笼罩在苏联的斯大林个人迷信。他通过"和平共处"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使俄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重大步骤。

就是他剥去了斯大林的神圣的外衣，从而持久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最主要的是，就是他首先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主义遭受最大的挫折和最意味深长的地缘政治事件负责：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的破裂。尽管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成绩，也提出了不少创议，但他可能以最大的失败者载入史册：赫鲁晓夫失去了中国。

在我遇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唯独强烈地不同意尼基塔·赫鲁晓夫。然而，他在有效地、首尾一贯地行使其粗暴的权力方面，赢得了我的勉强的尊敬。许多入会承认，他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个不祥的能干的魔鬼，对此，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

赫鲁晓夫在1953年首次出现在苏联最高领导层时，我还是个副总统。西方许多人迅速对他做出判断，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不准确的。他们习惯于对斯大林这样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是稳重、秘密的操纵者，他们在幕后牵线，操纵事件的发展。体形滚圆的赫鲁晓夫一跃而到了舞台的中心，他那种无拘无束的举止、轻率的声明、装腔作势夸夸其谈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打破了旧的模式，以至于许多人不把他当真。

《生活》杂志给他贴上了"不重要的小人物"的标签；《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冠以"一个平庸的文职人员"的称号以及"一个不出色的光知干重活的粗鲁汉"：《时代杂志》称他是"维德维什涅茨"，也就是说，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和训练，但他一直是被每桩历史事件"推向前进"的幸运儿。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给斯大林擦皮靴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去穿那双靴子代替他了。在他初次离开苏联去贝尔格莱德访问时，他的举止对提高他的形象也帮不了多少忙。他粗鲁、未经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然是不相称的。

报界曾以描写他闹饮作乐一事而取笑他，认为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

华盛顿社交界中那些半瓶醋的外交政策业余爱好者连同职业外交人士，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当时，有人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饮酒过多，说一口"糟糕的俄语"。有些观察家简直不明白，赫鲁晓夫说话的句法混淆不清、服饰过时以及谈吐、举止粗俗，竟未能降低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所起的作用。由于受到人们的风度和教育所产生的过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忘记了优雅的风度不一定使一个人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政治家风度方面，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表，而是他内在的东西。除非政治家有着经过锤炼的内在的力量，否则，无论他的外表多么雅致，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台是俄国式的美国克拉贡参议员。在一年一度的"五一"节阅兵典礼上，苏联最高层领导成员在武装部队通过时，面上毫无表情地观望着。但是，当一群喷气战斗机在头顶轰鸣着掠过时，赫鲁晓夫在观礼台上又蹦又跳，拍拍尼古拉·布尔加宁的背，如同一个小孩拿到一套新鲜玩具那样露出欣忭的微笑。在他观看喷气飞机时，赫鲁晓夫没有莫洛托夫那种冷冰冰的庄严的举止，但这并不是说他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不那么冷酷无情。

赫鲁晓夫的品格是在斯大林绝对掌权的年代里锤炼出来的。斯大林有两种部下，一种是爬得快的，一种是被整死的。

他杀死自己的人民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他应对此负责。安东·安东诺夫·奥夫钦柯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真相》一书中，估计被杀的人数是一百万，其中包括斯大休自己的妻子和列宁的遗孀。在那些岁月里，只有那种具有冷酷无情的才能和有搞阴谋诡计天性的人才能活下来，并且爬到了最高层。

赫鲁晓夫为了向上爬，就必须具备才智、顽强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久，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在共产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任何幸存下来并爬到最高层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说得对。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有"钢铁之心"而外表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当时我去苏联是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同年晚些时候，在他访问美国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

1959年7月我动身赴莫斯科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自1950年以来，每年都要通过这么一个决议案。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该决议案中规定的公告，敦促美国人研究被苏联控制的国家所处的困境，并保证支持这些国家的正义的愿望。

赫鲁晓夫是仅在我自美国抵苏联之前九十分钟，才从波兰回到莫斯科的。波兰人民抱着冷淡和蔑视的态度接待了他。总起来说，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是紧张的。赫鲁晓夫一回国，就立即在机场发表一篇强烈谴责被控制国家决议案的讲话。当我的飞机着陆时，受到了冷淡而符合一般礼仪的接待。福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发表了一通冗长而又措词强烈的欢迎词，但既没有乐队奏两国国歌，也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很明显，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我们第一次会晤。当我走进去时，赫鲁晓夫正在房间远处一个角落里审视着苏联人几个月前发向月球的月球卫星的模型。

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它好象是个特大型的棒球，而他的双手显得很小。他跨着无节奏的步伐向我走来。他的个子比我预想的还要矮，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六英寸。身围肥宽、两腿粗短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使他显得矮胖、笨拙。当我们招手让摄影师照相时，这位六十五岁的苏联领导人握手强劲有力，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体格强壮和牛一般浑身是劲的人。

赫鲁晓夫当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和蔼可亲地和我聊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扫视着室内每个角落。他有一副圆脸、厚嘴唇、坚实的颚头、狮子鼻和高颧骨，显得生气勃勃。

他对我约于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表示赞赏。他说，他欢迎我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种和平竞赛。然后，他挥手示意摄影师出去，让我在长型会议桌前与他面对面地就坐。

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他提高了嗓门，就被控制国家决议案开始了长篇激烈的演说，宣称这是严重的"挑衅"，是愚蠢的和威胁性的决议，还不时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砰乱敲。他要求知道，战争是否是我们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他说："在此以前，苏联政府认为，国会决不可能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但是，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尽管已死，但他的阴魂还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