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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1：中学生：改变潮流的一代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中学时期的学习压力最大。中学生面临高考。来自学校的、家长的压力，使他们在心理上负担非常重。中学生第二个特点是，在信息获得渠道上比以往其他时期多。这一代中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父辈给予他们的空间相对比以前的中学生多。这使他们能够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信息，从而形成自我主张，形成个性。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对生活的艰辛考虑较少，而勇于尝试新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价值观里，最能表现性格的事情是冒险。他们喜欢体验极限运动，甚至尝试吸毒和性。
伙伴群体对塑造中学生最具影响力。这使中国的中学生更趋向美国的中学生。现在，中学生的父母在管理自己的孩子时正在失去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在这方面，老师的能力也降低了。因为老师和家长在管教孩子时失去了参照系——不知道哪种方法是真正有效的。从总体上说，由于现在中学生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超过上一代人。他们愿意创新、领导潮流，他们是改变潮流的一代。中学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刚上大学时，读过一本书，是爸爸建议我读的。书名是《高中毕业后还有没有生活？》。这本书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观点，那就是高中4年（在美国，高中是4年制）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时期。这本书反映了在美国，高中阶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美国社会里是很重要的成分。这段生活经历是很独特的。大部分学生是在读初中或高中的那几年里真正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在上小学时，通常是就近上学。下课后与同学一起玩，彼此住得都很近，差不多是同一层次的人。但在读初中和高中时，情况就复杂一些。他们会接触到比自己富有的人、比自己穷困的人、不同肤色的人等等。初中和高中更接近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渐渐从孩子变成大人。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2：高考？申请大学
袁岳（Victor Yuan）：
高考是座独木桥。中国能上大学的人数总量很低。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有60%到70%的人能上大学。全国的比例大约是1/4。我来自农村，哥哥说，“你考不上大学，咱家花的钱就白费了，你就只有跳茅坑去。”连干净点儿的河都不让跳。（笑）
高考对中学生是非常大的压力来源。从另外一方面看，也是公平机制的一种形式。也有专家认为应该撤消高考，采取美国的综合评价制度，否则孩子压力太大。但这个方法的问题是，这种推荐会变成拉关系。所以，另一种观点是，所有人在高考面前一律平等，它是惟一公平的工具。现在的实际方式是进行高考改革：一是减少科目，变为3+X，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基础课再加其他两门课；二是改变考题的形式，增加选择题，减少死记硬背的部分；第三，参考其他社会活动、学科竞赛等方面的表现，通过这些措施来改善高考的模式。
有1/4的孩子可以上大学。但上了大学后，毕业时的一次就业率却不到50%，这表明我们大学的培养目标与实际需要间的吻合度不够高。社会上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严重不足。许多地方的中学、技术学校都没有开办了。中国需要更多的大专、技术学校。要扩大这类学校的数量和招生量，让更多的孩子不一定非要去挤大学那座独木桥，这样可以增加出路。我们教育的重点一定要从高教部向下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从高中到大学，高中生毕业进入大学的过程反映了许多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绝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一个美国高中生到了高三，也就是毕业前的一年，就要开始申请大学。申请过程很复杂，要填写的不只是一张纸，而是8张或10张纸。需要决定申请什么学校，要写许多文章描述自己。这个过程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个高中生申请大学时，最重要的是申请文件，包括学习成绩表、课外活动。大学想要知道，除了学习之外，你有没有从事其他活动，比如打工、做慈善工作、参加课外俱乐部等等，大学会全面地评价学生。但原则是宽进严出，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会毕业。这种申请制度的优点在于培养学生性格的全面发展，而不会过早地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3：文化撞击下的大学生活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大学是北大、清华和人大，其他大学如南开、复旦、南大、武大和中山大学等也比较受欢迎。最受欢迎的专业包括经济学、大众传播学、心理学、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等。近年来，大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合并，通过合并来增加资源设备的利用率。在东北的吉林大学，通过与长春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据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大学，共有四五万人吧。浙江大学与杭州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后有三四万人，也扩大了规模。从总体来说，大学的管理模式还很落后。在师资力量、办学开放性、包容性等方面都需加强。在2003年召开的大学校长论坛上，所有校长，包括几所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都照着稿子念，而且稿子非常boring（烦），内容没有任何趣味。一位记者忍不住说，“请问，您刚才讲您的大学的学风几十年前是多么的自由活跃，而您却在念稿子，这让我们看不出一点大学精神来。”这位校长的回答是，“这是分场合的，这种场合我还是念下去好。”这种现象让人很失望。大学校长都如此，大学怎么能提高呢？
大学的校园生活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生活移植性。在美国，地区差距不明显，但中国城乡地区差距很大，不同阶层的人来到大学就会发现跨地区和文化的交汇，这比美国大学生受到的文化撞击更大。二是就业难度很大。在大学里，就能感到职业竞争的激烈。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增强，大学生主动去寻找社会联系，为就业做准备。三是能力训练落后。虽然大学在知识层面的介绍有提高，但在培养能力上面还相差很远，学生就业时能力太差。但从社会关系来看，大学建立的同学关系是一个人在毕业后几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非功利社会关系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是学生真正社会化的开端。我自己还是很怀念大学生活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大学生活也存在文化冲击，但不像中国这么突出。因为这个过程在高中时已经完成，大学时就已经习惯了。但大学与高中不同的是，高中是义务教育，而大学是需要经过申请录取过程竞争的，而且上大学的人从社会经济背景看，层次要高一些。
大学的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每年，大学的录取标准都会提高。在我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时，第一天听校长的欢迎讲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你们向右看一下，向左看一下，你们身边的至少一个人是高中时的第一名，大家都很出色。这种竞争情况就很激烈。许多中国学生都想去美国学习。美国比较好的学校，文史类的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理工类的有得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在国际关系类的学校里，乔治城大学是最好的。
美国人认为应该通过大学4年或5年的时间学些新东西、交些朋友、享受生活、发展性格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把这个过程看作发展自己的机会：一方面学习很重要；另一方面，学习以外的其他方面的活动，比如性格培养，也非常关键。许多美国公司在招聘时会看重学生发展的全面程度。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4：从小学开始就设学生会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大学校园给予学生校园政治的权利比其他地方要大。校园竞选的方式非常类似于西方的竞选方式。有选举委员会，也需要去拉票。但学生会是在共青团管理下的组织，学生会的管理也受到共青团的指导。大部分学生会的活动都有两个特点：一是配合学校主题活动；二是考虑以前学生会搞过什么活动，现在希望学着搞什么，或者创新些什么。与其他学校机构相比，学生会显示出活跃的特性。学生会之下还有许多社团，如法学研究会、经济学会、老少边穷地区关心团体等。这些社团比学生会本身更加开放和自由，其领导人的产生更加民主。大学社团是最容易成立的NGO（非政府组织）。学生会的活跃程度与社团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我在南京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等都做过学生会工作。学生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党组织和团组织拨款。现在，也有学生会通过校外商业赞助使财务更加独立和多样化的。总的说来，社团现在更为活跃。参与社团工作对学生的好处是优先获取资源。参与社团的学生被认为是积极的、上进的，学校方面会给予一些照顾，如保送研究生等。另外，参加社团工作也是培养能力的重要方式。我国的一些现任国家领导人就是从学生干部一步步做起来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拿我的两个母校作为例子，情况也是相同的。乔治城大学在1967年和1968年的学生会主席是克林顿总统。得州大学以前的学生会主席是现在代表得州奥斯汀的众议员。
袁岳（Victor Yuan）：
校园政治的训练对学生日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就业时，学生干部的经历被看作具有一定领导经验和管理经验。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发现社团特别多。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成立一个，达到一定规模时，学校可以资助你。如果规模不大不小，就可以自己运营，学校不会限制你。美国大学的学生组织更加自由。社团还有一个特点，学生会搞活动都请大家吃饭。那时，我们的一些同学天天盘算着明天有什么活动，又可以去吃一顿了。哈佛还有一个男同性恋社团，本来我们都不好意思去，后来发现那里的饭最好吃，于是就去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学生会是一种很能体现美国特色的组织。美国人把它看作培养能力的途径。从事政治、法律和商业，不一定需要数学、物理和文学，但一定需要口才、说服能力和辩论等人际交往的能力。学生会就是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机构。它从小学就开始设置了。到了大学时，学生会更加成熟了。乔治城大学共有研究生一万多名，得州大学有五万多名，其他州立大学有一两万名。竞选学生会充分体现了真正竞选的色彩。美国学生会都是需要竞选的，这种竞选模拟真正竞争的过程。需要组织班子，做宣传材料，花钱买广告材料等等。当选以后，学生会要反映学生的要求，维护学生的利益，与校方交流。实际上，它的决定不是左右学校政策的决定。但是，在做出对学生生活质量有影响的决定时，学生会代表学生，有较强的参与价值。重点不是结果，而是这个过程培养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精神，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5：MBA的贬值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MBA在美国是很重要的学位。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发展的起落，在不同阶段，MBA受欢迎程度是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股票市场兴起。雅皮士生活方式普遍起来。MBA成为了人人都知道的新名词。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急剧发展，MBA成为了非常热门的学位。最近三四年，美国经济已经不像以前发展那样迅速了，因此MBA的热度也下降了。在基础课程方面，与其他专业相比，MBA没有发生大的变化，MBA教育的重点放在会计、融资、管理和其他传统课程方面。许多做生意的人都读MBA。大学毕业后工作3年到6年，并申请MBA的人是最受商学院欢迎的。MBA的主要目标是让对商业有兴趣的学生了解管理，提高他们认识问题的能力。早晚有一天，学生们会忘掉一些具体的知识，但他们会记住管理、战略和人事的基本框架，掌握分析问题的最基本能力。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MBA的历史很短。上世纪90年代初，中欧MBA项目在上海交大成立，它是一所国际化程度很高的MBA教育学校，至今仍被认为是MBA教育中比较正宗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学校都开始设置经济管理学院，其中大部分是从经济学院或经济系转变过来的。以前，MBA被看作等同于高级管理人员。在90年代中期，美国的MBA回国后就可以做CEO，尤其在网络经济热潮的时候，更是如此。90年代末，网络泡沫开始破灭之后，MBA也贬值了。现在，MBA就业趋向中层化。更多的人觉得MBA只代表一种训练，即对基本的工商管理能力的训练。随着这种现象的出现，高层管理人员读EMBA的数量增多了。现在，MBA成为了一种普通的商业职业训练，而EMBA成为了一种高级管理人员的商业训练。EMBA入学要求低，但对管理人员经历要求高。一度出现的现象是，中国本地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素质比高层还高。现在，EMBA的发展顺应了解决这种不均衡状况的需要。在中国，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企业家所受的系统训练较少，社会对EMBA有很大的需求。这使企业家们有了第二次学习和建立新的人际网络的机会。
下面谈谈中国MBA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MBA教学经济学化的现象。半数以上的商学院院长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甚至是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体系偏向于理论化和学术化。这种倾向强调发展研究能力，而不是职业解决能力，同时有意无意地贬低管理解决工具的价值。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第二个问题是，在现有的教育内容和师资力量方面，真正强调动手能力的少。第三，MBA和EMBA项目在挣钱方面的能力增强了，学生收入很高，但教师数量和质量提高却不明显，因而学生得到的相对收益也就降低了。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MBA教育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6：自己也可以开设“单位”了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社会关系中，有三个概念非常重要：家庭、政府和单位。单位的重要性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在中国，大部分是农村人口。而有了单位，就意味着在那个地方工作可以吃到公粮，并有其他待遇。有保障。有单位的人比没单位的人更有特权。今天，有单位就意味着你有工作，有饭碗。但是，有单位的含义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方面是单位有许多种，如机关、企事业单位、私营民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等。国有单位和机关的就业人数大大缩减，私营和三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很快。另一方面是人与单位的关系形式不同。以前，人与单位的关系分成两种：一种是固定工，也就是铁饭碗。还有一种是临时工或合同工。临时工不享有固定工的所有好处。在过去几年里的改变是固定工被减到了最少，劳动合同成为个人与单位的主要关系。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在过去，单位是国家的，你是被国家聘用，现在，你可以自己开设单位了。四是单位的功能简单化了。以前住旅馆，需要单位的介绍信。如果你出了麻烦，需要单位出面解决。如果你想要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需要通过单位介绍。单位还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功能。结婚介绍信要单位开；夫妻打架要离婚，单位要调解。现在，办理许多事情都不用工作单位出面了。有了身份证，你自己就可以做许多事。现在，社区承担了更多社会工作。单位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工作的地方、发展职业的地方。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一个单位，从表面上看是你工作的所在地，你在那个地方上班。在这个层面上，中美关于单位的含义是相同的。美国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在美国，没有“单位”这个词，你跟美国人说“unit”，他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上班8小时，你为公司服务，拿到自己的报酬。但是，下班以后公司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房子、孩子教育、旅游……你的任何私事都跟公司没有关系。个人与公司的关系也有变化。美国人的流动性最近几年有显著提高。以前的模式是大学毕业后申请工作。在工作固定之后，很可能一直在那家公司上班，公司会一直照顾他。退休时，公司会送他一块金表或其他礼物，以表示对他工作的感谢，并发放退休金。现在工作的变数增大了，换工作、换职业的情况很普遍，这种变化引起了个人与公司关系的变化，以前那种“你为我工作一辈子，我照顾你一辈子”的观点已经改变了。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就业于政府的人数还是高于美国的。美国没有国有企事业系统，政府人数总量比中国要少许多许多。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7：创业群体的素质提高了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政府越来越鼓励创业。但总的来说，创业的难度在提高。许多人创业是没有什么本钱的，要得到贷款或者借到款的难度又很大，而大多数人原来是做一样事，下海后又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政府虽然鼓励创业，但还是喜欢已经成规模的大企业，在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支持不够。现在的创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下海后，很少有人再上岸了，所谓“不可逆转”；二是家庭双轨制，比如老公下海，老婆在国有企业工作。
创业，意味着个人自主性增加和收入增加的前景要明亮一些。以前，创业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在最早创业的人中，释放的劳改犯、被单位开除的人占了一定比例，如果不创业，这些人就可能没饭吃。现在，自主创业的选择增加了：大学生群体、企业高层管理者都开始参与创业。参与创业的群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创业群体的素质增高了。教育条件较好的创业者成功机率较大。创业成功后的人被成为“企业家”。许多中国创业者在成功后都觉得纯粹的企业成功是不够的，觉得获得一个学位才能受到尊重。这种寻求社会认同的方式可能与美国有区别。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莫斯科工作时，有一个同事对IT非常感兴趣。他也是外交官，但在他的个性中体现着创业精神。他工作很出色，但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后来，他去美国读MBA了。他的想法是读完硕士之后，创办一家IT咨询公司，帮助一些公司进行信息化服务。那是1999年，信息产业最热的时候。在读完MBA后，没想到美国高科技经济大受挫折，他很快又回到了外交官的岗位上来。
创业是离不开大的经济环境的。在美国创业并不容易，但许多人会竭尽全力去做。参与创业的人有多种，大学毕业的、没有大学毕业的；富有的、贫穷的。他们的共同梦想是开发一种新的产品和提供一种新的服务。美国人很欣赏这种人。现在，在美国最有名的人中，有许多是以创业出名的。Bill Gates（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就创办了微软公司。还有Jeff Bezos（Amazon网上书店创办人）、Michael Dell（迈克·戴尔，戴尔计算机公司创办人），Steve Jobs（斯蒂夫·乔布斯，苹果电脑公司创办人），他们都属于这种情况。创业精神是很受美国人重视的。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9： 把1000个律师沉到海底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律的国家。五花八门的官司促成了律师职业的红火。律师这种工作在社会上是地位很高的职业。以前，许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律师，也希望女儿嫁给律师。当然，现在许多父母希望女儿也成为律师。因为律师是受尊重的职业，收入也很高。他们的收入比美国的平均收入还要高一些。资深律师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呢？这要看你给谁干，如果给政府工作，是做检察官(prosecutor)，还是做辩护律师(defender)。如果是检察官，则年收入为7～10万美元。如果是辩护律师，则年收入为3万到十几万甚至到几百万。
在最近二三十年里，美国老百姓对律师的看法有了改变，因为官司太多了。官司本身倒没问题，但是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由于律师的存在，许多人在没有必要打官司的时候卷入了官司。几年前，在美国有个“起诉麦当劳”的著名官司。有一个人去麦当劳买了一杯热咖啡带走。在开车喝咖啡时，咖啡烫伤了她的腿。她起诉麦当劳，说没有警告她开车时不要喝这么烫的东西。她赢了这个官司，好像几百万美元。美国人认为，这事是贪钱的律师搞起来的。律师的社会地位慢慢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在美国有一个玩笑：你怎样形容把1000个律师沉到海底。答案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个幽默的说法说明了许多人对律师的反感。美国的传统是不客气地批评律师。但我还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律师。律师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再说，只要学过法律，在政治上，通常都会有光明的前途。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律师目前是非常紧缺的。社会发展中矛盾非常多，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中，买房合同、拆房合同和物业合同，有许多与法律相关的事情需要办。只是这一个行业就需要许多律师，特别是对专业律师的需求。许多人只是受过法律训练，没有行业经验，但也不难找到机会。由于律师紧缺，因此收入高。老百姓对律师的印象很好，这主要是因为来自电影里对外国律师的好印象。真正接触过中国律师的人，好感明显会下降。一是律师要价高；二是服务中拉关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专业化程度低，远不像电影里律师进行法庭辩论那样精彩。
现在，律师的作用在提高。以前，律师主要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律师介入到了司法中更多的层面。律师介入到非诉讼领域，如股份制改造的法律见证书、侦察阶段的当事人权益保护等。但是，在这个作用提高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扩展过程中，律师服务集中在特别有利可图的业务上。对于大量的民事诉讼，如家庭纠纷、家庭小额遗产以及离婚等等，律师不愿意去做，他们更愿意做上市公司见证和房地产等赚钱的经济案件。第二，虽然法律要求的专业能力在上升，但搞关系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律师的工作要求他们跟法官搞好关系。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这一点，所以没有选择做律师。
学习法律最重要的是懂得事前制定合理的规则，事后很好地执行规则。我个人觉得，法律训练是一种规范化的训练。这对孩子教育非常有价值。我不鼓励、也不反对孩子做律师。但我建议更多的人去从事法律研究，尤其鼓励将法律与其他社会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让人感到忧心的是，在实际的法律职业中如此多地不恰当使用关系，会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工作品质和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0：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当医生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医生要经历一条辛苦的路。在我毕业很早就参加工作时，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还在学习。他要成为医生必须先从大学毕业，再上4年的医学院，学许多专业课程。然后还有一两年的实习期。到了三十几岁，他还在接受培训。最后，他还要做见习医生。从22岁学习，直到34岁他才可以真正当医生。那个学医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当医生了。最后，他也娶了一个医生做妻子。除了明星之外，医生的待遇在社会上也是最高的，比律师还要高得多。医生平均一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美元。这是美国对医生的服务和长时间牺牲时间的报酬。许多医生50岁就可以退休了。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的收入高，还与美国医院收费高有关系。医院的检验非常细致，服务成本很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也涉及医疗保险制度。美国医疗保险水平是世界第一的，费用也是。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从政的多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不多，但是也有。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医生出身。他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对医疗问题很关注，由于不满意原来的议员，于是就决定自己参加竞选。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医疗服务的改革排在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前五位以内。在普通大学生喜欢的职业中，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是排在前三名的。医生的声望是很高的，但是大部分医院是国有的，医生都在国有医院工作。这使得医生的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却偏低。这与职业声望反差很大。现在，医院正在进行医疗服务改革。在医疗系统中出现了民营化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靠医疗服务致富的人。我去过一些医生的家，觉得他们的家都比较普通，但是都比较干净，自己家配备的药比较多。人们普遍认为与医生或者护士组成家庭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可以很好地保障家人的健康。现在，许多人觉得医院服务不好。医院人太多，医护人员态度冷漠，药价高，病人的误诊率也很高。这与医生工作强度大、管理不精细、待遇不高有很大关系。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1：对教授直呼其名
袁岳（Victor Yuan）：
我印象很深刻的教授有几个。一是本科时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长得很胖，是个有名的律师。他特别关心学生。二是读法律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绪三教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早年的博士生。他讲的中文里带有一些日文语法，有点儿让人听不懂。但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时，他经常会引用说，某某说过的什么话在书的第几页。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三是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特别多。他和年轻人一样，永远追求新东西。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哈佛的Anthony Saich教授等。他们教授我知识，也教我做人，我非常尊敬他们。
普通家长对教授和老师也很尊重。在普通民众尊重的职业中，教授和老师排在前三位，特别是，如果是名校的教授，更会受到尊重。名教授，以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最出名，如华罗庚和陈景润等。现在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最出名。
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教授讲一小时，收入2万元，有的每个月才挣1 000元。教授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属中等偏上。如果教授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则很容易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在北京市地税局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就是教授。
在中国大学中，师生关系较美国更密切。在美国大学里，师生之间有点儿工作层面的关系，私人之间不是特别亲密。但是中国的教授会把学生看作孩子，邀请去家里吃饭。有时会严厉地批评，就像批评晚辈一样。“一朝为师，终生为父”。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紧密型社会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想到的第一个教授是教我中文的教授，姓余。她是我读乔治城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教授。在她身上反映了你所说的中国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除了上课，她还会格外关心你的学习情况。那时，我从头开始学习中文，她特别耐心地强调四声和文法。如果你出错了，她会让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为止，非常耐心。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家里，问你有没有做完功课。第二个教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Barbara Jordan教授。她在得州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讲公共伦理课。她来自休斯顿，曾任国会众议员三个任期。她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有道德权威、最正直的政治家之一。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她教我为美国人民服务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是什么精神。做一个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但收入属于中等。一般年收入是30 000～50 000美元的水平。美国的师生关系一般是非正式的、非密切的。中国学生会很尊重地称呼“王教授”、“张教授”。但在美国，学生经常直呼教授的名字，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袁岳（Victor Yuan）：
是的，在哈佛时，对Anthony Saich教授，我们就叫他Tony。龚祥瑞教授受过很好的英国教育，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前面称呼是“袁岳兄”，落款是“祥瑞”。我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离开学校后，还与教授保持联系。有时我尊称他们为“某教授”。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客气，还是应该叫我的名字。”在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更像同事，而且他们欢迎学生提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这个学生能用事实和逻辑支持自己的论点就可以，而不在于结果的对错。这种灵活、非正式的关系是美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3：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
话题13：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
袁岳（Victor Yuan）：
警察是个形象变化非常大的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警察的信赖度、亲切感都很高。那时，社会是静态的，但警察常常是动态的。他们总是来来回回的，比如，到你家里去，帮你们做一些事情。警察的职责常常是抓坏人、保障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违法犯罪案件增多了，警察本身也面临着适应局面的转型。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犯罪行为发生了；犯罪分子群体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警察还是以中等水平的教育程度为主；随着犯罪总量增加，警察的工作量增加但待遇没有增加。这些因素都造成他们积极性不高、服务水平也没有提高。
人们对警察的总体评价不高。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相比，警察在人们有好感时还是排在最后一位。现在社会发展了，但警察的适应能力提高不够。警察工作多，工作累，工资还低，这使它被人们视为不太好的职业。在县和乡一级，人们很愿意当警察，变成稳定的、威风的国家干部。在中小城市，警察还算可以接受的职业。在大城市，则不算是好工作了。许多警察是转业军人、郊区农民。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这是对国家治理的一个较大挑战。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警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警察应该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应该有相当多的社会知识。如果警察经常出现，犯罪分子就会减少，但现在的警察很少出现在街头。在我们看见警察时，往往都是出现了问题，并且警察的面孔都是很严厉的。应该让警察巡逻成为制度，提倡看得见警察，警察的出镜率（presence）对老百姓的心理安全很重要。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宣传警察的工作和特点，做好警察形象的传播和社区联系的工作。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主流上，美国人对警察的看法是很重视他们，并且认为他们让人有安全感，觉得他们会保护自己。但是有人指出，实际上，一个人对警察的看法跟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许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许多地方的黑人对警察没有特别好的感觉，他们觉得警察在骚扰他们。他们没做过错事，但警察抓他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认为警察是很好的。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引起人们对警察看法的争议。前几年有个著名的案子，有人控告警察开枪杀死了一个黑人。后来，发现那个人实际上没有枪，也没有犯错误。但是，那个警察后来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因为作为警察，他并没有错。但白人警察杀了黑人没有受到处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一般不会当警察。现在，美国的许多警察都有学士学位。以前，他们的素质不高。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警察的职业化发展非常快。现在，成为警察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年收入为三四万美元，不是特别多。没有联邦警察、国家警察，只有地方警察。警察工作的风险大。美国政府很重视警察的职业培训。美国人觉得，一个好警察是任何事情都能帮忙的。比如，假设一个5岁的小孩在玩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滚到街上去了。因为他还小，不能去街上捡球。这时，如果遇到一个警察，孩子就会问他，能不能帮忙去街上捡球。这时，警察应该帮他捡球。总之，警察要乐于助人，在能够帮忙的时候帮忙。警察还要有幽默感。目前，警察录相带（police videos）成为了一种比较有趣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是实录警察逮捕嫌疑人的过程，如何跟那些人说话。他们说话有时很有意思，电视台实录下来成为有趣的电视节目。在许多警察车里，都安装了摄像机拍摄下他们处理事情的过程。这是为了确保在办案过程中，警察不会滥用他们的权力。还有一点，美国人认为警察应该很注意自身的公共形象。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4：孩子不好管，就送他去当兵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三十几岁的人（像我这样的年纪）与更老的一代的差别在于，绝大部分人都没当过兵。我爸爸从1953年到1955年在一个空军基地服役过两年，当中尉。在美国，当兵是自愿的。没有必要像在以色列，男女必须为军队服役三四年。军队要求申请者的教育程度至少是高中文化。对于军官，经常要求大学毕业。西点军校就是有名的教育培养军官的学校。现在，美国军人的教育素质越来越高。
在美国，社会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会倾向于当兵。他们进入军队会得到很好的机会，例如有机会进入军队赞助的大学。他们在其他方面赚钱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军队，他们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是很光荣的。其次，还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也有不错的待遇，可以一步一步地往上发展。他们在军队服役20年之后，可以拿到数量可观的退休金。还可以做二三十年其他工作。
社会如何看待军人呢？总的来说是尊重和感谢。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加战争的士兵，都会受到尊重。无论美国人是否支持政府，他们都会尊重军人为国家的服务。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军队有200万人左右，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参军是义务制，实际上有些像募兵制。每年都有招兵季节，体检、政审和加入训练。有些兵种用人紧俏，需要拉关系才行。比如，要成为女兵就需要拉关系。还有技术兵，如汽车兵等，对将来就业有帮助，也需要拉关系。
愿意当兵的人或愿意送孩子当兵的父母一般是经济条件较差的，这与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以前，优秀青年才当兵。当兵的转业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转业军人通常优先就业。如果在部队当了官，还能带随军家属。现在，士兵的待遇降低了。另外，他们也有了其他更多更好的就业渠道。所以，弱势、经济条件不好的年轻人选择当兵的会多一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当兵的多一些。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南部和乡下当兵的多。当兵最多的地区是得克萨斯州。
袁岳（Victor Yuan）：
有些家庭觉得孩子不好管，就送他去当兵，家长觉得军队是个管人的好地方。中国军队的变化，一是专业化训练增加，开始重视兵员转业后的出路问题。二是社会联系增加，战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军队中，无论士兵还是军官，待遇都不是很高。在职业转换上，军人逐渐只能靠自己了，不像以前由军队安排。以前，许多军官在转业后可以安置在政法系统工作。现在，政法系统的专业化要求提高了，安排军官就出现问题了。社会上称“士兵”为“人民子弟兵”。解放军给人们的印象是社会救助者和保护安全者。在坐长途汽车时，如果车上有个解放军，你会觉得比较安全。另外一种说法是傻得跟大兵一样。在城市居住的人去当兵让人觉得家里条件不太好。现在，军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5：每个城市的乞丐80%~90%是专业乞丐
袁岳（Victor Yuan）：
小时候，我们家那里的乞丐都来自另外一个更穷的县，几乎全部是。城市里的乞丐更加集中。现在，乞丐的重要变化是乞丐的职业化现象。每个城市的乞丐80%~90%是专业乞丐，只有少数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成为专业乞丐的原因是收入有保证。每月1 500～2 000元，这已经超过了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且做乞丐的成本比较低。
从伦理上，人们觉得做乞丐怎样呢？乞丐人群主要来自比较穷困的农村。历史上，那些地区很穷，那里的人经常逃荒，那里有乞讨的传统。在湖南和山西的一些地方，有人靠乞讨盖起了小楼，而在家里种地的人，却盖不起楼。这让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了乞讨。
目前，乞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人利用孩子强行乞讨，而且使用不当手段寻找孩子。还有人利用流浪儿强行卖花。大部分乞讨者都来源于跨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口、国际区、教堂，以及寺庙门口的乞丐，都有丐帮控制。乞讨现象在社会上还会继续存在。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认为在街上乞讨是道德不良的行为。现在，这种态度已经转变了许多。以前，我们把这些人叫“bums”（流氓），但这是以前的说法。现在的说法是“无家可归者”。现在的乞丐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一种是职业乞丐。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开车到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在红灯亮的时候车停下来，就会有人跑过来洗你的车，然后找你要钱。他们也算一种乞丐。还有，在华盛顿和纽约等一些大城市，有一些慈善组织帮助乞丐。比如，安排他们在街上卖报纸，赚一些钱。还有，有时你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Will Work for Food！”（我给你工作，你给我吃的），但这种情况较少。很少人真正雇佣他，怕带他回家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