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1）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
支撑美国70%GDP的是私人消费，而中国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扩大内需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首选。
1998年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衰退周期，靠的是房地产、教育与医疗市场化。此后，房地产成为垄断市场的原罪代表，更没有人胆敢再提教育与医疗市场化。
中国消费“新三驾马车”被锁定为车市、股市与楼市。政府不仅出台了托市政策，还给予了减税、补贴、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在2008年1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撰文指出，政府将消除消费瓶颈，拓宽消费领域，稳定车市、房市和股市。2009年第一季度刚过，这三个市场不仅情况稳定，更有意外之喜。中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新车销量达270万辆，同比增加4%，超越美国（220万辆，同比减少38%）—股指站上世界高位，楼市出现成交量堪比2007年上半年的阳春行情。
美中不足的是，情况并不稳定，“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随时可能熄火。沿海地区企业情况没有根本好转，怯于投资实体经济的浙江民资转而进入汽车、房地产消费，进入股市与期货市场博弈。中国汽车界有句名言：“得浙江者得天下”，浙江至少有10多个汽车品牌的销量全国第一，是诸多豪华车品牌的第一争夺市场。浙江人的炫耀性消费在2009年上海车展上显露无遗，但这无法掩盖浙江经济不景气的事实，这个民营经济的集中地深受打击，没有复原迹象。汽车销量突然大增，浙江等地富豪在经济寒冬购买豪华车，显示的是资金无处可去的事实。
房地产虽然出现小阳春，但开发商受库存积压、资金链紧张和预期不妙的三重打击，惊魂不定，最能反映房地产开发商热情的经济领先指标房地产投资持续下降，2009年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仅1%，远远低于2008年同期的32.9%，以及2008年全年的21%。房地产销售成交主流套型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可见是消费者自住为主，投资型与改善型住房需求没有解冻。
2009年一季度，受到股市上涨与新增信贷创天量的双重刺激，以房地产与汽车消费为主线形成一条投资消费链：投资股市，投资楼市，趁税收降低或者政府提供补贴购置车辆与其他消费品。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其中３月份增长了14.7%，扣除了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9%。一季度信贷增长4.58万亿元，3月末最后两天，除建设银行外，其他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新增贷款都在900亿元左右，令人匪夷所思，3月份消费同比大增与3月信贷的异常扩张之间的联系令人瞩目。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2）
信贷空前增长并未流入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低息，国债与企业债能够以低息发行，大型企业的库存被消化，同时制造了股市与楼市两个小阳春。中国扩张影响世界，全球产品价格托中国储备之福开始反弹，国内原材料价格高而国际价格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外资源价格形成落差，国际价格低而国内价格高，通过进出口寻找价格平衡。精铜、铝等资源的进口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仓库；二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资产价格出现局部性泡沫，政府虽然可能追加投资，但在既定大小的蛋糕面前，政府要成为最大的买单者，就必须增加税收，从而挤压大部分未受到补贴、未接到订单的企业的生存空间。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旦政府收紧信贷，股市、楼市与车市就会受到沉重打击。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提供新的财政补贴，但政府补贴有临界点，财政部已经在提示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为应对财税下滑，国税总局在2009年实行逐个企业查税、应收尽收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区开始预征2010年的税收，导致企业恐慌加剧，信心进一步滑落。
在政府家电下乡给予补贴等政策刺激下，农村消费在2009年4月份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城市消费，但农民工无法找到新工作的现实，显示农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渠道在削减。消费“新三驾马车”之所以动力不足，关键还在于对宏观经济预期不佳，在失业、薪酬减少的压力下，普通民众仍然会增加储蓄抵抗严冬。
为了维持经济热度，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继续增加投资制造产能，为房地产托市，以拯救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房价上涨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的结果，无法解决中国经济两大顽疾：产能过剩与居民消费不足。房价上涨视做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在经济下滑出现不可控风险时—失业率上升到预期的两倍以上、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业折损过半—政府重拾房地产与汽车消费是不得不然的救急之举。随着一季度房地产与汽车消费的回暖，相关的钢材、水泥、装修、家电、成品油等销售额有所稳定，这对于上下游50个以上的相关产业都是福音。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始于2004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出台的政策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央行每次小幅加息都被视做通胀的信号，地方政府高价拍地乐此不疲，房地产因此更有上涨动力。那时真正有效的灭火之举是启动大规模的公益型住房建设，政府可以因此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空头方，扑灭房地产市场的大火，同时也可以解决房地产市场抑制内需的经济顽疾，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卸下最大的炸药包。很可惜，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下行趋势明显，有关部门才在抢救房地产市场的同时，实质启动保障性住房战略。
按照逆周期调控的规律，经济急速下行期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启动保障性住房，而是降息、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危机。但政府在降税做多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以保障性住房充当了房地产市场的大空头。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在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基本上是火上加油、雪中减炭的工作。我不能说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是错误的，但我能够说，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判断基本是错误的。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3）
为了提振内需，政府只有沿着公益性与商品住房平衡的道路走下去，这样才能在长远时间里收到提振内需、改善结构之效，而不能因为短期压力，再次将公益性住房抛诸脑后。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受制度掣肘
建立内需市场、畅通而公平的物流是重中之重，国内统一的市场需要统一的制度，需要改变内销产品的小规模零售渠道，需要快捷的司法救济，需要能够破除地方利益的至高权力。
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企业遭遇尴尬。由于信用等级与采购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外贸企业难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出口企业遵循的是国际贸易制度，如商检制度、信用证制度、保险制度等。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从国际销售商处赚取利润虽低，但资金和利益较有保障。表面上外贸出口只能赚3%利润，内贸利润可能略高一些，但加上隐性成本，两者利润相差无几，内贸耗费的精力更多。
国内销售不仅渠道不畅，还缺乏在全球有影响力的采购商、贸易商，市场覆盖面小，制造厂商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如厂家需要支付进场费，货款结算周期长，上下游勾连的三角债多发等等。出口企业并非不思进取，不愿意改变现状增加内贸，关键是市场分割严重，隐型成本过高，本地出租车只能用本地车，本地官员必须推销本地酒等等分割市场的做法层出不穷。
截至2009年，除了家电连锁零售商采用部分商品的贸易订单采购外，中国目前的超市连锁、建材连锁、百货连锁等零售商在经营上还在探索贸易订单的采购方式，小量分别下单，与广交会这样大型的、低成本的贸易洽谈会销售模式难以吻合。
建立内贸市场，要允许各种资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建立层级分明的批发商、零售商和有能力在国际国内同时经营的综合商社。在目前遍布全国城乡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渠道公司，使国内的销售渠道与国际销售渠道一致。
政府的市场干预之手无所不在，这些手在推进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又一手建立了层层叠叠的进入门槛。以农资物流为例，按照2007年制订的《农业部定点农资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实行农业部定点农资市场制度，这些市场经过创建，达到规定条件并经农业部批准挂牌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农资市场，贴上农业部的标签，才能验明出身。纵观其中条款，市场申报、省级考核、农业部评审、农业部专家验收、评审等重重叠叠，这种市场促进法除了能够显示农资专家与管理部门的权威之外，对于扩大物流、建立市场销售体系没有任何好处。政府制订规划，由市场资金推动，才能最终建立起遍布城乡的大商业分配比例。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4）
以法律摧毁地方政府画地为牢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确保国内统一市场畅通无阻。一些地方政府维护本地开发商、买本地车、买本地酒等做法，思维僵化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使中国建立大一统市场的前提受到根本威胁。政府有必要建立权力在地方法院之上的巡回法庭，允许利益受到侵犯的企业随时进行诉讼，以维护自己的交易权。以法律为统一市场保驾护航是必须之举。
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触发了地方政府的本土主义保护行为。地方政府发展总部在本地的企业才能收取税收，这在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标准下，直接促使地方政府拉项目拉资金、排斥外地企业。如果地方政府主要靠消费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就不会对生产企业、本地企业网开一面，而会对所有能增进消费的优质企业大力扶持，不分本地外地，只要能为本地税收做贡献就能得到呵护。
国内贸易市场的信用问题亟须解决。国内贸易尤其是采取直接进入大型零售企业，其交易制度一般是，厂家需要支付“进场费”等通道费用，货款结算有一定期限的账期、非食品类商品要实行退换货制等。内销零售商“很牛”，市场覆盖面低但垄断程度高，他们肆无忌惮地挤占制造企业的资金，使本就处于融资困境中的制造企业不得不成为销售商的现金奶牛。因此，造成市场异常现象，就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通常比国内便宜，在香港市场的比境内便宜，最需要发展、消费能力相对薄弱的市场反而价格最高，生产厂商为了弥补账期风险，而抬高了价格，这反过来抑制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成本。
我国有《反垄断法》，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政府有必要保护制造企业的基本权利，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允许制造企业建立强有力的行业协会进行博弈；或者禁止挤占挪用，建立资金第三方托管模式；或者以信用保险公司解决资金占用。既然网上销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网下销售为什么不能解决？
光喊扩大内需用处不大，内销制度死结要靠政府解开，家电下乡、农资补贴之际正是建立中国基础商业信用体制的大好时机，政府提供补贴，却没有给内销企业提供护航的制度，没有尊重法律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因此造成家电下乡中存在利益跑冒滴漏，成本居高不下。
内需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经济。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5）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30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不积极谋变，将有可能急速倒退。谋变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是所有幅员辽阔的大国崛起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局限性，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关键也早已成为共识。但内需屡提不振，无论是以低息手段推动民众消费，还是以公共产品市场化的方式让民众花钱，到最后得到的大多是假振兴、真问题。民众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怨声载道，而民众的这些沉重负担，恰恰是中国内需全面萎缩的重要因素。
目前重新以高分贝呼吁提振内需，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以出口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全球金融危机让外向型企业经历生死劫，以压低资源价格、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糊口型”外向型经济走入了死胡同。全球金融危机唯一的结论是，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强国之路危如累卵。由于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原因，导致全球资源价格提升倒逼中国制造品成本上升，连海尔这样的中国品牌企业都只能靠越来越多的贴牌生产谋生。中国制造业再不寻求突破，将成为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
2007年前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说过：“电行业的利润就像刀片一样薄，我们必须走出去。”在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5%；服装行业整体利润率只有3.9%左右。根据广交会等资料显示，纺织服装业正是出口寒冬中最受打击的行业之一，到2007年年底，全国服装库存达到120亿件，完全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一年的服装消费。
只有看清楚形成出口经济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内需不振的根源，才能找到转向内需经济的可能道路。
在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呈现连续4年的爆发性增长，也对国内投资需求形成强劲的拉动，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增长竞争是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土地、税收等巨大的优惠条件为代价，这被称为“竞次选择”，谁敢压价，谁压得狠，谁就能收获外资，而民众没有得到实惠。以苏州为例，节节上升的GDP并没有让当地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准同步提高。对内资、外资实行不同的政策，这是内资的悲哀，也为内需不振埋下祸患。2008年，政府花大力气实行两税合一，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率，这对内资企业是个极大的利好，但对于享受惯了20%以下优惠税率的外资企业来说，则可以通过注册新公司享受“三减两免”等待遇继续规避统一税率。
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并且是国有企业投资与外资投资驱动型，而不是令人欣慰的民间资本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配置权，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6）
国家掌握资源过多，对股市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占70%以上的国有控股权理论上可以流通，却在非流通的情况下享受高溢价，导致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股市大跌不止，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亟须的直接融资市场失去信心。
我国政府财税收入高到让人脸红的地步。近年税收节节攀升，增幅远超当年GDP的增幅。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到2050年，国家税收将等于GDP，我国将第二次成为“全民国有”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目前财税收入增加幅度所占GDP比重，已经与改革起步时持平，改革30年后，政府的财力控制反而回到改革的出发点。
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连续下滑。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析师徐平生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2005年7年共下降13.79个百分点。
如何提振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降低政府与外资投资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内需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内生性的本土市场经济，调动民间力量，并且藏富于民。
首先，当务之急是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其次，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要知道，美国与日本历史上国民收入振兴的10年也是民间投资倍增的10年；最后，现实的做法是积极降税，把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增值税改革从部分地区的试点推广到全国。没有市场化的由宪政约束的税收体制，中国不可能建成内需经济，不可能有拉动经济的大量民间投资。任何制约不够的权力的本性，就是竭泽而渔。
从本质上说，内需经济是本土的内生性民间市场经济。我们呼唤了无数年的市场经济，在多年的扭曲之后，在经济模式与增长速度遭遇外界强大的挑战之后，该低下头，为民间市场经济让路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收短期之效，从1998年经济周期的经验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利好效果在8个月左右逐渐消退，如果不能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将面临瓶颈，政府是继续扩大财政投入，还是转而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难题恐怕会在2010年重新显现。
让人比较宽慰的是，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开始，目前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产业的转移以及在转移过程中依照要素禀赋形成的产业集群。例如湖南省株州湘、潭承接广东的服装鞋帽，江西、湖北承接浙江的五金，安徽承接广东、山东的家电，四川承接深圳的通信电子，河北承接京津的原材料加工业，这些是企业的自发、但经济理性的行为，可以预见这种转移将持续多年，依据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形成各地的新的支柱产业。
如果发挥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性，辅之以提高全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弥补外资资金骤降的难题，还能让中国经济布局发生根本性调整。认清这一形势，持之以恒，中国的经济将有一轮重生、复苏、增长的机会。如果相反，财政政策加剧结构性矛盾，民营经济大批倒闭，消费持续低迷，那么，去库存之后的库存再生将很快显现。
中国经济处于十字路口，鼓励企业的创新，鼓励企业的转型，刺激企业的市场运行机制，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否则，中国经济将步日本后尘，迎来衰退的10年。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1）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
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部门成为代理公司，唯一的办法是这些公司接受全民监督，将所有的收益以公民基金的方式发放给全民，以提高民间投资能力和居民消费能力。
藏富于政府导致国弱民穷
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之前，财政部一直是只讨人喜欢的喜鹊。作为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政绩之一，2007年6月27 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喜，2007年前5个月，全国完成财政收入21 723.53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全年预算的49.3%，这一数字当时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增收之最。
数据为近年来节节攀升的财政收入锦上添花：从2003年至今，财政部每年收入扩容 5 000亿元以上，2006年增加7 000多亿。
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有数据佐证，据张军教授的研究，10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今天已经上升到了接近46%，紧随其后的是企业储蓄的增长，占GDP的20%左右，国家统计局每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以及国资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唯一下降的是家庭储蓄：把家庭的储蓄用家庭的支配收入减去家庭消费，现在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则超过了20%。
不可否认，我国的国民收入这两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089元，2006年年末增长到 11 760元，200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346元，同比增长17.6%，全年估计在13 800元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 321元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基本持平。
从相对比例来看情况则大不相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我国的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 36%，原因是过去10年来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1%下降到了15%。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98~2005年，中国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下降到了41%，几乎与消费同比下降。不仅政府、大企业与民众的存款差距在加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证明，1995~2004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近两年虽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间差距仍然迅速扩大。
政府得到了如此多的收入，公共产品却时常发生短缺。实行高税收的国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国家对每个公民生老病死一包到底；另一种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政府推动经济起飞，西方经济史学者曾指出东欧等国的发展历程，说明政府与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关系，一般较为落后的新兴国家，行政力量较为强势。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2）
我国发展初始，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但政府介入经济的前提是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是经济推动器。可惜，另一些数据时刻在提醒我们，这样的发展模式代价越来越高，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财政收入浪费现象极端严重。虽然中国的宏观税负大升，财政收入高增长，但并没有出现财政盈余。政府的储蓄占GDP当前6%左右的比重，与10年前的5%相比并不显著。2005年，收支相抵之后，支出大于收入2?080.14亿元。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政府本身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2005年政府支出增长了18.3%，或者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不高，导致资金在黑箱中沉没，国家审计署的数字可以证实浪费的严重。实际上，加上地方政府的保守估计 2 200亿元的债务，政府财政收入处于赤字状态，一些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濒于破产，因此地方政府债券屡被提上议事日程。
其次，在财政收入上升之时，社会保障相对处于萎缩状态，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的收入似乎多得花不完，所以才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到国外投资，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几位，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
更严重的是，苛刻的税费政策将扼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上游企业垄断资源掌握定价权，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化税收政策的影响。2007年前5个月增长最快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分别增长 22.4%、38.2%和 25.3%。虽然我国已制订了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从生产型向消费型改革的政策，但是，从上面数据看得很清楚，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税，间接税未除，直接税又来，以至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以“是税三分毒”警示有关部门。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政府分别享有60%和75%。如改革税制，还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双方争执不下，倒霉的是纳税人。
我国的征税基数与财政支出一样，只能升不能降，这种政绩足以反映出税收制订的随意性，如果每年的收入都超额完成，说明政府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低估了纳税人的赢利、收入增长，如果是竭泽而渔或者随意设税，则会降低经济发展动力和民众福利，为政府主导的投资火上加油，让市场丧失稳定的预期。
认为我国税负低的主要论据是税收占GDP比重只有20%左右，但税费相加达到惊人的40%，各种费用层出不穷，至今未有收敛之迹，不要说税收法治化，就是离税费一体化都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3）
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情况在2008年得到根本改观，沿海地区制造企业受到严重冲击，社会各界呼吁政府出台减税等政策，携手企业共渡难关，鼓励企业优胜劣汰的并购交易，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很可惜，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形势并不匹配，企业与个人在忍受信贷紧缩的同时，不得不同时承担高税负的痛苦。
2008年下半年经济急剧下滑，在出口下滑，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之时，政府税收与居民收入的情况又如何呢？政府成为拉升经济的火车头，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加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向行政主导方向发生悄无声息、但十分关键的转变。
2008年上半年税收增加迅速，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0.5%，与2007年度31%的增速接近。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企业所得税，增幅达近2 000亿元，为 2007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近1/4。国家税务总局对此的解释是，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度上涨，带动2008年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收近2 000亿元，扣除此因素后，2008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应该为这些声明补充两点，2007年下半年人民币开始加快升值，央行实行货币紧缩，制造企业开始过冬，2007年与2008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还是托国有的福。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与税收增长相反，居民收入与消费者信心都在下降。2008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2007年的17.23%大幅下降到 14.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可比增速由12.6%回落到6.3%。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与此类似。收入下降之后消费本应随之下降，但我国出现了消费与存款同时增加的情况，这种增加不是好消息，只是热钱增加、居民资产投资渠道被堵塞、通胀压力之下的被迫消费的无奈之举，注定无法持久。
消费者信心指数表明我国消费前景不容乐观。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2008年上半年，我国千家核心商业企业零售指数同比增长20.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只有12.6%，比2007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2008年二季度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满意指数为90.3，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0.5和2.7个百分点。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法的预期指数为96.7，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0.8和2.6个百分点。2008年消费者对经济状况和走向的预期，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意愿，都比2007年低。
在企业遭遇困境、居民收入下降、消费者信心回落时，财政部发布政府税收收入大幅上升的喜讯，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巨大转变中，政府对于生产、资源的调控能力不降反增，在市场的名义下，优质、廉价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时政府不得不对遭遇困境的石油等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价格体制的扭曲与行政对市场的强大控制，真是几十年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吗？
税收，还是税收（1）
税收，还是税收
让人心焦的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引发严厉征税潮，这对于刚有暖意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当头一棒，严厉征税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9年5月22日，笔者收到一封网友来信，指出政府严格征税让企业人心惶惶。全信质朴简短，引用如下：
我是江苏的，我们江苏最近税务局召开全体企业法人开会，贯彻温总理的讲话，对税收要“应收尽收”，所以对所有企业的财务全部查账3年（2006~2008年）。据内部消息，税务部门是有罚税指标的，数额不小，现在是大家都人心惶惶，地方财政收入降低，入不敷出，像这种变相收款不知会重复到何时？
唯一可以安慰这位朋友的是，不仅江苏，很多地方因为2009年一季度财政收入下降，处于与江苏同样的不安之中。
保证2009年的财政收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9年4月13日下午，中国财政部网站公布了2009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全国财政支出12 810.92亿元，比2008年同期大幅度增加3 304.18亿元，增长34.8%。由于一季度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前的预拨款，预算安排的大量支出项目还在准备阶段，因此，历年来一季度支出额都比后几个季度要小。也就是说，政府面对的支付压力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要完成全年增长9.8%的任务，接下来的8个月财政收入至少要实现18%的增幅。”一位原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尽可能完成税收任务，善于征税者已经被树立为标兵。2009年5月24日，江苏省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张庄‘四轮齐转’冲刺财政收入双过半”的新闻，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张庄街道的干部，“对照财政收入计划，责任到人，挂图作战，实行‘征、管、协、护’四轮齐转，明确征收机关、稽查机关为主动轮，办事处为协税轮和村级组织为护税轮。每月召开征收人员财政分析会，请稽查机关参加，分析本月收入完成情况，从国税、地税入库的可比性，从税收征管摸底上分析企业纳税的真实性，从企业产销情况分析税收走势，同时安排落实下月的税收任务”。征税已经成为落实到街道、村庄，征税、稽查、街道干部齐动员的群众运动。
上述新闻会让处于寒冬中的企业战栗，另外，有几个增加政府收入的办法可能出台。
在严格征税的同时，扩大税基的提议出笼。如江西省瑞金市国税局工作人员称，他们不仅仅加强了对原有税源企业的监管，还准备扩大税基，缩小免税和税收优惠的范围，比如原来营业额在5 000元以下的企业免征营业税，调整后可能免征营业税的范围会变成营业额4 000元以下。
税收，还是税收（2）
另外，税收之外的预算内收费可能增加。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已经有此苗头，税收收入大幅减少，“收费”不降反增。2008年非税收入为7 097.3亿元，同比增加1 427亿元，增长25.18%，占总收入的比例为11.57%；其中中央财政的非税收入1 704.51亿元，增长23.6%，完成预算的118.4%；地方非税收入5 374.8元，增长幅度为24.5%。
按照法规征税无可非议，但在经济紧缩期改变以往实际操作中的税收规则，如削减以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者预征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都会增加企业的实际负担。由于中国税制初定时，担心征管能力跟不上，实行的是宽税基政策，一旦应收尽收，很多企业将无利可图。
加强征税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最怕的是查税。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通常欠缺透明度，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在国资委有详细的账本。从2008~2009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亏损的大型国有企业网开一面，面向国有企业的倾向型扶植仍未改变，政府给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企业注资，银行还以巨额低息贷款的方式替这些企业买单，同时，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订单也主要流向了大型国有企业。很难想象，政府会对这些国有企业课以重税，除非政府在课税之前允许这些企业提高产品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这与经济复苏的目标背道而驰。
加税对内销企业的打击重于出口企业，政府鼓励出口，重新提高出口退税税率，这等于变相增加了内销企业的负担，与扩大内需的政策针锋相对。
中国降税减费、扩大内需的改革遭遇财政收入拦路虎。政府的矛盾之处在于，要扶助企业走过产能过剩的严冬，减税是扩大投资与消费的必然之举；不过，由于大手笔实行财政刺激计划、扩大社会保障、企业赢利下降，导致政府财政收入迅速下降，不得不实行更加严格的征税政策，税务官员马不停蹄到各个企业，成为催税员。
此时加税是在经济复苏的星星之火上浇上一大盆冷水。在接下来的8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加18%，意味着经济必须回到火热的2008年—看看现在各地的企业情况吧，这将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市场希望政府节约行政开支，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全面转型，以减轻国内企业与消费者的负担。但对政府而言，行政改革困难重重，收效甚微，面对国内的巨额储蓄，最简单的办法是加大国债与地方债、企业债的发债量，也许2009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将远远超过预算，这将给日后中国经济复苏埋下隐患。
藏富于政府，还是藏富于民？关键在于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对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如果政府在强大的收入激励下，将自己当成独立的利益主体，而不是纳税人所购买的公共产品的服务主体，甚至站到市场主体与消费者的对立面，唯一的办法就是约束财政增长幅度，使政府不得不恢复公共服务的本职，迫使政府组织消肿，否则，财政收入的增长只能提供更多的浪费资金和沉没成本、腐败成本。
世界经济转型，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又一个契机，当我们一再表明对外开放与市场化的立场时，应该以市场化的财税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相辅而行。经济下滑而税收增长，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增强，在宏观经济数据与税收增长反差的背后，说明中国企业的市场化动力在衰退，说明居民财富缩水、消费意愿下降，这种情况不改变，我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表面增长下的实质性衰退。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1）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
经济衰退期有人重提增加国民收入为内需拨火，在2007年中国经济热得发烫时，很多人提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经济降温。无论经济是冷是热，国民收入增加是所有人共同关注的焦点，是解决中国经济顽疾的公开药方。
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旨在为发烫的经济降温。会议透露出2008年宏观调控将“从紧”，“稳中求进”将成为基调，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2007年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明确表示，未来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两防”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谁都不会否认，在中国经济转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平稳的产业与金融环境，此轮调控正值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起步之初，能源、环境、税收等一系列政策鼎革之际，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识。
争论的焦点不在于降温本身，而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如何降温？第二，中国经济在降温之后走向何处？这两方面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正反两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补上国民财富增长难敌国家财富增长、内需远远抵不上出口这一课，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公共福利体系的完善，来抵挡资本时代的巨大冲击。
让中国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不停地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前一种方法目前已经初现端倪，中国企业源源不断参与海外并购、中投公司与QD II资金海外投资起航就是表现，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办法，通过减少货币总额与资金量强行除泡；后一种方法则可以称之为中医疗法。
通常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内大幅提高是经济步入过热区间的一个标志。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常见理论，同时容易导致片面解读，形成认识上的巨大误区。在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市场预期模糊的情况下，劳动者可支配收入追随产品价格提高是通货膨胀无法压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通胀的成因。
那些认为我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增长的说法同样昧于事实，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够，甚至大多数无法享受资产收益的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无法同步地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利益分享者。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2）
国民收入增加将使经济失衡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以日本为例，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比计划提前三年使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由此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作为配套措施针对农业与中小企业制订了专项法律，缩小不同企业、不同阶层之间利润与收入的剪刀差，同时实行基础建设与减税等方案。到该计划结束时，日本的最大特点是全体国民恢复了经济信心，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以往激烈的劳资等社会矛盾开始消解，民间私人产业投资兴盛，失业率维持在1%左右，“平稳发展派”最担忧的通胀难题等并未如期而至。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即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成为有源之水，否则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当时，日本政府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1倍以上，最终达到26兆日元目标。目的是达到“经济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11.6%（计划目标7.8%），才有了国民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1.5%（计划目标7.8%），二者基本实现同步增长，虽尚未做到完全同步，但已经实现了消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