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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很少有笑容。当他笑的时候，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就象啃了一口柠檬、发现里面是甜的一样。他面容憔悴，皱纹很多，眼睛疲劳无神，眼皮困顿松垂。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年轻的助手们也说很难赶得上他。象意大利的德·加斯佩里一样，他经常也是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关闭政府办公室电灯的人。

费萨尔患有溃疡病，只能吃刺激性小的食物。在1974年他为我们举行的国宴上，他的客人都上了味美的烤羊肉，而他只吃米饭、豌豆和蚕豆。他用叉子把它们捣碎，然后用勺子吃。那繁忙的工作日程及禁欲主义的本性，使他毫无娱乐活动。领导九百万沙特阿拉伯人的重任和对其他几百万穆斯林的精神上的职责，都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

其他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立法机构：费萨尔则拥有绝对的权威，通过分散在整个王国的几千名王子这个网络来进行统治。他把能干的顾问们召集在自己周围，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由他自己作出抉择。由于他拒绝分散权力，连许多赞同他的施政大纲的沙特阿拉伯人也抨击他。

尽管费萨尔拒绝实行民主，但他仍然接近他所统治的人民。他登基后不久，他的妻子陪他参观了在阿尔·玛萨的一所重新装磺的皇宫。当他看到奢华过度的王室卧房时，不禁问她："这是谁的房间？对我来讲，实在大豪华了。"他在楼下大厅中选中了一间窄小的房间，在里面只安置了一张单人床。他不喜欢人们吻他的手或称他"陛下"，而是喜欢人们称他"兄弟"，甚至叫他"费萨尔"。沙特阿拉伯传统的议会，是他的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位国王每周接见臣民时，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抱怨家畜被偷或发生财产纠纷等情况。

费萨尔之死是特别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们的会谈中，他对他的空军中一些年轻军官的忠诚表示深为忧虑。他们在美国受过训练。他担心他们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后来就感染上了这种毒素。费萨尔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险是来自于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争议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国开放电视--尽管他已决意对电视节目进行严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异议的王子认为电视传播了邪恶的影响，因而率队突袭利雅得广播电台，但未获成功。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宫殿，在那里被保安部队杀死了。十年后，费萨尔被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报复行为。在与我交谈时，费萨尔曾经说过，他认为，一般他说来，电视和新闻工具充其量只是现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恶"之物。他是唯一由于电视而丧命的领导人。

费萨尔被暗杀时，一家周刊说，虽然他的权力平静地、和平地传给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来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国王，但这次谋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东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无独有偶，当萨达特总统在1981年秋被暗杀时，许多人也说，美国不应该把武器出售给中东的："不稳定的"政府，即使其权力是平静地、和平地传给萨达特亲手挑选的继承者-1956年以来埃及的第三任总统。但在上述事件中，权力交接的情况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谋害后的权力交接情况差。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东的许多政府确实是"不稳定的"。埃及宪法中，载有关于有条不紊地交接权力的条款；沙特阿拉伯却没有。不过，比较而言，世界上实在很少国家有可靠的继承权力的法律程序。共产党国家就没有。认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稳的人，大多数是以此隐晦地发泄他们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僧恶。由于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他们的上述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忽视了沙特阿拉伯的现实：这个国家历史上没有民主。君主政体也是一种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对这种形式已绎习惯了，目前还感到心满意足。约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体。在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的领导下，它们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自我任命为终身总统。尽管他那温和的极权主义领导同样遭到抨击，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会给突尼斯带来布尔吉巴已经带来的那种进步和稳定，也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越来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过教育，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府。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这种发展趋势也将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体改革的必然结果。虽然君主政体终将被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将完成费萨尔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民主对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体不一定都是坏的一样。1982年6月，继承王位的法哈德国王曾经直率地说过，他的国家并不准备成立共和政府。他说："我们要起用本国的杰出人物。但我们深信，如果不进一步普及教育，就算进行选举，杰出人物也不会被推上掌权的岗位。"正如费萨尔所说："就一个政权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名称，而是它的行动。既有腐败的共和政权和贤明的君主政体，也有贤明的共和政权和腐败的君主政体。一个政权到底如何，应根据它的所作所为及其统治者是否廉正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它的名称来判断。"

纳赛尔和萨达特是革命者；伊朗国王和费萨尔则是主张革新的君王。从心理上来说，这两位埃及人比其他两人占上风。

因为成功的革命领导人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是君主们无法比拟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种正在运动的力量；君主则是静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动的，后者则被视为静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必须克服可怕的习惯势力。

在革命看看来，过去的传统和习俗只不过是革命这部机器的燃料。他可随意地摒弃它们，或对之进行修正。然而，君主却是依靠传统来维持他的权力和权威的。所以，当传统妨碍他未来的计划时，他要么得修改他的计划，要么就得以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文化和权威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传统结合成一个整体。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政治家来说，也是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

纳赛尔执政时，他是从零开始的。他1952年废黜和驱逐法鲁克国王时，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国人、土耳其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统治--荡涤干净了。多少世纪以来，他第一次给他的人民以一个由埃及人选举、为埃及人办事的政府。他还竭力想把埃及与它的阿拉伯兄弟团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实际。

纳赛尔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是通过虚有其表的共和国政府这一结构形式来进行统治的。他是以"总统，，纳赛尔的名号、而不是以"埃及的铁腕人物"或"埃及的独裁者"而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严的权力主义政权，但因为纳赛尔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革命领袖，所以这种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

纳赛尔的目标是超国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给他的人民以一种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朗国王的目标首先是民族的，但也是地缘政治学的，把伊朗当作西方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一个堡垒。他想使伊朗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于纳赛尔忽视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国王的工作缺乏戏剧性。他没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可以实行国有化。他没有把他的军队拉去向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猛冲。他也不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的狂欢浪潮中上台的。其实，他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伊朗国王中的一位罢了--事实上，他也是少数几位自然死亡的国王中的一位。有一次，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他时，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国王得到信任呢？"

伊朗国王是有才干的，也是勤勉的。他的政权并不比纳赛尔的政权更独裁。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相当大的。他在稳定的基础上带来了进步，纳赛尔则在没有进步的情况下带来了不稳定的局面。但伊朗国王并没有象纳赛尔那样，拨动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

伊朗国王由于在他的反对者开始向他提出挑战时还犹豫不决，因此，他被旧事物所压倒和吞没了。另一位专制君主费萨尔却制服了旧事物。

费萨尔由于个人和制度上的原因而继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国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创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儿子。在这五人中，只有沙特国王是腐败的。即使这样，他的腐败也是建立在对人民宽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沙特国王已经开始实行了某些改革，后来为费萨尔所完成。

作为一位实行现代化的君主，费萨尔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他的权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来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并与他谈话的国家元首之一。与伊朗国王统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国家的族类更为单一，促使伊朗国王倒台的急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紧张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没有出现过。

费萨尔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国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业绩。他不必要与顽固对抗的教士进行斗争，因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离的。他在改革的同时，又密切注视着改革对他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他只允许那些适应于沙特阿拉伯和不会破坏其文化结构的影响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剧所表明的那样，光靠巨大的石油财富不可能为沙特阿拉伯买来安全或繁荣。费萨尔的任务，是在不破坏这个崇敬神灵的国家的本质的情况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国家是他和他的父亲从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来的。他在掌权的十一年中，认真审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见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两位是小小的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亚已故的总理罗伯特·孟席斯。他们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这种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时间和地方，他们完全可能成为象邱吉尔、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这样的世界性的领导人物。

这两个人的特点极不相同。奇怪的是，他们的背景和观点却十分相似。他们都是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而且都是杰出的律师。他们本可以从事法律工作而大发其财，但他们都发现，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缚的。他们两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于言词和有才干的人。尽管他们由于受到历史的偶然性的制约，只能在小国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并没有从狭隘的或局部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由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视野开阔、通观全局的，因此，我和他们的晤谈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谈话。

虽然他们两人的观点本质上都是亲西方的，但他们象麦克阿瑟一样，也都认识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着有利于他们地区的方向稳步转化。这两个人都力求保证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繁荣、最安全和最有影响的国家。

在个人条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与所有澳大利亚人一样魁梧，他的精神和观点也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体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宽阔；还有着厚厚的卷发、像约翰·刘易斯那样浓密的眉毛和一双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种茫然的优越神态，虽然在对付令人恼火的议员和新闻记者时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许多同僚；这使他象邱吉尔一样，虽然得到人民的钦佩，但并不为他们所爱戴。

李光耀是结实、强壮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职业拳击家。他目光犀利，从不黯然失色。我发现孟席斯喜欢交际，相当诙谐，李光耀则是精明的、机会主义的、工于心计和圆滑的。盂席斯喜欢有益的交谈--事实上，他虽然对在议会上耍弄谋略这一套也很擅长，但他并不乐于这样做，而是更喜欢趣味相投的谈话。他还是一位品尝美酒佳肴及掺和马提尼酒的行家。李光耀则认为娱乐大多是浪费时间。

在我与盂席斯会见时，他通常抽着上等的雪茄烟，向我谈述一些使我感兴趣的政治见解，发表一些对外交事务的精辟言论，以及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带讥讽性的评论。我们的谈话总是热烈而愉快的。对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时，他却象一头笼中的狮子一样，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都被禁锢于其简朴的办公室之中，亟想打破这种牢笼，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他不参与闲聊。

他们两人最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所寻求的目标。这两个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诺，就是在危急之时，保证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联邦的团结。他在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在他第一届任期之后才表现了出来。那时，他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人士追求舒适和安全时的一个盟友。李光耀则是一个最讲究实际的人。他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蔑视一切不能直接有助于增强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坡富裕的事物。对这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保证他们人民的安全和繁荣更重要的了。

因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观点是非意识形态的，所以，人们一直嘲笑他们是"实利主义者"。他们对人民的物质需要极感兴趣，因而忽视了他们精神上的需要。这两个人在国内的成就主要是经济上的，盂席斯执政之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快的时期：李光耀则把新加坡变成为一个贸易方面的"发电站"。两国人民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富裕的人民。

这种寻求物质丰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从未尝过物质匮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战后数以十计的领导人给他们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独立。他们的人民却很贫苦，经常挨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人们总是更多地根据领导人声嘶力竭的言词及其政治色彩来对他们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其政策的成功与否来判断。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里，许多人夜里上床时，虽然两耳灌满了领导人的言词，肚皮却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他从来不把空话和物质相混淆，也从不让意识形态压倒良知。他1959年掌权时，新加坡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只是一个由印度人、中国人和马来人构成的、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性局势的混合体。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愤懑情绪则已高涨到了危险的程度。他认识到，只有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装出比他的实际情况还要激进得多的样子，才能防止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戏。把他的这套把戏归纳为"言左行右"，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大选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无异于共产党的一个阵线，其言词是模仿毛泽东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西方的革命煽动者的角色。他穿着朴素的衬衫去参加竟选运动，责骂白人的罪恶。但他当选后，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产党同僚投入监狱，并立即安抚新加坡有钱的华人头面人物，还向外国人保证说，他们在新加坡的投资以及他们派来的董事们和工作人员都将是安全的。今天，他穿着细条纹西服，管辖着一个繁荣的国家。有人把这个国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为它是靠日本、西欧和美国的投资的有机结合为生的。

新加坡的繁荣来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这座城市的唯一"资源"就是它在战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谈起那些依靠开发其矿产资源的矿区使用费为生的第三世界国家，并说："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具备克服困难的意志时，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劳动力以外，我国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李光耀就职以后，新加坡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来谋生了。多年来作为新加坡工人就业的主要源泉的英国陆军，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撤出。同时，长达两年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联邦亦告失败散伙了。许多人说，这是李光耀企图控制这个联邦所造成的结果。李光耀对此极为失望，他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退出联邦时，公然哭泣起来。不过，他只是暂时感到气馁。他以一种独特的、爱好使用生动的譬喻的口吻说："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条上舒服。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坐在枝条上。别忘了，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拥有的这种枝条却是钢制的。

看来，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钢铁制成的。他规定了年轻男人的头发的长度，公开反对吸毒和不正当的性关系。

他告诫人们不要炫耀财富，如炫耀比赛用的汽车和大理石地板。由于他是一位带有维多利亚伦理主义色彩的、严格维护纪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击。但他认为，纪律和坚定不移的引导，对减少新加坡三大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及鼓励他们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为其他多民族社会羡慕的对象。

象尼赫鲁一样，李光耀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而且怀着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心情回国。与尼赫鲁不一样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提供房租补贴、学校、住房和诊所，就必须有欣欣向荣的经济。李光耀关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关心能够支付帐单的国民经济的需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说："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许多社会改革是有实际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话，新加坡将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如果我们尝试而又失败了，那它也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尝试。"他经常要求政府机关负担自己的费用。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寻常的结果：国家的邮局赢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揽商业方面的活：政府部门中的懒散和浪费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却成为主要的罪孽。

尽管李光耀对人民的福利至为关切，但在我们会见之时，他却很少向我谈论国内问题。有些领导人也不愿意讨论他们本国的问题，这要么说明他们已被这些问题压服，要么就是象苏加诺一样，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但李光耀并非如此。他毋需谈论新加坡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我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作一次周游世界的实地考察。他回到白宫进行汇报时，对新加坡之行的评论的开场白非常简明扼要。他对我说："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托马斯·杜威州长在1948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曾去远东访问。1953年，在我动身去亚洲之前，他告诉我，他那次访问见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罗伯特·孟席斯。我见到孟席斯时，立即明白杜威为什么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了。孟席斯不仅对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且对影响全世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

这位仕途顺利的澳大利亚总理需要管理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从阿得雷德人那种英国式的温文尔雅，到大维多利亚沙漠边沿地区的原始荒凉，这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盂席斯的连续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长。他具备处理好任期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切条件。尽管他有着英国上流社会成员特有的那种含蓄和尊严，但他也能勉强地与反对派和新闻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种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来进行反驳的技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我喜欢美国。"依我看来，他似乎把英国和美国政治家最优秀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

实际上，可以说有两位罗伯特·孟席斯。我认识的是"第二位"孟席斯。这位充满自信的、老练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的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高潮。但我从未见到过"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是一位聪明过人、自负傲慢的年轻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有一副好心肠，但后来被各种事件所压倒了。

孟席斯于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两次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时，才认清了自己应该捍卫的对象：被遗忘的中产阶级。1941年从他手中接管政权的工党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把中产阶级束缚得寸步难行。孟席斯再度担任总理以后，在不妨碍私人企业的情况下，维护着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样，鼓励外国新的投资。结果，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经济进一步繁荣起来。1949年到1961年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了三倍。同时，孟席斯在外交事务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应该作为远东的大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当政的年月里，如果他想重新获得权力，显然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他在1941年辞职和工党获胜之后，一度信誉扫地，甚至没有被选为议会反对党的领导人。1944年，他组织了自由党。巩固该党、保持对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亚选民宣传这个党的过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锻炼。

象许多其他伟大的领导人一样，在野的岁月使他变得更为坚韧了。因此，他再次掌权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标也更为坚定了。他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议员，一位强有力的竟选者和能使听众为之倾倒的演说家。人们指责他藐视他的内阁，实际情况却是：他让他的部长们畅所欲言，因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对着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他客气地征询部长们的意见：他应该分别做些什么？1949年以后，他对他的内阁成员予以区别对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绩之一，是把堪培拉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洁漂亮。有一年，他在预算中拨出一百万英镑，用于在首都建造一个人工湖，接着他就动身去英国访问了。他不在国内时，财政部长又把这个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了。

他回国以后，风趣地对内阁说："我得到的消息说，我不在国内的时候，财政部勾销了对这个湖的初期工程拨款一百万英镑的项目。是这样吗？"他的部长们告诉他说，一点不错。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说，现在由于部长们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工程果真动工了。

在《伟大的同龄人》这本书中。邱吉尔写道："伟人的标志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见过面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的人通过他们的外表、有的人则通过他们的智慧的力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主要领导人都尤其擅长这种越来越少见的、面对面的谈话艺术。我认为这并非巧合。领导工作就是说服工作。一位领导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谈话者，那他就难以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人，因此也难以成为领导人。

麦克阿瑟专横的独白、戴高乐雄辩的见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来光彩夺目的诗句，这一切与今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闲聊相比，就象伦勃朗与指画法的关系一样，相去万里。

他们的谈话，既有风格，又有实质内容；既生动，又意味深长，能在听众中唤起一种对才智的无限尊敬。只有具备这种才智的人，才会有这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这是成功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权力并进行说服工作的途径之一。

我在会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总是期待着会见的时刻早点到来，正象我过去常常期待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战后的某一位领导人列于这类人物的首位的话，那么他将不是一位传奇式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罗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辩的警句的创造者，喜欢进行生动活泼的对话，而且是一位耐心的听众。

更不寻常的是：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善于写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辞：善于演讲的人，又往往不善于写作。很少有人象邱吉尔、伍德罗、威尔逊和戴高乐那样，两者兼美。不过，对一位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擅于辞令，这比善于写作更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盂席斯工于辞令，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与他辩论。

从早年起，他就象邱吉尔一样认识到，对于不友好的问题或评论，用随手拈来的遁词去对付，比冗长的辩护或解释要有效得多。在他担任总理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左翼记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选您的内阁人员之前，一定会与控制您的有权势的人士磋商过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罗。不过，年轻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这些人之外吧！"

这种做法在议会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亚议会中还保留着少许边远地区的粗俗话，这使孟席斯有时感到很厌恶。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抱怨孟席斯说话时夹杂着一种优越感。他答道："要是考虑到我在这里有您这样的伙伴，我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针对另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位尊敬的议员真是神思驰骋，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进行的。不然的话，他的这次神游也将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于经常受到这样的讥讽，因此该党曾经告诫它的成员不要与孟席斯再作这种不必要的交锋。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党的抵制。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后来曾说："这是毁灭性的一击。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间，盂席斯在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境地卷土重来时，对他的抨击者--尤其是报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愤世嫉俗的姿态。他并不伯与他们进行勇敢的交锋。在一次重要的新闻界的集会上--与华盛顿的橄榄球俱乐部午餐会相类似的集会--盂席斯在忍受了两小时的无情嘲弄之后，起而向报界祝酒，说他们是"我们联邦中赚钱最多、又最为无能的劳动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以一种"明显的蔑视态度"来对待新闻界，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视商界的抨击者，尤其是在他不当权的漫长岁月中抛弃过他的那些人。他对我说："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们总是这样，坐在扶手椅上，对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还说，他懂得在输给工党之后杀回马枪时的滋味。他微笑着说："他们说我赢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动证明他们错了。

孟席斯经常对我说，政治家必须脸皮厚。他还针对我们脸皮最厚的总统之一--林登·约翰逊--说过一些颇有见地的话。尽管他对约翰逊的能力很敬重，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觉察到这位得克萨斯人过分热衷于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在他后来担任总统期间及以后，这些舆论却使他吃尽苦头。孟席斯对我说："现在，您和我都知道报界无关紧要。过去我经常对约翰逊说，‘对这些家伙写有关您的东西，都不必神经过敏。您是被选出来做事的；他们却不是。他们只代表自己说话，你却代表人民说话'。"

喜欢谈话艺术和努力进行实践的盂席斯，还尖锐地指出了约翰逊的另一个大弱点：他闲耽不住，那怕是一会儿。孟席斯说："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在谈话过程中，他总是抓起电话筒。"

约翰逊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有三台电视机，他可以同时收看三套节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诉我，这位总理在论战期间从来不读谈到他自己的报纸。她说："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一旦他们停止辱骂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国政治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我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中，有谈及我1960年与约翰·肯尼迪进行电视辩论的内容。当我向孟席斯赠送这本书时，他给我复了一信，说，他至今仍然认为我同意进行辩论是一个错误。信中还写道，"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您输了才这样说的......我在电视中看过你们的两场辩论。就这些辩论本身而言，我觉得您是赢了的。但由于在选举运动开始时，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许多人对您的了解比对肯尼迪的了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过是在东海岸闻名而已。因此，我当时就想，现在仍然这样想：您与他一起在观众众多的电视屏幕上辩论，最大的后果之一，只能是使他与您一样出名。请恕我冒昧直言，我认为，您此举无异于将王牌拱手相让。"

他写这封信之时，我刚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失败。因此他还写道："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语来结束那封信："请向您的夫人致以热情的问候。她与我的夫人一样，由于支持搞政治的丈夫，应该得到一枚金质奖章。"

许多人从新孤立主义的角度来批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争辩说，不管帮助一个正在受到共产党人攻击的国家是对是错，南越距离美国实在是太遥远了，因而与美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其实，在这个新世界中并没有哪一部分是远离尘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产生影响。然而，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首次创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义"一语、并对之斗争毕生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这种思潮又风行起来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两人都支持美国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实际上还派遣了澳大利立军队到那里去，与美国人并肩作战。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北越的侵略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正如孟席斯所说的，"对你们美国人来说，它是远东；对我们来说，它却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坚定的反共战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遏制苏联向西挺进，可能还得建立一个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联盟。他与李光耀一样，都认识到，他的国家正处于远东反共斗争的前线。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处自由亚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与邻国不断进行贸易为生。李光耀认为，共产主义的蔓延，将产生抑制生产力和商业发展的后果，正象厚厚的雪把它所覆盖的一切冻死一样。他早在1967年就对我说过：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亚洲，将会经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后，他的预言被证实了，印度支那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仅能高瞻远瞩地从地区性的角度、而且能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越南战争。他对我说："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最重要的是必须支持那些指望它们保护其安全的小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联扩张主义和镇压的浪潮就将席卷全世界。"

他继续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首要的职责，是使自己和他的国家生存下去。如果他对美国失去了信任，那他除了尽力与苏联和解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李光耀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保证自由亚洲各国的生存。1973年他来华盛顿时，我在私下会谈中告诉他：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在加强安全和不断繁荣的条件下，建立一种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稳定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能从这种秩序中得到好处。那天晚上，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他以赞同的口吻谈到我的讲话，并以轻松自在但又打动人心的词语，描绘了一个处于肆无忌惮、掠夺成性的共产党国家的包围之中的小国的艰难境遇。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战略上处于亚洲的最南端。当大象横冲直憧时，如果你是一只耗子而又不了解大象的习性，那将苦不堪言。"

孟席斯还认为，如果美国逃避它的全球责任，那也是危险的。他对我说过："如果共产党人在越南得手，他们还会在其他地方进行尝试。"当我们谈到1965年的战争时，他看来很高兴，因为美国选择了在远东站住脚跟的道路。他说："帮助南越，这是在一个新的地区承担的新的伟大任务。"当谈到反战运动这个话题时，他一扬手，嚷道："真是书呆子！"从某种意义来说，孟席斯正以其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的积极支持来偿还从前的债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距澳大利亚海岸几百英里的珊瑚海上进行战斗，拦住了日本人，使他的国家幸免于难，未受到日本的攻击。

孟席斯推行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结成联盟，缔结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他认为这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他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五十年代后期，他又着手与日本恢复友好关系。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对澳大利亚的国事访问，把这种友好关系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门的官员们更渴望到新德里和雅加达任职，而不是到罗马和巴黎任职。他说："我们可以为抵抗共产主义贡献聪明才智。不错，我们有能力担任亚洲的领导。但我们不准备用自封的方式来充当领导。"

由于新加坡的面积小，从政府领导人的角度来说，李光耀的回旋余地比孟席斯还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样有见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几代。作为一个华裔，李光耀对亚洲那个古老的和最大的国家有一种独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对我说过："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中国总是吸收外来的影响，最后又把它们摧毁。"李光耀是在毛译东去世之前九年说这番话的，当时中国正激荡着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实证明，他关于毛泽东的影响将会下降的预言是正确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国家时，同样使用了一些类似的术语，生动他说："现在有大树，有小树，还有藤蔓。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中，有些是小树，可能会变成大树；但绝大多数是藤蔓，它们由于缺乏资源或缺乏领导，将永远成不了大树。"

谈到亚洲的一棵"大树"时，李说："日本人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绝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作用。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满足于只在制造优质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和教其他亚洲人种水稻方面发挥作用的状况。"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当时，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并取得它作为亚洲自由堡垒的应有地位。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和华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愤慨，但他却能采取前面所述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位现实的和具有勇气的领导人。·在国内问题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统治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中少有的一员--他不搞狂暴的、破坏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过创伤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导到国家建设中去。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显示出同样的能力，他摆脱了当前和过去的愤懑，着眼于新世界的未来及其本质。这是一个人真正伟大、崇高的标志。象李光耀这样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没有机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这对世界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9、在舞台上--领导能力之见解

"只有伟人才能创造伟大的业绩，"戴高乐写道，"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立志于伟大的建树。"

成功的领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热情。本书中的领袖们，高人一筹，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而是因为他们决心干一番事业。区分懂得权力的人和行使权力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极的，决心是积极的。追随者希望有所建树，领袖们决心创建业绩。

正如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巨富之间有着差别，我发现大国的掌权人也各不相同。要赢得权力斗争，必须是特殊的人物。获胜之后，权力本身又进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权力不属于街上的老实人，也不属于隔壁邻人。

我过去遇到的涉及当总统的问题中，最有见解的是关于权力的影响问题。最使人恼火的是千方百计地反复询问，"难道当总统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我，他曾与亨利·L·斯廷森交谈过。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纪前半期的所有总统。麦克洛伊问斯廷森，就组织才能和尽职来看，谁是最好的总统。斯廷森略加思索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最有能力最勤于职守的人。但是，塔夫脱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权力。麦克洛伊问道，谁喜欢权力呢？斯廷森回答说：两个罗斯福。

阿登纳、邱吉尔、戴高乐--他们也极其欣赏权力。把喜欢权利说成是一种"乐趣"，那是把问题贬低和庸俗化了。一个虽有失误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个因小人物滥用权力而恼怒的人，会急于甚至渴望亲自掌管这些权力。看到别人误亭事他甚至肉体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权力，他会更有兴味地行使权力。

享有权力，他还必须认识到难免犯错误并能承认错误，希望在较小的而不在大问题上犯错误。只有具备这两方面，既欣赏权力又不怕犯错误，才能有伟大的领导人所要求的大胆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