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87年秋，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德国财政部长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间就美元和利率问题展开了一次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给人们的信号是，国际正常金融秩序已经失衡、不稳定了。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又实施了贸易制裁，这无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的一周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宣布，计划对涉及公司接管的债务征税，这一点被许多市场参与者看做是金融市场的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众议院一个附属委员会通过了1988年###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顾问）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沉重打击了美国向其他对其存在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这些都会给市场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可能突然处于危机之中。
比如在1987年，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技术上的失误和马虎大意的政治举措，就让世界股票市场和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在这个政策和市场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考虑更多的利害关系。但金融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好像突然之间，金融市场就感受到了各大国的消极合作情绪。随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随之就出现了金融恐慌。当然，在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料到当金融危机爆发时G7（七国集团）工业国政策制定者会协调行动时，股票市场又出现了反弹。但从今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产油国和高储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发生了市场崩溃，这种协调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在一项对金融混乱的历史的分析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罗格斯大学的迈克尔·波多认为，今天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两倍。
我们可能会想，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会突然“油尽灯枯”吗？它会使全球的财富机器瘫痪吗？不幸的是，这种场景并不是很乐观的。这是因为全球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很有可能会追随美国的错误步伐，尤其是，紧随2007~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在保护主义和采用笨拙的金融市场调控手段的问题上。
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全球化反对者中既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包括###党人。在利益集团担心国际竞争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他们正在给全球化进程贴上“世界残酷竞争的比赛”的标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初期，一些###党候选人（以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为首）和共和党候选人（以前州长迈克·赫卡比为首）都在强烈表达反全球化的主题，而其他大多数的候选人也拒绝为全球化主题争辩。这是因为全球化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引起普遍的焦虑。业务外包，这个以前把无技术的劳动者排斥在外的运转模式，现在也在威胁着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然而，实际情况是，从工作机会方面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净“内包”，而不是外包。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要比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高出5 000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每年创造200万个“净”工作机会的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戈登·汉森、罗伯特·费恩斯特在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工作外包实际上提升了无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经济学家威廉·迪肯斯和斯蒂芬·罗斯认为，对外包的批评之声已经过火了：“正常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都会借助其内部动力不断地破坏，也不断地创造数千万个工作机会。贸易对工作机会的搅扰作用是非常小的。到目前为止，导致失业最大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国内竞争。”麦肯锡公司的马丁·贝利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也都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生产领域90%的失业现象都是国内竞争的结果，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会促使公司裁减工作人员。
另外一个引起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世界经济要从以生产行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行业为主。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会很快出现产能的过剩。为了维持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将会向服务行业—这个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美国，服务业创造了80%的工作机会）—倾斜。即使美国也存在着很多工作机会“内包”的现象，而服务行业对此的焦虑会更强烈。在国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会计师、律师、放射线学者，以及很多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的人可能会处于失业的风险之中。即使一些专家感到对服务行业工作机会的担忧有点过头了，但这种担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一些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对对服务行业的这种担忧，他说：“工作人员就近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远距离进行。”我同意那种威胁有些夸大，但这种对失去工作机会的焦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政策方面的逆反应，并进而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事实上，在美国，那种反对所谓的“大公司利益”的平###义观点却在日渐加强。
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一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一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
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①—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
实际上，中国和一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
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WTO（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WTO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在一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一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iPod到Google再到YouTube，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全球，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已经为美国的创新进程投下了一块很大的阴影。因此，一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公司的CEO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宁愿回购公司股票，或者并购、接管其他公司，也不愿冒在新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内部意见充满分歧的沮丧的美国国会也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很显然，美国将会执行的是一种小心翼翼、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
意外效应法则①或许即将失去市场，因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全球经济。也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个误导性的概念将会影响数百万市场决策者—全球巨额资金的大管家—的政策选择。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一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一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一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CAFTA）。自那时起，所谓的“CAFTA15”成员就差一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一下，一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一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药品、水利设施等项目的贷款）。美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全球商业顿时就会像一块石头重重落下，而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陷入瘫痪。
想象一下，华盛顿决定限制知识产权的跨国界流动，并且不让外国研究生到美国大学求学。用不到多少年的时间，美国就会像欧洲一样—没有了创新的活力。
想象一下，即便美国财政部对一些数额不大的行政税或其他小税种进行微调，也会使市场上美国短期国库券的价值迅速缩水。然后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国的一些债券交易商就会利用这种状况的改变，迫使美国债券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并促使其崩溃。或者想象一下，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调控能源利用率。它们以对来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形式制定出环境标准，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主要的涉入国。继而，中国就会通过提高对美国农业和银行部门的关税来展开报复行动，这会让华尔街难以吃得消。
面对退休金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会只会装模作样地采取一些笨拙的措施来减轻金融交易者承担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机—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2007年的商业票据危机。想象一下，如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①的后续影响持续下去，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吞噬掉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你可以想象一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美国人会感觉到，他们不再是全球第一了。如果缺少竞争力，他们会恼怒不已的。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反应，事情也会麻烦不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资金的流动—也会出现干涸。利率会飞速上升，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也会此起彼伏。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
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在最近一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一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镇，这是一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
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一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G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谓的自由资本市场也处于围攻、夹击之中，颓废之势日显。最终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呈现迅速瓦解、迅速崩溃的趋势。
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的世界。今天的金融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些积聚起巨额财富的国家—这里指的是产油国、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还将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那种低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在一个没有社会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的国家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与基于普遍性消费和个人创业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当然，也更容易形成###。
麦肯锡全球学会（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7年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份报告提到了全球经济的四大新“金融权力掮客”：一是来自产油国的投资者；二是亚洲各中央银行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三是对冲基金；四是私募股权公司。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不断增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塑造，自从2000年以来，其资产总额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达到10万亿美元，占到了由全球养老基金所控制的资金的40%。要知道，养老基金传统上就是全球投资的丰沛源泉。
在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中，产油国控制的资产份额最大—达到4万亿美元。亚洲各中央银行控制了3万多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由中国政府控制。私募股权公司自从2000年以来，规模已经增长到了原来的差不多4倍，再加上对冲基金，共持有2万亿~3万亿美元的全球资金。但这四大权力掮客的资金还远不止这些。麦肯锡全球学会估计，到2012年，这四大新权力掮客的资金总额将会达到15万亿~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养老基金的75%。
其实一般人用不着成为行业专家就能看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正如麦肯锡全球学会的报告所称：“财富和权力长久以来积聚在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里的问题是，欧洲和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的产业基础部门出售给外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呢？比如，当中国、印度或俄罗斯控制的资本试图购买美国半导体和高技术产业公司的股票时，美国国会该做何反应呢？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中国试图购买微软公司或IBM公司的大量股份，然后要求在公司董事会里为中国政府官员谋得一席之地，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办？如果俄罗斯政府开始积聚波音公司的股票呢？如果美国限制这种投资，那么外国投资者又将做出什么反应呢？
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Arnold and Porter LLP）的劳拉·巴迪安和格雷戈里·哈林顿在最近一期的《国际经济》中列出了主权财富基金在2007年的投资行动。2007年年初，中国把中央银行的1.2万亿美元银行通货中的2 000亿美元转变成了风险性的主权财富基金。紧接着，中国就向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投资了30亿美元。2007年7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购买了英国巴克莱银行3.6%的股份（作为其向荷兰银行投标的一部分）。2007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向标准银行集团（Standard Bank Group Ltd.）注资55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持有这家非洲最大银行超过20%的股份。
2007年11月，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与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签署联合协议，互换公司股权。2007年12月，中国投资公司以9.9%的股权入股摩根士丹利公司。
当然，中国并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棋手。2007年10月，迪拜国家投资公司购买了纽约大型对冲基金公司Och-Ziff资本管理集团9.9%的股份。而就在此前一个月，迪拜证券交易所购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20%的股份。迪拜证券交易所还购买了纳斯达克持有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差不多30%的所有权。巴迪安和哈林顿还补充了一点，在2007年11月底，迪拜国际投资公司向日本索尼公司注入了大笔资金。在这之后不久，###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宣布，它已经成为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
然而，对这些投资的国际阻挠也已经开始发挥威力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已经口头表示要阻止俄罗斯试图购买德国公司的打算。实际上，在欧洲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问题上，最好的办法是欧洲政策制定者要求并购者必须实现互惠，这是中国和俄罗斯永远也无法满足的，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就有可能收到明显的阻止效果。请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大国特有的现象。即便是在泰国，当新加坡政府投资的公司尝试收购泰国###Shin集团时，此举也在政治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对西方国家来说，问题是，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对美国和欧洲当前在它们自己国家各个行业的投资持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计划被侵袭，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呢？出现这种结果好像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基于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不会把高科技产业的股份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加滕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动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之外，别无他法。加滕认为，如果没有协调政策，这些基金就会引起国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投资应该进入贸易谈判的正常讨论程序。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与国际合作伙伴探讨需要投资的数额，以及投资的性质和目标。
巴迪安和哈林顿指出，这种官僚政治式的做###产生一种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现在看来，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尤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对“战略意义”的界定也已经深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行动都可以界定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线已经日趋模糊。我曾经与一只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决策人探讨过，他就对别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气愤。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成功的标志是，我们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其他则是专注于投资收益的真正的投资实体，它们才是稳定和增强世界经济的助推剂。
后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的大多数都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作为长期投资者，它们会首先选择在一种资产价格下降时把资金投向市场。然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想为自己幕后的国家获取战略性收益。
以上这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美国在过去25年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和贫困人口减少的进程中，从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麦肯锡全球学会预计，仅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投资（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使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这种债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在将来还有可能增长。另外，除了由主权财富基金所带来的战略考虑的复杂性之外，来自于上百个经济体的数以百万的“善意”国外投资者都把美国看做是既相当安全，又可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优良港湾，这也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投资选择。
在过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美国出现不景气的时间仅仅占到5%。而在以前没有实现金融全球化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状况的时间占到22%。尽管对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新的金融体系下繁荣的股票市场和低利率还是有极大热情的，然而，如果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未来丧失信心而导致经济衰退，则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美国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增加财富。
在面对全球金融权力已经转移的事实之后，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却像是天真的傻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旧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政治领导人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些非###国家的经济体无法（或不愿）遵从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在这时候就应该保留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的可能性。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经历过非常高的长期利率和飙升的失业率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公司的制约作用，因此，美国并没有选择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
美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流动着巨额资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重复一下，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欢迎的长期投资目的地。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保持过去25年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却排斥这一发展模式，因为当前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反对企业过度发展的政治信条一直顶礼膜拜。
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做事镇定从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是美国财政部一个颇为耀眼的明星，因为他曾是20世纪末俄罗斯违约期间的风险管理人。
我们开始探讨的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不断上升的金融权力。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将会很快面临中国、俄罗斯、沙特###和其他国家对欧洲或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侵蚀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政的两党在面对全球投资无法衰减的势头时将会发出相当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存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插话道。
“是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利普顿回答道，“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明天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向主权财富基金求助，以帮助维持金融领域的稳定。”紧接着，利普顿又总结道：“没有其他机构会持有这种形式的资本。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它们（主权财富基金）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还需要维持那种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国也需要扭转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转金融领域的不平衡态势，又不损害企业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的财富和工作岗位。关键是，避免扼杀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培育的企业精神。在当前阶段，一个真正的危险是，由专注于阶层权益争斗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团体开出的政策药方最终可能会误杀这个“病人”。正像我将在下一章里所阐述的那样，要懂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经济体增长或繁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这种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我在下一章里还将要指出，促进企业创新氛围提升的政策必须依靠更广泛的促使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获得给养。关键的一点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对全球经济来说，中国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我在开始时只简单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以那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较低的增长率就意味着更少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各方面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过快也会面临重大风险，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威胁，给世界金融带来泡沫。①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浪潮汹涌，政府部门也在积蓄力量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在中国，通货膨胀也在上升，这同时也抬高了工业化世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中国的发展泡沫（总是以多种形态）破裂时，中国的通货紧缩又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在发展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将会毫无选择地把积聚的储备物资和商品倾倒进世界市场。这将会促使全球的产品价格重锤般落下，也会给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极大的挑战。
在下面的讨论中，你会发现关于中国另外一个自相矛盾的因素：资本流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需要工业化世界以持续不断的直接投资的形式带来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它利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额）在国外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多战略利益。这里有一个底线，中国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正在执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钢丝”的平衡策略，但这种策略好像是拥有众多变数的魔方，它使得危机管理的战略规划实施起来难度加大了。
中国在过去1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0%，而且中国政府的执政党从来没有面对过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奇迹般地解决了各省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数量，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在未来25年的时间里，中国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确保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中国的发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资比例和不断增长的消费比例。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在中国面临这种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与压力。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一个高速发展的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亚洲经济体将会是减轻全球经济衰退、降低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一次灌篮—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必须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扼制住。西方国家虽然一直在向中国投资，但中国境内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最大的危险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正在生成泡沫。这里的泡沫指的是，经济发展决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资，期望能够获得高回报，结果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资的恶性循环。正像近年来所有的投资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美国所暴露出来的网络泡沫，以及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的住房泡沫—一样，所有的泡沫都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的。有时候泡沫是慢慢地缩小的，但大多数情况是泡沫急剧破裂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对整个世界来说，其造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将会变成全球通货紧缩的巨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谈到高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时都会引经据典，提到20世纪70年代的灾难时期。但实际上，和所有产品价格急剧下降的通货紧缩相比，通货膨胀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一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①，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一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一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一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一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一家公司对一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政府担心社会动荡会引发恐慌，它会选择把巨额的外汇储备资金从国际体系中抽取出来，将其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做法将会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银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国中央银行增加资金供应以购买中国抛售的证券。理论上讲，这个结果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要高于通货膨胀，却低于通货紧缩。
不论最后的结果是厄运还是繁荣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通过建立贸易壁垒报复中国，而如果它们这样做，中国就会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各中央银行将会释放大量流动资金以确保市场不至于崩溃。但正像我们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这是因为处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资者将会把他们的资金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化世界比较安全的短期政府债券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是高评级的企业债券和普通股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信贷市场将会失灵。正像在次贷危机期间所发生的那样，惊慌失措的各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会大幅度衰减。
我最后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在真正出现泡沫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将会如何发展下去，而即使一点小小的震荡也有可能使整个结构坍塌。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一点，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的情况抱有一些个人成见。那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一个对中国水泥的投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包括几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银行的现任行长。我们购买了8家中国水泥厂，这几家工厂都位于中国北方省份，因为我们预计这一地区工厂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更新的热潮很快就要到来了。当时，中国的新经济才刚刚开始崛起。这是20世纪末叶在中国淘金的最前沿，我们看到了机会，希望利用这种发展激情和机遇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并最终能使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
然而，与我们的期望相反的是，这次投资失败了。就像在美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投资一样，这里的###也到处滋生。公司的账务也因为管理不善而搞得乱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我们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员担任CEO，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徒劳无功。
中国水泥公司也从来没有上市。我们把资产亏本卖给了法国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团①。我们当时都被一种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终却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对中国体制的了解而一败涂地。在这一过程中，我从中国市场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如果没有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保证，就绝对不能把钱摆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规模投资是一回事，而真要经营一家基于在财务数据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观量度标准的公司则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紧随泡沫破裂之后的经济、金融恐慌期间，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显，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总是想尽办法在中国赚取利润。一家欧洲汽车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讲述过他是如何在中国扩展公司业务的—虽然他也面临着自己公司的知识产权有可能泄露到中国的问题（他描述说，在中国内地的这种状况就好像30年前在中国台湾一样）。在中国，他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术。“我们从来不向他们展示我们最新的技术，以防止高新技术的外流。”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