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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是我们的恩人》 作者：汪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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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涛：苦难是一所学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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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又是一个夏日丰收的季节。武汉有线电视台记者通知我，他们要拍一个关于我的专题片。当“标致”采访小车缓缓进入村里时，乡亲们竟放下手中的活，扶老携幼地迎了上来，随着欢快的鞭炮声，我的思潮翻滚，眼泪又一次流下来……
当爱心失色时，星星将我照亮
24年前，天地间走来小小的我，天真活泼。谁知，好景不长。“文革”中由于不堪“革命小将”们没完没了的批斗，好胜心强的母亲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悲惨地饮恨身亡。是年，我才3岁。从此失去了母爱，童年少有阳光，笑几回、哭几回，梦里醒来，失望几回。
父亲显然受不了丧偶的沉重打击，仿佛一夜之间，显得沧桑千年。从此，他要挑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一个年届7旬的老奶奶，还有6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于是，父亲决定放鸭子，当哥哥姐姐们蹒跚着去挣工分度日时，我则边读小学边帮着父亲放鸭子。我常常早出晚归，无论是三伏炎夏、三九严冬，无论刮风下雨，我总是一个人呆在空旷的田野里，与孤独做伴。为了打发那难熬的日子，我找了不少小说，吃力而快乐地一本本地啃起来：《三国演义》、《镜花缘》、《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不认识的字我就查字典，最后居然连繁体字的《暴风骤雨》、《封神榜》我都读完了，就只好看《毛泽东选集》，一共五卷，前后读了3次。
随着我上了初中，鸭子便只好作鸟兽散。这时姐姐们都相继为人妻为人母，但家里都很穷。我开始学着自己缝衣服、洗衣服、钉纽扣、做被子，到如今，我那一手飞针走线的女生活儿一点也不比同龄女孩逊色。此外，我还学会了做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有时放假回家，看到邻居的孩子扑到母亲怀里的亲热劲儿，我就转过身去偷偷抹泪，我不是草木，也非钢非铁，那幼小干渴的心里更需要母爱的阳光雨露！我总是自己炒好咸菜、准备大米，然后又边走边看小说地回到学校。这时我的作家梦做得正酣，没有哪一位语文老师不夸我的作文写得漂亮的，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特殊的“优惠政策”：作文时间可以延长，书写要求也适当放宽。由于刻苦勤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名之列。
少年已识愁滋味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当操劳家务的姐姐们都出嫁了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没有规律的生活使大哥不知什么时候竟让病魔的幽灵缠上了。望着日渐消瘦整日咳嗽的大哥，我对父亲说，我陪他去武汉湖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吧。于是我请了假，借了3000元南下，医生悄悄告诉我，大哥得了肺癌！我吓呆了，抱着医生大哭：“求你一定要治好他，花多少钱都行……”医生违心地安慰了我一番，我便转悲为喜地回家筹款，前前后后，我们一共借贷了1万余元，也辗转了几个大医院，结果大哥还是撇下了我们。
人去楼空梁已倾，父亲痛苦得几乎要发狂，整天以泪洗面，唉声叹气。我要上学，父亲的老泪又下来了：“二哥不听话，我说他，你是我的孝顺幺儿，应该晓得目前家里的景况。”我赶到学校，卷起那些破旧的铺盖和课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关爱我的老师和亲密无间的同学。也告别了我那高远的作家梦，一步一回头，泪洒辍学路……那年我刚上初三。
从此，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然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半年，我们那高筑的债台却似乎并不理解我的苦衷，丝毫没有削减的迹象，除了食不果腹外，我收获的只是悲凉与失落。大年三十，万家团圆歌舞升平，我心烦意乱地应付那络绎不绝的债主们，打躬作揖请求他们手下留情：人不死债不烂，有我在一定还清！
除夕之夜，站在风雪交加的田野，我一千次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要读书，考中专或上大学都行，即使是荆棘丛生的不归路，我也无所畏惧，只为能在阳光下开心做人，断肠也无怨……父亲听了我的想法吓了一跳：儿啊，我老了不中用，里里外外全靠你一个人，你这样拼命，也要走大哥的路吗？我义无反顾地告诉他：值！即使步其后尘，也死得其所！
从此，我白天干农活料理家务，晚上就在昏暗的油灯下自学初三的课本，不懂的地方就抽空到学校去请教老师和同学，同时将他们的试卷带回来做；农闲时就早出晚归到学校跟班听课，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心情大恸：你回来吧，我们组织人去帮你家干农活。我婉言谢绝了。领导告诉我：你6月回校参加中考吧，我们原本将你作请病假处理的！多好的母校呵，我能不努力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因此经常通宵达旦地苦读，于是双眼开始近视起来。
我不动声色地参加了中考，也许是心平气和，也许是天道酬勤，我的成绩竟然拿了个全校第一，外语还得了满分！分数线下来，我够了红安师范。去当一名教师，再写写文章，那日子不是蛮不错吗？消息传开，父亲乐坏了，一下子仿佛年轻了许多。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一无所有的我被人挤掉了，只能进红安一中，饱经磨难的父亲大喜大悲之下，几乎得了神经病。
无可奈何花落去
二哥听说此事后弃职回家了，他愧疚地说：“我对不住兄弟。你安心上高中，一定要考上大学，这个家，我来撑，哪怕倾家荡产我也要坚持下来。”可我知道，他与父亲关系从小就一直紧张，弄得极僵，总是吵吵闹闹的。于是，我走进了红安一中。
我是在极其清苦的岁月里度过那段时光，以至到如今，我仍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哀，恐怕莫过于饥饿了。二哥贷款买了拖拉机，没日没夜地挣钱，父亲也奋不顾身地勤扒苦做，勒紧裤带还债，但是经常是口粮不够吃(本来田地就少，又常遭水淹)，全家人都面黄肌瘦的。我则常常忍饥挨饿，总是吃了上餐愁下顿，有时到第四节课，我就开始犯愁：向谁借钱呢？他会给吗？借了别人的钱没还，见了人家怎么办……因而，第四节课对我来说形同虚设，我常常发呆，答非所问，不知所云。有的时候，我吃白饭，连5分钱的咸菜也买不起，就和着眼泪一齐往下咽，然而更多的时候是饿着肚子上课，有几次几乎昏倒在课堂上。我的同桌发现这个问题后，他的爸爸，一位特级教师便要我逢周末到他家吃饭：“太难得了，要是一般的孩子早就流浪去了。这是我们的失职啊！”
我没有去他家，他便一个星期让同桌带给我30元钱，非要不可。我不能埋怨责怪我的父兄，我已索取太多了！人不能太自私，有对家庭的责任，有对社会的义务……而且自古以来，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除了周末回家帮着干农活外，我就没命地读书钻研，学习成绩也不错，在文科班近100位同学中，我的考试总分一直排在前五名，按老师的说法，如此下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没问题的。这多少也给了我和父兄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哪怕是幻想式的也好。
谁又能料到，大水尽淹独木桥。在1992年高考那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被杀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我仅能上中专。十年功名尘与土，上千日夜苦和累，仰俯之间，就这样灰飞烟灭了！父亲仰天长叹，二哥默默不语，全家人都在遭受心灵的痛苦的煎熬，要知道，精神上的折磨有着比刀枪更惊心动魄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人有上坡下岭”，二哥强打精神对我说，“不要难过，其实也没什么。你一向很坚强的。”“我对不起你们，我要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不到黄河心不死！”壮志未酬痴心不改，我仍向往着大学，我是家里的精神支柱，我不能倒下去！可是，家里已是穷徒四壁，补习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连累父兄，再向亲人伸手。我决定南下武汉打工，边打工边自学。二哥平静地鼓励我：“好样的，你放心去，家里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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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涛：苦难是一所学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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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
“不孝儿远行了，您多保重自己，多体谅二哥吧！”告别了父兄，用蛇皮袋小心翼翼地装好课本，揣着借来的11元钱，1992年8月5日，我只身来到了陌生的江城。火炉武汉，热浪逼人，我在大街上寻找打工的机会。3天了，没有人肯收留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太相信我。晚上疲惫不堪的我躺在汉口火车站的凳子上过夜，肚子里早就闹翻了天，我已经两餐没吃饭了。我有点沮丧，也叹世事的艰难，心已碎寒窗泪，回首人早伤透！
第四天中午，我到了汉口复兴小区一家建筑工地，一个黄陂的老板问道：“找活吗？”我有气无力地点点头。“那么，你在我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我就收下你。”老板笑着说。那是堆得同小山似的两汽车沙，我二话没说，走到毒花花的烈日下，抄起铁锹，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到30分钟，我已大汗淋漓，浑身汗透，有点喘不过气。老板正拿着一瓶啤酒，在阴凉处边喝边监视着我，我心头顿时涌起了澎湃的愤怒，可我明白，现在我是古希腊奴隶市场上的待售奴隶，而老板则当然是奴隶主！这就是落榜的结果，失败的滋味！一咬牙，我没命地接着筛沙。“70分钟，好！从今天起你开始上班。”老板终于发话了：“一天干11个小时6元钱，伙食自理。”
我又能说什么呢？人生地不熟，先活命再作计较吧！从此，和灰筛沙、挑砖头、扛水泥，乃至打混凝土、抬预制板，填充了我的生活，好在我当过农民，能下气力。在武汉商场的新楼工地上，我曾三天三夜没休息，夜以继日地加班倒地皮，为的是一个晚上可以拿两份白天的工资12元钱，在湖北棉花公司大楼19层楼顶，寒风呼啸，衣衫单薄的我脸上的汗水经北风一吹，如同刀割。尽管两只红肿的手背被严寒划开了道道血口子，可还是要往浸着瓷砖的刺骨的冷水里伸，那钻心的疼痛令我至今仍心有余悸。老板因我拼命地干活而说我“要钱不要命”。可他怎么也不知道，大学，那是我心灵上空不落的太阳，不死的理想，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决不放弃！
一天下午，我因为喝多了自来水，肚子一个劲儿痛，稍一分心，脚一踩空，我重重地摔倒在尖利的竹排上，左胸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老板竟勃然大怒：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听说我晚上爱看书)我无话可说，更不能顶嘴，因为我不能失去工作！那天晚上，我热泪长流，心灵更是经历着痛苦的洗礼，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人，好男儿，更不能在苦难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我黄海涛不兴这样，也最瞧不起这样！更何况，凤凰不经涅，哪能获得新生！
第二天，我又精神抖擞地在工地上，一如往日模样。“你不是孬种，吃得苦受得辱，必成大器！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去守仓库，一天8小时，工资7.5元。”凭着坚强不屈，凭着钢铁意志，我用自己无声的行动征服了老板。这时我已宠辱不惊了，也许生活本来就该如此。
工地上的伙食极其低劣，饭里带沙，菜中没油，可我还不能吃饱。大热的天，口干舌燥，没有开水，汽水又喝不起，只有以自来水解渴。我得咬紧牙关挣钱，一分一分地积攒。晚上，等民工们睡下后，我就点起蜡烛，拿出课本，温习、记诵、演算，常常要到三更半夜。当心事浸没在黑色的7月，当记忆焚烧悔恨的灵魂，当暴雨摧毁了希望之舟，我的心中仍保存着灿烂的理想。这是一种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拼搏力量：多挣一分钱，多用一分功，我就离大学之门靠近了一步！当我9月12日去湖北大学看望比我捷足先登的同学时，该校正值新生开学，欢天喜地的大学生们给我上了极其深刻的一课，明年的此时，我也要堂堂正正地走进湖北大学！
山川经不起太多的悲哀，岁月经不起长久的等待。转眼间，我在武汉已打了半年工，1993年3月，我回到家乡，重返校园，开始了更艰苦的补习生活。我深知这次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就近乎疯狂地刻苦努力。终于，我圆了大学之梦。这几个月，我自理生活费与学费，我靠自己打工挣钱，支持自己读书，我无怨无悔，我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年华，我对得起江东父老……通知书到达的那一天，我们父子三人自斟自饮，喝得酩酊大醉。全村也轰动了：上门贺喜的人都让父兄整天开心得不亦乐乎，消息传开，我又成了方圆几十里读书人中的榜样。但，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更有父兄的一半啊！
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热闹之余，父兄又陷入沉思：四年大学光学费就是2400元，还有生活费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带着东挪西凑的1000元钱，我上路了，交了一部分学费，我仅剩下40元钱了。我知道，我今后必须用40元钱，读完我的大学，一双布鞋，走过这段人生最重要的花季。我开始重操旧业，寻找机会打工了。我得首先养活自己，自力更生地成才。我无所谓精神贵族的架子，只要我心灵远在高处就行，我先是给一位初中生当家庭老师。课余时间，我给别人发广告报纸，挨家挨户地送上门，一份才5分钱。累死累活地跑了一个多月，挣了400多元。大二时，我开始在印刷厂打杂。我对厂长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还当过建筑工人，吃苦的事都不在话下。包装校对，外出跑腿，搬运货物，打扫车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车间的工人开玩笑说：你不像个大学生，活脱脱的打工仔一个！是的，我不像许多大学生那样，以天之骄子自居，须知，劳动没有贵贱之分，可人格有贵贱之分！在印刷厂，周末加班加点是常事，甚至晚上也催得紧。多少次我回到寝室，看到同伴们睡得那么香甜，玩得那么开心，想到自己却要为生计而奔波，我的心里有时也感到辛酸，可我终究忍住了眼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还是古人说得好。
每年寒暑假，我更是学校的留守族。我通常是先回家半个月，帮着父兄收割早稻，抢插晚稻，尔后再返校打工。印象最深的是大三时给一位啤酒商做事，那活儿可真有点吃不消，不用说上下酒桶，联系客户，结算讨债，单就是一天坐在闷罐一样的封闭车厢里，绕武汉三镇转两圈，就让你精疲力竭头昏脑涨，更多的时候我要弄到三更半夜才能回家吃饭……后来，有了稿费收入，体力活就干得少了，大四基本上是用笔来打工的。
就这样，大学四年，我靠自力更生完全养活了我自己。学校多次要给我“特困补助”，我都让给了别人，我们学校附近党校的一位老师，几次找到我，他诚恳表示每月资助我200元生活费，我也婉言谢绝了。一个好端端体格健全的大学生，不是自立更生艰苦奋斗，而是张口伸手等靠要，这该是何等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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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涛：苦难是一所学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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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不是根本目的，先生存而后发展，这才是我的奋斗目标。在学习上，我非常刻苦，不仅顺利地完成各门学业，总成绩因名列前茅而连年获得甲等奖学金。我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担任着学生会干部和多种社会职务，由于我的恪尽职守，工作出色，还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在学生通讯社里，作为社长，我不仅经常举办各种征文、研讨会、讲座与办期刊，还手把手教出了9位师弟师妹，几年来在外发表文章200多篇，我也因此多次受到院校表彰。去年1月，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湖北大学，我有幸遇到中国应用写作学会会长洪威雷教授，是他唤醒了我心中沉睡的梦想：文学。除了对我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思想方面的教育，他更是呕心沥血言传身教，大力鼓励我自信自信再自信。我的业余爱好全部集中在读书看报和采访写作上，那如醉如痴的勤奋程度，让他叹为观止：简直是近乎疯狂。因而，两年来，我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名报上发表文章110余篇、10万多字，《湖北日报》、《知音》等6家新闻单位还热情欢迎我去工作。
今天，很多同学都羡慕我，看到那么多他们可望而不即的好单位主动上门要我，都说，海涛，你怎么这么好运呢？我想，他们羡慕今天的我，可是，大学四年，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仍在学习、写作，他们玩乐的时候，我仍在辛苦的劳作，谁又羡慕过昨天的我呢？
真的，苦难教给了我一切！勇气、智慧、忍耐、毅力和尊严。我敢说，从此以后，再大的苦难我也可以承受，因为我已经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学会从苦难中顽强地成长。ｖ
阅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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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同学都羡慕我，看到那么多他们可望而不即的好单位主动上门要我，都说，海涛，你怎么这么好运呢？我想，他们羡慕今天的我，可是，大学四年，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仍在学习、写作，他们玩乐的时候，我仍在辛苦的劳作，谁又羡慕过昨天的我呢？
真的，苦难教给我一切！勇气、智慧、忍耐、毅力和尊严……”
你觉得还有哪些可以作为阅读重点呢？不妨将它找出来。
编者心声：ｖ“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是的，黄海涛曾经很不自在，想上学却因家境贫寒而不能，只有自己去创造条件；想好好睡上一觉却因苦于生计而身不由己。古人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黄海涛上大学前曾经筛过沙子、扛过水泥、守过仓库……他的人生之路可谓荆棘丛生，但是他学会了从苦难中顽强地成长，苦难也教给了他勇气、智慧、忍耐、毅力和尊严，以致新华社、《湖北日报》、《知音》等单位都热情欢迎他去工作。那么，朋友你呢？你应该比他条件优越，至少你没有饿着肚子上课，没有晕倒在课堂上。因此，你应该加倍珍惜时间，善待机遇，因为岁月经不起长久的等待呀！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你一定还有更深更好的感受，请赶快记下你闪光的想法，时时提醒自己，将来你必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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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月玲：极限人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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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朱彦夫大声地说道。
这天下午，朱彦夫去县中学做报告。他戴了副深色墨镜，左胳膊搭条毛巾，右胳膊下撑根拐杖，自己出了家门，自己走进胡同。他的腿有些僵硬，摇摇晃晃、踉踉跄跄，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我跟在身后禁不住惊叹道：“走得好哇！”
这是个没手没脚、没有左眼的人；这是个从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血淋淋爬回来的人；这是个整日整夜重复一个吃饭动作，一点一滴学会了生活自理的人；这是个领着社员填沟造地、引水拉电，干了25年村支书的人；这是个一天学没上，愣是用了7年时间，写出一本长篇自传体小说的人……
一辆独轮车把他推回家乡。
没有军功章，只有一本残废证，还有一个成为正常人的梦想
1950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雪夜，朝鲜长津湖以南的一座高地上。在死一样的寂静里，朱彦夫慢慢地苏醒过来……
夜色中，大雪自天而降，厚厚地落在这片刚刚恶战过的焦土上，渐渐盖住了49位永远躺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激战中、在寒冷中和饥饿中死去。
朱彦夫所在的二连，奉命在这个高地打阻击，掩护部队进行战略布置和大批冻伤员的安全转移。在当时，志愿军由于后方供应不上，入朝头两个月，朱彦夫他们吃的是炒面和生土豆，零下30℃，还穿着单衣裤。
攻打这座高地前，全连两天没吃上饭，冲锋时，身上能扔的东西都扔了。一个连最后冲上来50人。
激战两个昼夜，全连只剩下朱彦夫自己，他最后是被手榴弹炸倒的，弹片从左脸穿进，从左眼崩出，昏死中，又被冲上来的美国兵用刺刀捅破腹部，肠子流出体外……
46年过去了，朱彦夫仍能活生生地讲述当年的一切。这是一段经生死、淬血火的记忆，它刻骨铭心地跟着他，并锻造了他的后半生。
“我苏醒后，觉得肚子里火烧火燎地难受，又渴又饿，什么都看不见，手冻得一点儿也伸不开。我用拳头使劲搓眼，左眼下边掉下一团粘乎乎的东西，越拖越长，就荡悠在嘴边上。迷迷糊糊地，我用舌头一舔，把它舔进嘴里……”在半昏迷中，他将自己的眼球吞进了肚里。
清醒后，朱彦夫脑子最强烈的念头是：“不能当俘虏！”他用微弱的视线辨别一下方向，挣扎着，开始了雪地上艰难的爬行。
他爬到阵地北边的悬崖边上，身子一拱一蹿，跌下去，顺山坡滚出几十米。朱彦夫又昏过去。
醒了再爬，他把头拱进雪里，大口大口地啃雪，肚子不再火烧火燎地难受。他的单军裤撕到膝盖，力士鞋跟脚冻在一起，彻骨严寒减轻了他的伤痛。茫茫雪野里，朱彦夫时昏时醒，最后爬到了一条冰河前，再也爬不动了。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搞侦察的志愿军发现了朱彦夫。他俩凿冰取水，替朱彦夫把沾到肠子上的脏东西洗净，再一点一点推回肚子里，给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和包扎，把他背到一个可能获救的地方，留下一点炒面和一件军大衣后，匆匆离去。朱彦夫又在冰天雪地里待了一天两夜后，被朝鲜老乡发现，他们把朱彦夫背回家，放在热炕上，“这样一冻一化，我的手脚就会保不住了。”
十几天后，朱彦夫搭上回国的汽车，被送进长春军医大学医院时，他的伤口已化脓发黑，人也高烧昏迷。
在长达93天的昏迷中，朱彦夫接受了47次手术，他的双手双脚被截掉，光是两只胳膊，就被反复切了三四次。昏迷中，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和部队的番号。
一息尚存的朱彦夫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当他清醒后，用那只0.3视力的右眼，瞧见自己短了一大截的身子时，精神几乎崩溃：“我还不到20岁，这个样子怎么活啊？”
一天，朱彦夫从床上滚到地上，他要爬到窗前的桌上，再顺着窗户翻下楼去。他累得大汗淋漓，伤口都挣开了。也没爬上桌子。这个14岁参军，参加过淮海、渡江等战役，打过大小百次战的青年军人痛苦的发现：自己连自杀的能力都丧失了……
出了医院，又进了荣军院，像他这样超特残的军人，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让人伺候一辈子。但到了1956年，朱彦夫坚决要求回到老家。
一个初春的晚上，朱彦夫回到阔别9年的家乡—山东沂源县张家泉村。离家时，他是一个能跑能跳的少年。现在他回来了，没了手没了脚，没有左眼，不能自己吃饭、走路、上厕所。在他伤痕累累、残缺不全的身上，没有锃亮的军功章，只揣有小小一本残废军人证书。
九死一生的朱彦夫，让人用独轮车推着，悄悄地回了家。在他的心里，这时正藏着一个梦想，他把这个梦想，看成是自己命运的唯一转机，新生的唯一希望。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生活里的一切都不用别人帮，我自己做”
朱彦夫用裹脚布把窗户仔细挡好，确信自己不会被人发现后，才稍稍松了口气。他还无法想象自己一个人怎么呆在这小屋里，呆多长时间……
这就是藏在他心里的那个梦想。吃饭、走路、解便，学做这些生活上最基本的事，却差点儿要了朱彦夫的命。
“我从荣军院回家，就是想学习自理。可当母亲的面，她就要喂我，舍不得让我自己吃，最后，我只好采取措施了。”
朱彦夫10岁丧父，回家后和母亲一起过。朱家母子住的房子孤零零的，周围没有人家。朱彦夫住的小东屋，以前不住人，与他妈住的房子隔道院。回家几个月了，除了打碎上百只碗碟，泼掉上百次饭菜，他的自理计划，毫无进展。情急中，他想出这个主意。
他告诉母亲，说准备回荣军院了，车是夜里来，到时不用送，别忘了把门锁好……
一天夜里，朱彦夫趴在窗台上大声喊：“娘，俺走了！”老太太耳朵有点聋，摸黑起来了，进了东屋，点上豆油灯，床上、桌下都照照，没人。朱彦夫藏在一个装地瓜的筐后头。
“怎么说走就走呢。”老太太自言自语，站着，不走。又叨念着：“保佑呵保佑，让俺孩子走到好处，混好了再回家。”说着说着掉泪了。
老太太锁上门走了，朱彦夫心里高兴，现在终于有了一块独处的天地，再也不用让人一口水一口饭地喂，不用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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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月玲：极限人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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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彦夫把碗和勺子等分3次，搁在床上、桌上、地上，练习用3种姿势吃喝。吃饭最难的是勺子。勺子滑，夹不住，掉在床上，可以用嘴叼，如果掉到地上就麻烦了，得床上床下地爬。好不容易抱紧勺子，够着嘴上，勺子早翻过来了……更糟的是，他胳膊的断处，一碰就痛，越痛越多磨多练。朱彦夫整天整夜重复一个吃饭动作。
安腿，是个浩大工程。先缠衬布，朱彦夫头尾蜷成圆圈，身体能用的部位都用，好歹缠上了。接着再缠绑带，绑带一卷六七米长，刚缠一圈，“嘣”掉地上了，爬下叼起来，缠好的全松了。头回缠，绑带就掉床上100多次。套假腿相对容易，可怎么也锁不上皮带扣，扣不上，前功尽弃。“真败兴！”朱彦夫只好用牙把假腿叼到床上，用棉被固定牢，然后拿舌头舔、用嘴吸、使牙咬……
屋里原来有10来斤地瓜干、半瓦罐水。朱彦夫每天只喝两口水，吃两三块地瓜干。20天后，地瓜干没了，水也喝光了，朱彦夫饿得连床也爬不上去。
终于第一次自己安上了假腿，朱彦夫高兴地撑着双拐，猛地用劲站了起来，一迈步“咣”地摔到地上，晕了过去。
“我觉得身子下边很柔软，有弹性，像是半空悬着一样。我用胳膊一划拉，醒过来了，原来是下大雨，水顺着墙缝、门缝进到屋里，把我泡醒了。”
他把嘴贴到地上，猛喝了一顿。天晴了，水慢慢渗下去，地上留下稀泥。他练习用勺子，把泥巴弄到碗里，再从碗里吃进嘴里……
“没吃了，你不好招呼一声，让人送点儿？”听到这儿，我忍不住打断他。
当地的民政局局长来看朱彦夫，他妈说早回荣军院了。“不对呀，荣军院说是回家了。”
“坏了！”局长赶紧问：“近处有没有水井？”他担心朱彦夫自杀了。
最后找到了小东屋，推开门，都惊呆了。
屋里乱七八糟，到处是碎碗渣，朱彦夫坐在地上，依着筐子，两只胳膊抱在胸前，眼睛还看着掉在地上的勺子……
“局长看我这样儿，以为是死了，跟来的人，跪倒就哭开了……”
“不，俺孩子没死！”朱彦夫的母亲说。她用脸贴了贴朱彦夫的脸，冰凉。
突然，有人看见朱彦夫的左脸抽动了一下，赶紧给他灌水，送医院，朱彦夫又一次被救活了。
医生们直纳闷：正常人断食10多天早完了，他怎么还能活呢？“我才不信命，没被折腾死，我想可能是我的内脏没有毛病吧。”朱彦夫说。
我追问：“从此后，你就会自理了？”
“哪这么容易，那只是开了个头。光能做不行，还有个熟练程度和时间问题。安一次腿要好几个钟头，那哪儿成。”他答。
我们谈话时，朱彦夫坐在床上，挽起的袖口，悬着两条断臂，一只臂碴尖，一只臂碴圆。他划火点烟，先用两只残臂夹住烟盒，抖出一支叼住，再夹住火柴盒，把火柴杆抖到桌上，用稍长的那只断臂，很快捻出一根，两臂夹牢，然后，对准立着的火柴盒，果断而用力地划去，“嚓－”着了。
“生活上的事，你现在是不是都能做了？”我问。ｖ
“也不都能。像扣衣服扣子，我只能扣第二个以下的。”听说前几天去泰安做报告，他还爬了回泰山，我问是不是真事。
朱彦夫显得愉快，说“从南天门到玉皇顶，我走了四分之一吧。抬我的年轻人，手都磨起了泡，我就要自己下来走。登泰山，我想了好些年了。”“到山顶了吗？”
“当然！我想办的事，决不半途而废！”
“我们家已经有个特等残废了，决不容许再出一个特字——特殊公民”
到了1958年，朱彦夫已能自食自理，而且结婚有了女儿，他每月有42块钱的残废金，过日子不愁。“可我不能一生一世，只学会进食、解便，这和个低等动物有啥区别？”他要干点什么，就在这个小村里。
朱彦夫的家一天比一天热闹，他有台小矿石收音机，当时算是稀罕物，乡亲们闲了，就来听戏。朱彦夫用自己的残废金，买了上百册书，办了个家庭图书馆。不久，他被选为张家泉村的支书。
大伙儿说：“你只要在家坐镇指挥就得。”而朱彦夫后来显出的本事，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支书一当就是25年。
他的大女儿朱向华回忆说，他爸要他们打小记住：“咱家已经有个特等残废了，绝不能容许再出第二个特字——特殊公民。”
朱彦夫当支书时，干了几件大事：一是治山造林，发展果树，建了桑园、胡椒园、苹果园等。二是修田造地，如在1000多米长的“赶山沟”石板棚上垫土。三是引水修渠。四是架电：朱彦夫为了村里通上电，从1971年起，前后断断续续跑了7年，行程几万里，才备齐了20华里的架电用料，将光明送到村里，并使沿途11个行政村也结束了无电历史。
朱彦夫倒没讲这些，只讲了两条25年当支书的体会：一是要亲自到劳动第一线。二是要独立行动。
村里打井那年冬天，朱彦夫有天去工地，一直在外头待了3个钟头，腿由痛变麻。他坐到地上，想把腿卸下歇会儿，可怎么也卸不下来。用牙咬，胳膊砸，往石头上磕也不行，别人跑来一看，原来是假肢和伤腿冻住了。
朱彦夫当时用的假腿，是铁皮和木制的，重的有19斤。装上两个小时就得卸下来，走不上一里路就磨得痛。
“痛起来的滋味，像火烧、水烫，又像无数钢针在扎。磨破皮的地方，流出的不是血，是淡黄和青黄的液体，冻伤都是这样。”赶上外出，朱彦夫的假腿，一穿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
有回去搏山跑料，赶上大雨，土路都冲垮了，汽车不能跑，朱彦夫叫了辆三轮车，把他送到市郊。回县里，还要走40多公里，途经松仙岭，“看看天太晚了，又找不到旅馆，我就宿营了。”
他枕着一条假腿，怀里抱着一条，靠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过路的人，以为他是个要饭的，直可怜他。
第二天一早，朱彦夫挨门挨户问，有没有独轮车，松仙岭太高，他上不去。“后来我看见了一头驴，给了老乡15块钱，让他送。”
驴上没鞍，朱彦夫没手，上岭时，他顺着驴屁股往下溜；下岭时，又从驴头往下栽。过了松仙岭，他摔下来几十次。
朱彦夫不愿别人可怜他，同情他，照顾他，自己能去的，他都是一人去。检查农活，他常晚上一个人去地头。月明星稀，全村人都进入梦乡，朱彦夫悄悄出发了。他的假腿走起路磕磕绊绊。为了轻快少摔跤，他干脆把假腿搁在路边，或搭在肩上，膝上，爬去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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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月玲：极限人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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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小队长汇报时，我心里早有数了……”他说这些时，显得快慰，但很快又不高兴了，说：“我就不明白，现在一些干部，一下来一大群，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跟问题，怎么能了解到群众甘苦？我看他们这是在夸官亮职嘛！”
张家泉村在沂蒙山区腹地，我去的时候，正摘苹果，当年的果园还在，山坡上的果树上，结满了国光苹果，通红，压得一些树枝都挨着地。羊肠小道上净是碎石了，一走一秃噜。当年的村副业主任张茂光说：“老朱就从这山上翻下去过。”
他介绍说，老朱当支书后，才成立了村副业队。1967年，朱彦夫亲自踏察，定在这里建果园。他们自己育苗，栽了这1300多棵苹果树，每年能收10万斤。
他又讲了当年如何在老朱的带领下，大搞“山、水、林、路”，在“周围几个村里俺们是第一个引来水，第一个用上电的。”张茂光挺自豪地说。
朱彦夫卸任于1982年，这时他的内脏出了毛病，得了肝病、胃病以及心脏病等。“这回该歇歇了！”别人都这么说他。
“出版不行当家史，家史不行当遗嘱”
歇在家里，快60岁的朱彦夫又要折腾，他要写书，把自己40年来的经历，写成一部书。
起初，家里人不当回事，“一个一天学没上的人，能写书？”朱彦夫就是朱彦夫，说写书就写书。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写，就写了7个年头。
写书，一点不比他早年藏在屋里练自理容易，同样也是一种煎熬，只不过那时多熬身，现在熬心。“写字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力不从心。比如战场上的惨烈感觉，心里可强烈了，但表达不出来，憋得人难受！”他从前整天整夜地重复一个吃饭动作，现在整天整夜地想一个词，一个句子。
在荣军院时，朱彦夫上过几天速成班，因为眼离纸太近，写不了多久，头就眩晕。他的左脸受过伤，脸上的肌肉不时地痉挛，嘴吃不住劲，好不容易写到纸上的字，也被顺着笔杆的口水浸得模模糊糊的。稍后，朱彦夫再用上两只断臂，慢慢能运笔了，就嘴臂分开，用胳膊抱着写，写出来的字，由大如拳头，到小如铜钱，最后终于一点一点地装进稿纸上的小格子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朱彦夫每天写书时，在大腿上垫个棉垫，腿上放块写字夹，用胳膊抱着笔写，一天能写上百字，多时能写三五百字。
有时候胳膊写得又酸又痛，不听使唤。查字典时，得用舌头一页页舔。查一个字，最慢要一两个钟头。他用过的字典，被口水浸得变色、变重……
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日夜煎熬，血压上升，视力下降，心脏病也犯了，刚住3天院，朱彦夫就急着回家。到家开始发高烧，几天不省人事，又被送进医院，一查，原来是双腿伤口发炎引起的。医生说：“如果不好好治，你的腿，还有可能再次截肢……”
朱彦夫写书的经历，给一家老小留下太深印象。以至他外孙女有次上化学课没答上老师的提问，回家后竟气呼呼地骂自己：“跟姥爷比，我还算是人吗？”
朱彦夫原来每月的残废金是40来块，后来涨到200块。“如今这点钱他俩哪够？一年光是煤钱就要1000多块。”朱向华说：“作为父母，他俩比别人更难，付出的要多得多。可俺爸爸，孩子给一分钱他都不肯要……”
谈起写书的种种原因，朱彦夫说：“讲句心里话吧，我写书还有一个原因，是想解决一下经济问题。老花孩子的钱，我抬不起头啊！可写了一半才知道，现在写书，可能挣不到钱，还要往里贴钱啦！”
朱彦夫把写好的部分，拿给县上会写作的人看。人家看后告诉他的孩子：“回家告诉你爸，别受罪了，写得再好上10倍，也出版不了。不是写谈恋爱、跳舞的，谁看？”
没人看，他也要写下去：“出版不行当家史，家史不行当遗嘱。”他给自己的书起名《血蚯》。
“蚯蚓是个低等动物，也无手无脚，可它还能松土肥田呢。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我就是要在人们板结了的思想里松松土。”
朱彦夫的这部书，不知修改了多少次，累积写了300万字，最后写成了40多万字的手稿。1996年春天，他专程去济南送稿。
一清早，儿子用自行车把他驮到汽车站，班车已客满关门。司机去填路单，朱彦夫让儿子把他从司机门抱进车里，连急带累，上了车他就趴在发动机盖上。
司机回来一看这么个人趴在发动机盖上，以为是个坐大街要饭的，非要朱彦夫下车不可。家里人把事情一说，又拿出书稿，司机顿时态度大变，还要免票，朱彦夫一听不要钱，就非要下车。最后，他就这么坐在发动机盖上，到了济南。
下车后，一口气走了10里路，才找到一家便宜的小招待所。后来，朱彦夫找着了当时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李存葆。把他安排在军区招待所吃住。
朱彦夫不肯白吃白住，李存葆就说他：“像你这样的人，就是住将军楼，天天吃国宴，也不过分！”
1996年8月，朱彦夫的书，以《极限人生》的书名正式出版，首印两万册，10月，又加印了两万册，朱彦夫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我问朱彦夫：“听说省里还要推你当典型，你怎么看这事？”
他想了一想说：“我只写了本小册子，不足以扬得那么高！”
“把我说得一点没缺点，那不客观。”他停了停，又说：“我跟有关领导也说过，我不愿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人，不愿做一个有别于群众、把一些不实不当的东西加到我身上的人，我特别不愿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不愿上电视，不愿让领导人接见……”
“为什么？”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怕丢丑，就是在一般人跟前，我也觉得低一头。让我站到领导人面前，让他们接见我这样的人，我万万想不通……”
我换了个话题：“你的书才出两个月，就发了那么多，你现在该感到安慰、高兴了吧？”
“不太高兴！”又让人意外。
朱彦夫认真地说：“我觉得书的后半部分没写好。我现在想静下心来，再沉淀沉淀，把后半部分重写。”我望着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像初次见面时一样，朱彦夫仍坐在床上，在秋天的阳光里，他稀疏的头发泛着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