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Victor Yuan）：
命运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像一只飞翔的幽灵，因为不散而让我们无奈，因为无形而常让我们忽视。在中国，相信命运的人很多。在传统文化中，命运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帝王也不例外，所以星相家与方士始终在中国历史中留有身影。今天，估计有将近50%的中国人认为无论怎样行事都有确定的规则，命运是人所不能逃避的。有意思的是，在相信命运的人中，大部分人也相信运气。这表明，真正相信命运表现出一种消极的不确定性。相信命运的人用命运来解释他觉得无能为力的事情。在特别成功的人以及特别不成功的人中，相信命运的比较多。特别成功的人，什么都有了，但他意识到，自己仍然不能超越许多东西，所以就信命了。特别不成功的人，觉得自己要什么没什么，所以也信命了。
相信命运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往往相信宗教中的某些东西，比如佛和神，但又不是系统的信仰，会被其他许多零碎的念头所吸引和牵制。这些人是社会生活中比较迷惘的人，他们容易受到影响，而且他们做事情的积极性不高。如果一个群体中相信命运的人过多，则说明这个社会的生活可能有问题。这表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了，但社会生活领域的空虚和不确定性仍然很高。我想，这可能是中国人在总体上要么过于安静保守，要么过于冲动离谱，相对缺乏平衡的一个价值观上的原因。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的文化来自于基督教。美国人对命运的看法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按照宗教，美国人的传统观点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道德选择，或是好的选择，或是不好的选择。总之，美国人不太相信“命运”这个词。基本上，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创造生活中的一切，而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怎样发展，美国人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好事情，也可能做不好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我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了，我的行动没有作用，那么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创造，可以创造自己的运气并左右环境。
我妈说：“大为你做得很好！你的中文能说到这种水平，能给中国总理做翻译，我为你自豪。”我说：“这有很大的运气成分。那是因为那天翻译不在，我才有机会。”但我妈说：“你是把所有工作都做好了，运气来了你才把握住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因此，美国人不认为任何人有固定的命运。事情都有好和坏的发展方向。
生活的美丽在于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去影响。一位美国总统说过，他做总统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第二，每个人都有个人的道德责任来确保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这就是美国人对命运的看法。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的有些政治家是相信星相的。你怎么解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是很好玩的事情，稍微有一点信，主要是为了好玩。实际上，他们不这么想。如果你确实相信命运，那么你会很消极。事实上，说信命运就是在找借口，使发生的一些事情合理化。
袁岳（Victor Yuan）：
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很多，形成了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通过积极奋斗获得一切，他们认为自己还应该向上发展，有空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中产阶级人数少。大多数人得到资源的难度很大，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在某种力量的控制之下，无法自主。许多人得到想要的之后，就会觉得现状已经很好了，更好还能怎样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空间了。我想，也许这是信命的现实基础吧！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2：中国人认为自教、自助才是出路
话题62
中国人认为自教、自助才是出路，对宗教的信仰程度是比较低的系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上帝在人们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不是所有宗教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比如印度教和佛教。但美国人中有90%左右以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1/3的美国人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信上帝的人并不一定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他们可能每天或每几天祈祷一次。许多家庭，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吃饭前都进行祷告，以向上帝表示感谢。
在美国社会里，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美国总统在发表重要讲话以后，都要加上一句话：“上帝保佑美国！”我们没有官方的宗教，没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宗教。国家和宗教的界限很清楚。美国总统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上帝的普遍看法。在美国的钞票上印有：In God We Trust，也就是“信赖上帝”。一个美国人对上帝的看法是相当个人化的。通常，人们不一定会经常讨论。但在一个家庭中，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信仰影响着美国人的行动，如慈善行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拥有需要的所有东西，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有义务给其他人提供帮助，这也源自对上帝的信仰。
美国的独立宣言表示了美国公民的权利来自上帝。如果是上帝给我的权利，而不是来自总统或者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给我的权利，那么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人们对系统宗教的信仰程度是比较低的，信上帝的人包括伊斯兰教在内，大约也就4%～5%。信佛的大约占18%左右，但其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读过佛经。信道的人大约占1%～2%。但信道与信佛的区别是什么，人们不是十分清楚。相信命运和运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相信自己最终决定事情，这项占的比重最高。中国人认为自教、自助才是出路。如果你出了重大的问题，你会怎么办？美国人会祷告，会寻求社会帮助。大多数中国人会寻求家庭帮助和自己帮助自己。只有5%～6%的人相信朋友和单位可以帮助。这就是以个人为本的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人靠不住，其他东西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
这种信仰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更多为自己考虑。个人化的行为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对过去压抑的反弹，这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对推动革新和改变，是具有革命价值的。但这种信念从总体上挑战了社会公共规则，同时，也造成中国人不是特别长于团队工作的现状。在客观上，这种个人中心主义表现在中国社会中，使社会文化更加多元化。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受，但很难忠诚于某些规则，尤其是需要大家认同的集体规则。在这种多样化中，人与人不容易形成共识，这导致管理成本增高。在许多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的时候和场合，整合难度会很高。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3：恐惧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话题63：
恐惧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害怕的是鬼、死亡和失去工作。美国人害怕的是看得见的东西。中国人害怕的是灵界的、社会的东西。这表明恐惧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人是信教的，觉得上帝存在，死亡只是另一种生的形式，对鬼和死亡的恐惧会小一些。中国人觉得那是不可知的事情，觉得很恐惧。另外，现实生活中资源不足，生活压力大，社会保障不足。这些都转变为恐惧失去资源。我自己最大的恐惧是高度。在高楼上，我会害怕，还有害怕失去亲人。我很少会害怕压力和伤心。在我父亲去世时，我恐惧我母亲也会死。于是，我就想多为亲人做些什么，以减少心理的压力。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的恐惧有多种。比如，怕蛇、蜘蛛、老鼠，还有怕高度和坐飞机。“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对坐飞机的恐惧增加了。美国老百姓也有对社会方面的恐惧，还有精神的。在某些城市的某些地区，美国人担心发生犯罪行为，害怕有人在街上抢他的东西或者害他。就算你在自己的家里，想想你会怕什么，许多担心还是存在的。失去工作，这也是美国人害怕的。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会影响一个人在许多方面的生活，当家人靠他吃饭时，失去工作会让他特别恐惧。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有怕死的感觉。但美国大部分人有宗教信仰，觉得去世后会有该得到的报偿，如上天堂之类的。这种想法会安慰许多美国人。
我个人很怕蟑螂，还有蜘蛛。但在有必要的时候，这些恐惧都能够克服。如孩子身边有个蜘蛛，我会想着去救孩子，对蜘蛛的恐惧就会处于次要的位置。我最大的恐惧还有一个，怕没达到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对自己在职业和做人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我认为，我有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我怕万一自己没有好好利用上帝给我的才华，没有做到很好的程度，这会让我害怕。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4：鬼有友好的和不友好的
话题64
鬼在美国孩子心中有两种，分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
袁岳（Victor Yuan）：
鬼的历史可能比人的历史还长。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和聊斋里都有许多鬼的故事。普通人知道，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人，死后会变成鬼。在中国文化中，鬼是灵魂存在的形式。猪和狗都是灵魂的投生。传说中讲到的牛头马面就是鬼的存在形式，人或动物在肉体死亡后的表现形式就是鬼。在中国传统信仰中，活着的人是阳性的，死去的人是阴性的。总的说来，鬼是对人有害的东西。父母会拿鬼故事来吓唬你，如果不睡觉，鬼就会来。它变成了管教的方式。
白骨精这种文学构想不是现实的，但在生活中还有现实的鬼故事，在我小时候就听过许多某某家闹鬼的事，说的像真的一样。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就会请巫婆。巫婆说那是家里吊死的女儿阴魂不走，所以要烧纸、做冥婚什么的，这倒也有热闹的意思。冤魂也是一种。有些病医生看不好，就被认为与闹鬼有关。我有一个哥哥，他得了破伤风，病了很久都治不好，于是我妈就找师娘（巫婆）。她说我们家祖上要钱，烧点纸钱就会好。鬼好像是不死的。我小时候碰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曾在夜晚回家路上看到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白色物体，悄然进入水里去了。小时候，我认为那必然是鬼，我不确定有传统意义上的鬼，但我疑惑灵魂的去向和它的表现形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灵魂的概念也是很有趣的话题。大部分美国人是不相信鬼的。这不符合绝大部分美国人的信仰。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肉体死亡后，灵魂就不会毁灭，这种看法来自宗教传统。到底是否有鬼呢？小孩们经常会谈到。在一个人去世后，他的灵魂没有平静下来，他有在世间没有完成的事情，有冤情，他的灵魂就会在天堂和人间游走。事情没有解决，他就不会安静。
鬼在美国孩子心中有两种，分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小孩有个习惯是，睡觉之前要看看床底下有没有怪物。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也会帮助看一下，或者让小熊呆在身边保护。还有一种友好的、淘气的、做一些好玩事情的鬼。我小时候听过一些鬼的故事。有时候，很好的朋友去公园散步，有人会扮成鬼吓人。看过影片《第六感》之后，有人就怕得睡不着觉。我现在不认为有鬼存在。小时候，我也不太相信鬼的存在，但小时候在学校里有个传说叫“古乐特吹哨者”。也就是在某个地方，有时候晚上你一个人走过去，有一个人藏在里面吹口哨，那就是“古乐特吹哨者”，有点鬼的意思，我感到很害怕。
袁岳（Victor Yuan）：
前天，我睡觉前收到了一个关于鬼的短信：你睡了吗？我是小倩，我三年前车祸死了，但我的魂没死，我的头挂在你的窗外面，你能帮我拿下吗？谢谢了！（笑）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6：中国讲祖宗是以父系为主的
话题66
中国讲祖宗是以父系为主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祖宗问题上，美国人的说法很有意思。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来自其他国家，他们的祖宗基本上就是在一百多年以前到美国来的。在美国，祖宗问题基本上是跨文化的。以我个人的家庭为例，我生自犹太家庭，我父亲在费城出生，我的祖父母在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出生长大，他们20岁左右到了美国，大概是1910年前后，我父亲是家族的第一代美国公民。我的祖父是一个木匠，来到美国时，除了他身上的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母亲来自德国，几代以前就到了美国得州。我的家庭是很典型的美国家族，两三代之前居住在其他国家，后来到了美国。在尊敬老人方面，我们与中国的传统相差不多，也很讲究孝顺。美国的社会家庭组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淡。我的祖父母出生在乌克兰，他们和中国的传统家庭一样，三四代同堂。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你有机会与祖父母相见，就会经常跟他们在一起。你与祖父母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祖父母带你出去玩。在尊重老人这一点上，我们两国是一样的。但主要区别是，在美国家庭里，祖父母可能与你分开住，但这种情况不意味着感情淡薄。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宗是很重要的。自己是家族生命的延续。中国的祖宗观念比美国重。有一个区别，刚才你讲祖宗时，说我父亲和我母亲怎么样，但我们讲祖宗是以父系为主的。比如，在英文里，uncle是一个词，而在中文中，“舅舅”和“叔叔”是不一样的。我一个叔叔修家谱，修了10代，最远到清代和明代。在我们家族里，明代有一个当巡抚的。名字里有一个字表明你的辈分，我这一辈是“德”字辈，我大哥叫袁德辉，但在我的名字里就没有“德”字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字辈传统打破了，否则，天下所有姓袁的人走到一起，大致是可以叙一叙辈分大小的。我小时候没见过爷爷和奶奶，他们很早就都去世了。我父亲有8个兄弟，我们弟兄姐妹一共12人，算是个大家庭。我自己的家族意识淡一些，但我父母非常重视。每年有两个日子，一是爷爷和奶奶的祭日，二是过年时祭祖。我不愿意下跪，父母就骂我，说你再有出息，不管成了什么人，也都是袁家的后代，没有祖宗就没有你。他们就把这个当作一个道德标准讲给你。
这是家族教育的方式。这里面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后代有责任把家族体系传下去。如果你生的不是儿子，就有问题，这个家族的香火就断了，你就负有很严重的责任。像我这样三十多岁没结婚的，在以前简直就是犯了大罪。二是在基督教里，你做得好，是上帝的恩惠；在中国，你做得好是你让祖宗脸上很有光彩，是光宗耀祖。祖宗不仅代表了血统，还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和神秘色彩。维护家族兴旺的责任使得中国传统得以发展。让先人的坟墓堂皇是很重要的。在温州，人们致富以后，除了居住的房子越建越好，埋葬先人的坟墓也越造越好了。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67：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
话题67
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民意算是比较新的提法。在改革开放以前，讲的是阶级斗争，把人划分成工人、农民和地主等几类，反对讲全民意志。那时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因为不认可他所讲的全民国家，认为不存在全民的国家，要分成阶级。民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渐渐出现的提法。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意应该如何产生？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意应该由民众提出和反映给政府，比如通过大众媒体、民意测验或民意代表来搜集和反映民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某一部分人、一个群体可以代表民意。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路里，更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精英政治。这是指民意不需要让老百姓表达，老百姓也说不清楚，因为精英已经说出了老百姓的利益。精英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民意只存在于某些群体（group）中，二是民意可以由精英来代表。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路发生了变化，认为老百姓存在许多意见，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老百姓的利益是不同的。所有老百姓本身就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存在不同的要求和需要，而不是统一的。他们需要表达出来，他们的意志需要被收集在一起，要被debate（辩论），要被听到、重视到，进而考虑到决策中。
民意在市场方面的发展表现得更明显。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业人士在想：我怎样做一种产品呢？应该考虑不同人喜欢的不同类型，所以可以做不同类型的产品。与国外一样，民意最早影响到的产业是商业。最近几年，媒体总量增加了，民意反映社会的能力增强了，民意测验兴起了。人民代表讨论问题的范围也比以前更广泛了。除了原来的商业领域外，民意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张和渗透。人们可以在网上的BBS讨论区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人们可以在酒吧里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在社区里的讨论也增多了。民意慢慢被组织起来，以一种形式去争取得以实现。民意开始形成了听得见的声音。我个人认为，从未来看，民意在中国会得到更大的表现空间。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调查和研究民意的历史很长。在20世纪初，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就产生了这种认识。民意产生了，它被认为是科学的、可研究的，这在美国是很重要的学科领域。民意，就是全民的想法。比如，中国人民是怎么想的，或者英国人民是怎么想的。民意科学的发展，使人民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一些人这样想，另一些人那样看，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于是，民意这个学科变得成熟了。
“民意”是指广大人民的意愿。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民”呢？美国人民划分为不同的团体。男人、女人、中年人、青年人、白人和黑人等等。按社会经济背景划分，有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一个人的观点会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种不同的划分使得民意很分散。因此要调查和研究最广大的人民的意愿，这是很有必要的，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投票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在美国，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对民意有很深的了解。比如，假设我是联邦政府中代表得州的议员，如果我的观点是反对枪支扩散，这与得州百姓的想法完全相反，那么他们就会把我换掉，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人。国会在考虑重大的决策，如医疗保险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时，在通过新的法律之前，都会召开听证会，聘请各类专家出席。这些专家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一般来说，两个美国人很可能持有三个观点。这些被美国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会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尽量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受到百姓支持的决策才能持续长久。
美国民意在最近几年内出现了变化。民意成了一个动态的概念。比如，同性恋在美国一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是不赞成同性恋这种生活方式的。但是，通过许多媒体的宣传，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这种生活方式，到了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就可以接受了。对于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民意就从反对发展到容忍。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民意问题上，媒体起反映的作用，也起影响的作用。应该说，两种作用都有。
袁岳（Victor Yuan）：
个人的想法是否有沟通的渠道，能否被其他人容忍接受，形成共识？在形成民意之后，它是否会影响决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有一种所谓的“民意法庭”（court of public opinion）。它不是真正的法庭，而是百姓的看法。比如，在辛普森的案子中，辛普森被判无罪。但是，美国百姓普遍认为他有罪。从法律角度上，这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力。但从民意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力量。
在美国，要想成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做出一种选择，即要按照民意来办事，还是领导民意。在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和1965年签署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和投票权利法等重要法案。大部分美国人不一定赞同。但是总统认为，我今天这样做，美国人民明天就会了解这样做的必要。他的做法就是在领导民意。这说明，我们有时在民意上也需要超前一点儿。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68：首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特别的含义
话题68：
首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特别的含义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首都华盛顿上过大学。乔治城大学位于华盛顿市区。在我申请大学时，想学国际关系，最好在首都华盛顿。从政治上讲，它是国家的中心，是美国政治力量的所在地。通常，美国人想到华盛顿时，首先会想到白宫，与总统有关。但华盛顿也是文化中心，在那里，著名的博物馆就有二十几所，关于历史的和地理的都有，而且都是免费参观的。它们都属于Smithsonian。这是一个大的博物馆组织，Smithsonian是该组织创办人的名字。他是一百多年以前一个富有的美国商人。在他去世之前，他提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出来创办博物馆。直到今天，它所拥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供参观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华盛顿地处美国东北部，介于北部和南部之间的位置。在华盛顿居住，会感受到一点点美国南部的色彩。通常，人们认为首都应该是一座大都市，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华盛顿有一点小城镇的味道。
华盛顿市的其他特点：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华盛顿在美国是惟一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黑人约占华盛顿人口的60%。第二，它是美国国会管理的联邦特区，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管理。比如，按照美国宪法，所有美国公民都有权利拥有国会中的代表，但华盛顿居民没有。华盛顿居民有“影子代表”，“影子代表”可以参加听证会，但是没有投票权。这涉及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相当多的华盛顿市民认为华盛顿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美国百姓怎样看首都华盛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些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不了解我们普通百姓的想法。比如，布什说戈尔就是这样讲的。当时，布什是得州州长，他说：“戈尔在华盛顿那么多年，我却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呆过，所以你们选我，一定能够更好地体现大家的意愿。”北京有三环路和四环路，华盛顿也有一条环城高速公路。按照美国人的说法，环路之内的话题，就是指政治家之间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不涉及普通百姓所关心的话题。那些话题与环路之外百姓所关心的话题完全不一样。
袁岳（Victor Yuan）：
华盛顿是一个权力中心，美国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实际上，华盛顿的服务业大部分是服务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比如，有一条街就到处都是各类思想库。这体现出美国政治像一个集贸市场，可以debate（辩论）。与北京相比，它的经济功能不突出，但政治和文化功能十分突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与纽约比，华盛顿谈不上有文化，但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华盛顿的经济实际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华盛顿上班的大部分人都与政府有关联。
袁岳（Victor Yuan）：
首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特别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权力。在历史上，京官过去意味着最有权力的大臣。无论封疆大吏多么有本领，最重要的大臣还是从首都来的钦差。京城集中了最丰富的资源，许多人最终的梦想都要在京城实现。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权力的集中程度比华盛顿更高。从文化角度来说，北京集中的文化资源也是最多的。在北京生活过的人觉得其他地方都是“文化沙漠”。北京还具有经济的功能，它在建设和发展中利用了自身的特殊地位。
除此之外，北京还有一些体现区域文化的特点。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管理严格，教育水平较高，政府管制严格。珠江三角洲，政策灵活，管制不是特别严，发展空间较大。北京则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近20年来，在北京成名的人物非常多，比较而言，在上海成名的人相对少一些。北京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北京很容易获得资源，既接近权力，又有相当大的空间。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权力有分化的倾向。在以前的官本位时期，北京的影响力更大。现在经济的发展、国际投资的增长，比如在上海、香港和广州，经济发展迅猛，这些城市也吸引了许多人。许多年轻人都倾向于选择更多的商业机会。现在，北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被分散。
北京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它是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移民也从来没有停止。那时候，许多优秀的大学生都会选择去北京。而在上海，移民出现过停滞。所以，北京人之间的讨论通常更具有广泛性。在北京，媒体数量很大，有更多的沟通工具，可以让你更多地思考各类问题。北京的出租司机发表的意见也很有价值和特点。从城市管理来说，北京本地化色彩很浓。北京的管理水平在总体上不是很高。比如，在设计社区、发展产业模式、政府办事风格以及公共管理人员办事能力方面，从几个大都市的比较来看，北京不是处在很高的水平上。与香港、上海，甚至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相比，北京在许多方面还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与华盛顿相比，北京的人口更多。与北京一千多万人口相比，华盛顿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只有五六十万人口。华盛顿的移民程度也很高。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0：中国改进选举制的核心
话题70：
中国改进选举制的核心是改变
公共生活方式，增加公共沟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选举在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是一个人对一种情况不满意，他觉得这项政策是不对的、有害的，或者影响到了自己。他可以抱怨，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找市长谈话。如果还不够，还不如自己参加竞选。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曾经教过一门课，叫“竞选过程”，谈如何操作这个过程。我竞选过大使馆的一些职位，有一些体验。竞选的首要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参加竞选，在你心里要有很强的概念。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当选，你要做什么？然后，你才能谈其他问题。最近，我研究了竞选技术的问题，与奥斯汀市议会委员们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奥斯汀市议会里，有1个市长，6个委员，都是竞选出来的。我问：“那个级别的竞选，应该不很复杂吧？”他们说：“那个级别的竞选虽然规模不大，但包括许多流程，就像竞选总统一样。”
在竞选的过程中，参与者是非常辛苦的。首先要组建一个班子。在竞选过程中，最宝贵的资源是候选人的时间，他的时间花费在两个方面：募集捐款以及同选民见面。募集捐款的重要性是什么呢？钱本身没有价值，但是钱能买来的东西有价值。如果你有100美元，放在那里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把钱换成沟通，换成电视广播和广告，那么这100美元就有价值了。你会用这笔钱支付顾问的费用，还有，主要的费用花费在沟通本身。电视节目非常重要，你会安排购买一些广告时段，为了提高知名度。更重要的，你必须天天同各种各样的选民阐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让他们去评价。就算市一级的竞选，每天也要举办3～6次讲座。你会收到各种邀请，请你谈谈自己对医疗和道路建设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你必须回答许多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挑选三四个主题作为自己的竞选主题。在选好主题之后，必须做一些调查。看看自己的观点和说法受欢迎的程度。你会聘请一些专家来调查你这个人受欢迎的程度。比如，公众如何看我，富人、穷人、女人和男人如何看我。在此基础上，你会加强自己的强项，避免出现问题和错误。市一级的选举需要几个月时间。州一级选举需要一年时间。总统选举的时间长达一年半到两年。只有真心想要做这件事，你才会有本事天天做。总之，你心里必须有这种不灭的火焰才能去竞选，并最后取胜。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选举的作用和形式都与美国有差异。选举不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机制。目前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形式。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等都是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主要用于现有的政务职位。从乡长到县长和省长都是间接选举出来的，其方式是下级人民代表选举上级人民代表，从人民代表中选举政府官员。基层人民代表是直接选举出来的。
以前，间接选举基本上是一种形式。现在逐渐扩大的直接选举带来了新的东西，使人们体会到了基层民主的发展。今年，在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有些人自己报名参选，还成立了竞选办公室。对于直接选举，发展比较成熟的是业主委员会。尤其是一些利益受到侵害的社区里的业主委员会，有些人非常积极地带头解决问题，从而慢慢形成了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大家一起为利益而斗争。这种选举是有实质性作用的。在村民选举和县区选举中只是简单增加了选举权利，但是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区中，没有可供候选人使用的资源，缺少公共服务和沟通，独立的社会工作太少，社区动员不够，难以形成新的公共人物。比如，虽然大家对原来的村长很不满意，但只有现在这任村长是我们都认识的，而其他自然村（一个村下往往包括几个自然村，自然村内的村民互相熟悉，跨自然村的人熟悉程度就不够）的人我们都不熟。结果，原来的村长仅仅因为与人面熟，还会当选。中国改进选举制的核心是改变公共生活方式，增加公共沟通，提供更多的社区服务，发展公共空间，产生新的社区领袖和公共服务人物。在目前条件下，选举的问题是提名的充分度不够，获取的信息不够多。现有的选举有助于排除一些条件相差太远的人，但是不能有效选出最合适的人，不能真正广泛培养和动员有公共服务热情的人参与。中国的选举有一些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实际上对选举的研究，以及如何管理和鼓励公众参加选举都做得不够。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1：一生中，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
话题71
人的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纳税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纳税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美国人有句玩笑说，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纳税。后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美国人对纳税问题看得很重。比较重要的税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为两种，一种是联邦税，另一种是州所得税。其他税种还包括销售税。买衣服，买可乐，买其他任何东西都得交税。在我的老家奥斯汀，销售税是8%。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一瓶可乐，花了1美元，实际上我要交108美元。还有房地产税，如果我在奥斯汀买了房子，则还要为这处房子向市政府交税。以我个人交税的情况为例说明一下美国中产阶级的纳税情况。我向联邦政府交纳总收入的30%～33%作为税。在美国，得州是一个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我就不用交州一级的税，而只交联邦税。在一般情况下，在我拿到工资之前，这种税已经扣除了。我所拿到的是已经扣过税的净收入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纳税人，我确实有权利知道政府的税收是多少，它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我的权利。刚才提到了，我是政府官员，所有纳税人都是我的老板。同时，我也是纳税人，我也是所有公务员的老板。所以，我就更应该知道以上两项。这两项内容是法定必须公开的。每年，国会都花费许多时间来讨论次年的预算，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拨款及预算都要公开。我觉得：第一点，我有权利知道；第二点，我有权利参与决策过程，老百姓应该说了算。2000年，布什参与竞选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那时，美国政府的收支有盈余。他的观点是余下的钱是百姓的，这个钱要还给百姓，所以他的观点是减税。这个观点的对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笔钱是百姓的。这种观点在美国是普遍存在的。在交税比例上，现在的情况是赚的越多，递进税越多。比如，美国最有钱的比尔·盖茨交税比例大约是总收入的35%，向下依次是31%、28%和25%。对于中产阶级，收入达到几千美元以上的，都要交税。申报税是什么意思呢？你要上报一共赚了多少钱，付了多少税。如果你平时没有付足够多税的，可以在申报的时候多付。对于工资以外的稿费等收入，也要自觉地纳税；如果符合法定的退税情况，还可以申请退税。比如，生了一个孩子，税的负担就会减轻，可以拿回一些税款。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交税的手续要简单一些。如果你经营企业，那么企业就需要交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但一般由专门的财务人员来处理。对于个人来说，主要有关的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对于重要商品，比如房子，有购置税。其他一些支出，比如，社区可能收取保安费和清洁卫生费等，但没有成为税收形式。小额消费品的税，我们是看不见的。商家负责交了。个人所得税以单位代扣的方式交纳，由于总的来说以强制办法交税，所以个人申报交纳的习惯不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近些年出现的。
袁岳（Victor Yuan）：
对，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这方面的漏税现象很普遍。当然，法律本身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税法规定的起征线还是10年前制定的，如个人收入超过800元以上的部分交税，不久前刚刚改为1200元。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属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了，所以一般民众对纳税的抵触情绪就很高。实际上，个人所得税的交纳在各地执行的时候又有许多变化，比如，在广州，纳税起征线就高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税收款是怎么花的，这方面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在讨论确定税收标准上的发言权、政府实际支出的透明度，以及公共财务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对这些方面信息的传递不够多，普通民众感到不仅有交税的义务，也享有对于公共建设成果的使用权，但对于支出过程的了解权和监督权不多，甚至很少。
最近几年，政府着力改善税收的征管方法，服务模式有了很大的改进。申报制度也在完善。为了应付很明显的偷漏税现象，政府期望通过审理一些名人的偷漏税案件来警示和教育更多人，一个案例是著名影星刘晓庆涉嫌偷漏税的案件，在社会上的震动还是相当大的。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3：严重的开后门现象
话题73
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会存在严重的开后门现象
袁岳（Victor Yuan）：
刚才我说过了，中国社会文化“潜规则”的精华是关系和面子。有一种差序格局现象，就是人们根据离自己关系的远近决定处理问题的规则。我认为拉关系不好，但遇到亲戚的事情，我会不知不觉地拉关系。在差序格局下，拉关系成为了普遍现象，走后门被合理化了。比如，我当上了领导，我哥进班房了，我妈就会说：“你一定要救你哥，你小的时候你哥对你多好，你有了出息就要帮他。”这是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这种自然的道德力量是导致腐败和开后门的重要因素。开后门现象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批评，但轮到自己身上，你可能认为这是正常的。道德上的两难境地就出现了。在未来公共管理中，要想减少开后门现象，可能需要注意加强干部的异地轮流任职。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到中国后不久就知道了“后门”的概念。以前我没有这种想法，到中国后我了解到，开后门就是在没有正规途径办理事情时，以其他渠道办理。这在美国不是很普遍，但也是存在的。但美国所谓的“开后门”现象规模很小，这是由美国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决定的。开后门离不开大国情的因素，在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的国家里，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会存在严重的开后门现象。比如，以前在俄罗斯工作时，我知道，普通人很难买到肉、好的蔬菜等紧缺商品，惟一的办法就是开后门。当一个社会缺乏许多东西时，后门就会开得很大。美国不是这种社会，原因有三个：一是政府管的事情较少，许多事情政府管不到。二是美国的经济相对较发达。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就不需要通过后门就可以做许多事情。无论是为了得到物质还是服务，都不需要开后门。比如，取得驾驶执照和开业许可证等事情，过程都很明确，没有开后门的必要和空间。三是美国的法律比较健全。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后门不可能开得很大。许多人都知道我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于是问我能否在签证上给他们开后门。我的回答是一致的——不可能，因为赴美签证的问题完全都是按照法律办理的。除非有工作需要，否则我个人是不可能参与签证过程的。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5：美国人很看重多样化特征
话题75
美国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创造的国家。这种多样化是美国人很看重的特征
袁岳（Victor Yuan）：
历史上，中国人对美国有许多正面和负面交错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