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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尔在印度任职期间，利用了他本人和他母亲在社交中所能利用的各种影响说服了基钦诺勋爵，允许邱吉尔随同英军追赶在苏丹境内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们。这样，他就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加了在乌姆杜尔曼战斗中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冲锋。

1899年邱吉尔离开了军队，参加了曼彻斯特的奥尔德姆区的议员竟血-正是他父亲所代表的地区。他被击败了。这次失败是一次打击。在政治上第一次失利后，他写道，他觉得"这种泄气的感觉就象喝了半瓶一宿未盖瓶塞的香摈酒或是苏打水。"然而，他毕竟年轻，新的冒险很快又向他招手。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前往南部非洲报道布尔战争。他到达两周后，在英勇保卫被布尔人袭击的一列火车的战斗中，他被俘，成为一名战俘。他从布尔的看守那里逃走了，他们出价二十五英镑悬赏他--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将悬赏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了起来，并对来访者讲述："这是我的全部价格？二十五镑吗？"

当他还在非洲的时候，他以前写的一部传奇式的冒险小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三个月后，他的关于布尔战争和他在战争中的功绩一书出版，公众给予好评，销路很好。

两个月后，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十六个选区要求他给予他们这个荣誉：作为他们的代表，参加议会竞选然而他再次选择了奥尔德姆区，并且当选了。

温斯顿·邱吉尔对下院的喜爱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自1901年他第一次获得这个席位起，下院就是他精神之家。通过他父亲的家族和他自己的传奇式的历史，他把自己看作是下院及其传统的活生生的一部分。凡是读到他关于决心重建议会大厦的演讲时，令人感到饶有兴趣。似乎大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轰炸以前就已经被炸毁了。这不是一个谈论大厦建筑的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迫切地谈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们友好的接待。其中许多人曾和他父亲一起服务过，对年轻的邱吉尔几乎有一种保护的责任。邱吉尔后来写道，他当时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后练习他的初次演说，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畅地演讲。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知名演说家，他能使大厅里数千名听众，或使数百万名广播听众为之入迷。他把娴熟的英语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结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盂席斯阁下所说，邱吉尔战时的讲演之所以那样有煽动性，是因为他"学到了这么一条伟大的真理，要感动别人，演说家、领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动：在他的头脑里，一切都应当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开讲演的技术对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时，他先写下然后背熟每一篇讲话，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动作，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采用不同的方法发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党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邱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采的即席讲演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说："这些讲话也应该是好的，他花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来写作并且背熟它们。"在我与伦道夫谈话中，我觉察到作为一个伟人的儿子是多么难呵！我发现他极为聪明、风趣、诙谐，然而与温斯顿、邱吉尔相比就不免相绌。要是换一个人作邱吉尔的儿子，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千真万确了。

作为议会的一名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的年轻议员，无限美好的前程展现在邱吉尔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突然，他开始抨击他的政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当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与保守党官方为保护英国货物而制定的关税壁垒政策直接相抵触时，就引起了一场重大危机。这种由资历较浅的议员破坏党规，特别是他们还打算向内阁提议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越过"下院，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在政治上有时必须冒险，赌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或是失败。政治舞台以外的人们，或是新来政界的人们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风险的独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风险是伤脑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学仪器能部分地预测到可能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风险却要依靠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

今天，整个保护主义的争论似乎是遥远的、没有生气的。

有人不得不怀疑邱吉尔为此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否值得。但是。邱吉尔是从广义上来看待自由贸易的问题，包括它与国内就业和英国生活水准等问题的直接关系。当许多英国人无怨言地生活在并不比狄更斯的惨淡小说所描写的情况为好的环境里的时候，邱吉尔就看到了广大的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将是英国政府在本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使他吃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内经济上的不公正，还由于英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创伤。一天，当他在曼彻斯特他的选区街道上行走时，他与助手说："设想住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从未见过美好的事物，从未吃过可口的食物，从未说过聪明的语言！"

经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举一些作为竞选政府候选人所必备的条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觉、品质以及对伟大事业的信念。许多人具有这些条件；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愿意冒一切危险来获得一切。你不应害怕失败，这并不是说你应当轻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气。如果有一个未来的候选人告诉我，只有当他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该党组织的支持，并且民意测验表明他肯定获胜时，他才决定参加，则我会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这样做，你将是一个劣等的候选人。"在邱吉尔的整个生涯中，他总是勇敢的，有时是轻率的，但是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邱吉尔的易党给他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们公开地指责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是利用人民飞黄腾达后又加入一个企图破坏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党派反对他们。他竭力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远远超出他们所看到的那种谨慎地和稍微扩大一点儿有资格参加管理政府的人数的情况。邱吉尔已加入了那些打算打开人民民主的闸门和吸收下层民众的各种力量的行列之中。

感情变得强烈和痛苦。他喜好英国的那种不充分表达出实情的习惯，他后来写道，"我确实既没有通过我的行动，也没有通过我的态度去表示出巨大的持续的爱好。"邱吉尔成为上流社交界的流浪儿，而不久前就在这个圈子里他被捧为有卓越潜力和无限前程的年青人。他被称为"布伦赫姆鼠"并且突然发现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最上流的家庭中不再受欢迎了，早期怀有的怨恨并不总是很快地就能遗忘。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试图将不给邱吉尔内阁席位作为他们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与其说仇恨最终消失，不如说怀有仇恨的人已经去世。俗话说："很好地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在政治上它也许可以解释为："活得比别人都长就是最终的报复！"

邱吉尔所遭受到的这种社会的排斥也许能制服许多政治家。许多人进入政界是因为他们欣赏赢得公众的喝彩。而甘愿忍受不被欢迎、痛苦和由于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而带来无休止的争论的人，就需要具备一种不同的气质--并不一定需要一个较好的性情。

在我三十六年担任公职的生涯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放弃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回到了不担任公职的天地里，因为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的家庭不愿承受由公众争议伴随而来的压力和孤立。在这方面，水门事件前后的政治生活中的差别是多么明显！今天，因担任公职取得成就而受到许多人赞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险性日益增大，对进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种代价和经受各种揭露的事对许多人来说简直起了阻碍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到愿意担任公职的男人和妇女的质量和数量。

1906年邱吉尔三十二岁时，才第一次在自由党政府内获得内阁成员的职位。在以后的几年内，他担任过六个内阁职务，对于每一职务他都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为商务部大臣，邱吉尔给立法机关的领导提供了动议权，这就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矗"此外，作为内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给煤矿工人八小时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矿井里设有安全设备；他禁止地下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男孩；店员要有法定的工间休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建立全国性的劳工交流以减少失业；实行了重大的监狱改革。

事实上，这些成就是今日英国福利政府的开端。但是，即使他颁布了这些改革，邱吉尔还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在一次讲话中，邱吉尔认为他的方法最好，他说："社会主义谋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义谋求使贫者提高；社会主义会扼杀企业，自由主义会从特权和偏爱的桎梏下拯救企业......；社会主义提高法规的地位，自由主义提高人的地位，社会主义攻击资本，自由主义攻击垄断。"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他是有创造性的、吸引人的和爱争论的；但给人第一个印象，他似乎总是粗鲁和不老练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树立了许多敌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人们对他比较了解以后，这种坏印象能够得到扭转。

但是第一个印象通常是难忘的。正如他的一个密友所说："第一次看到温斯顿时，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点，之后你花费余生的时间去发现他的美德。"

象邱吉尔那样有着易激动的性格和脾气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见惯的。1947年当我第一次进入众议院时，那里极易发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随着电视的发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质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会浮到顶部。这同样适用于均质化的政治生活。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有勇气标新立异的政治领袖。但是今天，为了不使过度曝光而变得苍白，或显得过分或失去平衡，绝大多数政治家不得不或者伪装作和蔼的，不伤害他人的态度。"不要兴风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数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动准则。

我并非认为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们不妨有几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冒险家。我们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领袖们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错误更坏，那就是迟钝。有时我也感到疑惑，象邱吉尔和戴高乐这样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人物，能否幸免于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为一些小事在报纸上接二连三地遭到攻击。

邱吉尔为他的高压手腕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几乎没有什么密友，但却有许多敌人。据斯·皮·斯诺讲，即使对邱吉尔十分钟爱的乔治勋爵也认为他是"有点象傻瓜"，在他成功之际，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认为是卓越的计划--为了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派遣了一支突击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里登陆，被拙劣地修修补补地执行，给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赶下了台，担任一个荣誉职务。

他对此无法忍受。倒不是因为他计较这一场争论，也不是因为他的自负受到挫伤，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怀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达达尼尔远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难受的是，他失去了决定事件进展的能力。就象他的助手所说："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就在这个时刻，邱吉尔第一次遭受到他称之为"黑狗"的折磨--周期性的令人疲惫的几番消沉使他一度接连几周都打不起精神来。还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师，英国第一部词典的编纂家，塞缨尔·约翰逊也遭受到同样的折磨。他在那段时间里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这也许倒为他这个本来是乐观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为未来战斗做好准备的条件。

给他提供的和平和快乐的取之不竭的一个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了婚，正如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自从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诚然，美满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它从无烦恼。邱吉尔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热烈的信徒，但是她从来就不喜欢作一个职业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生涯，他们必须达成某些谅解。有许多时间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他忙于公务，而她则去法国或是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度假。邱吉尔从不对其他妇女表示过任何兴趣，他们经常通信，书信内容详细，这些信件极好地反映了他们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尔似乎已不被重视。当他刚刚四十六岁时，许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过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经历，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继续提升，人们还保留着对他易党所带来的残存的不信任。他也无法摆脱达达尼尔远征招来的痛苦的反责。

1922年是邱吉尔经历几次低潮时期的最低点，当时急性阑尾炎手术使他无法参加竞选活动。由于他无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他被击败了。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员。正如他略带嘲讽地说："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职务，没有席位，没有一个党派，甚至没有阑尾。"他的情绪很低落。

劳埃德·乔治的前助手之一当时看到邱吉尔后报道说："温斯顿是那样的低沉，整个晚上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认为他的世界已经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兰德曾经说过："在战场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为了东山再起。"邱吉尔的生涯显然证实了这个真理。当然，一个谚语对一个刚刚落选的人只不过是一点点慰藉。因为我自己落选过几次，我品尝过这种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没有职责缠身，你可以随时出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这不是很好吗？"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试一星期吧。"随后，你就会有一种完全空虚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直接的后果倒并不特别坏，因为你被竞选运动搞得精疲力尽正处于麻木状态，还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处于高水平上。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后，现实使你认识到你已经失败，你已无法收回或者改变作法去挽回这一结果。除非你很有钱，否则，不管你心情如何，为了支付每周涌来的支出账单，你就必须重新开始新的职业。

邱吉尔确是如此。他重新为报纸撰写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两次想重返议会，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显示了一张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脸。我当然确信，每次失败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丢脸的失望。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击败并不是致命的。邱吉尔不知道"退出"这个词的含义。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党几乎全部吃掉了自由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由党员加入了保守党。作为一名重返保守党的成员参加竞选，邱吉尔终于在1924年回到了议会。

一个月后，邱吉尔有了一点好运气，后来却成了倒霉的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成为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负有责任的却是内维尔，张伯伦。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原打算任命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让邱吉尔当卫生部长。但在最后一分钟，张伯伦出入意外地说，他想当卫生部长。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尔正在接待室等待。鲍德温就改变脚本，问邱吉尔是否愿意作财政大臣，这使邱吉尔为之大吃一惊。邱吉尔抓住这个机会腾然而起。

在邱吉尔任财政大臣的四年里，争议迭起。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使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英国的经济仍然很虚弱。为了使经济能在可靠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复苏，许多著名经济专家敦促进一步紧缩财经。军方则要求拨给大笔新的军费开支，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和重建英军的霸权地位。

没有什么人为这高昂的社会福利计划说话--诸如，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寡妇儿童保险。这个计划正是邱吉尔决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关发放养老金的计划，在税收条例方面，他采用了一些新的变革，从而减轻中等阶层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通过刺激生产力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作为财政大臣的邱吉尔的名声，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样形象受到扭曲的类似的问题。他们两人时运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萧条时期。如果不由当权者负责，又该由谁来对这一灾难负责呢？胡佛不象邱吉尔，他没有吸引人的热情的性格。因此，他也无法使人们了解他是怎样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困境。数十年后，当我了解胡佛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相当生硬，冷若冰霜，但却是一位腼腆的、敏感的、热心肠的人。在他任总统期间，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讲到失业者的痛苦遭遇时泪水曾夺眶而出。

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曾把邱吉尔抬得很高。现在，几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势力又把他撵了下来。一个冗长的、孤独的、令人心灰意懒的政治上的在野时期又开始了。不景气的"黑狗"经常登门侵扰。邱吉尔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

在这期间，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尔巴勒》和《伟大的同龄人》，同时，他还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许多文学评论家嘲笑邱吉尔的文风过于华丽，甚至言过其实。但是，我认为，除了他战时的领导能力外，他的书籍就是他的最大遗产。

他所采取的一些立场，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声。他强烈反对政府让印度独立的计划，为此，他辞去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职务，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权者之间构筑起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由于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企图在与两次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同时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离开党的队伍。他以提醒议会警惕德国迅速地重新武装的危险来开始他的竞选活动。

不管对他在印度问题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他关于德国威胁的警告，却使他成为在一片自欺欺人声中的真正预言家。邱吉尔的预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为他定期从军事部门的那些为他们上级的盲目性感到忧虑的文职人员那里得到内部情报。确切地讲，使得邱吉尔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身分现在才为大家所知。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他可能会立即被当作好战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会发生改变，否则人们总会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情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的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某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危险性。也许有人会提出诘问，那些泄露三十年代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情报的人们受到赞赏，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报界泄露越南战争的人们却受到谴责，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问题是，这两种情报有本质的不同，对后看来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当《纽约时报》开始公布五角大楼的文件时，已经有四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且每周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为试图结束战争，我们正在进行极为机密的谈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象洪水般地被泄露出来--破坏了我们的谈判，致使战争不是缩短，而是延长。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泄露文件人们的意愿。然而，这无疑是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泄露给邱吉尔的消息是经过选择的，使他在议会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中能够陈述问题。向邱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确信邱吉尔也会认为，在战时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天，当纳粹摧毁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时，邱吉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立刻召回邱吉尔，任命他为海军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担任过的职务。"温斯顿回来了！"这一令人满意的信号从伦敦发到了全英国的舰队。

显然，信誉扫地的张伯伦已不可能继续长期占据首相位置。但是，无论张伯伦还是国王都不希望邱吉尔来取代他。他们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勋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当首相不能由上院产生的决定被勉强通过后，六十五岁的温斯顿·邱吉尔才最后出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大约早晨三点钟正当我要去睡觉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赢得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仿佛觉得和命运女神在一起散步，并且觉得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一时刻和这次考验作准备的。"

如果人们设想邱吉尔当时不当首相，继续留任海军大臣去指挥海战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话，这倒能够使人们找到一种客厅游戏的乐趣。但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位领导人会花费许多时间去思考它。为考虑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就会寸步难行。

在美国，如果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塔夫脱在选举后的十个月就死于癌症。如果邱吉尔死于1939年又会怎样？他会被看成是英国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动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上将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邱吉尔的运气、坚韧不拔、才能和长寿再度得到报偿。

当邱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的，只有鲜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条：领导能力。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英国不可能生存下来，西欧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国现在也许成为一个在敌对营垒中壁垒森严的岛屿。"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多的事。"用这句话可以解释他战时最值得纪念的一次讲话的意义。

当他们的地位突然发生颠倒时，邱吉尔十分宽宏大量地对待内维尔·张伯伦。邱吉尔坚持张伯伦应留在政府内，并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邱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却相当和蔼地讲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政治活动中最好的典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在他任总统的十三年中，他从未在任何场合邀请胡佛去过白宫。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胡佛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使胡佛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邱吉尔提供了一个与他非凡的能力和个性相称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战争环境里，伟大的领导能力才能显示出来，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

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的强硬决定。但是他没有象迪斯雷利或战时住在唐宁街10号的其他首相那样为人们广为怀念。在美国，情况类似的是詹姆斯·波尔克，根据历届总统的能力和业绩，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尔则是另一种范例。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保持和平达八年之久。但是，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定、果断。因为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掷了原子弹。因此，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发起战争比结束或是避免战争，更应是衡量人物伟大与否的尺度。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就邱吉尔个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简直不算胜利。

正是斯·皮·斯诺注意到了邱吉尔在其著名讲演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我没有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这个讲演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诚的。因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须履行视察职责。即使没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战后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决定，英帝国内部要求独立的势头也已经势不可挡。邱吉尔试图阻挡这个势头就会象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涌来淹没他的双腿一样。

甚至德国的失败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邱吉尔知道，如果需要一个抗衡苏联的坚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陆得到稳定，那么德国必须重建。他也知道德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建并恢复元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比英国遭到部分削弱更为可龋当德国在重建时，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厂。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却不得不对付着使用那些即使在战前也已经十分陈旧的工业设施。结果是，残败国变得比战胜国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也不得不继续在配给匮乏中生活。他们厌恶地认识到，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牺牲，英国也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英美联合问题早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是邱吉尔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战后年月里，联合问题更为迫切。邱吉尔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在三十年代，它被视为加强两国繁荣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国幸存的先决条件，在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在世界扩张的包围圈的唯一途径，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为保持英国对世界事务影响的唯一途径。

战后，为了维护英、美联合，邱吉尔不得不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参战前的两年期间，英国为了据守一条防线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尽管我们的伤亡是大的，但是他们的伤亡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比我们的伤亡大得多。他们对我们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没有我们，他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们也应该了解，没有他们，面对着完全处于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欧洲，我们也不可能生存下来。现在，他们已感到有必要听从美国的看法和意见了。

领导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实力。我不是说邱吉尔公开地表示妒忌或不满。但是情绪的低落可以想见，英国人肯定不高兴地认为："以我们几个世纪来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难道在领导艺术方面我们会真的不如这些美国人吗？"1954年，在我们的会晤和对话中，我已经觉察到英国官员们包括邱吉尔在内，似乎已经相当顺从，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了。

虽然美国有许多有才干的外交人员，但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我发现英国的影响仍较大，他们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们的知识更广博、素质更好。我认为，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在作出重要的决定之前，首先应主动地征求欧洲同僚们的意见，而不只是事后磋商或通报情况，这样做必将得益非浅，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见得是最有经验、最聪明、最具敏锐的洞察力或是拥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尔觉得美国在战后不久的对苏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没有把两国关系推到破裂边缘。在他试图教育我们的同时却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忘记了他的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的中心点是极力主张以英、美联合作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最好手段，当时，这个带有预示性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说法是危险的，议会中一百名议员把它斥之为废话。

在三十年代，当邱吉尔向世界提出了威胁来自纳粹德国时，许多人不愿正视它。在战后发起成立联合国时，许多人希望和祈求一个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当他们在四十年代未听到邱吉尔提出的关于苏联扩张主义危险的警告时，又有许多人不愿相信。但是他又是对的。他又一次走到时代前列，对公众舆论是引导而不是尾随。

在战争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邱吉尔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的准备。在纳粹入侵苏联时，邱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对希特勒的营垒。许多批评家责备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回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想我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句好话。"

邱吉尔与他的另一个主要的伙伴罗斯福相处得很融洽。这位美国总统曾经写信给邱吉尔说："在同一个十年中与你相处是件有趣的事。"邱吉尔在提到罗斯福时说："见到他时就如同你打开第一瓶香槟酒一样。"

但是，两人经常在政策上有严重的分歧。邱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地投降是灾难性的，并且认为让战后的德国转变为一个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们对苏联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起码说，从1940年的卡廷大屠杀事件开始--当时据说有一万名反共的波兰官员被苏联人杀害--邱吉尔就认识到斯大林在战后可能会象战前的希特勒那样贪得无厌。当时，罗斯福对英国帝国主义似乎比对俄国的疑虑更大，"温斯顿，"他曾经说，"这正是你无法看到的事，一个国家可能不要求获得即使他们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

邱吉尔发觉自己与罗斯福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罗斯福并不考虑美、英联合起来反对"乔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从此，一系列灾难性的协定开始达成了。其中包括波兰丢失给共产党，把俄国人带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给了俄国人在亚洲的领土和经济特许权，这些特许权使中国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尔能够胜过罗斯福，则事件发展的结局会迥然不同。

他对罗斯福愈益信任斯大林而忧心忡忡，并把这归咎于总统健康恶化。罗斯福去世后，他担心，与罗斯福很少沟通联系的杜鲁门正受到天真的亲俄国的国务院的影响。

邱吉尔确信，阻止苏联占领整个东欧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担心苏联不会放弃东欧。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敦促他派遣美国军队进驻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他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在东方和苏联人握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却按兵不动。

两个月后，邱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篇电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为行将到来的冷战的象征性的语言："我怀着深切的忧虑看到美国军队退却到中部地段我们的占领线一侧，使苏联的势力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在我们和通向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降下一道铁幕。"

邱吉尔认为让苏联人横行东欧，艾森豪威尔要负很大的责任。艾森豪威尔不是象邱吉尔那种类型的将军。盟军司令官的坚定和在邱吉尔看来，缺乏想象力的指挥风格以及他的随和的性格也许就是构成他异常和睦的原因，并且构成了盟军司令部内部合作的特点。仅仅这一点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邱吉尔后来推测，如果当时由麦克阿瑟任欧洲最高指挥官的话，美军不会不采取行动而眼巴巴地望着东欧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艾森豪威尔把邱吉尔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邱吉尔死后不久，他写道："我通过和他战时的合作感到，整个地球似乎成了这个能人的操场，他几乎能在同一瞬间处理有关部署海陆空三军那样刻不容缓的问题和探索遥远的未来。他仔细考虑那些严阵以待的国家的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作用，以及为他的听众勾画出世界命运的轮廓。"

这番陈述足以证明他对邱吉尔十分尊敬，然而，他与邱吉尔又有分歧，在我们白宫的会议中，他很少提到邱吉尔。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里，他曾告诉我，邱吉尔是那些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中最难对付的人之一。因为无论他作什么事，他总是那样易动感情。他说："迪克，你知道，在辩论到他的方案时，他竟然哭了。"我能够想象出一幅艾森豪威尔不舒服地坐在那里，而邱吉尔的眼里充满着眼泪的场面。

在领袖人物中，这倒并非是个异常的性格。例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试图让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时，有时也行将泪下。然而，对于他们，我就不了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得到我的好处而作的表演。

我并不怀疑邱吉尔在需要的时刻或由于自己的讲演而失去自制力的时候也会流泪。然而，他是一个有真实感情的人。莫兰勋爵的日记中记载着，当邱吉尔知道在他中风后，有可能无法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时，他激动得几乎流泪。他的秘书说过，当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的日子里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讲的结束语时，就象小孩哭诉一样："我们不会投降或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信心百倍、实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陆地上作战，我们将在山岗上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日益认识到战争结束将给英国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一点，肯定使邱吉尔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击还未到来。

1945年7月25日，邱吉尔离开了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斯大林扣杜鲁门飞回伦敦计算战后第一次大选的票数。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剧痛而惊醒，这是即将来临的不祥之兆。选举结果就象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打击邱吉尔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们。工党赢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保守党被赶下了台，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赢得了和平，杰出的战时领袖受到排斥的现象并不鲜见。戴高乐也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战时造就的伟人的素质并非在和平时期一定为人们所需要。成功的军人一政治家惠灵顿，华盛顿和艾森豪威尔则属例外，绝非规律。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邱吉尔默默地坐在那里承受其结果时，肯定会这样问自己：这难道是对他不仅承诺而且已经交付了胜利的应得的酬谢吗？他象往常一样用嘲弄来掩盖他的痛苦。当他妻子告诉他："也许这是伪装的祝福"时，他回答说："此时此刻，它似乎伪装得那么巧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正如邱吉尔本人十年前在他的《伟大的同龄人》中所写："最辉煌的时刻消逝得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大英帝国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国已经取代联合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在发起冷战时期英美联合的难于维持，所有这些肯定使邱吉尔在此期间非常不愉快。有人认为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退休，躺倒在战功簿上。1947年当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议员去英国时，我所接触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指望邱吉尔能重新执政。毕竟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并且最近中过风。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尔的人中没有一个会认为他会在耻辱的环境下屈服。他坚持在下院作为反对党的领袖达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执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这样的重新执政看起来象是虚假的，但是别人看来是虚假的，对温斯顿·邱吉尔来说却是真实的生活。

当邱吉尔七十六岁再度肩负起首相的责任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授权将比他过去任首相时范围更大。人们还认为，在他圆满完成凯旋荣归后，他会把统治权移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安东尼·艾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放弃权力就象难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样。

1970年我在贝尔格莱德时，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总统的夫人。她告诉我关于她丈夫最后一次会见邱吉尔时的情况。当铁托走进房间时，邱吉尔滑稽地冲他咆哮说："你知道，在战时我不喜欢你，但是你既然站在与俄国人相对抗的立场上，我发现我更加喜欢你了。"事实上，这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战士显然相处得很好。

邱吉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那时抽雪茄和喝酒都已严格定量。精力仍旧充沛的铁托大口喷吐着一支大号的邱吉尔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苏格兰威土忌后，把邱吉尔的也喝了。邱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铁托说："你怎么保养得这样年青？"凡是见到他的人都会感到铁托非常年青，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染了头发。邱吉尔没等铁托回答，就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权力，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领袖没有什么严重疾病的话，他通常会以其智慧和判断能力来弥补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头脑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见到周思来时，他是七十三岁；1969年见到戴高乐时，他是七十八岁：1959年见到阿登纳时，他是八十三岁。他们仍在执政。因为，他们比他们政府里的较年青者更坚定、更有能力。

邱吉尔简直不能自动放弃权力，他不断地推迟退休日期。

第一次他说等到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退休；随后说等女王从澳大利亚旅行回国后：之后又说等艾登腹部手术完全恢复之后；接着又说等即将来临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几年过去了，邱吉尔仍旧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最后，他不能无视自己的年老体弱或同事们的反复劝说。他嘲弄地说："我得赶快退休，安东尼不会长生不老。"他终于在1955年4月5日辞职。

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对这位活动家来说退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当艾森豪威尔从1955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回来时，他告诉我收到了邱吉尔的来信。这位退休的英国领袖写道：他因没有公务缠身，在某些方面感到轻松，但是，当一个重要的外交会议举行而他缺席时，他又产生一种"无资力状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