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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麦克阿瑟和小麦克阿瑟--菲律宾人这样区分他们一都被远东和菲律宾对西方的前途的重要性所困扰。这两个人的一生，也都被打上了与行政当局发生戏剧性冲突的烙印-道格拉斯对杜鲁门总统；阿瑟对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主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阿瑟当时是驻菲军事首脑。

麦克阿瑟的母亲平姬经常激励他要以阿瑟为榜样，毕生奋勇向前，甚至超过阿瑟。当他去西点军校学习时，她随他前往，以便保证他能够专心致志学习，不至于使这位漂亮的候补生陷于罗曼蒂克的泥淖而断送前程。他毕业的成绩是他班上的第一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十八岁的麦克阿瑟上校在法国战壕里作战时，他的母亲还给他的上司写了许多讨好奉承的信，其中包括给曾在他父亲部下服务过的泊欣将军写信。最后，在1930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时，她伸手抚摸他肩上的四星肩章，说："如果你父亲还在世的话，他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感到一切都如愿已偿了，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总是感到他被周围的人搞得与众不同，这使他颇为恼火，也导致他产生了某种实为无害的怪癖。在军队里，穿军服旨在显示指挥员的官阶。麦克阿瑟却坚决抵制，不服从这一套。另一名军官问到他的不寻常的装束时，他说："你不服从命令，就会出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经常戴一顶弄皱了的军帽，而不是戴正规的钢盔，穿一件高领汗衫，打一条上好的缎领带，穿一条马裤。有一次，他被误认为是德国人，暂时地被俘了。

从1919年至1922年，当他任西点军校的校长时，人们经常看见他拿着一支短柄马鞭步行穿过校园。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地区经常穿着简朴而又非正统的制服，很象画报上登的那些在南太平洋一系列岛屿涉水登岸的美国大兵的样子--戴着墨镜，穿着褪了色的黄卡叽军装，戴着旧帽子，拿着玉米轴做成的烟斗。他没有佩带他获得的二十二枚勋章，只是在衬衣领子上别着五颗小星。

有人认为，麦克阿瑟不用金色穗带、臂章和勋章打扮起来，这只会惹人喜爱，而不会引起反感。特别是本世纪中期以来，一般人都变得相当随便了。但是，麦克阿瑟的装束却使杜鲁门很恼火。这两人1950年在韦克岛讨论朝鲜战场时的情景就是一例。多年后，杜鲁门无意中说出，这位将军当时"戴着该死的墨镜，穿着一件没有系扣子的衬衣，戴着一顶有许多金属装饰的帽子。真是莫名其妙，......一个这样的老头怎么会被提升为五星上将？为什么他喜欢乔装打扮成十九岁的少尉呢"？

麦克阿瑟没有必要穿戴得稀奇古怪而与众不同，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公认的、最英俊的人物之一。他还具有极大的个人吸引力--他的机敏和智慧，他的使听众着迷的口才，以及鼓舞军队和使下属绝对忠诚的能力。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副官说："顺从是一个领导可以掌握到手的东西：忠诚却是另一回事，是一种难以说得清，但又是领导人必须得到的东西。麦克阿瑟本能地知道怎样去得到它。"

麦克阿瑟有吸引周围的人并使他们保持忠诚的诀窍。亚历山大。黑格和卡斯珀·温伯格两人，在我的政府和里根总统的政府里都是显要人物，他们就都在麦克阿瑟手下干过，至今把他奉为楷模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温伯格是麦克阿瑟太平洋部队属下的一名上尉，黑格是麦克阿瑟指挥的驻日美军参谋部的一名中尉。共产主义者侵入南朝鲜时，他是第一个向麦克阿瑟报告的值日军官。

麦克阿瑟几乎从来没生过病。他唯一的正规锻炼只是健身操。但他持之以恒，有时一天走几英里，在办公室和起居室，在飞机上，或是进攻时在甲板上都如此。麦克阿瑟把他良好的体质和体力归因于有午休、几乎不饮酒、饮食适度的习惯和躺下就能睡得着的本事。他是一位笃信教义的人，但不经常作礼拜。

在思想上、讲演上和行动上，麦克阿瑟都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如果说，他给人留下最好的记忆的是他的"老战士决不会死亡"的讲演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告别讲话，那么，他最生动的表现则是他在参议院朝鲜问题听证会上的答辩。当时我没有参加提问，因为我不是听证委员会成员。就在第一天，我看到了麦克阿瑟在尖锐的问题面前和只能等待几分钟的情况下是如何驾驭自己的，这使我折服。他显得那样才华横溢和迷人，使得我整整三天都去听他的证词。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其他人准备得很充分，提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难题，旨在证实麦克阿瑟违反了总统指示的精神和拒绝接受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

在这样的攻击下，一个比较渺小的人会被化成盲粉。但是在这次听证会的全部过程中，麦克阿瑟始终保持镇定。他从未陷入要他认输的、害人的圈套。在答辩中，他利用每一个问题进行应付裕如的交锋和反诘。在结束漫长的、使人疲劳不堪的一天的辩论时，他仍和开始时一样，才思敏捷、言辞犀利。

他如何阐述问题这一点，比他表述的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强烈。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无论讨论的问题多么复杂，他都能用完美无缺的英语表达得有条不紊、准确无误。

就象戴高乐那样，没有卡壳，没有不完整的思想，没有说了半句就停顿下来再从头说起的情况，而是一气呵成，好象他事先已经写好答案并把它们背诵下来似的。时过不久，我亲自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他在私人交谈中也是如此。

1953年，在罗伯特·塔夫脱的葬礼上，我第一次与麦克阿瑟交谈。我提到塔夫脱是他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麦克阿瑟立即爽朗地回答："我是他的最伟大的朋友！"

在那以后不久，我接到了他的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将军的口信，说下次我去纽约时，麦克阿瑟愿意见到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当天，我首先与胡佛总统在沃尔多夫大厦31号A他的套间里吃早饭。在与这位被我们亲切地称为"领袖"的人的会见中，我总是能够受到教益。胡佛按惯例问了我的观点，在我回答他的有关政府预算和维持朝鲜停战状态的想法时，他注意地听着。

胡佛是一位心地乎和的人。他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但是，他当时唯一的兴趣是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获得成功。早饭后，唯一使我感到不自在的时刻来到了，他要我和他一起吸一根他的名牌古巴雪茄，而我在早晨是从不吸雪茄的。不过，在二十五年前我试过。这次我又试了试。

我们谈过话后，我坐电梯上楼，到37号A麦克阿瑟的套间去。惠特尼将军在门口迎接我，陪同我走进了客厅。胡佛的套间以其简朴、整洁和高雅给人留下了印象。麦克阿瑟的房间虽然同胡佛的大小相同，但显得颇为壮观。墙上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太平洋工作时搜集的大事记，给我的印象是：在美国最高位置上服务过的不是胡佛，而是他。他也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日本工艺品。

当我走进房间时，麦克阿瑟向我迎来，握住我的双手。他说："您能光临，太好了。"接着把我介绍给了麦克阿瑟夫人。她是我有幸见到的最有风度和迷人的妇女之一。她问候了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之后，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

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此后的八年间，我和他之间又有了一系列的交谈。所有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通常讨论美国的政治情况和当前的外交事态--更准确地说，毋宁说是他在谈论，我在听。而在我和胡佛的讨论中，他总是询问我对所议各种问题的看法；麦克阿瑟却几乎从不这样做。在和他的会见中，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象是个毕业讨论会，每一个来访者的最好的办法是：或者静静地听着，或者作笔记。在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与一位上校有一次十五分钟的约会。这位将军令人生畏的、滔滔不绝的话语，把上枝弄得目瞪口呆，以致于忘记了他来访的目的。后来，这位上校得知，麦克阿瑟还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交谈者"。

事实证明，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就是他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十分有限的高层接触之一。我没有把谈话内容向总统报告。实际上，我记不得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曾经进行过讨论。我总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只要提起麦克阿瑟，好象别人对他都不大欢迎。

从三十年代起，这两位美国伟大的将军曾经长期共事。那时，艾森豪威尔是麦克阿瑟的助手。我知道，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曾不顾一切地想到华盛顿供职。他详细地向我描绘了一幅图画：如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或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话，他会如何削减军费预算，或者"在一个月内整顿好五角大楼"。但他终未如愿。

艾森豪威尔或许有足够的理由不任命这位容易引起争议的五星上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如果要五角大楼里的人听他发号施令，许多人准会发怒--但采用那样的方式对待麦克阿瑟，他的感情无疑也受到了挫伤。他从未直接贬低过艾森豪威尔，但有时也间接地嘲笑他。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艾森豪威尔当他助手的岁月时，曾经说："他可以写出一篇出色的文章，谈谈如何坚守或攻占某一阵地，只要你告诉他什么是阵地。"

1955年，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引起了他是否可能、或者应该再次竞选总统的一些猜测。这时，我收到了麦克阿瑟通过考特尼·惠特尼捎来的口信："麦克阿瑟将军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副总统一边，"惠特尼对我说："他还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别的人应该马上离开白宫。"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的口信是很不适当的，因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得知此事，我将十分尴尬。记得我当时曾经认为，麦克阿瑟想看到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的心情，可能比看到我进入白宫的心情更为迫切。

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拥有的声望感到不满。他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人们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欧洲过分的关注，促使华盛顿忽视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反过来，艾森豪威尔认为麦克阿瑟尽管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是过于自负和富于戏剧性。他经常持有这样的看法。1942年。当他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问题的一些建议时，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奇怪的是，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还在学习。他的这一课对于凡夫俗子而言，倒是不无益处的。"

在六十年代的总统竞选中，麦克阿瑟并没有扮演突出的角色。但他煞费苦心地让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一边的。六月份，我打电报就他由于促进了美日友谊而受到日本政府嘉奖一事表示祝贺。我热烈地颂扬了他对历史所作出的"英雄式的"贡献，并表示相信，这些贡献将会在"各地自由人民的遗产中留下它们的印记"。他在回信中写道："您给了我一个不同凡响的祝贺。我已经把您的电报交给报社，以表明我完全支持您作为总统候选人。"也许只有象麦克阿瑟这样喜欢自夸的人，才会假定发表我赞扬他的电文是表明他支持我。不过，他对于作出这样的假设似乎毫不害臊。

他经常在我面前评论肯尼迪，对他甚不以为然。我对此表示欣赏，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评论在大选前鼓励了我，在大选后又帮助我解除落选的痛苦。那次大选前，麦克阿瑟对我讲起肯尼迪的鱼雷快艇的功绩时，曾轻蔑地说，肯尼迪是"勇敢的，但非常莽撞"。他还说，"肯尼迪或许会在某一战役中由于缺乏判断力而受到军事审判。"1961年6月，即猪湾惨败后两个月，他又蛮横地批评了肯尼迪。他提到，他最近曾与吉姆·法利这位传奇式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和罗斯福的知己谈过话。法利指出，肯尼迪的头脑非常敏捷、灵活。麦克阿瑟的反应则是：他不认为肯尼迪具有判断能力--在作出决定之前统观全局的判断能力。麦克阿瑟继续对我说，"一个指挥员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从他收到的情报中，把占百分之五的重要情报和其他占百分之九十五的不重要情报分开。"他说，他认为肯尼迪关于猪湾事件的决策显然已经失败，由于这一惨败，肯尼迪还不幸地失去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诚然，他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是"聪明的"，但又归因于肯尼迪为他提供了一架飞机，让他到菲律宾随心所欲地旅行。不过，他又说，肯尼迪"一到要作出决定时，就傻眼了"。在说了这些之后，他接着强调--他说话时总喜欢强调--"肯尼迪将会占领古巴。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将来他必定这样干，而且将要这样干。"

麦克阿瑟不管谈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差不多总是要把话题扯到亚洲事务上。他曾经对我说，回头看一看，当初如果拨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在鸭绿江一带归他指挥，他就能把中国分裂成为两半，一举改变世界力量的均势，可惜时机已经错过了。

由于共产主义的蚕食，他对于亚洲的前途逐渐悲观起来。但是，他又认为，卷入亚洲大陆的地面战争将是美国的一大错误，他最后一次对一位美国总统提出的忠告，就是坚决主张林登·约翰逊不要向越南投入更多的军队。他觉得，我们可取的作法是：继续吓唬苏联或中国支持的造反者，并支持亚洲各国政府反对他们。

他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也是含糊不清的。他说，住在纽约并担任兰德公司董事会主席，这使他有更好的机会研究华尔街的商业；他还说，他发现他们"毫无特色可言"，"他们从不坚持原则"。他说，"他们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拥护胜利者，并且不顾一切地支持他，无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六十年代早期，他对我说：高征税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保守了。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会议前夕，他又强调了他的这种看法，认为戈德华特不应该被提名，因为他太保守。

1961年，麦克阿瑟还对我说过：1951年，肯尼迪的父亲带肯尼迪本人去沃尔多夫看望他时，肯尼迪似乎已经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他称赞肯尼迪确实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并说，当肯尼迪成为总统之后，对十年前他们在沃尔多夫的第一次会见还记忆犹新，而且异常的准确。使我尤为难忘的是，这也说明麦克阿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

麦克阿瑟也给过我个人一点许多人认为应该照此而行的劝告。1962年，当我问他我是否应该回到加利福尼亚去竞选州长时，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说："别去。加利福尼亚虽然是一个大州，但是那地方还是太窄小了。你应该呆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萨克拉门托。你应该参加国会竞选"就在两小时前，赫伯特·胡佛在六层楼之下的套间里，也给了我同样的劝告。

在我的头脑里，我与麦克阿瑟的谈话总是与我和胡佛的谈话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人都上了岁数，都很聪明，都住在沃尔多夫大厦，而且我经常是在同一天拜访他们。

我与胡佛的最后一次晤谈，是在1063年8月10日他八十九岁生日那一天。我顺便去走访他。他的护士告诉我，他病得很厉害，简直是不可能康复了。但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她告诉我，他经常在半夜里起身，倚在他的黄色靠垫上写东西。多年来，胡佛对成百封祝贺他生日的明信片，都亲自一一作答。

护士说，他现在仍旧阅读这些明信片，但不能亲自作答了。

当那位护士用轮椅把他推进房间时，我看到他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心里很难过。然而，他的握手还是很有力，声音令人吃惊的宏亮，对事物的评论也简明扼要，且击中要害。尽管他持强硬的反共路线，但他还是支持那个月美国与苏联签定的禁止核试验条约。他的观点是，"这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正如他指出的，"由于中国的缘故，赫鲁晓夫需要朋友"。他不同意阿登纳关于我们可以打中国牌以反对苏联的观点。他指出，她们都处于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因此是特别爱寻衅的。他也告诉我，中国人民是极富感情的人民，但他们不论对外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在1900年义和团造反的年月里，胡佛曾经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在中国工作过。这段经历使他的上述态度显得更富于色彩了。在排外的义和团攻打天津的外国祖界时，他和他的妻子参加了保卫祖界的战斗。当时，义和团和政府军之间也互相残杀。胡佛说，他看见从他的驻地旁边流过的河里，漂浮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照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大屠杀恰似同一个故事的另一章。他预言，在二十五年内，毛主义还不能使中国人民改变，因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是一件缓慢的事"。他说，美国应该尽可能少地和他们打交道。

他对肯尼迪比对麦克阿瑟要更宽宏大量一些。他评论道："肯尼迪比我所期望的要好得多。"

对于戈德华特，胡佛与麦克阿瑟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赋予他以极大的权力，使之有机会自己试一试，而且"不要拘泥于我们的制度"。

虽然麦克阿瑟和胡佛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里有着类似的见解，但是，我记得他们一次也没有互相提到过对方。起初，我以为他们彼此难得见面。但是，后来我从麦克阿瑟夫人那里得知，胡佛总统每年有五、六次邀请麦克阿瑟夫妇到他的套房共进私人晚餐。在那些时刻，我们时代两位最卓越的领导人得以坐下来进行令人神往的交谈。

麦克阿瑟之无视军队中的方针政策，并不限于对军官们的服装条例置若罔闻。军人以服从上司的训示为己职。但麦克阿瑟并不经常这样作，哪怕这位上司是美国的总统。

麦克阿瑟正确而他的上司错误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1942年到1945年期间，他带着他的军队熟练地横越南太平洋时所受到的兵员损失，远远小于美国军队在布尔格的一次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他的成功使他对来自华盛顿的命令颇不以为然。

有一次，五角大楼对他说，重新占领民多罗这个菲律宾岛屿的计划太冒险。但麦克阿瑟还是干了，并且获得成功。攻占了吕宋这个大岛以后，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又攻取了群岛的其他岛屿，在这些行动中仅损失了820人。在日本，他突然插手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改革，这超越了最高司令官的权限。

但是，他的成就却是如此辉煌，以致于后来他虽然因为犯上而被解职，杜鲁门总统对他还是无可奈何，而且还嘉奖了他。

除了他父亲有例在先外，还有两个因素对麦克阿瑟在蔑视更高的权威方面起了特别的作用。首先，从他的事业一开始，他就猜疑别的军官想攻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对盟军在法国的肖蒙司令部里珀欣将军周围的人就不信任。后来，他的主要对手则是象乔治·马歇尔这样的军官，他在肖蒙时就和珀欣在一起。

小赫伯特·胡佛这位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称这些官员们为"五角大楼小集团"，说他们只有在欧洲的作战经验，视野只局限在欧洲。麦克阿瑟认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马歇尔，出于政治方面和私人关系方面的原因，总想在太平洋地区寻隙阻挠他的每一行动。他也认为，杜鲁门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政府暖昧的亚洲政策，也使南朝鲜在共产主义的侵略面前敞开了大门。

麦克阿瑟还蔑视坐办公室的人员。他本质上是一位战地指挥官，感到他与坐办公室的人比较起来，更了解战场上需要怎么干才对头。美国的历届总统们便是最高级的办公室人员。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顶头上司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相比，这些总统并没有使麦克阿瑟感到更加可从三十年代起，麦克阿瑟与他为之效力的总统们的关系都不理想，虽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引起不愉快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大萧条时期，他与胡佛发生了闻名的"退役补贴大进军"的龃龉。当时，25，000名老兵和他们的家属来到华盛顿，要求给予现金补贴。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质问游行者动机何在，还亲自跑到现场，和他们对抗。胡佛命令麦克阿瑟不要把军队派往游行者们的临时营地，但麦克阿瑟不顾胡佛的命令，驱散了示威者。

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系，尽管表面上看来很恳挚，但在三十年代削减陆军和空军预算的问题上，麦克阿瑟与罗斯福意见相反，这位将军对罗斯福决定不派兵增援巴丹半岛上的美军也深为不满。在麦克阿瑟得知罗斯福1945年去世时，他对一名下属说："罗斯福终于死了：一个人要是从来没有讲过真话，谎言对他也就十分顺耳了。"

在美国，没有哪两位领导人比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更加互相嫌恶了。早在1945年6月，杜鲁门就记下了给他自己用的一个备忘录：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对付普赖马·唐纳先生、布拉斯·哈特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他接着写道，"我们不得不让这些蹩脚货呆在关键性的岗位上，这实在是太可悲了。我不明白，罗斯福在九泉之下，为什么没有命令（巴丹半岛司令官）乔纳森·温莱特回家去和让麦克阿瑟（在柯里矶多岛上）当烈士呢！"反之，麦克阿瑟认为杜鲁门忽视亚洲，"屈从于难以控制的狂潮，"而且（就象一位批评家打算让他女儿唱歌时，突然要揍人家一样，）在关键时刻容易丧失理智。

这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朝鲜战争期间终于达到了高潮。

麦克阿瑟在朝鲜、甚至是在他的整个事业中的最卓越的杰作，就是在仁川的两栖登陆。这是他关于"在敌人没有想到的地方打击他们"的战略的最佳典范。

1950年秋，联合国军队被阻遏在朝鲜半岛东南角的釜山。

如果对集结在釜山前线的北朝鲜共产党人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将必须冒兵员大量损失之险。于是，麦克阿瑟决定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汉城的外港登陆。登陆后，他计划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南朝鲜的首都，用他过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把日本人孤立在岛上的办法，把敌人在南方的军队围困起来。

仁川是一个不可靠的、危险的登陆点。起初，麦克阿瑟的上司对此是犹豫的。八月份，杜鲁门派他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到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会晤，研究朝鲜形势。哈里曼的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后来是我的一位密友，曾被我任命为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一天早饭后，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麦克阿瑟将在仁川登陆时需要的补给品的清单交给了哈里曼。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麦克阿瑟和他的家人就住在使馆里。

"我不相信象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说着，沃尔特斯默默地听着。

"告诉总统，要是他满足我的要求，我就在九月十五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后来，沃尔特斯告诉我："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哈里曼对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克阿瑟终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增援。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批准了他的计划。1950年9月15日，这位七十岁的司令官站在麦金莱峰号旗舰上，注视着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前锋的部队登上仁川，打败了北朝鲜三万多人的军队，我方仅损失536人。到了月底，他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北，将汉城还给感恩戴德的李承晚。

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麦克阿瑟的军队的目的是要统一朝鲜一事进行投票。这是响应杜鲁门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政策的一个行动。但在十一月底，当麦克阿瑟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林彪指挥下，竞排山倒海而来，迫使这位将军忍辱撤退。但这是典型的、熟练的和有秩序的撤退。对中国军队的这一行动，中央情报局和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在得悉杜鲁门决定寻找一个停战的办法以后，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辩护词，其中包括指出中国军队质量低劣，并暗示共产党人最终将被迫妥协。后来，麦克阿瑟还争辩说，任何一个司令官在战场上都有权向敌人发出这样的信息。他发表这个辩护词时，口气咄咄逼人，这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招来了北京和莫斯科的猛烈批评，也使杜鲁门丧失了他的外交主动权。

更糟的是，在他呼吁中国人举行谈判一事公开化以前几天，麦克阿瑟给国会共和党领袖乔·马丁写了一封信。此前，马丁曾就蒋介石的军队是否可以用于这场战争一事征询这位将军的意见。麦克阿瑟在信中复告，应该使用蒋介石的军队。他又补充说，外交家们正在试图用言词来对付这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而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胜利则必然导致欧洲的陷落。他说："应该赢得这场战争。这样，欧洲庶几方能免于战乱，也能维护自由。"他又说，"胜利是没有代用品的。"

当马丁在议院读完这封信时，引起一场狂潮烈焰，横扫国会，而且席卷白宫。甚至连平时比较冷静的参议员--那时我已是参议员--也吵闹起来了。虽然马丁是在没有得到麦克阿瑟的允许或认可的情况下公布这一信件的，但杜鲁门立即宣布了解除这位将军的职务的决定。麦克阿瑟是从新闻节目里首次得知他已被撤去所有职务的，这使他蒙受了额外的耻辱。前总统胡佛直接打电话给他，敦促他立刻回国，并告诉他国内情况的另一面：根据民意测验，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反对杜鲁门。

麦克阿瑟被撤职以后，我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个吁请恢复他的职务的决议案。"我应该说，我并不是那些认为麦克阿瑟将军是一贯正确的人中的一员，"这是我在参议院里的第一次重要讲话。"我也不是那些认为他没有作过受到批评的错误决定的人中的一员。但是我应该说，在目前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项可供选择的政策，它可能、而且将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他也为我们提供了政策上的转机--过去那些政策，几乎使我们在亚洲、甚至在全世界陷于灾难的边缘。"

回顾以往的经历，我相信，上述的概括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它受到了两党的指责。麦克阿瑟无视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实际上也干涉了总统外交政策的实施。但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缺乏自信和模棱两可的。这就是多年来，使麦克阿瑟备受挫折的根源。而他正是为数极少的、对亚洲有足够了解的美国领导人之一。他们看到不祥的力量正在亚洲发挥作用，我国则由于未能坚决反对这些势力而招来了祸殃。

麦克阿瑟致马了的信和他的军事辩护词，并不是他对华盛顿的决策的首次评论。后来杜鲁门说，他在八月初就已经考虑过撤掉麦克阿瑟朝鲜战场司令宫的职务的问题了。当时，这位将军曾经致函"赴外参战退伍军人委员会"，谈论关于保卫福摩萨的问题。然而，杜鲁门当时并未这样做，因为他不想"伤害麦克阿瑟将军本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政府的摩擦随着政府的政治需要而时起时落。给"赴外参战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信发出后，他差点儿被撤职。仁川登陆胜利后，杜鲁门却又飞到沃克岛参加一次会议，其唯一的、明显的目的，就是搞出一张这位被围攻的总统和那位受人欢迎的将军站在一起的照片。联合国军第二次攻占汉城后，麦克阿瑟深信我方即将获得全胜，这成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障碍。戴高乐在麦克阿瑟去职后的第四天的一次讲话中说过：麦克阿瑟是一位战士，"他英勇无畏的优点在被充分利用以后，剩下的又使人感到可怕了"。

最后，曾经宣称对麦克阿瑟个人的感情关照备至的总统，居然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下就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就此写道："哪怕是一位勤杂人员、打杂女工或仆人，也不会被人这样不留情面地解雇。简直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个人之间的纠纷，是朝鲜问题上的争论的最富于戏剧性的集中表现。但是，这一争吵也可以解释为持有优先注意亚洲问题的观点的麦克阿瑟与美国过分注重欧洲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斗争。

杜鲁门对欧洲的政策--即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中补给线--是强有力和直截了当的。麦克阿瑟的亚洲政策却相当杂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或朝鲜半岛僵持局面的存在预示着亚洲或东南亚其他国家将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想法，对许多政府的决策人来说，似乎是太陌生了。不过，现在人们对它已经不再感到陌生。

大多数美国人对远东问题也是缺乏远见的，这也许因为他们的根是扎在欧洲的缘故吧。麦克阿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则是在亚洲度过的。许多人认为，他与亚洲人相处，比与他的西方伙伴相处更为自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在菲律宾服役时，经常无视那种把菲律宾人和西方人隔离开来的、传统的"种族隔离"政策。三十年代，在他于马尼拉举行的宴会上，也难得看到几张白色的面孔。

现在，中国再次登上了世界舞台；日本的经济奇迹对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所造成的威胁也变得日益明显。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下几代人的世界历史，可能将是由东方的男女们来支配的。这一教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记起1953年，我在担任副总统的头一年，就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用两个月时间访问了十九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总统感到前任政府忽视了亚洲，并希望在作出可能会对亚洲有所影响的重大决定之前，能够得到有关该地区情况的第一手报告。一路上，我的夫人和我会见了几百位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和凡千位不同背景的人士。我们看到了该地区的巨大的潜力；同时也清楚地看到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共产主义的侵略的威胁。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属印度支那国家，缺乏有能力的领导来对付这些威胁，我们对此尤感关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和讨论使我确信，在今后的年代里，亚洲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美国的政策应该尽量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我在访问结束之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们国家所作的汇报的核心。

但是，一位副总统的一次访问不可能蓦然改变一个国家的态度。美国继续面向西方。我在196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许多人坚持认为建立一个大西洋轴心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但实际上基普林还是正确的：亚洲人民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美国只是表面上关心亚洲。"

半个世纪之前，麦克阿瑟就已亲自对远东作了一次调查研究，而且完全被它迷住了。他在1903年离开西点军校后，随他父亲视察了日本在亚洲的阵地和欧洲在远东的所有殖民地。

全部旅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这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里住了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还把一半以上的初级产品用于养活后代，"他后来写道。"照我看来，这是再清楚不过了：亚洲和它的前沿岛屿与美国的未来，事实上，还有与美国的继续存在，都是息息相关的。"具有革新思想的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当了三年校长（在那里，他命令挂出亚洲地图，使士官生们可以研究它们）。在他个人的历史中，有二十年是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30年起，麦克阿瑟本人对美国在东方的地位开始发挥影响。当时他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负责使陆军和空军保持可随时投入战斗的状态。在和平时期，要得到足够的军事预算是一件相当棘手和困难的工作，在萧条时期就更难了。

1934年，在白宫发生了爆炸性争论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成功地劝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使他不再大幅度地削减防务经费。"当时我竭尽我的全部情感，置一切后果于不顾地劝说他。"麦克阿瑟后来这样写道，"我还向他描述了我们如果失去下次战争将会造成的后果：一个美国男孩躺在地上，敌人的刺刀戳进他的腹部，敌人的皮靴踩在他的喉咙上。他嘴里在咒骂着。我知道，他骂的这个人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当他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军事秘书对他说，他"拯救了军队"；麦克阿瑟也被自己的大胆惊呆了，呕吐在白宫的台阶上。

1935年，麦克阿瑟返回菲律宾，掌管军队。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一个联邦。象他的父亲一样，他认为这些岛屿对于美国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防务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在军事方面耗资甚巨的各种需求，却远远得不到满足。这是麦克阿瑟与他称之为"北大西洋孤立主义"--即华盛顿忽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沉迷于西欧的发展的做法--的第一次龃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直至结束之后，这类摩擦发生过多次。

虽然华盛顿终于在1941年给了麦克阿瑟较多的钱，但是菲律宾第二年还是落入日本人之手了。麦克阿瑟带领部队令人赞佩地撤退到巴丹半岛后，从柯里矶多岛的要塞向他的在奋战的部队许诺说，罗斯福正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些援助却被送到了欧洲。这使他怨恨罗斯福，并增加了他对"五角大楼小集团"的猜疑。

他在日本担任最高司令官时，曾对来访者悲叹道，美国尚未开始认识到日本对亚洲的重要性和亚洲对世界的重要性-或是尚未了解到亚洲的巨大潜力。1950年1月，艾奇逊发表声明称，台湾和南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务圈之内。麦克阿瑟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位国务卿"关于远东的意见很糟糕"。他邀请艾奇逊访问东京。但是艾奇逊说，他的职责使他不能离开华盛顿--尽管他在任期中七次访问了欧洲。1950年，共产党人侵略南朝鲜，麦克阿瑟最后一次被召回军队服役。

麦克阿瑟与华盛顿在朝鲜问题上的争吵，必须从其前因后果上来全面地认识。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一事证明，"从开头起，扩张权力的共同欲望就激励着每一个可能成为征服看的人"，与中国人的妥协，必将进一步鼓励共产主义在亚洲、甚至在欧洲的冒险。麦克阿瑟认为，倘能获得华盛顿足够的支持，他将能击败共产党人，使他们没有勇气再作这样的冒险。那时，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还没有不和。我们国会中的许多人同意麦克阿瑟的看法，认为打败在朝鲜的中国共产党"志愿军"，是遏制威胁所有亚洲自由国家的侵略力量的有效办法。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挑战，并不是因为他渴望把战火扩大到中国，事实上，他从未打算用美国地面部队对抗中国的干涉和竞争。直到生命终止时，他依然认为把美国士兵送到亚洲大陆去作战是一件蠢事。他向杜鲁门挑战，是因为他长期以来怀疑华盛顿的决策人不了解亚洲，不了解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所形成的威胁。他还坚信，如果让那种认为侵略者与美国发生小规模战争以后依然会安然无恙的想法蔓延，那也是很危险的。

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懂得了威特克·钱伯斯的直觉。

"对于共产主义来说，"钱伯斯在敦促我坚决支持杜鲁门的把美国军队投入朝鲜战场的决定时说。"这场战争不仅关系到朝鲜、而且也关系到日本。在日本还是非常不稳定、并力图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之际，如果朝鲜被共产党人接管，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就将得到巨大的推动力。"

麦克阿瑟认为，在亚洲问题上，杜鲁门对他已经有过两次打击：杜鲁门未能保住中国，他模棱两可的朝鲜政策可能又鼓励共产党人去攻击南朝鲜。现在，中国军队参战了。麦克阿瑟认为，杜鲁门和艾奇逊又再次失去了理智。他担心的是，政府的胆怯最终会危及整个远东，包括日本。这促使他被解除了职务。

在麦克阿瑟被免职的那一天，威廉·西博尔德这位驻日盟军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和美国最为能干的一位外交官收到了华盛顿的指令，要他去会见吉田首相，让他相信美国对日政策不变。

西博尔德被领进吉田楼上的书房。正穿着西服在花园里主持那天下午的赏花会的首相，换了和服接见他。他的客人后来写道：当时他"显然十分震惊"。

西博尔德自己也被这则消息搞得心烦意乱。他担心吉田由于要作出对此也负有责任的日本式的姿态和因为他是麦克阿瑟的密友而想辞职。他告诉吉田，在往后的时日里，日本人民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以便带领他们从麦克阿瑟去职一事所产生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在会晤结束时，吉田答应西搏尔德：他将不会辞职。

尽管吉田又在任上继续干了三年多，但是战后历史上这极其伟大的伙伴关系结束了。吉田除了一段短时间不在任上之外，从1946年起，他和麦克阿瑟一直在一起工作，以便在旧日的废墟中重建日本。

麦克阿瑟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相对而言是人所共知的。

吉田却是战后世界上的一位无名英雄。他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口齿清晰，政治上老练，怠我无私，而且深深地忠于他的国家，诚为战后各国领导人中的一位巨人。他也是少数几位退休和去世后仍然卓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甚至到了1982年的现在，日本仍旧按照吉田在三十年前确立的稳健的、有节制的原则进行治理。

世界上每一个学龄儿童都知道邱吉尔和戴高乐。虽然吉田在许多方面和他们并驾齐驱，但是，除了日本人和象我这样有幸和他个人结识者之外，绝大多数人对他几乎毫无所知。

就象东方迷住了麦克阿瑟一样，吉田对西方也着了迷。

他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其他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一道，急于通过发展与外国的关系，为增进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找到一条捷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生活就是许多世纪以来鼓励接受外国影响，但不允许它们瓦解日本立国之本这两方面互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