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与生同其自然；也许对一个婴儿来说，生与死是一般痛苦的。
弗朗西斯·培根 《论死亡》（1612）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的世界观》（1930）
威廉·沃尔科特（William Wolcott）死了并且升入天国。或者好象是这样。在他被坐轮推到手术台前，人们提醒他，这场外科手术会有一定的危险。手术是成功的，但麻醉恰恰使他的心脏受到损害而引起纤维性颤动，他终于死了。对他来说，他多少还留下了他的躯体，躺在坚硬而不忍目睹的台面上，让人俯视，枯萎可悲的躯体上只覆盖一床被单。他并不那么悲哀，在最后的时刻似乎从一个新的高度上关心他的躯体，并继续地升天的旅程。而他的周围已被陌生而永恒的黑暗所笼罩，他认识到，万物现在都逐渐变得光明起来——你可以说，情况正在好转。接着他被来自遥远的光流所照亮。他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王国，而且他成了那个王国的国王，他能辨出轮廓，看到从他身后射来眩目的光亮，他正在毫不费力变成一位伟大的神一般的人物。沃尔科特努力辨认着他自己的脸……。
随后他苏醒过来了。在医院的手术室内，用纤维性颤动机催动他，终于在最后可能的时刻使他复活了。实际上，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按照某些人关于死亡的定义，他确实死了。真的，沃尔科特已经死了，他在死后被赋予了生命的微光并得到犹太-基督教神学的确认。
医生和其他人提供大量证据表明，类似沃尔科特的经历，世界各地都有。这些临床死亡或接近死亡，不仅西方传统宗教的信徒，而且印度教和佛教信徒以及怀疑论者，都经历过主显节（耶稣显灵之日——译者）。很有可能的是，我们关于天国的许多因袭观念，就是从这样一些接近死亡的经历中推出来的，这些关于天国的因袭观念必定与千年期有规则地联系着。没有比返回的旅游者所带来的新闻更有趣或更有希望的了，他报告说，死后有一次旅行和生命，有一个上帝在等待我们，并且还说，我们应该在临死时感到愉快和振奋，敬爱而又视死如归。
就我所知，这些经历也许正好是他们觉得好象是那么回事，而且是对从过去几个世纪的科学那里采纳的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虔诚信念的维护。就个人而言，如果死后真的还有生命，我当然也会感到高兴——尤其是，如果能容许我继续学习有关这个世界和其他东西，如果能给我机会去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我是一位科学家，所以，我还思考其它可能有的解释。所有时代的人，文化和终世学癖性，怎么会有同样的接近死亡的经历呢？
我们知道，类似的经历可以用产生幻觉的药剂进行诱发①，通过交叉培育而形成确定的规律性。体外感受可以用溶解的麻醉剂，例如，用克他命（Ketamine，2－（氧一氯苯）－2－［甲胺基〕环已酮）进行诱发。飞起来的幻觉通过阿托平和其他碱性颠茄制剂就能诱发，这些幻觉药分子可以从例如，曼陀罗花或大麻烟草中得到，它们被欧洲的巫婆和北美治病者（“郎中”）经常用来在宗教的麻痹中，感受到升腾和愉快的飞翔。MDA（2，4－甲二氧基苯异丙胺）有助于诱导年岁的倒退，使人产生变得年青甚至回到幼年时期的感觉，而幼年时期的情况自己原以为完全忘掉了。DMT（N－N－二甲基色胺）能使人产生视物显小病和视物显大病，即对世界的感觉分别地收缩或膨胀——有几分象爱丽丝的巧遇，她在小房子里顺从地读“吃我”或“喝我”的教育。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能使人产生一种与宇宙合一的感觉，就象印度教信仰中婆罗门教徒与梵天同一一样。
那么，当印度教的神秘感受事先灌输给我们时，是否只需要200微克的LSD就能真的形成幻觉感呢？如果濒死危险或接近死亡，在克他命药物作用消除而从这种感受中复原的人总作出关于天国和上帝的相同说明，那么，在我们大脑的神经组织中硬灌输西方宗教以及东西宗教，就必定有这样一种感觉吗？
很难理解进化为什么应该选择有易于接受这些感受的大脑，因为谁都似乎不会因神秘的热诚而要求去死或不希望复生。这些可诱发药物的感受以及接近死亡而复生，难道仅仅是由于大脑在进化过程中造成的某种神经连接的缺陷，而偶然致生改变对世界的知觉吗？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是极端非似真的（implausible），或许只是一位愚蠢的理性主义者试图回避与神秘主义者严肃论战吧。
按照我的理解，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每个人都无例外地共同具有象那些起死回生的旅游者那样的感受：飞腾的感觉；从黑暗中突然出现光明；至少有时会觉得自己朦胧地成了一个英雄人物，沐浴在阑珊的灯火下。只有一种与这种描述相一致的共同感受：那就是诞生。
有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的医生。在有些发音中，他的第一和最后的名字叫赖姆（rhyme）。他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二十多岁，在心理疗法中使用了LSD和别的治疗精神病药物。他的工作长期领先于美国的药物研究。他的研究开始于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而在近几年还在继续研究，跟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研究方向略有不同。格罗夫在治疗精神病药物对病人的效果方面，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具有长期的科学经验。②他强调，鉴于LSD能被用来娱乐和美的享受，所以，这种药物能有其他的和更重要的效用，效用之一便是能正确回忆起胎儿（Perinatal）的感受。perinatal一词是用来说明“出生前后”而新创造的字，旨在用于不只是生下后那一个时刻，还包括出生之前的那一时刻。（它正好与“perithnatic”，接近死亡一词同构）。他报告了大量的病人在经过了适当的训练之后，实际上不仅是回忆深藏着的感受而是重新感受很久以前的事情，并思考我们从服儿（Perinatal）时期以来，那些所难以驾驭的不完全的记忆。事实上，这是一种共有的LSD的感受，决不只限于格罗夫的病人。
格罗夫把胎儿时期分为四个阶段，这是他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揭示出来的。第一阶段是，婴儿在子宫内天赋的自足、无忧无虑，处于小小的、黑暗而又温暖的宇宙之中心。这个宇宙是一个在羊膜液囊内的宇宙。在子宫内，胎儿似乎感受着某些东西，非常接近于弗洛伊德描述为宗教情感来源的大海似的狂喜。当然，胎儿恰好在出生前活动，它可能与刚出生后一样活泼，甚至更活泼一些。我们似乎不大可能偶然而不完全地记得这个伊甸园，那正是一个黄金岁月，那时每种需要，包括食物、氧气、取暖和废物处理，在他感知以前就得到了满足，这种需要是由设计得极好的生命支持系统自动提供的；而在以后朦胧地回忆的年岁里，就把这一过程描绘成“是与宇宙混为一体的”。
第二阶段，子宫开始收缩。用来固定羊膜液囊，作为稳定的子宫环境基础的子宫壁变得不固定了。胎儿极度地受压缩。宇宙似乎震动了，一个良好的世界忽然转变成了一间宇宙刑讯室。收缩也许最后间歇数小时。随着时间的继续，收缩变得更剧烈了。要停止收缩是不可能的。胎儿不能有别的，而只能是这样的命运，一个他的宇宙以他为转移的无罪人，似乎经受了无穷的痛苦。这种严酷的经历谁都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看到胎儿头颅的损伤，这在他出生以后依然还很明显。当我能够理解到最终地冲刷掉这种痛苦痕迹的一种强烈动机时，可否强制地重新形成一层新的外表呢？格罗夫问道，这种朦胧而被抑制的经历，难道不会激起类似偏执狂那样的狂想，并解释我们人类那种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偶然偏爱，解释攻击者和受害者的一致性，解释对世界的毁灭竟视同儿戏那样津津有味，这意味着世界可能明天变成不可预言和不可靠的可怕吗？格罗夫发现第二阶段的回忆与潮汐波和地震有关联，表明子宫外泄与物理世界的相似性。
第三阶段，是出生过程的末了，这时孩子的头已透出子宫颈，即使双眼还紧闭着，他也许已感受到了“隧道”一端的光亮，也感觉到子宫世界的灿烂光辉了。一个生活在全然黑暗中的人见到了光亮，这种感受必定是深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难以忘怀的。一当新生儿的眼睛有了低的朦胧的辨识力，就有了某个神明般的人物，被一圈光环围绕着他——就中有助产士或产科大夫或他的父亲。一阵剧烈的疼痛结束时，婴孩就从子宫宇宙中飞出来了，并向着光明和诸神升腾。
第四阶段，是刚出生不久，其时胎儿窒息已经消散，孩子被裹在毛毯里、或裹在襁褓中，逗笑和给他喂奶。如果回忆是正确的话，对于一个根本没有别的经验的婴儿来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与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的对比，必定是非常深刻和显著的；第三阶段的重要性，作为痛苦和至少是第一阶段娇嫩的假宇宙的统一之间的过渡，对孩子以后的世界观必定有着强烈的影响。
当然，在格罗夫的说明和我对它的发挥中，还为怀疑论留有余地。许多问题尚待回答。分娩前用剖腹产术出生的孩子，是否永远不能回忆那使人极度痛苦的第二阶段呢？反之，用激素垂体后叶催产素③诱发而“有选择的分娩”中，经受特别剧烈的子宫收缩之后出生的孩于，是否更有可能具有第二阶段的心理负担呢？如果给产妇用一种很强的镇静剂，那么，成熟后的孩子会回忆从第一阶段直接到第四阶段这一非常不同的过渡吗？在他出生之后的经历中，从来没有报告过光辉灿烂的主显节吗？未满月的婴儿能分辨诞生时刻的形象或他们仅仅只有对光亮与黑暗的感觉吗？在近死的经验中，描绘出一种模糊的没有确定形状的高大的神，是否就是一个不完全满月的形象的完善回忆呢？格罗夫所选择的病人是否是从范围最广泛的人中选出来的呢，还是他的那些说明只局限于没有代表性的小范围的一群人呢？
许多人会反对上述思想，这也容易理解，阻力或许类似于某种沙文主义，我们可以从吃肉习惯的证明中觉察到这种沙文主义：大螯虾没有中枢神经系统；鲜活蹦跳的大虾，当把它们放进煮沸的水中去时，它们也并不在意。是啊，或许就是这样。可是，吃大虾的人却在这种关于疼痛的神经生理学假设中得到了享受的乐趣。同样，我怀疑大多数成年人在相信婴儿们具有极有限的知觉和记忆能力中，并没有既得利益，在相信不存在出生经历可能有深刻的，尤其是深刻的反面影响方面有任何既得利益。
如果格罗夫所说的这一切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得问一问，为什么这些回忆是可能的；如果出生前经受了这么巨大的不幸，又为什么进化不选择反面的心理结果呢？有一些事情是新生儿必须做的。他们必须好好地吃奶；否则他们就活不下去。总的说来，他们必须逗人喜爱，因为至少在人一生的前期，婴儿需要得到某种方式以更好的照顾。但新生的婴儿必须看作是他们环境的形象么？他们必须记得生前所经历的恐怖么？在何种意义上，他们的幸存具有价值？回答可能是赞成者多于反对者——或许失去了我们所完全适应的宇宙激励我们强有力地去改变世界并改善人类的环境。倘若人类没有遭遇到出生的恐怖，那么人类那种奋发努力，探索精神，或许就不复存在了。
我被下面一点所强烈地吸引住了——这一点在我的《伊甸园的飞龙》一书中强调过——这就是，孩子出生的痛苦在他们的母亲那里尤其明显，因为最后几百万年中，脑近来有了极大的发育。看起来，我们的智能简直就是我们那种不幸的来源；但它也同时暗含着，我们的不幸乃是我们这个物种之所以有力量的源泉。
这些思想可能为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找到了一点解释。多数西方宗教求死后长生；东方宗教求死和复生的持续轮回中解脱苦难。但二者都祈望上苍或悟道，乃是一种向个人和宇宙统一的质朴真诚的复归，是向胎儿的第一阶段回复。生便是死——孩子离别了羊膜内的世界。但那些相信再生的信徒们却主张，死便是生——这个生前的记忆能通过生后的经验激发出来的命题，被认为是对生的一种回忆。（“棺材里有一种微弱的敲击声。我们把它打开，原来阿布达耳［Abdul］却并没有死。他自己从长期的病魔中挣脱出来，病魔曾用魔力摄住了他，于是他讲了一个又一次诞生的奇妙故事”。）
西方热衷于惩罚和赎罪，不就是使胎儿的第二阶段具有意义的二种针对性的努力吗？为某事——不论怎么不合理的罪，例如原罪——而受惩罚，不是比莫须有而受惩罚更好吗？第三阶段看起来非常象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共同经历，它没有嵌入我们最早的记忆，并且在这些宗教主显节作为近死经历而偶然得到挽回。试图用这些术语理解其他令人疑惑的宗教动机，是很能吸引人的。在子宫内，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在第二阶段内，胎儿获得了在尔后的生活被叫作邪恶的、也许非常有意义的经验——接着就离开了子宫。这便迷人地接近于吃善与恶的智慧果，随后被从伊甸园中“驱逐了出来”④。在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在梵谛冈教皇小礼拜堂天花板上的著名油画中，上帝的手指不就是助产士的手指么？为什么洗礼，特别是全身浸入的洗礼，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再生呢？圣水是否是羊膜内液体的一种隐喻呢？洗礼和“再生”的整个概念不就经历了出生和神秘的宗教情感之间联系的明显公认吗？
我们要是研究一下地球上数千种宗教，我们就会对它们是那样的五花八门而留有深刻印象。它们中至少有一些似乎肤浅得令人惊异。在教义的细节上，相互一致的地方是罕见的。但是，许多伟人和善良人会说，在明显的歧异背后是基本的和重要的统一；在教义的愚蠢低下是基本和实质性的真理。在对待信仰原则方面，有着两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一方面，有许多信仰者，他们往往轻信和字面上接受一种被承认的宗教，即便这种宗教有着内在的不一致或者与我们确切知道的关于外在世界或人类自身的知识有巨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苛刻的怀疑论者，他们发现全部宗教是一种思想贫乏得毫无意义的大杂烩。有些人自以为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们甚至抵制考虑记录宗教经验神学大全。这些神秘的见识必定是有所指的。但所指的是什么？人类总的说是理智的和富有创造性，能良好地解决问题的。倘若宗教全是无稽之谈，那又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人相信宗教呢？
当然，官僚政治的宗教，在全部人类历史上，都与世俗的权力结成联盟，并且经常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灌输信念的利益服务。在印度，当婆罗门希望保持不与奴隶接触时，他们就提供神的证明。白种人使用同样为自己服务的论证，这些白种人把他们自己描写成基督教徒，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支持对美国南部黑人的奴役。古代希伯来人，在他们有时光顾无辜的人民时肆意杀戮和劫掠，但却援引上帝的御旨和怂恿。中世纪教会赋予那些人死后以光辉灿烂生命的希望，从而鞭策他们满足于低微而穷途潦倒的地位。这些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实际上包括了全世界的宗教。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寡头政治可以赞成宗教，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宗教为压迫辩护——例如柏拉图是一位焚书的热诚倡导者，在他的《共和国》中就为压迫作辩护。但是，为什么受压迫与这些神权政治说教如此急切地并肩而行呢？
宗教思想的普遍接受，在我看来，可能只是因为在它们中间有某种与我们自己的知识共鸣的东西——某种深刻而令人沉思的东西；每个人都把某种东西看作我们人类的中心。按我看。这共同的线索是出生。宗教基本上是神秘的，神是不可思议的，诉诸的教义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我认为，迟钝的知觉和含糊的预见是能为新生儿所能想象的最好东西。我想，宗教经验的神秘核心，既不在字面上真、也不在邪恶上有意地错。当它力图与我们最早和最深刻的生活经验保持接触时，我们宁可说它是一种勇敢精神。宗教教义基本上是鱼龙混杂的，因为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对出生事件有着陈述一致说明所必需的回忆和复述的技巧。所有成功的宗教，其核心似乎都陈述不清，或许甚至只是对生前感受的无意识共鸣而已。也许当世俗的影响减除时，情况将是：最成功的宗教便是那些行使这种共鸣最好的宗教。
对宗教信仰作理性主义说明的企图，一直受到有力的抵制。伏尔泰（Voltaire）曾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将不得不发明他，并咒骂那些否定上帝的论调。弗洛伊德指出，上帝这位仁慈的家长，部分地只是当我们是孩子时，我们那些有着父亲感觉的成年人的表情达意罢了；他把他论宗教的书叫《幻觉的未来》。他没有遭到如我们对这些观点所想象的那么多的蔑视，但或许只是因为他引进了象婴儿性感这样一些令人反感的概念而使他的名誉大受损害。
为什么在宗教中合理的论述和推理论证，竟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呢？我想，这部分地由于虽然我们生前的共同感受是真实的，但难以准确地回忆它。不过，我以为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对死的恐惧。人类和我们的直接祖先以及旁系亲族，例如，安尼德塔人，都可能是在这个行星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不可避免的末日的第一批有机体。我们会死，我们惧怕死。这种惧怕是世界性的，也是超文化的。它可能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那些希望晚死或不死的人，能够改善世界，化险为夷，使后来的孩子们过好日子，创造出为孩子们永志不忘的伟大工作。那些提出宗教是合理的和怀疑论论述的人，被认为是向对人类恐惧死亡依然还有广泛解决余地的观点的挑战，他们假设人的肉体死了以后尚有灵魂活着⑤。由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强烈希望不死，迫使我们对那些提示出死便是末日的人很不合意；对那些认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和灵魂都不会活着的人不满。但灵魂假设和上帝假设是可区分的；事实上，有一些人类文化，其中无需别种文化而能找到一种文化。总之，我们并不能因为拒绝考虑使我们害怕的种种思想而推进人类的理想。
那些怀疑上帝假设和灵魂假设的人们，决不都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中有的确信上帝不存在，有的则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反对上帝的存在。因为可以把时间、地点和终极因都归结为上帝，所以，我们更有必要知道大量关于宇宙的知识，而不必我们在现在就确信没有这样的上帝存在。上帝确实存在和上帝确实不存在，在我看来，都是信仰的极端，这个问题如此充满怀疑和不确定而漏洞百出，以致事实上很少有人相信了。有一系列中间主张看来是可接受的，并且考虑到巨大的情感能量被赋予这个课题，一种探索的、有胆识的和开放的精神似乎成为用以缩小我们关于上帝存在这个共同无知的范围的基本工具。
当我作关于边缘科学或伪科学或民间科学的讲演（沿着本书从第五章到第八章的线索）时，我有时间，类似的批评是否不应适用于宗教教义呢？当然我的回答是应该适用的。宗教自由，是美国赖以创立的基石之一，对于自由探究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免除对宗教本身进行批评或再行解释。“问题”（question）和“探索”（quest）这两个词是同源词。只有通过探究，我们才能发现真理。我并不坚持认为，宗教和生前经验之间的这些联系是正确的或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有许多至少内含在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和精神病学的心理分析学派，尤其是奥托·兰克（Otto Rank）、桑多儿·费伦克兹（Sandor Ferenczi）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WJ思想中。但他们的考虑是有价值的。
当然，关于宗教的起源还有更多的思想，比这里简单的提示要求富得多。我并不认为，神学全然是生理学。但是，如果我们出生前胎儿的经验不以最深刻的方式影响我们对生和死、性欲和童年的态度，影响我们对目的和伦理、因果性和上帝的态度，却以为我们真的能够记得我们出生前胎儿的经验，这将是令人惊讶的。
再说宇宙论。天文学家们研究宇宙的本质、起源和命运，作了详尽的观测，用不同的方程和张量积分来描述宇宙，从X射线到无线电波中考察宇宙，计算星系，确定它们的运动和距离——而当做这一切时，从下面三种不同观点中作出一种选择：稳恒态宇宙学，这是极乐的和宁静的；振荡宇宙，其中宇宙膨胀和收缩，这是痛苦和永恒的；以及大爆炸膨胀宇宙，其中宇宙是在猛烈的事件中被创造的，弥漫着辐射（“没有光存在”），接着长成和冷却、逐渐演化并变得沉寂，这在前一章我们谈到了。但这三种宇宙学分别类似于格罗夫的人出生前后第一、二和三加第四阶段的经验，其精确性既棘手又令人困惑。
对现代天文学家来说，要取笑其他文化的宇宙学是极容易的，例如多冈人关于宇宙是从宇宙蛋中孵出来的这种思想（第六章）很觉可笑。但是按照刚才提到的思想，我主张对待民间宇宙学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他们的人类中心说比起我们的看法来恰好有一点比较容易辨认。令人困惑的巴比伦人和圣经中提及太空上下都是水（托马斯·阿奎那由于痛感它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相调和而作了斗争），是否就纯粹是羊膜的隐喻？我们是否可以构思一门不是把我们自己个人的起源译成某种数学密码的宇宙学呢？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允许有一个宇宙膨胀的解。但爱因斯坦却令人不解地忽略了这个解，而选择一个绝对静态的、不演变的宇宙。探究这种疏漏是否具有生前胎儿的来源而不是数学的来源，是否做得够了呢？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有一种勉强接受大爆炸宇宙学的论证，按照大爆炸宇宙学、宇宙永远膨胀下去，而因袭的西方神学家们多少表示欢迎，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这种几乎确定地基于心理学癖性的争论，是否可用格罗夫的术语得到理解呢？
我不知道个人出生前后的经历与特定的宇宙学模型之间的类比有怎样的一致性。我想，希望稳恒态假说的发明者们都是剖腹产诞生的，这也太过分了。但是，这种类似性却是很多的，而且精神病学与宇宙学之间的可能联系似乎非常真实。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每种可能模式对应于人类出生前后的经历，这能是真实的吗？我们是这样一些受限制的生物，以致我们不能构思出一种与出生前后阶段的一个根本不同的宇宙学⑥，这种说法对吗？我们了解宇宙的能力是否被无望地囿于诞生与婴儿期的经历中了呢？我们是否被注定要用佯装理解宇宙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起源吗？或者是否有可能突然出现一种观察证据，逐渐迫使我们协调并理解这个浩瀚而令人敬畏的宇宙，而我们正是在这个宇宙中漂浮着，迷惑地和勇敢地探索着。
世界上的宗教通常把地球描述为是我们的母亲，而天空描述为是我们的父亲。这是古希腊神话中优拉纳斯神（天王）和大地女神的真谛。在土著美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中，事实上地球上大部分人中都是这样看待的。然而，出生前经验的症结所在，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确实是先生下来，然后再由我们自己步入世界。虽则这种离开是痛苦的，但这种离开却是人种延续所必不可少的。是否是由于这一事实，才迫使我们（至少我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神秘地要求太空飞行呢？这是不是离开我们的大地母亲，生育我们的世界，到星际中去寻找我们的出路呢？这正好是《2001：太空奥德赛》这部电影终剧时形象化的隐喻。康斯坦丁·齐奥尔柯夫斯基是一位俄国教师，几乎完全是靠自学成才，他正好处在世纪之交，在火箭推进和空间飞行的发展上他曾系统地阐述过许多理论步骤。齐奥尔柯夫斯基写道：“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并不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我相信，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开辟出一条走向星星的途径——除非荒谬地屈从于某些愚蠢行为和童稚之见，而使我们自己先遭毁灭。在太空深处的其他地方，看来极有可能我们会迟早发现其他的智能生物。其中有的不会比我们先进；有些，可能是多数，会比我们更先进。我不知道，所有遥远空间的生命都是诞生时蒙受痛苦的生物？比我们更先进的生命定会有能力大大超越我们的理解。在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是神仙般的。也还有大量未成熟的人种需要成长。或许那些遥远年代的我们的子孙们，将回头来看我们，回顾我们所经历的漫长而曲折的旅程。追溯人种从地球这颗遥远行星上所获得朦胧记忆的起源，并以透彻、明智和爱慕的心情回忆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历史，回溯我们的科学和宗教的传奇。
①想知道幻觉剂分子以极大丰度存在于各种植物中是很有意义的。幻觉剂对植物并没有直接提供好处。大麻类植物不可能从四氢化大麻素的添加剂里大量得到。但人们种植大麻，是因为大麻烟能使人引起幻觉的性质被认为具行极高价值。有证据表明，在有些文化中，幻觉剂植物是唯一被培养的植物。很可能在这种研究植物与人类关系的植物学中，植物与人类的象征性关系得到了发展。偶然提供有希望做成幻觉剂的这些植物放优先得到种植。这种人为的选择在相对短期内(比方说，几万年吧)对后来的进化，产生极其强烈的影响，这可以通过比较许多驯养动物与它们的野生祖先看出来。近来的工作还可能使幻觉剂物质更起作用，因为这些幻觉剂物质与大脑产生的自然物质在化学性质上极为相同，这些物质可以抑制或增进神经传导，并且可能在它们的生理功能方面且有诱发知觉或情绪的内源变化的作用。——作者注
②对格罗夫的工作和幻觉剂的整个有效范围的一个迷人描述，可以在莱斯特·格林斯普恩(Lester Grinspoon)和詹姆斯·巴卡勒(James Bakalar)的《幻觉剂药物的重新考虑》(即将发表，纽约，基础丛书，1979)书中找到。格罗夫对他发现的自述，可在他的《人类无意识王国》(S．格罗夫，纽约，E．P．达顿，1976)以及S．格罗夫和哈利发克斯(J．Halifax)的《人类与死亡的遭遇战》(纽约，E．P．达顿，1977)两书中找到。——作者注
③令人惊奇的是，催产素原来却是一种麦角菌衍生物，在化学性质上与LSD这种幻觉剂有关。由于它诱发分娩，所以，使用某种类似的自然物质天生地诱发子宫收缩这种假设，至少是似真的。但这可能暗合着对母亲(或许也对孩子)在诞生与幻觉药物之间具有某种基本的关联。因此，在幻觉药物影响下生命的晚年，我们回忆诞生的经历——我们第一次经历幻觉药物期间的事件，或许不是如此地不似真的。——作者注
④这是在种系发育而不是个体发育方面关于伊甸国隐喻的一种不同但决非矛盾的假说，请见《伊甸园的飞龙》一书中的描述。——作者注
⑤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飞进黑暗中》一书中给出了另一种古怪的不同形式。其中说，“……任何东西死亡的整个时刻，每个人都要以对别人来说不可思议的迅速程度再次重过他过去的生活。这种有记忆的生命也必定有一个最后时刻，而这个最后的时刻就是他自己最后的时刻，等等，因此，死亡便是他自己的来世，按照极限论，每个人都要接近死亡，但决不会到达死亡。”事实上，这类无限系列的总和便是有限的，而数学的和其他的理由都不足以作为论据。但是，有一点渲得提醒，我们往往情愿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以避免严重面临的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作者注
⑥啮齿动物诞生时，它们不过是胚胎，然后必须完全独立地作稳定而快速地长途旅行， 使胚胎从诞生管落到肚袋内。有许多经不起这种要求的考验。而成功地生下的那些则发现它们自己又一次进入到温暖、 黑暗而又有保护的环境中了， 这个环境里有许多奶头可供吸吮。这种有智力的有袋动物物种的宗教会乞求于严厉而残忍的神， 由这个神再来苛刻地考验它们吗？有袋动物的宇宙论会推知一种由“第二次黑暗”而起的太早的大爆炸中辐射的简短的时间间隔，然后平静地实现到我们所知的宇宙中来吗?——作者注
附录
附录1 关于太阳系较大质量的成员与地球最近一次碰撞之可能性的简单碰撞物理学讨论
我们这里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维里科夫斯基所设想的大量质星体，从木星中抛出来冲击地球。维里科夫斯基假定，该彗星与地球之间发生了摩擦碰撞或近碰撞。我们将把这一思想包含在“碰撞”的名称之下。试考虑一球形星体，其半径为R，在与它大小相似的其他星体间运动。当诸星体的中心相距2R时，碰撞就会发生。这时，我们可以说有个有效的碰撞截面为σ＝π（2R）2＝4πR2，这便是为了使碰撞发生而运动星体的中心所必须碰击的靶面积。让我们假定，仅有一个这样的星体（维里科夫斯基的慧星）正在运动，而其他星体（即内太阳系的诸行星）是静止的。内太阳系诸行星运动的这种忽略可以表明所造成的误差小于2的因子，令彗星以速度V运动并令潜在靶（内太阳系的诸行星）的空间密度为n。我们将使用的单位中，R是厘米（cm），σ是（厘米）2，v是厘米/秒，而n是每立方厘米内的行星，n显然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当彗星与椭圆平面成一系列轨道交角时，如果我们假定这个交角有最小似真值，那么，我们将正好作出了最有利于维里科夫斯基假说的假定。如果彗星的轨道交角不存在任何限制的话，那么，轨道交角就会有集中在太阳的一个体积中任何地处运动的相等可能性，而且具有半径r＝5天文单位（1天文单位＝1．5×1013厘米），即木星轨道的半主轴。彗星能在其中运动的体积越大，则这个彗星与另一个星体以任何形式相碰的可能就越小。因为木星的快速旋转，从它内部飞出的任何星体都将有在行星赤道平面中运动的趋向，这个赤道平面与地球绕太阳转动平面倾斜1．2度。然而，因为彗星完全进入太阳系内部，所以，喷射事件必须充分有力，以致最终它的轨道交角的任何值i都是似真的。此时一个最可能给出的较低值i＝1．2度。因此，我们考虑彗星在包含楔形体积某处的轨道中运动（见图示），楔形的中心点是太阳（彗星轨道在一个焦点上必定有太阳）并具有角i的一半。这时它的体积为（4／3 ）πr3sini＝4×1040（厘米）3，仅是以r为半径的球的整个体积的百分之二。由于在这个体积中有三个或四个行星（不考虑小行星），所以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靶的空间密度大约是每立方厘米10－40行星（10－40行星／（厘米）3）。在内太阳系偏心轨道上运动的一彗星或其他星体的典型相对速度，可能是每秒20公里。地球半径R＝6．3×108厘米，这个数字几乎恰好也是金星这颗行星的半径。
现在让我们作这样的想象：彗星的椭圆径迹，在我们看来，仍然是笔直的，它行进了某个时间T，直到碰上一行星才停下来。在这段时间内，它将在具有体积avT立方厘米背后开辟一条想象隧道，而在这个体积内，必定刚好有一颗行星存在。但1／n也是包含一个行星的体积。所以，两个量值相等且有
T＝（nσv）－1；
此处T称为平均自由时间。
当然，实际上，彗星会在椭圆轨道上行进，而且碰撞发生的时间将受到引力的某种程度的影响。然而，容易指明（参见例如尤里，1951年），对于V的典型值和如维里科夫斯基所设想的太阳系历史的相对短暂的运行来说，万有引力效应会使有效碰撞截面a有少量增加，而用上述方程作粗略计算，必定能给出近似正确的结果。
自太阳系有了最早历史起，造成月亮、地球和内行星上冲击陷坑的星体，是那些高偏心轨道的星体：彗星和特别是阿波罗星体——它们要末是“死”彗星，要末是小行星。利用平均自由时间的简单方程，天文学家们就能很准备地说明，比方说，月球、水星或火星，自它们形成以来在其上所产生的陷坑数：这些陷坑是阿波罗星体偶然碰撞的结果，或更罕有的是彗星与月亮表面或行星表面偶然碰撞的结果。同样，方程还正确地预言了地球上最近形成冲击坑，诸如亚利桑那的陨石坑的年代。在观察和简单的碰撞物理学之间的这些定量的一致性，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理由使我们确信；同样的考虑完全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就维里科夫斯基的基本假说作些计算了。目前并不存在直径大于几十公里的阿波罗星体。小行星带内的星体大小，事实上在碰撞确定大小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可通过粉碎物理学（Comminution Physics）得到理解。已知大小范围内的星体数，与具有某种负功率（通常在2至4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星体半径成正比。因此，如果维里科夫斯基的原始金星彗星是象阿波罗星体或彗星那样一些星体的某家族的一员，那么要找到一颗半径是6，000公里的维里科夫斯基彗星的机遇，将大大低于要找到某一颗半径为10公里彗星机遇的百万分之一。更可能这个数低于十亿倍，不过，让我们在未经证实之前为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说留下一点余地吧。
由于半径大于10公里的阿波罗星体大约有十个之多，所以，存在一颗维里科夫斯基彗星的机遇，这时大大小于十万分之一，从而表明维里科夫斯基的主张难以成立。这样一个星体要以稳定状态存在的丰度（若设r＝4天文单位，而i＝1．2度），将是n＝（10×10－5）／4×1040＝2．5×10－45维里科夫斯基彗星／厘米3。与地球相碰的平均自由时间，这时便是：
T＝1／（nσv）＝1／[（2．5×10－45cm－3）×（5×1018cm2）×（2×106cm／秒）]＝4×1021秒≈1014年这个时间比太阳系的年龄（5×109年）还要大得多。这就是说，如果维里科夫斯基彗星是内太阳系中其他碰撞所造成的诸多残骸之一的话，那么，它会是一颗非常罕有的星体，它实际上从来没有与地球发生过碰撞。
再反过来考虑一下。让我们同意维里科夫斯基假说，以便论证和弄清他的彗星在被木星抛出之后将需要多长时间才与内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相碰。这时，n适用于行星靶的丰度而不适用于维里科夫斯基彗星的丰度，而T＝1／［（10－40cm－3）×（5×1018cm2）×（2×106cm／秒）］＝1015秒≈3×107年。因此，维里科夫斯基彗星，在过去几千年内与地球发生单一的全碰撞或磨擦碰撞的机遇是（3×104）／（3×107）＝10－3，或者说机遇为一千分之———假定它与其他诸多残骸无关的话。如果它是这些残骸中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可能性上升到（3×104）／1014]＝3×10－10，或者说机遇是三十亿分之一。
关于轨道碰撞理论的一种更精确的表述，可以在厄恩斯特·奥皮克（Ernst ?pik）的经典论文（1951年）中找到。他考虑了一个围绕质量为M的中心体轨道中具有轨道要素ao、eo＝io＝0的质量为mo的靶体。于是，一个具有轨道要素a、e、i和周期P，质量为m的试验体在接近距离为R的靶体之间有特征时间T，这就得出
T/P≈［xsin i[Ux/U]］/｛Q2［1＋2（mo＋m）/MQU］｝
A＝a／ao，Q＝R／ao
[Ux]＝〔2－1／A－A（1－e2）〕1/2
U＝｛3－1／A－2［A（1－e2）］1/2cosi｝1/2；
这里U是“在无限”时的相对速度，Ux是沿着交点线上的分量值。
如果取R为行星的物理半径，则：
为了把奥皮克的结果应用到我们讨论的问题，方程可简化为近似式：
T/p≈（xsin i）/Q2
用P≈5年（a≈3天文单位），我们就得到
T≈9×109sin i年，
或从上述较简单的论证得出大约1／3个平均自由路径的寿命。
请注意，在两种计算中，一种是在地球半径N之内，有物理碰撞可能性的N2倍。因此，当N＝10时，略去63，000公里，上述T值必须减少二个数量级。这大约是地球与月球之间距离的六分之一。
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工作来说，必须使用一种较严密的方法；毕竟他的书就叫《碰撞中的世界》。此外，书中宣称（第72页），由于地球经过金星的结果，海浪将涌起到1600公里的高度。从这点出发，很容易从简单的潮汐理论（潮高与M/r3成正比，这里的M是金星质量，r为相遇时行星间的距离）中倒推计算出维里科夫斯基所谈的摩擦碰撞，即地球和金星表面摩擦。但也请注意，即使忽略63，000公里，碰撞物理学也救不了维里科夫斯基假说的命，这个附录中勾划出这些问题的梗概。
最后，我们看到，木星的轨道和地球的轨道相交的那条轨道，意味着与木星再次密切接近，使之在与地球近遭遇时从太阳系中抛出星体的高几率——先锋10号宇宙飞船的弹道就是一个自然的范例。因此，金星这颗行星的现实存在必定暗含着，维里科夫斯基的彗星很少造成后来到达木星的途径，所以，这颗彗星的轨道迅速成了圆形轨道了。（似乎无法实现这种迅速圆形化的问题，在正文中已作了讨论）。于是，维里科夫斯基必须假定，彗星与地球的紧密相遇，在它从木星抛出之后就立即发生了——这与上面的计算相一致。
彗星从木星中抛出后只在几十年内就会冲击地球的几率在百万分之一的机遇和兆分之三的机遇之间，那是建立在存在诸多残骸成员的两个假定基础上的。即使我们假设：如维里科夫斯基所说，彗星是从木星中抛出的，并作出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假定，即；它与我们今日在太阳系中所见到的任何别的星体无关——就是说，较小星体从没有从木星中抛出来过——那么，它冲击地球的平均时间将约为三千万年，与他的假说约一百万的因子是不一致的。即使我们让他的彗星在接近地球之前漫游内太阳系几个世纪，但统计学依然会有力地反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假说。当我们断定维里科夫斯基相信在几百年内从统计上有若干独立的碰撞（见正文）时，他的假说是真的纯可能性慢慢地消失了。他的行星反复遭遇战，将需要可能被叫做《碰撞中的世界》的那种东西。
附录2 关于地球自转突然减缓的结果
问：那末，布赖恩（Bryan）先生，你一直在思考地球如果依然在那里，它会碰巧发生什么的问题？
答：没。我相信上帝会负责安排这件事的。达罗（Darrow）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