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对于欧洲有什么.2
适当的税，以致缩小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规则与不公平，常常保护有钱
有势的债务人，使能避免受害的债权人的追索，并使国内劳动阶级不敢制造货物来供这
班大人先生消费，因为，对于这班大人先生，他们不敢拒绝赊卖，而大款能否归还，又
极不确定。
反之，在英国，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加上其他原因，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
了独占的恶影响。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贸易的一般自由，那里虽有若干限制，但与任
何其他国家比较，至少有相等的自由，也许有更大的自由；输出自由，本国产业的产物，
几乎无论什么种类，又几乎无论输到什么国家，都能无税输出；更重要的是本国产业的
产物，由本国这地运至那地，不须报告任何官厅，不须受任何盘问检查，换言之，得以
享受毫无限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最下级英国人民的权利，
为最上级英国人民所尊重，使各个人能保有各自的劳动果实，这样就对各种产业，给予
最大而且最有效的鼓励。
但是，设若英国制造业由于殖民地贸易而有所进步（事实上确曾如此），那不是靠
了对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而是靠着独占以外的其他途径。独占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
造品产量，而是改变英国制造品一部分的性质与形式，使其违反自然趋势，不再适合于
往返频繁而期间相隔又很短暂的市场，却适合于往返迟缓而期间相隔又很久的市场。所
以，其结果乃是改变一部分英国资本的用途，大大减少这部分资本所能维持的制造业的
数量，因此不但没有增加英国制造业的总量，而且把它减少了。
所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象重商主义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样，阻抑其他一切国
家的产业，但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
立的产业。
无论母国在特定期间有多少资本，这种独占必定会妨碍它的资本，使它不能维持本
来能够维持的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并使它不能给劳动大众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
多的收入。由于资本只能由节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碍资本使不能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
那么多的收入的独占，就必然妨碍资本，使不能按本来能够增加的速度增加起来，因而
不能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不能给国内劳动大众提供更多的收入。一个很大的收入
泉源，即劳动的工资，由于有了这种独占，必定在各个时候，都不象没有独占的场合那
么富足。
独占提高了商业利润率，因而妨碍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现实
生产额和加投资本后土地可能生产额之差。如果这差额所能提供的利润，比等量资本能
从商业取得的利润大，那末土地改良事业，就从各种商业吸去资本。如果所提供的利润，
小于商业利润，商业就从土地改良事业吸去资本。所以，凡是提高商业利润率的措施，
就会使土地改良事业高的利润减低，或使其低的利润降得更低。在前一场合，使资本不
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后一场合，把资本从这用途吸引出来。独占妨碍土地的改良，
势必延迟另一个大的收入原始泉源——土地的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独占提高利
润率，势必提高市场利息率，使其达到不应有的水平。但与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价格，
即通常按若干年地租而计算的买价，必随利息率上升而下降，必随利息率下降而上升。
这样，独占在以下二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即延迟地租的自然增加，并延迟与地租成
比例的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加。
诚然，独占提高商业利润率，因而稍稍增加我国商人的利得。但由于它妨碍资本的
自然增加，所以不会增加国内人民从资本利润率所得收入的总额，而会减少这个总额。
大资本的小利润，通常比小资本的大利润提供更大的收入。独占提高了利润率，但使利
润总额不能增高到和没有独占的时候一样。
独占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在很大程
度上，不象无独占时那么富足。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级的利益，独占妨害了这
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
只有通过提高普通利润率，独占才能使任何一个阶级得利或能够得利。但是，一般
说来，高的利润率对于国家所必然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
按照经验，这种坏影响和高的利润率分不开，而其有害作用，也许比上述各种坏影响合
起来的作用还要大。高的利润率，随便在什么地方，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自然会
有的节俭性。在利润很高时，俭朴似乎是多事，而穷奢极侈，似乎更适合于宽裕的境遇。
但大商业资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他们的榜样对国内全部勤劳
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比任何其他阶级的影响大得多。若雇主是小心的、节俭的，工人
亦大都会如此；若主人是放浪的、随便的，那末拥工亦会按主人的榜样工作，亦会按主
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样，本来最会蓄积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所蓄积了。维持生产性
劳动的基金，不能因这些本来最会使这基金增加的人们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国家的资本
不能增加，反而逐渐枯竭。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
本商人异常的利润，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吗？他们减轻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
的贫穷吗？促进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产业吗？这两个商业都市的商人的费用是那么
大，以致异常的利润不但没有增加国家的总资本，而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资本。我敢说，
外国资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闯进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为了要把外国资本从自己资
本日益不够经营的这种贸易中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强这
种不合理的独占。试比较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习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习俗，你就会
感到，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与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是怎样不
相同啊。诚然，伦敦的商人，虽不象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一般都成为堂堂贵族，
但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较，却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节俭。但是，据说，大部分伦
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却略
有逊色。伦敦的利润率，与前者比较，一般是低得多；与后者比较，一般是高得多。俗
语说，“容易来，容易去”。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真实消费能力
的支配，倒不如说受弄钱花费的难易程度支配。
这样，独占给唯一阶级带来的唯一利益，在许多不同方面妨害国家的一般利益。
仅仅为了要培育顾客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似乎仅仅适合于小买卖
商人的国家，究其实，那种计划，对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全不相宜的，但适合于
政府受小买卖商人支配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认为，用同
胞的血与财宝来建设并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对一个小买卖商人说，你
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常常在你铺子里购买衣物，虽然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铺子昂
贵。他不见得会很踊跃地接受你的提议。但若另一个人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并吩咐你
要在那小买卖商人铺子里购买你所需的一切衣物，这小买卖商人对他便会非常感激。有
些英国人在国内不能安居，英国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了一块大地皮。诚然，其价格很小，
不是今日的普通买价，即三十年年租，而只等于初次发现、踏勘海岸和夺取土地的各种
费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广阔的，耕作者得有大量土地耕作，有时又得自由随意在任何
地方售卖其生产物，所以不过三、四十年（1620—166O年），就变成了一个那么富庶繁
荣的民族。于是，英国的小买卖商人及其他各种商人，都想长此独占这些人的光顾。他
们不敢说，他们原来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嗣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土地，他们只
向国会请愿，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向他们的店铺买卖：（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
切欧洲产货物，都得向他们的店铺购买；（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认为适于购买的那
些殖民地产物，全数卖给他们的商店。他们并不认为全部产物都适于购买，因为其中有
若干部分输入英国可能妨害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商业部门。这若干部分生产物，他们
自然希望移民们尽量对外地售卖，愈远愈好；即因此故，他们提议，把这些生产物的销
售市场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国。这种真正小买卖商人的提议，在有名的航海条例
中定为一个条款了。
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独占。殖民地
不曾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内政，亦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其
主要利益，据说就是这种专营的贸易。此种独占，即是此等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
亦是我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
以维持这种独占。在现今骚扰事件开始之前。殖民地按平时编制的一艘军费，为二十联
队步兵的给养，炮兵队及军需品的费用，和他们所需异常的食品，以及为警戒无限长的
北美海岸及西印度海岸，并防范其他各国秘密出入船只而须不断维持的极大海军力量的
费用。这平时编制的军费全部，是英国收入上一个负担，但同时也只是殖民地统治所费
于母国的极小部分。如果我们要知道费用全数，我们必须在这平时编制每年军事费用之
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款项的利息。尤其是上次战争的全部费
用和这次战争以前的那次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必须加上。上次战争纯然是殖民地战争，其
全部费用，无论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德意志，或用在东印度，都应算在殖民地账上。总
数在九千万镑以上，它不仅包含新债，而且包含每镑附加一先令的地税，以及每年动用
的减债基金。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主要是殖民地战争。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殖民
地与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舶的搜查。这全部费用，其实等于维持独占的奖励金。其
公然提出的目的，虽为奖励英国制造业、发展英国商业，但其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
利润率，使我国商人能以过大部分的资本，转投到往返较为迟缓而相隔时间较长的贸易
部门。如果奖励金能阻止那两种事件，使不发生，那也许真值得发给这样一种奖励金。
所以，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从统洽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
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
法律，自己决定对外措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亦永远
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的议案。没有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过任何地方的统治权，尽管
这个地方是怎样难于统治，尽管它所提供的收入与其所费相比是怎样微小。这种牺牲虽
往往符合一国利益，但总会损害一国威信。更重要的也许是，这种牺牲，往往不符合其
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对于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分权，将从此被剥夺，
他们那许多获取财富与荣誉的机会，亦将从此被剥夺。占据最动乱不安而对人民最不利
的地方，常能取得这种处分权与机会。所以，即使最爱作非非之想的人，也不会认真希
望这种建议能被人采纳。但若真的被采纳，那末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掉殖民地平时每年
全部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可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
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这样，殖民地和
母国，就象好朋友的分离，那末几乎为近来的不和所消灭的殖民地对母国的自然感情，
就会很快地恢复。他们不仅会长此尊重和我们分离时所订定的商约，而且将在战争上、
贸易上赞助我们，不再作骚扰捣乱的人民，却将成为我们最忠实、最亲切、最宽宏的同
盟。古希腊殖民地与其所从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
我想，我们如果那样办，英国与其殖民地间同样的感情，亦会恢复起来。
一个省份，要有利于其所属的帝国，则在平时对国家所提供的收入，不仅要足够支
付其平时编制的军费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来维持帝国总的政府。每一个省份，
对于帝国总政府的经费的增加，都必须或多或少地有所贡献。若有任何个别省份，不按
比例担负这种费用，那末帝国一些省份的负担，就显得不均。此外，由此类推，对全帝
国非常收入的负担，亦应象平时经常收入一样，保持同一的比例。英国从殖民地取得的
经常收入与非常收入，对于英帝国的全部收人，不曾保持这个比例，那是大家都会承认
的。据说，独占增加英国人民的私人收入，因而增加他们的纳税能力，这样就补偿殖民
地公共收入的不足。但是，我曾说过，这种独占，虽对殖民地是一项极苛重的赋税，虽
可增加英国特定阶级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人民大众的收入，而却减少人民大众的收入，
因此不增加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而却减少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收入因独占而增加了
的人，是一个特殊阶级，要他们超出其他阶级应纳的比例完税，既是绝不可能，亦是最
大的失策，这我要在下一篇来说明。所以，从这特殊阶级，不能取得特殊收入。
殖民地可由其自己的议会课税，也可由英国议会课税。
殖民地的议会，似不可能由母国操纵，使它们能向当地人民征收足够的公共收入，
以维持一切时期的本地民政和军政，又按适当比例负担英帝国总政府的经费。甚至是直
接受君主监督的英国国会，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才被置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
或者说才使它提供足够的税收，以维持本国军民两政。君主只由于曾以军政民政官职大
部分及支配此官职的权能大部分，分给国会中个别议员。才取得了对英国国会的这种控
制。殖民地议会离君主很远，数目众多，分散各处，而组织又多样，所以，君主即使拥
有同样的控制手段，亦难于如此控制，而且他并没有这种手段。他绝对不能把英帝国总
政府的职位大部分或支配此职位的权能大部分，分给殖民地议会的主要成员，使他们甘
冒不韪，向选民课征，以维持那总政府，这样总政府的薪俸，几乎全部都要分配给他们
不相
识的人。此外，英国政府又难免不知道各个议会中各个代表的相对地位，征企图作
这样的控制时，难免触犯他们，难免犯了错误，这样就会使这种控制办法，对殖民地议
会全不适用。
而且，殖民地议会，对于全帝国的国防经费及维持费，不可能是适当的判断者。此
等事务，没委托殖民地议会考虑。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关于此等事务，亦不能经常
得到情报。省议会，象教区委员会一样，关于所属地域的事务，能作适当的判断。但关
于全帝国的事务，他们却无法作适当的判断。关于本省对全国所持的比例是怎样，或关
于本省与他省的相对重要性和富裕程度，它们甚至不能作适当的判断，因为其他各省，
并不受这省区议会的监督和指挥。全帝国的国防和维持所需要的是什么，每省所负担的
部分是多少，只有一个议会能作适当的判断，即监督和指挥全帝国事务的议会。
于是，有人建议，向殖民地派征赋税，即各殖民地应纳的数额，由英帝国议会决定，
而省议会则按各省情况，决定最适宜的抽取方法。这样，关于全帝国的事务，由监督和
指挥全国事务的议会决定。而各殖民地当地的事务，仍可由其自己的议会决定。在这场
合，殖民地虽不派代表出席英国议会，但我们可根据经验来判断，国会的派征不至于不
合理。对于不派代表出席国会的帝国所属各地，英国议会从来没有加以过重的负担。根
西及泽西二岛，虽无任何手段抵抗国会权威，但比别省却纳更少的赋税。国会虽企图行
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课的权利（无论有无根据），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们
国内同胞应纳的正当比例纳税。此外，殖民地纳税，如果要按土地税的增减而比例增减，
那末国会非同时对其自己选民课税，即不能对殖民地课税，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可以
说实际上在国会里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办法同一标准课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而由君主决定各省应纳
数额，一些省份由君主决定抽收办法，另一些省份则由省议会决定抽收办法，这在其他
帝国，也不乏先例。法国就有些省份，不仅纳税额由国王决定，而抽收办法，亦由国王
决定。但对另一些省份，他仅仅决定数额，而由省议会决定抽收办法。依据派征赋税计
划，英国国会对于殖民地会议，和法国国王对于有权组织议会而且据说又是治理得最好
的那些省的议会，就几乎处在同样的地位了。
不过，按照这计划，虽然殖民地人民无正当理由可忧惧，他们对国家的负担，和他
们国内同胞的负担比较，会超过适当的比例，但英国却有正当理由忧惧，殖民地对国家
的负担不会达到这适当的比例。法国对于有权组织议会的那些省份的统治权已经巩固，
但英国在过去若干时期内，却没有确立同样的统治权。殖民地议会，若不十分乐意（除
非巧妙地加以控制，否则他们是不大会十分乐意的），仍有许多借口来逃避或拒绝国会
最合理的派征。假定说，一次对法战争爆发了，必须立即征收一千万镑，来保卫帝国中
心地。这个款项，必须由国会以某项基金为担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贷借。这基金的一
部分，国会提议在英国国内课税抽征，另一部分则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议会派征。
殖民地议会离战地遥远，而且有时认为与这事件无多大关系，而这个基金的募集，部分
又取决于殖民地议会的高兴，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据这个基金的担保，而贷借款项呢？
由这样一个基金所贷得的货币，也许不会多于英国国内课税被设想可以偿还的数额。这
样，战时所借债务的全部负担，就会象往昔一样，总是落在大不列颠身上，换言之，落
在帝国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国的全部。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国一国，开疆辟土，
只增加其费用，从没增加它的资源。其他国家，大都以帝国防卫费绝大部分，课在自己
的从属地方，从而解除自己的负担。英国却一向以这费用的几乎全部课在本国，从而解
除从属地方的负担。要使大不列颠与法律一向认为是隶属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
地位，国会在派征赋税计划上，似乎必须有手段，使其派征立即生效，不致为殖民地议
会所逃避、所拒绝。至于这种手段是什么，却不是容易想得出来，而且是个未曾阐明的
问题。
倘若英国国会，同时充分确立了不得殖民地议会同意即可对殖民地课税的权利，则
此等议会的重要地位，马上就会终结，而英领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着完结。
人们所以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
自由政府组织是怎样安定、怎样持久，就看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领导人（即这个国家的上
层阶级），能如何保持或保卫其重要地位。所以，国内派别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此
等领袖人物不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保卫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领导人物，
象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一样，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想象，如果他们的
议会——他们把它叫做国会，认为其权力与英国国会相等——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
国会的低声下气的巨仆或执行吏，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丧失了。所以，他们拒
绝议会派征赋税的建议，象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
重要地位。
当罗马共和国日趋衰微的时候，负有防御国家扩大帝国重任的罗马同盟国，都要求
享有与罗马市民所享的同样特权。在共和国拒绝它们的要求时，内战就爆发了。在这样
的战争中，罗马以此种特权，一个一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而且按它们的独立程度给
予。现在，英国的国会主张对殖民地课税，而殖民地则拒绝这种课税，因为他们未曾派
代表出席国会。设者对要脱离联盟的各殖民地，英国都许其按所纳国税的比例，选举代
表，而且由于纳税，允其自由贸易，使与他们本国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数，随其纳税
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领导人物，就有了一种夺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
个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对象了。这样，他们也许会希望，从英国政治界那国家彩票获得大
奖，因为他们象其他人一样，对于自己才能及幸运自有妄想，不想从殖民地这小彩票获
得小奖。明显地，这种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满足他们的野心。除
了用这种方法或其他同样方法，他们不见得会自动服从我们的。我们应当知道，若以流
血的方法，强迫他们服从我们，那流出的每一点血，都是我们国民的血，不然就是愿为
我们国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为，时机一到，极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实是非常愚钝
的。现今主持所谓联合殖民地议会的人，自己感到一种为欧洲最大公民所不会感到的重
要地位。他们由小买卖商人、商人、律师，一变而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给一个广大帝国，
制定一个新政体。他们自夸，那将成为世界上自有国家以来最大而又最强的一个国家，
也许真会如此。直接在联合殖民地议会工作的人，也许有五百，听这五百人号令的人，
也许有五十万，他们都同样觉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党中
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象自己现令的位置，不仅比过去优越，而且也比他们所预期的优越。
除非有一种新的野心对象出现在他或其领袖面前，否则他若有一般人的志气，定会拚命
护卫他的那个地位。
亨诺主席曾说，我们现今很有兴趣地读着关于同盟的许多小事件的记录，但当这些
事情发生时，也许不被人看做极重要的新闻。他说，当时各人都认为他们有了相当重要
的地位。那时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记录，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兴记录那些事件的人们
记下来的。他们自夸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当时曾顽强地保卫自己，曾为着
抗拒最好而后来又是最为人爱戴的那位国王而忍受一次那么可怕的饥谨，这是世人所熟
知的。那里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说支配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为预先看到，旧政府一旦恢
复，他们的重要地位就会立即消灭，所以竭力为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战。除非我们能
诱导我国殖民地同意和我们结合，否则它们亦会象巴黎市顽强抗拒其国王中最好的一个
那样，抵抗母国中最好的一个母国。
古代没有代表制的观念。当一国人民在他国取得了市民权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他国
人民一块儿投票、一块儿讨论，即无法行使这种权利。以罗马市民特权给予大部分意大
利居民，就完全破坏了罗马共和国。这样，就无从判别，谁是罗马市民，谁不是罗马市
民。这样，一个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员。这样，任何种类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
人民议会，他们可能赶走真正市民，并俨然以真正市民自居，决定共和国事务。但是，
即使美洲派五十个或六十个新代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门房，亦不难判别，谁是国会议
员，谁不是国会议员。所以，罗马组织，虽必然由于罗马与意大利同盟国的联合而遭受
破坏，但英国组织却不会由于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联合而受丝毫损害。反之，其组织将
因此而完善；没有这种联合，反会觉得不完善。讨论并决定帝国一切部分事务的议会，
为要得到正确的情报，应当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这种联合，能不能容易实行，执行时
会不会发生困难，我不敢妄断，但我没有听见，不能克服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可能来
自大西洋两岸人民的偏见与成见，并非出干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这一岸的我们，不必忧惧美洲代表的众多，将打破组织的均衡，或过度
地增加国王势力，或过度地增加民主势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数，与美洲所纳的税成比例，
那末受统治人数的增加，将与统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统治手段的增加，亦将
与受统治人数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联合之后，君主势力与民主势力，仍必和联合之前
一样，彼此间保持同程度的相对实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优惧他们因离政府所在地遥远而可能遭受许多压
迫。他们出席国会的代表，自始就该是很多的，他们的代表，必能保护他们，使其不受
到这一切压迫。距离的远，不会削弱代表对于选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认为，靠后者选
拔，才得议员一席，并从这一席取得好处。前者为要保待后者对他的好感，定会以国会
议员的权力，申诉帝国这辽远地带民政或军政长官的违法乱纪行为。而且，美洲人民，
亦似有若干理由认为，他们不会长此继续与政府所在地远隔。象那里一向在财富、人口
和改良上那样快速的进步，也许只要一世纪，美洲的纳税额将超过不列颠的纳税额。帝
国的首都，自然会迁到帝国内纳税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
事。其影响已经很大了；但自有这二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二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
间内，其影响势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这两大事件，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利益，或将
引出不幸，人类的智慧，还不能预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
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
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及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
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出自它们的本性，无宁说
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
等辽远地方，作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
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
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
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相互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
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同时，这二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进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其达到非此决不能达
到的那么显著、那么壮大的程度。这个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国，
不如说由商业及制造业而富国，与其说由农村产业而富国，不如说由都市产业而富国。
但这二发现的结果，欧洲商业都市，不仅成为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那
极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过的欧洲各国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周围各国），而且成为美洲
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和亚洲、非洲、美洲各地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
亦是这各地的制造业者了。这样就给他们的产业，开拓了两个新世界，每一个都比旧世
界大得多广得多，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大起来。
诚然，占有美洲殖民地并直接与东印度通商的国家，在外表上享受这大商业全部。
但其他国家，虽受那令人厌恶的旨在排斥它们的限制，却往往享受这大商业实际利益的
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于其他国家产业所提供的真实奖励，就
比它们本国产业所受的鼓励大。单就亚麻布一项说，此等殖民地的消费，据说每年就在
三百万镑以上，不过我不敢肯定有这么多。但这巨额的消费，几乎全部由法国、弗兰德、
荷兰、德意志供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仅仅供给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亚麻布供给殖民
地的资本，每年在那些国家人民中间分配，并给他们提供收入。消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仅仅是这资本的利润，给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维持最豪侈的浪费。
连一国所订立以保证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贸易的条例，亦往往在较大程度上有害于
此种条例所要惠益的国家，而在较小程度上有害于此种条例所要妨害的国家。对他国产
业不正当的压迫，反过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落在压迫者头上，并以更大的程度破坏
他们的产业。例如，根据此等条例，汉堡商人必须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亚麻布送往伦敦，
并把要送到德国去的烟草，从伦敦带回，因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亚麻布送到美洲，亦
不能直接从美洲带回烟草。由于这种限制，此等商人也许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价格售卖
亚麻布，而以稍稍昂贵的价格购买烟草，其利润也许因此缩减若干。但是，即使我们假
定，美洲还款不象伦敦那么准时——这绝不是事实——汉堡与伦敦贸易，商人资本的往
返，也许要比直接与美洲通商，要快得多。这样，排斥汉堡商人，使不能直接与美洲通
商，反使汉堡商人的资本，能在德意志继续雇用大得多的劳动量。这样虽可减少他个人
的利润，却不会减少他的国家的利益。但对英国，情形就全然两样了。独占自然会吸引
（如果我可这样说）伦敦商人的资本，使流入对自己更有利而对国家却更不利的用途，
因为往返缓慢。
欧洲各国虽都企图用各种不正当方法独占所属殖民地贸易的全部利益，但没有一个
国家，除了担负平时维持和战时保卫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权所开支的费用以外，能单独得
到什么。由占有此等殖民地而产生的困难，应有尽有，由此等殖民地贸易而产生的利益，
却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
乍看起来，对美洲大贸易的独占，似乎当然是一种无上价值的获得。在无辨别力的
轻优野心家看来，在纷杂的政争及战争中，那自然会作为一种很值得争夺的迷人的目标
出现。但是，这目标的炫人外观，这贸易的巨大，使独占此种贸易具有有害的性质，换
言之，独占使一种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对国家利益更少，但却吸收了比自然状态下更
大部分的国家资本。
第二篇说过，一国商业资本，自然会寻求（如果可这样说）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
倘若它投在运送贸易上，那末它所属的国家，将成为它所经营的各国货物贸易的中心市
场。这资本所有者，必愿尽其所能，把这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脱。他这样就省免了
输出的麻烦、危险与费用，并因此放，尽管在国内市场，所得价格比输出后所可望获得
的价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润亦比输出后所可望获得的利润小，他总必愿意在国内市场售
卖。所以，他当然尽其所能，设法使运送贸易变作消费品国外贸易。此外，他的资本如
果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他又必为了同一理由，愿意尽其所能，把他搜集来准备输到
外国市场去的国内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脱，因而尽其所能，设法使消费品国外贸易
变成国内贸易。各国的商业资本，都自然会寻求近的用途，而避开远的用途；寻求往返
次数多的用途，而避开往返迟远的用途；寻求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大生产性劳动量
的用途，而避开仅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小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总之，它自然会寻
求在普通场合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而避开在普通场合对国家最无利的用途。
此等远的用途，在普通场合，虽对国家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润，偶
然提高，足够抵消近的用途的好处，那末这种高的利润，就会把资本从近的用途吸引过
来，一直到各种用途的利润，都回到适当的水平为止。不过，这种高的利润证明，在社
会实际情况下，此等远的用途的资本，与其他用途的资本，稍稍不相称，而全社会的资
本，不按最适当的方式，分配到社会内不同用途。它证明，有若干物品，违反应有的程
度，以较廉的价格买入，或以较昂的价格卖出，市民中有某一阶级，多少受到压迫，以
致违反应有的或自然会有的一切阶级平等状态，支付较多或收得较少。同量资本，投在
远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虽决不能雇用相同的生产性劳动量，但远的用途和近
的用途，也许同样为社会幸福所必需。有许多由远的用途经营的货物，就为许多近的用
途经营所必需。但若经营此等货物的人的利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此等货物就将违反
应有的程度，以较昂的价格售卖，即以稍稍超过自然价格的价格售卖。此种高价格，就
会使一切从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压迫。所以，他们的利害关系，在这场合，就要求
有若干资本，从此等近的用途撤回，而转入远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润，使达到适当水平，
并降低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价格，使达到自然价格。在这异常的场合，公共的利害关系，
必定要求有若干资本，从通常对公众较有利的用途撤回，能投到通常对公众较少利益的
用途。在这异常的场合，亦象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场合一样，个人的自然利害关系与倾向，
恰好符合干公众的利害关系，使他们从近的用途撤回资本，改投入远的用途。
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
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这些用途刮润的降落，和其
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
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
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义一切法规，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乱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资本分配。但关于美
洲贸易及东印度贸易的法规，则比其他任何法规，尤有这种结果。因为，这两大洲的贸
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资本。不过，给这两个贸易部门
造成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独占为大手段，但独占的种类不同。
这一种或那一种独占，似乎是重商主义的唯一手段。
对于美洲贸易，各国都尽其所能，企图独占其所属殖民地的全部市场，并完全排斥
其他各国，使其不能与所属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葡萄牙人企图
以同样方法，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言他们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因为他们
第一次发现这通路。荷兰人仍继续排斥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不能与其所属香料产岛直
接通商。这种独占，显然妨害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它们不能经营本来可投资有利的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