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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世界是弯的
作者：[美]戴维·斯密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这本书中，斯密克以“内幕知情者”的角色引领我们“穿越”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长甚至总理的私人办公室。他揭示了今天的风险环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次贷危机是潜在的更具破坏性灾难的象征。他深入探究了萦绕着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但却无法想明白的问题：为什么“沸腾的大锅炉”——中国，它会生成一个巨大的泡沫？日本家庭主妇已经掌控了她们国家的储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一种“大框架思考”的金融政策以引导危险的巨额资金？在今天变幻莫测的经济中，事情到底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世界是弯的》既是一部给华尔街、华盛顿、伦敦等业界精英阅读的书，也是可供街头巷尾的大众读者阅读的一部书，它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度过即将到来的危险、混乱时期。
在开始写作这本关于当今全球经济新发展的书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挫折感。我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在前一分钟运作良好，而在接下来的片刻之间，世界就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信息革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世界经济转变成一台真正的全球财富机器，全球的股票市场也得以飞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紧接着股票市场却急转直下。然后就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抵押借款很快就超出了整个家庭财产的价值。他们发现，他们家庭的所有积蓄—即使他们的现金被放进了原本以为非常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含义，我开始重新阅读关于全球化的经典书籍—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对全球化令人信服的描述主要集中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整本书就好像在实施一种“催眠术”—把读者从班加罗尔的印度硅谷带到了中国东北部。弗里德曼的书描述了数字技术如何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以及其给全球供应链系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技术的变化也促使全球各个国家的商业人士在商业交往中能够在世界的商业平台上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相对优势。作为《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警告，美国的经济必须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新环境，否则就会出现萎缩。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向世界各个国家的众多读者介绍了这个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界。
在重新阅读完《世界是平的》一书后，有一天，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白宫对面的海–亚当斯酒店与一位老朋友—他的名字叫约翰·德普雷，他曾经是美国###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长期的对外政策顾问—共进午餐。“德普雷，”在我们落座之后，我说，“我正在以极其失望的心情探讨全球化问题。坦率地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世界不是平的。与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不同，在金融世界中，没有任何发展趋向是直线式的。相反，我们所面临的是持续不断而且无法预料到的断层—各种不确定的迂回曲折常常要求数以百万计的市场参与者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金融世界中，很少有发展趋向是呈直线式的。”
德普雷—这位60岁的智者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从远处的拉斐特公园一直转移到白宫前面的廊柱上。“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停顿了几秒钟后开始慢吞吞地说道，“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弯曲的。”
“是的，”我回应道，“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我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好像我们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我们看不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总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现实背景来说，金融市场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它缺少透明度。到处都是投资者和交易者不知道或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在新的全球经济体制下，这种“疯狂的”全球流动市场不仅增加了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得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
金融市场中出现了很多对投资前景相当乐观的新参与者。好像突然之间，大量的资金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工业化经济体中的银行家、商业人士和政府正在与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人士、初创企业和传统的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以吸引这些资金。随着新型证券化债务、夹层投资①以及其他一些疯狂而复杂的金融投资工具的出现，要想在任何时间都能够明了投资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需要一些新的投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但确切地说，这些新的投资信息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能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呢？
金融市场总是在一种信息和分析数据不对等的情况下运作。你所认为或知道的是这种情况，而我所认为或知道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但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交易者必须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勇气和本能做出决断。市场的“舞台”越大，风险就会越高，而整个市场体系—由于它的规模和复杂性—也会变得越脆弱。这就好像一座纸牌搭建的房子，任何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导致房子的坍塌。当然，这一切未必会发生，但当权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应对。他们需要开始认真处理那些以前他们毫不在意的事情。
思考一下，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向吗？我们知道日本家庭主妇—听起来很奇怪，但她们对世界储蓄资金的流动方向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头脑中想的是什么吗？对于我们最大的、最值得信任的金融机构，或者说这些机构所采用复杂金融工具的会计分类账目的精确性，我们又有多少了解呢？我们知道今天受“非###国家”政府控制的大量储蓄对全球的长期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有，全球财富的不均衡占有所蕴涵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呢？
另外，市场明显缺乏关于什么才是最关键问题的导向信息—不论全球化趋向本身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受人们对自由流动的资金和产品需求暴涨的影响，全球化的市场正在逐渐升温。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6%的美国民众，甚至是共和党人，都认为自由贸易正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而且，由次贷危机带来的2007年和2008年信用危机所导致的混乱与动荡也没有化解这场矛盾。反全球化运动的最新战斗口号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可能最麻烦的是，”当午餐结束的时候我说道，“大多数人缺乏一种历史性的判断视角。他们认为，繁荣时期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中间年龄段的市场参与者一般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没有那种对于7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石油短缺时期—这些都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之前—的印象。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当前这个令人吃惊的股票市场和充足就业机会背景下的高产能经济世界。很多全球化的支持者都被卷进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旋涡’之中。因此，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脆弱的，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左右的经济世界。”
“最重要的是，”我对德普雷强调，“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认识到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没有认识到由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繁荣局面会因为良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这些政策和行为由立法贯彻实施或者通过对经济的安全调控而得以实施—所带来的出其不意的结果而悄悄消失。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既会对我们国家的福祉有积极影响，又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威胁的状况之中。”
最后我总结，弗里德曼的书只是精彩地展示了全球化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但这里还有全球化的第二部分—全球化命题的金融部分。比如，让我们看一下次级抵押贷款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即使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挪威的一个小村庄也会面临将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它的财务经理对花旗集团的一种叫债务抵押债券①的投资产品进行了大量投资。当位于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债务抵押债券就会变得不值钱了，那么这个挪威的小村庄也就不得不关闭幼儿园和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最后我们又把谈话转到了历史方面，我们一致认为关于世界当前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困境，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实际上，今天的世界经济与1870~1914年间所出现的综合市场和繁荣局面—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其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也被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所笼罩，但整个经济社会还是出现了繁盛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我们所提的问题和人们在1914年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要想保持全球这种新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危险的政策制定能够使社会的财富创造发生逆转吗？这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还是保护主义的盛行？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爆发—在世界还没有为此准备好，而只有采取贸易战、严格的资本控制和其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今天的工业化世界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资金运转，但对于中国的具体发展政策的制定来讲，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全世界都不赞赏美国的预算政策和当前的财政赤字，但是没有人能够构想出这些问题妥善的解决之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一条出路。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资金集中在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产油国的手里，这对于未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要同时关注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弗里德曼对金融政策的建议是，政府削减税收，提高教师薪水，形成一种有利于能够高效创造价值的创新者—工程师—成长的培养体制。然而，维持资金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全球化“血液”的动能，也需要“高、精、尖”的全球金融“脑科医生”。那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缺少一种金融规则，或者说更多的是缺少一种能够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重新恢复金融秩序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规定或规则。相反，我们必须摸索前行、小心应对，就好像是我们在一只手被绑在背后而另一只手戴着很不合适的拳击手套的情况下，正在为病人实施一个精细的脑科手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庞大无比，有时候它又危机重重，而我们的政府机构却不能完全高效地让它保持一种稳定状态。
我们的工业化世界正在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清偿危机—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转瞬之间，世界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停止了借贷。从全球来看，金融交易也出现了“紧急刹车”。在美国，潜在的购房者无力购房。全球金融系统也正在陷入一种不利局面。就好像一个前几天还有着健康体魄的人，突然之间，他的血液停止了流动，而他随即陷入了昏迷状态。
作为很多大型对冲基金以及世界上一些最大型金融机构的所有者交易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顾问，我对金融市场危机已经感觉很平常了，但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期间那一个打了一整夜的电话还是让我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最有自信心的亿万富翁级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我在他的话语中也听出了一点不安，因为我们都意识到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陷落到最糟糕的境地了。10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的秋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比尔·麦克多诺向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阐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以及随后的市场援救已经把世界经济带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在我坐在自行车上，随手翻阅从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寄过来的报纸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正在唱歌的保罗·西蒙身上：“你要知道你的目标越接近你，你就越容易出现失误。”其中一份报纸上写着这么一句让人警醒的话，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曾宣称：“2007年的全球经济是我在商业生涯中所经历过的最强劲的经济。”然而，就在那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评论道，当前的信用危机很可能会引起一场“噩梦”—“债务拖欠的连锁反应”。更为糟糕的是，他说，政策制定者对此却束手无策。
“说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市场已经被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逼迫”得“歇斯底里”了，相对规模较小的抵押以及与抵押相关的金融工具，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没有还款预期或没有良好信用历史的借贷者身上。但为什么几乎遍布全球的股票市场会出现崩溃，而贷款仅仅因为一些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就出现危机呢？毕竟，美国2 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仅占全球价值数百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的一小部分。
实际上，全球经济正处在一种债务缩减的过程中—风险逐渐降低，而房地产泡沫正在缩小，市场也已经对这种状况适应了几个月。这种状况令人非常困惑。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蓝筹公司—这些公司在没有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就能轻易地完成公司内部扩张—的股票在一开始就被次级抵押赎回权的丧失“打击”得“遍体鳞伤”？实际上，所有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只是事态预期发展的冰山一角。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家法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的发言人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该银行根本没有暴露出次级抵押贷款问题，然而在这之后不久，这家银行就被迫承认它有数额巨大而且无法估价的抵押贷款。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转变让金融市场大跌眼镜，也给了欧洲和美国股票市场重重的一击。“为什么唯独法国巴黎银行的股票没有受到重创—为什么工业化世界的市场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没过多少天，危机就遍布商业票据市场—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投资最安全的“港湾”之一。这同时也意味着中美洲正处于麻烦之中。突然之间，被认为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非政府性的）投资市场也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了。金融体系的根基已经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当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蜂拥投入被认为值得投资的短期投资—3月期的美国短期国债—时，全球体系的活力源泉突然就面临严重风险。为什么那是危险的？那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正在变得“油尽灯枯”。当恐慌在大萧条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时，投资者和“拯救者”都把他们的钱装入了“气垫”，而大公司把它们的现金储备都放在了商业票据市场。
在8月的那整个星期五，狂躁一直在持续。美联储积极回应，它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90亿美元以确保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并且下调短期利率，这是继美联储前一天注入240亿美元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心惊胆战的欧洲中央银行注入了令人吃惊的2 400亿欧元—因为欧洲央行认为欧洲银行已经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然而，到接下来的星期二，尽管注入了巨额的紧急资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是继续下滑—首先是下跌了207点，而后第二天是167点，在随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下滑了280点。在8月17日星期五，如幽灵般的日本股票市场下跌了874点，跌幅超过了5%。世界大多数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自由落体运动。随着变幻莫测的私有投资资金涌入短期国债市场，债券市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俗语说，“没有人可以相信任何人”，而这时，突然之间，就没有人借款给其他任何人了。世界的信用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人清楚它们的临时负债状况。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私人信用市场停止运转，整个经济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人们会失业，而且退休金也没有了保障，普通家庭的净资产价值会迅速下降，因为随着家庭抵押品的价格下滑，家庭财产也会大大缩水。消费贷款—汽车、信用卡，等等—利率会迅速升高，这也就是说，经济迟早会受到严重打击。
在我开始反思这种状况的发生时候，我才意识到，实质上，事情的本来面目是，美国金融系统在前一阶段产生了巨额的次级抵押贷款—它们是“有毒的废物”。这些抵押贷款由相互分离的各个金融机构拥有，进而又被分散成很多更小的部分，最后这些分散化的抵押贷款就被“转嫁”到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机构之中。很快，“有毒废物”遍布整个工业化世界的金融系统，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而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有了一个可以憎恨美国的理由。
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次贷混乱的程度有多么深—金融市场对这种混乱状态有很好的判断、修复功能。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些“废物”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哪些人得了“癌症”，又有哪些人是“健康的”？实际上，问题出在信息上，或者说出在我们对相关信息的缺失上。
紧接着，在下一周的星期五，美联储又采取了行动，一方面降低贴现率，另一方面又慷慨地向银行系统施贷。其真实目的是：把一个“紧急安全阀”安装在美国银行业中，因为它相信，如果银行垮掉了，那么美国经济也会跟着遭殃。小型商业机构会首先遭到打击，很快，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就业体系的根基也会遭受重创。而且，美联储现在还不确定哪些金融机构吸纳的“废物”最多，所以它需要稳定局势以赢得更多的回旋时间。
到那个周末，我又进一步反思这些意想不到的形势变化。一种相对较轻微的发展状况现在已经膨胀起来了，引起美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下滑接近10%（只有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之后才最终得以恢复）。这些突然损失的价值接近2万亿美元，或者说差不多相当于美国GDP的六分之一。
我再说点有趣的事情。在这场危机甚嚣尘上的时候，本·斯坦—一位喜剧演员（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次贷危机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全球性的反应几乎毫无意义。“在泰国、巴西或印度尼西亚出现的风险怎么会与拉斯韦加斯的一栋房子有一种固有的联系呢？……为什么长岛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与它们有关系呢？”这位演员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解答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市场已经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被称为证券化的金融工程得以全球化—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话题。正如芝加哥分析研究公司晨星公司的埃里克·雅各布森所说的：“今天，在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市场之间竟然存在着那么多的紧密联系。”但全球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好像是一夜之间—金融市场会从我们的现实中分裂出去，也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混乱对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金融市场是如何在短期之内反映出活力四射的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强劲的经济），而旋即又处在混乱状态之中呢？表面上的平静状态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真正威胁呢？
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最佳的比喻，全球金融市场有点像一位有钱、慷慨大方，但偶尔会极其偏执的大叔。正常情况下，这位慈眉善目的大叔会很自然而明智地把他的钱分给家庭里的成员，而且他会很仔细地辨识与每个家庭成员相关的投资风险和潜在的投资回报。但他却经常突发严重的偏执狂症。在发病的时候，这位大叔会突然变得相当机警，他会手忙脚乱地切断与其他家庭成员的金钱来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偏执狂症呢？那不过是他对当前家庭成员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可靠信息。这位大叔认为，他的亲属没有告诉他那些他想知道的事情，他们对他隐瞒了真相。
在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期间，这位慈善的大叔惊慌失措了，这既不是因为次贷危机问题，也不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吹得太大了。世界金融市场到处都是危机重重的“丛林灌木”。惊慌失措的表现确切地说是因为，突然没有人能够说出哪一类金融机构中了次贷危机的“流毒”，人们也无法知道这些机构将为此付出多高的代价。在缺乏透明度的证券化笼罩之下，金融体系也随之突然变得复杂纷乱起来，这更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裂痕。当这位慈善大叔由于很难获得透明信息而得了偏执狂症，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恐慌也随之而来。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少真实有用的信息，缺乏透明度会导致市场的过度兴奋状态，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泡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可靠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从更宽泛意义上讲，金融恐慌的加剧是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所导致的。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全球的投资资本也肆意增长，并在全球疯狂地寻找投资机会。
在这场危机发生前的数月里，我开始在头脑中为创作这本书而梳理思想。我当时就把这本书的主题定在并不完善的全球化上。我的理论是：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世界金融市场的整合引领了一个财富创造和贫困缩减的黄金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随着中国和印度加入全球资本体系，工业化世界在这段让人惊叹的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全球没有发生大的革命，也很少有###现象，甚至也没有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全球自由市场的劳动人口因此得到了空前增长—从27亿增长到了60亿，增长了一倍多。
这种巨大的成功源于一种全球体制的转变—而柏林墙的倒塌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转变又催生了一种广泛的信仰，即经济上的成功不是缘于政府，也不是缘于大的公司部门，而是缘于善于冒险的全球企业家阶层的不断创新。正是这一阶层促使经济不断获得复苏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贸易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的、可配置全球资本的金融体系、风险评估，以及迅速扩展的投资对这种创新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全球经济出现了空间的繁盛—在共和党政府和###党政府的治理之下，仅在美国就增加了4 000万个工作机会，这超过了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所创造的工作机会。
在这25年时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800点上升到了12 000点。在以后的25年时间里，如果股票市场一直这样成功地发展下去，那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会达到170 000点。1982年，在全球金融市场整合的开始时期，美国人的家庭财产净值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而今天，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这一净值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56万亿美元。即使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也代表了惊人的财富增长。
从1980年到现在，全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从12万亿美元一跃上升到14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增长了1 166%。全球金融资本从1980年占全球GDP的大约100%上升到今天的325%。
坏消息是，今天这种繁盛的全球经济既是不稳定的，又是混乱不堪的。当工作机会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时，人们也会失去更多的收入和退休金。而当这些巨大的转变发生时，经济收益往往是分配不均的。正像《财富》杂志的尼娜·伊斯顿所写到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劳动者总是竭尽全力地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顺从政府的安排），总是不断地转换工作岗位（而不是依赖个人资历），而且还总是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依靠公司的退休金），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状态。”
尽管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这种全球资本和财富自由流动的新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危机相伴左右的时代。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研究，过去25年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金融系统发生危机的高峰时期，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前全球化时期。然而同时，世界也从不断降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在面对这些“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该如何应对，是今天全世界政策制定者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他们对今天的流动性和信贷环境的不确定性反应过度，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金融和经济逆转的风险，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最为宽厚的政策，也有可能导致较高的利率和失业率，以及萎靡不振的股票市场，萎缩的慈善事业，甚至还有让人痛苦不堪的破坏性的全球贫困状况恶化。然而，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并且采取新的战略应对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尽管存在着金融不稳定性，但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冲破樊篱的金融市场和自由贸易让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上的自由、巨额财富的创造和贫困人口的下降。例如，在1975年，世界147个国家中仅有25%的国家属于###国家；而今天，在经过25年的全球化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在今天这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每年要从全球贸易中获得1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些财富占到美国GDP的10%，或者说是相当于每个家庭获得1万美元。在赫夫鲍尔和加拿大经济学家温迪·多布森合著的《世界资本市场：G10面临的挑战》（World Capital Markets：Challenge to the G-10）一书中，他们宣称，现在全球经济从资本流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已去世的罗伯特·巴特利写过一本关于里根时期经济的书，书名是《丰盈的7年》（The Seven Fat Years）（内容涵盖1982年11月至1990年7月这一时期）。如果有人想写一个序篇，我想它的标题应该叫《丰盈的25年》（The Twenty-five Fat Years），当然这本书的内容应该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局面，因为他是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军人物。
这25年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大规模削减贫困的时期。在2006年，我委托一位学者向我所在的杂志《国际经济》提交一篇文章，就是想测评自从1980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减少贫困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我当时感觉这位作者既不能有政府背景，也不能是与世界银行有关系的智囊人员，他还不能来自私人机构，因为很多私人机构极其不相信金融市场。另外，这位作者还不能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也是我们杂志的执行主编—推荐了苏尔吉特·巴拉，他是前世界银行官员，也曾经是投资银行高盛的合伙人，现在是一位私人投资者。最后，这位善于独立分析与研究的投资者接受了这个任务。
巴拉总结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过去的25年代表的是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向全球化金融市场转变的时期。根据传统的一天收入一美元的界定（这是国际发展机构执行的标准），自从1980年以来，大约有10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在1950~1980年间，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如日中天，富得流油的时候，实际上，全球贫困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段时期也实施过国家间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高额贷款和向发展中国家赠与的款项。但这种善意的努力却遭到了挫折，因为在援助接受国没有运转高效、可靠的机构，所以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是1980年后的全球化市场时期，在这一段时期，贫困水平降低了令人吃惊的20%。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规模的转变还是出现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企业资本化改造，并降低了关税。但即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也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贫困率下降的趋势。
当然，世界仍然有痛苦和灾难。面对一些灾难，比如艾滋病还在非洲大陆肆虐，公共机构和私人团体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实际上，一天一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显得太低了—即使这一标准是根据1994年的美元价值来划定的。但最终，只要看一下实际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金融体系背景下的企业资本化是大幅减少全球贫困的唯一模式。一个历史性的证据是，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有10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我在这里重申一点，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意味着为缓解健康和医疗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有着鲜明姿态的一些慈善家，比如比尔·盖茨夫妇，在慈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摇滚歌星博诺就曾经通过紧紧抓住世界银行和国际药品公司，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这些努力与强有力的内部市场资本化进程相比，所扮演的只是一个配角。就连博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在2007年3月，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我在非洲所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商业在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全球化有缺陷，有时候也会让人失望，而且还经常无法预料，但正是这种全球化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然而，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25年之后，我们仍旧不明白全球化所有的含义—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也了解到，尽管全球化体系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但政府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对今天经济的独特性还知之甚少。
对很多人来说，经济就好像一个静态的实体，它只是一个在阶层冲突上升的时代进行政治角力的附属品。实际上，全球经济更像动态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新闻周刊》的罗伯特·塞缪尔森注意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统计数据：“每3个月，就有700万~8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但同时又有同样的或者更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旧的经济体系完全不同。在旧的经济体系中，公司和它们的管理精英打造了一个全球控制系统，以维持这种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多年以前，大型公司就一直冒着被那些善于冒险和进取的公司挤垮的风险—而这些冒险公司也随时都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正像IBM公司的生存曾经被微软公司威胁过一样，现在微软公司的生存又被正在崛起的互联网新兴公司，比如Google，或者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Linux所威胁。
而在当前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正进入一个交互式影响的新时代，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大规模合作正在改变我们创造价值和增加价值的方式—这种状况的复杂程度得以加深。这是一个大众史无前例地参与国际商业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这种蕴藏着无限动能的变革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强音。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这个国家，政府正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法制化管理。然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的世界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置身于全球化的市场之中，巧妙地引导并利用它，尽可能地做到趋利而避害。正像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我们不会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开放而有创造性的社会所获取的收益是无与伦比的。”
在全球化创造巨额财富的背景下，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满了金钱和财富。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些巨额的财富在美国找到了“避风的港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执行副行长迪诺·科斯目睹着每天流动的巨额资金颇有感触，他说：“这简直就是流动性资金的洪流。生产力革命在全球已经消失了，因为世界的变化如此迅速，而且世界已经变得如此富裕了。”
事实上，现在全球的投资机会还是不足的，因为有太多的资金都投到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比如，自从1995年以来，有6.5万亿美元的境外净资产投入美国，这些投资要比这一时期的贸易逆差高出1.7万亿美元。国际体系已经处于失衡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要呼吁长期保持全球的投资平衡。他认为，美国需要“把非贸易产品和服务的资源转移到生产那些可进行贸易的产品上”。这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在扩大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同时，减少它的财政赤字以及对海外石油的依赖。然而，这种转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在这期间，美国还是需要依赖国外投资的。
事实上，美国政治团体的一些核心人物非常反对外国投资—甚至把这种投资看做是“妖魔怪物”，因为他们认为，外国投资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环境。但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从短期来看，实际上，这种态度对美国的威胁是，很多投资者都会认为美国不再接受外国投资。几十年来，全球投资者都把美国经济看做是国际资本的安全“港湾”。美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宝库”。在美国财政状况重新稳定，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结构很少依赖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体系恢复平衡之前，没有任何人会改变对美国投资环境的这种看法。但现在，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对外国投资的抵制情绪已经开始使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精神紧张了，因为他们正在把接受投资看做是玩火###。
最后，未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都会归结于这个基本的问题：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仅仅是贪婪的金融投资者寻求短期投资收益，然后又将资金迅速抽回的可怕的副产品吗？而且，这些巨额流动资金难道就是“幼稚的”中央银行家允许“疯狂的”信贷资金存在这么长时间的结果吗？或者这些巨额流动资金的确反映了全球经济中财富的迅速增长？
可能界定流动资金的最佳比喻是汽车发动机里的燃油。如果燃油只集中于发动机的底盘，那么即使油箱里有大量的燃油，发动机也会失灵。燃油只有在发动机里自由流转，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转。
今天的中央银行家都在急于处理流动资金问题。通常，在某一段时期，全球到处充满着流动资金。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金融恐慌，流动资金（燃油）会很快地流动到一个地点（发动机底盘），而在今天这就意味着仅仅购买政府的短期债券。当这一切发生时，信贷合同和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就会处在风险之中。
比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流动资金迅速地枯竭了。巨额流动资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疯狂投资之后，信贷资金却无法获取了。2007年和2008年的信贷危机就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过程。但为什么巨额流动资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枯竭了呢？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在驱动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呢？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流动资金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及其运转状况就是一种信心的反映。美联储理事凯文·沃尔什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美国市场巨额流动资金的存在就是美国经济良性发展的表现。当经济状况不可能恶化或者至少，即使恶化也会有精确的调控手段时，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就会‘发育成熟’，并大量‘滋生’。”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流动资金就是信心的代名词。在后面一章里，我将提及我与格林斯潘谈到的关于中央银行在需要这种信心支持时如何运转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过程就是一场精彩的戏剧，金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流动资金所依靠的就是市场的信心，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在未来的短期内不会接二连三地犯大的过错。
实际上，世界金融体系的存在依赖的是信心全球博弈。金融市场的规模—相对于政府来说—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如果没有一种恰当的信心体系，将会难以保持稳定。政府本身不能颁布法令维持金融市场的秩序，它们只能赋予市场一种正在被政府监控的意识。
我们分析一下瑞银集团的情况，它是瑞士最大的银行和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期间，瑞士中央银行惊慌失措地发现，仅仅瑞银集团这一家银行，其信贷额就达到了2万亿瑞士法郎。而瑞士的全部GDP才是4 750亿瑞士法郎。在发生恐慌和严重的资本外流期间，仅一家银行的债务就达到了国家GDP的4倍之多。这也就是说：瑞士政府在危机发生期间是无法承担起改变这种金融体系的代价的—即使官方想要这么做。而工业化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会发现他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当发现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是一种巨额的杠杆投资（借入当前的投资资本再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
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金融市场恐慌代表的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投资者犯了妄想症，所有的不确定状况就会纷至沓来。很多专家仍在探讨导致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根据今天的市场衡量标准，相当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下降了3 500点—的那一影响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一开始，传统的分析理论认为是信息化的投资策略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行为恶化了。然而，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是，当一系列看上去是良性的发展步骤日积月累时，就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的信心，最后导致全球金融秩序的突然崩溃。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制定者破坏了全球体系，并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错误看上去很小，但这些错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致数百万的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者的过完全大于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