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来说，美国很有吸引力。在最愿意留学的国家、最愿意做生意和最愿意旅行的国家中，美国都排在第一位。普通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有很发达的经济，民主自由的空气，有许多供大众娱乐的有趣东西。在普通的中国人眼里，美国代表高质量的生活。
第二，作为美国人来说。普通的美国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正面的。我们曾经作过中美留学生的比较研究，从中发现：美国人非常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这与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人面对陌生人感觉比较紧张。还有，美国人能够诚实地发表意见，而一般中国学生则表现出心眼儿多一些。美国学生更多地参与带有公益色彩的活动，他们爱好锻炼，他们的职业伦理观念比较清楚。从这些角度看，我们认为他们符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像真正的“三好”学生。美国人作为普通人的这些做法都是受到中国人欣赏的。
第三，作为美国政府来说。这是对美国最有争议性的方面。中国人对美国政府的某些方面会有好感。比如，克林顿总统的对台“三不”政策。在许多利益的纠纷中，普通中国人可能感觉最后损失了利益。在台湾问题上，普通中国人认为台独势力的发展与美国政府对台的政策支持有重要关系。由于普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情绪都很强，因此对美国政府累积了数量相当多、程度相当深的负面印象。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独特。我现在谈的是比较典型的美国人的看法。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体现政治观点的价值而诞生出来的国家。探索创新的精神是美国的核心。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是一个很老的国家——作为充分体现现代政治价值的国家，它是很资深的。美国人一般会很自豪地觉得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地理位置优越、安全，发展很快，也觉得美国是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第二，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这是一种优势。美国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创造的国家。美国的多样化是美国人很看重的特征。从表面上看，这意味着你可以在街上吃到任何国家的菜。从更深一层看，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风俗习惯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在美国人中，来自中国的人大概有几百万人，来自欧洲的有上亿人。
第三，也是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事情，那就是宪法，1789年诞生的宪法，到今天只是修改了十几条，这些修改把宪法保障的自由扩大了。比如，以前妇女不能投票，在修正后可以投票了。当然，美国的不少社会问题也困扰着普通老百姓，比如犯罪问题和枪支的扩散等。但美国是不断发展的，永远在发展，没有一个终点，我们相信发展能够解决问题，虽然会产生新的问题。
袁岳（Victor Yuan）：
我认为，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也很欣赏美国赖以建立的value（价值观）。美国的活力和价值在于解决问题的机制、方式和规则。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你谈到了核心问题。我想到了克林顿总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没有美国解决不了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自我调整能力很强的国家。美国人民来自世界的许多国家，这种复杂性必然会产生问题。但是，美国的制度能够管理这些问题，保持国家稳定。从1776年美国建立，1789年宪法建立开始，每四年都有总统选举，每两年都有国会选举。战争爆发了，选举也还照常进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没有影响这种稳定。美国的制度能够承受挑战。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似乎有孤立主义的传统，始自门罗总统主张的“美洲人的事由美洲人打理”。对其他地方的事情表现得不是那么active（活跃）。本来，似乎共和党的孤立主义传统更强烈，但为什么在孤立主义偏强的总统执政时，美国介入的世界战争更多一些呢？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实际上，从美国参与的主要战争来看，一战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的威尔逊，二战时的罗斯福总统也是民主党的，朝鲜战争时的杜鲁门总统也是民主党的，越南战争时的约翰逊总统是民主党的。上世纪90年代波斯湾战争时的老布什总统是共和党的。实际上，两党总统在这点上没有区别。孤立主义是作为传统存在的。但是有一点，美国人本身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美国人关心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这或许是与他们老家有关系的事情。这种孤立主义实际上持续不了，因为早晚会影响到美国人的老家。
袁岳（Victor Yuan）：
我的看法是，美国人关心的事情范围很广，比传统上单一人种来源的国家要广。孤立主义显示不愿让其他国家进入美洲，但不影响美国人进入其他地区。当孤立主义主张与实际利益游戏发生冲突时，比较来说，利益规则更有效。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以前在乔治城大学，与克林顿总统是校友，我学习国际关系。我学习到，可以用三点来概括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朋友，只有利益；第二，没有永远的利益，只有短暂的利益；第三，利益由力量决定。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6：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吃过中国菜
话题76
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吃过中国菜，至少吃过一次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中国呆了6年。经常有中国朋友对我说：大为，我觉得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刚开始，在上世纪80年代，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后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所有人，从北大教授到宁夏农民，对美国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如果将所有中国人和所有美国人做比较，就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了。
所有美国人都知道“中国”这个词。美国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中国是有几千万人吗？他会知道你说错了。还有，美国人认为中国比较穷，是个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像瑞士、日本和美国那样富有。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美国人也知道。比如，美国人都知道孔夫子——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哪怕只是受过一点点教育的人。美国人还知道儒家思想的概念，如尊敬老人、尊敬老师和重男轻女等等。还有，美国人认为中国学生非常用功。在美国有20万中国留学生，他们与美国百姓的生活非常接近，这些学生学习很努力。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吃过中国菜，至少吃过一次。在美国的所有地方，哪怕只是很小的地方，包括农场，都能比较快地找到中餐厅。我认识的所有美国人都试过使用筷子，或者在吃中餐时使用筷子，这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很欣赏中国菜。在所有外国菜，包括墨西哥菜和意大利菜中，中国菜最受欢迎。美国人都知道熊猫、长城和功夫。许多人学功夫，成龙是很知名的人物。美国人还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不一样，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谁是国家总理、国务委员，可能不知道。但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对邓小平也很熟悉，因为邓小平为中美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一些人甚至还记得他在得州戴牛仔帽的情形。邓小平之后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许多人也都知道。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的一家调查公司在近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问美国人中国的现任主席是谁。答案最多的是：毛泽东。以下依次是邓小平、蒋介石、李光耀和桥本龙太郎等。在不少美国人的眼里，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领导人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
在美国，可以看到许多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东西，从文具、玩具到衣服，许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关系，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基本上，美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一些情况，但对中国确实有一些误解。北京的知识分子知道更具体一些的美国。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7：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
话题77
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与他讲给外人（包括美国人）听的感受会不一样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一方面来自于教育，另一方面来自于生活经验。通过这两条途径得到的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教育方面给予我们对国家的看法从很早就开始了。在我们上小学时，最初学的图画里面就有中国地图，地图上面有国家的许多文化标志和政治标志，如天安门和长城。从教育中，中国人获得的对中国的感觉主要有三点：一是文化上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在教育体系中，我们从小就会认识到这些，现在许多人能顺口说出来。二是领土上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对大中华、大统一的观念在于深重的领土价值观，对失去领土不能容忍。普通中国人对领土的敏感度特别高。在农村中，许多争执就是因土地分界引起的。例如，在江西，有个地方的两个家族甚至为河流的划分大动干戈。三是国家和政府是紧密联系的。country和government是关联的。爱国家在许多时候被视为等同于爱政府。从文化传统上，普通人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
在生活经验方面，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生活改善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道路宽阔了。当然，还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过去的问题是贫穷，粮食总是不够吃。这也一直是一个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失业下岗、腐败、环境污染和医疗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仍然让许多人感到焦虑。过去吃不饱，也不知道怎么才吃得饱。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对生活质量的期望也提高了。大家想的是怎样吃才算好。中国人对未来是乐观的，虽然对现实的评价偏低一些。普通人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与他讲给外人（包括美国人）听的感受会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儿不嫌母丑，虽然母丑，儿子对外也不会说母丑，这叫“内外有别”。我们传播出去的东西与我们感受到的是存在差别的。我们家的问题，怎样解决，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帮助的形式会决定我们是否接受。中国人看美国政府有一种不舒服的心态。比如，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认为：没错！中国的人权或许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需要你插手。这让我想到这样一种情形：老公打老婆时，隔壁邻居看不过去，就过来说，“有本事你打我”。老公没说话，老婆反而不干了，说，“我老公打我，关你什么事”。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
现在，普通中国人认识自己国家的途径有所增加。在文革中，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来自个人生活经验外加单一的政治性媒体信息。以前，个人生活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地域和圈子里。现在，个人接触面广了。个人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旅游机会和留学机会都增多了。跨地区旅行和出国留学都使人们的见识比以前更广了。比如，许多中国人过去在饭馆吃菜总是剩下许多，但从来不打包。我们习惯这样了，也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之处。但出国后发现，在美国吃菜总觉得不够，恨不得把盘子都吃掉。回国之后就会感到，原来我们总是剩菜是不对的。
另外，媒体渠道的多样化也增加了人们认识国家的途径。媒体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但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更多种类的信息。比如，过去你不能想象我们在第二天就可以通过本地媒体了解港台的消息。互联网的强力渗透使普通人都能接触到，从网上，你可以方便迅速地跳出中国看中国。
以上两种途径使人们的认识方式增加了，认识水平提高了。人们能够把中国放在国际社会中、放在多元文化里考察。以前，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的东西就是好的。现在则会思考，会反思。以前，中国在人们眼中是文化影像，现在中国在人们的眼中更实际了。中国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国外工作了很长时间，也是在到国外后才真正认识美国。你呆在一个环境中，不一定能全面地看清楚这个环境。离开这个环境，站在国外的立场看自己的国家，才会有一些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自己的意识和价值观会受到挑战，你会有新的认识。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政府领导人经常会对来访的美国政治家说，你们最好来中国看一看。这会促进真正的相互了解，我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我受国际访问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之邀前往美国。在一个月中，我接触了美国的中学生、环保组织、律师事务所和加州议员办公室等等。在这一个月的访问中，我对美国的了解程度超过了过去30次我对美国进行商务访问的了解。这种参与式的访问是最能够促进沟通的。
中国为国外提供的这种参与式访问的机会还需要增加。有一项调查表明，差不多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说明，中国需要一些比较全面的、让外部了解中国的机会。应该鼓励进行更多的民间的、多元化的交流。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对。美国高级官员来中国访问时，中国政府通常把他们请到最豪华的宾馆，吃最好的饭菜。在他们回美国后，对中国的印象是不真实的。他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我个人的意见是他们应更多接触到真正的普通百姓。应该到普通人家里吃一顿水饺，应该打一次出租车和司机聊一会儿，应该到校园里和中学生聊一会儿。这种交流会非常有利于参众议员对中国的了解，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这种交流。交流基本上还是在政府组织之间进行的。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应该更多一些。只要美国人到普通人家里吃住，一般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都会很好，他们不会因为粗茶淡饭而责怪，反而会觉得他们被当成了真正的朋友，也满足了他们对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中国人的了解的好奇。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8：留学会改变单一的文化执著感
话题78
留学会改变单一的文化执著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1989年，我有一学期的时间在北大学习汉语。当时，我是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学国际关系。当时要选一门外语，因为我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所以选修了汉语。刚好有一个交换学生的国际项目，我就来北京大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居住。在我来之前，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都是表面的。刚到北大的时候，我就很想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来认识这个国家。1月份，春节之前，我就到了。我住在勺园4号楼。从到北大的第一分钟起，我就非常愿意顶着寒风在外面走。不过北京真的冷啊！这是我对北京的第一感觉。第二天一早，我就在太阳之下看校园。那天，我在图书馆与一些中国学生聊天。从第一天开始就跟中国学生交换了想法，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觉得，那段经历在我的人生中是不可缺少的，有非常大的价值。留学要尽量学好所在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上课时可以学习语言知识，而课外对社会文化的了解同样是很重要的。那时，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找到机会就跟中国同学聊天。那时，中国学生对美国学生的热情很高。只要碰到人就可以聊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东西。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是饮食文化。我经常与中国同学去吃水饺、中国菜，还看名胜古迹。这个过程对我真的非常宝贵。
在我的观察和分析中，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经历可能有些不一样。虽然在美国有20万中国留学生，他们学习都很用功，也很出色，但他们经常错过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经历的机会。大部分人经常与中国同学在一起。下课后讲汉语，看中国录像，元旦、春节和圣诞节与中国学生一起过。很可能他们在学业上有提高，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和音乐等都缺少充分的了解。如果我见到打算去美国的中国学生，我会对他们说，要尽量融入美国社会，了解美国人如何想问题，要利用这段时间为中美交流做出贡献。
袁岳（Victor Yuan）：
我在2000年到2001年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做了许多与国外学生沟通和联系的工作。比如，我们举办了世界美食节，如欧洲美食节和非洲美食节等。还举办了“体验中国”系列讲座。我们利用这些机会与国际学生加强联系。我的改变之一是明白了在许多人文领域里没有一定的对或不对，而主要是存在文化差别，要给人以空间（living space），要脱离以前的文化，融合到其他文化中，没有谁一定是对的。在哈佛，只要是你言之成理，就能得A。改变之二是人际沟通方式。中国学生擅长做作业，参加考试，但不太擅长讨论、发言，不擅长在公众面前阐述想法。这样会失去许多分数和可信度。以前，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强调人际沟通的能力。留学对中国人是特别重要的经历。
但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要在中学阶段出国留学。那样很容易被边缘化。如果在上中学时去留学，你很可能将来不能分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平衡好了，你可能是最好的；平衡不好，你很可能被边缘化。在相对成熟后，如上完大学后再去留学，你就会拥有比较定型的中国文化观，基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这时，留学会改变你单一的文化执著感：你在过去的文化中认为是对的，现在不一定认为对。你会知道世界很大，这会扩展你的视野，让你在做事情时有许多的参考点，而不会那么刻板。
留学还能让人客观地发现自我价值，帮助自我进行调整。有些事情在原来的文化中很有价值，后来可能发现并没有什么价值。比如，你创办了一家稍微有点名气的公司，你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到哈佛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算什么。因为周围的许多人都比你更强，而且你英语可能不行，甚至说不清自己的身份。另外，原来可能并没有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现在发现这些事情很重要。比如，我会做饭，别人说：“啊！你还会做饭。”还有，我会讲课，口才比其他中国学生好一些。他们就会说：“原来中国人也有用英语能说会道的。”换个场景，你会发现自己原来不曾发现的价值。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在国外留学或多或少就代表一个国家。在北大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像美国大使一样的角色，我代表自己的国家。如果我做了好事，会觉得周围人对美国会有好印象。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你在哈佛所说的话，所炒的菜，都能创造出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不可避免地扮演着这种角色。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在留学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袁岳（Victor Yuan）：
正因为这种个人形象代表国家的功能，你才会有一定压力。这种压力的结果是，如果同样花三年时间学习，那么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人在文化层面上的改进会超过在国内读书的人。在远离我们的母文化的时候，我们更能反省和细察自己的不足，表现自己的优点。还有一点，内外有别是中国的传统看法，但留学会淡化这种看法。以前，我对黑人有看法，觉得他们没有教养。当电视上出现黑人时，他们总是狡猾地笑着说，“oh man”，给人以不太舒服的感觉。在没有与他们建立个人联系之前，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班里有黑人同学时，我的观点才慢慢改变了。他还是黑人，没变，但他变成了你的同学，他变成了“内”的一部分。你开始了解他，发现他很聪明，他讲话很有道理，我们很谈得来。这打破了原来的文化障碍。原来看起来无法理解的现象，没有机会理解的现象，变成了可以理解的现象。你会把原来的同样事物看成不一样的。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9：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
话题79
中国人经常说到“外国人”（foreigner）
这个词，但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
袁岳（Victor Yuan）：
在我小的时候，知道外国人被称为“鬼子”。因为印象中的外国人都长着蓝眼睛、黄头发，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感觉挺可怕的。人们讲的许多恐怖故事也跟外国人有关。在连环画中，“美国鬼子”、“越南鬼子”和“日本鬼子”通常被打得哇哇叫。总之，外国人总是给人以怪里怪气的感觉。
我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大学的老师，他是研究中国法律的著名专家柯恩的学生。我们叫她“老康”。她是教国际商法的，不会讲中文，她讲的课我们也不是很懂。最有意思的是，她整天都嚼着口香糖，不太像一般的老师那样斯文。舞会上，我们跳交谊舞，她只会跳迪斯科。那个时候，我们还议论：奇怪，外国人怎么比我们还落后啊！因为交谊舞和迪斯科我们都会跳。另外，我们非常羡慕跟外国学生住在一起的学生，因为他们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许多外国的事情。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定义是很特别的。北大的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根据与自己家族关系的远近将人分成不同的群体，这就是“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比如，你的祖上是中国人，那你就是中国人，哪怕是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也是中国人。但如果你的祖上不是中国人，那么你就不是跟我们一伙的了。即使是一些对中国革命友好的外国人加入了中国国籍，我们也觉着他们还是老外。黑人被看得很远，不少中国人内心里是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比如，你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黑人吗？哪怕是在美国的黑人？我相信大部分父母不能下定这个决心。长相不一样，血缘不一样，你就是“外”人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血统和种族非常重要，在所谓“外国人”的意义上，不是简单地用citizenship（国籍）来划分内外。
“内外有别”的原则运用在对待外国人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第一，对待方式有区别。外国人就是外宾，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一伙的。在你面前，我们要对你客气，要让你吃好，即使我们家里有困难，也不能让你看到。这是中国的待客之道。第二，外国人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总会怀疑他的动机。他干坏事可以理解，但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对你好。第三，在外国人面前可以干一些以前不干的事情，反正他们不认识我。这种陌生的“外”的环境提供了安全的因素。许多人在国内是“正人君子”，在国外却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外国提供了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在中国生活。在北京和上海都居住着好几万外国人。这种内外隔离越来越淡薄了。你不觉得在外国干了这件事，中国人不会知道。慢慢地，我们也接受了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随着中国全球化的程度逐渐提高，中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生活基础上越来越接近国际标准了。“外”的概念越来越淡了，这使我们容易接受国际规则。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外国人的定义，在美国，很简单，就是国籍。你是美国公民，你就是美国人。中国人重视的是你的民族、种族和血统。作为汉人，我就是中国人，哪怕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有许多在国外生活好几代的中国人，加入了外国国籍，还被认为是中国人。
袁岳（Victor Yuan）：
记得有一次，在参与一个客户的中外谈判活动时，外方的一个美籍华人跟中方代表的观点不同，很较劲。中方代表就很生气地说：“嘿！哥们儿，别忘了你可也是中国人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人重肤色、重血统，但美国人是把美国思想体现在宪法和权利法案等法律之中。美国人就是以国籍来划分的，与皮肤颜色没有关系。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的街头，你看不出谁是美国人，因为全是各种肤色和长相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在中国，有时能看到一些事情，这些事反映出一些中国人仍然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外国人的心理。比如，有一次我们开会，一个美籍华人刚刚结束发言。主办方就问我：“刚才我们听了××美籍华人的看法，大为，你能不能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我们不太喜欢，好像这个美籍华人是假的美国人似的。
中国人经常说到“外国人”（foreigner）这个词，但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等等都是不同的，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外国人”来概括。不存在这么一个大的“外国人”的概念。我的外国朋友（my foreign friends），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你只会听到，“这是我的中国朋友”，“这是我的俄国朋友”等说法。这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我经常听到外国专家和外教等说法。这主要因为美国人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它是一个移民程度很高的国家。
我与中国朋友来往已经有20年了。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但在一个问题上过去的印象不好，那就是双重价钱。不管是坐飞机、火车，还是去故宫，只是因为我的长相与中国人不一样，我付的价钱就高。
袁岳（Victor Yuan）：
（笑）这表明你的地位高。这是内外有别的文化心理在经济上的体现。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好在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政策。2003年10月1日，取消了外国人住饭店的限制。不像以前，外国人只能住三星级以上的饭店，而且现在外国人也可以自由入住民居。在中国传统里还有一点，那就是只要是跟外国有关系的，从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讲就是不好的。比如，中国人讲的“出洋相”，洋就是外国，还有“受洋罪”。与“内人”相比，“外人”就不是一个好的词。现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区别对待的歧视心理已经大大减少了。1991年，我在河南工作时，走在路上会有许多人看我，现在走在郑州的任何一条街上都不会有许多人看我了。
袁岳（Victor Yuan）：
这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一个中国人批评了我的看法。这样做很好，我欢迎这种辩论。但后来他说，方大为有这种看法是不是因为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黄色的。但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是咖啡色的，跟中国人差不多。
袁岳（Victor Yuan）：
（笑）“鬼子”就有“鬼”想法，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会很自然地这样假设。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是啊！所以，我希望人们越来越多地抛弃传统上对肤色、人种区别对待的心理，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个性、能力和深层次的思想上。
袁岳（Victor Yuan）：
有个很久以前的笑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地方领导去国外考察。回来后，他说：“这次考察收获非常大，有一些重要发现，让我觉得外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去的第一个国家是越南，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外国，那里人的长相都跟中国人一样；去的第二个国家是日本，说起来，那也是个发达国家，但有点儿名不副实，因为我发现日本的钱其实不如我们的人民币值钱；惟一让我吃惊的是美国的水平，那里刚刚两岁的孩子，还没上学，就会说英语，啧啧！”
后记后记一：知己知人，知祖国知他国
后记一
知己知人，知祖国知他国
过去，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John（直译音为“琼恩”）被翻译成约翰，也不懂为什么Jesus（直译音为“杰塞士”）被中国人称作耶酥。原来早年的洋泾浜英语把J发成“叶”音，而且照着字面上有什么就对翻什么，不顾太多的发音规则。后人为着尊崇先人的缘故，就这样认讹为是了。许多30岁以上的人知道麦当劳是来自美国的快餐品牌，而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在他睁开眼的时候，麦当劳就是一家建在他家楼前不远街上的本地快餐馆。其实，这些知识上的典故或者感受差别也并不奇怪，因为解释哲学和建构主义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的事实其实都是被人们诠释过的和命名过的，而不是纯然客观的。当然，我们也有机会去重新命名或者诠释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所知的自己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很多事实，其中很多也不过是这样一些为各色人等诠释和命名过的“事实”而已。
我们在生活中的历史印象、遗传知识，因受我们知识、见识、经验、能力和人脉交往的局限，其广度、深度和确实度都十分有限。我们不仅仅慨叹“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且我们也深感常无“自知之明”。而对于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识，其难度自然就更大。由此我们也知道，人文知识作为一种长期和无止境的诠释和命名的过程，甚至比自然科学知识更具有弹性和再思索的空间。
我曾在河北徐水县的农村听村民聊他们眼里的美国，说“美国鬼子”虽有钱、武器先进但真正打仗时候会一副“脓包样”；在美国爱荷华州我的农场主朋友道格家中，我也曾听他太太同情地谈起她对中国的认识，感到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什么都吃”，但是好像“比较穷，什么也没得吃”的地方。其实，不管我们实际上拥有多少知识，也不管这些知识是否准确，我们每个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具有一种自然的为自己所遇到的概念拼织逻辑图案的能力。
“中国”和“美国”就是这样两个日渐为两国人民更加经常和频繁地触及的概念，从新闻、课堂、旅游场所，到商场、广告、网络和大街。今天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及反思的机会，但是作为两个广阔而复杂的大国，作为在文化、体制及交流上仍然有着巨大差别的国家，这些机会并没有完全消除认知不对称、传播不充分和视角调整不及时等障碍，结果是，今天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国家的认识更丰富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有歧义了。
社会学家曾用“镜中我”的说法来说明人们只能通过他人的反馈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了解其他国家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对我们认识自己的国家也许有特别的帮助。另一方面，了解“境中我”一个处在特定场景中的人的自我感受，了解“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和“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与“境外人”的印象进行比较，也可以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诠释过的世界似乎充满了主观，而使主观更具客观性的惟一途径可能是尽可能呈现更多种认识视角及更多来源的信息，这样，普通的读者就可以在更多的背景信息下交叉审视、调整或者巩固自己原有的判断、认识和思索。
我和方大为是一见如故的朋友，我们彼此都有在中美两国求学、研究、学术与非学术社会交流的经验。除了作为职业外交官，大为也是一个热心参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活动家；我除了从事专业研究，还积极保持与美国社会多个领域——投资、环境、人口、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能源、公共卫生、农业、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积极联系，与数任美国驻华大使保持交往。我们有幸接触到对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普通人、学者、政府领导人，对于海阔天空下中美两国的许多领域的问题具有广泛的兴趣和在观察方式上的共识。在这里，我强调的是观察方式的共识，而不是观点与主张的共识，因为在实质性的主观主张上，我们有许多不一致。这种主张的不一致和观察方式的一致，使得我们更感到有机会一起讨论问题的价值——不同主张丰富双方的认识，彼此认同的方式使得这种讨论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这本书与其说是我们两个整天的对话的记录，不如说是我们彼此长期对两国事物留意观察的记录，是我们两年多零星讨论的总结，也是我们希望中美人民加强互相了解并希望自己有所贡献的具体努力。因此，我们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能在两国读者中产生积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期待读者对我们的努力给予肯定，但是我们更希望中美间有更多的来自民间社会和政府层面的推动两国人民加强了解的作为。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化观念和国际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对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现实的日常现象。最近，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过去，中国人一向视外交为职业外交官的专利，而现在，我们普通公民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外交活动中。开放的中国如同开放的美国一样，民众的公共生活里可以有越来越多层次不一的外交参与，而民意也可以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本书，也许可以看作是这种最基层的公众外交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吧！
袁岳
2004年5月1日于上海
后记后记二：尽情享受每一种经历
做每一本书都仿佛是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享受从想法的孕育，到生长、成书、上市的全部过程，如同我享受人生的各种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不管是轻松的，还是辛苦的。
这本书的过程想来挺漫长的，开始是约袁岳和David两人的时间，两人都忙得不见影。过了好久才有了共同的时间，还是在David快回美国前夕有限的两天。其后，他们俩开始在北京郊外的度假村中进行封闭式的对话。第一天就从早上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这边一行人做着现场录像、录音和录入。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又兴奋不已。听他们对话，咀嚼着他们谈的生活、情感、社会、时尚等各个话题。每一句话，即使在剎那间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折射出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淫中所练就的思想深度。经历这种思想的洗礼，我已经得到了快乐。要把它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更让人欣慰。
这本书凝聚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做着喜欢的事情。你，亲爱的读者，你会看到的。在这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思想的愉悦相信会传递给你。
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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