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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加斯佩里看起来不像一位英雄，听起来也不像一位英雄。然而，他堪称战后世界上的英雄之一。他的事迹表明：政治家并不需要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甚至不需要雄辩的口才，领袖人物可以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必要大叫大嚷；和善的人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面临着一段危险的政治真空时期。

1922年，法西斯主义者掌了权。当时，意大利缺乏经验的成年人对和平时期的政府的其它形式毫无所知。德·加斯佩里终于给了意大利人民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建立在实用主义和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的、温和而稳固的政府。虽然西方组织得最好的共产党施展了计谋，德·加斯佩里还是在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国，而且使它巩固下来。

德·加斯佩里1945年掌权时，工农业生产已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失业现象到处蔓延。有一段时间，意大利仓库中只剩下能够维持两个星期的粮食。然而，在他的领导下，六年之后，意大利的农业几乎全部恢复，工业产量还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他还使意大利在各国中的声誉得到全面的恢复，并与美国和西欧各国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德·加斯佩里，意大利国民政府才能一直为基督教民主党所控制，它与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实上，在变得非常混乱的（西方）联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为可靠的成员之一。

1982年初发生的波兰危机考验着西方领导人的性格。面对苏联一手指挥的、对波兰要求自由的骚动所进行的镇压，如果邱吉尔、阿登纳或德·加斯佩里这样的人在世，无法想象他们会象目前欧洲某些政界和知识界领导人那样作出反应。他们丝毫没有留下回避问题的余地，也不愿采取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可惜这种态度一般说来已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特征，特别是成为西欧对苏联威胁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了。戴高乐可能是傲漫专横的，他固执地闹独立性，经常是美国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际，他给肯尼迪总统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将和您站在一起......"戴高乐、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都是将其政治原则深深扎根于宗教信仰的领袖。他们都是吓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国国内对西方联盟的性质、内部团结、是否可靠等问题甚为关切；与其冒依赖于不可靠的欧洲盟国的风险，还不如自己单独干的想法，也在增长。欧洲人则越来越把美国描绘成为好战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或者危言耸听的国家，它找出一个又一个借口，回避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令人寒心的是，在这方面，八十年代的欧洲酷似三十年代的欧洲。

问题则在于三十年代的教训在八十年代是否会被汲泉-而且是及时地汲龋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者：恩克鲁玛、苏加诺、尼赫鲁对西欧各国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对这些国家以前的许多殖民地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突然陷于走向独立的、变幻无常的境况之中，对这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又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将通过这场考验，有些人则可能通不过。其中特别引起世界瞩目的三位是：加纳的思克鲁玛，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

他们都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于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涡之中。他们事迹中的类似之点和差别之处表明，领导一场革命和建设一个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脱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欧洲，发现各国领导人都在竭力进行奋斗，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想象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他们需要取得帮助来重建家园；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万人挨饿。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丛林中创建新国家的。他们能够求助于很多世纪以来先进的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可以仰赖于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使他们摆脱出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片废墟下面，还有一支非常称职的劳动大军，他们在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当时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

十年后，我访问了加纳，代表美国参加该国独立的庆典活动。尽管加纳缺乏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及欧洲国家那样的工业基础，但我听到的简单介绍表明，它在开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时，是有过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的。

加纳是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独立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曾在美国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教育。那时，加纳被欢呼为英国的"创造性的退让"政策的榜样。值得赞扬的是，英国人像他们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样，通过培训加纳文职人员及把他们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的办法，为这个国家取得独立进行了精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加纳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和一支受过教育的人才队伍。由于它的可可的收获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纳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今天，加纳却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鲁玛本人。有的人在领导革命时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随后建设国家时却遭到彻底的失败。恩克鲁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团参加了独立庆典活动。在一家为接待来访代表团及将会随之而来的旅游者修建的新旅馆里，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夜晚。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人民在街上载歌载舞，跳着《嗨，生活》的舞蹈，通霄达旦，几乎使我们彻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国王室参加了庆典。她乘着一辆罗尔一罗伊斯汽车来到会常尽管天气炎热，她看来还是无可挑剔的平静和庄重。当她代表王室在议会开幕式上宣读讲稿时，加纳的部长们和当时的反对党的代表们，都戴着白色的英国假发。整个庆典活动是在极其庄严的气氛中进行的。

英国总督查尔斯·阿登一克拉克举行的招待会，是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来自全世界的达宫贵人们都加入了长长的接见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难过。他是一位显得迟钝臃肿的人，穿着英国人要求他们的外交人员在热带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浃背。我们握手时，他说，"这是小憩的好时候了。"他陪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设备的接待室。人们给我们端来了冰镇柠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监督过这次独立的许多准备工作，因此，我问他加纳的试验是否会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耸耸肩膀，答道："成功的机会大约有百分之五十。我们是尽可能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不过，你们也别忘记，自从我们在丛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战的这个地区划出来以后，至今还只有六十年的时光。你们昨天晚上见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过早地赢得了独立。不过，我们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这样干的。"

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对我说过，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热情的驱使下，迫使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过早地从非洲和亚洲撤走。他相信，自治毕竟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但他又说："民主制度的政体，是政府形式中最难管理的一种。这需要让人民有数年的准备时间，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处理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参加独立庆典的美国人一样，确实为当时那种乐观的气氛所深深地感染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们就加纳未来的前景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那极为明智、冷静客观的估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双眼闪闪发光，深情地对我说，"加纳只能这样做。

全世界正在注视着它，看看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当时认为，加纳一起步就这样顺利，恐怕只有精灵才能把它毁掉。我根本没有意料到，恩克鲁玛居然发展到成为这种精灵的地步。事实上，当时他在举止和言谈方面还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恩克鲁玛声称，他对美国的民主和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为钦佩。当我在赠礼仪式上宣布，美国政府将赠送给他一份官方礼物--一所全套的技术图书馆时，他看来很高兴，说，这将帮助他把西方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成果在非洲推广。他还告诉我，亚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决心按照适合于加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方式来实行林肯的原则。

恩克鲁玛于1909年出生在英属西非的一个偏僻地区。他的父亲是村里的金匠。他本人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和黄金海岸著名的阿契莫塔学校求学。由于他非常聪颖，他的叔父--一个金刚石的勘探者--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他在林肯大学获得了神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又在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深造。1947年，获得两个大学学位的恩克鲁玛怀着对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强烈兴趣，回到了黄金海岸。不久，他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人民大会党，后来，他象萨达特和尼赫鲁一样，由于参与赞成独立的各种活动，终于被捕了，入狱服刑。1951年，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赢得压倒多数的胜利，阿登一克拉克释放了他。翌年，他当了总理。

自青年时代起，恩克鲁玛就显露出公开演讲的才华，他那宏亮的声音和深思的漂亮外表对群众很有吸引力。我看到过他使那些聚集在一起参加1957年独立庆典的人们入迷的情景。

尽管他在私下谈话时语调温和，但当他来到人民中间并向他们讲话时，就判若两人了。他只要说上几句话，就能使他们激动得发狂。很明显，他的人民是忠于他的。我与他交谈时，发现他看起来也是忠于他的人民的。

但是，在独立庆典火热的激情消逝之后，加纳又慢慢地从一个灾难倒向另一个灾难了。恩克鲁玛恣意挥霍，把大量钱财花费在落后国家视为现代化象征的那些工程上，如，搞一座大坝，开辟一条航线，建一个机场。他决心使加纳在经济上独立，企图通过在本国生产加纳所需的一切的办法来取消进口。

这对恩克鲁玛来说，就是意味着由政府来进行生产--不管政府是否能胜任，也不管当地生产的物品比进口的还要昂贵。他对工业企业、种植园和商店实行了国有化，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他不仅把自己看作加纳的国父，而且看作非洲独立之父。他白白地为非洲统一组织总部耗费了大量资金，该组织的总部最后却设在埃塞俄比亚。他还把加纳的钱财源源不断地倾注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独立运动上。

加纳本可以从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行紧密的联系中大受其益。但在这一时期中，恩克鲁玛的反西方的偏执狂和咄咄逼人的泛非主义却逐步升级了。他大搞个人迷信，肆意挥霍政府正在迅速减少的资金，为自己建造了精致的纪念碑。

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加纳主要出口物品的可可的价格暴跌。加纳再也没有任何储备可以依靠了。

当经济情况恶化时，恩克鲁玛不仅没有集中全力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来扭转局面，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加纳北方的几内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包括黄金和金刚石的国家。几内亚的领导人塞古·杜尔1960年来华盛顿访问时，我陪他去白宫。他走了过来，看样子很热情、英浚不过，他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强加于几内亚，并希望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两个国家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几内亚尽管自然资源丰富，其境况甚至比加纳更糟。恩克鲁玛像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埃及的纳赛尔一样，虽然无法应付国内的问题，却滋生了贪得无厌的、在国外进行冒险的欲望。他试图把加纳和几内亚合并起来，但未获成功。

随着岁月的流逝，恩克鲁玛越来越脱离人民了。他自称为"救世主"，从戒备森严的官邸中，向全国发号施令。1964年，所有的反对党都被宣布为非法，许多抨击思克鲁玛的人被投入监狱。两年后，加纳的经济形势由于可可价格的波动和耗资巨大的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后果而变得更加动荡了。于是，军方在恩克鲁玛访问北京期间，把他推翻了。1972年，他在几内亚流亡之时去世。

加纳在独立以后的头二十五年中，发生过五次军事政变，有过三届民选政府。可可现在仍然是加纳经济中的主要产品，但其产量仅及独立前的一半。它的黄金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

国营种植园的烟草产量只为八年前的十分之一。粮食生产也下降了。在领取工资的劳力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由政府支付工资的。

思克鲁玛留下来的遗产是：他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贪污腐化盛行的政府机构，以及破产了的经济。思克鲁玛所造成的破坏，需要由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进行多年的努力才能够恢复过来。

就某种意义而言，加纳是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悲剧。恩克鲁玛在争取独立的热情的驱使下，可能相信他自己能创造出奇迹。但他掌权之后却被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所吞噬了。西方那些施加压力以加快非殖民化进度的人之所以那样做，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思往昔，当时那些比较慎重的人，恐怕才是比较现实的。

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中，数以十计的殖民地前哨地区的人民，已经可以任凭那些损人利己的新领导人宰割了。旧殖民结构的瓦解为一场新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那些夺得权力的人争夺巨额财富开辟了道路。这些以前的殖民地中，有许多人是在对民主毫无体验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所以，他们只了解民主的皮毛。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专制或穷困，或是两种兼而有之。

对加纳来说，更加可悲的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境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最好的实证之一，是加纳的邻国--象牙海岸，它与加纳和几内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象牙海岸由于近海石油矿藏的开发，显然已经处于新繁荣的边缘。然而，在此之前，它既缺乏几内亚所拥有的矿藏资源，独立前的经济又不象几内亚那样富裕。但是，象牙海岸有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这样一位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的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在法国内阁中担任过好几个职务，包括在戴高乐手下担任过国务部长。尽管他极力把人民要求成立一个国家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意愿，但他坚持认为，骤然建立起来的"绝对的独立"--用他自己的话讲--将使这个新兴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象牙海岸干1960年从法国独立出来时，虽然割断了它与法国的一些联系，但没有割断主要的联系。他不但没有驱逐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反而把他们请进来。他不但没有推行国有化，反之，给予私人企业以基本的信任。结果，象牙海岸成为西非最繁荣的国家，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人均收入为加纳的三倍和马克思主义的几内亚的九倍。

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会过渡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象许多人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没有掉进操之过急、要求过多、结果一无所获的陷饼。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国家中，象牙海岸与别国相比，是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较少，但获得进步较大的国家。

乌弗埃·博瓦尼坚持说，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为将来政治上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只有时间才能证实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取得进步，总比在两个方面都失败要好得多。谁要是就非洲的未来打赌的话，都将不得不承认：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邻国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发达的、贫困的南方大量进行资助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辩论。赞成这种想法的热情鼓吹者说，我们需要有一项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贫穷国家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想法的意图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马歇尔计划，美国仅向西欧各国提供了总额为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亿美元。由于这些先进国家都具有自己的工业能力，如果它们没有外界援助的话，自己也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外界的援助，仅仅是加速复兴进程的一种手段。

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将近九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钱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费了。总的说来，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与欧洲和日本相比，则尤为令人沮丧。恩克鲁玛的加纳所发生的悲剧证明，未来应记取的教训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必须仰仗于技术知识和一个鼓励私人投资的、稳定的政府。

象加纳的恩克鲁玛一样，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一位富于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

然而，苏加诺也象恩克鲁玛一样，一旦独立得到巩固，他又变成一种灾祸。这两个人都只会摧毁，而不会建设。

苏加诺长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自恃到了趾高气扬的地步；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使群众为之着魔的风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许革命发展成为宗教的革命领袖。这种革命并不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标。

三十年代期间，苏加诺一再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放逐。这段经历使他十分忿懑，怨气难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并站稳脚跟之后，他还通过在荷属新几内亚制造混乱的办法，继续推行他自己的、反对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

六十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辉煌胜利"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我对共产党人并不耽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

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

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象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渲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反复进行下去。他曾经说过：革命使我神魂颠倒。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我。浪漫主义使我发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样，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汹涌澎湃，发出闪电和雷鸣。

来吧，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煽动欢跳的火焰吧！让我们变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苏加诺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情景。他使听众入迷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又象举行仪式似地不断高呼"曼达加"，以此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个词是印象尼西亚革命的战斗口号，也是自由、尊严和独立的象征。群众也一再高声呼应："曼达加！"

陷于几乎难以置信的狂热之中。我膘了一眼苏加诺：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

苏加诺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铁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见过的最有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家中，有些人谈吐很文静，私下谈话时甚至还有些害羞，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那种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为需要这种品质的场合而存在的。然而，苏加诺却表里如一，身上没有一点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的影子。对他来说，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样重要。这场革命把人们的激情释放了出来，又使人民不顾一切地恣意行动，而苏加诺还要把他的这种革命无上境地继续下去。我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读到，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就立即要求赫鲁晓夫提供款项来建造大运动常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苏联总理则迷惑不解，他原来估计苏加诺会要求提供粮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苏加诺要的却是一个他可以继续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所。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富裕与赤贫经常同时并存。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贫富悬殊的情况象苏加诺的雅加达那样严重。1953年，我们从机场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看到地上尽是敞开的污水沟和绵延几英里的、简陋不堪的棚屋。苏加诺自己却住在占地几百英亩的、葱翠的花园中的宫殿里。当我们抵达他的官邸的大门口时，他在门前的台阶上迎候我们，身穿洁白夺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宫殿也是纯白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果我们直视它，准会刺伤眼睛。

苏加诺是一位高贵显赫的主人，丝毫没有许多小国领导人在欢迎大国代表时常有的那种阿谀奉承的样子。他不象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自卑情绪。相反，他给人以不仅觉得自己应与别人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讲地道的英语，在陪同我们参观他那座满是印度尼西亚艺术的无价之宝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的宫殿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那天晚上的宴会也是很高雅的。我们在一个宽阔的人工湖旁进餐，周围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开满了白色的荷花。这顿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质的。

然而，苏加诺也关心比较细小的事情。他告诉我，在来宾的浴室里，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设备，又有一个老式的水桶。

他说，他喜欢用后者。尽管他的生活过分奢侈，但他仍然与最贫穷的人民保持着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联系。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总是喜欢让汽车在路边停下来，与人们握手、攀谈。我在其他国家见到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们许多驻外人员--尤其是在亚洲的人员--认为这有失尊严。但是，苏加诺并不这样看。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农村访问时，发现这些村庄比我们在雅加达地区看到的更为贫穷。我们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了下来，看到他炸红薯作为午餐。我们还参观了一家乡村的咖啡馆，而且与店主闲谈。人们看到一位美国副总统与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点惊讶，但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总统时，却没有表示出吃惊的样子。苏加诺定期地到农村巡视，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并在失修的村舍里过夜。

苏加诺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仅吸引着印度尼西亚人，而且也吸引着美国人。1956年，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由我陪同他。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到首都市政厅的特区大楼去，苏加诺就在那里接受这座城市的钥匙，他穿着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顶穆斯林的无沿便帽，还拿着一根镶嵌着象牙的轻便手杖，彬彬有礼，心情很愉快，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突然，使我们的安全分队毛骨惊然、但使群众兴高采烈的情况出现了：他挤过了警戒线，与男人们握手，和孩子们活跃地交谈，还亲吻妇女们，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高兴得尖叫起来。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时，苏加诺在肉体上也是纵欲的。

最近，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提及苏加诺。布尔吉巴本人也是同时代的一位革命领袖，而且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当我说到苏加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时，他皱着眉、摇了摇头，说：不。首先，他坚持说苏加诺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与日本人相勾结，以此作为把荷兰人赶出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手段。接着，布尔吉巴又补充提出了另一条反对我的看法的理由，说："我记得很清楚，当苏加诺来到突尼斯时，我们本来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讨论，而他要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却是要我给他找‘一个女人'。"

苏加诺至少结过六次婚。在他掌权的整个时期里，他的性能力和性欲是无数传说和故事的话题。我在1953年出访之前，接到国务院给我的情况简介，其中强调了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欢人们在这方面奉承他。很明显，性和革命使他那种要别人敬慕他、并为他作出牺牲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幸的是，一位称职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与他这种品质相反的。对苏加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应该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却把政府当作在政治上和肉体上炫耀男子气概的场所。荷兰殖民主义曾使他个人蒙羞受辱，对他的男子气概是一种挑战。苏加诺在执政的二十年中，以毫无约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属新几内亚进行大叫大嚷的威胁来显示他的这种气概。这些狂热最后终于把他本人吞噬了。

苏加诺和恩克鲁玛的事例，同时证明了一条关于领导问题的可叹的真理：那些最善于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纲领往往却是最糟糕的。

蛊惑人心的行为还是起作用的。由于这样的人缺少责任感，所以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选择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词语，以便触动听众的感官最基本的机能。恐惧和憎恨是强大的力量。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这些力量利用起来；希望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蛊惑民心的政客又善于抛出虚假的希望，诱骗那些非常愿意相信这种希望的人们，使他们把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苏加诺有一个纲领--从殖民统治下取得自由。他围绕这个纲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统治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就只是意味着一场灾难了。但是，他依然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曼达加"的口号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二是由于他本人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说家的气质，三是由于他喜欢吹嘘的作法对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义结束之时，新兴国家中那么多新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蛊惑民心的政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摆脱殖民统治是一种单打一的运动。它为蛊惑民心的宣传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蛊惑民心的宣传，又特别适用于这种运动。它要求相当大的、激起人们感情的力量。实际上，它又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全民皆兵的国度，至少是造成一种可能出现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胁。它丝毫不需要审慎的、错综复杂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这种运动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胁宗主国的力量，使它觉得继续保持控制将是危险而枉费心机的，这就行了。

印度的贾瓦哈尔·尼赫鲁与恩克鲁玛和苏加诺不同，他既是一位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革命领导人，又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然而，他与他们--特别是与苏加诺一样，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尼赫鲁纠缠于克什米尔问题，与苏加诺纠缠于西伊里安问题如出一辙。他对印度的需要的关切，与他对自己在第三世界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的关切相比，如果说不是黯然失色的话，起码也是相形见绌的。

尼赫鲁才华横溢而傲慢，是一个具有贵族派头、脾气急躁和极端自负的人。他热沈地献身于印度和独立、统一的理想。

对印度来说，不幸的是，他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为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他和他的女儿决意在地大物博的印度强行推行这种理论，使印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国家具有几百年反抗外来势力的传统，数百万人仅能勉强糊口。

1889年，尼赫鲁生于阿拉哈巴德--它现在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克什米尔一个有钱的婆罗门，而且是印度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尼赫鲁与克什米尔这种祖传的联系，很可能是他后来那么热衷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一个原因，他决意把克什米尔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拼命反对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自已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自决权有利于巴基斯坦而不利于印度。

尼赫鲁本人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受过英国的绅士教育，并于1912年被接纳参加英国律师界。回到印度后，他当了一个时期的律师。但是，1919年英国在阿木里查对印度军队的大屠杀使他极为愤怒，从那时起，他就献身于印度的独立事业了。

他是圣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甘地的左翼，而且不象甘地那样信奉非暴力主义。他向别人鼓吹非暴力；但当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时，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鲁似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竞选者。1937年大选之前，他作为国大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进行竞选，在二十二个月中，行程达十一万英里，一周之内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讲。

三十年代期间，尼赫鲁因为参与抵抗活动而一再受到监禁。第二次大战中，他反对援助大不列颠--除非英国立即让印度独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传，以及以给他女儿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世界史。战争结束时，他参加了分割次大陆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的谈判。1947年，他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并一直担任该职到1964年他逝世时为止。

尼赫鲁中等身材，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他五官端正，育着一个鹰钩鼻和一双暗棕色的、善于表达感情的眼睛。他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风度。他的英语，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语，也都是无可挑剔的、严谨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尽管我从来没有机会听过他向群众讲话，但他那种使人数众多的听众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据说，他有一次使一百万人都听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场，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哪怕听不到他的讲话，也都会被他吸引住，在我见到的世界领导人中，尼赫鲁肯定居于最有才华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处和自以为是得使人难以忍受的人。他还具有一种明显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饰的优越感。

尼赫鲁也面临过一些会使小人物犹豫动摇的挑战。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后一次见到伊朗国王时，他议论起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把印度和中国作了对比，说："中国是一个民族。他们可能讲不同的方言，但他们的书面语言是通用的。不管他们住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感。这把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在政治问题上，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也有尖锐的歧见，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为他们的中国传统而感到骄傲。"他又说："印度却是一个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大杂烩，没有一种基本的印度语言。印度人在议会中唯一能够相通的语言是英语。"

他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讲十五种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和数千种次要的语言和方言；印度的历史又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无法计算它有多少种族和少数民族。他说，在英国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个国家。他认为，印度是一个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人口众多，但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为本身提供吃穿的潜力。

伊朗国王的论点是：印度几乎无法管理自己；谁要是能够成功地把印度一直捏在一起，这个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鲁做到了这一点。值得赞扬的是，印度尽管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把印度诱向独裁统治的趋势，但尼赫鲁坚持印度应该保留和发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见到了尼赫鲁。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诉我说，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则说，他是反英的；还有一些人告诉我道，他只是反对白人。这些指责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根据我自己和他谈话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罗·霍夫曼的看法。他对我说过：尼赫鲁只不过是深切地热爱印度罢了。

尽管尼赫鲁的不少年月是在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度过的，而且他在英国监狱中也被关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赏英国诗歌，有时还去英国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但他也处处显示出要人们认真地把印度看成一个大国的态度。这位高傲的人对英国统治者把印度人当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他后来向世界其他地区讲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看来也是出自内心的。印度人民对他的奉承，使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变本加厉了。三十年代中，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1953年我见到尼赫鲁时，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谈论美印关系，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时间长篇大论地对我讲述他所谓的、印度正面临着来自穷兵赎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险的问题。尽管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的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假设性的威胁，他的举止却预示着如下时刻的到来，十八年后，得到苏联供应的印度军队在他女儿的领导下肢解了巴基斯坦，并威胁要消灭它--这是我根据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设法予以否定的目标。

回首往事，我认为他把无可争辩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过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上，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尼赫鲁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将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弹，和平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时，未能使自己这样做。印巴冲突是战后的历史上愚蠢地耗费军事力量的最悲惨的事例之一。几十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虽然有几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但它们每年还都花几十亿美元去购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胁，而是为了互相残杀。

然而，在我们的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一个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论点。他说，有四亿人口的印度正试图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取得繁荣、进步和正义。六亿人口的中国则试图通过专制的途径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坚持说，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印度取得成功，这是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这样，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时，将会看到民主的途径是可行的；而共产党的实验是失败的。这个论点是为尼赫鲁的目的服务的，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颇为正确的。

印度持续地发生经济灾难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鲁自己顽固地信奉社会主义。他说过，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试验，代表着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竞争。这句话虽然是正确的，但印度所进行的并不是建立自由企业的试验。尼赫鲁在狱中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会主义，并极力敦促他的追随者们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他一开始就为社会主义的教义所吸引，这是不足为奇的。尼赫鲁出身于特权阶层，在社会道德的熏陶下成长。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度，并不是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甚至称不上是农业民主国家。印度等级制度森严，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使他们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万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却是难熬的贫穷，早逝甚至成为摆脱贫穷的一条途径。

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产率。相反，在经济方面，它却采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办法。官僚机构则象一层又一层粘蝇纸一样，使人们寸步难移。印度独立以来，光美国就已向它提供了九十多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笔钱并未能用于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而只是用来补救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不幸的是，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罗曼蒂克和他对巴基斯坦的耿耿于怀，却成为他传授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偏见的一部分。1953年，我与尼赫鲁晤谈时，她是一个兴致冲冲的旁观者和听众。她充当女主人，招待我的夫人和我。在我们访问期间，她彬彬有礼，考虑周到。多年之后，她担任总理，我任总统。我再次见到她时，发现她确实酷似其父。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她对巴基斯坦的敌意甚至比她父亲更为强烈。

贾瓦哈尔·尼赫鲁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我在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印度人民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他具有一种近乎超凡的、神秘的气质。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把这种气质与对权力的要素的精辟了解和行使权力的意愿结合了起来。在必要时，他会毫无保留地使用这种权他的遗产就是印度这个国家，以及印巴冲突给印度留下来的、持续不断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