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与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坦言，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前所未有的表态，是个明确的信号，预示市场3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经历数轮经济变革，产业领域市场化之船行到江心，却遭遇金融危机的狂风大浪。要保住新兴工业国的改革成果，中国有两场经济硬仗要打，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货币必须市场化。如果此战不赢，改革将倒退几十年。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
200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在外界压力下，进入深度调整期。2003年加入WTO之后的红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而耗散，外贸依存度达到60%以上的经济体，一旦出口之闸堵塞，相当于市场血管二堵其一。
如果以为经济领域的新变革起始于2008年则是大错特错，从2007年起，全球通胀的阴影就开始如影随形，对于通胀的警告、对通胀成因的分析见诸各个报端。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在国有企业领域暂告一个段落。环境污染、资源抢夺、现代奴工等极端现象的曝光，指向只有一个，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面临大变局。
拉动内需被赋予承担中国下一个改革30年经济增长点的重任。没有人否认关键时刻拉动内需的重要性，但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抑制内需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拯救运动，却变成了单纯靠投资拉动的似曾相识之路，居民消费欲振乏力。
中国需要反省既有之路，思考撬动内需的真正力量到底来自于何处。内需经济意味着市场领域的深入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与分配领域的彻底市场化，依靠财政部、国资委对央企的限薪行动，依靠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行动、依靠发放消费券，会取得弥补消费缺口的应急作用，取得短暂平衡，但只依靠政府的补贴，很快会面临更大的失衡。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2）
在当下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心存畏惧（而不是敬仰）的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与美国曾经的垄断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一样，这些企业体量巨大，大到足以与20世纪的美国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大到市值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工、中、建、交四大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年末占据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位中的四席。这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资本泡沫的常见胜利，更预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资本集聚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史上已有的国家主义的延伸，但在表象、技术手段、目标等方面已有本质区别。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相似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表面上如此神似。
两个时代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美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评论家称为“新时代”，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上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21世纪最初四五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我国截止到2008年3 000亿的财政赤字与20万亿以上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3.9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巨额的财富积聚让中国骤然变成世界经济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整个2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3.2%的历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史诗长剧中，城镇4%左右的失业率令人印象深刻……
两个时代同样以全民炒股的方式开启了全民资本时代的大门，全球货币掌控权出现微妙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国际货币控制权开始转移，是时作为老大的英帝国虽然试图挽回颓局，但控制权已无可奈何地转移到了新兴美利坚，四处弥漫的欧陆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20年代进入兑付期，稳定的收入、兑付的债券与借贷消费文化的兴起，让美国成为消费乐土。同时，美国摆脱对欧洲的资本依赖症，进入内需拉动时期。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电影，各个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1929年美国的汽车产值占总产值的8%，恰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相同。经济链条通过消费投资上下传导，举凡电力、钢铁、通讯，无不进入大发展时期，市场对大企业的需求，以及掌握资金链条的银行家对于垄断利润的觊觎，让大企业成为时代的宠儿，洛克菲勒、福特，从19世纪延续到黄金般的20世纪20年代。企业并购案随处可见，对资金的需求以及民众的投资需求，使信托、债券、股票等产品供不应求，银行的经纪零售业务、证券批量制造加上资金杠杆推波助澜，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负债结构。
在一定历史阶段，大企业依赖症是必然的，在19世纪缘于重工业时期对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需要，在20世纪冷战结束以后缘于全球化的需要。两个时代的重叠构筑了相隔70年的两个繁荣时代垄断企业齐放异彩的奇观。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3）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犹如垄断资本主义的末代狂欢，起因于行政之手介入不足，或者说是行政权力有意识地充当了大资本的护航者，以增强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虽然有部分相近之处，但中国面临的国家主义基因全面侵入经济体，与美国天壤之别。在70年后的大洋彼岸，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由行政并购形成的金融产业帝国的集合垄断群，权力之手将资源强行整合，交付给中央国有企业管理，而后由统一的行政中枢系统配置资源，从信贷、资本、原料供应、价格制订各个方面向航空母舰般的垄断企业输血。如果说2003年银行背水一战的改革充斥了行政坏账的阴影，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拯救战过后，我们同样会看到呆坏账的大量滋生。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远超以往规模的国有企业军团纵横四海，国有企业在谋求市场化，市场却正在国有企业的影响下迅速国家主义化，所有的企业因为要在央企的牙缝中生存，而不得不实行媚眼生存术。
无论是从资源集聚、从重化工业的要求，还是从全球竞争时代急需的实力，都决定了目前这个阶段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与工业寡头的紧密结合。不仅中国如此，所有拥有庞大主权基金的国家-从挪威、科威特到新加坡，无不如此。
央企是国家主义的典型样式。央企是技术与资金的集聚之所，资金、人才、技术，所有的资源配置逐央企而走，信贷流向央企，中小企业的投资80%以上则靠自有资金；理应最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在当下的中国却成为国家垄断的助推剂，投资者主要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决定投资方向，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经济振兴计划，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央企并购民营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消费、能源、电力、钢铁、娱乐上市公司，轮番成为热门类股票，反映出中国进入消费时代、基础建设时代、重化工业时代、娱乐时代，更深刻地反映出，能源、电力、钢铁、消费行业一一国有化的过程。时隔30年，中国经济的成败盛衰依然系于国有企业的企业改革于一身。市场的力量分散且零乱，虽然得到诸如《物权法》等基础法律制度纸面上的支持，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被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吹散。
应该承认，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1）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
国家经济主义将走向何处？不得而知。
美国20世纪初的辉煌，详细记载在各种历史书籍中，让后人得以详尽了解20世纪20年代疯狂繁荣之后的长期萧条，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宝剑出鞘，以半国家主义的方式对垄断企业猛烈打击，导致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变；而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虽然保持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发展速度，大跃进式地进入全民资本时代（农村地区除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复苏的重要引擎，但有关人士试图以行政垄断做大做强、以上游资源市场剥夺下游产业的方式向现代化仓促迈进之际，却遭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场抵抗以民意在互联网上声讨社会不公作为开场序曲，以各界对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与高管高薪的质疑铺陈，最终因为金融危机而在实体经济领域全面爆发。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如泰山压顶，2009年最醒目的是大学生与农民工原本云泥之隔的群体同时成为弱势群体，2008年年底2 000万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回乡的新闻在前，2009年3月两位河南女大学生擦皮鞋自食其力的故事在后，以戏剧手法演绎了心酸的一幕。管制成本、效率质疑、民意反弹等等，让维系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
只有泡沫终了、经济逆转，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才能痛下决心剪除垄断。骤然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在短短的一年内席卷全球，使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垄断金融主义戛然而止。1933年美国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这虽然不是反托拉斯法，却胜似反托拉斯法，从基座上将金钱托拉斯帝国一分为二。同时通过的《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登记注册，采用标准的会计方法制作财务报表，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格监管证券市场。
直至1999年，投资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才非正式地合二为一，混业经营①成为时髦方式，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酿成前所未有的金融泡沫，一夜之间，投资银行成为历史名词。2007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重演了金融垄断主义的危险戏码，为金融垄断主义画上刺耳的休止符。
凯恩斯式的政府管制与罗斯福新政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破除了金融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两位管制论者，却是挽救欧美市场体制的灵魂人物，这两种管制论表面上是十足的悖论，其实符合经济逻辑，没有什么比市场经济理念解体下的管制，与政府管制下保持适度的市场自由更难能可贵的了。人们之所以接受政府管制与救助，因为唯有这一招是对付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的利器，吊诡的是，国家主义也是形成权贵资本的理论与现实根基。没有政府的护驾，权贵资本与垄断资本不可能产生。
是用国家经济主义破解权贵经济之结，还是用市场经济破解权贵资本之结？这是一个问题。当整个社会就股市、楼市、车市甚至纺织市场追究到政府、制度的责任时，也许会引出这个社会的核心症结-在前市场化的社会我们无法摆脱政府的力量，独立追求乌托邦式的合乎法制、公平、效率原则的市场化。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2）
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虽是提振信心所必须，却说明政府已经被垄断企业绑架，资源的倾斜式输入已经深入骨髓。中国虽已舶来整套对付垄断企业、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法律，但何时才到真正实施期？也许美国历史可以提供答案，那就是，现有的经济模式到了撞南墙之时，不得不回头。中国的改革注定一波三折。
改革转型难度之大，从以下模式就可见一斑。任何一个经济细节问题，都可以引导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一终极命题，都会被民众有意无意地解读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对权贵企业的袒护。丧失了正常的沟通渠道，政府如何以国家经济主义解决经济失衡，或者说，经济失衡加深了政府对国家主义的依赖？
以中国式的流动性过剩危机为例。直到2008年年中之前，流动性过剩都是国人普遍担忧的焦点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流动性过剩有什么可怕呢？美国、英国、泰国，全都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很少为流动性过剩焦头烂额，只会为流动性不足惊慌不已，因为他们不存在中国在货币市场化过程中特有的盯住式汇率机制。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要解决流动性失衡，从目前看有两种方法，一是西医的外科手术法，即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然后采用自由的浮动汇率机制，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两德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都采取这一方法，并未导致经济状况不可收拾。但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贬值幅度如此之大，若采取一步到位的升值法，中国的制造业无法维持，无疑属于练习葵花宝典者的挥刀自宫之举。人民币升值时机已过，一步升值到位弊大于利。至于利率政策，既要服从于汇率政策的指挥棒，更受制于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企业出口的强大压力，除了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之外，很难有其他作为。
数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与紧缩之间摇摆，错误而迟疑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与工薪阶层饱受打击，对调节经济温度无济于事。当金融垄断主义大行其道时，美联储甚至还未建立；难道中国行政垄断获得经济支配权时，央行的利率政策能对垄断企业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吗？
为今之计，只有采取中医疗法，治本为主。主要手段是以下三种：
第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托，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3）
第二，进行全面的税费体制改革。我国曾在东北、中部等省份进行的增值税改革试点，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
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征收消费税势所必行，此举不仅能使所有企业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国际上不再出现出口退税导致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误解，还能够避免行政主管方在征税与退税支付双重行政成本。征收消费税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政府到企业都将以消费者利益为生产的风向标，抛弃不惜破坏环境获得GDP与税收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很简单，只有消费者购买了产品，政府才能得到消费税。各地的商业环境将大为好转，从生产者至上转变为消费者至上，地方政府会从招商引资的主体、从可笑的政府公司主体、从荒唐的土地敛财转变到以提供公共产品、改变生产与消费环境、从民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来增加地方的公共财政收入，建立消费社会、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为主体的社会。也因此，地方消费环境的破坏者，将成为地方政府与消费者的“公敌”。以GDP至上并非中国人的鼠目寸光，而由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所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府与企业都不会违背太史公的遗训。
第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增加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的支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提高，中国的GDP有可能下降，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内需经济基础将由此奠定。即便政府没有那么强大的财力，但让中国的教育经费与非洲经济欠发达国家为伍，重视高等教育超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全球GDP第三的国家来说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试想一下，如果煤矿工人的人身意外赔偿金达到30万元而不是现在的两三万元，还会出现那么多的事故吗？工厂还会如此扩张产能吗？
采取上述三点改革举措，所谓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就会显示出流动性不足的本来面目。既然社会资源主要流向了大企业，进行公平的财富分配、创造公平的创富环境就成为目前的经济路径之下重要的路径，如此，才能达成经济结构平衡，缓解流动性过剩也就不再成为维系经济健康的唯一举措。简单地以流动性过剩来统括所有的经济问题，即便不是不负责任，也是一种思想的懈怠。以经济政策影响货币政策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缺少前瞻性，而以货币政策取代经济政策同样会让我们忽视经济问题的本质，酿成更深的失衡问题。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1）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
无论是建立公共财政、税收改革、还是建立保障机制，都是政府之责，社会各界呼声主要指向政府，而政府视民为子的大包大揽，加剧了全民依赖心理。心理依赖与行政管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土地、能源无不掌握在政府之手-国家经济主义，这是一条中国市场人士必须直面的坚固路径。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曾说，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市场，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则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同时在短时间内控制房地产业信贷，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
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突然失效，不待政府出手，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关停并转，出现前所未有的恐慌迹象。经济危机没有冲击到身穿重重政策铠甲的中国金融机构，却足以让没有任何保护的中小民营企业受到严重内伤。据中央电视台2008年4月的调查，温州、台州地区的民间借贷，最高利息达到了120%，笔者在宁波与企业主交流时得到的答案是，借高利贷是找死，不借钱是等死，制造业工厂陷入饮鸩止渴的绝境。
温州这个民营企业的重镇受到沉重打击，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表示，“金融危机导致温州不少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据温州相关部门2008年12月底对温州全市25 227家工业企业调查显示：开工不足的企业7 347家，占调查数的29.1%；停工停产2 388家、倒闭138家，合计2?526家，占调查数的10%，两项相加停工半停工企业达39.1%。2008年，温州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 424.3亿元，增长率为8.5%，2007年的增率是14%，增速明显下滑，改革开放30年来，温州的GDP增长率第一次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当然，温州、东莞等地的官方数据，还是让人们对中小企业的新增户数充满乐观情绪，以为情况逐渐好转，但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2009年3月在重庆考察时表示，“全国工商联请一些地方工商联作了调查，在开两会前，还有超过20%的中小企业没有开工。2008年调查的结果是全国的中小企业倒闭了23%，问题在于还有许多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些企业以后是不是关门歇业，是个大问题。” 2009年年初3个月，来自欧美的订单平均减少了1/3~1/2，在2009年4~5月，中国可能至少还有3 000家工厂面临倒闭。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达就业总人数的90%，我国目前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税收的40%以上均来自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安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程度，但资源的集聚又使大多数中小企业失去扩张的动力，600多万家民营企业，银行给予的贷款不到15%，能够直接融资的只有400多家（不到万分之一）。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2）
国家经济主义因为经济救灾而强化，要拯救民营企业，必须依靠政府出手。但政府对于大型企业的救助注资雷霆万钧，对于民营企业融资难却言大于行。并非政府不懂得保证就业的重要性，而是以往对于民间资金的歧视，使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一筹莫展。
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骤然下降，对一直依靠GDP增长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经济体而言，其严峻考验远超过其他经济体。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明确提出10条具体措施，计划到2010年年底总共投入4万亿进行投资。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 000亿元，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 000亿元。4万亿元将超过政府财政的承受力，要分解压力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量发行国债，借他日之钱为今日所用；还有一种办法是由政府投资拉动、民间资金参股，带动民间投资。
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积极财税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增加政府投资和退税，前者意在以政府消费替代民间消费不足；后者意在增加企业赢利与居民财富，以刺激企业投资、促进个人消费增长。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收一时之效，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行业建设的确可以拉动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政府消费必定抑制居民消费增长。
经济景气周期高低循环，转了一圈，2008年的中国经济回到类似于1998年时的经济下行周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冲击强度之大超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因为我国加入WTO后，外贸依存度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1998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拉动房地产消费、发行国债、建设大型项目等，增发国债1 000亿元，共发行3 808亿元国债，但政策在实体经济见效要等到2001年。但最后使中国经济复苏的是房地产消费勃发，加入WTO之后，外贸订单开始增加，解决了国内产能过剩，但没有能够改变经济结构。
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救灾，政府支配的资源、社会对国家经济主义的认可度与权威性呈爆发式增长，欧美的政府救市政策给中国的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合意性论证。政府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与行业振兴规划，没有遭遇意料中的一片反对之声，甚至市场派人士也大多沉默不语，而从股市投资者，到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如大旱之盼甘霖般盼望着行业振兴规划的出台。这再次显示国家经济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
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历时近百年仍能受到欢迎，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消费可以救经济下滑之急，可以将经济下行的痛苦控制在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以战争等极端形式毁灭产能；更重要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弥补公共项目之不足，使经济在更好的基础上增长。美国或者日本在经济下行周期，都有基础建设的投资高峰期。可见，全球都相信，一个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得多。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3）
微弱的反对声来自于对国家经济主义效率的质疑。
2009年1月9日，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的救市方案一出，有权力划拨这笔巨额资金去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变成了全中国人的目光焦点。各地政府带着项目火速跑“部”进京，希望分得一杯厚羹。
盛况如何？《法制晚报》的描述是：“从那一刻起，这个位于月坛南街的部委门前，便再也没有安静过。一时间，周边酒店爆满，复印店忙得连轴转，小卖部中华烟的销售量直升，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率先拉动了发改委周边的内需。”
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暂且将理论问题搁置一边，倾举国之力渡过经济结构改革难关之时，重温邓小平同志的“猫论”也许能让人释怀，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让中国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就是好企业。
由此逻辑原点出发，不论国家经济主义如何，既然路径依赖无法摆脱，只要能够有助于建立中国的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只要能够扭转资源的低效配置与错配情况，我们不妨认可这是上百年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历史原点，以摆脱革命、新朝轮回的历史宿命，唯有如此，中国式改良才有切入经济体的契机。以国家经济主义作为出发点进行市场化的改良，同时引导各种力量对国家经济主义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也许是目前唯一的改革路径。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
改革瓶颈：公益与市场两难
国家经济主义到目前为止受到的是间接质疑，而非直接讨伐。到目前为止，经济界的遭遇战在国家经济主义的外围进行，主要议题是分配公平与企业效率。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1）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
社会各界有两次理论讨伐战。
第一次国资流失讨伐战在2005年达到高峰，郎咸平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声讨激起巨大的声浪，大部分民众激动地支持郎咸平先生，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并以亲身经历的种种具体事例为之作注。虽然郎先生以其海归身份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实属肤浅，他认为国有企业不缺乏效率而是缺乏信托责任，只要引进英国国有体制就万事大吉，这让所有经历过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时代的本土人士和熟知欧美国有企业改革历史的人嗤之以鼻，但他反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坚定态度，却让他赢得了英雄般的喝彩。
第二次讨伐来自于市场草根阶层对市场派经济学者的讨伐，举凡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享受过被扔臭鸡蛋、烂番茄的待遇，其中尤以张维迎与茅于轼诸人为甚。这一次讨伐同样以草根人士大获全胜而告终，经济学界所支持的效率至上而后解决公平的观点遭到唾弃，此后在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等各个方面，效率再也不是考虑的唯一指标，甚至不再成为主要指标，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在为国家经济主义添砖加瓦。
这两次讨伐战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不是第一次讨伐公平派的胜利，不可能引出对效率的质疑；如果没有对已有改革指导理论的质疑，也不可能出现第一次的讨伐战。敏感的社会大讨论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前30年建立改革合法性根基的效率论被公平论代替，显示社会发生深刻的裂变。公平与效率，本不应矛盾的矛盾体、本不应对立的冤家，却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出现如此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原有的路径偏差太大，社会处于纠偏的关键时刻。
郎咸平2005年对“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提出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引发应者云集，舆论对于MBO一边倒的抨击，说明中国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机。或者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权贵侵害公众利益的严重性，已使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难以为继。意在让中国改革更加公平的郎咸平，一度成为央企的代言人，他所说的“一块这样的土壤引进西方产权制度，必将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与中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高调表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郎咸平的观点引发市场人士的普遍担忧，但他们无法抗衡汹汹反对之声。讨论失去了前提，也就丧失了意义。1978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原因就是当时的国有企业既丧失了效率又丧失了公平。在改革持续多年后，被丧失公平权利激怒的人们再次陷入国有企业先天公平的臆想，不仅成为历史的背叛者，更让改革失去了皈依，不能不说是改革过程中的一大悲剧。贯穿改革历史的国有企业高管高薪、垄断企业高薪等错误激励机制，中国经济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此被消解，遁入国有企业时代人人平等的空想浪漫主义的虚幻背景中。
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2）
但笔者作为市场派的赞成者，同样无法认可张维迎提出的国资赎买论与官员牺牲论，改革必须向既得利益手中赎买，官员牺牲大于普通民众，显失人情、显违常识的言论除了挑起论战间接为左派助威之外，对于捍卫市场经济毫无益处。如此迷幻的经济学流派，只能称之为经济学“鸦片”。左派举着维护弱势群体的大旗不顾一切为国有经济体制摇旗呐喊，而右派则因为吸食了对方的“鸦片”，丧失了理性与常识。前者更具有迷惑性，除了张维迎所说的知识约束，还应加上历史经验造成的路径约束，不少人对左派“鸦片”甘之如饴并非缺少常识，而是为了增加未来生存的保险系数，他们要的是计划济时代的饭碗，而不要成为改革的牺牲品，利益的被剥夺者。
在此关键时刻，试图为市场经济张目的张维迎们有心无力，立场飘忽不定，对于改革约束条件的阐述固然清醒，但在最敏感的也是最为大众所关心的利益补偿问题上，却打起了“迷踪拳”-他们先是主张对权贵阶层进行赎买式绥靖，换取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后在2008年又一反常态，提出均分国有股权和外汇储备，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换取民意对改革继续支持。
对权贵阶层以及民意的双向绥靖，使市场派经济学既丧失了民意的支持，也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均分国有股权与外汇储备在技术上存在漏洞，对历史上俄罗斯休克疗法导致的权贵经济视而不见，只能视为可悲的精神懈怠。俄罗斯改革是一场瓜分盛宴，最终退回到国有体制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指出计划体制大国的改革存在极大的风险：绝对既得利益的大小决定了相对既得利益的排序，所谓绝对利益也是相对的，视手中握有的资源而定，只有相对地位上升了，这一阶层才能获得最大的绝对利益。当改革的主导权与资源的分配权都掌握在权力利益阶层手中时，他们所需要的，一是通过补偿让利益合法化，二是让补偿达到预期目标，使他们仍能高居于相对利益阶层的金字塔顶端。
没有制衡力量的绝对权力导致的不仅有绝对的腐败，还有对于利益的饕餮之胃。对付这样的胃口，制衡的办法除了约束、约束，还是约束。对权贵阶层的强力约束是迫使他们退回自己领地的唯一办法，否则，他们会圈走所有的草场，夺走所有的羊。资本市场就有典型案例，2005年中国股市几近崩盘，才换来普通投资者的对价补偿，资本市场是圈钱场所，投资者很难得到成熟上市公司的红利，更得不到新股发行的溢价，股改实在是一场倒逼出来的改革。如果将对价视做对于流通股股东既得利益的补偿，以此为例证明普通投资者是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集团应该补偿、尊重，恐怕流通股股东听了会吐血。如果不是既得利益群体对普通投资者的掠夺，严重到使股市接近崩溃；如果不是流通股股东用脚投票，以反向约束的方式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这一可怜的自上而下的“赎买”政策恐怕至今难以出台。张维迎们既想以绥靖政策换取权贵与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又想以利益区分约束各个利益群体，如此书生意气，必定会在现实面前头破血流。
只有公平的分配机制，只有机会的平等，才能换得民意对后30年改革的支持，只有将公平、高效的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沉淀为进一步改革的基础，才能使改革成为有本之木，不至于使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遭到滞后制度的毁灭性打击，否则，中国改革现在就无法推进。
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1）
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
中国后30年改革需要公平的市场改革。建立公平的市场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科学、民主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是强国之本和公平之本。从晚清开始，中国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努力屡兴屡废，李约瑟曾说，中国的变化“靠抽税而转移”，也就是随公共财政的模式而转移。没有公共财政，没有强硬的制度确保财政使用的公平与有效，民众对公平的呼吁只能沦为对清官的召唤。
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远未起步，目前尚处于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传统路径之中。
2007年政府预算与2006年决算提交全国人大表决之时，同时有三则新闻见诸媒体：一是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发言对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快速增长、行政开支浪费严重提出批评；二是自比为国家财政“看门狗”的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表示，国务院正在制订“楼堂管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以遏制官员滥用公款；三是中国财政部金融司政府贷款二处原处长邢晓明，被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成为继国家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被判刑之后，财政部又一名落马官员。三则新闻从正反两面，显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严重不完善，现代财政信用体系迟迟无法建立，政府只能靠规范或者不规范的抽税收费维持运转。
政府行政管理费用不仅长期居高不下，甚至芝麻开花节节高，因此饱受诟病-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至498元，增长23倍，涨率惊人，而同期人均GDP增长14.6倍，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12.3倍和12.7倍。2002年，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先生撰文指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这已经达到高福利国家的税费负担，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是高福利国家的零头。由此造成的局面是，企业与居民宏观税负过重，社会保障迟迟无法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尊严遭到预算外收入的破坏，规费①常常成为部门争利处，缺乏宪政的严肃性。
正因为制约乏力，只能诉诸于强制性的行政管理办法，审计署的责任因此加重一层。但审计署只是提供审计信息的政府机构，不具有相关政府机构与法律部门的约束权，长此以往，审计署的严格审计同样会异化为政府资源的浪费。
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2）
人均税费重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税费分配的不平衡。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从1999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万多亿元，这还不算各种预算外、制度外收入。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6年达到了3.9万亿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仅是2000年的两倍。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7 161亿元，比2006年增长30.8%，接近2006年全年税收收入，2008年全年财政收入达到5.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舒启明说，这个增长率创下了近年同期最高水平。
如果把政府视为一个整体，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三者中只有政府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仅以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而言，国家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3.27%。企业收入不能与之相比，居民收入增长更是落后，根据相关部门公开的数据，只增长1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