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骑士》名家推荐
《投资骑士》目录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1)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2)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3)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4)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5)
《投资骑士》纽约(1)
《投资骑士》纽约(2)
《投资骑士》纽约(3)
《投资骑士》纽约(4)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1)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2)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3)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4)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5)
《投资骑士》林茨(1)
《投资骑士》林茨(2)
《投资骑士》林茨(3)
《投资骑士》林茨(4)
《投资骑士》林茨(5)
《投资骑士》林茨(6)
《投资骑士》前往伊斯坦布尔(1)
《投资骑士》前往伊斯坦布尔(2)
《投资骑士》前往伊斯坦布尔(3)
《投资骑士》前往伊斯坦布尔(4)
《投资骑士》古老的土耳其斯坦(1)
《投资骑士》古老的土耳其斯坦(2)
《投资骑士》古老的土耳其斯坦(3)
《投资骑士》古老的土耳其斯坦(4)
《投资骑士》中国(1)
《投资骑士》中国(2)
《投资骑士》中国(3)
《投资骑士》中国(4)
《投资骑士》中国(5)
《投资骑士》中国(6)
《投资骑士》中国(7)
《投资骑士》西安(1)
《投资骑士》西安(2)
《投资骑士》西安(3)
《投资骑士》西安(4)
《投资骑士》西安(5)
《投资骑士》西安(6)
《投资骑士》从西安到北京(1)
《投资骑士》从西安到北京(2)
《投资骑士》从西安到北京(3)
《投资骑士》从西安到北京(4)
《投资骑士》从西安到北京(5)
我出生于1942年，是五兄弟中的老大。我的父母双亲于20世纪30年代相识于俄克拉何马大学，在学校他们都获得了奖学金，是学术荣誉社团的成员。二战时，我的父亲被派往德国担任炮兵军官。战后，他和他的兄弟合伙在亚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开办了一家工厂。我的祖上自19世纪早期就开始在亚拉巴马州定居。
我的母亲是独生女，她一下子有了五个儿子，这对她来说真是太困难了。她任由我们五兄弟之间相互争斗、打闹嬉戏。父亲教会我们兄弟五人开车，也教会我们如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父亲那里我们学会了努力工作。
我很早就显示出强烈的事业心。在五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是在棒球比赛后捡拾瓶子。1948年，我争取到在儿童棒球联赛的比赛中售卖软饮料和花生的机会。父亲后来又郑重其事地贷给他这个年仅六岁的儿子100美元，让我买一台花生烘烤机。1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笔创业贷款将我引向了经商之路。五年后，在经商道路上我获取了利润，偿还了100美元创业贷款后，还在银行存了100美元。我感觉十分富有。（我仍然保留着这台烘烤机，不知道何时我能再次体验这种绝好的挣钱方式。）
有了这100美元，罗杰斯父子公司的投资团队开始孕育成长。我们到乡下一起购买小牛，那时小牛的价值飞速上涨。我们付钱给一个农民让他来饲养这些小牛，而后我们在次年卖掉这些小牛获取了高额利润。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高位买进的。事实上，直到20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有关商品图表的书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和父亲刚好赶上了朝鲜战争引发的旺盛商品需求。伴随着战后牛肉价格的下跌，我们退出了牛肉投资。
在我们那所封闭的高中学校里，我表现得出类拔萃，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顺利毕业，并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这令我感到诚惶诚恐，我怎么能和那些来自美国东北部的预科班学生竞争呢？
当我前往耶鲁的时候，父母亲并没有把我送到纽黑文，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在耶鲁的第一个周日，所有的同学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拿起电话，告诉接线员我想呼叫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接线员说：“好的，你要呼叫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回答说：“5。”
她问：“5？然后呢？”
“就是5。”
她又问：“你的意思是555-5555？”
“不，”我很有礼貌地答道，“就是5。”
接线员问：“小伙子，你是大学生吗？”
“我是啊。”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2)
她很恼火：“不要胡搅蛮缠，大学生！”
后来，确信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她答应为我试一下。那时通信技术十分落后，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必须先接通亚拉巴马的接线员，后者再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而后再接通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
康涅狄格的接线员首先发话：“我这儿有个小伙子想连线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的电话，号码是5。”
话音未落，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就答道：“噢，他们家现在没人，都去教堂了。”纽黑文的接线员当场目瞪口呆。
随着大学时光快速飞逝，我考虑过去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商学院继续深造。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学习，而且也想继续学习。1964年的夏天，我去多米尼克兄弟证券公司打工，在那里我深深地爱上了华尔街。长期以来我都想尽可能多了解时事，同时，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在华尔街居然有人愿意付钱给我，让我判断发生在智利的革命是否会抬高铜的价格。而且，当时我很穷，急需钱，很明显华尔街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在耶鲁，我是船队的一名舵手，四年大学生活临近结束之时，我幸运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在牛津，我进入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我成为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历史上，在泰晤士河上掌舵参加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的第一人。
我开始将暑期在华尔街打工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拿奖学金来投资。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参军了几年。在军队我替指挥官理财投资。由于恰值牛市，我让他斩获颇丰。后来我回到纽约，再次进入华尔街工作。
我最终成为一家两人离岸对冲基金的初级合伙人，该项基金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复杂基金，买卖世界各地的股票、商品、货币和债券。我无休止地工作，尽可能地熟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情况、货品情况、原材料情况以及各种信息。1968年我入市的时候只有600美元，到1980年退出之时我已经拥有百万美元。然而，为此我也付出了代价。其间，我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我的两任妻子都不能理解我努力工作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当我意识到能够让钱在市场上为我所用之时，我不会用这些钱来买一张新沙发。我过去相信，至今仍然相信，年轻人省下的每一元钱，如果能适当地投资，都会在他的一生中给予其20倍的回报。
1980年，37岁的我生活无忧地退休了，开始寻求另外一种生活，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在华尔街工作太紧张，没有时间思考。再者，我有一个梦想，除了想换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之外，我还想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环游世界。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3)
自从我认识到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时，我就一直梦想着环游世界。长久以来我对冒险的渴望可能也来源于此。不过，我不仅把这次旅程当做一次冒险，也把它当做一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贯穿我的人生，那就是：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不断地认清它的本质。我想以地面旅行的方式认知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
当开始一项长途旅行的时候（例如用三个月的时间穿行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我认为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摩托车，这样能够使你以一种开车无法体验到的方式欣赏风景，呼吸乡村气息。你将融入自然之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触摸它、欣赏它、品味它、聆听它，享受彻底的自由放松。对大多数旅行者而言，旅行本身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你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旅行，旅行本身就是目的。你骑车穿过从未到达过的地方，体验它的一切，认识新朋友，这才是冒险，才是最惬意的事情。
我想来一次漫长的旅行，长得可以让我忘记一切。我仍旧会阅读《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不过我想与投资事业彻底断绝，我想改变生活。这需要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我不知道旅行回来后将会做什么，不过肯定会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想65000英里的全球旅行应当可以当做一个分水岭了。
在1980年，环球旅行是很困难的。你不可能到达想去的每一个地方，那时全球正进行着二三十场战争。如果我决定环游世界，那么我就要坚持我的一贯风格：要么畅快淋漓，要么不做。我的梦想是穿越六大洲，自西向东横穿中国，自东向西横穿苏联的西伯利亚，从非洲最北端行至好望角，穿越澳大利亚的大沙漠，从阿根廷最南端直至阿拉斯加。
1984年和1986年，我曾两次去中国与官方接洽，商谈驾车穿越事宜。我甚至租了一辆250cc的本田小摩托车，骑着它在福建省到处游走，看看我能了解到些什么。福建省不是很大，大概与路易斯安那州的面积相似。但是当时福建省有2600万居民，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7倍。我骑摩托车和乘飞机到了中国几个省会城市，用租来的摩托车进行了两千多英里的探索。到了1988年，我骑自己的摩托车横穿了中国。
回到纽约后，我又去拜访了苏联人，之前我也经常去。当时的苏联仍然是周游世界计划的绊脚石。我写了好几封信，还找人为我的行为做担保。我这次是绝对碰到了老顽固。我去找了伊万?加里宁，他是苏联国际旅行社的董事长。他告诉我这一切简直不可想象，西伯利亚除了熊、老虎、丛林和森林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人要去那儿，也没有人想去那儿，事实上所有派往那儿的苏联人都想尽快离开。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4)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遇到的苏联人都不曾到过西伯利亚，也不认识到过那儿的人。看来没有苏联人对西伯利亚知道一星半点儿，就如同今日大多数纽约人对阿拉斯加一无所知一样。苏联人告诉我，要么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去，要么坐飞机去，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骑摩托车去。
我通过一些渠道被引荐给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但即便是他也没有办法。
我慢慢了解到其中缘由，骑摩托车穿越西伯利亚与骑摩托车穿越美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在美国，高速公路一条连接一条，西伯利亚可完全不同。可能他们说得对，那里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路。但是不穿越西伯利亚就意味着没有环游世界，如果我要完成心愿，就必须找到一条路。
地图显示西伯利亚东西长七千多英里，大概是美国东西长度的两倍。西伯利亚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与纽约州的人口相当。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不曾有人清点过那里的人数。我推测西伯利亚不会比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更荒凉，我想还是能忍受的。
在令我绝望的那段时间，我把在中国旅行的录像带给伊万?加里宁看，希望借此能告诉他我是认真的。他接过录像带的时候略显疲倦地笑了笑，不过他还是看了这盘录像带。当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给一个组织写信。”不过，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他是在他的官方手册上找到这个组织的。他自己翻译不出这个组织的名字，因此就用俄文把它的名字和地址等所有信息写给我。看起来这是个非同寻常的组织，名字叫做Sovintersport。我把纸条带回家，复印了一份，贴在一个信封上，并附上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信中表达了我想骑摩托车从太平洋到莫斯科再到波兰的计划。
我在信中指出，我会遵守该组织附加的一切条件—他们让我停在哪儿，我就停在哪儿，接受他们认为必需的护卫，甚至是士兵护卫我也不在乎。我决心要去。每当我凝视地球仪的时候，苏联那片广袤的陆地就映入我的眼帘。如果我不能横穿苏联，那么我就不能说自己已经周游了世界。如果不能周游世界，那么这就不是我想要的旅行。我没抱太大的希望。之前的几年，我已经发出了20封类似的信。
几个月后，当我已经淡忘了这封信的时候，我收到了回信。信上说：“亲爱的罗杰斯先生，你可以骑摩托车穿越俄罗斯。你打算何时动身？”这封信只有两段，三四行的内容，还有一位名叫瓦列里?萨格罗夫先生的签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如同我坐在门外每天敲门，敲了九年都没有开门，然后突然有一天门打开了，有个人说：“嗨，请进。”他怎么知道我已经在那儿敲了九年门。
《投资骑士》飞向俄罗斯(5)
我马上飞往俄罗斯去拜会批准我前行的先生。我不断地问我的翻译奥克桑娜：“他们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她不断重复地回答：“是的，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为什么你如此困惑，如此古怪，如此不相信人，有如此多的问题？”
Sovintersport是苏联的一个体育组织，赞助过一系列国际体育赛事。之前我一直尝试的都是外交渠道和旅游渠道，但是苏联人认为长距离摩托车旅行是一项体育运动。进行环球旅行要记住的第一个教训是：熟知你所去地区的文化，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它，否则就会被排斥在外。
我真是太高兴了，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你能相信他们吗？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当我到了边境的时候他们又不让我入境了。
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次旅行，我要环游世界了！满怀着兴奋，我于1989年12月飞回纽约，计划次年3月出发。
《投资骑士》纽约(1)
“你想环游世界吗？”我问塔碧莎，她是我过去几年的生活伴侣。
“他们同意了？”她问道。她和我在前一年一起穿越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我们带着两个背包，骑一辆摩托车，行程5000英里，她已经爱上了这样的旅行。
“我计划3月份出发，离现在还有四个月。”我答道，“你要不要一起去？非洲、撒哈拉、西伯利亚，横穿安第斯山脉，而且这次你也能去中国。”
“我的工作怎么办？”她问道。她热爱她的工作，她为一家小型基金会管理捐助业务，这对刚跨出校园不久的人来说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辞掉工作，”我说，“这是一生难得一次的旅行。”
她的手掠过飘逸的金发，然后托着下巴陷入思考。她的一举一动让我着迷。
“我们怎样才能带够必需物品？”她问道，“要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地方，我们需要配件、汽油、备用轮胎。”
她是对的。过去20年我一直驾驶宝马摩托车。考虑到令人无助的机械修理，我必须骑那种最不需要修理的摩托车。当我查看全球宝马修理厂列表的时候，发现上面并不包括扎伊尔、苏联的西伯利亚和中国，而这些地区有延绵数千英里的路程，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路段。
“最理想的情况是骑两辆摩托车。”我说。
“可是我不会骑摩托车。”她答道。
“也许你应该学一下，皇后区有一所摩托车学校。”
她有些退缩，没有做声。她喜欢以当乘客的方式和我一起旅行。根据美国摩托车协会的统计，骑摩托车的人90%是男性，但是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甚至有一些杂志都开始关注女性驾驶摩托车的情况。23岁的塔碧莎富有冒险精神，绝不逊于我以前认识的任何女人。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拥有将近20年的摩托车驾驶经验，而塔碧莎的驾龄刚刚开始。
“如果一辆摩托车出了问题，”我继续说道，“旅行也不会结束。你学习驾驶课程，而且我们都报名学习宝马的维修课程，这样即便在丛林中抛锚，我们也能修理摩托车。”
虽然以前我们在几次不重要的场合偶遇过，然而我第一次正式认识塔碧莎?伊斯塔布鲁克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金融学的时候。那时，她的母亲碧菲娅（我的一个老朋友）把她带到我的家中，让我引导她最好去商学院读书。
塔碧莎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第一次会面我们就深深为对方所吸引。虽然那时我在商学院教书，但是我告诉她还是不要进商学院，那纯属浪费时间。我也曾经这样教导过我的学生。如果计入机会成本，那么去商学院读书将要花费她或者她的父母10万美元资金，这笔钱如果花在创业上效果会更好。无论创业成功与否，都要比在教室里花两三年的时间聆听那些毫无实践经验的“饱学教授”空谈要强得多。
《投资骑士》纽约(2)
我约她出去，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之间开始相互了解。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商量旅行的事情，她也开始为旅行做计划。我带她同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前我长途旅行时大多都与当时的女友为伴，例如横穿欧洲、美国、印度、中国以及沿着阿尔肯高速公路去阿拉斯加时都是如此。
然而，尽管她的热情持续高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她是否能独立驾驶摩托车。的确，我曾经骑摩托车带着她从旧金山到纽约，但是那段路程能保证每天在高速路上骑行500英里，在我们周游世界的计划中这样的速度不可能达到。虽然在巴基斯坦我们也遇到过不好走的路段，但是那时她只是一个乘客。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改变主意了。我认为让你独自骑一辆摩托车不是一个好点子，这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你还记得我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遇到的糟糕路段吗？到了中国、西伯利亚和非洲，路况还会更糟。”
她狠狠地瞥了我一眼，说：“你认为我不够坚强？”
“不，我没那么说。但这的确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旅行的距离是最长的，难度也是最大的。”
“我能行。”
“要进行这项旅行，一个骑手需要数千英里甚至数万英里的驾驶经验。我们将遇到的糟糕路况可能要骑数周甚至数月，这样日复一日的驾驶会使你筋疲力尽。你需要经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初学者的情形。有一次，在美国跨州旅行，由于我是生手又没有太小心，刚发动车子就一下子冲进了玉米地。我第一次在沙石路上骑摩托车，车轮就被甩了出去，我浑身都是擦伤。但是，在我们将要进行的旅行中的很多路段，如果能有沙石路就已经算万幸了。”
“我们三个月后才出发，出发前我会一直练习。”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接着讲道：“你瞧，我可能没有解释清楚。在中国，有一次我从吐鲁番骑摩托车去哈密，后面紧跟着的汽车里是一个摄制组。只有250英里的路程，一天很快就能到。当时我们确信路况很好，而且确信能在天黑前到达哈密，因此就没带很多的食物和水。可是，那天我们在路上竟然驾驶了17个小时，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路上我们不能停车，因为根本没地方停车，也没有任何地方能买吃的东西。我们身处沙漠之中，因此也没有水。这就如同在大海上航行到了半途，你无论决定做什么都会遇到麻烦。然而，我们一旦出发了，就不得不勇往直前。我想如果我们在半途停下来，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死掉。当行进到2/3路程的时候，摄制组决定放弃了，他们驾驶的还是汽车呢。”
《投资骑士》纽约(3)
塔碧莎直直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继续说：“我们将要开始的旅程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将是你遇到的最艰难的事情。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路程是荒芜的、原始的，没有道路可循。”
她边听边想，眼睛盯着我，好像要把我看穿一样。“你还是认为我不能吃苦？”
“我认为你相当能吃苦，但是你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即便到我们出发时，你的经验与这样一次长距离的艰苦之旅相比仍显不足。”
“吉姆，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准备。我们驾驶你的摩托车已经旅行了数千英里，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
“不过日程仍有问题。我现在每天都要跑步6英里以便保持强健的体魄。你很清楚这次旅行不仅磨炼意志也消耗体力，你在三个月之内很难增进足够的体力。”
“我想我能。”
“你也清楚有时我是个急性子，我不得不这样做，例如那次去哈密的旅行。事实上，第二天我们遇到了相同的困难。从哈密到吐鲁番之间本应轻轻松松250英里的路程，我们却再次花费了17个小时的时间。”
“吉姆，我能跟上。”
我仍然不敢确定她是否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不敢确定我自己是否清楚要干什么。“如果我们要环游世界，就不能每天只骑三四个小时。”
她直视着我说：“吉姆，如果你不想让我去就直说，你自己去好了。”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渴望与你同行，与你为伴非常美妙。但是，我们要经过世界上最糟糕的路段，遇到最恶劣的天气，穿越撒哈拉沙漠和安第斯山脉，还要途经流行病疫区，在那些地方没有医院，没有电话，没有机场，甚至没有电报，那儿会有土匪、恐怖分子，谁知道还有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考虑这次旅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讨论过途中可能有生命危险。塔碧莎的反应是：即便在纽约也有生命危险。对我而言，还是要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否则就不能出发。
我不得不考虑在我外出的这段时间该如何处理我的那些投资。投资市场是一只起伏不定的野兽，你必须对发生的状况随时留意。它一直让我为之着迷。我对投资市场的最初了解是注意到它不仅上涨也会下跌。我仍然记得当我知道可以卖空的时候是多么兴奋。卖空可以让你卖掉你并不拥有的东西，这样能使你在市场下跌与上涨的时候同样获利。我们旅行要去的地方可能会没有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只有几份报纸。我所持有的大多数投资都是长期投资，所以我不必做重大调整。我削减了卖空投资，把期货清了仓。
《投资骑士》纽约(4)
1990年初，我的钱大多投资在公共事业类股票、美国政府债券以及外币上，而且我喜欢长期持有。我持有的公共事业类股票主要是处于困境的核电厂，如伊利诺伊电力和尼亚加拉莫霍克电力。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它们会触底反弹，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我认为美国的利率将会下调，因此我看多债券，看跌美元，即我预计债券的价格将会上涨，而美元的价格将会下跌。我推断政客们将会尽其所能地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既然他们都不是很聪明，因此他们只知道降低利率。我推测，美元的价格会随着政客们降低利率而持续走低，因此我买进外币，主要是那些以荷兰盾和德国马克为币值的存款凭证。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愿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即将环球旅行的投资者，我将其视为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投资机会。我持有的这些资产不需要我每日都留心关注。如果我判断正确，那么我就会赚钱，如果我判断错误也不会因此输得精光。这是因为虽然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类股票的价格可能下跌，但是基本上可将它们视做安全的长期投资工具，就如同一些稳定的国家的货币一般。
出于天性，无论我何时旅行，我都会关注具有前景的投资机会。虽然这次旅行从何种角度来讲都不是一次投资之旅，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去参观那些欣欣向荣的股票交易所。骑在摩托车上，除了以一种生动直接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了解各国人之外，我想我还会去了解非洲、中国和南美的市场，我感觉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蓬勃发展。同时，我也十分关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市场，我在羊毛制品市场的投资为我自己也为他人赚了不少钱。另外，此次旅行的前几站之一将会是奥地利，在那儿，我将会对奥伯银行（Oberbank）的投资客户进行演讲。数年前，我在奥地利股票市场的投资使我在三年内获得5倍的收益。不知将来还能否找到更多这样的地方进行投资。随着世界的发展步伐，我想不仅现在投资时机难得，而且投资机会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甚至在我有生之年都难再现。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1)
时间飞逝，塔碧莎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决定出发。我仍然担心此次旅行对她来说是个错误，她可能会在最后几分钟改变主意。但是随着3月份的临近，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好像我们真的就要动身了。
我们购买了备用绳索、后视镜、化油器以及米其林备用轮胎，并打包了数卷功能神奇的3M牌建筑胶带。这些胶带有两英寸宽，看起来十分结实耐用，这是我紧急修理时的最爱。我们还带了睡袋、雨衣和备用头盔。塔碧莎找出上次旅行中戴过的结婚戒指，她戴着戒指会在旅行中省掉我们很多麻烦。由于从美国汽车协会在线旅行社无法订到去中亚、西伯利亚和撒哈拉地区的机票，因此我们买了地图并规划好路线。我们还想办法把钱带到那些没有美国运通银行办事处的地方，以及那些用旅行支票会招惹麻烦的地方。我锁了办公室，并确保外出之时有人能照顾我的住房。此外，我们还要接种疫苗以及办理签证。
不过，我不打算带任何引荐信，也不带通信地址簿。我们将这次旅行视为本能之旅。我们不想依靠老朋友，无论是私人朋友还是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会把我们举荐给他们的朋友并让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与之相比，结识新朋友，尤其是途中的朋友才更符合冒险之旅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次截然不同的冒险，可能这样会更好，也可能更糟。我们希望这次旅行能成为发现之旅。
我仍然提心吊胆，希望塔碧莎不要改变主意，希望她能成行。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简直难以相信。1990年3月25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决定开始环游世界之旅。我们规划的路程的前半段是从爱尔兰的西海岸出发，穿越欧洲和中国，最后到达日本。我们将成为首批从大西洋骑摩托车到太平洋的地面旅行者。规划路程的后半段是通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和中欧折返回爱尔兰，这也将创造另外一个第一—第一批从太平洋骑摩托车到大西洋的地面旅行者。这样环绕地球的总旅程将达到两万英里。
塔碧莎用板条将摩托车包装好后运到爱尔兰航空公司。我仍考虑我们是否已经处理好一切事宜。供暖人员是否清楚下一个冬天该如何处理？如果屋顶漏雨的话看家的人应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在飞机上了。有那么几分钟，有一股不现实和陌生的感觉向我袭来，让我沉思我是谁，我怎么飞行在大西洋之上，为什么自己要做可能被当做傻瓜的差事。
我们仔细看过地图，发现爱尔兰的最西端是一个名叫顿琴（Dunquin）的镇子，人口不足100人，那里就是我们的始发站。到了爱尔兰，拆掉摩托车的包装后，我们就从香农机场驾车穿过郁郁葱葱的乡村到达顿琴。到那儿后我们开始寻找邮局。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2)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来到了这个散落着茅草屋舍和干草堆的小村子。翠绿的斜坡延伸在暗蓝色的悬崖之上。邮局关门，但我们仍敲开了门，种种迹象显示女邮政官就住在这里—在我孩提时亚拉巴马的邮政官也这么做—我们告诉她我们正在环球旅行，希望她能证明我们曾来到顿琴并将之视为始发站。女邮政官名叫坎皮恩，红润的面颊，六十多岁，体态丰满，让我想起亚拉巴马教堂里的妇女，她们是社区的顶梁柱，嘻嘻哈哈地批准我在主教堂担任助手。她是否会卖给我们明信片，而后在上面盖上带有日期的印章呢？
面带爱尔兰式的神情，她嘲笑我们想法荒谬，并邀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她签署了一些卡片，而后一名在场的盖尔族学生在上面签了名，然后是我们在上面签名，最后她在卡片上盖上印章。官方认可的旅程开始了！
骑在摩托车上穿越爱尔兰十分美妙，道路狭窄蜿蜒，两侧郁郁葱葱，十分优美。在我的一生中，从在耶鲁大学学习历史课程到在牛津大学的工作而后到华尔街，我密集地学习了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我相信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并将在我对世界市场的投资之中派上用场。我还要寻找一些投资机会，尤其是那些经济将要起飞的国家和它们的投资市场，在这些地方我将能获得5倍、10倍、15倍的回报。
然而，爱尔兰并不在这些国家之列。事实上，美丽的乡村景色让我感觉有些沮丧。多少世纪以来，爱尔兰要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是叛乱，要么是萧条。尽管这儿有美丽的风景，热情洋溢的爱尔兰性情，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让人遗憾，它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不稳定。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就是旅游和牧场，尽管也有一些半熟练劳动者，但他们只能成为英国人或德国人开办的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中的内勤人员。
爱尔兰是中央集权经济体制（Statism）的牺牲品，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在我的字典中被定义为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控制和规划的集中经济体制。我进一步将之理解为那是一种信仰：政府是一种最佳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即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例如医疗、自然灾害、贫困、工作培训甚至感情伤害。
在爱尔兰海的对面，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第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主要领导人。当她1979年参选成功时，英国正面临着经济危机，而这一切都源于政府试图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她开始卖掉工党政府执政期间那些国有化的资产和企业，此项举措振兴了英国经济。爱尔兰开始这项进程的时间则要晚得多。
我上次到爱尔兰是在1964年，那时我还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此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爱尔兰的乡村为什么如此空空荡荡。让我备感遗憾的是有才能的人正源源不断地离开爱尔兰，而且这种人才外流已持续了几代人。这并不是说爱尔兰没有聪明博学、智慧能干的人才，而是说人才的确在大量流失。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3)
第二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临近科克郡，塔碧莎的摩托车抛锚了。我找不出哪儿出了毛病，塔碧莎的维修培训也没派上用场，她也找不出问题所在。
在纽约的时候，我们俩都报名参加了宝马的机械维修课程，用意虽好，但我没有去听过一次课，其他的事务总是显得更为紧迫。再说，我们都清楚塔碧莎比我更有机械维修的天赋。我总是笨手笨脚，每次拉百叶窗的时候都会把帘子和绳子缠在一起。塔碧莎不仅有时间，有机械维修的爱好，而且她的父亲教过她很多机械知识。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在出发之前，我们也曾聘请她的宝马摩托车课程指导老师斯科特?约翰逊为她开小灶进行私人辅导，斯科特对摩托车十分有感情。冬日，塔碧莎和他在房子旁边的院子里训练了好几周。在寒冷冰冻的日子，有时在夜晚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把摩托车拆开再重新装上，然后再拆开。
每当斯科特指导塔碧莎每一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以及是如何运转的时候，我总在处理其他事情。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金融学，此外还是一个电视台的经济节目主持人。不过，我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在安排投资上，让我现在在纽约的生活不会受到外出的影响。
不过，塔碧莎都是在教室中接受培训，而不是在路上。她可以把发动机拆下来然后重新装上，但是当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她诊断不出哪儿出了毛病。这个事例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真刀真枪地练习，而不能仅满足于理论训练。
沿途驶来本地一个摩托车队，着装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他们的头儿名叫巴里?奥克菲和凯文?沙利文，为人不错。他们把塔碧莎的车搬上一辆卡车运到他们的修理铺，5分钟就修理好了。摩托车看起来不错，黑白相间的条纹在铬合金排气管上格外显眼。他们邀请我们去了一家叫做摩鸠（Mojo）的酒吧，在那儿搞了一个聚会。
我们驶出爱尔兰，兴高采烈地向英格兰进发。
在英格兰待了一周后，我迫不及待地赶往欧洲。我要到林茨向奥伯银行的客户做关于中欧发展的演讲。
由于到过欧洲许多次，因此我们快速地掠过熟悉的地方，几日内行程数千英里。从巴黎到慕尼黑527英里的路上，我们被冰冷的春雨浇成了落汤鸡。骑着摩托车感受这一切并不好受，但是要想贴近世界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我带路，塔碧莎抱怨一天内竟然走了这么长的距离，但是我相信她会慢慢习惯这样的速度。
我非常非常喜欢奥地利及其股票市场，在那儿我曾创造过辉煌战绩。
6年前，我相信投资维也纳沉睡的奥匈帝国的前首都，恰逢其时。因此，我给奥地利的最大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驻纽约的办事处打了电话，问他们的经理我怎样才能投资该国的股票市场。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4)
“我们没有股票市场。”他说。
我哈哈大笑。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和它驻纽约的代表竟然不知道该国有股票市场！
我知道奥地利之前有个股票市场并且发生过重大变革，银行经理对股票市场的漠视说明这个股票市场是多么不起眼。
我让他相信他的祖国的确有一个股票市场，并问他是否能为我问询如何才能买到股票。与他打交道让人感到绝望，不过这更激起了我的欲望。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
我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它正成为工业基地。
1984年11月我到过奥地利，并去了股票交易所，那儿没有一个人。交易所每周只开放几个小时，濒临倒闭。
最后，我在奥地利信贷银行的总部找到一个名叫奥托?布鲁尔的工作人员，他负责股票市场。在这家全国最大的银行，他一个人负责股票业务，竟然没有一个秘书。
当时在奥地利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不足30只，会员不到20个。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匈帝国股票交易所拥有四千多个会员。那时它是中欧最大的股票市场，其主导地位如同今天的纽约和东京。
我请奥托带我拜会了负责股票市场的政府官员沃纳?梅尔伯格，他向我保证，该国法律上将会有重大修改以便鼓励人们投资股票市场，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有一个资本市场。
“将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边问边掩饰着我的兴奋。
降低股息税，沃纳?梅尔伯格说。如果投资者对股票进行再投资，他们将免除股息税，同时给予股票投资减税，还将在法律上给予养老金和保险公司投资股票的特殊政策。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的。
其他国家采取过类似的举措，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上述都属于拷贝式的措施，因为奥地利人目睹了德国股票市场的上涨。这让我想起了德国的投资组合经理，他们十分清楚奥地利在哪儿，熟悉得如同它是德国的郊区。如果市场开始启动，他们就会涌入，从而把市场价格推得更高。
但是永远要小心—投资的第一原则是不要赔掉任何资本。我拜会了奥地利工会的负责人，向他咨询政府对此事的观点。他告诉我，政府不喜欢股票市场，但是他们清楚国家必须发展。一切妥当，我决定入市。
我的态度是，如果你相信一个国家，就购买其股票交易所中的每一只像样的股票。如果你有正确的理念，那么它们都会上涨。我购买了所有以坚实的资产负债表作为基础的股票—一家本土的建筑公司、几家金融与制造业公司、银行，以及其他几家建筑企业和一家大型机械设备公司。
《投资骑士》穿越欧洲(5)
几周后我参加了《巴伦周刊》圆桌会议，这是每年举办一次的一个讨论投资理念的论坛。我提醒其他成员，上一年我在德国进行了投资，但是今年我将投资奥地利，并摆出了我的理由。
文章在星期六早上刊出。星期六、星期天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到了星期一早上，奥托?布鲁尔，就是那个在奥地利信贷银行没有秘书的家伙，迟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电话便条。股票市场开始疯涨。伦敦、慕尼黑、纽约的电话不断打来，他们都在喊：“我要买奥地利股票。”
奥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世界各地的电话仍在不断打来—《巴伦周刊》在全世界都有发行—人们都想买这家濒临倒闭的交易所的股票。最后，有人告诉他，“嗨，难道你没读《巴伦周刊》吗？”他当然没读。股票市场开始上涨，自然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我不能推动一个市场，我所能做的只是指出真实情况是什么。上述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想法，一旦你捕捉到它，它就变得十分清楚，所有的人就会涌入。
时至今日，有人说我亲吻了睡美人并唤醒了她。聪明人如是说，麻木的人则认为我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说，公主醒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赚到了钱，股票市场那年飙升了125%，而后又一步一步地上涨。
当奥地利人认为我是魅力王子的时候，奥地利信贷银行邀请我在他们的季度论坛上发言。亨利?基辛格在此之前刚刚在这儿做过演讲。在此之前，这个论坛我只有坐着听的份儿。
我去了这个论坛，并说，“所有的一切还远未结束，稳住，你们都会在奥地利市场上赚到很多的钱。这是一笔大买卖，此时正是股票从被严重低估回归到正常价值的过程。你们的经济正在发展，现在已经翻番，但并不意味着将来没钱可赚了。”
报纸对此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奥地利信贷银行租给我一辆摩托车，我（被报纸称做“古怪的吉姆?罗杰斯”）骑着它去了布拉格。我最终于1987年春天卖出了所有奥地利的股票—那时市场已经涨了400%~500%—因为我为当时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担心。我担心会发生金融危机，不过奥地利市场是我最后才卖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