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这二者价
值比例的变动
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粮食日益丰富，这必然会增加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
食物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所以，在改良进展过程中，可预期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
只有一种变动。就是说，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相比，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
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不断地增长。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衣服居住材料、地中有用
化石和矿物、以至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题渐增加。它们所能换得的食物逐渐增多，换言
之，其价格逐渐增高。因此，以上所说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数场合的情况，要是没有特
殊事故使这些物品中某些物品的供给增加得大大超过其需求的话，那就是这些物品在一
切场合的情况。
例如，砂石矿的价值，必然随其周围地方改良的日益增大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增高；
如果这石矿是邻近一带的唯一石矿，情况尤其如此。然而银矿的价值，即使在周围千哩
以内没有第二个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矿山所在国的改良而增加。砂石矿产物的市
场，很少扩到周围数哩以外，而其需求，一般必和这小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成比例。而银
矿产物的市场，却可扩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方人口都增加，否
则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附近某大国的改进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进，但若
在这改进的过程中，发现了丰富得多的新矿山，那末尽管白银的需求必然会增加，但由
于银的供给增加得那么多，所以银的真实价格可能逐渐低落。一定分量的白银比如说一
磅白银所能支配或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说一镑白银所能换得的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
即谷物的量，可能逐渐减少下去。
白银的大市场，是世界上有商业有文化的地方。
假若白银市场的需求，由于一般的改反而增加，同时，供给却不按同一比例而增加，
那末，白银的价值就会按照谷物的价值而逐渐增高起来。即一定分量白银所能换得的谷
物量将逐渐增加，或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逐渐下降。
反之，如果由于某种意外事故，供给的增加，在好多年内，在比例上都大于需求的
增加，那末这金属就会逐渐低廉。换言之，尽管有了一切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
逐渐增高。
另一方面，假若这金属的供给和其需求几乎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这金属就能继续
购买或交换几乎相同数量的谷物。尽管有了一切改良，谷物却继续保持着几乎相同的平
均货币价格。
这三者似乎包括了在改良进程中所能发生的事情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如果我们以法
国和英国发生的事实来作判断，那末在过去四世纪中，这三种不同的组合似乎都在欧洲
市场上发生过，而发生的顺序和我这里所说的大约相同。
顺便谈谈前四世纪银价的变动
第一期
在1350年及前此数年间，英格兰小麦一夸特的平均价格，大约都被估计为不低于陶
衡银四盎斯，陶衡银四盎斯约合现令英币二十先令。以后，似乎逐渐低落到二盎斯，约
合现今英币十先令。我们觉得，这一夸特十先令的价格，是十六世纪初叶估定的小麦价
格，直到1570年，还为这么多。
1305年，即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制定了所谓劳动法规。这法规在前言中大大非
难佣工的横霸，说他们不应要求雇主增加工资。所以，这法规规定：一切佣工及劳动者，
此后应满足于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年及前此四年通常领得的工资及配给（配给一词，当时
含有衣服及食料这二者），因此他们所得的配给小麦，无论何地，只以每蒲式耳十便士
计算，而且，这配给，以小麦或货币交付，又须听雇主选择。每蒲式耳十便士，是爱德
华三世第二十五年极普通的小麦价格，因为它需要由特殊法会来迫使佣工接受，以代替
通常的配给口粮，而这价格，也被认为是前此十年即法令所指的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的
低廉价格。但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含有大约陶衡银半盎斯，大约等于现令英币
半克郎。所以，与当时货币六先令八便士相当、又与今日货币二十光令相当的陶衡银四
盎斯，必定在当时被认为是小麦一夸特即八蒲式耳的普通价格。
关于被认为是当时谷物的普通价格，这法令所提供的证明，无疑地比历史家及其他
著述家记录的某些年度的谷价好得多，因为他们所记，侧重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的价格，
所以想依此判断当时的普通价格，实不容易。加之，我们还有别种理由可相信，十四世
纪初及以前数年小麦的普通价格，不下于每夸特四盎斯，而其他各种谷物价格，也依此
为准。
13O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弗·得·波恩就任时，曾大摆筵席。
关于这次筵席，威廉·桑恩记录了食单及许多食物价格。计当时消费的，第一为小麦五
十三夸特，价十九镑，即每夸特六先令二便士，约合今币二十一先令二便士；第二为麦
芽五十六夸特，价十七镑十先令，即每夸特六先令，约合今币十八先令；第三为麦二十
夸特，价四镑，即每夸特四先令，约合今币十二先令。在这场合，麦芽和燕麦价格，似
乎高于它们和小麦的通常比价。
此等价格的记载，不是因为其异常高昂，也不是因为其异常低廉，而只是对这次大
规模飨宴所消费大量谷物实际价格的偶然记载。
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即1262年，恢复了所谓“面包麦酒法定价格”这个古代法令。
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说，此法令系其祖先即往时英格兰国王所制定。由此推断，此法令，
至少是亨利二世订的或竟是诺尔曼征服时代订的。此法令按照当时每夸特由一先令至二
十先令的小麦价格，规定面包价格。但是，可假定此种法令，谅必同样仔细考虑到超过
普通价格或不及普通价格的价格，所以在这假设下，含有陶衡银六盎斯而相当于今币三
十先令的当时十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被视为一夸特小麦的普通价格，而且，直
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还被认为是普通价格。因此，我们假定，那普通价格不少于法
定最高面包价格的三分之一，换言之，不少于含有陶衡银四盎斯的当时货币六先令八便
士，总不会大错。
因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有相当理由作出这个结论：即在十四世纪中叶及以前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或普通价格，大概不会在陶衡银四盎斯以下。
由大约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初，被认为是小麦的不高不低价格，换言之，小麦
的普通或平均价格，似已逐渐减到这价格的一半，最后降到大约等于陶衡银二盎斯，约
合今币十先令。一直到1570年，还被估定为这么多。
在1512年诺萨伯兰第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务记录中，对于小麦价格，有二种不同的计
算：其一，一夸特以六先令八便士计算；其二，一夸特仅只五先令八便士计算。在1512
年，六先令八便士仅含有陶衡银二盎斯，约合今币十先令。
从许多法令看来，由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以至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这二百余年的时
间中，六先令八便士一直被认为是小麦的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亦即所谓不高不低的价
格，然而，在这时期内，由于银币有一些变革，此名义金额中所含的银量，却在不断减
少。不过，银价的增加，很足以补偿含银量的减少。所以，在立法当局看来，名义金额
合银量减少这种情况不值得注意。
1436年，立法当局规定，小麦价格如低落至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那就不经特许，
亦可输出。1463年又规定，小麦每夸特价格若未超过六先令八便士，那就禁止其输入。
立法当局认为，当麦价十分低的时候，任其输出，亦无不便，但若麦价增高，则允许输
入是精明的措施。因此，当时含有今币十三先令四便士那么多银的六先令入便士（其含
银量，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名义金额所含的银量，已减少三分之一），就是当时所谓
不高不低的小麦价格。
1554年，腓力普王及玛利女王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法令，以及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
第一年的法令，同样规定，在小麦一亨特价格超过六先令八便士时，禁止其输出。当时
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银量，并不比现令同一名称的金额多二便士。但不久就发觉，要到价
格如此低落时才不限制谷物输出，这实是等于永远禁止小麦输出。于是，在伊丽莎白第
五年，即1562年，又规定小麦价格若不超过每亨特十先令，就可随时在指定的港口输出。
当时十先令和现今同一名称的金额几乎含有相等的银量。所以，这六先令八便士的价格，
当时被认为是所谓不高不低的小麦价格，这和上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所估计的价格，大
抵相符。
法国的情形，亦与此相似，该国谷物平均价格，在十五世纪末叶及十六世纪初，比
过去二世纪低廉得多。杜普雷·得·圣莫尔以及论谷物政策这篇论文的文雅作家都这样
说。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也许同样下降了。
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的增高，也许全是因为供给继续不变而需求则随改良及耕作的
进步而增加；也许全是因为，需求继续不变而供给逐渐减少，当时世界上已发现的大部
分银矿，都已采掘将尽，因而费用大大增加；也许部分由于前一原因，部分由于后一原
因。十五世纪末叶及十六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比过去数世纪安定。这安定
性的增加，自然使产业发展和改良程度增高，而贵金属及其他一切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
求，也自然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年产物加多，那末为流通这年产物，便需要有更多的
铸币。富者人数增多，就需要有更多银制器皿及其他银制装饰品。此外，认为当时以银
供给欧洲市场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采掘将尽，因而采掘起来费用更大，那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其中多数银矿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
论述往时商品价格的作家，大部分都认为，自诺尔曼征服时代起，甚或从朱利阿·
恺撒侵略时代起，直到美洲各矿山发现的时候止，银的价值都在不断减少。我想，这种
见解的发生，一部分起因于他们对谷物及其他土地原生产物所作的观察，另一部分则起
因于一种通俗说法，说一切国家的银量，自然而然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其价值则自
然而然地随银量的增加而跌落。
在观察谷物价格时，以下三种情况似乎常使他们走入迷途：
第一，在古时，几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实物支付，即以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
等支付的。然而有时候地主却规定，关于年地租，他可随心所欲地要求佃户以实物支付，
或以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货币支付。象这样以一定数额货币代替实物缴纳的价格，在苏
格兰称为换算价格。因为在这场合，要实物和要代价的选择权，总操在地主手中，所以，
为佃户的安全计，其换算价格，需要订得比平均市价低，而不把它订得比平均市价高。
因此，许多地方的换算价格，都比平均市价的一半稍稍多些。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直到
今日，对家禽还沿用这种换算办法，有些地方，对牲畜还沿用这种换算办法。要不是由
于实施公定谷价制度而废除换算办法，那末，对谷物恐怕至今还会沿用这种办法。所谓
公定谷价，就是根据谷价公定委员会作出的判断，每年依照各州实际市场价格，对各种
类各不同品质谷物的平均价格所评定的价格。这一制度，在换算谷物地租时，都照当年
的公定价格而不依据任何定价；所只，佃户都得到充分保障，而地主亦觉得方便得多。
但搜集往年谷价的作家们，往往把苏格兰所谓换算价格，误认为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
德有个时候，曾自认犯了此种错误。可是，由于他是为着某一特殊目的而从事著述，他
把这种换算价格用了十五回以后，才敢承认此种错误。那时换算价格系小麦每夸特八先
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这金额所含的银量与今币十六先令所含的相同，但
在他所研究的最后一年即1562年，这金额所含的银量，则与现今同一名称金额所含的银
量相同。
第二，某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令，有时由怠惰录事潦草地抄写，有时由立法当
局潦草地订定，这样就使上述作家受到迷惑。
以前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首先总是规定，在小麦和大麦价格最低时，面包和麦酒
应有的价格，接着规定，在这两种谷物超过这最低价格时，面包和麦酒应有的价格。然
而，那些法令的抄写者往往以为，抄所规定的头三四个最低价格，就够了，他们想借此
节省自己的劳动，我想他们认为，这已足以表明，较高的价格应按什么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面包、麦酒公定价格法令中，面包的价格就是按照一
夸特小麦以当时的货币一先令到二十先令的不同的价格规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刻印法令
汇编以前，一切法会集所根据的抄本，都没有抄到十二先令以上的价格。因此，为这不
完全抄本所贻误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认为，每夸特六先令即大约等于今币十八先令
的普通价格，乃是当时小麦的一般价格或平均价格。
又如，约在同时制定的惩罚椅和颈手枷法令规定，麦酒的价格按大麦一夸特以二先
令到四先令不等的价格每上升六便士调整一次。但是，这四先令的价格，并不被认为是
大麦当时常达到的最高价格，而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较高或较低价格应按这
比例增减。这可以这法会最后的词句：“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看得出来。这词句，虽欠精确，但意义却够明了。就是说：“这
样，麦酒价格，应随大麦价格每六便士的升降而增减。”立法当局在制定这法令时，似
乎象抄写上述那条法令的人同样疏忽。
苏格兰古律书的古抄本，载有公定价格的法合，其中面包价格是根据小麦的所有不
同价格调整的，这些价格从每波尔十便士到三先令不等，苏格兰-波尔约合英格兰半夸
特。在被认为是这法令制定的时候，苏格兰三便士约合现今英币九先令。鲁迭曼氏似乎
依此断定，三先令为当时小麦最高价格，十便士、一先令，至多二先令，则为其普通价
格。但是，一参阅抄本，就很明白，那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用来说明小麦和面包所应
有的比价的。这法令最后说：“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其余，得按上面所提到的谷物价格加以判
断”。
第三，在远古时代，小麦有时以极低价格出卖，这也使上述作家有所谈解，他们认
为，当时的小麦最低价格，既比后代的小麦最低价格低得多，那末其普通价格，亦必比
后代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发现，远古时代的小麦最高价格，也比后代的小
麦最高价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价格比近代的最低价格低得多。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
德提到一夸特小麦的两种价格：共一为当时货币四镑十六先令，合今币十四镑八先令；
其二为当时货币六镑八先令，合今币十九镑四先令。象这样过高的价格，在十五世纪末
叶或十六世纪初叶，都不会见到。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易于变动，但在动
乱和无秩序的社会，变动得更为剧烈。在这样的社会，商业和交通中断，以致国内甲地
的富饶，不能救济乙地的贫乏。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末叶，在普兰塔日尼王室统
治下紊乱的英国，一个地区，可能很富饶，而另一个相距不很远的地区，可能由于季节
灾害或邻近豪族侵入，毁坏庄稼，而陷于饥馑；如果有个敌对的贵族的领地介在这两地
区中间，那末前者就不能对后者有所援助。然而，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在都
铎王朝的强力统治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得敢于扰乱社会秩序。
读者在本章末尾，将会看到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从1202年到1597年（包括这二年在
内）的小麦价格，他把这些价格换算为现时货币，并按照年代顺序，每十二年分作一期，
计共分为七期。各期的末尾，又记有该期十二年间的平均价格。弗利伍德对于这样长时
期，只能搜集到八十年的价格，以致最后一期还差四个年度。因此我从伊顿学院的记载，
补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及1601年的价格。我所增补的，只此四年。从此等数字，
读者可只看到，自十三世纪初叶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每十二年的平均价格，都在
逐渐下降，到十六世纪末期，又逐渐上升。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价格，似乎主要是惹人注
意的过高价格或过低价格，所以，我不敢断言，由他这些价格能得出很确当的结论。但
是，这些价格，要是能证明什么的话，那末所证明的就是我所要阐明的了。可是，弗利
伍德自己，象大多数其他作家，似乎都相信，银价在此期间，由于银产量日益丰饶而不
断减低。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确和此种意见不一致，而和杜不雷·圣·莫尔的见解，
和我所努力说明的那种见解却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圣·莫尔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孜孜
不倦地、诚诚恳恳地搜集往时的各种物价。他们两人的意见，虽是那么不相同，而他们
两人所搜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说，是那么一致，这不免令人感到几分奇异。
然而，最有见识的作家所据以推断远古时代银的巨大价值的，与其说是谷物的低廉
价格，倒不如说是其他许多土地原生产物的低廉价格。据说，谷物是一种制造品，在未
开化时代，谷物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贵得多。我想，所谓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
猎物那一类非制造品。此等物品，在贫困和野蛮时代，无疑比谷物低廉得多。但这低廉，
不是银价过高的结果，而是这些商品价值低的结果。这不是因为白银在那时代能购入或
代表比富裕和进步时代更多的劳动量，而是因为在那时代，此等商品购入或代表少得多
的劳动量。白银在西属美洲必然比欧洲低廉，即在产出国必然比输入国低廉，因为要耗
去运费和保险费，由水陆长途运输。但是乌罗阿却告诉我们，不久从前，在阿根廷首都，
从四百头牛中挑一头，价格仅二十一便士半。拜伦告诉我们，在智利首都，良马一匹的
价格为英币十六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区域又全未开垦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
都不难由极少量劳动获得，因此它们所能购买的劳动极为有限。此等商品在那里只能从
低廉的货币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并不证明那边白银的真实价值很高，只证明那边此等商
品的真实价值很低。
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个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而是劳动。
这一点我们应当随时牢记。
在土地几乎荒芜或人口稀少的国家，自然生产的家禽、牲畜和各种猎物，往往比居
民所须消费的多得多。在这种状态下，供给通常超过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状态，
在不同的改良阶段，此等商品便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量，或等于极不相同的劳动量。
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在什么改良阶段中，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各
种劳动的平均产量，大体上总是和其平均消费量相适应，就是说，平均供给，大体上总
是和其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无论在什么改良阶段，在同一土壤同一气候中，生产同
一数量的谷物，平均地说，需耍花几乎相同的劳动量，或者说，需要花几乎等量的代价，
因为，在耕作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农具价
格的不断增加所抵消，我们根据这些，可以确信：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在一切改良阶段
中，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产物，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唯其如此，
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在财富和改良的不同阶段中，谷物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
更正确的价值尺度。因此，在上述不同阶段，我们以谷物与银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
或一种商品与银相比，更能正确判定银的真实价值。
加之，谷物或其他为人民一般爱好的植物性食物，在各个文明国家，都是劳动者生
活资料的主要部分。农业扩大的结果，各国土地所生产的植物性食物，此动物性食物多
得多，而劳动者到处都从最低廉和最丰饶的适合卫生的食物为主要生活资料。除了最繁
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非常昂贵的地方，在劳动者生活资料中，家畜肉不过占极小部分，
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猎物不占任何部分。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较法国略高的苏格兰，
劳动贫民，如非到了佳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就很少尝到肉味。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
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家畜肉或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在极大程度上取
决于谷物即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所只，金银的真实价值，换言之，金
银所能购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在极小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
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量，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购入的谷物量。
然而，上述不仔细的观察，也许不会使那么多聪明作家陷于迷途，要不是他们同时
受到以下一个俗见的影响，即由于各国的银量自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所只银的价
值目随银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是，这种见解，毫无根据。
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数量增加的原因有二：其一，供给贵金属的矿山的产额的增加；
其二，人民财富的增加，即劳动年产物的增加。前一原因，无疑地和贵金属价值的减少
有关，但后一原因，却与其价值的减少无关。
随着更丰饶矿山的发现，就有更大数量的贵金属提供市场，而较大数量贵金属所要
交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数量上如果和从前一样，那末同一数量金属所换得的商
品量必定比从前少。所以，一国贵金属量的增加，要是起因于矿山产额的增加，那就必
然使贵金属的价值有所减少。
反之，在一国财富增加时，换言之，在该国劳动年产物逐渐增大时，这更大量商品
的流通，就需要有更大量的通货。而人民有了更大数量的商品来交换金银器皿，买得起
金银器皿，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的通货量，由于必要而增加，他们的
金银器皿量，由于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和珍奇
品，由于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繁荣时所获报酬，不可能
比贫乏不景气时低，因此金银在富裕繁荣时的价格，不可能比贫乏不景气时低。
如果更丰饶新矿的偶然发现，并不使金银价格下落，那末，由于各国的金银价格自
随各国财富的增进而上升，所以，不论矿山的状态如何，金银在富国的价格，自然总比
贫国的价格高。金银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目要寻找最好价格的市场，而对一切货物都
付得起最好价格的国家，通常就是能对金银支付最好价格的国家。必须记住，对于一切
货物所支付的代价，归根到底不外乎劳动。在劳动都得到同样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
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然而，金银在富国所能交换的生活资
料，自然比贫国多，换言之，金银在生活资料丰饶的国家所换得的生活资料，自比生活
资料的供给比较恶劣的国家所能换得的多。这两个国家要是相隔很远，其差异便很大，
因为金银虽自然而然地由坏市场流入好市场，但由于距离很远，很难输送巨大数量金银，
使两个国家金银的价格，接近于一个水平。这两个国家要是很靠近，那末由于运输容易，
上述差额便较小，有时甚至看不出来。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
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英格兰化苏格
兰富裕得多，但此两地小麦价格的差异，却少得多，只不过看得出有些差别。就数量说，
苏格兰产的小麦价格，一般似乎比英格兰产的低廉得多，然就品质说，其价格却肯定比
英格兰产的要高些。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得到大量的供给。不论何种物品，其价
格在输入国通常总是比输出国高些。因此，英格兰小麦，在苏格兰售得的价格，必然比
英格兰高。可是，就品质，即就小麦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饭盒的量和质说，英格兰小麦一
般不能只比苏格兰小麦高的价格在苏格兰市场上出售。
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
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
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英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高，因为
后者虽在不断进步，但不象前者那么快，所以，其劳动的真实报酬也低得多。苏格兰人
民很多移住外国，而英格兰人民却很少迁移，这足以证明，这两地的劳动需求有很大的
差别。必须记住，不同国家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各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支配，
而受各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等状态的支配。
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
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
谷物在大都市总是比僻远地方昂贵。但这昂贵，不是银价实际低廉的结果，而是谷
物实际昂贵的结果。把银运往大都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化运往僻远地方少，而把谷
物运往大都市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及热那亚地区，其谷物价格的高与大都市谷物价格
的高属于同一原因。它们不能生产足够维持其居民的谷物。它们富于技术工人和制造工
人的勤勉与熟练，富于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富于运输船舶，而且富于其他
一切运输工具和商业手段。然而，它们缺乏谷物，它们所需要的谷物必须从遥远国家输
入，所以其价格，须附加自这些国家运来的费用。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劳
动量并不比运往但泽少，但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总之，白
银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必定几乎相同，谷物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却大相悬殊。现在假定
荷兰或热那亚居民数目照旧，而它们的真实富裕程度减低了，从遥远国家输入谷物的能
力也减低了，那末，伴随着这种衰退而来的必然是银量的减少，银量的减少或者是衰退
的原因，或者是衰退的结果，但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银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
升到饥年的价格。当我们缺少必需品时减们必定放弃一切不必要物品。不必要物品的价
值，在贫穷困苦时期下降，正如它在富裕繁荣时期上升那样。必需品的情况与此不同。
必需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在贫穷困苦时期上升，在富裕繁荣
时期下降。富裕繁荣时期，总是物资非常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能说是富裕繁荣时期。
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只是不必要物品。
因此，在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内，由于财富增进和改良发展而引
起的贵金属数量的增大，不论其增大程度如何，它对不列颠或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不
可能发生减少贵金属价值的倾向。所以，搜集往时谷物价格的作家，要是根据对谷物或
其他物品价格的观察，没有理由推断这个时期里白银的价值减低了，那末他们就更没有
理由，根据想象中财富的增进和改良的发展来推断这期间白银价值的减低。
第二期
不管各学者对于第一期银价变动的意见，是那么不相同，他们对于第二期银价变动
的意见，却相同。
在从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这大约七十年的时期里，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
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动。这期间，银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换言之，它所能换得的劳动量，
比从前少；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了，从前售价是每夸特二盎斯银，约合今币十先今，这
时售价是每夸特六盘斯或八盎斯银，约合今币三十先令或四十先令。
美洲丰饶矿山的发现，似乎是这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减低的唯一原因。对于此种变
动，大家都作同样的说明，关于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从未发生争执。在这
一时期，大部分欧洲在产业和改良上，都看着进展，而对银的需求，因此必然增加。但
是，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大大低落。应当注意，美洲银矿
的发现，对英格兰的物价，似未曾有显著影响，直到1570年从后，才有影响。尽管波托
西银矿已发现二十多年了，但对英格兰物价还无影响。
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从1595年到1620年并包括1595年和1620年在内，温莎市场上，
最好小麦一夸特或九蒲式耳的平均价格为二镑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从这金额略
去零数，再减去全额的九分之一，即减去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那末一夸特或八蒲
式耳的价格为一镑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从这金额同样略去零数，再由余下的金
额，减除九分之一成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即最好小麦与中等小麦这二者价格之差，
那末中等小麦价格，约为一磅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三便士，约合报六盎斯又一盎斯的三
分之一。
又据同一记录，从1621年到1636年，在同一市场上，同一衡量的最好小麦的平均价
格，约为二镑十先令。从这金额按上述扣除，那末一夸特或八蒲式耳中等小麦的平均价
格为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约合银七又三分之一盎斯。
第三期
美洲矿山发现所招致的银价低落，似乎到1630年与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已
告停止，而与谷价比较，银价的低落那时候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现世纪，银价多
少趋于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前世纪从前即已开始。
据上述记录，从1637年到17OO年，即前世纪最后六十四年间，温莎市场上，由九蒲
式耳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麦，平均价格似为二镑十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这平均价格，
比十六年前的平均价格，仅高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但在这六十年间，发生了两个事件，
以致当时谷物的缺乏，远远超过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单单这两个事件，就够说明谷
物价格这时稍稍昂贵的原因，而无须设想银价有进一步的下跌。
第一个事件是内乱。内乱阻害耕作，妨碍商业。其结果，谷物价格的腾贵大大超过
了当时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内乱的这个影响，普及到不列颠一切市场，而谷物须仰
给于僻远地方的伦敦市场所受影响尤巨。所以，据上述记录，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
组成的最好小麦一夸特，价格在1648年为四镑五先令，次年为四镑。这两年谷物的价格，
超过二镑十先令（1637年前十六年的平均价格），计达三镑五先令。要是把它在前以纪
最后六十四年中摊分，那就很够说明当时谷价为什么稍稍腾贵。此两年度的价格，虽属
最高价格，但内乱引起的高价格，无疑不只是这些。
第二件事，是1688年颁布的谷物输出奖励法令。据一般人设想，这种奖励金，由于
促进耕作，经过长久的岁月，大概总会增加谷物的产量，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因此趋于
便宜。奖励金究能在什么程度上，增加谷物生产，减低谷物价格，我要在后面讨论，现
在所要说的，只是1688年到1700年间，并不曾发生这个效果。在这个短期中，奖励金的
唯一效果是，因为奖励每年剩余量的输出，曾使前一年度的丰产，不能弥补后一年的歉
收，所以反抬高了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从1693年到1699年间，英格兰普遍感到的谷
物缺乏，虽主要起因于当时天时不良，因此不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欧洲大部分
所共有的现象，但我们应当知道，奖励金的颁发，确曾在英格兰增加谷物缺乏的程度。
所以，1699年，有九个月时间禁止谷物输出。
在上述两件事发生的时候，还发生了第三件事，这件事虽不会引起谷物的缺乏，也
不会增多通常对谷物所实际支付的银量，但谷物价格的名义金额，却必然会因此增大若
干。这种事件，即银币的削剪磨毁，使银币价值大大低落。此种恶劣行为，始于查理二
世时代，从后继续发展，一直到1695年。据朗迪斯所述：当时通用银币的价值，比其标
准价值平均约低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代表一切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与其说受标
准银币应含银量的支配，无宁说受银币实含银量的支配。所以，这名义金额，在铸币因
削剪磨毁而价值低减的场合，比较在铸币接近标准价值的场合，非较大不可。
在本世纪，银币低减至标准重量从下的程度，当从目下为最。不过，银币的磨损虽
很大，其价值却因它能与金币兑换，而为金币价值所维持住了。在晚近金币改铸以前，
金币虽磨损了不少，然没有银币磨损那么厉害。反之，在1695年，银币的价值，并没有
得到金币维持；金币一几尼，当时通常可换削损了的银币三十先令。晚近金币改铸以前，
银块价格，每盎斯很少能值五先令七便士以上，这价格只比造币厂价格高五便士。但
1695年，银块普通价格，却为每盎斯六先令五便士，即超过造币厂价格十五便士。所以，
就是在晚近金币改铸以前，金银两种铸币和银块比较，其低于标准价值的程度，至多不
过百分之八。反之，在1695年，据说铸币却低于标准价值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本世
纪初叶，换言之，在威廉王进行大改铸之后，大部分通用银币，一定比今日银币更接近
其标准重量。本世纪中，没有发生一种象内乱那样阻害耕作妨碍商业的大灾厄。采行将
近数十年的谷物输出奖励制度，虽必定把谷物价格抬高，超过按照那时实际耕作情况本
来会有的价格，但因为这种奖励金在本世纪已有充分时间，产出一般人们所期待的好结
果，即促进农耕和增加国内市场上的谷物量。所只，就我们后面将要说明的那种学理说
来，它在一方面虽产生稍稍抬高物价的效果，同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见得不会产生稍
稍减低物价的效果。许多人还以为，减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所以，根据伊顿
学院的记录，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期间，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
麦，平均价格计为二镑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这价格比前世纪最后六十四年期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