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我对中国水泥产业的投资却是一次很难得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里，我避免了在其他领域投资的损失，尤其是那种数额更大的投资项目。当我的朋友们或熟人向我提议投资时，我总是回应说：“我有一条投资规则：只对我熟知的行业进行投资。”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讲述我对中国水泥产业进行投资的故事，最后我往往会提出反问：“我们之中哪一位对水泥行业熟悉呢？”
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低成本产品的最后总装厂，这些经过组装的产品很多都销售到了美国。结果，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出口产品都来自于外资公司，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可以作为成品重新出口。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出口依靠的是从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的零部件。
在成长为制造业巨头的过程中，中国消费或储备了世界锡、煤炭、锌和铁矿石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政治体制不稳定的石油出口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苏丹和安哥拉。针对中国的这一举动，美国也发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呼吁。
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至少有1亿劳动力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 000美元，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任主席里德·亨特却在《美国》（America）杂志上撰文指出，虽然中国中产阶层占到美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已经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平均的生活标准不相上下，因为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上海居民每个月使用有线电视和电话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产阶层可以雇用家政人员为他们料理家务，比如打扫卫生、做饭。而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料理家务。
经济专家预计，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还将会有2亿人加入中产阶层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国的消费量仅占美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中国将会有数亿人变成中产阶层。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发展趋势和全球技术的影响将会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所看到的那样。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中国将货币与美元挂钩，并保持较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而且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事实上，低成本的中国出口产品有助于降低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如果没有这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更高。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是中国对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飞速增长，并且也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中国的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法正式实施，将更有助于维护普通员工的利益，但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这也加剧了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在中国金融市场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历史事实看，逐渐上升的通货膨胀水平是股票市场的噩梦。
中国金融市场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吗？今天中国的交易账户已经达到1.025亿个，而且每天新开账户达到30万个。仅2006年，就有2 400万中国投资者在狂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投资者都是新入市者。拥有股权或股份的人毕竟还占不到中国人口的10%，毫无疑问，中国这部分人口的增长也将是爆炸性的。
然而，这种未来的金融市场缺少一种降低风险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1995年取消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例如，2007年2月，市场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在一天内就下挫了9%以上。道琼斯指数也随之大幅下跌400多点。这仅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开始。从现在开始的至少5年之内，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对世界金融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即使是今天，中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也被高估了。2008年年初，上海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已经高于十多年前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的市盈率。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股票市场又从高位迅速地下挫。
这里还有一个客观的教训，在2007~2008年全球性的信贷危机发生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看上去很奇怪—如果不是怪异的话—因为它没有受到影响。但这种状况却没有让世界其他国家感到多么舒服。因为在世界其他国家正疲于应付次级抵押贷款所造成的金融混乱局面时，中国A股在2007年危机爆发的前4周里却大幅度上升了20%。更加奇怪的是，即使额度最大的贷方之一中国银行被曝出购买了美国96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而其他银行也宣布购买了巨额美国债券，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飙升的现象。
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市场也会受到这次金融风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主要依靠出口的经济体。如果因为次贷问题而致使世界经济出现崩溃，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将会首先受到重击。
最近我问欧洲中央银行的几位银行战略专家，如何能让中国这个经济“庞然大物”稳定地发展，如何能让其在通货膨胀飙升而失去控制时安全软着陆。软着陆的目标就是经济强健、稳定地增长，但增长速度又会受到一定的控制，以避免经济发展过热和泡沫的破裂。欧洲人认为中国有四个可能的选择：（1）对经济的定量干预（主要是通过行政体系，比如政府颁布条令以刺激消费或延缓消费）；（2）提高利率；（3）加强货币流通；（4）以行政措施促进或延缓资本的流出或流入（比如，决定进口哪类产品以及进口多少）。
根据这些欧洲银行战略专家的观点，这些选择中只有一个是比较有效的选择，那就是允许货币升值，并加强其坚挺的地位。他们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在经历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巨额资金的流入。而这时判断经济能够稳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坚挺的货币。对德国来说，其他任何举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欧洲官员认为，中国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有通过货币升值这种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尽管中国的货币升值问题已经被提上重要日程，但这也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已经连在了一起，而真正解决当前的货币问题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国政府停止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干预，那么人民币的强势地位将会大大加强，国外产品将会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但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将会面临破产的厄运，从而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国的状况是，长期保持货币贬值、低储蓄和对石油的大量进口，现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5%。这种不平衡的局面不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毫无益处的。
美国金融界的领导人物对美国盲目自大的金融发展趋势也不是熟视无睹。高盛集团的CEO保尔森在华尔街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虽然保尔森对金融市场驾轻就熟，但他的获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国专家，他曾经在中国参与过70多次商务活动。在布什政府看来，对保尔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因为一方面，保尔森可以缓解金融市场出现的危机局面，另一方面，保尔森还可以凭借其对中国的了解迅速打开一条解决中美双边经贸问题、理清两国货币关系的捷径。
2006年12月，保尔森决定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了。那时已经至少有35项关于中美之间贸易行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国会山。保尔森随后组织了自从尼克松总统时期以来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代表团包括布什政府内阁大部分的成员，甚至不大愿意参与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飞往中国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的呢？最后，保尔森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国。很显然，美国财政部既想要中国不对美国金融服务和农业这两大对美国关系重大的领域实施报复性的行动，又想顺利地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国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者削减购买量，并且限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活动，那么这对美国的经济而言，破坏性将是非常大的。
美国财政部官员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上迟疑，主要是担心，在边际产业领域，中国内陆省份会失去市场和工作机会。当我问询财政部相关官员这个问题时，他们总是以“我们将静观其变”来搪塞过去。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空口无凭”的货币改革实施时间也不是十分确信。同样，欧洲官员们在对中国货币问题的诉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如果人民币突然强势走高会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会面临破产的压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升值能否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莫里斯·戈尔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国出口商在汇率变化的情况下并不会轻易遭受损失，因为中国没有最低工资的底线。这样，最低工资可以补偿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只有社会出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性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①，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性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预言中国有一天将会引领世界，可能要比以前人们所预言的日本、法国、前苏联和阿根廷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更让人确信。但不要把印度这匹候选中的黑马算在内。我没有单独就印度的经济写作一个章节，因为印度经济同中国经济相比，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小的。印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其制造产业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也正处于腾飞阶段。如果中国是“世界工厂”，那么印度也称得上是“世界办公室”（也就是后台管理系统）。一般情况下，“办公室”所提供的产品要比“工厂”提供的产品稳定得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依靠的是无法预知的并且完全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出口和外部投资的流入，而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依靠外资不多，但其优势是更多受国内需求的驱动。
事实上，在以前，印度经济也遭受过通货膨胀、相当不协调的政治领导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发展极其关键的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大刀阔斧地开始基础设施建设）。今天印度的制造业者所花费的电力成本是中国制造业者的2倍，而铁路运输成本是中国的3倍，因为中国曾经首先对制造业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虽然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从14%降低到5.5%，但仍然还需要继续降低。
还有一点，中国在1979年就放开了经济发展，这要比印度领先12年，因为印度从1991年才开始了全面发展。然而，印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优势可能比中国更加明显。到今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大体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15年之后的数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更稳定，而且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数额更低。
印度在技术领域也更胜一筹。威尔·赫顿在他的书《迫在眉睫：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当做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中认为，印度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中国仍然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印度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按照其政府所承诺的，印度的基础设施、限制性的劳工法令更加完善，其他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得以转入正轨，那么印度该如何去做。但也有一种情况会出现，即如果全球生产达到了一个饱和点，而中国又试图在全球服务领域进行竞争的话，那对印度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动力强劲的经济体。它的动力来源于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洪流和贸易额日益扩大的出口的需求—至少是现在。在中国经济进行软着陆的时候，这一动力的任何缺失—不论是投资缩减、出口下降，还是技术失误—都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体系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拭目以待，比如，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恶化，或者欧洲和美国要求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互惠，而中国出于各方面原因却无法提供。
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开始从事市场咨询业务的时候，日本还与中国今天的这种经济状况非常相似。日本，这个全球储蓄额最大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产业力量也是巨大的，很多人预计它有可能引领全球经济。但由于在利率、货币以及银行规则的实施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误，事情好像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展。正如我将在下一章阐述的，自由的金融市场时常会产生令人恐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最糟糕的经济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缺陷的人类通过行政控制和政府法令，试图去管理由复杂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结果。
全球金融市场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从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再到萎缩的中央银行—而政治变化是最难以预测的。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都始于政治，是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一个解答。全球化在21世纪的存亡问题同样最终将取决于选民在政治上是否会因为其带来的巨大利益而能够接受其缺点。但这种接受似乎越来越令人怀疑。
如今的全球资本海洋仍在不断衡量政治风险。因为创业资本流动性和前瞻性很强，当有迹象显示出现哪怕“潜在”的消极变化时，它都会冲出国界，将金融恐慌的残骸留在身后。这些消极变化迹象包括阶层斗争（政治家挑起某一收入阶层同另一收入阶层之间的斗争）、过度的政府干预（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目的良好但可能适得其反的财政和监管变化。如今的世界变成了弯曲的，正是因为政治界和金融市场之间越来越缺乏了解。美国尤其如此。美国似乎正在酝酿一次地震式的政治变化，可能会使其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的资本市场。
我将会提供一个关于全球化政治的理论，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的论点是在过去的25年间，两党观点相对一致，就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金融市场达成了共识。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共和党或者###党现象。实际上，###党的比尔·克林顿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的经济决策并没有很大差别。
事实是比尔·克林顿甚至比罗纳德·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克林顿成为了全球化和开放金融市场的拥护者。他是近25年惊人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减贫的带头参与者。为了打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停滞，里根和克林顿都把全球化当做了一件有缺陷但是至关重要的工具。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70年代成年，所以他对那一时期的经济幻灭感受很深。里根出生于1911年，所以他是在大萧条期间成年的。因此某种意义上，一入主白宫，两人就都认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和伟大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如今的问题是：当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充分意识到这一非凡的政策共识时期正遭受终结的风险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如今，美国的两党正迅速背离克林顿所拥护的亲全球化政策。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和美元的疲软很显然不仅来自于次贷相关的信贷不确定性，也来自于美国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美国政治家越来越热衷于对资本构成、企业家主导权和财富创造进行民粹性攻击，这更加深了这些恐惧。
政治化的全球化带来了如下问题。到目前为止，世界金融市场对美国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的定价相对较高。这是基于对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以及长期强劲增长问题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将会大体保持完整的乐观假设。但现在似乎正出现一个崭新的政治世界，这个新世界有新的规定和变化的政策，并且对自由开放的资本和贸易不再耐心十足。最紧迫的问题是：近几年，市场将如何给政治环境变化的性质重新定价？恐慌的氛围会不会导致强势下调金融资产的定价？不明智的政治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如今人们更加相信金融界已经进入了未知的政治水域。
我知道谈论全球经济时，将克林顿和里根联系起来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全球化经济金融改革演出团的成员。其他改革者包括印度的纳拉辛哈·拉奥、中国的邓小平、欧洲的雅克·德洛尔、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新西兰的罗杰·道格拉斯以及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某些分析家在这一德高望重的群体中还加上了法国前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
以上所有人都从下降的全球通货膨胀以及新的廉价计算能力中获益。面对政治压力，所有人都转向了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本市场，以打破20世纪70年代抑制财富的政策（中国和印度则是打破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压手段）。
作为决策者，里根和克林顿是一对奇怪的组合。这两位前总统的声誉都来自于他们对开放的资本和贸易市场的支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
为了披露更多的情况，我需要承认最开始我并不认为里根有这个潜力担负这一历史性角色，尽管事实上从最开始我就有幸近距离见证了这一切。我真的将永远记住1979年年底在美国洛杉矶见到的里根，他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容光焕发，当时正快速经过机场万豪酒店一间套房的门口。他穿着明艳的、彩色斑纹的运动外套和一件跟外套颜色及材质不太相符的高尔夫T恤衫。这位68岁的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点都不像在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
虽然我最初登记的是###党人（在巴尔的摩像我一样处于中下阶层、住联排式住宅的人都是###党人），我却在为里根当顾问，因为我是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的同事。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这位布法罗地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里根竞选的首席国内政策设计师。我当时是肯普的办公厅主任。我们在洛杉矶谈论经济，确切地说，是用3天时间同里根朝九晚五地进行政策讨论。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里根，以及他的七八位贴身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制订一项国家复兴计划。
尽管我当时只有26岁，但我的经验已经足以让我意识到我们会议的潜在重要性。然而，我从未想到，这3天将会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确实是这样。我当然也并不知道###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后来会将这些政策提升至我根本无法想象的高度。
当时最有趣的要数里根竞选运动的智囊约翰·P·西尔斯。他年约40岁，白发，吸烟过量。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他“约翰·P·撒旦”（因为他打击对手的魔鬼般的战术才智）。我很钦佩西尔斯的卓越才华—适应有时非传统和不可预知的政治利益。他让我想到了埃尔温·隆美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非战场上的德国将军。西尔斯习惯用三根手指夹着香烟，像架微型大炮一样直接瞄准了州长。每当西尔斯讲话时，空气中似乎就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他和里根讲话时，这种紧张气氛就更浓厚了（数月后，西尔斯从竞选队伍中被辞退）。不过西尔斯却做出了一项历史性贡献。
在洛杉矶会议刚开始时，他就坚持选举运动应该推动所谓的“北美协定”。这项协定将允许美国商业自由越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里根很欣赏这个想法。他在1979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和第一次发布国情咨文时都谈到了这个协定。“北美协定”当然就是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简称NAFTA）的起源。克林顿总统也支持NAFTA，这成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共同主线。它建立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自由贸易区，成为了全球化重要成就之一。
这几次会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行将结束时召开的。我称70年代为“丑恶的10年”，任何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事物—经济、外交政策、音乐，甚至时尚—都是丑恶的。记住，令人羞耻的越南战争刚刚结束。深陷丑闻之中的尼克松总统被迫离职也才不到10年。人们仍然难以忘怀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使整个国家丧失了纯真和希望。
世界是弯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今美国的中年选民们都不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苦难。他们没法想象低通货膨胀、低利率的就业不完全的经济。因此，他们关注全球化的不利之处，而不能够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给予足够的感激。他们不知道全球化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心痛时期。
70年代有一个叫做“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它是由世纪顶级经济学家组成，宣称理论上身陷困境的世界经济是在冲击增长的极限。换句话说，经济已经达到了创造就业的极限。
几年前，纽约市差点破产。被称做达科他的西岸豪华公寓如今售价为1 000万~2 000万美元，约翰·列侬被谋杀时就是在那里生活。而在70年代，花10万美元就能买到那里的公寓。
中东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人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鲁莽的美联储政策造成了20%的抵押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高达10%的失业率（比较2008年年初5%的失业率和低至6%的抵押率）。
在这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时代，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这是因为政府决策者们已经失去了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能力。1972年，道琼斯指数达到了1 000点，但在70年代末却下跌到了大约800点。这一下降不只意味着20%的损失，而是年复一年，长达数年的负收益。这代表了过去的半个世纪情况最坏、持续时间最长的熊市。
当股票市场下挫时，债券市场通常会上扬。70年代末，不可思议的是出于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两者经常同时下降。一场公司和公众养老基金危机也正在逼近。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被嘲笑为恐龙。
在美国，通过“税级攀升”过程，通货膨胀已经使中产阶层家庭承担了原来只针对过富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我们敦促里根立即降低那些令人窒息的税率—如果他成为了总统。里根降低了所有税率，包括高达个人收入70%的最高边际税率。如今，两党中都没有政治家要求重新回到最高达70%的税率，除了意识形态上最为刺耳的部分。当时的税率等于在金融上扼杀了中产阶层纳税人。唯一的赢家是擅长于创造性的税收庇护的公司。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将70年代概括为“美国的自杀尝试”。我记忆中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迅速失去了目标。但正如我展示的，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民对未来的自信和乐观得以再生。这一切使我们对如今的情况产生了两点重要疑问：美国和世界是否正在缓慢地回到像70年代那样经济衰败的时期？“70年代”这一短语是否甚至还跟今天的大多数选民相关？
所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专家中，艾伦·格林斯潘对里根时期开始转变美国经济的新的80年代范式认识最为深刻。这一转变又是在10年之后的克林顿时期开始超光速发展。
从1990年开始的20年间，我的商业伙伴曼利·约翰逊和我经常同格林斯潘一起在他的主席私人餐厅共进早餐，从餐厅可以饱览华盛顿商场的美景。格林斯潘几乎不会提供关于他的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有用信息。他为了不泄露秘密，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的谈话还是非常美妙的。
90年代初，一次共进早餐时，我问他如何评价里根作为经济决策者的重要性。格林斯潘的回答反映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当里根做了件非同寻常、风险极大的事情时，他就知道已经完成了一次范式转换。1982年，里根解雇了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简称PATCO，专业空中交通管制组织）成员。这些成员试图通过白宫律师所认为的一次非法###来关闭全国机场。
几乎所有里根的顾问都警告里根解雇工会成员是一个陷阱，有可能导致欧洲式的劳工全面###，导致全美交通系统的瘫痪。这会摧毁美国经济，迅速让数万美国人失业。在最后要求复工的通牒失败后，里根最终还是解散了工会。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洲式的毁灭性###没有发生。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一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一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一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放宽管制铺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党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压力）引发了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正是###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工作顾问杰克·艾伯丁，在华盛顿政策圈中散播了解决税级攀升问题的这一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谓的10-5-3税率降低提案，这成为了里根1981年税务计划的主要特点。本特森之后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任财政部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本特森解决税级攀升问题时，作为罗纳德·里根经济政策的中心部分，他还在谈论所谓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讲话中经常会提到这位神话人物。此人接受了85项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为美国的经济弊病而受到指责，这一说法实在是荒谬。
但是没有哪一个###党人如克林顿般支持全球化、企业资本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他将全球化争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顿的身边都是华尔街国际主义者，比如罗伯特·鲁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许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员。
的确，克林顿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他也肯定远远超过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里根尽管在自由贸易上收获了信任，但执政后期却深陷伊朗军售案丑闻。在这一时期，里根允许受到某种限制的美国出口货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与之相反，1997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克林顿呼吁“当局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开放市场……我们不应该逃避全球经济的挑战”。
不顾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顾问反对，克林顿推动通过了NAFTA。虽然我的一些支持克林顿的朋友们不赞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征性地成为了克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NAFTA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NAFTA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 200万增长至1 350万。NAFTA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一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一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一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一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一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一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一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一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一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一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一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一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一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一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一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一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一滴水。这一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一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一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 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一场NBA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一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一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一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一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一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一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