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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杜拉的故事 作者：弗洛伊德
我绝不会犹疑与人，甚至是与女孩子谈论这问题
——在这本病历中，性的问题将被公开而坦白地讨论，性器官与性功能有适当的、科学的名称。
在1895~1896 年期间，我发表了一些关于歇斯底里的病源学观点和形成过程的观点，时至今日，我在这里提供一个详细的病例记录，用以证实那些观点。为了减少可能引起的问题，以免节外生枝，我特作此绪论，先对我采取的步骤和方法进行必要的说明。
我这些年的研究心得，还没有经过其他专家的验证，其中有些内容未免惊世骇俗。将其发表，的确有些草率。不过，我现在还要做一件同样草率的事，就是发表这些作为理论基础的资料。我肯定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比如我可能会被指责对病人的情况根本没有摸清楚，被指责为擅自将病人的隐私公开，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这些非议尽管借口不同，其险恶的居心却是相同的。因此，我干脆放弃了和解的努力，而对这些飞短流长不予理睬。
尽管我并不在意那些心胸狭窄的人的恶言批评，但病历的发表仍然会带来一些问题，这问题的一部分是技术性的，另一部分则是社会性的。因为，如果歇斯底里病的病因源于与病人非常亲密的人，而这个人与病人的内心活动、性生活又直接相关，歇斯底里的症状是他（她）们长期被压抑的秘密的心理愿望的发泄，那么，对病历的公开的确就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她）们的隐私权。
要是病人知道他（她）们的治疗过程被拿去做科学上的用途，那么他（她）们便不肯开口了，而且要求他（她）们将病历出版也一定不会被允许。在此情况下，害羞而胆怯的病人首先会要求医生应有职业道德，并且声称，将他（她）们的病历公开对科学是无所助益的。但我认为，医生的责任，不仅在病人，也在科学，他对科学负责，也是为了以后遭同样不幸的许多病人着想。因此，只要不直接伤害病人，出版他自己所认为的歇斯底里原因与形成过程才成为医生的责任。如果在流言蜚语前退缩，而不是坚持真理，那样只是懦弱的表现。
我想我已经采取各项防止病人可能受害的措施。我挑选了一位住在偏僻城市的病人，她的人生际遇不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的人不会知道她。我慎守她的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获我相信的医生知道她是我的病人。我一直到她的治疗终止4 年后，在听说她的生活有了变化，而且对有关事件与心理学问题兴趣渐趋微弱时，方才出版她的病历。我不用那些会引起非医学界人士注意的人名，并且只把这病历出版在纯学术性的期刊上。这样才能保证外行人不去注意。我当然无法防止她因看到自己病历而感到痛苦，但她自己也已经知道她不可能从病历中再知道什么，更何况，她会自问：除了她自己外，还有谁能知道她就是故事中的主角呢？
我明白，在这城市里面，有许多的医生（表面上也许很先进），他（她）们会把这本病历当成爱情小说来消遣，而不是为了探讨精神病（Neurosis）的病理。为了让我出版的病历用于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免遭这些医德败坏的医生的糟蹋，我在选择出版媒介时，即使受到特殊的限制也在所不惜。
在众多不利因素和各种矛盾的限制下，这本病历是我迄今为止完成的最成功的一部病历。在这本病历中，性的问题将被公开而坦白地讨论，性器官与性功能有适当的科学的名称，而纯洁的读者从我的描述中一定会相信我绝不会犹疑与人，甚至是与女孩子谈论这些问题。
我难道不会自我掩饰？我可以声明：我有妇产科医生的权利，而认为那些视谈论性问题为挑逗或满足性欲手段的想法，是种变态的好色狂。我只想借助一段话来表达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成功必须容忍这类抗议或声明的存在，但愿没有人因我的想法而指责我，让他（她）们去控诉这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它使我们达到一种轻浮状态，使得没有一部严肃的书能再得到保障而存在。”
我还要说明一种克服撰写这本病历的技术性难题的方法，如果一位医师一天必须做6 到8 个病人的心理治疗，而且不能动摇病人的信心，以避免影响自己对病情的观察，并不能当场做笔录，这种困难是相当大的。至今为止我还没想出如何记录长期病例的好方法，可是，就本病例来说，有两种情况有利于我：第一，治疗期限不超过3 个月；第二，说明该病例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一个梦（一个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在治疗末期），梦的内容一开始我就记录下来了，因此，可以作为解释与回忆的线索。
这本病历其实是我在治疗完毕后写成的，因此，并不像录音那样精确，但由于我的兴趣，凭借我的记忆力，使这本病历具有了相当大的可信度。没有任何要点被删改，即使有些先后次序和叙述方式有所改变，但这些变更不但没有折损原意，而且使它更具连贯性，也更为通俗易懂了。
另外，我要特别指出本论文中的要点。它的题目本来是“梦与歇斯底里”，因为我特别习惯于说明梦的解析如何变成病历的一部分，以及它如何拾回失去的记忆和如何解释症状。
经过深思熟虑，我在1900年，率先从精神病心理学的角度，致力于对“梦”的研究，我将研究成果出版，并从它被接受的情形来推断出，目前其他精神病专家对“梦”的作用、含义等的了解程度是十分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反对意见说，作为论断基础的资料都被我隐蔽了，以至于无法证验它们，而不能使人相信其真实性，这种说法无甚意义。每一个人都能分析自己的梦，解析梦的技术，在我所举的例子与方法中是容易学到的。
我必须再次强调，“梦”问题的透彻研究，是用来了解歇斯底里与其他精神病的精神作用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步骤：想免掉这一步骤的人，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的。既然此病历是为已有梦的解析知识的人而写的，它恐怕会使没有这种知识准备的读者失望。这类读者所得到的，不是启示，而是迷惑。因此，由于自己的无知，他（她）就宣称作者的看法是种幻想。实际上，这种迷惑也属于精神病本身，只有医生对事实真相的熟悉才能消除此迷惑。而要是想解释真相本身，迷惑将会再度出现，似乎只有我们成功地追踪每一种精神病的元素，回到我们已熟悉的时代，迷惑才能被消除。但所有迹象显示得恰恰相反，我们会被迫假设许多新东西的存在，它们不仅将成为可靠的知识来源，而且那些所谓新的东西总是会带来迷惑。
在所有精神分析的病例中，只有这本病例，才赋予梦，以及它们的解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病历在梦的应用方面似乎特别突出，然而在其他方面就不是很理想了。当然它的短处和被允许出版的环境有关。我曾经说过，对一个治疗历时多年的病例，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其资料。但目前这病例只历时3 个月，我还可以记忆与复习，虽然，其结果仍有许多不完整之处。治疗还没如预期完成，病人就自动中断了。那时，有些问题甚至仍未探讨，而另有些问题则尚未完全予以说明；要是治疗工作继续下去，我们无疑能得到细节完整的病例。因此，以下我只能提供一个分析的片断。
读者要是熟悉分析的技术（就如《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所说明），也许将会很惊讶，3 个月竟然不能找到疾病的解决之法，自从《研究》出版至今，精神分析的技术已经完全革新，这种惊讶乃是不智之举。起初，分析工作从症状开始，其目的就在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消除。后来，我已放弃那种技术，因为我发现它不足以处理精神病的细节。现在，我让病人自己选择治疗工作的题目，由此我开始追问他（她）那一刻潜意识层面的活动。但照这种做法，消除症状的工作便会变得很琐碎。因为它们为了成各种不同的内容，被分散到间隔很大的不同时期。然而，即使有这样明显的不利，新的技术仍然远比旧的优越，无可置疑，它是唯一有希望的。
面对我这不完整的分析结果，我不得不效法那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她）们幸运地将长久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零散而无价的遗迹挖掘出来。从我其他分析最好的例子中，我已经找到了所遗失的不完全部分。但就如同一位有良知的考古学家，我不会忘记在每一病例中交代：哪里是真迹终止的地方，哪里就是我开始假设的地方。
至于另外的一种不完整性，是我自己有意引起的。原则上，我不将病人联想的解析过程发表，而只发表解析结果。所以除了梦以外，分析的技术只是在少数地方被披露。在这病历中，我的目标是说明精神病的详细形成过程及其症状的来源，如果我同时兼顾其他工作，那将无疑会带来混乱，最终将一事无成。在粗糙的技术规则被适当地修正之前，从许多病历中搜集资料将是一种必需的步骤，然而，在本病例中，技术步骤的省略所造成的表达的障碍并不足以影响大局。严格地说，这个病人并未引起最困难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转移关系”这一现象在短暂的治疗过程中是不会成功地产生的。
有关第三种不完整性不是病人或作者本人所造成的，相反的，它指出，一个病历，即使完整无缺或无懈可击——也无法解答歇斯底里的所有问题。它不能对精神病的所有类型提供一个通用的解析模式。这样对单一个病例有过分的期望是不公平的。任何人要是从来不愿意相信精神性病源论的适用性——对歇斯底里也不例外——必然也就不会相信从单一个病历中所得到事实。那么，他最好将自己的判断悬置起来，直到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他的判断，从而使他确信（弗氏1923年的附注），本论文所记载的治疗工作在1899年12月31日中断。我对它的思考所得在紧接其后的两星期内写下来，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经过20年不断的研究，我对它的看法自然有所改变，可是若有意修改并补充以便使它“跟上时代”，显然也是荒谬之事。所以基本上，我仍保留其本来面目，我只改正一些疏忽以及英译者史氏夫妇（James Strachey）提醒我的错误。我所允许添加的说明，我已经加入附注中；因此，读者可以假定说，除了与附注相反的见解外，我仍然相信本文中的看法，医德上的问题——我已经在绪论中讨论过——并且牵涉到其他的病例；其中有3 个已得到病人的同意（例如小汉斯（Hans），和他的父亲的病例），至于第四个病例（许氏Schreber的），则分析的题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他写的书，杜拉的病例至今仍然保守着有关的秘密。我已经没和她接触了，不久前，我听说她得了别的病，并且告诉她的医师她曾被我分析的秘密。这件事的公开使我的同事知道她就是1899年的杜拉，那时她所接受的3 个月的治疗，只有减轻她内心的挣扎的效果，而不能防止她以后的病。然而，对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术而言，并没有一个公正的评判可指责这种结果的。
——通常的性的吸引力使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而母亲和儿子站在另一边。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我认为，“梦”是可以被解析的，经过解析后，我们可以找到在梦中隐藏着的在内心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完整的思想结构。现在我会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梦的解析艺术。在《梦的解析》中，我曾提到，我如何对待有关梦的问题，这个问题给我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我用特殊的心理治疗方法来探求精神病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因为，在进行治疗时，除了病人告诉我他（她）们的精神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外，还告诉我他（她）们的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病态的想法，就像是症状本身。那时，我正尝试着如何将“梦”这种特殊的语言解释为我们日常的语言表达方式，以便使人们对梦有更清晰、更直接的了解，我认为这种知识对精神分析者来说是必需的，因为梦是潜意识层面的一种表露。
由于某种精神内容受到意识的反对，而被打消或压抑，因而成为病源。简单地说，梦是避开压抑作用的迂回之路，它是所谓心灵的间接表白所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以下对一个歇斯底里女孩治疗过程的片断描述，是想说明梦的解析在分析工作上，是如何扮演它的角色的。同时它将首次给我出版的机会。我对歇斯底里的精神作用过程，及其器官上的决定因素的看法，尚有足够的篇幅说明，以便防止误解的产生。既然现在大家都承认，歇斯底里症对医生与研究者的正确要求，是对患者抱有最大的同情心，而不是一种高傲的态度。我也就不需为篇幅的长度而致歉了。这是因为：
“科学不够充分，艺术也不；而耐性，必须扮演她的角色。”
如果我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详尽而完整的病历，那将会置读者与医生于很不同的境地。目前这病例中，那18岁女孩的父亲给我的报告，很笼统地描述了病情。开始治疗时，我要求病人给我详尽的生活与病情的自白，但我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我所得到的资料总不足以让我窥其门径。这个情形也许可比喻为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它一会儿被岩石阻塞，一会儿被沙滩与沼泽所分割而迷失。我不禁怀疑权威者如何去完成一部流利而正确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病历。事实上，病人总是不能够给医生足够好的报告。虽然他们能给医生充分的、不同生活时期的相关资料；但除了这个以外，医生对他们的内心活动却一无所知，而留下未弥补的空隙与没有答案的谜题；然后，继之以另一个完全模糊而不可解析的时期。
病人的说辞即使是有意捏造的，大部分仍然不能连贯，而且事件的发生顺序也无法确定。在述说故事的时候，病人甚至常常更改细节或日期，然后也许又会回到原来的说法。正如他（她）们的病历所显示，病人不能给我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史，这并不只是精神病的特征有一位医师曾介绍他的妹妹到我这里做心理治疗，他告诉我说：“她几年来一直患着歇斯底里（疼痛与失常的姿势）虽然接受治疗却始终未获成功。”他给我的简短说明似乎很合该诊断。一个小时内，我让她自白。当她的病历在克服许多困难，而完全能清楚连贯地完成时，我告诉自己说，这不可能是歇斯底里；于是马上做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这才发现那是厉害的梅毒痨，经过郎教授（Lang）汞药剂注射后，已大有起色。
它还有很大的理论上的意义。因为这种人有下列的背景：第一，病人有意识地隐藏他们所要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尚未克服羞怯的感觉（或者为了谨慎，以免涉及别人）。这是意识的不诚实所带来的不连贯。第二，部分在其他时间所未忘记的知识，在他（她）们要告诉医生的时候，虽然无意保留，却暂时忘记了。这部分是潜意识的不诚实所带来的不连贯。第三，属于真正的记忆丧失症——不仅是遥远的，就连最近的回忆也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记忆错乱，则是为了填补那些空白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和自己记忆错误症彼此间有互补关系。当记忆中有大空白时，其他能回忆到的却很少有错误；相反的，后者虽然其回忆系为填补空白而捏造的，但乍看之下，则完全无记忆丧失之状。
对一件记在心中的完整的事件，记忆丧失的过程，是由于事件的主要部分或重要关键遭到破坏而造成的，事件的关键则可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改变而遭受破坏。而时间顺序的改变最容易引起记忆的混乱和记忆的丧失，那些容易被压抑的部分尤其丧失得快。当我们得到许多在受到压抑作用后、第一次回忆出来的资料时，我们会发现回忆出的事件有很多可疑之处，而这些可疑之处可能是由于记忆的丧失而重新捏造的结果。这种情况与病历有关的记忆相互联系，它是症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理论前提。在进一步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完全缺乏自觉，故缺少“强迫型精神病”的形成条件。
女孩子和她母亲的关系不和睦已经有很多年，她鄙视她的母亲，并且常常无情地批评她，因此，她母亲对她完全没有影响力我并不真的认为遗传是歇斯底里唯一的病源：特别是在我早期的精神分析论文，如“遗传与心里症的病源论中”我反对这种看法。另一方面，我不希望低估了遗传在歇斯底里的病源上的重要性，或认为它不必要，在本病例中，我从她父亲、伯父及姑母得来的资料发现他（她）们有很大的劣根性，而且，如果她母亲的病态也有遗传的倾向的话，则病人的病遗传是来自两方面的。我相信在她的遗传天性或构成因素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提到她父亲婚前曾得过梅毒，目前被我用精神分析治疗过的病人中，得过神经痨或全身性麻痹的，所占的百分率很惊人。由于我治疗方法的新奇，我看过的病人多半是治疗多年无效的严重病例。根据Erb-fournier理论，神经痨或全身性麻痹在男人中，可以认为是早期感染的梅毒症状；诚然，我曾直接证实了一些病人确是如此。在最近对病人后代的讨论（13届国际医学会议——巴黎举行，1900年8 月2 日到9 日，论文由Finger Jullien Jarnow Sky 等所提出）里，我发现没有人提到，在我当神经病理学者时所得到的结论——即男的上一代中的梅毒是下一代神经病变可能的来源。
女孩子年少的时候，她唯一的哥哥（大她一岁半）已经是她模仿的对象。但年纪越大，他们的关系越疏远。那少年很想跳出家庭的是非圈，可当他不得不卷入时，他通常会站在母亲那边。因此，通常的性的吸引力使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而母亲和儿子站在另一边。
这个我称她为“杜拉”的病人，在8 岁时已开始有精神病心理障碍的症状，那时她有慢性的呼吸困难，有时症状很严重。由于第一次发作是在一个短程的登山旅行之后，因此被解释为疲劳过度所引起。在经过6 个月的休息和细心照料之后，病情渐渐好转。家庭医生毫不迟疑地认为，她的失常可能是属于神经性的毛病，而不是器官上的病变使得病人呼吸困难。他认为他诊断出的疲劳过度的病因是很合理的。
女孩小时候曾得过一些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但没遗留下任何后遗症。她自己告诉我说——她的话有较深的含义——她的哥哥总是先得病，而且病得总是很轻，接着是她得病，比她哥哥更严重一点。当她大约12岁的时候，她开始偏头痛和神经性的咳嗽。起初，这两种症状同时发生，后来逐渐分开为不同的情况，偏头痛渐渐发作得少了。在她16岁的时候，几乎不再发了，但是神经性的咳嗽，起初是感冒引起，却一直持续不断。在她18岁来让我治疗时，她又在咳嗽。这种症状发作的次数无法确定，但发作时间持续约3~5 个星期，有一次甚至长达数个月之久。
在最近几年中，发作的前半期是症状最严重的时候，经常导致嗓子嘶哑。神经性的毛病早已被诊断，但种种不同的治疗法，包括水治疗术和局部性电疗都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小女孩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少女，她常讥笑医生们的努力，甚至最后完全拒绝他（她）们的帮助。她一向反对请医生，虽然她对自己的家庭医生没有什么反感，但任何请新医生的建议都被她拒绝，因此，她来我这里看病，完全是被她父亲强迫的。
——在他们湖边的屋子里，她常看爱的生理学及类似的书籍。“很可能，”他又补充说：“她因阅读而兴奋。”他断言她所说的只不过是“幻想”。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初夏，那时她16岁。她正被咳嗽和嗓子嘶哑的病症所折磨，当时我就建议她进行心理治疗。当时，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虽然发作时间很长，但症状总会自然消失。第二年的冬天，在她所爱的姑母去世后，她便留在维也纳，和她的伯父与堂妹们住在一起。她发烧时，被诊断为盲肠炎这点请看第二个梦的解析……隔年秋天，由于她父亲的健康情形已改善，全家就离开B 城。先搬到她父亲工厂所在地，不到一年，便永久住在维也纳。
那时，杜拉正值妙龄——一个聪明而貌美的女孩子，但却是（她）父母间争论的来源和焦点。情绪不好以及个性上的变化，现在成为了主要症状。她显然对自己和家庭都不满，她对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善，跟母亲的关系更加恶劣，因为母亲想要她帮忙做家务。她不喜欢社交，避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她埋怨自己有倦容与心不在焉的毛病——她只参加妇女讲座，从事很吃力的研究工作。有一天，她的父母惊慌地发现她留在书桌上面（或里面）的一封诀别信，她说，她不能再忍受她的生活了我已经解释过，这病例的治疗，以及我对其复杂内容的解析，仍然是片断的，因此有许多问题我没有解答，或只能凭借暗示或猜测。当她知道这封信公开后，她大为吃惊：“她们怎么会发现这封信呢？我记得把它锁在书桌里的。”但既然她知道父母亲已看过这封信，我认为是她自己安排它让他们得手的。
她的父亲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他猜测她并没有严重的自杀念头。但有一天，在他和她交谈几句后，她突然神志不清，他开始惊惶失措起来这一次的发作，我相信伴有抽搐、谵妄等症状，但既然这种事实在分析时没有得到，我仍然缺乏可信的资料……过后，她就丧失了记忆，于是不管她的强烈反对，他还是决定送她到我这里来治疗。
本病历就如我以上所描写的，大体看来，并不值得记录，它只是一种“轻微的歇斯底里”，具有最常见的身体和心理的症状，如：呼吸困难、神经性咳嗽、失声、间歇性的偏头痛，以及忧郁歇斯底里症的反社交性与一种不太真实的厌世感。更有趣的歇斯底里病例，无疑早就有人出版过，而且内容可能更详细。而我所描写的都与皮肤感觉的异常、视野的局限或其他类似的症状无关。但我敢说，所有这些奇妙的歇斯底里的症状所表现出的现象，只不过使我们对一个仍然是谜的病症的知识略微增加而已。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最常见的病例，以及它们最常见、最典型的症状给予精确的解析。如果条件允许我为这“轻微的歇斯底里”做一番完整的解析，我会很满意的。因为根据我治疗其他病人的经验，我深信我的分析方法有能力做到。
1896年，在我的《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和波诺尔医生（Breuer）合著）出版后不久，我问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专家对该书中有关歇斯底里的心理学理论的看法如何。他坦白地告诉我，他认为它的结论无法证明，而且只能适用于某些病例。从那时起，我已经看了不少歇斯底里的病例，每一病例的时间从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发现，没有一个病例没有心理学上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研究》那本书中已假设过，即心理上的创伤、情感的冲突，以及在我后来出版的书中所提到的另一种因素——性的扰乱。当然，病人不会在半途中把和病因有关的资料——因为它有隐秘的苦衷——告诉医生，医生也不能因病人的拒斥态度而说的第一个“不”（no）便裹足不前，而不去寻找解决的途径这里有一个例子。另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的因素在歇斯底里的重要性的忽视，很可能因为下列的经验而加强，有一次，一位14岁的女孩来找他，她患有危险的歇斯底里性呕吐，他决定问她一个将令她痛苦的问题，即她是否曾和别的男人恋爱过。“不！”孩子回答道，无疑地，带着吃惊的反应，后来她以一种不敬的口吻对母亲说：“幻想！那老驴问我有没有恋爱过！”后来她来我这里治疗，才证实——虽然不是在第一次的交谈中——她是一个多年的手淫者，有白带（这与她的呕吐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她戒了这个习惯，但在禁欲中她深为一种罪恶感所苦，以致使
她认为任何降临她家的不幸，都是一种神灵对她不守规矩的惩罚。除此而外，她还受到她未婚姑姑罗曼史的影响，姑姑的怀孕（使她呕吐的第二个因素）还以为已经幸运地逃过她的注意。那女孩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没想到原来她已经懂得所有性关系的要素了。
十六岁的少女第一次得到男人的拥抱和吻
——在他转身时，却不是走出门外，而是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无疑，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16岁女孩性冲动的情景。在杜拉的病例中，由于她父亲的明智——这我已经说过多次
——使我用不着费力找寻病人生活环境和她的病之间的本质联系。
她的父亲告诉我：他全家住在B 城的时候，曾和一对住在该城数年的K 夫妇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K 女士在他生病的期间一直照顾着他，因此，他说她是他的救命恩人，K 先生则一直对杜拉很好。他在那里的时候就和她一起散步，并经常给她一点小礼物，并没有人认为那样对她有害。
杜拉非常照顾K 家的两位小孩子，几乎达到了母亲的地步。两年前的夏天当杜拉和她父亲来看我的时候，他（她）们正要和K 家一起去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杜拉本来打算在K 家住几个星期，但她的父亲则打算几天后就回家。
那段时间，K 先生也留在那里。但当她父亲准备离开时，女孩子突然决定要跟他一起回去，态度十分坚决，并且事实上她已经付诸行动。直到几天以后，她才对她奇怪的行为做了一点点解释。她怀着请把她的话转告她父亲的意图告诉她母亲说，K 先生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大胆地向她求欢。
当她的父亲和伯父再次见到K 先生时，问起他这件事，但K 先生坚决地否认。他进而又怀疑杜拉，说他从K 女士那里听说杜拉对性很感兴趣，她在他（她）们湖边的屋子里常看性爱的生理学的书籍。“很可能，”他又补充说，“她因阅读而兴奋。”他断言她所说的只不过是“幻想”。
“我相信，”她的父亲接着说，“这件事使杜拉忧郁，精神不安，并有自杀的念头。她一直想要强迫我要和K 先生，尤其是K 女士断绝关系，但我不能。因为，我相信杜拉那些关于男人的不道德企图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想，更何况，我和K 女士又有珍贵的友谊，我不能让她痛苦。那可怜的女人跟她丈夫在一起是最不幸的。我渐渐地对K 先生失去好感，K 女士自己已经受够了，而我是她唯一的安慰者。我的健康情形是如此不好，用不着向你证明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我们只是两个可怜人，同病相怜而已。你已知道我从我太太那里得不到一点好处，但杜拉遗传了我的倔强脾气，我不能免除她对K 家的憎恨。当她再次强求我跟他们断绝关系时，她的病又发作了。”
杜拉的父亲让我试试看使她恢复理智。他的话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因为在其他场合，他又把杜拉的失常归咎于她母亲的怪癖。他说她的怪癖使家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
开始时，我为了避免以后的失误，并没有对事实的真相妄下断语。因此，我就听到了关于这件事情另外的几种说法。
K 先生对杜拉的求欢，以及对她自尊的侮辱似乎给杜拉留下一个精神创伤——精神创伤是我和波诺尔先生很久以前就一致认为导致歇斯底里不可或缺的条件。但除了一个独特的难题外，这个病例同时也呈现使我必须超越该理论的各种难题我已超越该理论，但并不是放弃它；换句话说目前我并不认为它不正确。我认为它只是不完全而已。我所放弃的是对所谓“催眠状态”的强调，催眠状态被假定是因精神创伤加诸于病人所引起，是以后所有心理失常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一部合著的著作有了问题，而允许作者将他所负责的部分分开是合法的，那么我很乐意利用这机会声明说：“催眠状态”的理论——很多学者认为它是该书的中心思想——完全是布劳尔医生所主张的，我认为用这个名词过于笼统而且易引
人误解，因为它干扰了有关形成歇斯底里症状的心理过程的性质，以及这一问题的连贯性。正如许多歇斯底里病例一样，即使我们知道病人在过去生活中所遭受的全部精神创伤，也不足以解释或决定症状的特殊性。如果创伤的结果所引起的症状有别于神经性呕吐、失声、忧郁与厌世感的话，我们应该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则会发现一些症状（如咳嗽与失声等）在病人受到精神创伤的前几年就已经发生了，而且它们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大概在她8 岁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杜拉的童年时代，去寻找那些有类似创伤影响的事情或印象。更何况，即使症状不是发生在童年，也要追溯到病人早期的生活史。
当治疗中最大的困难被克服后，杜拉告诉了我一段早先跟K 先生在一起的经历，那可以说是一种“性”的创伤。
那时她只有16岁。一天下午，K 先生、K 太太和她约定在B 城一个大广场附近的办公室见面，他（她）们要去参观一个教堂的节庆活动。但K 先生劝他太太留在家里，并遣走了他的雇员——因此当杜拉来到办公室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到了预定时间，他让她在一扇通往上一层楼梯旁边的门口等他，他要去拉窗帘，可是在他转身时，却不是走出门外，而是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
无疑，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16岁女孩性冲动的情景。然而，杜拉那一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感，她用力挣脱K 先生的怀抱，急忙跑下楼梯冲到了街边。
后来，她仍然与K 先生见面，但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杜拉一直保留这个秘密直到治疗时才予以供认。在那件事之后不久，她开始避免和K 先生单独见面。K 家准备出外旅行几天，杜拉本来也约好要去的。可是在那个吻之后，她便不由分说地就不去了。
此时，这个16岁女孩的行为完全是歇斯底里的——在性冲动的场合中，如果一个人的感觉，是大部分或全然地不愉快，我会无疑地认为她是歇斯底里的，不管她有无身体上的症状。对于这种“逆反心理”的解释，是精神病心理学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我认为自己距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只能提供一部分我确实知道的。
当然，分析杜拉的病例的特征时，我们只注意“逆反心理”是不够的，还要有“感觉的转移”。杜拉在那种情况中的感觉，并不像一般健康女子的生殖器的感觉，而是被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所征服，这正是消化道入口处黏膜的不快感——即一种嫌恶感。她的嘴唇因那一吻而受到刺激，这种刺激无疑是停留在嘴唇上，它决定了感觉的位置。但是，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相关的因素。促使杜拉对那一吻嫌恶的原因绝不是偶然的，否则她不可能记不得，且不可能不提起，我认识K先生，因为他和病人的父亲一起来拜访过我，他还很年轻，而且外表很吸引人。
杜拉在那场合中的感觉并没有成为一个永久的后遗症，即使在治疗的时候，它也只是潜伏着。杜拉是一个偏食者，她承认对食物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那一吻留下另一个后果，那就是让杜拉产生了一种幻觉，它不时出现，甚至出现在她告诉我的故事中。她说，她还能感觉到K 先生的拥抱在她上身所施加的那种奇特的压力。
根据一些症状形成的规律，同时考虑到病人其他不可解释的特殊性，诸如她不愿走过任何与女士亲密交谈的男人身边。我对那一吻的情况做出的推想——我相信当男人热情地拥抱她的时候，她不仅感觉到唇上的一吻，并且还感受到了他下身勃起的阴茎的压力。这使她很难受，这种感觉从她的记忆中消失，被她自己压抑着，并且代以一种在喉咙上的压迫感。从被压抑的来源处，喉咙上的压迫感，又得到了过分的强化。
就这样，我们又找到了一种转移现象，从身体下部移到上部这种转移现象的发生，已被证明系解释一大群症状所不可或缺的。自从治疗杜拉以来，我还遇到过另一个因拥抱而使人受惊的例子（这一次没有吻）。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病例。她曾经爱过已和她订婚的男子，但突然开始对他冷淡，伴随着一种严重的忧郁；她因此来找我治疗。这不难追踪出系由于那男子勃起部分给她的一惊，她感觉到它，但后来就从意识中消失了（被潜抑）……另一方面，她的行为所显露的被迫性，好像是对那一吻的情况直接的回忆而来。她不愿走过任何她认为是处于性冲动状态的男人身边，因为她不愿再见到伴随性冲动的身体上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3 种症状——①嫌恶，②身体上部的压力感，③对热情谈话中男人的回避——三者都从个人经验而来。嫌恶是产生情欲的口欲区受到压抑时所产生的症状，口欲区在杜拉婴儿时代曾因吸吮快感的习惯而过度放纵过。勃起的阴茎的压力可能也在与女性相对应的器官——阴蒂引起类似的变化，这第二个情欲产生区域的冲动移位成胸部的压迫感，并停留在那里。她对可能处于性冲动状态的男人的回避与一种恐惧症相似——这种回避使她免于任何曾受压抑的感觉的重现。
为了证实我对故事的补充说明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我很谨慎地询问病人是否知道男人的身体在性冲动时的变化。她当时回答“是”；但就那一吻的情况而言，她回答“我想不”。
一开始我就尽力避免谈论性知识的任何新鲜事实。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良心上的动机，而是因为我急于证实我对这病例的推论是否正确。因此，我不指出某种东西的名称，直到她对这种东西的间接隐射已不再模棱两可，而将它们翻译成直接指涉的语言。她的回答总是敏捷而坦白，她是知道那种事的。但涉及她的“那种”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则是一个谜，她已经无法回忆起，她完全忘掉了所有关于这方面（性的方面）知识的来源此点可参考第二个梦。
如果我知道那个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就可以知道嫌恶感的由来。这种嫌恶的感受本来似乎是对身体固态排泄物的味道的反应。但生殖器可唤起对排泄物的联想反应，尤其是对男性的而言，因为男性的生殖器执行排尿的功能。诚然，排尿功能是比较早的，而且也是性生活以前的时期唯一被知道的功能。因此，嫌恶就变成性生活的情感表现方式之一。早期的基督教长老们把尿与粪便的排泄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理想化的努力也无法分开它们。但是，我坦白地强调说，该问题即使指出这种联想的途径，也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联想可能被唤起，但并不意味它实际上就被唤起。的确，在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发生。
——他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们的幽会进行辩解。
事实上，后来我发现杜拉对她与K 先生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尽办法，也不能引发她对这一关系的兴趣，她说他们之间已经完了。在她接受治疗时，所有的联想的最表层，她最容易意识到或回想起的，总是和她父亲有关。她不能原谅她父亲继续和K 先生，尤其是K 女士来往。她对那些关系的看法和她父亲预期的不同。在她心里，肯定认为父亲和那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关系。她注意到了种种迹象，这对她来说是残酷的（此处她的记忆很完全，没有一点遗漏）。他（她）们与K 家认识是在父亲病重以前，但直到K 女士以护士的身份，在她父亲病重时照顾他，他（她）们的关系才亲密起来。此时，杜拉的母亲却远离她父亲的病房。
在她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天，他和K 女士的“友谊”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这两个家庭在一个旅馆里合租一整套房间。有一天，K 女士说，她由于睡眠不好，因此不能再和她的一个小孩同睡一间寝室。几天以后，杜拉的父亲也找了个借口，希望换一个寝室。他（她）们两个人都搬到了新的寝室——走廊尽头的、中间隔着走廊的相对的房间，新的寝室比他（他）们原来的寝室安全，可避免别人的干涉。
后来每当杜拉责备她父亲关于K 女士的事情时，她父亲总是说，他不能谅解她的敌意，并且叫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感激K 女士。当她向母亲问及父亲这暧昧的说辞时，她母亲告诉她说，她父亲前些时候曾极度地不快乐，甚至决定走到树林里去自杀，K 女士疑虑到这点，才跟踪在后，并恳切地劝他为家庭保留自己的生命。当然，杜拉照样不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他（她）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了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她）们的幽会进行辩解这一点与她自己的伪装要自杀有关联，她想自杀的念头可以说是她渴望获得同样的爱的表示。
在他（她）们回到B 城后，杜拉的父亲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去拜访K 女士，而那时K 先生正在上班。大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向杜拉打听。K 先生自己曾痛苦地向她的母亲抱怨，但他并不提及此事，似乎这是她的一种微妙情感。当他（她）们两家人在一起散步时，她的父亲和K 女士总知道如何安排单独见面的机会。而且K 女士无疑地拿了他的钱，因为她的花费超出了她自己或丈夫的支付能力。杜拉还说她父亲开始送K 女士精巧的礼物，并且为了掩饰，同时也对她和她母亲慷慨起来。过去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无法行走而进入疗养院数月的K 女士，现在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人。
甚至在杜拉的家离开B 城，搬到工厂所在地后，这些关系仍然继续多年。她父亲不时地说他不能再忍受天气的不适，他必须为自己着想。于是他开始咳嗽并怨天尤人，直到他突然到B 城去，然后从该处寄回来最快乐的信。他的毛病不过是想去看他女朋友的借口。
后来，他（她）们决定搬到维也纳，杜拉开始猜疑其真正的原因。果然，他（她）们搬到维也纳才不过3 个星期，她就听说K 家也搬到那里了。杜拉告诉我说：他（她）们都在维也纳，并且她在街上常常遇见她父亲和K 女士在一起。她也常遇见K 先生，他常转身尾随她。有一次，杜拉一个人在外面，他跟踪了好久，以确定她要到哪去，是否是去赴男人的约会。
在杜拉接受治疗期间，有一次她父亲又感觉到不舒服，于是又到B 城去住了几个星期。敏感的杜拉马上发现了一个事实，即K 女士也出发到B 城去看她的亲戚。这时，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最严厉：他不诚实，他有骗子的天性，他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别人。
两个男人的叵测居心：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
——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 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 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K 先生的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我不愿争论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是对，还是不对——从某一方面来说，她的指责是无可厚非的。当她为这事难过时，我常常禁不住想她是作为她父亲与K 女士来往的代价而被“转交”给K 先生的。从她的父亲如此利用她所表现的反感，可以窥见其对父亲的爱。有时候她也能自我感觉到如此激动和夸张所带来的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