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率W，弗里德曼认为在一定时期内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对收入进而对货币需求不可能产生大起大落的影响。
（2）u作为货币服务效用的因素一般说来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货币效用不会发生无规则的变化。货币提供劳务流量的作用不变，人们对它的嗜好与偏好也就不变。
因此，在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中可以略去对W和u的考虑。
（3） rm、rb、re均受市场利率的影响，可视为市场利率I的函数。
（4）对实物资产收益率对实际货币需求的影响，弗里德曼在实证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物价变动只有在变动幅度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情况下才会对实际的货币需求产生影响，而这种情况一般较少出现，因此，也可以忽略这一因素。
这样，货币需求函数简化为：
(19)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在对大量经验数据进行统计计算的过程中，建立了下列回归方程式：
(20)
式中，a、b、c分别是待定参数。对(20)式等号两端取对数，得：
(21)
弗里德曼在对美国1892年—1960年历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 =-3.003，b=1.394，c=-0.155。相关系数0.99。
由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1.394。也就是说，当收入提高1%时，对货币的需求提高1.394%。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这一点，弗里德曼是这样解释的，对货币余额的需求就像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一样，它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超过此水平地增长。相反，c=-0.155则表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是相当低的。它表明，就长期而言，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当利率提高1%时，只会引起货币需求减少0.155%。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极小这一发现，对现代货币数量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6中国的货币需求分析：
不同经济体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不同，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作用也不同，因而货币需求也有很大的差别。经济体制一般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类型。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的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渐渐成为过去，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纵观这一发展的过程，可分两个阶段来考察我国货币需求。
9.6.1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货币需求的分析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货币需求分析
（1）体制背景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产品经济模式。国家集中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并通过条块下达各种有约束力的指令性计划，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生产和分配，国民经济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按产品生产及分配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的非货币化倾向。在上述的产品生产模式下，商品货币关系受到人为的抑制。由于生产资料非商品，市场被压缩到只有消费资料这一块，并且由于相当多的消费品实施计划供应和限量供应，因此即使在消费品市场，也只有部分消费品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等价交换的商品货币关系。所以，国民经济在生产与分配等方面表现出一种比较显著的非货币化倾向，即一种试图摆脱商品货币关系及价值规律的倾向。这体现在：①从生产领域来看，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所需的生产资料是依据计划拨付的，它不需要先获取货币，再来购买生产资料。而且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都已经由计划决定好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厂，任何企业只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处于计划控制之中，企业无论是设立之初，还是持续的生产过程中都不需要货币。②从流通领域来看，当时的流通领域分为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两大块，物资部门依据计划组织交换、分配，统一调拨生产资料；商品部门对消费资料实行统购包销，即使是个人的生活消费品也需要凭票供应，光有货币还是购买不到的。整个流通领域表现为一种“钱随物走”的局面。③从资金分配来看，财政集中所有的财礼、物力，成为资金分配主体，为了培育发展国有经济，财政独挑大梁，根据计划的需要无偿分配资金，排斥货币关系，而金融则只是起一个补偿分配作用，为企业提供季节性、临时性的流动资金贷款，即使是这部分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计划的安排分配的，并不构成独立的货币供求关系。
国民经济运行的这种非货币化倾向导致：①货币职能的萎缩。在这种体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受到严格限制，计划的分配份额比货币更重要，交换的手段往往是份额而非货币，人们需要货币首先需要占有份额；②银行职能受约束。总体上“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使得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按计划分配部分流动资金的国家出纳部门；③信用形式的单一及金融市场的缺位。在这种体制下，商业信用、国家信用、租赁信用等信用形式几乎不存在（建国初期曾经发行过国债，但不久就停止了），仅存在单一的银行信用。与这种状况相关的是，金融市场不存在，没有证券的发行及流通，利率受管制，不反映资金供求关系，资金供求也没有利率弹性。总之，整个金融处于一种压制状态，这是国民经济非货币化的主要特征。因而，国民经济呈现一种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为中心的实物均衡模式。由于纵向的计划关系完全代替了横向的信用关系，货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从而货币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
（2）企业的货币需求
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由于国民经济的非货币化倾向，货币职能受到压抑，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流通是以产品经济模式进行，货币趋于中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对国民经济发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企业对货币的需求也是中性的，所谓中性的货币需求不是说企业不需要货币，而是说，企业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或形式上的货币，即企业需要货币不是因为货币是一般价值形态，是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更不是因为货币可以提供某种效率机制，而仅仅因为货币可以充当计帐符号。对企业而言，计划的份额远比货币更重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关于企业的经营性货币需求。从企业的生产过程看，企业所需的生产资金只能来自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而这二者都是受到计划的严格控制的，其需求不是由企业自主决定。因此实际影响企业货币需求的只是获得拨、贷款指标的难易程度。从产品的销售看，由于实施统购包销等政策，企业只需照计划指标生产，产品是不愁销路的，而且生产资料不进入市场，由物资部门按计划统一调拨，货币显得无足轻重，只是一种计帐符号，不发生实质性的货币需求。
关于企业的投资性货币需求。由于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制度，且银行不承担固定资产贷款的义务，因此企业并无可投资的自我积累，也无可以融资的渠道，故不存在可供自我选择及决定投资的资金来源，或者说，企业没有为自主投资而持有货币的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还存在着很高的投资欲望，因为投资纯粹是一种对资金的无偿占有，并可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争取扩大投资就成为所有企业的一种本能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投资分配及额度的是国家的投资率，是条块之间以及内部的平衡与协调，而不是企业收益率、利率等市场因素，投资货币需求对这些市场变量几乎没有弹性。
（3）个人的货币需求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个人的货币需求主要是对现金的需求，即主要是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这是因为：信用形式的单一及金融市场的缺乏，除银行储蓄以外，不存在可供个人选择的投资渠道，个人直接投资是被禁止的，所以个人不存在投资性的货币需求；国家为职工提供了生老病死的全部保障制度，农村的社会保障则更多地以实物形式存在，出于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也是很有限的；最根本的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并由于国家采取的“高就业，低收入”政策，使得居民个人收入水平长期偏低，在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个人收入的绝大部分只能用于生活消费品的购买。据资料统计，在1953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很低，1978年仅为3%，由此可见，个人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出于交易动机以现金的形式持有，因此，个人的货币需求主要表现为现金需求。
与个人现金需求相对应的仅仅是部分消费品市场，这部分市场的价格名义上是固定的，对货币需求影响不大，但实际中存在大量的“黑市价”，这是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价格，其变动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比较密切。
在计划体制下考察个人货币需求，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现象，即强制储蓄行为。由于体制原因所产生的经常性的供给短缺，个人的消费行为不是完全自主的，很可能出现被迫的长期持币待购现象，即强制储蓄。这是一种隐性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也是由于名义货币量超过实际货币需求量引起的，是货币供求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形式。
转轨体制下的货币需求分析
（1）体制背景
转轨体制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动态过程，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运行逐步摆脱了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生产、分配更多的是借助市场来进行，原来的国有企业被推向市场，按照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组织生产，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行为主体。指令性计划指标对经济的控制作用逐渐减弱，宏观调控主要依靠市场来实现。过去的“钱随物走”变成了“物随钱走”，生产资料实现商品化。特别是，对多种经济成分的承认，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这部分经济一开始就是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另一方面是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所谓货币化程度是“一国国民经济中全部商品和劳务货币化比重，也就是由买主用货币购买的部分所占比重，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进程的最重要标志之一”⑧，一般以M2占GDP得的比重来表示。国民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生产领域来看，随着体制改革的发展，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不断深入，企业的生产决策权扩大，而且生产资料成为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从过去的取得计划指标转向取得货币，要以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后才能进行生产，这样，货币在生产中的“第一推动”和“持续推动”的作用逐步明显，其重要性不断增强。这就是生产中的货币化；②从流通过程来看，价格机制由国家直接决定的计划价格到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再到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在价格的决定机制中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原来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资料逐步成为需要用货币来购买的商品，这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化过程。③从资金的分配来看，有一个由财政主导格局向金融格局转变的过程，随着国民收入向居民和企业的不断倾斜，中央的财政力量被削弱，逐步推出生产流通领域，不再包揽企业巨大的资金需求，同时，金融部门职能不断扩张，企业的资金需求不得不依靠股票、债券、银行贷款等来筹集，特别是银行几乎提供80%以上的企业（国有企业）所需资金，在这个格局的转变过程中，货币不再是计划的附属物，而逐步转化为资本，金融活动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
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深远，这体现在：①货币职能的回归。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确立使得生产资料、消费资料都得以实现商品化，货币也就可以实现其一般价值形态的职能，自由地与所有商品进行等价交换，同时，货币的形态也扩展了，不同形态的货币在不同的层次上执行着货币的各种具体职能；②银行体系的健全，银行摆脱了对财政的从属地位，成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初步建立了商业银行体系，货币资金能更加有效地分配；③信用形式的丰富及金融市场的建立完善。从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开始，国家信用、商业信用等各种信用形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信用工具发行量不断加大，客观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建立及进一步的完善。从总体来看，金融由压制状态转变为不断深化，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加深。
（2）企业的货币需求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职能的回归，货币不再只是覆盖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不再表现为中性的，其对于经济运行的实质性影响越来越积极，因此，企业对于货币的需求强度也随之增加。货币对企业而言不再只是一种计帐符号，因为指令性计划与统购包销政策取消后，企业必须面对市场，一方面要从市场中取得收入才有能力持有货币，一方面要从市场获得生产资料而产生持有货币的愿望，能力与愿望的统一就是企业货币需求强度的加大。具体的分析如下：
关于企业的经营性货币需求。①从企业的生产过程看，当生产资料商品化以后，就需要持有一定量的货币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以维持再生产的进行，货币现实地表现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因此，企业的生产规模成为决定企业经营性货币需求的首要因素。一般说来，企业的生产规模越大，所需的货币越多，由于企业既有的生产规模可以量化为企业的总收入，且企业总是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所以，在这种收入和支出之间所需保持的货币与企业的收入是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②从产品的销售来看，没有了国家的统一调拨，则企业不仅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还要让产品进入市场，即完成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就需要持有货币以应付广告、公关、包装等费用。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其自身的产业结构、生产周期及工艺流程等的不同也影响着其经营性的货币需求，比如说，商业企业、生产周期短的企业其货币需求就相对较小。③由于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所以从经营效果来看，市场状态也影响着企业的货币需求，当市场景气即需求旺盛时，交易速度加快，从而平均的货币持有量较少，当市场不景气即需求不足时，企业因为积压、囤积等而由较大的货币需求，此外，市场价格、预期收入等预算约束也会影响到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货币需求。
关于企业的投资性货币需求。体制的转变导致投资主体的转移，由国家直接投资变为企业自主投资。企业既可投资于金融资产，又可投资于实物资产，由于目前中国企业自有资金普遍偏低，用于投资的货币资金只能来自于银行贷款，因此，考察企业的投资性货币需求是基于货币需求的替代性，在持有货币、持有证券与持有实物资产之间的资产选择，那么在市场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性货币需求受银行利率、证券收益率和预期物价上涨率等市场因素的影响的程度加大。
（3）个人的货币需求
个人的交易性需求。体制改革以来，随之经济水平的发展，以及由于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的倾斜，个人收入增长迅速，由此加大了个人的货币需求强度。商品种类的极大丰富，个人的消费有了更多的选择，往往处于一种持币待购的状态，这是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但与此同时，由于支付方式的改进，交易活动变得更加便利，这时，个人往往会处于节省交易费用（如持币成本）而相应地减少货币需求。
个人的预防性需求。近年来，医疗、住房等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体制下不确定性的加大，使得个人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支出而有必要持有一定量的货币。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递减，加之对改革的前景预期并不十分明朗，人们更多地时试图保住现有得生活水平，中国人民本身就具有“量入为出”的节俭习惯，因此，处于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会递进地增加，这主要表现在近年来居民储蓄存款的迅猛增加上。
个人的投机性需求。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大，各种金融资产的大量涌现，这为个人提供了多种投资渠道，在对这些金融资产投资时，由于其与货币之间的替代关系，个人总会出于这种投资动机而持有货币，这也构成了个人货币需求的一部分。特别是由于中国的证券市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投机性很强，这也导致了相应的货币需求的增加，比如说在最近的“浦东发展”等股票上市时，往往吸引了几千亿的申购资金，这时在讨论中国投机性货币需求时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散户特征，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个人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因此，在转轨体制下，个人货币需求的动机变得多样化，货币需求强度也随之增加。
附录1：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常数吗?
货币流通速度是不是一个常数?可以从表9—l中1915—1993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值找到答案。
表9—1 1915——1993年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变动表
时间
M1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M2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时间
M1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M2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1915—1916
-0.5
1.9
1954—1955
6.7
6.5
1916—1917
9.0
9.3
1955—1956
4.2
3.2
1917—1918
10.4
12.5
1956—1957
6.1
2.9
1918—1919
-6.1
-5.0
1957—1958
-2.4
-5.0
1919—1920
-25
5.7
1958—1959
6.8
6.9
1920—1921
-13.4
-17.7
1959—1960
4.0
-0.1
1921—1922
3.7
-4.9
1960—1961
1.6
-3.0
1922—1923
7.1
10.6
1961—1962
5.0
-0.2
1923—1924
-7.2
-7.7
1962—1963
2.4
-2.7
1924—1925
3.5
2.1
1963—1964
3.5
-0.4
1925—1926
7.0
4.2
1964—1965
4.0
0.3
1926—1927
-5.8
-6.4
1965—1966
4.7
2.8
1927—1928
1.2
-1.3
1966—1967
-1.8
-1.0
1928—1929
7.4
7.9
1967—1968
2.1
0.9
1929—1930
-5.8
-8.7
1968—1969
1.8
1.6
1930—1931
-5.8
-1.1
1969—1970
1.5
1.1
1931—1932
-18.1
-16.0
1970—1971
1.7
-3.2
1932—1933
-0.8
5.9
1971—1972
2.7
-2.2
1933—1934
0.0
2.9
1972—1973
4.3
1.8
1934—1935
-5.0
-3.6
1973—1974
2.9
1.9
1935—1936
-0.6
2.6
1974—1975
4.0
-0.5
1936—1937
15.0
12.0
1975—1976
5.6
-1.3
1937—1938
-12.9
-9.6
1976—1977
3.7
-0.9
1938—1939
-5.9
-5.0
1977—1978
4.7
4.4
1939—1340
-6.1
-1.4
1978—1979
3.4
-2.7
1940—1941
8.9
12.5
1979—1980
2.5
-0.7
1941—1942
16.5
3.0
1980—1981
4.2
2.3
1942—1943
-11.0
-3.5
1981—1982
-2.5
-5.0
1943—1944
-9.2
-5.5
1982—1983
-2.7
-3.9
1944—1945
-6.9
-12.5
1983—1984
3.6
2.5
1945—1946
-11.5
-6.7
1984—1985
-1.9
-1.9
1946—1947
8.2
6.3
1985—1986
-7.0
-2.3
1947—1948
11.4
12.0
1986—1987
-4.7
-0.3
1948—1949
0.6
-0.3
1987—1988
3.5
2.6
1949—1950
7.6
6.8
1988—1989
6.1
3.2
1950—1951
9.6
9.8
1989—1990
1.9
0.4
1951—1952
1.5
9.8
1990—1991
0.4
3.1
1952—1953
4.6
2.9
1991—1992
-8.9
0.4
1953—1954
-2.5
-3.6
1992—1993
-5.4
4.7
表9—1表明，即便是在短期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也相当剧烈，因而不能将它看作常数。1950年之前，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相当大，这也许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的很不稳定，因为此时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特别是在大危机的年份中，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或者至少是货币增长率下降。1950年以后，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比较缓和，各年间的差异仍然很大。例如，从1981—1982年，M1流通速度变化为－2.5%，而1980一1981年却按4.2%的速度增长。其间6.7%的差异表明名义GDP比其按1980—1981年同样的速度增长所应达到的水平低了6.7%。流通速度的下降足以说明1981—1982年发生的严重的经济衰退。1982年后，M1流通速度的波动更为剧烈。这使研究人员感到困惑。因为当时的经济还比较平稳，至少比1950年以前。1982年以后，M2的流通速度一直都比M1的流通速度更为稳定，这就导致美联储在1987年放弃M1目标，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M2目标。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M2流通速度的不稳定，又使得美联储在1993年7月宣布，它不再认为包括M2在内的货币总量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指标。
大萧条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严重的经济紧缩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古典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呢?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没有准确的GDP和货币供应数据资料(二战以后，政府才开始收集这些数据)，以致经济学家无法知道将货币流通速度视为常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在萧条的年份里，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幅度如此巨大，即使当时所能收集到的粗糙的数据也能表明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量。这就说明为何在大萧条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思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开始致力研究影响货币需求的其他因素，因为这有助于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
附录2：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在货币需求和货币政策理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两大学派长期争论的主要内容。
货币需求量的决定
在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可以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决定交易动机与预防动机的是货币收入水平，而决定投机动机的是利率的高低。在短期内，货币收入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因素是利率的变化，即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随利率的升降成反方向变化。利率的变动是经常的，所以对货币的需求量不稳定。货币主义则认为，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因素是恒久性收入。弗里德曼根据美国1870—1954年及1867—1960年的统计资料得出：利率每增加(或减少)l％，人们的货币需求量只减少(或增加)0.15％；而收人每增加(或减少)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将增加(或减少)1.8％。由此可见，利率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很小，而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较大。因为恒久性收入是指人们在长期中的正常收入，这种收入的稳定，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
货币供给量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包括货币供给量变动影响什么经济变量，以及通过什么变量产生这种影响。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影响国民收入，因为决定国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投资的变动通过乘数的作用决定国民收入的变动，决定投资的因素主要是预期的利润率与利率的差距，两者的差距越大，资本家越愿意投资；反之，资本家就越不愿意投资。此外，未来的竞争形势、技术变革、需求大小、政治情况，甚至资本家的情绪和信心都对投资有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通过利率的作用来影响投资，相对其他众多变量，货币供给量对国民收人的影响只能是间接的、次要的。货币主义则认为，在长期巾，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国民收入，只影响价格；但在短期中，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既引起价格的变化，也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化。因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导致财富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工人存在着“货币幻觉”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将落后于产成品的价格，企业家将扩大生产规模，失业减少，国民收入增加。但是工人会从“货币幻觉”中反应过来，工资的上升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成品的价格回到原来的水平上，企业家减少投资，失业回升。货币供给增加在短期中的产出效应最后都转化成价格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供应量是决定国民收入变动的主要因素，所以弗里德曼强调“只有货币最重要”。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影响国民收入的传导变量是利率。因为，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得人们实际持有的货币超过他们愿意持有的数量，他们就将此超额的货币购买政府债券，结果导致债券价格上升和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增加，通过乘数的作用引起国民收入增加。在货币供给量减少时，人们将卖出国债，持有货币，利率上升，投资和国民收入减少，货币主义则认为，利率变动对货币相对于其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影响甚微，所以货币供给量本身就是影响国民收入的重要环节。他们认为，公众并不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只是在货币和国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有更大的财富选择范围。也就是说，在货币供给量增加时，债券价格上升，利率下降，人们还可以选择其他形式的资产，因为利率下降，其他有价证券和实物资产(耐用消费晶、房屋等)的价格也会变得相对的便宜，这就吸引人们对这些资产的购买，于是刺激消费和投资，致使国民收入增加。当货币供应量减少时，同样传导机制的逆向运作，致使国民收入减少。
对货币政策的选择
凯恩斯主义比较重视财政政策，而相对轻视货币政策。货币主义者从货币的至关重要中，引出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凯恩斯主义主张“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而货币主义则强调规则的货币政策。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不稳定的，所以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即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所谓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增加(或减少)政府开支和税收刺激(或抑制)总需求。所谓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调整法定储备率、调整贴现率或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利率，刺激或抑制总需求：在这两种政策中，凯恩斯主义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这不仅因为财政政策是政府当局的主动性行为，而货币政策则要通过影响人们的投资消费欲望再影响他们的支出，其方式迂回，效果较差，更因为在危机时期，人们的货币需求趋于无穷大，货币供给的增加都可能进入到流动性陷阱，从而无法对国民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
货币主义则坚持剑桥的经济学传统，认为自发的市场力量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均衡，尽管货币主义并不完全否认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依靠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取消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预，这就实际上淡化了财政政策的作用，而突出货币政策的效果。但是，他们反对凯思斯主义“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充其量只能在短期中增加产出，而在长期中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的上涨，20世纪60一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滞胀”正是实行这种政策的恶果。不仅于此，因为经济运行有其固有的周期性倾向，而管理层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判断和决策，以及政策生效都有一段时差。这就是说，管理层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的紧缩政策，很可能在萧条时期发生作用；而在萧条时期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则可能在繁荣时期发生作用。从而不是“熨平”，而是扩大经济波动的幅度。所以货币主义则主张采取“规则”的货币政策，即不管经济运行处于什么状态，货币供给都按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增长。这就能给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背景，避免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扰乱，从而抵消经济体制中由其他原因所引起的动荡。
附录3：货币数量说的结论：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假定，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变的常数。如果把剑桥方程式 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表达式，则式中也为固定不变的常数。于是随作同比例的变化。换句话讲，人们自愿经常保持在手边的平均货币量与名义收入或货币收入作同比例的变化，人们对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等于1()。同时，货币流通速度为固定不变的常数，还暗示着这样的假定，即利率对或没有影响，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唯一决定于收入水平。货币需求函数式可以表述为，对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等于零()。
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假定，影响人们对货币需求的是两个因素：收入水平与利率水平，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式可以表述为下面的形式：。其中的相当于剑桥方程式的，即对活动余额的货币需求，其数量随收入水平而同方向变化，但两者并非同比例变化，人们对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零而小于1()。式中的另一部分表示，对投机余额的货币需求完全取决于市场利率的大小。利率水平的高低及其变化，是影响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不是为零，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大于零()。由于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影响极大，因而货币流通速度是极不稳定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说并不需要假定或是固定不变的常数，而只需要强调它们的稳定性。他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同影响这一需求的诸因素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或虽然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但的变化将怎样引起或的变化，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的系数-0.155是相当低的，它表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当利率提高1%时，只会引起货币需求减少0.155%，其它的一些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从统计资料中得到的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都在-0.1到-1.0的范围之内。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很小，它说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变化并不是十分敏感的，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甚微。也就是说，货币需求量是稳定的，因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非常稳定的。
当然，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弗里德曼并不仅仅用“利率弹性极低”来加以证明。他说：“我们尽可能正确地决定货币需求函数的特征，包括其对利率的需求弹性，乃是及其重要的是。但是，我认为，只要甚少有接近于的现象，不论弹性估计值为0，-0.1、-0.5或-2.0，都不至于影响货币理论或货币政策的‘基本问题”。他还说，货币理论与政策上的重要考虑在于，货币需要是否能以相当少量的变数的安定函数来表达，以及此项函数是否能以合理的正确度作实证的说明。该函数究竟包含一个利率或一组利率，则重要性小得多。这就是说，货币需求对于各变量的具体弹性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对各变量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货币需求对各变量变化是否得到确定的估计值。对于货币需求函数中自变量逐一分析的结果，得出了一个能以几个确定的自变量来表达的、具有确定弹性系数的稳定货币需求函数。由此得出结论：货币需求函数是及其稳定的。
货币需求函数及其稳定的结论，为弗里德曼强调“货币最重要”这一重要命题准备了理论前提。
我们知道，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式中，直接对产量、就业和国民收入发生作用的是投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模式中，财富形式仅包括货币与债券，因而利率的变化就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极大，意味着或对利率的变动极为敏感，因而或是极不稳定的。这样，当利率提高减少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从而引起的提高时，名义国民收入的增加就不一定总是来自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事实上，由于凯恩斯假设价格刚性，货币数量的变动只有通过利率的变动，从而改变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对比，最后作用于投资，才能对经济有所影响。
与此相反，由于弗里德曼非常重视名义数量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区别，因而把货币供应量的变动看成是影响名义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较之凯恩斯，弗里德曼更明显地将财富作为影响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将财富的形式扩大到包括所谓“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强调所谓“恒久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弗里德曼把贮藏财富的形式在货币与多种形式间进行抉择，就可以假定，由债券的价格反映出来的利率对人们的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很小的。因为由于债券价格德变动所引起的对货币的需求，仅仅是影响货币需求的多种因素之一，而不是如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而经常变动利率并不一定导致的较大变动。从弗里德曼从美国货币史的分析资料可以证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仅为-0.155%，利率对进而对的影响是很小的。这就能够在理论分析上把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同的变化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货币注意的核心论点：“货币最重要”，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名义国民收入和一切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当然，说利率对或的影响很小，并不等于说与利率完全无关。1970年，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一文中指出：“我们被误认为主张 与利率完全无关。在这种情况下，的变动完全不必通过的变动来反映，而且如果将作为通常情况下的已知数，那么全部影响将作用在上。这就是对我们提出的‘货币数量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主张加以批评的主要根源所在。这些批评者说，我们不仅认为货币很重要，而且认为货币是全部的关键所在。”弗里德曼并不否认其“货币最重要”的主张，但又进一步解释说，关于货币重要性问题的阐述是限定在货币对名义国民收入的影响上而言的。即使假定对利率完全不敏感，也还需要将货币数量以外的某些因素加入到对国民收入的分析中，以说明货币数量的变化有多少在价格水平上表现出来，有多少在实际国民收入上表现出来。因此，弗里德曼认为，“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相反，“对于长期名义国民收入的决定来说，货币数量及影响 的其它变量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当然，就短期而言，弗里德曼也承认货币“是决定实际国民收入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货币数量对国民收入的长短期效果不同，是基于它对利率的长短期作用的效用不同而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