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说：“当初，徐奇从给事中受命赴任广东时，众官员都作了赠别的诗为他送行，所以他才用藤席来回赠。当时臣有病没有做诗文，不然的话，我也在馈赠之列。今天虽然众官员的名字都在礼单上，他们是否都接受礼物，还不知道，再说东西很小，恐怕也没有其它目的。”
杨士奇一解释，皇上的疑惑打消了，就将名单交给宦官烧掉了，从此再未过问此事。
杨士奇不不愧是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的大人物。这名单一烧，皇帝对大臣们不再有疑心，许多官员也免于一场无妄之灾。杨士奇不借机卖弄口舌，为自己出名而用心，这种大智谋，又岂止是一句厚道或者忠君为国所能涵盖的呢？
宋代赵普历任两朝丞相。他曾放置了一口大缸在座椅的屏风后面。凡是有人上书涉及宫中的敏感事宜，他都挑出来放在缸中，等到缸装满了，就派人弄到郊外去烧掉。
这种清静无为的处世智谋饱含着黄老思想，也曾经为宋代另一位丞相李沆所认同，他曾经说：“当今国家的设施制度已经非常细致完备，我虽然高居相位，实际于实际政事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说有，那么只是把宫廷内外牵涉到利害关系的条陈、奏折一律不予上报，姑且用这个办法辅理国事罢了。假如轻率地将宫廷内外所提的建议一一实行，损失就太大了。提建议的人可能只是图一时的进取，哪里是替老百姓考虑呢？”
在当时，很多官员充斥在政府机关里，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为了表明自己的才干，通过各种途径上奏折，轻率地出谋划策，比如新建一些机构，改革一些制度。这些人只用了一张纸，却可能让黎民百姓蒙受许多损失。
到了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弊端就更显露无遗。清议派这些费正清所称的“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可以视为卖弄口舌之利的代表人群。以清朝洋务运动时期为例，清议弹劾之风也盛极一时。
李鸿章创建工业、倡导商务、修铁路、办电报等都曾被弹劾。1881年，李鸿章为了开平煤矿运输，修了第一条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是修成之后才奏报的，而且还故意把铁路说成是“马路”。
但是反对派想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任何理由：比如说机车行驶会震动东陵，黑烟会伤害庄稼，使小民失业等等，几经周折，这条铁路才被允许运行，最初还只准用马来拉！铁路风波一直持续到1889年，闹到李鸿章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李鸿章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言官制度是最容易坏事的，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虑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找个题目，信口开河地畅发议论以崭露头角，可是国家大事却受到阻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沉默是金也未始不是一种保持自我清醒的最后方式。
罗大佑的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彩色的电视将世界变得越来越花哨，分辨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句歌词道出了现代人所能切身体悟到的迷惘和失落。在这个“话语经济”时代的“喧哗和躁动”中，真正耐得住沉默的寂寞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孤立和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