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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们不能总根据家庭来对一位领袖作判断，但是在戴高乐的事例上是可以用来作判断的。如果一位领导人的孩子不成器，这经常是由于他们没有能适应政治金鱼缸中的紧张生活。如果他们成器，这通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浸透了使领导人政治生活活跃的价值因素。在戴高乐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徒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他的家庭是他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菲利普·戴高乐极象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战斗的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他现在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将。当1980年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陪我到他父亲在野时的住所参观。将军私人办公室的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油画，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旧打字机和几件纪念品。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常见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

戴高乐海军上将告诉我，他对政界没有兴趣。他说，他唯一的抱负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家效劳，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情。戴高乐的女儿伊莉莎白与一位陆军军官结了婚，她具有她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

在我与戴高乐夫人的一次谈话中，她令人感动地谈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并使他们过正常生活的困难。虽然她当时没有提到，但我感觉到，她想的是他们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所经历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迟钝，死时才19岁。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乐夫人在华盛顿时，对出席上流社会的晚会或观看历史遗迹没有兴趣，她只想参观儿童医院和儿童养育院，看看人们是如何照顾智力迟钝的孩子的。

如果对戴高乐是否缺乏人类全部感情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安妮悲惨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实肯定会使这种疑问消除殆荆伊冯·戴高乐在生第三个孩子前不久被汽车撞了，她没有受伤，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他们绝望了。戴高乐夫人有一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和我愿意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深地喜爱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抛开了全部的尊严。科隆贝的一个邻居回忆起戴高乐"和她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他讲着她能理解的事"。据传记作者琼·雷蒙德·图尔努说，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他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一见到这顶军帽，她的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她高兴时，她会发出近乎清晰的声音，象别的孩子一样地笑。图尔努写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乐，拉着她父亲的手去睡觉。"

戴高乐尽全力保护着安妮，使她不与爱好打听的人和报界接触。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禁止摄影记者在他乡间住宅拍照时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妮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别的孩子们逗弄她，因为她与别人不同，她的痛苦是复杂的，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别人不同。

戴高乐一家害怕他们死后没有人保护她。因此，他们设置了一笔托管基金，以保证安妮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财力，在米龙·拉·尚贝尔附近的一块林地上买下了一座城堡。圣雅居教会的修女同意为这所养育院配备人员，养育院在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说来维持安妮·戴高乐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私人仪式结束时，戴高乐和伊冯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她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历史上难得找到一位像戴高乐那样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领导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请去爱丽舍宫。我与戴高乐历次会见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几次会见，那时我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总统身分聚会的。

1969年2月28日，美国空军一号飞机在法国奥利机场着陆。这是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我永远忘不了抵达时壮观的欢迎仪式--巨大的红地毯，雄壮威武的仪仗队，新装饰起来的接待大帐篷。当戴高乐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气候中站在舷梯旁时，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认为他安排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我代表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维蒙·沃尔特斯对我说，戴高乐坚持对于来访的小国元首也给予同样隆重的接待仪式。他对小国领导人与大国领导人同样地尊敬。这种政策可能起源于他的怀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受到盟国降低他身分的接待。这种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于扩大法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外交礼节上的怠慢和失误，无论有意无意，对弱小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大国领导人。

爱丽舍宫的盛大国宴和凡尔赛宫的精美午宴，使人经常想起法国过去和今天的光辉。但是访问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十个小时一对一的会谈。会谈中他不仅表达了他对法美问题的观点，还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话题的广泛，就象从大特里亚农宫会谈地点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条、绵延不断的宅园似的。他用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动作说："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在辉煌的凡尔赛宫里，戴高乐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不摆架子，但是从他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庄严威武的气息。

在会谈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意--令人惊讶。他有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则冷静而从实际出发，但始终口齿明亮清晰--象麦克阿瑟一样--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然而他总是坚信不疑。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对苏联的政策。戴高乐的某些诋毁者给他贴过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冷静求实的人。他鼓吹对俄国人实行缓和的政策，尽管他知道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生活的主要事实。他相信苏联人是愿意改善关系的。他解释说，由于被中国缠住，苏联人传统的惧怕德国的心理现在更加厉害了。他说："他们是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选择与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继续说："至于西方，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非你准备进行战争或推倒柏林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争取缓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不准备发动战争，那就讲和吧！"

然后我们转到自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以来就一直令人烦恼、并且至今仍然棘手的问题。我问："如果俄国人采取行动，你估计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核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采取用大规模常规地面部队的进攻或以这种进攻作威胁，来回敬苏联的进攻呢？"

在我提的问题翻译完后，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回答说："我只能替法国人回答。我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征服欧洲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俄国人进兵，你们不会马上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将意味着要费尽一切努力，使每一个被杀死的都是对方的人。"

如果俄国人和美国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他继续说，"欧洲就会被毁灭。西欧和英国会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会被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毁掉。欧洲的局面确实会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将不会受害。"

由于这种想法，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已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他把多少卷历史压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亡了国，两个国家被打败了。"大约在戴高乐去世前一年，他对马尔罗说："斯大林对我只说过一句真心话：‘到头来，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想起这两种议论，我认为在我们的会谈中，戴高乐是在告诉我，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那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战败者。

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理智的东西方关系政策是威慑与缓和相结合的政策。

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劝说美国不应该"让它们离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们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地在我面前把联合国描绘成一部"机器"。邱吉尔对联合国的态度与戴高乐的态度极其相似。这位英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涉及到自身生存的问题，会允许由别的国家来作出决定。"戴高乐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你非常赞成联合国，是因为你仍旧控制着它，但是正是你们和苏联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独立运动之花盛开'，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继续说，苏联支持反殖运动来制造和利用权力真空，而美国也同样地干，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错觉下生活着："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长。"

他向艾森豪威尔预言，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你将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城邦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苏联所操纵，但到那时，你将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人人崇拜的偶像，当他们命令你去干和美国的常识和利益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刻来到时，你将不得不服从。"尽管这对美国甘心向联合国低头作了夸张，但这是对联合国中将要发生的问题所作的预言性分析。

我们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越南问题。

1967年他向我建议，作为总统候选人，我应该用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诺言作竞选纲领。戴高乐不象阿登纳，他认为苏联要求结束印支战争。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柯西金为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问题感到沉痛。他说苏联领导人把他的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说："你不知道，东南亚的这场战争给俄国的预算带来了多大烦恼。"

我认为戴高乐通常很敏锐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责任之一是使经济完善、通货膨胀下降和维持币值稳定，他似乎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会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我也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预算问题确实是苏联领导入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对人民的抱怨充耳不闻。

在1969年我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转直下--用他的话来讲，不要"象是崩溃"。他看到撤退会给我在政治上带来困难。他说，他的"令人痛苦的"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的一部分"--撤走的决定，遇到的困难甚至更大。但又说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认为，为了与苏联成功地进行谈判，美国必须使自己从越南摆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的看法是对的：要是没有越南这场战争，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本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仅仅撤退能否改善谈判的气氛还是另一个问题。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前不久，北越在南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大多数专家劝告我说，美国采取任何一项有力的反措施都会破坏最高级会议。我拒绝了这个劝告，下令轰炸河内和对海防港布雷。这是俄国人能明白的语言，非但没有破坏最高级会议，我确信它促进了他们向前走的愿望。

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他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会谈中，他讲话时，面前没有字条，身边没有顾问。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讨论任何题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问题时能够超过戴高乐的才干、智慧和不时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们举行巴黎会议之后一个月，在他飞越大西洋吊唁他的朋友和战时盟友艾森豪威尔时，我又见到了他。

艾森豪威尔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们在白宫会见一小时，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状况。

戴高乐再次劝说我采取步骤，尽可能快地结束越南战争。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我们也不应该慌张地撤退，而应该有步骤地和有计划地撤退。他确信，一旦我们结束了这场战争，美国的力量和威信会大大提高，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会重新恢复。

我告诉了他我们提出的撤退计划，而且说我们已经在秘密地与北越人接触。并补充说，我们相信谈判只有在私下秘密进行才会成功。他说，北越已经向法国暗示，他们愿意进行私下秘密谈判，以试图结束战争。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谈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四年后签定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卷入。要是没有戴高乐的后继人蓬皮杜总统的帮助，没有法国政府的协助，谈判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戴高乐十分关心英国和德国关于用超级离心法生产浓缩铀的协议。我对他说，我认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为现实。

他很欣赏这一赞赏的话，但是他用实用主义的坦率口吻讲到，尽管总的来说他对德国是警惕的，但还是决定与阿登纳和解并合作。尽管他承认"德国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干劲和能力"以及有某种"温顺"，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和解，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归根结蒂德国人有一种脉冲式的野心，如果不经常加以扼制，必将使法国和别的国家遭受惨痛的经历。基于这一原因，法国人认定决不能让德国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说，他对英德协议极为关注是因为，假如你"有了浓缩铀并且你又是德国的话，凭着它的技术能力，高核武器的生产就不远了。"

他补充说，这是法国决不能接受的。

事过十三年后，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是特别有趣的。我那时对苏联增加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关注。然而我们也看到表明苏联本来是愿意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迹象。

我对他说，我个人并不认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愿意请教他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关于鸽派和鹰派之间潜在的分裂的报道的看法，他表示了这样一个见解：尽管苏联有"极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心想进行那种古典意义上的征服的。相反，他们要使苏联变得坚不可摧，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他说，波德戈尔内是一位没有勃列日涅夫"那样魄力和热情的老头"，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他说柯西金是一位熟练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过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灵活，而且根据法国获得的情报，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义后入侵捷克问题上的态度要比他的同事温和得多。

他说，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在象捷克这样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们认为捷克问题是件小事，而他们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增强苏联的实力问题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回答问题，甚至很诚恳，但是他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掩饰。他归结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美国总统去和他们接触，或是等他们去和美国接触。"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直接接触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绝对的："毫无疑问。"

会谈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要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表示他的慰问和敬意。戴高乐不经常显露他的情感，但是从他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觉察到他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厚的爱慕和尊敬，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极为悲痛。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和他的会见。

我们早已拟定他访问华盛顿的初步计划。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辞去总统职务退休。他并不是因为重大问题而辞职的，而是由于一个小问题，即在关于参议院和地区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败北。马尔罗后来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而辞职，他的回答正是人们预料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得到的回答："正因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乐象邱吉尔和阿登纳一样，发现培养和造就一个后继人是困难的。邱吉尔定下了艾登：阿登纳定下了艾哈德：戴高乐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为我所见到的较有能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追随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极大的困难。杜鲁门至少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能力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脚却没有另一个人能继戴高乐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经济专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称的继承人，他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在我们讨论外交政策时，他总是从全球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地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戴高乐辞职后，我给他发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请他来华盛顿，并告诉他："我们的许多城市和州将为你在访问日程表里包括它们而感到荣幸。"在结束时我写道："坦率地说，在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领导人领导的时代里--美国的精神需要你的光临。"维蒙·沃尔特斯把我的信交给了在科隆贝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完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了这样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极其热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为感动。这不仅因您身居美国总统高位，也因为这些信件来自于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对您有充分理由怀有无比真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或许有一天我将有机会荣幸地再见到您。此时我向您表示发自肺腑的祝愿，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获得成功。

请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转达我的衷心的问候，我的妻子附笔表示热烈的祝愿。我亲爱的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挚和忠实的友谊。

夏尔·戴高乐

这封信是戴高乐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领导人一起飞往巴黎吊唁。

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在身材上高过常人，但是他的力量发白内部。蒜头鼻，略显浑圆的身材，柔软纤长的手掌，所有这些对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补益也不能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超越于形体的力量--它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风纪，在它出现时令人肃然起敬。

戴高乐不谈怀疑，只谈坚信。有时他会出错，即使是他的错误，在历史上也变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兴法国过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们奉为神圣。

用马尔罗的话说："他是一个比昨天还古旧，比明天还新颖的人。"

他是一个现时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个概念、一种感觉--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见而又不可见，可以感触而又不可捉摸。这正是法兰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观念上的法兰西，而是精神观念上的法兰西。

戴高乐向法国人提出一个法国可能变成的法国幻象，而且通过告诉他们这就是法国的过去，他帮助法国变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中央王国"那样--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边缘--戴高乐也把法国看成是中央王国一类。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响法国时才有意义。在分析世界事务时，他目光冷静而远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或保护法国的利益。

他是法国的代言人、保护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就是法国。法国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整体。他体现了法国，他不仅在世界上代表法国人，而且对法国人来说，也代表法国。

戴高乐不特别喜欢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由于这个原因。

他也不特别喜欢法国人，但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他热爱他的家庭和法国。在他与别的国家的关系中，要紧的不是他是否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是这种关系能为法国做什么，或者是对法国可能有什么影响。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戴高乐的一生都被卷入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但是，争论的结论是清楚的，要是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没有戴高乐，就不会取得法-德和解。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可能陷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之中。没有戴高乐，法兰西精神--许多世纪以来，它的振作、它的热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独特结合的特点，都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可能已经消亡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具有生命力和强大。

我对戴高乐和他生平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悼念他的仪式即将结束时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要人物开始鱼贯而出。许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谢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前来参加仪式。然后，在我走近出口处时，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开始奏出了激动人心的《马赛曲》。我停住了脚步，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坛。就在这时，另一位外宾显然为音乐所感动，走过来握我的手问候，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就此消失了。我经常想：正当这架管风琴演奏《马赛曲》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一起转向祭坛，齐声高唱法国国歌的声音与琴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这座古老的大教堂里，没有什么能比此情此景更适于捕捉夏尔·戴高乐的精神了。

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东西方的会合

1951年春一个天气和煦的下午，一位七十岁的日本绅士正在主持春季的第一次赏花会。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消息：杜鲁门总统已经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位主人看来颇为震惊，他向来宾们表示歉意，告辞了。他感到心烦意乱，半个小时以后才算平静下来。

这位绅士就是吉田茂--日本冷酷无情的首相。他知道此刻不是伤感的时候。这位惯于用锤子狠狠敲打对手的人，知道政治是一种残酷的职业。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曾经打得难分难解，现在，麦克阿瑟终于败北了。杜鲁门是对是错姑且不论，但是，即使这位受人爱戴的将军今后不在其位，日美关系还是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吉田必须谨慎行事，以免冒犯美国总统，不致使他从1946年起就力求生效的日美和平条约笼罩上阴云。

吉田向他的国家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不拘外交辞令地赞扬他行将离任的这位朋友。其实，这也是在他感情上的共鸣。

然而，这种感情与吉田似乎是极其不相称的。他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

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

美国报刊报道了吉田的讲话。但时过不久，这些讲话就被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所引起的喧闹声所淹没，并随着他的余生烟消云散了。三十年后的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提起麦克阿瑟时，只是想到了朝鲜，或者想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辉煌的军事指挥才能。其实，他最伟大的建树，还是在他的事业行将终结时吉田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在吉田发表这些议论时，麦克阿瑟正被指滴他鲁莽好战的各种批评所困扰。

在日本的复兴上，吉田自己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位首相却非常谦虚。事实上，是麦克阿瑟和吉田一胜利者和被征服者，西方人和东方人，将军和政治家--一起使日本迅速地、戏剧住地转变成为当代世界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麦克阿瑟是一位美国巨人，一位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自相矛盾的传奇式人物。他既是一位审慎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好摆架子和自负的战士；既是一位权力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还是一位天赋的有鼓动力的演说家，象邱吉尔那样工于辞令，使成千上万听众备受激励，并使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为之折服。

吉田是日本最黑暗时期的感情冲动的、暴燥的领导人。这位爱恶作剧的、喜欢雪茄的著名外交家，使他的国家从军事上被打败的困境中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他由于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言辞犀利，身体结实，而且是在对大部分人来说早已退休的高龄时期登台掌权的，因此经常被称作日本的邱吉尔。

1945年，麦克阿瑟控制了从实体上到精神上都被打败了的日本。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死了二百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平民。工厂被夷为平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奠定了日本势力基础的对外贸易业已不复存在。食品奇缺。更糟的是，日本人民把他们的全部信仰和能力投入到一场他们认为上苍不会让他们失败的战争中去。结果，他们的天皇却让他们放下武器。在日本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蒙受投降的耻辱。不久，裕仁天皇又公开地宣布他放弃历代天皇的神威，这是日本人民宗教信仰的基础。军事上的失败，只留下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真空。然而，九年后，当吉田首相下台时，日本已是一个兴旺的、活跃的民主国家，正在建设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人们普遍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麦克阿瑟干的。因为使日本改观的大部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正是在1945年至1951年他在日本的任期中进行的。我对麦克阿瑟和吉田都很熟悉，对他们的生活也很了解，因此可以说，日本是在这两个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麦克阿瑟抛出提纲挟领式的法令，吉田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就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其业已崩溃的经济也一跃而跻身于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之列。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麦克阿瑟的批评者们把他斥之为一个自负的、严峻的军纪官员。其实，在整个历史上，他是最进步的军事占领司令官之一，也是在军事占领方面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一。吉田作为一名看守官员，缺乏当官的经验和管理政府的经验。但他成了战后最好的首相之一，并且创造了一个温和的、保守型的、重视发展商业的政府，使日本离开了它原来的轨道。

麦克阿瑟投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在许多有关占领时期的报道中，吉田似乎均被这个影子遮住了。原因之一是，这两个人在个性方面存在差别。这在他们各自的文章里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的《往事的回忆》是一部戏剧性的书，有时还有些自我欣赏；书中所述的被占领时期的日本，似乎只是麦克阿瑟一个人在操纵。此书除了引用吉田给他的信中对他的赞美外，唯一涉及到吉田的，是提了一下日本的"有能力"的首相。相比之下，吉田的《回忆录》无疑是谦逊的。书中提到他完成的许多工作时，他只是勉强地表示肯定。

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看到日本被占领时期的真相。当时，日本在美、日两国政府时而密切合作、时而互相摩擦的情况下度过了七年。麦克阿瑟用声明来进行工作，吉田则用有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小规模行动来进行工作。然而，他们每一个人都象对方一样重要，只不过是在麦克阿瑟巨大的权力和咄咄逼人的个性面前，吉田并不惹人注目罢了。

使情况更糟的是，吉田在职七年间，被许多学者用惯用的手法作了否定的描写。有人把他刻画成一个总是迫不及待地、怒气冲冲地否定麦克阿瑟关于劳动、教育和警察方面的改革的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另一些人则说，吉田对这些改革的修正，实际上是美国突然意识到在远东的联盟中需要一支强大的反共力量的产物。

吉田实际上是一位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基本上具有开明的素质。他担心美国刮起的改革之风来得大快、太猛的想法，是无可非议的。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少憎恨外国人的人民，有着"借缺别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新的影响，以便使日本社会富裕起来，而不是使之瓦解。这和麦克阿瑟向日本输入的概念并没有什么矛盾。他创造了一个民主的制度，并且期望日本人民变成民主的人民。吉田懂得，要让他的人民接受伴随新的自由而来的利益和责任，这都需要时间。他也知道，在美国行得通的东西，对日本不会都是必要的。

麦克阿瑟和吉田两人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要求这两个人具有明显不同的气质。我与他们的初次际遇，就反映出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第一次见到麦克阿瑟是在1951年。当时，我是美国的一名参议员，在议会联席会议上听他发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演说。这位致身于现代政治史上最大的戏剧冲突之一的人，看来派头十足。他的谈吐十分有力，简直令人陶醉。他的演讲一次又一次地被经久不息的喝彩声打断。当他饱含感情地用"老战士决不会死亡，他们只不过是渐渐地消失"的话语向大家道别时，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眼里噙着泪水，如醉如狂地欢呼着、跳跃着。这次演说所得到的掌声可能是空前热烈的，超过总统们从前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所得到的掌声。当麦克阿瑟庄严地走下廊道步出会议大厅时，掌声还经久不息。

有人说，我们刚刚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后来，另一位亲麦克阿瑟的参议员还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这次讲话使共和党人激动得落泪，使民主党人伤心得哭泣。

两年后，我在东京第一次见到了吉田。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他晚到了一会儿，用手绢捂着他的嘴和鼻子。他一再地道歉说，他是防止鼻出血--他又发出令人难堪的咯咯声，并且补充道，这是因为头天晚上鱼子酱吃得太多了。我不记得有哪位领导人能够如实供认这类事情，特别是当它对重要的政府工作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话。

我与他们初次见面得到的印象，又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了。麦克阿瑟是一位英雄，一位仪表堂堂、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退休住在纽约时，每一个象我一样应邀前往他的寓所会见他的人，都恭顺地看着他在屋子里踱着步，静静地聆听着他描述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与麦克阿瑟不同，吉田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他低低地坐在一张椅子里，那恶作剧似地呲牙咧嘴的脸，有时为他的雪茄的烟雾所遮盖。他喜欢用幽默的谈话表现他的见多识广。

他们也有类似之处。两人都是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这两位大权在握的人，也都已年届七旬；他们都出生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公开场台下，每人都摆出一种老式的尊严和庄重的姿态。但是，麦克阿瑟从不使自己的举止显得软弱。一位一度当过他的助手的人说："即使受到挫折和谴责时，他也保持着一个绅士的傲慢。"相比之下，在需要这一套的时候，吉田则会表现出使人喜欢的粗鲁。在日本议会中，他曾把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笨蛋"。他甚至拿起水壶，往令人厌烦的摄影记者头上浇水。

如果我第一次和麦克阿瑟及吉田相遇时，就猜测他们一位是傲慢的空想家，一位是顽固的现实主义看，那么我是猜对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后的日本需要他们两人。没有麦克阿瑟的幻想，必要的改革就不可能进行，没有吉田事必躬亲的精心安排，这些改革则会使日本更趋于混乱。

就本质而言，麦克阿瑟是西方人，他的生活却倾向于东方；而吉田是东方人，他的生活却倾向于西方。他们开创了一种使他们的文化都能适用于拥挤的日本列岛的局面，创造出一个新的、强大的自由国家。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也是最炫人眼目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有时比他的成就更引人注目。由于他的贵族出身和夸大其词的演说，使他成了哗众取宠的人和爱说挖苦话的人唾手可得的攻击目标。他们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极度爱虚荣的、不合潮流的人，一个晚生了五十年的、傲慢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他夸耀美国制度的伟大的讲话，总是那样激烈和鼓动人心，以至于被许多人嘲笑为沙文主义。

但是，他的批评者们发现很难对他产生偏见。他的个性是极其复杂的，以致于一位伟大的演员，甚至象格雷戈里·佩克这样的演员，也未能在银幕上抓住他的特点，不能象乔治·斯科特一样，抓住另一位伟大而并不太复杂的将军乔治·巴顿的特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作为一名海军指挥官被分配到南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空中战斗运输队时，我第一次对麦克阿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听到的是对他的一致的否定。因为这既受到那些对麦克阿瑟通常心怀偏见的记者们的渲染，也受到常见的陆、海军之间互相竞争的情绪的影响。

例如，我们使用的C-47型运输机有两种座位：不舒服的翻板座是供机务人员用的；一对舒服一点的、航班型的座位是供高级官员乘坐的。后一种座位就被讥嘲为"麦克阿瑟座位"。

总而言之，这位将军的名声和事实完全不符。在占领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期间，麦克阿瑟坚持住在地面上的房子里，而不是住在地堡里。这样，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就暴露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了。我们听到他在巴丹半岛上的属下称他为"堑壕里的士兵"。当形势变得无望的时候，他除了留在岛上用他的手枪尽可能多地打死日本人，直至以身殉国以外，别无其他想法。最后，是罗斯福总统下令撤离，他才离开该岛。后来我们听到的情况却是：当战事转趋激烈时，麦克阿瑟带着他的妻子、三岁的儿子及中国保姆仓猝地撤出该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的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确实和美国步兵一起在法国的地下掩体和壕沟里呆过。他作为"彩虹"师的参谋长和后来的司令官，由于战术娴熟、临危不惧而备受他的部队的赞赏，甚至是尊敬。在大队美军冲锋时，他不只一次冲在最前面。一年里，他两次负伤，因为勇敢而获得了七枚银星奖章。

他的一生中面临的死亡多得就象例行公事一般。1914年，他在委拉克路斯执行侦察任务时，墨西哥人的子弹戏剧性地穿透了他的军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中过毒气，他的汗衫曾被机枪火力撕成了碎片，他在麦茨的指挥所，就在他撤离的当天被炸毁了。在麦茨的一次早期炮击中，他镇静地坐在他的座位上，对了解他、也关心他的幕僚们说："所有的德国人都制造不出一颗能杀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战后有一天，他的车子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在路边。麦克阿瑟要那人放下手中的枪，用搏斗来抢他的钱。此人曾经在"彩虹"师服过役。当他得知他企图抢劫的人是麦克阿瑟将军时，连连向他道歉，让他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日本人猛烈地射击时，其他人会寻思：如果炮弹袭来，应该跳往何处躲避。但人们经常发现麦克阿瑟还是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战场。他对军官们和士兵们恳求他不要冒险的劝告无动于衷。他会说，这些子弹并不是对着他的。

他经常把炫耀勇敢和冒失地走到危险地段的举止结合在一起。1945年，他在菲律宾群岛登陆，去看望他那些被收容在日本战俘营里的、营养不良、备受虐待的巴丹半岛和柯里矶多岛部队余部的士兵。他转向他的医生说："大夫，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一直向前定会，直到我们遇见火力。我不只是说狙击手的火力。"他大步向前走去，越过了日本军队的尸体，一直走到能够听到敌人的机枪声在头顶呼啸的地方，然后才转过身来，缓缓地往回走，不怕日本人在背后向他射击。

麦克阿瑟的一生，包括他所表现出来的有时近于鲁莽的无畏行为，是出于缅怀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的公正的战斗意识。

无论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他们父子的生涯是极其相似的。1863年，年仅十八岁的阿瑟是盟军中的一名副官。他由于第一个将他们师的旗帜插上田纳西州的教区高地而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这为舒曼向佐治亚的进军揭开了序幕。由于在柯里矶多岛的英雄行为，道格拉斯也获得了国会最高荣誉勋章。阿瑟将他大半生时间花在驻守美国边境上--最初在西南方，尔后在菲律宾群岛。道格拉斯从1935年直到1951年被召回为止，也只回过美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