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五倍增”计划

——中国经济的大目标及实现途径

我们现在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家只是从字眼上进行理解，好像只是收入的倍增，其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的意义何止是收入的倍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对国家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进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成功实行，我国就可以一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意义，都不可小觑。

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社会面临劳资关系紧张、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1960年12月宣布启动，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生产年增长率为，到1973年国民收入翻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的低水平。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采取了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等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

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为引导企业投向机器设备，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国投资的规模；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实行预算平衡，使政府开支不影响私人投资。　

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收入倍增计划一定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 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 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即使一时能够实现，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产业升级，放弃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直接发展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升级特征，比如在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日本的“三大神器”，而在1965-1974年，汽车、彩电和空调，成为“新三大件”。 　另一种是产业改造，既通过机械化的深度运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将低劳动生产率企业造成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产业升级必须以科技革命为依托，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产业升级很难，中国应该更多的是依靠产业改造，利用产业改造在中国兴起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实行了多个“GDP倍增计划”，改革开放初人均工资几十元，现在人均工资两千多元，虽然没有什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但实际上我们的收入早已增长了很多倍，按我国一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七年左右就可以实现收入的名义倍增。仅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远远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中国的国民收入应该实现的是从月均两千元向两万元的跨越，而非从两千元向四千元的跨越，中国需要是国民收入的“五倍增”、“十倍增”计划，而只有大幅度的改善劳动生产率，这种目标的实现才是指日可待的。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靠产业升级实行的，而中国应该产业升级和产业改造并重。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其实如果单从分配上做文章，对提高民众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一倍，那中国民众的收入也只能提高一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想大幅提高民众收入，只能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民众的收入具有倍增效果，中国现在应该制定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双五倍增计划，这才是中国应该实现的大目标，针对这个大目标中国应该有大的规划。现在中国制定这个经济大目标的时候到了，

十二、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