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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刚误会了你的苦心，你感到很伤心。”我张口说。 “还有呐，我这学期选修了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为完成一份作业，我要

分别采方 20 名美国学生，20 名中国学生，比较他们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其

中有些人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我一下子联系不上，就分虽给他们在电话上留了言。 结果人家回电话时，志刚都没有好气，特别是对咱们大陆的男同胞，更是严加盘 问。弄得人家都不敢再与我联络了，你说这事儿可气不可气？”

卫红的脸开始有些涨红。 “所以你很生气志刚不该这样影响你的学业。”我应声说。 “有时候我上课回来晚了，他也不高兴。怪我从中国专门雇他来伺候我，

当我的保镖，管家，佣人，信差，狗腿子。可他呢，能一天到晚地坐在电视机前

看电视，就不能自己做顿饭？他也不是不会做饭的。” “所以你希望志刚能多分担你的压力。”我插嘴说。 “对呀！什么是家，家不就是两口子共同分担家庭的义务嘛，你说是不

是？”卫红问我。

“你对家的理解很实际呵？”我反问。 “我能不实际吗？这又不是在谈恋爱。说实话，早知志刚是这个样子，我

绝对不会让他来美国的。现在他来了，我们两个人都活的很累，干嘛呀！”

卫红滔滔不绝地抱怨着。 等卫红停下来，我问她：“志刚变化这么大，使你感到难以再共同生活下

去，那你觉得你自己又有什么变化呢？”

“我——，我承认我也变了，用志刚的话来讲，我变得更加冷漠了，更加 书呆子气了，更加在乎名利了，更加没有女人味儿了。”

“那你怎么看待志刚对你的这些指控？”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志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事实，我是不像以前那么纯情可爱了，那么

温柔体贴了。可这儿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我又要读书，又要写作业，又要打工，

又要争取奖学金，现在又要操心志刚的事儿，我能不变吗？” 我点一点头说：“是呵，你是活得很累。” “说实话，在国内读书，我从小到大都是受宠的对象，可在这里读书，有

谁宠过我，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又有谁来帮助过我？这些苦，我都一个人担着

了，可志刚还是不能理解我，还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的。我真是——唉。” 卫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随着叹了口气。 之后，卫红忽然提高嗓门说：“我就是不明白一点，我来美国，不就是为

了多读一点儿书吗？难道女人就不能比男人多读些书吗？难道女人就一定要做

成功男人背后的影子吗？难道男人就不能屈尊做一回女人的狗腿子吗？” 卫红的嘴角一颤一颤的，越说越激动。 见此，我插嘴说：“卫红，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也认为你提出的

问题都是很实实在在的问题。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境，因为——”

“理解管什么用”卫红忽然打断我的话，“我们谈了这大半天，你从来没

有给我提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我不明白，我给你讲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卫红，你指望我对你说些什么呢？是劝你们和，还是劝你们散？”我反

问。

“是和是散，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你就不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帮助

我化解当前的危机吗？”卫红两眼逼视着我。 我感到了卫红对我的愤怒，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这是典型的移情表现。也就是说，卫红在将她对志刚的愤怒发泄到我身上来了。

而按照“精神分析学说”，认识和化解这种移情表现，是治愈一个人心理困惑的 关键。我想我一定是在什么方面使卫红想起了志刚，才使她产生这样的移情反应。

想到这里，我问卫红：“我听得出你对我有不满的地方，你能告诉我，你 不满意我什么吗？”

“我——，我满决你总是在回避矛盾。我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助我出谋 划策，解决我当前的家庭危机。可你总是在躲躲闪闪的，好像生怕承担什么责任 似的。我最讨厌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卫红忿忿地说。

“噢，你说你不喜欢不愿承担责任的男人，你可否讲得具体一些？”我客 气地问。

卫红略提高嗓音说：“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说话办事，果敢利索，旗帜 鲜明。那样才能给女人以安全的感觉，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而不是像一根稻草。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男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想尽办法加以克服，而不是躲在一 旁，悲叹自己的不幸与无能，等待女人去替他擦屁股。”

“像不是觉得我为你咨询的态度不够旗帜鲜明，有点像志刚现在的样子， 是吗？”

“是的！”卫红干脆地说，“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碍着面子没有 讲出来。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谈下去，对我还会有什么用处？”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是下一个要来见的人来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 临别时，她对我说：“请你不要介意我今天的直率。我跟你谈话，总的感

觉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欣赏你善解人意的功夫，要是志刚有你四分之一的功夫，

我们也不至于吵得这么凶。” “感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会认真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的。”我回答说。

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

那天见过卫红后，我耳边回响着她说过的话。 我能理解她内心的苦衷，但我也发现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一是自我中心

的倾向，二是依赖他人的倾向。

作为前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在谈话中反复谈的都是“我”的感觉，而很 少谈到“我们”的感觉。也就是说，卫红在思考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志刚的感觉 和利益。其实，她最初联系出国留学及后来联系到哈佛读博士，都是背着志刚做 的，这都很说明问题了。

作为后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表面上是在批责志刚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给 她以大树的感觉，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不局敢承担责任而开脱，说明她没有看到自 己有什么问题，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

所以，我决定在以后的会面中，着重跟她讨论这两种思想倾向，以帮助卫 红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克服当前的危机。

两天后，卫红再来见我。她那天迟到了 10 分钟，气喘吁吁地进了门，直 抱歉下课迟了。等她坐下来，我们先聊了些学习上的事情才引入正题。

“你上次在谈话中讲，希望我能给你明确地提一些建议，所以我今天想与 你讨论两个我观察到的问题，我希望这能帮助你更好地认清自我，处于是好当前 的危机。”我开场白道。

“咽，你说吧。”卫红望着我。 “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谈了很多你的苦衷，还没有听你怎么

讲志刚有什么苦衷。当然，我理解志刚近来的变化令你很失望，但我想志刚的变

化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你说呢？” “志刚当然也感觉很苦。他为了我不异蒙骗家人，牺牲了在国内的事业发

展，眼下又在打工受苦。我从来没有说志刚不能吃苦，我只是说，我不能理解他

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些，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况 且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总是这个样子吧。”卫红说。

“卫红，现在我们是在谈志刚的感觉，怎么又说回你的感觉了？”我插嘴

说。

卫红皱了下眉头说：“嗯，反正志刚的感觉也很苦，我也说清。”

“你与志刚是夫妻，每天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说不清志刚的感觉呢？”我

又问。

“我就是讲不清嘛，而且我现在跟志刚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啦，要想听， 你去直接问志刚好了。”卫红不耐烦地说。

“卫红，你不能说清志刚的感觉，你不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们之间缺乏沟通，说明你不够理解志刚。” “我怎么不理解志刚，不理解他，我怎么会与他结婚？” “那你又怎么解释你们现在面临的婚姻危机呢？”

“怎么解释？是志刚变了，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不像以前那样能理解 人，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闯劲儿了。”

“所以你觉得是志刚的变化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婚姻危机，是吗？” “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吧。” “那你呢？你觉得你的变化占多少比重？”

“我变了什么，我变来变去不就是为了多读几年书，这又有什么不妥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瞧，你总是在强调自己出来读书是无可非议。从你

在国内背着志刚联系出国留学，到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哈佛读博士，再到现在让志

刚出来陪读，你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 感觉是志刚影响了你的学业，拖了你的后腿。你不觉得你在这事儿上想自己太多， 想对方太少了吗？”

我终于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话。 卫红迟疑了一下反问我：“噢，照你这么说，难道我立即从哈佛退学，随

志刚回国经商去，就是想对方多，想自己少了吗？难道我结了婚，就不可以替自

己着想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到，你与志刚之间缺乏沟通，在某些重大事

情的决策上，你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这样势必影响你与志刚的感情。你觉得

呢？”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我在出来留学和来哈佛读博士这两件事上，是先斩后奏了。但我

不那么做能出得来吗？特别是从国内出来那次，如果我听从了志刚的劝告，等候

国内的公派机会，恐怕现在不在排队呢。”

“可惜，你并没有坦诚地与志刚讲明这一切呀，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实的

方法来逼志刚接受你的打算，你不觉得这么做有问题吗？” “可我这是为了读书呀，又不是为了什和别的事儿。”卫红不甘地申诉说。 “但在夫妻关系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反问。 卫红不再说话，眼睛斜望着地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你是说，如

果我与志刚早讲明这一切，志刚或许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我再问卫红。 接着，我又提示她说：“我相信志刚也一定是很出色的。不然，你不会选

择他做丈夫的，是吧？而现在，你们已变得形同路人，难道这都是因为志刚不够

理解你吗？“ 听了我的话，卫红说：“志刚近来总是说我太自私了，难道我真的这么自

私吗？“

“你好好想一想，不过我想，志刚说这话，不会是一点根据都不有的吧？ “我评论说。

这时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到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望着她一脸沉思的 样子，我知道我的话她是听进去了。

如果就这么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过了 3 天，卫红依约再来见我。 她一坐定就告诉我，那天与我会面后，她试着与志刚认真地谈了两次话，

谈到了他们两人自从卫红出国以来产生的所有冲突。她首次向志刚承认，自己在

留学的事情上想自己太多，想志刚太少。志刚也为自己来波士顿以后给她带来了 许多的干扰而抱歉。但对于未来的安排，志刚还是坚持要回国发展，他不愿再这 样在美国混下去，而且他也不主张卫红为了他牺牲在哈佛的学业。所以志刚打算 尽早回国去，至于以后的事情，只有听天由命了。卫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 决定，却也无可奈何。

“你对这次谈话感觉怎样？“我问卫红。 “我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谈话

了。我感到既高兴，又悲哀。”

“噢，请你讲得具体些。”我很高兴卫红能与志刚沟通了。 “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跟志刚开诚布公地沟通思想了，我终于看到志刚原

来的样子了。我也感到我们彼此还是深爱着对方的。所以，我感谢你在上次谈话

中那样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 “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

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

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儿挺有意思的 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

“合适在哪里？”我问。 “合适在——，哎，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

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

的。”

“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 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 “所以呢？”我问。 “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

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 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

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

真的。” 过了一阵子，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

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这些想法？”我又问。 “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去牺

牲什么，所以只以各行其道了。”

“那你怎么看？”我再问。 “我也说不清，我什和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

欠他很多。”

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

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 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 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 不再回避问题，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 还记得吗？”

“记得呵，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呢？”卫红问我。

“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面前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 却没有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你具体指什么？” “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很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

在等待志刚拿主意。”

“怎么患得患失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和志刚都在感觉到在失去对方，你们已不再有共同

语言和梦想了，有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体行

动。包括来这里咨询，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别人能给你个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我不 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一起找出这个答案。”

“是啊，”卫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和志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现在还深爱着对方，要我们就这么分手，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 呐。”

“所以你还是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别人或时间来替你做主。”

“这——我倒想问你，你要是我的话，碰着这么大的难事儿，你该怎么办 呵？”

“我想我会像你一样感到十分为难的，但有一点我会是很清楚的，就是无 论最后结局是和是散，这都不可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我想让她有片刻的思考。

经过一段沉默后，卫红开口说：“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 运，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但对于我和志刚的这段婚姻，我总希望会 有什么其他出路。”

“噢，什么出路呢？” “比如说，我将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而志刚能代表国内的一家什么

外贸公司长驻美国，那样我们不就还会在一起嘛。”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这个想法？” “谈过了，但志刚认为这不现实。” “他怎么说的？”

“他说，要么就老老实实在国内呆着，要么就想方设法在美国呆下去，不 可能夹在中间过日子，做一辈子夹缝人，那样会活得更累的。”

“那你怎么看志刚说的话？” “嗯，志刚说得是有道理，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国人又做中国人那么两全其

美的。但人总可以尽量扬长避短，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

“那么你认为，何以为长，何以为短呢？” “这为长嘛，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并收中美文化，广增见识，开阔视野。

连志刚自己也都承认，出国不出国，感觉就是不一样。我出来这些年，感到自己

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了很大转变。” “是吗？那你讲讲看。” “比如说，我看问题变得更积极，更主动了。在国内，许多事情都要靠单

位领导去安排，人活着倒是省心了。在这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去安排，你自

己不努力，是没人会主动想起你的。所以，在美国，人总是生活在危机感当中，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深有同感。我有个朋友烦透了国内的铁饭碗，过分 看中吃这碗洋饭，结果很失望。我安慰他说，铁饭碗虽然举着沉些，但它摔下去 不会碎；瓷饭碗举着轻手，却不经摔，一摔就碎。所以，铁饭碗也好，瓷饭碗也 好，也是一分为二的，都别把它们看扁了，没法儿说哪一种饭碗就百分之百地好 过另一种饭碗，你觉得呢？”

“对呀，来美国生活，使我真正体验到铁饭碗的牢不可破和瓷饭碗的弱不

经摔。我有的朋友来了这儿后，还老是怀念咱国内的铁饭碗呐。唉，人活着，就

是这么矛盾，有得也有失；有失呢，也有得。” “是呵，你说得太对啦，那你觉得这对于你当前的这场婚姻危机，又有什

么启发呢？”

卫红不禁苦笑了几声，无奈地摇摇头，没有立即作答。 屋子里顿时又沉静下来，静得连门外有人上下楼梯都可以听得清楚。 卫红耐不住这沉静，打破寂寞说：“你刚才的提问我每天都在想，却总是

想不清楚。”

“怎么想不清楚？” “我虽然与志刚吵得这么凶，但我仍然还爱他。” “你爱他什么？”

“我爱他的气质，我爱他待人诚恳，我爱他很会张罗事儿，我爱他仪表堂 堂，多了。”

“所以，你舍不得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那当然了。唉，真是太可惜了，志刚现在不能与我同心同德。要不然，

我该多满足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志刚同心同德呢？” “难呵，要是我顺了他，我又不愿意牺牲我现在的学业和将来的事业发展。

可要是满足了我，我又不愿勉强他在美国这样混下去。所以，我们之间的矛盾，

不是谁自私谁不私的问题，也不是谁愿意为谁做出牺牲的问题，更不是谁不再爱 谁的问题。”

“很好，就照这个思路说下去。”我冲卫红点点头。 “我真舍不得主这样失去志刚，他其实对我很好的，也为我做出了许多牺

牲。唉，天底下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我们俩婚姻的出路了呢？”卫红眼睛里露出

忧伤。 我赶紧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具体办法来调解你们之间的冲突，

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呢？”

“想过了，但实在无法统一认识。” “主要在哪些方面？”

“主要在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和生孩子上。我想留在这里创业，他想回国去

发展；我不想在近五六年内要孩子，可他等不了那么久……唉，我们都谈腻味了， 不愿再谈了。”

“所以呢？” “所以——，所以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 “什么现实？”

“我们不得不分手的现实。唉，你干吗老这么逼问我，我来找你，就是杨 找个旁人讨论讨论，看看我们的婚姻不定期有没有救？”

“我没有想逼你。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与他人，特别是你的家人谈论过此 事？”

“唉，在这里很难找到个知心朋友，大家不是忙功课，就是忙打工。而且 就是谈，也是和是散，旗帜分明的，不像在你这里谈得这么深入。‘

“那你家人呢？“ “家人那么远，我只是跟他们简单地讲了讲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他们远

水解不了我们这边婚姻危机的近渴呀。”

“那你也打算像上次上哈佛那样，到时候把你将与志刚分手的决定通知家 里就完事啦？”

卫红没有吭声。 “卫红，你前面几次提到，你不习惯我对你讲的话不作表态，那我现在就

表一回态，就是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你在处理问题时有两个特点：

一是凡事做了再说；二是做事务求尽善尽美。我不能说你这两个特点是好还是不 好，我只想说，凡事都有两面，得中会有失，失中会有得，这就像你自己刚才讲 的那样。但你在考虑问题时，似乎总是在考虑得，被挡住了视野。”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你对出国留学之所失的认识。还有，

到现在，你还没有同家人充分交流你跟志刚的冲突，好像总是想瞒着什么，你是

不是担心跟家人说清楚，他们可能就会站到志刚一边？可老是这么瞒着，又能瞒 多久呢？到时候，冷不丁打个电话给家里，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你想，家人们会 怎么想？”

“我没有与家人通报我们的近况，是因为我不想使他们操心。而且人遇着

问题冲突，都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了，你说你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只考虑得，不考虑失，还是得 失一起考虑呢？”

“那又有什么不同的呢？” “当然不同了。如果你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得，不考虑失，则势必会出

现种种的误差，陷入无穷的被动，你说是不是？”

卫红点点头说：“你刚才说我做事患得患失的，嗯，我现在明白了，你是 指人不能总是只想着得，而一想到失，就受不了，就不能接受，你是不是想让我 看到这一点？”

我使劲地点点头。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志刚终于回国去了，卫红又可以专心于在哈佛的学业了。 对于两个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有时间来冷静地考虑

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

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 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

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有两 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婚姻有可能解 体这个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 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 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 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都爱着对 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尽与未尽，只能让时 间来告诉我们了。”

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的。而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

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

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 个案分析

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

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 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

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 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 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是人下人的感 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怎么能有更好的表现呢？

与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到来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 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 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所以，卫红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 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 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

人可以直接说她说得不对，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

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 得失平衡的问题。

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的。 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陋离起

来，每天由人供给他们食物饮水，却不许与他们讲话。

国王设想，这两个与世隔绝的孩子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是人类祖先的语 言了。他希望这个音节是埃及语中的一个词。待这两个孩子 2 岁时，他们终于 发出了第一个音节 Becos，可异，埃及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于是，这位国王伤 心地发现，埃及人不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至于哪个民族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 族呢？他不再操心了。好在最后他还是把那个两个孩子带回了人间。

国王把小孩子的偶然发音当作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这不但使他大失所望，也 使心理学的第一实验“出师不利。”怪谁呢？

咨询手记 10 帮助一个人要除他心灵中的创作需要的不仅是关心与理解，还需要有一定的

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巧。在本咨询手记中，我成功地帮助了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 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学会与人正常交往。在这当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患者 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帮他们纠正了照顾患者中的偏差。我们齐心协力迎来了患

者康复的春天。

走出心灵创作的深渊

——题 记

与慕贤相识完全是受朋友之托。

慕贤今年 27 岁，可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还不及一个 17 岁的孩子。慕贤极 愿与人聊天，可别人与他聊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他 讲话很不连贯，常常是一件事情还没说完就聊起另一件事情，而且两者之间风马 牛不相及。

比如，在聊着波士顿最著名的篮球明星拉里?伯德时，他会突然说起海湾战 争的局势；或者他给你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布什总统是否会连任。与他谈话， 我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他竟毫无察觉。

慕贤处事也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与我通电话，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时间观念。 我一再给他暗示要挂电话了，他去毫无反应，必须要我明言，才会恋恋不舍地放 下电话。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我正忙着，告诉他我得空会给他回电话。不想他会 每隔 20 分钟再打来电话，问我忙完了没有。

有时我觉得他这样挺可爱的，又觉得挺可怜的。 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慕贤的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很不幸的经历。

慕贤的父母是 20 世纪 50 年代归国的留美学生。当年，他们满怀热情，回 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为建设新中国而大显身手。可惜，他们在受尊重的同时也 受到了怀疑。他们虽然躲过了“反右”的大难，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 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因“特嫌”被隔离起来，留下慕贤和他的姐姐慕洁一同 生活。

当时，慕贤才 5 岁，慕洁也只有 8 岁。 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和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

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 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出游街，挂

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躬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 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

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 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 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如此又过了 3 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 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

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 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 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 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地生活， 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来到美国，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 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 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

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 是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国内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 心理治疗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 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

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也不看看咱是谁

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 慕贤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

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还有些口吃。 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的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

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 无论他怎样踊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 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眼 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扶正。

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 说：“也-也不看-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请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 回访。

他急速拿过一张小纸片，要我把我家的地址，电话及坐车路线都写下来，并 说他会在次是下午 3 点半左右到达我家的。因为下午 1 点，他要去唐人街见他 的心理医师，之后正好去我那儿。

那几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只好推说我就要搬家，家中十分凌乱，不 方便。

不料他说：“那我就过来帮你搬家吧。”

我笑了，把我的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拍拍他的肩头说，“有空，给我来电话，

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趣事。” 那天一进家门，妻子就告诉我：“刚才有个叫慕贤的人给你来电话，说是你

让他打的。他这怎么那么逗，我问他可不可以留下电话，以便让你回来给他去电 话。他却神秘地对我说，你刚从家里出来不久。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儿……”

妻子直纳闷。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明白。 慕贤真是渴望有人与他交往啊！ 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

两天后，我与慕贤的父亲相见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我们找了一人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寒喧了几句之后，慕贤父亲就急切地问我：

“小月，你觉得我们慕贤还能变好吗？” “我想能的。”我肯定地答道。 “真的？”慕贤的父亲嘴咧得好大，满脸的皱纹绷得紧紧的。 望着他那一脸的高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酸楚。我可以想象，这 20 多年

来，他为慕贤的事操碎了心。 “何以见得？”他急切地问我。 “因为，他还是能与人交往的，关键是怎样与人交往。”我回答说。 我呻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前天与他接触，发现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正

常的。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太自我封闭了，他总是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能很 好地体察他人的感觉。”

“你说得太对了，”慕贤父亲点点头，接着问我可不可以帮助慕贤。 “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太好啦！” 慕贤父亲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背，过了好一阵子说：“我眼看就是七旬的人

了，慕贤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为他的事，不知请教了多少医生，大家都说他需要 接受心理治疗，可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服务。为了他，我放弃了在国内的事业 发展，跑来这里当个实验员，不就是为了美国有心理治疗服务。可慕贤接受唐人 街的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都快一年了，仍没有什么明显进展，我真是着急啊！慕 贤都快 30 啦，还像个孩子似的，我在他这个年龄，已经读完博士学位了，唉。” 慕贤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呵，我可以想像，这些年来，您为慕贤的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我深表 同情地说。

慕贤父亲望着眼前的咖啡，缓缓地说：“唉，我的生活呵，就像这杯咖啡一

样，又苦又涩又黑沉沉的。”

说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也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两眼深切地望着他。 慕贤父亲吹了吹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接着说：“你知道吗，麻省总医院刚

退休的外科主任是我从前的同学，我来晕里就是他帮我办来的。他现在在牛顿镇 有一幢大房子，在缅甸州还有一座乡间别墅。他的孩子也都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 教授和医生，而我的孩子却是半个残废。”

我咂咂嘴，吸了口气。 慕贤父亲搔理了几下自己的一头白发，苦笑地说：“想当初，他也曾打算与

我一同回国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刻，被他的未婚妻给拉住了。为了这事儿，我们 向个一同回国的笑话了他一路。可现在，没人再笑话他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 琢磨不透呵！”

望着他一脸的沧桑，我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背说：“伯伯，我很理解您此刻的 心情，我相信您当初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如果我与您生活在同一个 年代，也出国留学，那我也一定会选择回国的。因为那是当年海外学子们对祖国 强盛的殷切期望。”

慕贤父亲深切地点点头。 顿了一下，他又说：“小月，我发现你很会说话，也很有头脑。咳，要是我

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 相信慕贤会好转的。 “我相信慕贤的情况会有好转的，虽然他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差

别。”我坚定地说。 “噢，为什么呢？”慕贤父亲面露喜色。

“因为据我观察，慕贤的问题主要是在人格上的，而不是在精神或智力上的。就 心理学而言，他的症状是一种自恋的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我中心主义。所 以，慕贤不懂得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给他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不便。比如， 他想到什么，就会立即说出来，也不想一想合不合适，说了这话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他喜欢什么事情，就想立即去做，也不考虑这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不便。 “那据你理解，慕贤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经历文革时，年龄太小，饱受周围孩子的期负，心灵上蒙受 了极大的刺激，便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应付外界的压力。久而久之，他就把自己 完全锁在了个人的世界中，无法与旁人正常交往，自然也难以体察别人的感觉。 这是他应付外界刺激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使他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其

实，在当时，他的自我中心表现是同时起了消极和积极作用的。”

“怎么解释？” “在消极方面，它使慕贤自我封闭得太久了，以致给他带来了一定的人格缺陷； 而在积极方面，这种自我封闭好像是一种保护层，使慕贤减轻了因外界刺激给他 带来的精神痛苦。”

慕贤父亲不住地点头。 “慕贤的口吃是不是那段时期形成的？”我问。 “是啊，我刚从牛棚出来，就发现慕贤说话口吃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改掉，连说 英文都结巴，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也很可能是慕贤应付外界刺激的防卫结果，凡是后天口吃的人，大多是因为 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造成的。同时，口吃又为慕贤不善与人交往提供了绝好 的理由，省得与人接触时那么紧张。” “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极不协调。按理说，慕贤都是 快 30 岁的人了，思想应该相当成熟了，可他与人交往时常还表现得像个孩子似 的。”

“那，你又凭什么说慕贤会有好转呢？” “以我的观察，慕贤的智力并不差。那天我们见面，他拿出几本《时代周刊》，

《体育世界》的英文杂志给我看，我很惊叹慕贤的英文会这么好，它说明慕贤的 智力发展与常人无本质差别。所以，只要鼓励慕贤多与人接触，并不断帮助他总 结与人交往的经验，相信慕贤的状况会有好转的。” “是啊，是啊”慕贤的父亲刚才那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许多。 “另外，我还发现慕贤仍有些害怕与人交往，怕碰钉子，怕人家嫌弃他，看不起 他，也时常抱怨交往中碰到的挫折。这都说明，他尚处在交往的困惑阶段，这是 必然的步骤，感觉不适也是自然的。事实上，慕贤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拒绝他， 正说明了他内心深处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像常人一样很好地交往，盼望别人能够理 解他，接受他，喜欢他。这是个好兆头呀，您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