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男人当然不会同意把她当作交易的“筹码”；尤其她父亲更敌视这种暗示。但他是一个知道如何自圆其说的人。
如果别人告诉他说，一个成熟中的少女常常和一个“不安于内”的男人无节制地在一起，是危险的。他必定会回答说，他的女儿可以信赖，像K 先生这种男人决不会对她有什么危险，况且他的朋友也不可能有什么不规矩念头，更何况杜拉还是一个小孩，K 先生也把她看作是一个小孩。
可是，事实上，这两个男人都避免对彼此的行为下什么结论，因为，那样做会令他们的良心不安。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 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抓住任何送她珍贵礼物的机会，并利用他所有闲暇的时间陪伴她，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注意K 先生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当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提出无懈可击的争论时，医生很容易感到一时的困窘，病人会趁机说：“这全都是正确而真实的，不是吗？对我所说的，你还能提出什么修正呢？”
然而，不久就会很清楚。病人提出这些不能用来很好分析解释的论点，其目的是想掩饰其他的会遭到批评的想法，他（她）们害怕这种想法进入意识层面。因此，那一连串攻击别人的指责，实际上是病人的一种自我谴责。
我们所要做的，只需将每一项指责反过来指向自己。在这种以指责别人来转移自责的自我防御方法中，有一种不可否认的自动因素。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在小孩子的“你也是”的争论中发现。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被指责为说谎者，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你也是。”
成年人如果要以牙还牙的话，就会找寻对手真正暴露的弱点，而不会重复别人。在狂想病（Paranoia）中，自责是对别人的外射，其内容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一点也不考虑真实，这在妄想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一个自责的“衬托”或“背景”，具有相对称的内容。
她认为，她的父亲不愿深入地去看K 先生对他女儿的行为，因为他害怕干扰了自己和K 女士的恋情。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杜拉自己也做了同样事情。她使自己在爱的纠葛中成为了父亲的同谋，她故意忽视了任何导向真情的迹象。直到湖边的那一段遭遇发生以后，她才睁开眼睛，开始对她的父亲严厉起来。
在最初的几年中，她对她父亲和K 女士的关系，一直给予可能的帮助。如果父亲可能在K 女士那里，她就绝不去看她。而当知道K 家的小孩被“赶出去”玩时，她就会赶去和他们一起散步，以免他们过早地回家。
但是，有一个人急于要她明白她父亲和K 女士关系的真相，并要她反对K 女士——这个人就是她的女家庭教师，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女人，她书看得很多而且见解高明。
这名女老师经常阅读各种有关性生活或类似的书籍，而且还跟杜拉谈论它们，同时她也坦白地请求杜拉不要向父母亲提及此事。因此，有一些时候，我认为这女人是杜拉所有“秘密”知识的来源，可能我的看法不会全错。
这老师和她的学生又一度很要好，后来杜拉敌视她并坚决要她辞职，这是因为女老师不择手段地去鼓励大家反对K 女士。她还对杜拉的母亲说，忍受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有损于她的尊严。她甚至还将杜拉父亲与K 女士关系的所有不明不白之处，告诉了杜拉。
但她的努力终归白费。杜拉仍然听不进任何有关她父亲和K 女士之间关系的坏话。杜拉轻易地就揣测出她老师的动机——她在某一方面也许很迟钝，但另一方面却非常敏感。她发现女老师爱着她父亲。当她父亲在的时候，女教师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时，她会显得风趣而殷勤。
当杜拉家搬到工厂所在地而K 女士不在附近时，女教师的敌意才朝向杜拉的母亲，因为那时杜拉的母亲是她比较接近的对手。这时，杜拉对女教师仍然没有恶意。
后来，杜拉发现女老师对她一点也不关心——女老师对她的情感其实是对她父亲情感的伪装。这时她才生气起来。在她父亲离开工厂所在地时，女老师就没有空陪她，不和她一起散步，也不关心她的功课。等到她的父亲从B 城一回到家里，女老师马上就准备好了各种献殷勤的方式。
因此，杜拉鄙视她。
女教师给杜拉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她对待杜拉的方式，也就是杜拉对待K 女士的孩子们的方式。杜拉变成了K 家孩子们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和他们一起散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全替代了他们的母亲。
K 先生和太太经常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从没成功，因为K 先生，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不想让任何一个小孩感觉到被遗弃的悲伤。因为对小孩子的共同兴趣，一开始就在K 先生和杜拉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的链环。杜拉关心K 先生的孩子们，显然是为了掩饰一些她急于隐瞒自己和别人的东西。
相同的判断可以从她对孩子们的行为看出（参考女老师所对待她的），也可以从她对父亲和K 女士关系的默许看出——换句话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爱恋着K先生。
当我告诉她这个结论时，她不同意。她马上告诉我说，别人（例如她一位表妹——曾在B 城和他们住过一些时候）曾对她说：“为什么你总是对那个男人不礼貌！”而她自己就是无法回忆起这类的情感。
后来，当各项资料使她难于坚持她的否认时，她才承认在B 城中，曾经爱过K 先生，但自从湖边度假那一段遭遇发生后，那就成为过去了。
她指责自己的父亲：说他对良心的最迫切呼唤竟然充耳不闻，说他只看到对自己的爱情有利的一面——这些指责反过来必然落在她自己的头上。如果杜拉爱K 先生，为什么她在湖边度假那个遭遇中拒绝他呢？或者为何她的拒绝那么粗暴，好像她深受他的伤害呢？而且，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如何会因为一项既不唐突又不冒失的求爱举动，而感觉受辱呢？
她还指责父亲：说他的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借口，他利用它来达逞私欲。这些指责，一样地隐藏了一大段她自己的秘密。
一天，她向我诉说一个自觉的新症状，她常感觉到像穿刺般的胃痛。“你又在模仿谁了？”我问她，这一问一针见血。
暗恋与病痛
——杜拉认为，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
前些日子她曾访问她的堂姐妹——她已死去姑母的女儿们，较年轻的一个已经订婚，这消息使她的姐姐得了胃痛而病倒，被送去西木林（Semmering ）治疗（一处有名的疗养地方，位于维也纳南部约50英里的山上）。
在杜拉看来，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当堂姐想要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病倒，而现在她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离开家里，免得嫉妒她妹妹的幸福。
但是，杜拉本身的胃痛却说明，尽管她还认为堂姐是一个诈病者，她却把自己比做她的堂姐，她这种“心理模仿”的背景也许是她也嫉妒那幸运女孩的爱情，或许她把堂姐最近失恋的遭遇比做自己的遭遇。
杜拉也从K 女士那里看到病会带来的好处。她知道K 先生一年中有部分时间旅行在外。当他回家时，他常发现太太健康不佳，但杜拉知道前一天她还好好的。杜拉了解到，丈夫在身边会使他的太太病倒，而太太则高兴生病，以免履行她所厌恶的夫妻间的性义务。
当讨论到这点时，杜拉突然说出在B 城的起初几年，她的健康时好时坏的情形，就像K 女士的情形一样，于是我怀疑她的健康状态与别的事情有关。
由于其联想的相邻性——时间上的相邻性，我们可证明出一种尚未公开的内在性关系的存在。例如写字，如果“a ”和“b ”写在一起，那么“ab”就形成了。这是精神分析的技术性原理之一。杜拉曾有过无数次的咳嗽发作，并且导致失声。她所爱的人的存在与否会影响她病症的出现或消失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巧合的事实，或其他暴露真相的事实。
我问她这些发作的平均时间有多久？“一般3~6 个星期。”K 先生不在的时间有多久呢？“也是3~6 个星期。”她回答得很勉强。
杜拉的病证明了她对K 先生的爱，就像K 先生的太太的病证明了她对丈夫的厌恶一般，只要假定杜拉的作为刚好和K 女士相反；在K 先生不在时，她就生病。他在时，她就好起来，至少在病症发作的初期似乎如此。可是在后期，我们必须忽视她病症发作的时间，与她暗恋的男人不在的时间的巧合性，因为巧合的规律性将暴露她的秘密。因此，到后来，发作的时间长短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记得许久以前，当我在查柯（Charcot ）的诊疗中心工作时，我曾见到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言。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更流利更快速，或者比他们以前写得更好。
杜拉也有同样情形。在失声发作的前几天，“写得总是特别容易！”其实这不需要心理学来解释，这只是由于生理上的代价需要使然。
K 先生在旅行的时候常写信给杜拉，同时也寄风景明信片给她。尽管他的回家总是出其不意，令K 女士防不胜防。杜拉是唯一知道他何时回来的人，况且，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以代替交谈，这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形完全一样。
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放弃说话的方式。既然她不能与“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其价值。另一方面，写字的方式得到重视，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任何病例中，只要有周期性的失声发作，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人存在，而他（她）有时离开病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杜拉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十分特殊，我们不能预测是否有类似的病例不时出现。但是我们对目前这一病例中失声的解释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岂不是让自己变成一部华而不实的作品的受害者吗？我并不这么想。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个常被提起的问题，即歇斯底里症状的病因，是来自心理上的或身体上的，或者如果前者是对的话，是不是所有症状都来自心理因素呢？
像许多未成功解决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有待于执著的研究者去解决。任何心理的或身体的一方面，都不足以涵盖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都牵涉到两方面。如果缺乏某种程度的身体的配合因素，缺乏身体器官的某种正常的或病理的过程，它就不能产生。而且除非它有心理上的意义，否则它不能重复发生两次以上——重复出现的能力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特征之一。歇斯底里症状本身并不含有这种意义，只是借用了该意义，就如连缀上去一般，并且意义随时可以改变，随着那被压抑而急于想挣脱束缚的思想而定。同时，有某些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使潜意识的念头和身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而且也使那些关系接近某种典型的形式。
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来自“意外的”心理素材，而症状的解除有待于找寻它们在心理上的意义而定。当精神分析可解决的已被清除完毕时，我们开始建立各种有关症状在身体上的基础——通常是一种体质上或器官上的假说。
在杜拉病例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只以精神分析方法对她咳嗽与失声的解释，我们还得指出其器官上的因素，指出使她表达对一个周期性不在她身边的男人之爱情的“身体的配合因素”（Somatic Compliance）的来源。在本病例中，如果症状的表现与潜意识精神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惊人的关系，我们也将在其他任何例子中，得到这种惊人关系的印象。
在这里，也许有人说，精神分析指出：解答歇斯底里问题的线索，并不在于“神经细胞的分子与分子间的奇特不稳定性”，也不在于一种很容易就进入“催眠状态”的方法，而是在于“身体的配合因素”。不过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我提到，这种新见解并不总是使该问题简化，而且已经使它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因此，我们不必再处理整个问题，而只要处理有关歇斯底里与别的精神病之间不同的部分就可以了。所有的精神病，其潜意识的精神趋势在得到“身体的配合因素”所提供的形体上的配合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相同过程。在身体的配合因素尚未形成之前，不同于歇斯底里症状的现象便会出现：不过，它仍然是一种有关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恐惧或强迫性行为——总之是一种精神病。
生病的真正动机
——杜拉生病的目的，只是想夺回她父亲的关心，促使她父亲和K 女士分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杜拉对她父亲态度的深层次含义。她指责她父亲是一个谎称有病者，事实上这个指责是她对自己早期多病的自责，在潜意识里，也是对目前状况的自责。
这个时候，医生所面临的工作，通常是推敲那些由分析得到的暗示或隐喻。我告诉她说，目前她的健康问题是由于心理原因引起的，而且，就像她很清楚K女士的病一样，有其他目的在作祟。
我认为杜拉是想借病达到她的目的，那就是让她的父亲离开K 女士。但她的请求或吵闹都未奏效了；也许她想吓唬她父亲使她的目的得逞（她曾写过诀别信），或者，乞求父亲的怜悯（她曾多次昏倒）；或者，如果这些都失败的话，至少她会对他施行报复。杜拉很清楚，她父亲非常疼她，一旦他知道女儿生病，常急得掉泪。我相信只要她父亲告诉她，他已经为了她的健康而牺牲了K 女士，她马上会痊愈的。但，我希望她的父亲永远不要那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她便拥有了秘密武器，将来只要有机会，她便会再度生起病来。要是她父亲无动于衷的话，我想她就不会那么容易痊愈了。
下面，我对“生病的动机”在歇斯底里症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些概括性的
评论。生病的“动机”必须与生病的经常性的严格区别，也必须与症状所由来的材料相区别。动机与症状的形成无关，而且在开始生病时并不存在。它们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疾病的全貌要在“生病的动机”出现后才完成1923年附注——这点不太正确。“生病的动机在症状开始时并不存在，而只是随后才出现的”，这个见解已站不住脚。对在该文下一段中，生病的动机被提到，在生病以前即已存在，并且它们是促使疾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后来由于区别生病的“原本收获”与“附带收获”，我找到更好的道理，在本段后面几句中所提到的是属于“附带收获”部分。至于“原来收获”，则在任何心理症中，都可以识别出来。首先，生病会导致心理负担解除（我们说这是“逃避入疾病中”），虽然大部分病例，到了末期，这种“逃避”已没有什么效果，可是，当精神困扰时，它是最经济方便的解决办法。像这种原本收获的成分可以说是“内在的”或心理学上的，而且也是持久的，除此以外，还有外在因素（例如前面曾提到K 女士与其丈夫的关系）也可以促成生病的动机，这是原本收获的“外在的”成分……它们的存在可以在任何一例长期病痛的病例中发现。
一种症状初起时，总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到处遭敌视，这就是它为何会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的原因。一种症状，在刚出现时，病人并未意识到它有什么实际“用处”，但生病常常会给病人带来某些“好处”，因此，病人常常在潜意识中，便不自主地利用“生病”来获取某种便利。如此一来，症状即拥有一种附带作用，因此，在病人的精神生活里，病人对症状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于是任何人要想使病人复原，将惊诧于其抗拒力之大，他这时会突然意识到病人想要驱除病症的决心，并不像其外表所显示的那样认真。
假如有一位工人——一个泥瓦匠，从房子上摔下来，摔成了残废，现在在街头上乞讨为生。再假如有一位奇迹创造者前来允诺能使他的伤腿复原行走。我想，要是盼望那工人脸上会有感激的神色才傻呢！也许，在他受伤的那一刻，想到以后不能工作，而必须靠别人的怜悯生活甚至饿死时，他会觉得不幸，可是从那儿以后，那使他丢掉工作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他收入的来源：他靠残疾生活。如果这个再被拿走，他将真正无依无靠了。因为这时他已忘掉工作的技术与谋生的习惯，他已经习惯于懒惰，并且可能已耽于盘中之物了。
甚至在童年的时候，生病的动机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小孩子渴求父母全部的爱，且不能和兄弟姐妹们共享；他知道在他生病而引起父母的焦虑时，他们的爱会全部慷慨地给予他。于是他发现了一种吸引父母爱的方法，一旦在他的心理趋势有诉诸病的倾向，他就会利用它。
在这种孩子长成女人后，她可能发现，由于嫁给一位不体贴的丈夫，常压制她的意志，无情地利用她工作的能力，而一点感情、一分钱也不给她，致使她小时候经常运用的需求方式完全碰壁。在这种情况下，生病，便成为了维持她地位的一种武器。也将使她获得所希冀的照顾。生病将会迫使她丈夫做金钱上的牺牲，并给她悉心的照顾，这是在她健康时所不能得到的。在她康复后，他也不得不对她好，否则，她又会以生病来威胁他。她的病情完全是非自然的——医治她的医生心中最清楚不过了。而且，借这种理由，她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方法的利用，早在她童年时代就已生效。
然而，这类病是病人蓄意所为。它们通常是针对某人而发，而那人离开时，病就会消失。有关歇斯底里特征的最笼统与普遍的看法——像从未受教育的病人亲属或护士听来的——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对的。
如果一个瘫痪躺在床上的女人知道房里失火的话，她会跳起来跑出去；被宠坏的夫人，如果听说她的孩子得了重病，或家里惨遭什么大不幸，也会忘掉她所有的病痛。人们这样说时，忽略了意识与潜意识在心理学上的区别。这种说法对小孩子来说可能行得通，但对大人来说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对病人断言说“那只是意志力的问题”，给予病人鼓励或谴责，往往会归于无效的原因。首先，必须透过分析的方法使病人相信她自己有生病的动机才能。
各种歇斯底里治疗法的致命弱点，在于对生病动机的过程分析。同样，精神分析法也大致上如此。不过精神分析有一点比较方便：它不必考虑病人的体格，或病原体；它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去除生病的动机，病人就可暂时甚至永久地痊愈。如果我们对病人所隐蔽的隐私有较多了解的话，医生所记载的奇迹式痊愈，症状自行消失的歇斯底里病例就会很少。这种奇迹式的痊愈和症状自然消失主要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形：病情让别人知道的时机已过；第二种情形：病人对某人的顾虑已不重要；第三种情形：情况已因某种外来事故而改变——因此，整个失常状态当时虽然达到最高潮，但是在一个外因之下，却突然消失。表面上似乎是自然好转过来，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一打击已经解除了依附在病人身上的生病的最直接的动机。
促使病人生病的动机或许在所有病例中都可发现。可是，有些病例的动机完全是内在的，例如自我惩罚的动机——伴随着忏悔与内疚。这种病例比那些暗含外在目的的病容易治疗。
在杜拉的病例中，她生病的目的显然是想夺回父亲的关心，促使父亲和K 太太分离。
杜拉奇怪的咳嗽——医学界的震惊和恐怖
——她说，满足爱的方法不止一种……
最让杜拉伤心的是，她父亲根本不听她解释，主观地指责她，说她在湖边的那段遭遇是她想像的故事。这种指责，这种对女儿的毫不关心，几乎让杜拉疯掉。
为了想知道，隐藏在她强烈否认这种指责背后的自责是什么，我曾迷惑许久。我怀疑在它背后还有内幕，因为无关痛痒的指责不会令人难堪。另一方面，杜拉的故事在各方面一定与事实相对应。她一发觉K 先生的企图，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并且掉头跑走。她这种行为一定使K 先生不解，也使我们不解。因为这么长的时期中，他一定得到过她不少的暗示，并且对她的感情一定有所把握。
在我们讨论到她的第二个梦时，我们将得到这个谜的解答，同时也将得到目前我们仍然弄不懂的有关自责的答案。
在杜拉再三埋怨她父亲，并且不断咳嗽时——我想，这个症状可能和她父亲有关系。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以前所收集的对这症状的解释，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根据一项由经验中多次获得证实的原则，虽然我还不敢说它是一项普遍原则即：“症状是性幻想的表现或实现”。换句话说，症状是一种性的暗示，或者说，在症状的涵义中，至少有一种是性幻想的表现，而在其他的涵义中，却没有这种限制。任何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人不久将发现：一种症状有多重意义，而且同时代表数个潜意识的精神作用过程。
我还要附带说一句，根据我的推测，如果只有一种潜意识精神作用过程或幻想，并不足以产生一个症状。
假设我们以性的暗示来解释杜拉的神经性咳嗽很快就可进行试验。杜拉再度坚持说，K 女士爱她父亲只是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富有的人”。她说这话时的些细节让我觉得，在那句话背后有相反的意义存在，也就是说，就性的意义来说，她的父亲是一个“不富有的人”——即她的父亲，身为一个男人，并不富有，是性无能的。杜拉从她所知道的知识肯定这种解释。
现在我要指出其矛盾所在：一方面，杜拉坚持说她父亲和K 女士的关系是恋爱关系，但另一方面，她却又坚信她的父亲是性无能，换句话说，他不能够干那种事。她的回答显示出她用不着承认这个矛盾。她知道——她说，性的满足方法不止一种。（她这个知识的来源无法追究。）我进一步问她，她的意思是不是说，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其他可达到性交目的的器官。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继续说，在那种情况下，她一定正好想到身体上那些在性的暗示中容易受到刺激的部分——即喉咙和口腔。
其实杜拉肯定不能完全明白这种事情，
不过，不能否认在她的喉咙受到一种骚扰性的刺激从而引发剧烈咳嗽后，她想起那不时盘绕在她心里头的，两个情侣在做口腔的性交的情景。在她默认这种解释后不久，咳嗽的症状就消失了，这和我的看法非常一致，但我不愿太强调这点，因为，以前她的咳嗽也常常会自动消失。
这一短短的分析，也许会引起读者们的嘘声来——除了半信半疑外，还会感到震惊和恐怖。下面我将对这两种感受做一番探究，来看看它们是否合理。
震惊大概是因为我大胆地和一个少女谈论这种微妙而令人不快的问题，或者对一个仍然有性活力的女人谈这个问题。恐怖无疑地是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少女竟然对这种事知道得那么清楚，而且想像占满她的纯洁心灵。对于这两点，大家应该稍微冷静和理智些。事实上，并没有必要为少女想像那种事情而感到愤懑。
一个男人跟女孩子或女人们谈论种种性问题，而不伤害她们，或者为自己带来嫌疑是有可能的。首先，可以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其次，只要让她们相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妇产科医生，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要她们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
谈论这种事情的最好方法是直截了当，而且这也是最远离猥亵的方式，猥亵是一般社会对待性的态度，而女性也已完全习惯了。但是我以学术性的字眼称呼身体的器官和作用过程，并且，如果病人不知道这种名称，我会告诉她们。
我当然也听说过有些人，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在这种方式的治疗中做出卑鄙的事情。他们似乎在嫉妒我，或者嫉妒我的病人享有这种治疗所带来的快感，当然是在他们的观念中。我太熟悉这种人的道德观，我不会被他们激怒。我将避开一切诱惑不去写一篇讽刺他们的文章。但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必须提起：起初觉得性问题不易启齿的病人，经过我治疗后一段时间，我很满意地听到她说：“啊！你的治疗比某先生的交谈可敬！”除非相信性问题不可避免，或者真正让经验说服自己，否则没有人能胜任歇斯底里的治疗。正确的态度是：pour faire une omeletteil faut casser des oeufs. （德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实际上病人本身是容易被说服的，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有很多这种机会。不必因为与她们讨论正常或变态的性问题，而感到良心不安。除了认真地从事工作外，我们所要做的，是把潜意识的内容“翻译”成意识层面上的意念。毕竟，治疗的整体效果是建立在我们的认识上：潜意识意念的影响力比意识上意念的影响力更强烈，而且是不可抑制的，因此它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来说，决不会有令她堕落的危险。因为没有性生活的知识，甚至在潜意识中也没有的话，是不会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的。而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就不会再有父母亲或师长所谓的“纯洁的心灵”存在。10多岁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只要有歇斯底里症状，就肯定不会再有纯洁的心灵了。
第二类的情绪反应——恐怖。并不是针对我，而是认为我的病人变态性的幻想是恐怖的。我只想说，一个真正从事医学工作的人是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流露出过多的情绪化倾向，从而对病人的病态想法进行指导。一个医生在撰写有关性变态的学术论文时，没有必要对所撰写的内容表露出厌恶情绪，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实，严谨地研究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的感受抛开，严肃地加以对待。
我们应学习冷静地谈论所谓的“性变态”——性的功能超越有关的身体部位或性对象选择的正常情形。至于所谓正常性生活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在我们考虑不同种族，不同年代时，足以使狂热者的情绪冷静下来。我们确实不该忘记，那最令人排斥的性变态，两个男人之间的性爱，不仅曾被一个文化比我们悠久的民族——希腊人所容忍，而且事实上，还被希腊人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我们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性生活中多少有一点逾越——有时在这个方向，有时在那一个方向——一个为正常标准所规定的狭窄范围。性变态就其感觉层面来说，既不是野蛮，也不是退化。
他们是由婴孩时期，未分化的性前期的“种子”发展而来，并且由于被压抑或被转移到较高级的、非性的目标——即被升华成为我们文化上无数成就的动力来源。因此，当任何人“变成”一个明显的性变态者时，我们不如说他“仍旧”是一个性变态者，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心理障碍的时期。
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具有强烈性变态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他们发育的过程中曾受到过压抑，而转入潜意识。结果，我们潜意识的幻想内容和文献上所记载的性变态行为一模一样——克罗福特。爱宾（KrafftEbing ）的《性心理变态》（Psychopathia Sexualis ）一书，这本书认为心地单纯在造成变态的倾向上，负很大的责任。精神病症可以说是性变态的“负效应”（negative）。精神病患者的性构成，包括遗传的影响和他们的生活史中任何意外的影响，都会妨碍性的正常发展。正如河水碰到河床的障碍物时，会被挡回去而进入另外的似乎已干涸的旧河道。
为什么杜拉喜欢吮吸拇指头
没有人会争辩，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是初期的“性感区域”。
引起歇斯底里症状动机的原因，一是被压抑的正常性活动，二是潜意识的性变态活动。一般人不知道，为人排斥的性变态行为，广泛地分布在人群中。
也许，我不说他们也知道：只是他们在提笔写作的那一刻，故意忘记它。
所以这歇斯底里的18岁女孩——杜拉，她已经知道吸吮男性生殖器是一种性满足的方式，她会发展这类的潜意识幻想，并且以喉咙的刺激和咳嗽来表现它，这不足为奇。同时，即使没有外在来源的启示，她得到这样的幻想，也并不奇怪——这种情况我在其他病人那里也见过。
因为在杜拉的病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为创造与性变态者的行为一致的幻想，提供了必需的身体上的条件。
杜拉记得很清楚，她小时候是个“吮大拇指”的姑娘。她父亲也记得直到她5 岁时，才改掉这习惯。杜拉对自己小时候的一幕情景记得很清楚，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吸吮着左手的大拇指，右手拉着她静静坐在旁边的哥哥的耳朵。
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以吸吮方式自慰的典型例子，同样情况也可以在别的精神衰弱或歇斯底里的病人那里见到。关于这种奇怪的习惯，一个病人曾给我以启示，这是一个年轻女子，她一直戒不掉吸吮的习惯，她记得小时候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她记得自己一面吸吮着保姆的乳头，一边有节奏地拉着她的耳朵。
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是初期的“性感区域”——既然它在平常的接吻中具有这种意义。这一性感区域在童年时期频繁运用，决定了继起的身体配合因素的存在，这就是从嘴唇起始的具有黏膜的腔道。
因此，当真正的性器官，即男人的性器官被女性了解以后，会增加口腔区性冲动的性暗示。于是不难想像，阴茎代替原来的对象（乳头），或作为其替身的手指头，作为性欲对象，而得到原来在早年时代所得到的满足。因此，这种吸吮阴茎的令人排斥的变态幻想，具有最无邪的来源。它是那被描述为吸吮母亲或保姆乳房的早期印象——一种见到喂奶的小孩时，浮起的印象的新翻版。
在大多数情况下，奶牛的乳房容易令人想起一种介于乳头和阳具之间的影像。刚才我们对杜拉的喉咙症状所进行分析的讨论，还可进一步说明。
也许有人要问，她想像中的这种行为情况，如何与我们对其症状所作的其他解释统一起来呢。该解释说，症状的出现或消失反映出她所爱的男人在与不在，并且参照他妻子的行为，有下面的意思：“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他：他离开时，我会生病（由于思念），他回家时，我便好转（由于高兴）。”
这问题，我必须回答，我治疗歇斯底里症状的经验显示：一个症状的各种不同意义并不一定要彼此一致，即性并不一定要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只要那引起症状的所有不同的主题性内容具有一致性就足够了。何况在目前这病例中，甚至第一种一致性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一种意义和咳嗽有关，另一种意义和失声以及病症的周期性有关。
更精确的分析可能会揭露出更多的与该病细节有关的精神内容。我们已知一个症状可“同时”按一定的规律与数个意义相呼应。现在我们可进一步说，它可“依次地”表示数个意义。
在几年的进展中，一个症状可改变它的意义，或者说，主题可从一个意义转到另一个意义。这好像是在精神病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保留的属性，以保证一个症状一旦形成，就尽可能地被保留，即使它在潜意识的思想已失去它的意义。
教条地来解释这种保留症状的倾向并不困难，因为这类症状的产生不太早，纯粹的心理活动要转变为身体的表现——这过程我称为“转移”，要看许多有利的情况是否存在。转移所必需的身体配合因素很难得，因此，潜意识活动想要得到释放的冲动，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已存在的发泄通道来发泄。创造一种新的转移方式似乎比在需要发泄的新念头和不再需要发泄的旧念头之间形成联想这个途径困难得多。发泄的冲动沿着这些途径，从新的冲动回到旧的发泄渠道——表现到症状中，像福音中说的，旧瓶装新酒。
这些似乎说明了，歇斯底里症状的身体因素比较稳定，并且不易变动。然而心理因素是多变的，因为替代物较早被发现。可是，我们不应该从这个有关两方面因素的比较中，得出任何判断。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精神方面的因素总是比身体方面的因素更有意义。
恋父情结：要K 女士，还是要我
——因K 女士的出现而受打击最大的，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杜拉自己。
杜拉对她父亲和K 女士的关系的想像，不断地在她的头脑里反复出现。进一步分析这种想像，可能会发现更重要的意义。这种反复出现的一系列念头，实际上在不断地夸大和不断地加强，正如韦尼克（Wernicke）所谓的“超级”想像——虽然它的内容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它同样表现出了病理上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不管你怎样利用你的意识去控制这种念头，都不能将它排除，不能将它驱散。
一种正常的意念系统，不管其强度多大，总是可以消解的。
杜拉觉得她对父亲的想法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发泄。“我不能想别的，”她一再埋怨说，“我知道哥哥说，孩子无权批评父亲的这种行为。父亲叫我们不该为这些烦恼，应该高兴，他已找到一个他所爱的女人，因为母亲太不了解他了。我想和哥哥一样认识，但是我做不到，我无法忘掉他这种事。”这类的超级念头常是那被称为“忧郁病”（melancholia ），除了其深度的忧郁以外，该病和歇斯底里一样，也可以透过精神分析而解除。
现在，如果一个人具有一种像杜拉这样的“超级”念头，而他又知道意识对那种念头的抗拒是无效的，他怎么办呢？反省也会暗示，这系列夸张的念头一定从潜意识中获得力量。任何排除的努力都无效的，因为它来自潜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或者因为另一个潜意识念头隐藏在它后面。
在后一种情形中，被隐藏的念头通常是与那“超级念头”相冲突的念头。互为冲突的念头总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它们常常是成双成对地，当一个念头在意识上被夸张时，另一个相反的念头就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这种介于两种念头之间的关系，是压抑作用的结果。
因为压抑作用常常是因为受到一个与被压抑念头相反的念头的过度强化所致。这种过程，我称之为“逆向强化”（reactive reinforcement），在意识中不能被解除的夸张念头（就像偏见一般）就称之为“逆向念头”（reactive thought）。逆向念头以一种很高的强度，压抑与之对抗的念头，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不能为意识上思维的努力所动摇。因此，消除那加强夸张念头的方法，就是使被压抑的相反念头进入意识界。
当然，我们也必须有备于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念头的“超级性”（Supervalency）不完全是因为以上所说的两种原因中的一个而来，而是同时由于两种原因共同所致。其他的并发情形也可能产生，但总离不开大概的范畴。
现在，让我们在杜拉病例中应用这些理论。
我们先说第一个理论，也就是说，她的脑海里充满了父亲和K 女士关系的念头，这种念头的强迫性是由于它的根源处于潜意识中，但她并不知道。要从她的生活环境及其行为中发现其根源产生的原因并不困难。
杜拉的行为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女儿所应有的范畴——她的感受和举止更像一个嫉妒的妻子。她给父亲两个选择，“要K 女士，还是要我”，常对父亲表示不满，或公开自杀的企图——这些都表示她正在取代她母亲的地位。
如果我们猜测，在杜拉咳嗽背后的有关性行为想像的性质，在她幻想中，一定用自己取代了K 女士的地位。因此，她既把自己和她父亲一度爱过的女人认同，又和她父亲现在所爱的女人认同。结论很清楚，她对父亲的爱远比她知道的或她肯承认的要深——事实上，她恋爱着他。
我认为这种潜意识中的爱情（这可以从他们不正常的关系中看出来），父与女、母与子之间的爱情，与婴孩时期原始情感具有相似性。我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已详细阐述，亲子之间性的吸引如何较早，我也解说过俄狄浦斯的神话可能就是这种典型关系诗化的结晶。大多数早期有这类爱情的人，都可能留下清楚的痕迹；而那些有精神病倾向的孩子，或那些早熟而渴望爱情的孩子们的病例中，这种痕迹一定比较明显。
这时，某些其他影响力也发挥了作用，从而导致这类早期遗留爱情的执著和加强，以致使它变成（在孩子年幼或一直到了青春期）类似性欲的东西，并具有利比多（Libido）的行动力量。其决定性因素，无疑来自早期自身的性器官的感觉，无论是自然、挑逗或手淫的结果。
杜拉所处的环境对我们这种假设，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事实上，杜拉的个性总体上倾向于她父亲，而父亲的体弱多病同时又增加了杜拉对他的感情。每当他病的时候，他总是只让杜拉做较轻的护理工作。父亲一向以她早熟的智慧骄傲，并在她还小的时候，就视之为自己的希望。
的确，因K 女士的出现而受打击最大的，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杜拉自己。
当我告诉杜拉，她对父亲的感情，一定曾在某一个时刻最强烈，使她完全陷入对她父亲的爱恋，她当然还是回答说：“我完全没有！”
可是她后来却告诉我一些关于她7 岁的表妹类似的故事。她说她常从表妹那里看见自己童年的情景。这小女孩（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她的双亲吵架，当时杜拉正好进去拜访他们，小女孩指着她的母亲悄悄对她说：“我恨那个人！在她死后，我一定要和爸爸结婚。”
这种想法，正好与我对杜拉的判断一致，也是对我刚才所说过的一种来自潜意识观点的证明。没有其他方式的“是”可以从潜意识抽离出来，而根本没有潜意识的“不”这种东西。
几年来，杜拉不曾对父亲和别的女人之间的爱情有过表示。相反，她和那个在与她父亲关系上取代她地位的女人已亲近了很久，事实上，我们从她对自己的自责中还看到，她还积极促成那个女人与她父亲的关系。她对父亲的爱最近才又重新燃起。这是因为什么呢？很明显，这是一种逆反的症状，用来压抑别的东西——那些仍然在潜意识中活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