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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了话题，讲到苏联竭力颠覆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天真幼稚，以为美国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出的指示。然后，我指出他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了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们反对对个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许就会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道，"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们是合法的？"

他说，被剥夺自由的人这个词是个粗俗的词，一点也不"科学"。他又说，如果苏联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国内革命，这不叫干涉他国内政。

我问他，苏联新闻界为什么赞同1958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产党领导的乌合之众对尼克松夫人和我所进行的袭击。赫鲁晓夫放慢了脚步，然后靠过身来，低沉而激动他说，"我们有一句谚语：‘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将回答你提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是那里的人民发泄正义的愤怒的目标。他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

我指出，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和革命者的热情两者一结合是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特别小心从事，事态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对他说，艾森豪威尔和他应当会晤，在互让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分歧。我还强调双方必须作出让步。我说，"你说，美国一向是错的，而苏联决不会错的。那样的话难以取得和平。"

这一席话再次使他激动起来。他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象连珠炮似的讲话，几乎长达一个小时。我无法插话。等他平静下来时，我力图弄清楚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否还有谈判的余地。我问道，"假设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你的立场是否就这么固定下来而甚至不听一听总统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但他只能用苏联无法接受这样的话来作出回答。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召开或不召开最高级会议，他决不允许西柏林的占领政权永久化。

他预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两个超级大国间会出现对抗。

我告诉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为了在苏联建议书上签个名而丢出席最高级会议。他好象表示同意，就这样整个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点让步。但他还说，他不能只是为了认可美国建议而去参加最高级会议。如果是那样，我倒不如去打猎和打野鸭子，"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兴趣辩论下去了。看来，大家对此感到愕然。他马上站起来，表示午餐到此结束--午餐自始至终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纪律性极强、耐力极好的人。他象一个体格强壮而无拳击艺术感的拳击家，坚定地守住阵地，随时迎接别人的口头打击，也给别人以还击，从不放慢速度。他试探我的防守情况并寻找破绽，以便进行猛击、全面进击，曲臂挥拳向上一击，做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动作，以便得分，使我放松警惕，或者把我顶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个论点的防线不奏效，他便试设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试设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里，他要么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要么沿着拳击台的绳子冲出去，改变话题。他是一个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拳击大师，从不让我确定讨论的范围，并且常常对我的问题给予有利于他的不同解释。汤普森大使过分宽宏大量，他事后评述说，"在他们一角，是一个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在我们一角也是个重量级运动员，他们打成了平局。"

正当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前往华沙时，我有一种极为沮丧的感觉。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大多数苏联人民那么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说，他们永远不会从窒息他们的、压迫他们的天罗地网下逃脱出来。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快明白了赫鲁晓夫为什么对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表现出了如此的敏感。

我们的车队离开巴比采机场时，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华沙的情况也许不一样。波兰仪仗队在其接受分列式检阅时，走着俄国式的正步步伐，人们会在我们车队通过时鼓掌欢呼。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要依靠这些人跟西方打仗，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如果把这里对我的欢迎和几天前赫鲁晓夫给我的冷淡接待作一比较的话，波兰政府对此是敏感的，因此，他们没有公布我们车队经过的路线；但是，自由欧洲电台播送了这则消息，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地弄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多年来，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访问中受到了一些热烈的欢迎，例如1953年在东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和1974年在开罗，但没有一次近似我们那天在华沙受到的强烈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满了人行道，并拥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挡住车队的前进。有些人喊着，有些人唱着，许多人哭着。

成千上万把花束扔进我的车里、尼克松夫人的车里，甚至扔进随行的新闻记者的车里。有几个不顾拥挤钻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被告知，"这次，我们自己花钱买了花束。"波兰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那天宣布放假，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用车运到车队经过之处，并买来花束让他们在"自发性"欢迎场合会抛扔。许多人把花保存下来，以备我们抵达那天用。当我们的车队在华沙街上徐徐行驶时，群众高喊"NiechZyje！"--"美国万岁！"，唱着"Stolat"--祝你长命百岁！

鉴于这次经历，数百万波兰人在1980年全都起来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感到突然。对别国进行控制，并且已经取得成功的一种统治制度不曾有过，更不用说赢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赞许了。

那天，在华沙的极为感人的接待，加强了我对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问题所长期抱有的信念。然而，无论我们对他们多么同情，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鼓励被压迫国家人民去挑起这种武装镇压，赫鲁晓夫1956年强加于匈牙利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我们应当不断地努力，保持与东欧和苏联人民联系的渠道畅通，应当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扑灭他们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从他们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共产主义压迫下解脱出来--这种事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几个月前说过："共产主义为邪恶顽强不屈，让我们为正义坚定不移。"

在别墅的午餐后，我把赫鲁晓夫叫在一起，跟他单独谈了几句。我们讨论了他收到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的信件。我对他说，我们想要他能受到有礼貌的欢迎，如果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柏林问题已陷入僵局的会谈中能取得某些进展的话，他可以保证得到这种礼仪。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象以往那样仍是毫不让步。

艾森豪威尔做出邀请共产党世界这位领导人访美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波。强硬派保守分子和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强烈地反对他来访。他们认为，访问会给苏联道义平等的幻想，从而削弱美国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美国人天然是可以信赖和友好的，他们的反共情绪不会仅仅由于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车队里乘着敞篷车向美国人挥挥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访问不会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一种欣快症，倒是一个明智而又稳妥的好主意。例如，许多人以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向赫鲁晓夫表明我们的和平意愿，苏联领导人就会使自己的僵硬立场有所松动，就会解决东西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新闻界有些人，甚至政府里有些人是那么天真，以至于认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给予优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劲地做后者的工作，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不同意这种立常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赫鲁晓夫会错误地理解这种过分的友好是软弱的表现。在解决基本分歧方面，我并不指望有什么重大进展。对艾森豪威尔至关重要的事是，要给赫鲁晓夫一个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既是讲礼貌的，又是通信达理的主人，也是一个不能任意受人摆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赫鲁晓夫这次访问，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告诉他，多种不公正的现象折磨着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耗尽其实力。赫鲁晓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第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趋于加强这种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报告他想要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实上，赫鲁晓夫忠贞不移地相信卡尔·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绘的、但已经过了时的资本主义形象，而即使在当时这种形象根本上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不断重复关于自由社会的丑恶和虚弱的谎言，但是，由于谎言被重复多次，事实上甚至连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认为，通过对美国的访问会彻底地纠正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念。他会逐渐地欣赏这个国家的基本实力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抵达华盛顿时，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国国土的苏联领导人。他完全知道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是，对稍许偏离其他我所见的来访要人受到的礼仪这种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离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为对他国家的荣誉的攻击。他是一个极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别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在他抵达前几天，我发表了一篇即席讲话，其大意是，苏联人已向月球发射了三颗月球卫星，而不是象他们所声称的是一颗，这是因为他们连续发射不中，不得不再试。赫鲁晓夫听到了关于这篇讲话，决意把它视为对苏联威望的一种侮辱，是我想让他在美国的访问不成功的迹象。在他访问期间，他宣布，他将："把手搁在《圣经》上发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并向我挑战，如果真认为我的一番话是准确的，我也应该做类似的发誓。他还抨击了我的有关苏美关系的讲话，这是我在美国牙科协会大会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国军团和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这两个组织正要发表谴责赫鲁晓夫访问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们强调了给赫鲁晓夫以有礼貌的欢迎的重要性后，他们才重新作了考虑。

当艾森豪威尔邀请我出席在自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第一次会见时，赫鲁晓夫和我握手时面无笑容。他以辛辣的讽刺口吻提到我们在莫斯科的辩论。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了从莫斯科带来的电视上放映的短片，并认为这表现了相互克制和相互以礼相待。他尽量用这番话使对方平静下来。

然后，赫鲁晓夫抱怨我反对这次访问，并说我正在竭力破坏对他的欢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讲话是个证明。他说，"由于我读了那篇讲话，抵达这里后我意外地发现，美国人民以宽容和明显的友好态度欢迎了我。在苏联，如果我事先发表反对来访者的讲话，不会有任何这种性质的欢迎仪式。"我提醒他，我抵达莫斯科后，在他的讲话中辛辣地对我进行攻击。赫鲁晓夫声称我的讲话更糟糕，然后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做出裁决，究竟谁的讲话更具有挑衅性。艾森豪威尔和我互相作手势示意，如果留他们两人单独谈，情况会好些，我立即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在我们安排赫鲁晓夫在美国各地访问时，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么一个陪同的人，他能够在赫鲁晓夫对我们政策必定要进行粗暴笨拙的攻击时，予以有效的回击。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赞同我的推荐：我们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练的外交发言人，在联合国东西方辩论中挺能自我克制，他的职位也够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尔充当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几乎每到一处，都需要他力挫赫鲁晓夫气焰嚣张的讲话，他既狠狠地反击但又讲礼貌。

这次旅行结束后，洛奇对我说，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哈里。杜罗门"。他们两人都是头脑简单、直率和粗鲁的人。我敢肯定，他们两人谁也不会欣赏这种比较。洛奇认为，在美国各地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对我说，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看到加利福尼亚各工厂停车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小汽车和衣阿华州玉米地的巨大生产效率时，他张着大嘴，瞠目结舌。

在美国各地旅行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到戴维营去了，试图经过反复讨论就双边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艾森豪威尔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举行的这次谈判的第一次全会。很清楚，赫鲁晓夫无意达成协议，立即把目标对准我。

他一边直视我，一边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中许多成员想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坚持对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视着我的眼光是不会被人误解的，但他没给我可以做出反应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尔插话说，他认为就当前对外政策来说，他的政府是一致的。

赫鲁晓夫独有的俄国式的自卑感和他对苏联威望那种着迷似的情感使他觉得他的荣誉不断受到蔑视，而别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在全会后的午餐会上，我试图使谈话活跃起来，问赫鲁晓夫有何业余爱好。他说，他喜欢到黑海游泳，或到乡村去打猎。艾森豪威尔说，他喜欢出去钓鱼、玩高尔夫球，但他发现难以摆脱这种不停地为电话所打断的情形。赫鲁晓夫听完翻译后，为一句话又生了气，并说，"在苏联也有许多电话。事实上，我们不久将比美国多。"文森豪威尔意识到，他的客人当真了，不禁笑了起来。

午餐后，艾森豪威尔和我意见一致，我应当回华盛顿去，希望在我不露面的情况下，他与赫鲁晓夫也许会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这位总统以他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尽了最大努力来争取这位苏联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就苏联最近成功地进行空间探测一事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比在谈判桌上刺激得还要厉害。这时，艾森豪威尔结束了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会、友好的外交谈话都不会使赫鲁晓夫在坚如磐石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但是，赫鲁晓夫起码认识到，艾森豪威尔表面上显得友好，骨子里却是一个铁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他回国前不久，在苏联大使馆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访问顺利，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热情的欢迎。他忽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访问顺利，那不是因为你想要让它顺利。

我得到的报告说，你希望这次访问失败。"

我感到，他那种不断表现出来的好斗的言谈举止，其背后必有某种目的。赫鲁晓夫知道，1960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我可能打算当候选人。在"厨房辩论"后，我的名望越来越高，这一点明显地使他恼羞成怒。他这种回击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图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过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来破坏我的威信，他这种推断是对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与苏联关系上能取得进展，那么认为总统确定其继承人是个最好的选择。如果总统在这方面显得无能，美国人民就会抛弃我。当他的军队于1960年在俄国上空打下美国U一2间谍飞机时，他使得四大国巴黎会议因此而夭忻，并无耻地利用这个事件竭力让艾森豪威尔当众出丑。使美国感到难堪显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会放过一个机会来破坏对手参加选举。

有人也许争辩说，赫鲁晓夫真为由于侵犯苏联领空这件事而感到气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记得他曾几何时采取这种假正经的伪善态度，说苏联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

1959年在他别墅举行的午餐会上，他向我耳语说，他获得了一份："美国战争行动计划"，他怀疑我们的间谍也获得了苏联的计划，他甚至拿间谍活动开玩笑。1959年在白宫为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期间，他被引见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讥讽说，"我看了你也看的报告。"然后建议我们两个国家应当搞联合情报网，以便节约经费。"这样，我们不必为了同一个情报而花两次钱。"我受不住诱惑而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引见给爱德加·胡佛。一听说胡佛，赫鲁晓夫便斜眼看着他说："我想，有几个人我们都认得。"

他对我持续不断地采取好成的姿态也起了作用。他确信报界听说我们之间的对抗情况，会很快发表许多有关"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的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了预期的结果。选举前不久，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的夫人极力主张我设法做点补救工作。她说，她的朋友正在谈论是否投票选举肯尼迪，因为他能够与"赫鲁晓夫合得来"，而我不能与他相处。选举后，赫鲁晓夫公开向新闻记者吹嘘说，他竭尽全力促使我选不上。几年后，他甚至声称，已告诉肯尼迪："我们使你当了总统。"

赫鲁晓夫的战略是否事实上帮了肯尼迪的忙而损害了我，这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选举中，寥寥无几的几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赫鲁晓夫的行动并没有帮我的忙，当然，他也不打算帮我的忙。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可能是象他干预美国政治生活那么微妙，或者像苏联一个装甲师那么勇往直前而不回头。他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始终坚定不移，并不断得到其俄国传统和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激励。正如康德拉·阿登纳对我说的，赫鲁晓夫要统治世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不要战争，不要一个城市变成废墟和尸骨遍野的世界。

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的旗帜下到处招摇过市，但是不是真诚地要求和平往往是个疑问。查尔斯。波伦大使曾对我说，1959年日内瓦会议后，许多美国官员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这种看法大错而特错。我问这是否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问题不在于此。""赫鲁晓夫想要整个世界，但是和我们一样知道现代战争的后果。他想要达到他的目标而又不发生战争。从那个意义上讲，他要和平。错误在于他是真诚地要和平的这种说法。我们是唯心论者，他们是唯物论者。"他一边指着面前的咖啡怀，一边又说，"你与其说赫鲁晓夫或任何一个其他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不如说这只咖啡杯是真诚的。

他要和平并不是因为他是真诚地要和平，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标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又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战争。

在我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最后一次会见后，也就是他死于癌症的前四天，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理论有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我于1959年准备访问苏联，我前往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杜勒斯，并征求他的忠告。我对他说，有些人极力主张我尽力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对苏联没有侵略野心，我们真诚地要和平。我问道，他认为我应当向赫鲁晓夫特别强调哪个问题。

杜勒斯通常只需思考片刻就可以做出回答。这次，他想的时间较长。然后，他说："不必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良好愿望。他知道我们不是侵略者，并不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了解我们。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事是我们也了解他。当他在说他要和平竞赛时，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在我们的世界里开展两个制度的竞赛，而决非在他那个世界里开展这场比赛。他所鼓吹的和平共处，象征着共产党世界的和平，以及对非共产党世界的无休止的争吵和冲突。"

我可能从未听到过还有别的评论是这样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实质。在自由世界中，他热衷于玩弄强权政治的游戏，但认为共产党集团的国家间是绝对不准玩这种游戏的。赫鲁晓夫的游戏的规则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他拥有实施这种自我宣布的统治的军事实力。

赫鲁晓夫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语只能掩盖，而隐藏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那种妄自菲薄的情绪也正是俄国人所特有的，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这种先例。彼得大帝使俄罗斯向欧洲开放，只是为了表明他的祖国事实上在各个领域都落后了几个世纪。自那时起，俄国人一直在努力赶上去。

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我访问苏联前跟我说过，赫鲁晓夫以炫耀俄国的国宝，尤其是以历代沙皇遗留下来的珠宝和金器而感到自豪。麦克米伦感到，赫鲁晓夫极度渴望被"接纳进俱乐部"，也就是凭借他自己的资格--而不是他手中握有的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要别人承认和尊重他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人物。我们同意，只要他同意遵守规则，就应当被接纳进"俱乐部"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为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斯大林难得离开苏联，而赫鲁晓夫游历了世界各地，他在执政的十一年中。出国访问达五十二次之多。斯大林是一个瞩目东方的亚洲专制君主，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对西方虎视眈眈。勃列日涅夫跟我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靠近我，好象密友似地低声说："我们欧洲人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建立反对潜在的中国侵略的壁垒。"

我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么大的兴趣。是和他对西方的经济成就表示了极高的尊敬有关。他也懂得，没有经济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无异是一枕黄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他还坚持保留共产党的政策。他试图吸收西方经济概念把它运用到僵化的苏联意识形态制度上时，他才发现这两者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会受其思想的影响。到头来，两头落空。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结束了。这种突然的下台恰好与他的个人风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飞船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不久，赫鲁晓夫和三个宇宙飞行员通了电话，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并告知，在他们返航时，他将给他们准备一个场面壮观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挂完电话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通了电话，井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对一个赫鲁晓夫手下的人来说，这个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通过无线电话机跟伏斯考德号飞船的宇宙飞行员讲了话。他用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来中止他的谈话，他说："米高扬同志在这里。他确实把电话机从我手中拉过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这三个字宙飞行员经过七天飞行返回陆地时，赫鲁晓失因没有出席这次庆祝活动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撵下了台，过着失宠政客的养老生活，而被人们忘却。

他的同僚要废黜他有两个原因。首先，即使几乎所有这些同僚曾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他，但对他的那种反复无常、无法预测的治理国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满。斯大林每当实行戏剧性的新政策时、对那些支持过旧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赫鲁晓夫的清洗，不象他协助斯大林执行的清洗那样严厉。党的官僚主义者也许会丢官，但很少掉脑袋。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说："最后，他招来了部下的怨恨，而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他们进行惩处，真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第二，俄国简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谈举止和对外宾的粗暴无礼，逗得统治集团有时啼笑皆非，有时高兴。但是，俄国人由于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总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正如有几个苏联官员在最高级会晤期间向我暗示的那样，认为赫鲁晓夫破坏了他们的威望。在听说赫鲁晓夫已被赶下台这则消息时，一个苏联外交官说，感谢上帝，那个白痴给清除了。他使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

赫鲁晓夫从一个世界上第二号最强大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降到了苏联人称之为"平民百姓"。他永远过着被软禁的生活，禁闭在难以辨认的公寓或简朴的乡间住宅里，只是有时在严密监视下乘车稍事外出而已。对许多领导人来说，下台后的日子是难堪的，而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日子简直生不如死。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很显然养老生活在折磨着他。他惊人的精力消失殆尽；两眼黯淡无光。他的嗓门变得嘶哑，他没讲几句话，声音竟小得如耳语一般，逐渐听不见了。

1965年我在莫斯科进行私人性质访问期间，有一回和两个苏联导游进餐，一个加拿大的新闻记者建议我到赫鲁晓夫公寓去拜访他，可我的导游料想会随时跟着我。我对他们说，我要上便所。于是，加拿大朋友和我从后门溜了出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赫鲁晓夫住的简陋公寓。我们到达时，碰上两个粗壮的大个子女人阻拦我们进门。其中一个女人一手提着一桶水，一手拿着一把墩布，我问她能否见见赫鲁晓夫。我的朋友当时给我翻译，这个女人通过他回答说，"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她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跟他的月球卫星一起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张手写便条。便条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我猜想，他可能从未收到这张便条。几年后，在他于1971年去世后，我获悉赫鲁晓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于没能见到我而感到十分遗憾。

赫鲁晓夫和我进行热烈的"厨房辩论"时，我感觉到有人撞了我一下，这时他推开人群，来到把厨房和过道隔开的栏干旁去找个位置。当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辩论时，我瞥了他一眼。

他对我们的辩论只做出一次反应。赫鲁晓夫喊"我们也是巨人"时，他使劲地点点头。当时我对他没有多加注意。但是，我事后得知，这个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后，我们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出席最高级会议。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的同一个办公室里迎接了我。我们握手时，他很亲切。他长着一副方而宽的脸，一双冷冰冰的蓝眼睛显得毫无表情，只是有时露出强作的、相当谨慎的微笑。他象赫鲁晓夫那样，做了一个姿势示意我在摆在室内一边的一张长桌旁和他面对面地就坐。然后，他抱怨我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但他只是敷衍塞责地提了一下。在他发表近乎形式的讲话后，他很快使人感觉到又热乎起来。他说，有必要发展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就象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那种关系。

我说，在研究了盟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史后，我发现，战争时期低级官员之间的分歧，常常在首脑层达成协议而加以消除。我又说，"那就是我愿意和总书记建立的那种关系。"

他显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兴了，在我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准备。"然后，我说，如果把这些问题都交给官僚主义者去做决定，那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来，用手掌拍拍桌子，一边说，"如果情况真是那样，那我们不就成天埋头于文件啦！"正是在这种愉快而充满希望的调子中，我们结束了第一次简短的会晤，而这种调子与我和赫鲁晓夫的首次会晤恰好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比。

勃列日涅夫已成为苏联第四任专制统治者，我作为总统，将和他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在列宁统治时期，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时期，他是一名步步高升的共产党官员：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已是一个备受信任的中将。他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组织工作者：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他领导苏联，第一次妄图争夺对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权。

通过比较，已对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鲁晓夫穿着普通袖口的衬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为了与他那裁剪合身的绸西服相匹配，穿着法国式袖口的衬衣并扣着金袖链。赫鲁晓夫几乎总是与他的司机一起，坐在他轿车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却不屑向他的司机点一下头就一屁股坐在后座舒服的沙发垫上。

即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同，但他们从事爱好的方式却大大不同。比如，两人都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喜爱打野鸭子的每个方面，从河水轻轻拍打他船舷的水声直到群鸟突然朴朴起飞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勃列日涅夫告诉我，他更喜爱打野猪，但很明显，他缺乏他前任那种运动家的风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乡间别墅的门廊中，坐等他的猎物闯入用玉米粉作诱饵的特定地区，并借助于望远镜开枪把野兽击倒。

打猎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对技术上的一些灵巧的新发明，诸如自动门和奇妙的电话支架一类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说明俄国人那种既有纪律又有悠闲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烟盒，它的内部装有一个定时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每小时他总要机械地消灭一支按规定抽的烟，随后合上烟盒。但几分钟后，他常常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从他随身带的一盒普通烟中抽出一支来过过瘾，一直到报时器允许他抽第二支烟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人，也喜爱收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各种高级豪华轿车。1973年美苏最高级会谈期间，当我们乘飞机去戴维营时，为了祝贺他的来访，我向他赠送一件官方礼物--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他一再坚持要立即试车，跳上了驾驶座，并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发动机的油门，在围绕戴维营的狭窄的公路上疾驶起来。勃列日涅夫习惯于不受阻挡地在莫斯科供要人们专用的街道上驾车。我真不愿意想象如果当时特工人员或海军的一辆吉普车突然闯入那条单行道，那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极为陡峭的斜坡，上面挂着"慢！急转弯危险！"的标志。甚至驾驶一辆专供打高尔夫球的车辆在这种斜坡上行驶时，我都感到要使用刹车，以防汽车在尽头急转弯时滑下道去。当我们在斜坡上行进时，勃列日涅夫驾车的时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并对他说"慢一点，慢一点"，但他毫不在意。当我们到达尽头，他急刹车猛拐弯时，橡胶轮胎发出了"吱"的尖声。

在我们驱车结束后，他对我说："这是一辆非常高级的汽车。刹车不错。"我回答说："你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司机。我是绝不会以我们乘坐的车速来作那样的拐弯的。"我冥思，外交并不总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赞成过美好的生活，并喜爱乘坐游艇、看纯种马的比赛，并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期间，当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别墅去进行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一位非常迷人的、体态健壮的年轻女子正要离去。

勃列日涅夫的译员把她介绍给我时说，她是他头头的女按摩员。当我同她握手时，我闻出了她身上洒的香水味，这种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国的一种高级香水，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爱的一种香水。

在世界上的领导人中，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唯一的爱好奢华和舒适的人。但他是第一个不顾廉耻地纵情享受的苏联领导人，1976年，在我中国之行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苏联人不象中国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过着特权生活。他说："光从这一点考虑，党政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已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象百万富翁那样行事--这就是今日苏联问题的所在。"尽管他没有充分陈述中国社会等级划分的情况，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是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已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新阶级"--与普通苏联公民隔绝、脱离，把他应该关切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事实上，在我去苏联的历次访问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产党的特权阶层比任何一帮资本家更接近于马克思对一个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

我有一次听到的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笑话，最完美他说明了这种矛盾状态。育一次，他带着他母亲去他优雅的乡间别墅一游。他骄傲地带她观看了郁郁葱葱的花园、金壁辉煌的门厅以及豪华的卧室，她怀着惊讶的心情转身问他："列昂尼德，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产党人回来，那你将怎么办呢？"

在私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一个"新沙皇"，但他的外交政策却回到了老沙皇的扩张主义。如果他是旧政权的一个领导人，那人们就会称他为"列昂尼德大帝"，由于他在全世界扩大了俄国的影响，因而获得了这个受赞美的雅号。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和它的共产党盟国控制了南越、柬埔寨、老挝、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安哥拉、莫桑比克，最近又控制了那个"决定亚洲命运的旋转式栅门"--阿富汗。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莫斯科正在扩大它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共产党桥头堡。

当赫鲁晓夫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时，参加打牌的人可能已经更换，但这场赌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渤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有同样的目标：增强苏联的力量，扩张苏联控制的地盘，并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输出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位连骗带吓的大师，因为他必须是这号人。他手中几乎没有什么王牌。勃列日涅夫可以表现得亲切真诚些，因为通过大规模增强军事实力，他给自己分发了几张爱斯王牌。

在个人外交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与林登·约翰逊相似。他们都不得不用某种实际动作来加强他们讲话的效果。

不管赫鲁晓夫走上前来吓唬我，还是企图戏谑般地狠狠地触我的肋骨，他的那种依靠动作来加强效果的外交总是咄咄逼人的。当勃列日涅夫伸出手来碰我手臂或抓住我的手臂时，他是想央求而不是威吓。但一旦这些较为和解的手段不能打动我时，他也会动武的。

勃列日涅夫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感情上是反复无常的。他一忽儿以十足的诚意谈到，深切地期望把和平遗留给子孙后代。过一会儿，他又非常明确地表示决心，他有权控制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友好一下子转到无情，这一点是很突出的。1972年，我们举行最高级会议时，他热情地陪同我方成员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当我们泛舟漫游时，勃列日涅夫一面骄傲地指着速度计，一面开玩笑地不断用胳膊时轻轻推我，这时速度计显示出我们正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这次令人愉快的游览之后，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让我们坐下来进行一次会谈。他不久前还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现在又开始愤怒地谴责我为结束越南战争所作出的努力，并指责我企图通过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来对他施加压力，那时我突然想起了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他这次出击仅仅是长时期攻击的第一手。连续三小时，勃列日涅夫、阿历克赛·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尔内恶狠狠地轮番对我进行责骂，犹如克格勃的审讯者轮流审问一名难以对付的嫌疑犯一样。

然而，会议刚结束一会儿，我们上了楼，在晚餐席间进行了一次十分亲切的谈话。我照例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不能让基辛格喝得太多，因为过一会儿，他还要与葛罗米柯谈判。这句俏皮话把苏联领导人大大地逗乐了，他们纷纷前去，借各种名义强劝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来，似乎刚才楼下那次语言刻薄的唇枪舌战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勃列日涅夫象他同代的许多苏联领导人一样，在谈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感情尤其冲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对那些苦难岁月是如此记忆犹新，好像这些日子在昨天才结束一样。

1972年我在电台和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时，谈到一位十二岁小姑娘丹娘的故事，她在日记中挨个地记述了在列宁格勒被日期间，她家庭成员牺牲的情况。我最后说："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确保每个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难。"

勃列日涅夫事后告诉我，我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第二年，在圣克利门蒂我家里的一次私人宴会上，在向他祝酒时，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话，那时，勃列日涅夫是满眶泪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餐桌，拥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对我说："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尤其是当我想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时，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们不应把那种感情的流露当作是多愁善感。他的声音是有力而深沉的，这个声音散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和个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强有力的手势，常常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一次他就这种习惯开玩笑地对我说："每次我站起来，我又作了一次让步。"他有时滔滔不绝，含糊不清，但他善于巧妙地把话题从他易遭抨击的地方扯开。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象赫鲁晓夫那样强而有力、机灵、狡猾，毫不逊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们早已结束会议休息，因为勃列日涅夫说，与华盛顿三小时的时差给他带来不适。然而，几个小时后，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基辛格的口信来到我的房间：勃列日涅夫要求会谈。我进行了一番安排，我们就在我楼上的书房中进行会谈。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苏联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鱼贯而入时，他大笑着说："总统先生，我睡不着。"我回答说，这倒是一个谈判的好机会，不会被人打断，也不会使人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