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考虑到彗星的运动以及沉思引力定律时，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彗星与地球的接近，可能就是造成地球上大多数灾祸的原因。它引起全球大洪水，或使地球在第一次大洪水中遭到毁灭，被击成微小的尘埃，或者至少改变了地球的轨道，驱逐了它的卫星，或者情况更糟，甚至地球被逐出到土星轨道之外，并使我们蒙受长达几世纪严寒冬日之苦，而这种苦难是任何人或动物所难以忍受的。假若彗星将它们接近地球前的全部或部分留在我们的大气里，那么，即使是彗星尾也将是不可忽视的现象。
J．H．朗伯特（Lambert）《宇宙论书简》（Cosmologische Briefe über die Einrichtung des Weltbaues）（1761）
不论彗星的冲击有多大危险，它可能依然极其轻微，只是造成地球上部分地区的破坏，这个地区实际上也只是受到冲击而已；或许甚至当某一王国遭到破坏，我们也许哭泣着被迫撤离，但地球的其余部分地区却因为能见到从如此遥远的地方给地球带来一个稀罕之物而为之喜悦无比。或许我们会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为我们所看不上眼的大量碎石竟能炼成黄金和金刚石；然而，谁会为此而最感惊奇呢？是我们，还是那些被抛落到我们地球上来的彗星居民呢？各自都将发现对方是什么样的陌生人！
莫珀丢斯（Maupertuis）《论彗星的信》（Lettre sur lacomete）（1752）
科学家也象别的人一样，有他们的希望和忧虑，有他们的欢乐和沮丧，而且他们那些强烈的情感有时可能会打断他们清晰思维和正确实践的进程。但是，科学也具有自我校正的能力。最基本的公理和结论可能会受到挑战。盛行着的假说必须正视观察的考验，求助于权威是不行的。推理论证的每一步都必须要为人们所理解。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
科学史上大量事例表明，原先被接受的理论和假说到后来整个儿被推翻了，代之以新的观念，以更合适地解释科学事实。当有一种可理解的心理学惰性——通常持续一代人时，科学思想中的这些革命就作为科学进步所必然的和期待的因素而被广泛地接受了。事实上，对盛行信念的合理批评，对于这种信念的信奉者说来，是一大帮助；如果他们无力捍卫它，那么，他们最好是将它抛弃。科学方法的自我质疑和自我纠错乃是科学方法的最显著的属性，这一点与那些轻信已成了规则的人类探究的许多其他领域相比，尤为突出。
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作为一类知识的科学观念，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并不能得到广泛的尝识。由于这个原因，我和我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些同事，在这个协会年会上倡导有规则地讨论这样一些假设，即它们处于科学边缘上并且对重要的公众利益已构成了冲击。这个想法并不希图确定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在于阐明合理辩驳的过程，力图指明科学家们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即自己没有提供有力的实验，或在交叉学科性质上是非正统的，或其他引起强烈感情等事情。
对新观念进行充满活力的批评，在科学中乃是常事。虽则批评的风格可随批评家的素质而各异，但过分温和文雅的批评，既不利于新观念的信奉者，也不利于科学事业。一切实质性的质疑都是允许的，并且值得鼓励；只有纯粹从个人的偏见出发攻击作者的个性或动机除外。至于信奉者出于什么缘由提出他的观点，以及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的反对者要批评他的那些观点，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全部问题都在于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抑或错误，是否有前途抑或是倒退的。
例如，这里有一个虽然并不多见但却绝非仅有的典型例子：针对一篇送给科学杂志《伊卡洛斯》（Icarus）的论文，一位称职的编辑看了后说：“这是评论者的观点，这篇论文绝对不能在伊卡洛斯上发表。它不是基于坚实可靠的科学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不适当的思辨而已。作者没有陈述他的假定，结论是不清晰的，模棱两可的，也是缺乏基础的，与其有关的工作是不可信的；所列图表也不清楚；而且作者对最基本的科学文献明显的不熟悉……。”接着这位编辑继续详细地为他的评论作了辩护。这篇论文被拒绝发表。这种拒绝通常被认为对科学是有裨益的，同时也是对作者的一种爱护。大多数科学家当他们向科学杂志提供一篇论文时，他们都已习惯于接受（多少是较温和地）编辑的每次批评。这些批评几乎总是有帮助的。一篇论文往往是考虑了这些批评进行修改后，就能得到发表。另一个在行星科学文献中直率批评的范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I·米乌斯（Meeus）的“评木星效应”一文（1975）①（①这一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列在书末和伊卡洛斯上对它所作的评述。）
充满活力的批评，在科学中比之在人类探究的一些其他领域中，更富有建设性的意义。因为在科学中，存在一些是否正当或有效的适当标准，依据这些标准就能取得全世界有能力的实践家们的赞同。提倡这种批评不是压制而是鼓励新思想的提出：经过一番扎实的怀疑细究而幸存下来的思想，已有了一次为其生存而战斗的机会，或者它至少是有用的。
科学共同体中的情感，在伊曼努尔·维里科夫斯基的著作问题上，达到了非常高涨的地步，尤其是他第一部著作《碰撞中的世界》于1950年出版之后。我明白有些科学家被激怒了，因为纽约的知识界和哈伯出版社的主编，竟将维里科夫斯基与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相提并论，但这种不满是出自人类本性的弱点，而不是由于科学家所作的判断。两者往往共处于同一个人中。别的人对于在用印度文、中文、阿兹台克文、亚述文，或圣经的教科书来为天体力学中极其异端的观点辩护而感到沮丧。我也猜想，许多物理学家和天体力学家都难以对这些语言运用自如，也不一定熟悉这些文字写成的教科书。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问推理过程多么异端，也不问结论是多么的令人不快，大凡对于新思想采取压制态度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原谅的——科学家们最不应该对新思想采取压制态度了。所以，我对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持讨论《碰撞中的世界》，并邀请维里科夫斯基本人参加，深为满意。
我在预先读批评文献时，对于批评文献如此之少，且又很少涉及维里科夫斯基的中心论点，甚感惊奇。事实上，不论是批评维里科夫斯基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似乎都没有仔细阅读过维里科夫斯基的东西。我甚至几乎发现有些地方，连维里科夫斯基自己都没有细心读过。也许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专题讨论会大部分论文的出版（戈德史密斯编，1977年），以及本章对专题讨论会中所提出的主要结论的讨论，会有助于澄清这些问题。
在本章中，我对于《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的论点，作了我力所能及的批判分析，力图用维里科夫斯基和我自己的用语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记得成为他的论证焦点的是古代著作，但同时我又用我评论中的事实和逻辑跟他的结论相对照。
维里科夫斯基的主要论题是，在地球和太阳系其它行星的历史所发生的较重大事件，是由灾变说而不是均变说居支配地位。灾变说和均变说都是地质学家们没想出来的词，是在地质科学初创时期，即1785年和1830年期间，在詹姆士·赫顿（James Hutton）和查理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工作中明显达到顶点，他们以均变说为依据用以概括当时的一个重大争论。这两个派别的名称和实践都乞求于人们所熟悉的神学前辈。均变说坚持认为，地球上的种种地形是通过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今日尚在活动着的过程造成的，只要这些过程经历了足够长的时间的话。灾变说则坚持认为，这些地形是由少量激烈的事件，在较短时期内造成的。灾变说大部分是在那样一位地质学家的头脑中出现，他们接受对《创世纪》一书的文学解释，尤其是接受对诺亚洪水的说明。很显然，说在我们生活着的时代里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灾变，那是驳不倒灾变说的观点的。假说只需要罕见的事件也就行了。但如果我们能够表明，那使有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全都观察到今日活动着的各种过程确能产生我们所指的地形或事件，那么，至少也并没有需要这种灾变假说的必然性。很明显，无论是均变过程和灾变过程，在我们的行星上都可能存在——几乎确有两者存在。
维里科夫斯基坚持认为，在相对近的地球历史上，曾有过一批天体发生灾变，与彗星、小行星和大行星发生过近碰撞。宇宙碰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看法也决非荒诞可笑。以往的天文学家们也曾毫不含糊地诉诸碰撞来解释自然现象。例如，施皮策（Spitzer）和巴德（Baade）于1951年作出这样的假定，即：向外辐射源可能就是由于整个星系（包括成千亿的恒星）的碰撞所致。这种论点如今已被抛弃了，但这不是因为宇宙碰撞是难以想象，而是因为这些碰撞频率和性质与目前我们关于这些辐射源的知识不一致。目前还有一个关于类星体能源的流行理论是说，那是由于在星系中心发生复杂的星球碰撞——在这里，无论如何灾变事件必定是常有的。
碰撞和灾变是现代天文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已历时许多世纪了（参见本章开头处的引语）。例如，在太阳系的早期历史上，当有着可能比现在还多得多的星体时——包括在很不正圆轨道上运行的星体——碰撞将会是极频繁的。莱卡尔（Lecar）和富兰克林（Franklin）在1973年调查研究了在火星和木星轨道间小行星区的早期历史上仅仅几百年间所发生的成百次碰撞，从而理解了太阳系的这个区域的目前结构。在题为《彗星碰撞和地质时期》的另一篇论文中，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于1973年研究了一系列的结果，包括地震和海洋热的产生，它们很可能参与了具有平均质量约为1018克彗星与地球发生碰撞所致。1908年的通古斯卡（Tunguska）事件，这个事件中，一大片西伯利亚森林被夷为平地，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颗小彗星与地球发生了碰撞。水星、金星、火星的一个内卫星和月亮凹凸不平的表面，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太阳系的历史上，确曾有过大量的碰撞。宇宙灾变的观念并没有异端的地方，而且这种观点在太阳物理学中已成为共同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后期G．K．吉尔伯特（Gilbert）这位美国地质考察的第一位指导者对月球表面的研究。
那么，引起人们轰动的全部问题是什么呢？这主要是时间尺度和所声称的证据的合适性问题。在太阳系的四十六亿年历史中。必定发生过许多碰撞。但是，在最近三千五百年中有没有发生过较大的碰撞以及通过古代著作的研究能够论证这些碰撞吗？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维里科夫斯基要求人们注意范围宽广的、为被遥远距离分隔开的不同的人所掌握的故事和传说，但这些故事显示出明显的类似性和一致性。我不是研究这些人的文化或语言的专家，但我发现了维里科夫斯基极好地积累起来的传说间的联系。真的，在这些文化领域内的某些专家很少引人注目。我还记得与一位一所名牌的著名闪族语言学教授就《碰撞中的世界》所进行的生动讨论。他说了些象“亚述学、埃及学、圣经学和所有犹太法教典的注释和阐释，当然都是无意义的②（②这一注释和阐释系出于基督教《圣经》中传说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隶的领袖所作。犹太教教义及法典皆出于其手。——译者）；但天文学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类话，对此我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不准备被别人的观点所左右。我自己的主张是，即使维里科夫斯基提出的传说的一致性有20％是真的，那么，也有某种可供解释的重要的东西。再者，在考古学史上——从特洛伊的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到马萨达的伊格尔·耶丁（Yigael Yadin），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表明了古代著作中的描述，后来事实上是有效的。
如今，假若各种差异极大的文化竞共具明显的相同传说，那么，这一点又如何理解呢？看起来似乎有四种可能性：共同观察、扩散、智力交流和巧合。下面让我们来依次考察这些因素。
共同观察：一种解释是，所涉及的文化全都是说明一个共同事件并用同样的方式对它作出诠释。当然，对这共同事件也可能不只一种观点。
扩散：传说仅起源于一种文化内，但在人们频繁而远距离的迁居中，逐渐带有某些改变而在许多显著不同的文化中间传播开来。一个通俗的例子是美国关于圣诞老人的传说，这个传说是从欧洲的圣尼古拉斯（Nicholas）演变而来的（圣诞老人的英文是Santa Claus，Claus一词便是Nicholus一词的德语缩略），还有儿童们的守护神，而这个守护神归根到底也是从前基督教传统中演变出来的。
智力交流：一个假设有时可以了解为种族的记忆或集体的无意识。可以认为，有某些观念、原型、传说中的人物以及故事，是在人出生时就固有的，也许一只新生的狒狒以与人同样的方式知道害怕蛇，一只与其他地区隔绝而长大的鸟也知道怎样筑巢。很明显，如果从观察或扩散而演变出的故事与“智力交流”共鸣的话，那它更可能是通过文化而被保留下来的。
巧合：两个彼此无关，纯粹由于偶然而得到的两个传说，也可能有相似的内容。在实践中，这种巧合假设逐渐被智力交流假设所消融了。
如果我们批判地评估这些明显的一致性，那么，其中有着一些明显的地方首先必须提防。这些故事说的真是同一件事吗？或者说，它们具有相同的基本要素吗？如果它们是用来诠释共同的观察，那么，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时期呢？我们能排除在我们讨论的那个时期内或以前所论文化的代表之间自然接触的可能性吗？维里科夫斯基明确地选择共同观察假设，但他似乎忽略了因果联系上太远的扩散假设；例如，他说（见第303页），民间传说的特有主题怎么可能到达孤岛上呢？在那些孤岛上的土著居民显然不可能有飘洋过海的任何手段的。我对维里科夫斯基这里提到的岛屿和土著居民没有把握，但很显然，岛上的居民必定以某种方式到过那里。我不认为，维里科夫斯基相信在比方说，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的一种与世隔绝的创造活动。就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人而言，现在已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在上一个千年中就能远航几千公里的海程，也许航行这样的海程的时期还要更早一些（见多德（Dodd），1972年］。
或者，例如，维里科夫斯基将怎样解释下面这个事实呢？即：名为托尔坦克（Toltec）的“神”似乎就是特奥（teo），因为是在今日墨西哥城附近特奥蒂瓦肯（Teotihuacan）巨大金字塔城（“上帝之城”）中的缘故，在那里，它被叫做圣·胡安·特奥蒂瓦肯（San Juan Teotihuacan）。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可接受的解释这种一致性的共同天体事件存在。托尔坦克和纳瓦特尔（Nahautl）是非印欧语系，所以，神（god）这个词要成为所有人都了解，似乎不大可能。然而，特奥（teo）这个词却是印欧语系词根关于“神”的明确的同源词，并以“deity”（神）和“Thology”（神学）等词在其他地区保留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用巧合或扩散假设。存在着某种新旧世界的前哥伦布接触的证据。但巧合也不可等闲视之：如果我们比较两种语言，每种都各有几万词，人们用同一的喉头、舌头与牙齿说话，那么，其中有的词恰好是相同的，这也就不足为怪的。同样地，如果一些传说中的某些要素恰好是相同的，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奇。但是，我相信，维里科夫斯基所提出的所有一致性，都能用这种方式解释过去的。
我们再举一个维里科夫斯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的例子。他针对某些一致的故事，直接地或含糊地把某些天体事件与之联系了起来，这些故事中都涉及女巫，耗子，蝎子或龙（同上书，第77、264、305、306、310页）。他作了如下解释：好几颗彗星，当它们非常接近地球时，将受到潮汐的或电的破坏，从而产生出了巫术、耗子、蝎子或龙这些东西，这就为背景非常不同在文化上彼此隔绝的人们据以对同一种动物作清楚的诠释。这里并不打算表明，象下面这样一种清楚的形式——例如，一位妇女骑在扫帚柄上，戴着一顶尖尖的帽子——也能由上述方式提供出来，即使我们同意有一颗彗星与地球非常接近的假设。我们借助罗尔沙希（Rorschach）和其他心理学的映射试验的经验表明，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看同一个非代表性的形象。维里科夫斯基甚至居然相信，“一颗恒星”与地球非常接近，他显然与行星火星与恒星等同起来了，恒星遭到破坏以致采取了狮子、豺狼、狗、猪和鱼这些清晰的形状；按照他的观点，这就解释了埃及人何以崇拜动物的缘由。这不是非常深刻的推理。我们也许恰好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整个动物园具有独立飞行的能力，并且确已作了飞行了。更具有可能性的假设是扩散。事实上，我在不同条件下花费了相当多时间研究关于在地球这颗行星上龙的传说，并且我对这些神秘的野兽是多少不同留有深刻的印象，西方著作家所称的所有的龙确是真的。
作为另一个例子，试考虑《碰撞中的世界》的第八章第二部分的论据。维里科夫斯基认为古代文化中有一种世界性倾向，各个时代多相信一年有360天，一月有36天，而每年只有十个月。维里科夫斯基没有从物理学上为这一点提出论证，但认为，古代天文学家简直不可能在他们的职业上如此贫乏，以致竟为失足到主张每年只有五天或每一太阴月有六天的地步。于是立即就成了在占星术的正式新月中，晚上由月光照亮，七月将降暴风雪，占星术家简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当现代天文学家有了某种经验时，我不象维里科夫斯基那样相信古代天文学家的计算精度的准确性。维里科夫斯基假定，这些异常的历法习惯反映了日、月和（或）年的真正变化——并且他还假定，这些正好是彗星、行星和其他天体紧密接近地月系统的证据。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推演出来，即：一个太阳年中没有一个整数的太阴月，而一个太阴月中也没有一个整数的日子。这些不可通约性正激励一种文化已在新近发明了算术，但至今高处理大数或分数还为时甚远。今天甚至穆斯林教和耶稣教也已感到这些不可通约性不方便了，因为他们发现斋月和逾越节分别出现在阳历中每年相当不同的日子里。人类事务中有一种明显的整体沙文主义，大都在与四岁的孩子讨论算术时容易看出来；如果那些历法的不规则存在的话，这似乎是对这些不规则性更加似然的解释。
一年三百六十天为具有六十进制算术的那些文明，如索马里、阿卡迪、亚述和巴比伦文化，提供了明显的（暂时的）方便。同样地，每月三十天或每年十个月对热衷于十进制算术的人们可能具有吸引力。我惊叹我们在这里竟没有听到六十进制算术的沙文主义者与十进制算术的沙文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回声，而听到了火星与地球碰撞的回声。的确，那帮古代占星术家一直是戏剧的空耗精力，各种历法稍纵即逝，但这是一种职业冒险，而且至少它把涉及分数时的精神苦恼消除了。事实上，初步的定量思想看来是这整个课题的特点。
一位从事古代计算研究的专家（利奇，1957年）指出，古代文化中，一年的前八月或前十月都有名称，但最后几个月份，因为它们在农业社会中经济上不重要，所以，没有名称。我们用December称为十二月，是拉丁文Decem（代表“十”）之后的名称，它指出是十月，而不是十二月。（September九月）＝七月，October（十月）＝八月，Noyeybyy（十一月）＝九月）。因为包含着大数目，前科学的人们独特地不计算年的日子，尽管他们在计算月份上是勤奋的。一位杰出的古代科学史和数学史家奥托·诺杰巴尔（Otto Neugebauer，1957年）评论说，在美索不达米和在埃及两地，保留下两种彼此隔离但又互相排斥的历法：民用历，它的特点是计算方便，以及经常是现代化的农历——弄得比较混乱，但与季节和天文实际更接近。许多古代文化用简单地在年底加上一个五天的假期就解决这个两种历法的矛盾问题。我很难设想，前科学人们的历法习惯中三百六十天为一年的存在竟是强制证明了，当时在地球绕太阳旋转中确是自转360圈而不是365?圈。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考察珊瑚成长的环而原则上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珊瑚成长环较准确地指明每月的天数和每年的天数，每月的天数仅仅对应于生活在涨潮线与退潮线之间的珊瑚。在新近的各时期内，一个太明月或年的无数，似乎没有重要偏离的标记，而且当我们往前回溯时，关于年的天和月的逐渐变短（不是变长）总会被发现与潮汐理论相一致，与在地－月系统内能量和角动量守恒相符合，而无需求助于彗星或别的外来因素的干预就能获得解释。
与维里科夫斯基的方法有关的另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是，含糊相似的故事可能涉及的完全不同的时期。关于传说的同时性这个问题，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维里科夫斯基只是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例如（第31页），维里科夭斯基指出，关于由灾变为界的四个古时期的观念，在印度和西方的祭祀著作中都是有的。在珀格沃蒂·吉塔（Bhagavad Gita）中以及在吠陀中，提到这些时期的数目是非常不同的，包括无限多的时期。但更有趣的是，在重大的灾变之间持续的时间却是明确的，例如几十亿年（例如可参见坎佩尔，1974年）。这与维里科夫斯基的年代表很不相吻合，按维里科夫斯基的年代表，持续时间是几百或几千年。在这里，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和旨在支持这一假设的资料相差达百万年。有关希腊、墨西哥以及相信圣经地区的火山作用和熔岩流方面含糊其词的类似讨论都被引用了（见第91页）。他没有力图指明，近似的可比较的次数有多少，而且因为上述两种地区在历史上确有熔岩流出现过，所以，诠释这些故事并不需要共同的外来事件。
虽然维里科夫斯基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但在我看来，维里科夫斯基的论证仍有许多需要批评的和缺乏证明的假定。让我举出其中的几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念，即由任何人提及的任何神（并对应于一个天体）的任何神话实际上都代表了对那个天体的直接观察。这正是一个大胆无比的假设，但我不解的是，涉及水星象天鹅与莉达，或金雨与达那厄这种情况，究竟指什么。在第247页上，关于神和行星是同一的假设，被用来表明那是荷马时代。总之，当海希奥德和荷马提及在宙斯的头中生出并成长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时，维里科夫斯基用他们的词汇谈论海希奥德和荷马，并且认定，雅典娜这个天体是由丘必特抛出的。他反复说，它就是维纳斯（第一部分，第9章以及许多其他地方）。读了《碰撞中的世界》，人们决不会从中猜测到，希腊人独特地把爱与美之女神（阿芙罗狄蒂）与维纳斯等同起来，又把雅典娜与任何不存在的天体等同起来。更重要的是，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都是“同时代”的女神，她们出生的时代，正是宙斯当诸神的国王的时代。在第251页上，维里科夫斯基指出，卢西恩（Lucian）没有意识到雅典娜是行星维纳斯”。可怜的卢西恩似乎误解了阿芙罗狄蒂就是行星维纳斯。但在第361页的脚注中，看来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在那里，维里科夫斯基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用到“维纳斯（阿芙罗狄蒂）”。在第247页上，我们看到阿芙罗狄蒂就是月亮女神，那么，谁又是太阳神阿波罗，或更早时称塞勒涅的姊姊——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呢？就我所知，可能有良好的理由表明，雅典娜与维纳斯是同一个女神，但这与目前或两千年前的流行知识相去甚远。可这却正好是维里科夫斯基证据的中心。当雅典娜的天体身份被如此轻巧地搪塞过去时，它并没有使我们对较少熟悉的神话之存在增加可信性。
其他还有些批判陈述，既是维里科夫斯基的一个或多个主题的中心，但也给予了极不适当的辩护。这些陈述是：其中一个（第283页）说，“陨星，当它们进入地球大气圈时。造成了可怕的喧啸声”，但人们普遍观察它们时却寂静无声；又一个陈述（第114页）说，“一声霹雳，当冲打一块磁石时，就把磁极倒转了”；把“巴拉德（Barad）”翻译成陨星（第51页）；论点（第85页）“是众所周知的，帕拉斯（Pallas）是泰封（Typhon）的别名”。在第179页上，暗示了一个原则：当两个神的共有名字用短横线相连时，它表示了一个天体的一种属性——例如，象阿什蒂罗思－卡尔奈姆（Ashteroth－Karnaim），一位长角的维纳斯一样，维里科夫斯基把她诠释为新月状的维纳斯，并且证明，一旦维纳斯与地球靠得足够近，就出现了肉眼可辨的月相。但这个原则对例如阿蒙－雷（Ammon－Ra）神又暗指什么呢？埃及人曾把太阳（Ra）看作公羊（Ammon）了吗？
有一个论点（第63页）说，古代以色列出师埃及杀死了“第一个”埃及人以代替第十次祸害，而预期的目的是杀“犹太人”。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它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怀疑，即；圣经与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不一致，维里科夫斯基重新翻译了圣经。前面所述的质问也许都有简单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在《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并不能容易地找到。
我决没有认为，维里科夫斯基关于传说的一致和古代学者的所有意见，都有类似的缺陷，而是说，其中有许多看来确有类似缺陷，而余下的则完全可能有另外的，例如，扩散论的来源。
在传说和神话中如同这种失真一样的情况下，任何其他来源的确证证据，都将受到支持维里科夫斯基论证的人们所欢迎。我受到了在艺术中缺乏任何确证证据的冲击。有一系列的绘画、浅浮雕品、圆柱形图章以及别的古玩，都是人类的创作，但创作时间可回溯到至少公元前一万年。它们描述了一切主题，特别是神话主题，这些主题对于创造它们的文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天文事件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并不常见。近来（布兰特等人，1974年），在美国西南部发现了洞穴中的绘画，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了这是关于1054年克拉布（Crab）超新星爆炸的当代观察结果，这种观察在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历史上都有记载。它向考古学家们宣告，洞穴绘画的信息代表了更早期的古姆（Gum）超新星事件（布兰特等，1971年）。但是，超新星事件还不及另一颗行星与伴随行星际的卷须密切接近而造成闪电式放电把它与地球关联起来，更令人印象深刻。在远离海岸的高处，有许多未受洪水浸蚀的洞穴。如果维里科夫斯基的灾变发生的话，那么，为什么没有有关它们同时代的绘画记录呢？
因此，我找不到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能使人接受的传说基础。不过，要是他的关于新近行星碰撞和全球灾变的概念能得到物理证据的强有力支持的话，那么，可能会诱使我们对他的这种概念给予某种信任。然而，如果物理证据不是非常之强的话，那么，神话证据要靠其自身必然将站不住脚。
现在，让我对我关于维里科夫斯基的基本假设的主要特点所作的理解，作一简短的概述。我将把它与《出埃及记》一书中所描写的事件联系起来，虽然其他许多文化的故事被说成是与《出埃及记》中所描述的事件是一致的。
木星这颗行星喷出一颗大彗星，它造成了与地球约在公元前1500年时的摩擦碰撞。《出埃及记》中的各种瘟疫和法老的忧患，全都是与这颗彗星的邂逅中直接或间接地推出来的。造成尼罗河变为血的原料是从彗星上射落下来的。《出埃及记》中描写的害虫是由彗星产生出来的——苍蝇和也许是圣甲虫都来自这颗彗星，而地球上的雾气是由彗星的热增高时引起的。当彗星把埃及，而不是把犹太人的居所夷平时就产生了地震。（看来不是来自彗星的唯一事情便是胆固醇致使法老的心脏硬化）。
所有这一切，明显地都是彗星的彗发引起的，因为在倾刻间，摩西举起了他的鞭子并且伸直了他的头，“红海”断裂了——或者是由于彗星的引力潮汐场，或者是由于彗星和“红海”之间某种尚未了解的电的或磁的相互作用。随后，当犹太人成功地跨越过红海时，彗星显然传播得更远，断裂的水倒流而淹死法老的军队。以色列的后裔，当他们后来在西奈荒野上流浪的四十年期间，受到了天降吗哪的孕育和滋养，这些食物（即吗哪）却原来就是来自彗星尾部的碳氢化合物（或碳水化合物）。
《碰撞中的世界》的另一种解释使下面一点呈现出来了，即：灾祸和红海事件代表了彗星的两条不同的路径，间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在摩西死后，领导权转到了约书亚手中时，同一颗彗星带着刺耳的喧啸在归程中光顾这里，与地球发生了摩擦碰撞。在那一时刻，约书亚说，“太阳啊，汝仍处于吉比恩上空；月亮啊，汝依然藏在阿亚隆的山谷中”，地球——或许是因为又一次的潮汐相互作用，或者是由于地壳内一种未知的磁感应——谦恭地停止了它的转动，而让约书亚在战斗中获胜。接着，这颗彗星与火星发生了近碰撞，碰撞之剧烈以致使它抛出了它的轨道，从而与地球发生了两次近碰撞，使亚述国王森那希里布（Sennacherib）军队遭到覆灭，当时森那希里布正在给以色列后几代人的生活带来不幸。最后的结果是把火星驱赶到了它现在的轨道上，把彗星驱赶到围绕太阳的圆形轨道上，这时它就成了行星，即金星——维里科夫斯基相信，金星原先是不存在的。其时，地球不知怎么地又一次开始旋转，其旋转速度与在上述遭遇之前差不多完全相同。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便没有异常的行星行为出现过，或许第二个两千年中一直没有出现过异常行为。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故事，尽管没有一个人——不论是支持者或反对者——会同意它。这是否是一个有前途的故事，则要看它能否幸运地有助于科学探究。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做出了某些预言和演绎：彗星是从行星抛射出来；彗星有可能与行星造成近碰撞或摩擦碰撞；彗星上和木星、金星的大气中生活着各种害虫；在上述相同地区能找到碳水化合物；有足够多的碳水化合物落到西奈半岛，以滋养浪迹于沙漠的那四十年的生活；在几百年一个周期内，偏心的彗星或行星轨道能够变成圆形轨道；地球上的火山和造地事件以及月球上的撞击事件与这些灾变伴随而至；如此等等。我将逐一讨论这些思想以及一些其他事情——例如，金星表面是热的，当然这不是他的假设的中心问题，但它却被大肆宣传以作为对它的有力的事后支持。我还将考察维里科夫斯基的一个偶然的附带的“预见”——例如，火星的极顶是碳或碳水化合物。我的结论是，当维里科夫斯基是独创的时，他就非常可能是错的，而当他是正确的时，那么，他的这种观念必是早先的著作家已经有过的。也还有大量的实例，这些实例既不是他独创，又是不正确的。独创性问题是重要的，因为环境——例如，金星表面温度很高——被说成是维里科夫斯基在其他人还想象为非常不同的某种东西时所作的预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下面的讨论，我将力图尽可能多地运用简单的定量推理。定量论证比定性论证对于详细审察假设，显然是一个较精细的网络。例如，当我说一个大潮浪吞没了地球时，就会有一系列的灾变——从沿岸区的淹没到全球的泛滥——这也许可以用来增强我的论点的力量。但如果我把一个浪潮规定为100英里高，那么，我必须谈论100英里高，并且可能还有某种批判性证据来反示或支持这些高度的浪潮。然而，为了做出定量论证，以说服缺乏物理学基础知识的读者，我已尝试着特别在附录（参考书目之后）中，介绍了定量探讨的所有基本步骤，提出包含基础物理学知识的最简单的论证。或许无需我多说，对于假设的这种定量检验，在今日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已经完全是司空见惯了。通过拒斥那些不符合这些分析标准的假设，我们就能很快地推进假设，使之更好地符合于事实。
还有关于科学方法必须做到的另一个要点。一切科学陈述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牛顿动力学和能量与角动量守恒定律是建立在极其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千百万独立实验精确地表明了它们的有效性。不仅在地球上，而且运用现代天文学的观察技术，在太阳系的其它地区，在别的太阳系乃至在别的银河系，都证实了它们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关于行星表面，大气及内部的本质问题，其立足点就不是那么牢靠，近些年来行星科学家们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实质性争论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区别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科霍塔克（Kohou－tek）彗星在1975年的出现。这颗彗星第一次是在与太阳相距很远的地方观察到的。在早期观察的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关于科霍塔克彗星的轨道——预言它将在未来被多次观察到，在日出之前在地球上可观察到，在日落之后也能观察到。这两个预言是建立在牛顿动力学基础上的。这些预言在肉眼所及的范围内是正确的。第二个预言是关于彗星的亮度问题。这个预言是建立在对彗星上的冰蒸发的猜测性蒸发率基础上的，冰的蒸发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彗星尾，它能耀眼地反射太阳光。这个预言令人烦恼，它是错误的。这颗彗星在亮度上远比不上金星，大多数肉眼观察者根本不可能看到它。但蒸发率具体地取决于彗星的化学和几何形状，而这一点至今我们还知道得太贫乏。在具有充分依据的科学论证和基于我们并不充分理解的物理学或化学上的论证，这两者之间的同样特征，在对《碰撞中的世界》进行任何分析中都必须牢记在心。建立在牛顿动力学或物理学守恒定律基础上的论证，必须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建立在例如行星表面性质基础上的论证，则必须给予相应较少的份量。我们将发现，维里科夫斯基的论证，在上述两种情形中，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但有一组困难远比其余的困难对其威胁更大。
问题一 由木星喷出金星
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始于这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从来为天文学家观察到，而且也与我们所知道的行星和彗星物理学的许多知识不相符，即，从木星喷出一个行星大小的星体，或许是木星与某个其他巨大的行星相碰造成的。维里科夫斯基预示，这样一种灾变增殖将是“《碰撞中的世界》一书续篇的主题”（第373页）。三十年过去了，这种描述的续篇并没有问世。从短周期彗星轨道的远日点（距太阳最远）对位于木星附近有一个统计趋势的事实出发，拉普拉斯和其他早期天文学家假设：木星是这些彗星的源泉。这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由于木星的扰乱而使长周期的彗星有可能转变为短周期弹道；这种观点早在一、二百年前就没有市场了。只有苏联天文学家V.S．维塞克斯瓦特斯基（Vsekhsviat-sky）似乎相信，木星的卫星因巨大的火山爆发而喷出彗星。
为了脱离木星，这颗彗星必须具有[1/2]mV2e的动能，这里m是彗星质量，Ve是脱离木星的速度，其值约为60公里／秒。不管喷射事件是火山喷发还是碰撞，反正这个动能的重要部份，至少10％变为加热彗星。被喷射的每单位质量的最小动能为1/2 V2e＝1.3×1013尔格/克，转化为热的量大于2.5×1012尔格／克。岩石的熔解潜热约4×109尔格/克。这些热是用来使热的固体岩石在其熔点附近转变为液态熔岩的。大约1011尔格／克必须被用来使低温下的岩石升温达到它们的熔解点。因此，从木星喷射一颗彗星或行星的任何事件，都将至少达到几千度的高温，而无论是组成的岩石、冰或有机化合物都已完全熔解。甚至可能全都化为自我吸引的小尘埃粒子和原子雨，这完全不是象对金星所描绘的那样美好。（顺便指出，这好象对维里科夫斯基关于金星表面有很高温度的论证有利，其实不然，下面我将指出，这不是他的论据）。
另一个问题是，在木星的距离上脱离太阳引力的速度约为20公里／秒。从木星喷出的机制当然无法了解这个速度。因此，如果彗星离开木星的速度小于约60公里／秒，那么，彗星将落回到木星；如果大于约［202＋602］1/2＝63公里／秒，那么，它将脱离太阳系。只有一个有限制的速度范围，因此，它不可能是与维里科夫斯基假设相一致的速度范围。
还有一个问题是，金星的质量非常之大——超过5×1027克，而在最初，即按照维里科夫斯基假说，在它紧挨太阳而过之前，则要比这个数字更大。推动金星到木星的脱离速度所需要的总动能容易计算出来，大约是1041克数量级，这个动能相当于太阳在一年内辐射到太空中的总能量，比迄今所观察到的最大太阳突然爆发的强度大一亿倍以上。无需任何别的证据或讨论，上述数字要求我们相信，喷射事件比太阳上发生的任何别的事件强度大得多，它要求有一个比木星具有大得多的能量星体才能经历这一事件。
造成更大星体的任何过程，都形成更小的星体。这种情况尤其在碰撞占古配的情况下是真实的，正如在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设中的情况一样。这里，粉碎物理学已为大家所熟知，而且最大粒子的十分之一的粒子其丰度应比最大粒子的丰度大一百或一千倍。事实上，维里科夫斯基已意识到在他的假设性的行星遭遇中有石头从天空掉下来，并想象金星和火星拖曳着一堆大鹅卵石；他说，金星拖曳的那堆大鹅卵石导致森那希里布军队的瓦解。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在只有数千年前有与行星质量的星体近碰撞，那么，在几百年前就应该受到具有月球质量的星体的多次冲击了；而这些星体的冲击能造成一英里深的坑或一英里宽的坑，这种情况每隔一周的星期二就发生一次。然而，事实上，不论在地球或月球上，并不存在与这些较小质量的星体发生频率碰撞的痕迹。象处在稳定状态的人口一样，正处在可能与月亮碰撞的轨道上运动的很少星体，在整个地质年代中恰好是适合稳定要求的，这就解释了观察到月球表面的深坑数。不存在具有穿越地球轨道的轨道的大量小星体，也是对维里科夫斯基基本论点的另一个重要的质疑。
问题二 在地球、金星和火星之间的重复碰撞
“一颗彗星袭击我们的行星这样的事情不是非常可能的，但这种想法也不是荒谬可笑的”（第40页）。这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是留下了计算概率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维里科夫斯基却没有这样做。
所幸的是，有关的物理学极其简单，甚至无需任何引力的考虑就能计算其大小的数量级。在高离心轨道上的星体，从木星附近运动到地球附近，正以这样的高速度运行，以致这些星体对一个星体的相互间引力比起它们与该星体的摩擦碰撞来，在决定弹道上其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所作的计算见附录一，这里我们看到，一颗具有在木星轨道附近远日点（距太阳的远点）和在木星轨道内近日点（距太阳的近点）的彗星，在它冲击地球以前，至少应该存在达三千万年。从附录1中我们还可看到，如果该星体是一个具有这些弹道，并且又是新近观察到的星体家族的成员，那么，没有发生过碰撞的时间已超过太阳系的年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