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消化了沉没成本？（4）
实际上，国家开发银行由政策性银行转身为商业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理直气壮地争抢项目，还通过成立、参股产业基金-1998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已在国内建立的四只产业投资基金外，成立中非发展基金，以推动其向中国在海外的建设项目发放贷款；除了30亿美元参股英国巴克莱银行外，投资京沪高速铁路的消息中似乎也能看到国家开发银行的身影-国家开发银行已经脚踩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股权投资公司等数条船。由于国家开发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政府机构，或是政府背景的项目，有财政兜底，因此损失比较少。以其2006年投放的5760亿元贷款为例，按重要性排序的贷款依次为公共基础设施（占35%）、公路（占19%）、电力（占17%）等。
国家开发银行名为政策性银行，却利用国家信用进行低成本融资商业化运作，通过基建等大项目投资，获得旱涝保收的收益，银行一齐转向政府项目，显示了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不进则退、市场环境劣质化的现实。
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大感不满，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改革甚嚣尘上以来，各地商业银行纷纷对国家开发银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运营模式表示抵抗，并大力呼吁取消国家开发银行这种“脚踏两只船”-借政策性银行保护之名，行商业银行业务之实-的特权。国家开发银行的套利特权甚至让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这样的特权阶层都表示不满。
国家开发银行的“幸福时光”因为审计署的审计报告而不那么美好，审计长刘家义2008年8月27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审计工作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部分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存在风险，国家开发银行与农业银行等存在巨大漏洞。
审计署通过审计发现，国家开发银行存在“贷款审查制度执行不严格，贷后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共发现违规发放贷款91.04亿元，贷款被挪用245.72亿元，其中58.41亿元贷款违规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和领域。对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及27家分行2006年资产负债损益审计结果表明，农业银行总行对分支机构在风险控制、资金清算、财务管理等方面监督和控制不力，造成分支机构违法违规问题不断出现，这次审计发现的243.06亿元违规经营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基层分支机构，甚至有内部员工参与作案。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案发，显示数10亿元的贷款处于风险之中，为审计报告作了形象的注脚。
政府与央企的大项目虽然是各银行争抢的香饽饽，但也正是这些贷款的巨大扩张，使得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节节下降。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内部测算，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积累，国家不补充资本金，从2006~2010年的5年间，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逐年下降。为了维系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2007~2010年，分别需补充资本金136亿元、474亿元、882亿元、1?409亿元。仅靠汇金注资显然远远不够，上市补充资本金是必然之举。
就政策庇荫与市场竞争能力的低下而言，中国所有的商业银行曾经都是房利美与房地美，经过改制之后，部分上市商业银行情况有所好转，而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国家开发银行与农业银行 “坏基因”该如何蜕变？
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1）
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
在政策性银行注资转型之际，二线银行同时显出国字号真相：给光大银行注资，监管层再次违背承诺。
2006年，政府给光大银行注资似乎再次印证了纳税人的担心：政府对于国有控股银行的救济行为不会停止。既然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贷款是政府在承担政策性损失，面对同样承受政策性损失的二线银行，政府如果厚此薄彼，于理有亏，也于公平竞争的商业逻辑不合。
2006年，随着银监会要求各银行资本充足率至少要达到8%，银行业向外资开放大限临近，监管层不得不向身处困境的二线银行伸出援手。据报道，监管层已向国务院提交一份方案，由汇金公司出资约200亿元人民币拯救中国光大银行，光大银行数年博弈之后艰难成功。
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在光大银行反反复复的改制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已经展示的毫无新意的三板斧。如果说方案有什么新意的话，那就是程序有可能精简，传闻剥离给信达公司的不良资产因为获得注资可能难以实施，这显示了一线银行与二线银行在待遇上的些微区别，无关宏旨。关键是，在转型的重要时刻，光大银行这一股份制、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市场化银行，显现出国字号队伍的真实面目。就像披着“商”字号马甲的金融机构，突然脱掉马甲，露出一个大大的“国”字。
监管层不得不又一次食言，他们违背最后一次给银行免费午餐的承诺。过去几年，监管层多次作过最后一次、下不为例的表态，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表示，在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家财政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否则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样，给光大银行注资也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平2006年年底关于不介入“产权明确”的股份制银行的宣言成为泡影。他们不仅介入了交通银行，如今又要深度介入光大银行。股份制之后银行产权照样不明确，照样被坏账压得透不过气来，谁说股份制是一用就灵的金融机构“大力丸”？
由汇金救助光大银行，可谓合情合理，因为究其实，光大银行不过是披了一层股份制华丽外衣的步履蹒跚的国有企业。光大银行的主要股东都是“国有”身份，其不良资产有很大部分是因为配合当时的中国银行业改革而产生出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最典型的一次“政策增负”在1999年，光大银行“应命”收购中国投资银行后，其不良资产比率从10%急升至24%。此后，券商在熊市中的没落与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的巨亏也使光大银行雪上加霜。
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2）
实行新会计准则后，光大银行通过3年连续拨备（国际银行界对呆账准备金的一种通称）逾142亿元，从2000年开始，光大银行提取的巨额拨备超过200亿元。谁能分清其中哪些是经营责任与政策责任？发行企业债等手段集资无法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并且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没有政府注资的杠杆撬动作用，光大银行在2001年就开始设想的上市破冰之旅迟迟破不了冰，旷日持久的等待也使其“绯闻对手”渣打银行“另结他欢”。有了政府注资，固然可以解决资本充足率，但代表财政的汇金将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是稀释其他民间股东利益的大股东？还是一个公益的政策性贷款者？光大银行的股东当初以每股1.9元投入获得1元纸面价值股份，到2006年年中每股净值负0.37元。
曾经，我们以为注资、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革是万灵仙丹，时间证明了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正在犯同样的错误，把上市当做包治百病的万灵仙丹。就像光大银行的管理者说的，“只要上市了，一切都好了”。真的如此吗？时间将会证明盲目乐观情绪的可怕，也许中国金融机构的潜台词是，“只要上市了，我们就有钱了”，我们只能乞求中国溢价永远受到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垂青。
更可怕的是等待扩充资本金、排着队等待上市的数百家城市商业银行，它们是地方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解决本地金融流通的好帮手。根据中国加入WTO协议，到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将向外资全面开放。122家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着严重挑战。
城市商业银行源自城市信用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城市信用社在中国出现并迅速发展，截至1994年达到5 200多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信用社体制上的问题开始显现，当局的应对之策是在“清理整顿、联合重组”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中被评级为“一类行”的符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要求。根据银监会对2005年城市商业银行分类的新标准，“一类行”的主要标准是：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0%以下，资本充足率超过8%。银监会2005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达到这一条件的银行共有31家，比2004年增加了14家，但仍有70%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未达到要求。这些银行何去何从，改革成本由谁承担？是否由地方纳税人承担？
截至2004年年末，各级地方政府及股东为处置城市商业银行历史遗留包袱、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累计弥补城市商业银行财务亏损达51.42亿元，累计剥离不良资产71.73亿元，累计置换不良资产235.12亿元，投入的资产总额达358.27亿元。其中，仅2004年就弥补财务亏损19.86亿元，剥离不良资产50.07亿元，置换不良资产163.71亿元，投入资产总额为233.64亿元。
如此的改革路径让社会财富一步步流入国有金融机构的黑洞。如果能够打造出市场化的新世界还罢了，但以往上市的国有银行的前车之鉴，就是行政尾巴难遂市场之愿—成立董事会之后，管理人员仍然进入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序列，银行间的高官实行任命制，造成的局面就是在貌似市场化的经营体制内部包裹着行政体制的坚硬内核。
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3）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资金被盗案、河松街支行案、双鸭山市中国银行四马路支行案，一个个肆无忌惮的案件，如果还可以被有关方面以旧体制后遗症推脱责任的话，那么，中银香港、前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无论如何不能拿外部监管不到位作托词。从这一系列案件来看，不良的内部机制仍然是在海外上市银行发生资金流失的主要原因。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开始正式进入全球经济圈博弈，决策层开始思考从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手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00~2002年是一个过渡期，在这一阶段，股份制的目标已经明确。事实上早在1999年，建设银行已经做了股改上市的战略设计。
2003年12月16日，汇金公司悄然成立，并于当月30日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共450亿美元。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帷幕。2004年3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将两家试点银行改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3年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相续转变为股份制商行。至2006年底，上述四行股改上市工作全部完成。
市场自律与他律密不可分，国有企业对于上市的过分迷恋曾导致国内资本市场成为圈钱地，而放弃自律一味寄希望于他律是对自身责任的放纵，说得严重一些，是对民族长远经济利益的藐视。除非国内银行能建立硬约束体制，除非能够杜绝像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这样给银行不良贷款增长以口实的政策性负债，新的注资行为并非明智之举。但在目前的改革路径中，没有什么能够代替注资、引资为上的模式，伤筋动骨的制度性改革非既得利益者所愿，也触动了中国经济渐进市场化的根本。
谁知道纳税人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谁知道中国金融机构对政府项目还要追逐多久？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热情熄而复燃，利润增长点的转移，正是中国30年改革轮回的象征。金融机构的改革路径与其说反映了银行的独特之处，不如说中国的金融机构重走了央企改革的老路。既非空前，也非绝后。经历了股份制信仰和上市的狂欢之后，国有银行会剩下什么？
政府要为银行解困，还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2006年年初，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撰文指出：至少还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5年我国GDP的1/6。
3万亿元注资就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现存的问题吗？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账簿，从1998年开始，政府顶着巨大的压力动用外汇储备，至少向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支付了3.57万亿元。结果如何？中国的银行部门依然处于危险境地，据陈小宪文中的数据，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40%。考虑到剥离旧账之后的回收效率，以及关注与可疑类贷款不可遏制的上涨势头，不良贷款的比例有可能还会上升。只要经营体制不改，即便再给国内银行3万亿元甚至是6万亿元，恐怕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更无辜的是纳税人，他们默默承担了如此巨大的隐形成本，却连一声道谢都不曾听见，甚至没有人正式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买单者。
金融机构改革之路就是贱卖之路？
金融机构改革之路就是贱卖之路？
银行动用全部社会资源成功改制，在热闹表象下潜藏着被“红顶”、“黑顶”压垮的隐忧。“红顶”即国有行政权力，“黑顶”即趁国有银行急于上市，大拣便宜货的国外金融机构。
银行资产贱卖给外资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纷争，事实上，面对当时银行的资产状况，依照资产状况国际标准的定价怎么样，在剥离坏账、注入资本金之后，中国的银行应该享有怎么样的溢价？这些争论从未停止。而低价引资者一再强调低价向外资出售股权乃中国吸引国际先进经验所必须，是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市场上市没有定价权的命定结果，也是合适的价格。
更进一步说，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战略路径，应该以对内开放为主还是对外开放为主，中国的纳税人、投资者是否有权与国外投资者一样享有同等的溢价权？在股价的拟定与期权价格的设定上，如何做才对中国银行业最有利？对外资提供的技术帮助究竟应该如何定价？先外后内还是先内后外，中国改革路径的矛盾在银行业上集中爆发。
定价标准拱手让人（1）
定价标准拱手让人
还原事实真相，是尊重改革历史的第一步。
技术问题的探讨是中国银行业避免日后贱卖的核心，对于中国今后在国际上争夺定价权至关重要，也是在越来越多的股权交易中抢得先手的重要步骤。可惜，所有认真的反思都在横飞的汉奸、民粹的帽子下被解构。
经过注资，金融机构获得了漂亮的资产负债表，以便吸引境内外的战略投资者，很快，在改革银行内部治理的旗帜下，吸引境外投资者成为不二选择。经过国际市场定价，中国溢价很快蜕变成中国贴水，境外战略投资者给予低价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政策风险与管理层风险，以及虽经新会计准则的清理，很多时候仍然一团糊涂的账目。
行政既能形成垄断溢价、利差溢价，同样也能形成贴水，这是一笔纳税人不能不支出的另一种隐形成本。国有股的绝对控股权，以及事实上的银行高管对于国家金融调配权某种程度的借用，都为中国式的准银行家们恣意使用银行资金留下了空间。上市之后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仍由国家任命，道德风险有增无减，改善管理机制不容乐观。
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可以改变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可以进行更多的产品创新，“引入外资是提高我国银行管理水平的唯一手段，国内资金不能帮助银行提高管理水平”。现实中存在相反的例证。100多年前中国通商银行坚拒外资入股，却聘请洋人为总大班及各分行大班，经营管理“悉以汇丰为准”，不达业绩可随时解聘，权柄并未操诸外人之手，相比外资股东派出管理人员的机制，聘用机制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保证聘用的管理人员与银行根本利益一致。现在，我国质地最优的招商银行同样没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只能得到20%以下股份的战略投资者，不会傻到将实质性技术与核心管理经验向国内金融机构和盘托出—按照监管层现行政策，单一外资银行入股同一中资银行的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外资机构入股同一中资银行的比例不得超过25%—事实上，参股银行是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捷径，进入之后，由于参股权限制和银行业加入WTO承诺允许外资建立境内机构，外资必然走向独资之路。国人只能眼睁睁坐视境外投资者在短期内因股价大涨而得利，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改制重组阶段都引进了海外战略投资者，这些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比净资产稍高的价格，获得了三大银行的“原始股”。按股票市场的价格，短短12个月内，增值150% 以上。
定价标准拱手让人（2）
以建设银行作为解剖的麻雀大小正合适。2008年5月27日，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美国银行将行使认购期权，在6月5日前向中央汇金公司购入60亿股H股，交易价格是每股2.42港元，而建设银行H股当日收盘价为每股6.65港元，折价率高达63.60%。
美国银行大获其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订立投资协议及战略性协助协议，获9%股权；同年8月29日，作为建设银行大股东的汇金公司又与美国银行订立股份及期权收购协议，再获最高19.9%股权。美国银行持有建设银行191.33亿股的成本不超过240亿港元，以2008年8月每股6.7港元的价值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为1 282亿港元，在股权投资上美国银行账面赢利为1 042亿港元。2008年5月28日，根据协议，美国银行通过增持汇金转让的建设银行股份至19.9%，达到银监会规定的单个外资行不能超过20%的持股上限，理论上可以增持的股份达到273.71亿股，按照建设银行每股6.65港元的市价，美国银行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港元。而美国银行最初以0.94港元获取了190亿股，按照公告当日收盘价计算，这部分的账面赢利可以达到1?100亿港元以上。不仅如此，美国银行还可以通过抛售过解禁期的旧股低价吸股，进行无风险套利。
美国银行可以以每股2.42港元的资产价格购买建设银行限售股，而国内资金即便以高出一倍的价格也无法买到股份。
国内纳税人在建设银行上市注资时以公共财政与特殊低息国债的方式为建设银行呆坏账兜底；建设银行以超出于H股（发行价每股2.35港元）2.7倍的价格发行A股（A股市场的发行价每股6.45元人民币）。不仅如此，国内的储户还在继续支付高额的存贷差、负利率等隐性成本。这些金融机构的掌舵者并没有以对市场的敬畏心表示对国内利益牺牲者的尊重。
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的交易让国人痛心，秋后算账式的贱卖论甚嚣尘上。在美国银行赤裸裸的赢利数据面前，为贱卖论辩护的人只能闭嘴。让人郁闷的是，美国银行是在桌面上公开获利，完全符合契约。明知是个圈套，还不得不钻，世界上最痛苦的买卖，莫过于此。
建设银行廉价出售股价绝非特例。2008年8月，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对外资参股的财富流失进行了统计。
1. 中国工商银行
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元）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商银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为每股 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按每股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 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 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定价标准拱手让人（3）
2. 中国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元），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 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为每股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 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 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 兴业银行
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元，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元。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元，等于全部送给了3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 610亿元。
4. 深圳发展银行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2008年8月股价达35.8元，投资增值10倍，按照深发展20多亿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 1 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 华夏银行
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净赚超过56亿人民币。目前德国人对华夏银行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 中国交通银行
汇丰银行持股交通银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通银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汇丰银行净赚近800多亿元，2007年交通银行国内A股发行上市时汇丰银行又赚取500多亿元，合计将近1 400亿元，10倍回报。
7. 中国建设银行
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设银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港元。发行价格2.35港元，最高市价5.35港元。按照目前建设银行共有2 247亿股计算，两家净赚1 300多亿港元。
8. 浦东发展银行
花旗集团出资6 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元的数倍。
定价标准拱手让人（4）
9. 民生银行
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亿美元（约8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淡马锡净赚约40亿元。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 200多亿元，加上下面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 广东发展银行
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元，就控制了拥有3 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元，共180亿元。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元，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 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
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当时也在进行中。这段时间里，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的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12.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保险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2002年投资6亿美元入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为每股11.88港元。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 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
13. 新华人寿
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 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元，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元。
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1/10。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 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 000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根据时任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 800亿元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金融海啸后中国会出现“失落的10年”？
金融海啸后中国会出现“失落的10年”？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藏富于政府优劣尽显，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商、最大的消费者，而与此同时，民营经济方面一片萧条。中央政府拿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民间投资却迟迟未能拉动。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1）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
为了走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在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外向型的出口经济模式受到强烈冲击。
短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收到刺激经济的效果，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环比均下降，同比增长只有6.1%，创下1992年有季度数据统计以来的新低，但与全球的负增长相比，仍属一枝独秀。由此，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与欧美脱钩说甚嚣尘上。但此时，国内经济政策早已转向，政府再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用出口退税维持出口企业菲薄的赢利，让出口企业获得喘息之机，一个历经20多年培育、行之久远的外向型经济体，不可能一夜之间与世界经济脱钩。曾经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表示，中国不存在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是出口危机”。而国内的表述方法则是“结构性危机”，表述方法虽不同，意思完全相同。
从另一个出口巅峰国日本可以看出，世界现行的出口、消费型经济走向彻底的衰败。欧美经济学家铁口直断，日本经济模式崩溃了。这个经历了“失落的10年”国家，正在经历失落的20年。
日本的数据令人震惊，在连续4个季度的衰退、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总量萎缩3.8%之后，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一季度萎缩4%，GDP回到1992年的水平。这当然不是世界经济末日，但意味着现有的出口经济模式已经穷途末路。
日本所有一切经济构造都是为出口经济服务的，劳动者的薪酬在很长时间内被有意压低，日元汇率一直由政府掌握在“恰当”的范围内，银行的贷款与股市的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银企联合、互相持股的模式一时蔚为壮观。日本拥有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不用解决建立品牌、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难题，日本企业的管理是世界级教材，同时，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瓶颈，日本早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参股全球各大资源性企业，以防止1973年的石油危机重新上演。
如此精密的一部出口机器，简直是工业出口国的样板，即使韩国、亚洲四小龙、中国全都依此模式取得过炫目的成功，如今却陷入了困境。
日本国内长期维持的低薪与养老资金的不足一方面鼓励了工薪族的斗志，另一方面抑制了国内的消费。日本政府发布劳动白皮书显示，2006年，反映物价上升率的平均实际劳动报酬比2005年减少0.1%，但总劳动时间却同比增加0.5%，为年间1 811小时。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截至2009年3月，日本家庭平均消费支出（扣除物价变动影响）连续13个月出现下降。2008年情况更糟，根据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2008年6月全日制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较2007年少了0.7%，为29.91万日元。10年来，首次跌破30万日元大关。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2）
日本人在国内虽然没有享受到高薪消费的乐趣，但相比其他国家，30年来企业的总体薪酬成本还是大有提高，这拜日元升值所赐。1985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是美国人的48%，由于工资水平上升与日元汇率飙升，5年后，按美元计算，日本人的工资水平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便缩短到了区区15个百分点。而到了1995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更超出了美国的37%。这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加工厂，只能成为加工厂的领导者，才能收回高昂的成本。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0年代推出“列岛改造计划”，最近制定的“开拓未来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投资总额高达56.7万亿日元，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仅财政支出就达15.4万亿日元。这些计划有成功有失败，总体而言，在经济起飞时成功的概率较大，而在工业化完成后成功的概率较低。
日本政府推动的高科技项目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在机器人方面，或者远远落后于美国，或者商业化前景不明。2009年又有报道，日本政府将推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财政刺激计划。该计划为期3年，总额达6万亿日元（约合618.6亿美元）。
日本在高科技行业的逐渐落败，说明日本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模式没有刺激企业进行整体创新之功效，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没有能够让日本经济复苏，除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之外，说明日本政府消费已经到达极限，增加在本已十分完备的交通等方面的公共产品的投资，等同于浪费。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金融模式管制极多，往往在实体赚得厚利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将大部分利益返还给美国金融机构。德国同样以银行业为主，但德国的内需启动有统一前的东德为支撑，而后欧盟又为德国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市场，而日本却不具备这些优势。
如此完备的一部出口机器已经走到头了吗？西方人说是的，因为最敢消费的美国人正在深度节俭；但日本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不愿意放弃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
据日本共同通信社报道，日本政府于2009年５月发表的2009年版《制造业白皮书》将目光瞄向持续扩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层，白皮书建议日本制造业产业积极开发这一群体需要的产品。白皮书分析说，在金砖四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年可支配收入超过5 000美元的消费者已经从2002年的约2.5亿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6.3亿人。日本企业应该更多地重视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通过本地化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实际上，从2002~2007年，日本经济有微弱却长期的增长，主要依靠强劲的出口和企业设备投资带动，对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幅度增长，并且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价格有所上升，而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价格下降。
如果要继续成为出口强国，也许新兴市场是最好的选择，但前提是这些学习日本以出口兴国的经济体能够找到扩张内需之路。日本不过是个案例，说明在发达国家需求饱和后，全球不得不转向潜在的消费国家。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3）
发达国家消费、东亚地区形成高低不同的产业生产链条的模式，将被全球消费，经济产业链条与货币一体化的模式所取代。传统的出口经济模式宣告崩溃。
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现成老师就是曾经取得成功的日、韩等国，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主导色彩更浓，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更低，据克鲁格曼所言，这个数字是美国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韩国类似，到2009年，即使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而墨西哥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占到美国工人的11%。
中国出口到欧美的产品以低端的生活必需品居多，有刚性需求，但中国显然无法回到过去将全部产能泄泻到欧美市场的老路。美国人开始去杠杆化，开始存钱了。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人疯狂借钱消费，2007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居然下降至–1.7%，家庭债务破天荒地占GDP的114%，这只在大萧条之前有过一次。当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高达5.28%，美国的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突破了30%。到2009年年初，美国人开始储蓄，储蓄率从0攀升到4%，克鲁格曼预测最终会增长到8%左右。这就意味着消费放缓。到2009年5月7日止，美国国债账面余额是11.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5月11日估计2009年度累积财政赤字为1.84万亿美元，是2008年度财政赤字的4倍；美国政府估计2009年10月~2010年9月的财政赤字为1.26万亿美元；2010~2019年赤字总额则为7.1万亿美元；未来75年美国未作拨备的社会保障计划负债已上升至51万亿美元。2009年5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时表示，“美国长期债项的负担难以为继”，“不能永远这样向中国人借钱了”。刚刚形成的经济结构给打破了，全球无法支撑如此畸形、将人群分为生产与消费两类的经济结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全球金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新兴市场开始拥有贸易盈余，中国外向型经济也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发力。中国是出口主导经济体中的龙头老大，国际贸易中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10%。中国增加投资每年提供产品增长20%以上，而收入所决定的需求每年增长10%左右，仅仅依靠国内的消费能力，难以解决棘手的产能过剩。
政府主导目前在中国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政府主导市场获得了长期经济增长也让人印象深刻。信贷的快速增长迅速保证了一系列政府项目的开工，使得2008年10月份以来的工业“跳水”趋势得到遏制。在贷款支持下新开工项目的迅速启动，使第一轮去库存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目前危险在于，经济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没有跟进；与历史数据比，投资拉动效率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8.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3.7%，中部地区增长5.2%，西部地区增长11.8%。这反映了政府投资资金的流向，因为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19.8%，中部地区增长34.3%，西部地区增长46.1%。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4）
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4 700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1 968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29 077亿元，增长7.4%，这同样反映出资金的流向，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但第一产业虽然投资大增85.0%，增长却不快，反映出农村经济效率低下。
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3%，社会消费品同比增长15.0%，财政收入却负增长8.3%，说明企业的整体赢利能力在下降。政府主导基建项目的边际投资效果已经下降，10年前一个GDP的增量13%的投资就可以，但今天已经达到了43%，现在1个单位的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说明同样的GDP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货币，这对于经济复苏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经济复苏根本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靠投入增加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见效于长远。
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增加产能，未来的经济矛盾将更加突出。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国内研究机构兰格钢铁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约1.6亿吨，但中国众多的钢铁企业正在蓄势待发。随着近几年国内产能扩张，板材产能过剩现状令人担忧，产品竞争已经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蔓延。国家发改委指出，钢铁方面要按期完成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和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产能，到2011年，再淘汰落后炼铁能力7 200万吨、炼钢能力2 500万吨。这是痛苦的压缩和转型过程。
铝业同样如此，由于政府收储现货铝价由2009年2月底的每吨11 000 元人民币水平急升至4月中的14 000元人民币以上的水平，铝价的强劲反弹亦会刺激国内闲置的铝厂再度复产，中国铝业估计现阶段约有40%的中国铝产能是闲置的。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研究得出的产能过剩更加惊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增长有24年高于10%，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积累了大量无效的过剩产能。到2009年年初，钢铁产能过剩约2.5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也十分突出。
在出口下降后，内需不振与产能过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问题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