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泛指志趣相同的人。狭义的同志专指同一政党团体内为共同政治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成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浓厚的政治感情。《国语·晋书四》上讲：“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上讲：“所与交友，必也同志。”现在，同志成为我国以民间的一般称谓，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人际关系。在我们国家所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的公民，虽有工作分工、职务的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
朋友是指具有友好感情并能相互帮助的人。真正的朋友不仅要求利益和思想的一致，并且要求情感上的相互依恋。朋友之间的交往利益和思想的一致，而且要求情感上的相互依恋。朋友之间的交往具有层次性和选择性。按感情的基础划分，有知己、知心、知音，患难之交、君子之交、江湖朋友、酒肉朋友等。按感情的亲疏程度划分，有密友、挚友、益友、莫逆之交、泛泛之交等。明代学者苏浚按不同的交往方式，把朋友分为几种类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友谊是朋友之间的一种纯洁而美好的感情。它是在长期共同学习、工作、生活中产生的，是在利益一致和相互依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友谊在人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对人们的精神、工作和生活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振奋人们的精神，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创造业绩。友谊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温暖和力量。
作为社会的人总是需要友谊的，生不可没有朋友。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群，离开了朋友，他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在精神上就会感到非常孤独、寂寞。《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些民间谚语也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人生无友，恰似生命无太阳。”（法国谚语）“举目无一知友，见人抬不了头。”（瑞典谚语）“无友又无兄弟，臂弯软弱无力气。”（意大利谚语）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他说，无真实朋友之人，可以谓之真可怜而永陷于孤独生活之中。故无真友之世界，实如荒野无人之世界。大家都很熟悉《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在书中叙述了的鲁滨逊遇海难被遗弃在荒岛上，过着与世人完全隔绝的生活，内心孤独而痛苦。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心里忽然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嘤嘤以求的强烈要求。有的时候，我不禁脱口而出大声疾呼：‘啊！哪怕有一两个——那怕只有一个人从这条船逃出性命，跑到我这儿来呢！她好让我有一个伴侣，有个同类的人说说话儿，交谈交谈啊！’我多年来过着孤寂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有人往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鲁滨逊内心的这种孤寂感和痛苦感，这种对朋友的强烈呼唤，正是人生需要友谊的很好说明。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中，由于所从事的是空前艰巨的事业，尤其需要同志和朋友，需要友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共同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体字总共28画，“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代名。他的征发启事中表示了征求“对爱国工作感兴趣”，“要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做朋友的强烈愿望。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是我们后辈们学习的楷模。友谊是无产阶级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所必需的，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放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更需要和志同道合的人结交朋友，建立友谊，做到在思想上相互帮助，工作上相互支持，学习上相互勉励，生活上相互关心，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奋斗。
因此，卡耐基认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一定要把顾客看成是你的挚友，只有以真诚的心去对待顾客，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人们的推销技术是高明还是低劣，他们在立身处世时随时随地地在推销自己。
在生活中，人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让别人赏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接受自己的意见或购买自己的东西、把自己当作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是具体的推销行为。
当一个孩子带着怯懦的神情第一次向父母要零花钱的时候，尽管在父母惊讶的目光下感到不自在，但他很快地平静下来，耐心地等待父母的反应。这个孩子在推销他的意见。
当一个学生恳求老师允许他晚一小时交作业时，尽管老师会拒绝这一要求，但这个学生推销了自己。
暗示男朋友自己喜欢看电景而讨厌看球赛的女孩，也是在推销自己。
此等例子在生活中俯拾皆是，不一而足。
推销自己是一种才能也是一种艺术。有了这种才能，人们才可能安身立命，才能抓住机遇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能够将自己推销给别人的人才能推销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有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把自己包在安于现状的套子里，不敢向自己提出挑战，亦不敢将自己的形象公诸于众，这类人会时时碰壁一无所成。其中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善于推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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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让别人做你希望的事
讨人喜欢，受人欢迎，固然是令人高兴的事，若要潜藏起自己的意见，抛却自己对事理的看法，只是一味地逢迎对方的意思，趋附于他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那么虽然你受到了欢迎，却是一件可耻的事。因为你受欢迎的，是逢迎拍马的本身，而不是你人格的高尚、对事理的高见。
一个能正直自信的人，或许他的所作所为遭人忌恨、犯嫉，但是他拥有的是自己行事的准则、对事物的正确看法。这样，虽然他遭人嫉恨，不讨人喜欢，但是真理自在人心，是非曲直也总有分明的时候。直躬而行是胜于曲意而为的。
荣誉、光荣，也常是人们所争取的，但如果没有善行、诤言，却无端受到夸赞，遭人非议，而本身也将心虚不已，感到不安。若是行事正当、无愧于心，对于别人突如其来的批评、毁谤，也自然不会有任何心愧。因为我们的所行所言，皆合乎正道、真理，仰无愧于天、俯不作于地，所以也就无惧。
因此，无善而致人誉不若无恶而致人毁的原因，就在一个问心无愧罢了。
勿逞一时的口舌之能。十之八九，争论的结果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绝对正确。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
释迦牟尼说：“恨不消恨，端赖爱止”，争强雄辩绝不可能消除误会，只能靠技巧、协调、宽容，以及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别人的观点。
林肯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林肯说，“决不肯在私人争执上耗费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了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步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
怎样才能做到不与同事发生争吵呢？卡耐基认为有几种方法，朋友们不防一试。
欢迎不同的意见。记住这一句话：“当两个伙伴意见总是不同的时候，其中之一就不需要了。”如果有些地方你没有想到，而有人提出来的话，你就应该衷心感谢。不同的意见总是你避免重大错误的最好机会。
不要相信你直觉的印象。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你第一个自然的反应是自卫。你要慎重。你要保持平静，并且小心你的直觉反应。这可能是你最差劲的地方，而不是你最好的地方。
控制你的脾气。记住，你可以根据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发脾气的情形，测定这个人的度量和成就究竟有多大。
先听为上。让我的反对者有说话的机会。让他们把话说完。不要抗拒、防护或争辩。否则的话，只会增加彼此沟通的障碍。努力建立了解的桥梁。不要再加深误解。
寻找同意的地方。在你听完了反对者的话以后，首先去想你同意的意见。
要诚实。承认你的错误，并且老实地说出来。为你的错误道歉。这样可以有助于解除反对者的武装和减少他们的防卫。
同意考虑反对者的意见。同意出于真心。你的反对者提出的意见可能是对的。在这时，同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如果等到反对者对你说：“我们早就要告诉你了，可是你就是不听。”那你就难堪了。
为反对者关心你的事情而真诚地感谢他们。任何肯花时间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必然和你一样对同一件事情感到关心。
把他们当做要帮助你的人，或许就可以把你的反对者转变为你的朋友。
延缓采取行动，让双方都有时间把问题考虑清楚。建议当天稍后或第二天再举行会议，这样所有的事实才都考虑到了。在准备举行下一次会议的时候，要这样问自己：“反对者的意见，可不可能是对的？还是有部分是对的？他们的立场或理由是不是有道理？我的反应到底在减轻问题或只不过是在减轻一些挫折感而已？我的反应会使我的反对者远离我还是亲近我？我的反应会不会提高别人对我的评价？我将会胜利还是失败？如果我胜利了，我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我不说话，不同的意见就会消失了吗？这个难题会不会是我的一次机会？
歌剧男高音皮尔士的婚姻差不多有五十年之久了。一次他说：“我太太和我在很久以前就订下了协议，不论我们对对方如何地愤怒不满，我们都是一直遵守着这项协议。这项协议是：当一个人大吼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应该静听——因为当两个人都大吼的时候，就没有沟通可言了，有的只是噪音和震动。”
因此，说服别人我们所要记住的一句重要的话就是：“从争论中获胜的唯一秘诀是避免争论。”
承认自己有错，就能避免争论，而且，可以使对方跟你一样宽宏大度。
当提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时候，他承认说，如果他的决策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正确率，就达到他预期的最高标准了。象罗斯福这么一位本世纪的杰出人物，最高希望也只有如此，而我们呢？
如果你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胜算把握，大可以到华尔街证券市场一天赚一百万元，如果没这个把握，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
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指责别人——你可以用一个眼神，一种说话的声调，一个手势，就象以话语那么明显地告诉别人他错了——而如果你告诉他他错了，你以为他会同意你吗？绝不会！因为你直接打击了他的智慧、判断力、荣耀和自尊心。
只会使他想反击，但决不会使他改变心意。即使你搬出柏拉图或康德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己见，因为你伤了他的感情。
永远不要这样开场：“好，我证明给你看。”这句话大错特错，等于是说：“我比你更聪明。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使你改变看法。”
那是一种挑战。那样会揭起战端，在你尚未开始之前，对方已经准备迎战了。
即使在最温和的情况下，要改变别人的主意也不容易。
为什么要使你自己的困难更加一层呢？如果你要证明不要让任何人看出来。技巧要到家，使对方察觉不出来。
“必须用若无实有的方式教导别人，提醒他不知道的好象是他忘记的。”
三百多年以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说：
“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你只能帮助他自己学会这件事情。”
正如英国十九世纪政治家斐尔爵士对他的儿子所说的；
“如果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比他聪明。”
苏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诫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错误的话——是的，即使你知道是错的——你若这么说不更好吗：“唔，是这样的！我倒另有一种想法，也许不对。我常常会弄错，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被纠正过来。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吧。”
用这种语全“我也许不对。我常常会弄错。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确实会得到应有的效果。
无论什么场合，没有人会反对你说：“我也许不对。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
我们班上一位同学哈尔德·伦克是道奇汽车在蒙他拿州比林斯的代理商，他就运用了这个办法。他说销售汽车这个行业压力很大，因此他在处理顾客的抱怨时，常常冷酷无情，于是造成了冲突，使生意减少，以及产生种种的不愉快。
他对别人说：“当了解这种情形并没有好处后，我就尝试另一种办法。我会这样说：‘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真是不好意思。关于你的车子，我们可能也有错，请你告诉我。’“这个办法很能够使顾客解除武装，而等到他气消了之后，他通常就会更讲道理，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很多顾客因为我这种谅解的态度而向我致谢。其中两位还介绍他们的朋友来买新车子。在这种竞争的商场上，我们需要更多这一类的顾客。我相信对顾客所有的意见表示尊重，并且以灵活和礼貌的方式加以处理，就会有助于胜利。”
你承认自己也许会弄错，就绝不会惹上困扰。这样做，不但会避免所有的争执，而且可以使对方跟你一样地宽宏大度，承认他也可能弄错。
如果你肯定别人弄错了，就直率地告诉他，可知结果会如何？卡耐基举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施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律师，最近在最高法庭内参加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
案子牵涉了一大笔钱和五项重要的法律问题。
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对施先生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六年，对吗？”
“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施先生后来对卡耐基讲述他的经验说：“似乎气温一下就降到零度。我是对的。法官是错的。
我也据实地告诉了他。这样就使他变得友善了吗？没有。我仍然相信法律站在我这一边。我也知道我讲得比过去都精彩。
但我并没有合作外交辞令。我铸成大错，当众指责一位名声卓著、学识丰富的人，所以我错了。”
没有几个人具有逻辑性的思考。我们多数人都犯有武断、成见的毛病。我们多数人都具有固执、嫉妒、猜忌、恐惧和傲慢的缺点。因此，如果你很想指出别人犯的错误时，请在每天早餐前坐下来读一读下面这段文字。这是摘自罗宾森教授那本很有启示性的《下决心的过程》中的一段话：
“我们有时会在毫无抗拒或热情淹没的情形下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们错了，反而会使我们迁怒对方，更固执己见。我们会毫无根据地形成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想法时，反而会全心全意维护我们的想法。显然不是那些想法对我们珍贵，而是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我的’这个简单的词，是做人处世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妥善运用这两个字才是智慧之源。不论说‘我的’晚餐，‘我的’狗，‘我的’房子，‘我的’父亲，‘我的’国家或‘我的’上帝，都具备相同的力量。我们不但不喜欢说我的表不准，或我的车太破旧，也讨厌别人纠正我们对火车的知识……
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以往惯于相信的事，而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事遭到了怀疑，我们就会找借口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结果呢，多数我们所谓的推理，变成找借口来继续相信我们早已相信的事物。”
杰出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书中写道：
“当你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或信念的时候，我们几乎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不正常吗’，‘这不合道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确实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样的意义。”
有一次，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我家布置一些窗帘。当帐单送来时，我大吃一惊。
过了几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看到了那些窗帘。她问起价钱，而后面有得色的说：“什么？太过分了。我看他占了你的便宜。”
真的吗？不错，她说的是实话，可是没有人肯听别人羞辱自己判断力的实话。因此，身为一个凡人，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说贵的东西终究有贵的价值，你不可能以便宜的价钱买到高品质又有艺术品味的东西，等等。
第二天另一位朋友也来拜访，开始赞扬那些窗帘，表现得很热心，说她希望家里负担得起那些精美的窗帘。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说句老实话，”我说，“我自己也负担不起。
我付的价钱太高了，我后悔订了它们。”
当我们错的时候，也许会对自己承认。而如果对方处理得很巧妙而且和善可亲，我们也会对别人承认，甚至以自己的坦白直率而自豪。但如果有人想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食道……
两千年以前，耶稣说过：“尽快同意反对你的人。”
在耶稣出生的两千年前，埃及阿克图国王，给予他儿子一些精明的忠告。今天我们极为需要这项忠告。四千年前的一天下午，阿克图国王在酒宴中说：“圆滑一点。它可使你予求予取。”
换句话说，不要跟你的顾客、丈夫，或对手争辩。别说他错了，也不要刺激他，但要运用一点外交手腕。
因此，如果你要使别人同意你，应当牢记的一句话就是：
“尊重别人的意见。切勿指出对方错了。”
如果你是对的，就要试着温和地、技巧地让对方同意你；
而错了，就要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这要比为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
卡耐基的家离森林不远，从家里出来步行一分钟，就能到达一片森林。当春天的时候，野草丛生，野花白白一片，松鼠在林间筑巢育子，野草长到高过马头。这块没有被破坏的林地，叫做森林公园——它的确是一片森林，也许跟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天下午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卡耐基常常带雷斯到公园散步，它是卡耐基的小波士顿斗牛犬。它是一只友善而不伤人的小猎狗；因为在公园里很少碰到人，常常不替雷斯系狗链或戴口罩。
有一天，在公园遇见一位骑马的警察，他好象迫不急待要表现出他的权威。
“你为什么让你的狗跑来跑去，不给它系上链子或戴上口罩，”申斥卡耐基。“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违法的吗？”
“是的，我晓得，”卡耐基轻柔地回答，“不过我认为它不至于在这儿咬人。”
“你认为！法律可不管你怎么认为的。它可能在这里咬死松鼠，或咬伤小孩，这次我不追究，但假如下回给我看到这只狗没有上链子或套上口罩在公园里的话，你就必须跟法官解释啦。”
卡耐基客客气气的答应遵办。
卡耐基的确照办了——而且是好几回。可是雷斯不喜欢戴口罩，卡耐基也不喜欢那样；因此决定碰碰运气。事情很顺利，但接着他们撞上了暗礁。一天下午，雷斯和他在一座小山坡上跑，突然间——很不幸地——他看到那位警察大人，跨在一匹红棕色的马上。雷斯跑在前头，直向那位警察冲去。
这下坏了，所以他决定不等警察开口就先发制人。“警官先生，这下你当场逮到我了。我有罪，我没有托辞，没有借口了。你上星期警告过我，若是再带小狗出来而不替它戴口罩你就要罚我。”
“好说，好说，”警察回答的声调很柔和，“我晓得在没有人的时候，谁都忍不住要带这么一条小狗出来溜达。”
“的确是忍不住，”卡耐基回答，“但这是违法的。”
“象这样的小狗大概不会咬伤别人吧，”警察反而为他开脱。
“不，它可能会咬死松鼠。”
“哦，你大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警察告诉他，“我们这样办吧。你只要让它跑过小山，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事情就算了结了。”
那位警察，也是一个人，他要的是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
因此当你责怪自己的时候，唯一能增强他自尊心的方法，就是以宽容的态度表现慈悲，但如果你有意为自己辩护的话——嗯，你是否跟警察争辩过呢？
如果你不和他正面交锋，你承认他绝对没错，自己绝对错了；爽快地、坦白地、热诚地承认这点。因为你站在他那边说话，他反而为你开脱，整个事情就在和谐的气氛下结束了。
如果我们知道免不了会遭受责备，何不抢先一步，自己先认罪呢？听自己谴责自己不比挨人家的批评好受得多吗？
你要是知道有某人想要或准备责备你，就自己先把对方要责备人的话说出来，那他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十之八九他会以宽大、谅解的态度对待你，原谅你的错误——正如那位警察对待卡耐基和雷斯那样。
一个人只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这不只可以清除罪恶感和自我保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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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时刻把好自己的角色
在幸福问题上，也会遇到自我、小我与大我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维护大我；在必要时甚至必须为大我而牺牲自我、小我。因为，当幸福仅仅属于个人的时候，只不过像挂在项上的金项链，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属于集体、属于人民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意义的。
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怜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进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的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革命浪漫主义毫迈气概处之，绝不苟且偷生，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
这种为人类的大我所做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
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鼓吹个人幸福，把损人利己、追求个人幸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狄德罗就曾说，所有活着的东西，人也不例外，都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观点正是尔虞我诈、追逐私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这种幸福观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对当时的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种幸福观“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认为，死——哪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正义的事业，都是最大的不幸，只有自己活着才是幸福的，如果自己不在里边，即令最好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自私自利啊。
个人主义幸福观不顾及大我，只注重自我、小我、是不是容易得到“幸福”，容易得到某种满足呢？且看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农民，他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朝思暮想：“要是我有几亩地，自种自收，该有多好啊！”后来他的希望达到了，他有了几亩地。这地种了几年，他又想：“要是我有几百亩地，雇几个长工，自己不下地，该多好啊！”他的愿望又成真了，他成了地主，吃喝玩乐，成天不干活，按说他应该满意了吧，但他依然不满足，他在想：“出门得自己走路，要是有马骑，有轿坐，该多好啊！”他的目的又实现了，出门能骑马坐轿了，论理他应该感到十分的“幸福”了吧，可是，他的欲念还有膨胀，他这时又想：“要是能在朝中作官该多好啊！”这个哲理性的故事昭示我们，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所需要的幸福难以达到，其无限膨胀的欲望是始终满足不了的。
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产生的私欲会永无止境，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必然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危害社会，妨碍人类大我的幸福。我们应该像彭湃、方志敏等革命者那样，为了大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遭遇苦难祸害，牺牲自我、小我。当然，现在我们正处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既然没有炮火、硝烟，又没有敌人屠刀的逼迫、严刑的拷打，更没有刑场上壮烈的牺牲，但我们仍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原则和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时时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不搞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和友爱精神克己让人，先公后私，当个人志趣和国家的需要有冲突时，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把荣誉让给别人而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多贡献而少索取等等，所有这些，和过去英雄人物为革命牺牲个人生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雷锋及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张海迪、朱伯儒、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等先进人物正是做到了以上这些，才受到人们的敬仰。
张海迪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作贡献，而不在于向社会索取。谁能够正确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谁就能在工作的生活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幸福。懂得奉献和肯于奉献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奉献。
事业一词具有多种涵义，但主要是指从事某处职业、劳动、工作、业务和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今多指从事有利于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工作。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事业的广泛性。它包括人们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职业、行业、专业、工作、业务和活动。第二，事业的层次性。它既有一般性的职业，也有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和重要的工作，还有对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和活动。第三，事业的特殊性。狭义的事业是特指与生产企业相对而言的单位、组织。
事业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的劳动，主要表现在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上，而每个人的劳动也主要通过自己的事业表现出来，虽然如婚姻家庭生活中也有家务劳动；休闲活动中，例如打猎、钓鱼等也有劳动的意义，但它们不是主要的劳动方式。当然对于厨师、化妆师、缝纫工和猎人、渔人来说，这些劳动又是他们的事业。总之，事业是每个人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劳动，是他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他的自我实现和对社会进行贡献的主要领域、主要方式。
青年朋友们现在存在或准备从事各自不同的事业，这些各种不同的事业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幸福是从我们的劳动、工作中产生的，事业是幸福最主要的源泉。很多民间谚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幸福来自劳动的真理：
“千万不要认为劳动可耻，因为，凡是认为劳动可耻的人，在众人眼里反而是最可耻的人。”（古代波斯谚语）
“光靠祷告，葡萄是长不起来的，必须用锄头和铲子来劳动。”“不懈的劳动才能盖起大厦。”（阿尔巴尼亚谚语）
“树以果子出名，人以劳动出名。”（俄罗斯谚语）
“劳动出智慧，勤奋有幸福。”（巴西谚语）
“祈祷从天堂中取出幸福，劳动从大地中挖出幸福。”（德国谚语）
这些谚语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通俗地说明了劳动、事业和幸福的关系，祷告从上帝那里获得幸福是虚幻的，只有从勤奋的劳动中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劳动和事业是获得幸福最可靠的途径。
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在谈到劳动的作用时说道：“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们勤劳的手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
劳动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人类产生的历史告诉我们：是劳动使得类人猿的手和脚分了工；是劳动使得原始人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语言；是劳动使类人猿的脑髓逐步发展成为人的大脑，从而使人成为世界上的“万物之灵”。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还创造了人类社会。众所周知，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向大自然索取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要取得这些资料，依靠孤立的个人活动是不能实现的。人们只有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去改造和征服大自然，才能获得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料。
意大利著名作家笛万尼奥里在其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中讲道：“劳动是产生一切力量、一切道德和一切幸福的威力无比的源泉。”苏联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如果你能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他又说：“愉快只是幸福的伴随现象，愉快如果不伴随以劳动，那么它不仅会迅速地失去其价值，而且也会迅速地使人们的心灵堕落下去。”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成功的经验时指出：“光荣产生于不懈的劳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是这样赞颂劳动的：“劳动是多么令人钦佩的调节器！到处是它的统御之地，它带来了良好的秩序！它是和平、快乐，正如它是健康的卫士一样。”
居里夫人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她一生勤奋忘我地工作，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在谈到幸福与工作的关系时讲道：“我认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作了我能作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快乐。”文学家别林斯基把幸福的实现视为为事业奋斗，建立功绩的过程，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虚度年华；另一种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在第一种人的眼里，生活就是一场睡眠，如果这场睡眠在他看来，是睡在既柔和又温暖的床铺上，那他便十分心满意足了；在第二种人眼里，可以说，生活就是建立功绩……人就在完成这个功绩中享受到自己的幸福。”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科学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原子物理的奠基人、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年轻时生活极为困苦，冬天睡在阁楼上太冷，便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睡觉，有时还把长椅子压在被子上，抵御严寒。天刚亮，就带上面包到图书馆看书去了。她同居里结婚后，生活、工作条件仍然很差，就是实验用的原料也很缺乏，连实验也是在一间不蔽风雨的破棚里进行的。正当她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打击发生了，同她一起从事放射性镭研究的丈夫居里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她悲痛万分。但当她想到历尽千辛万苦从几吨铀矿渣中提炼出来的几克纯镭急需继续深入研究时，就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感情上的痛苦，一个人担负了两个人的工作，坚持科学试验，终于在她丈夫遇难四年后，完成了《放射性论》这一科学巨著，成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放射性对身体的摧残很大，居里夫人长期接触镭，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她的眼睛八年开过四次刀，耳朵常常觉得有强烈的叫声，双手也被镭射线烧得伤痕累累，最致命的是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这些都没有把居里夫人吓倒，她一刻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就这样，她带病工作直到逝世，实现了她“把一生献给科学”的志向。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实现远大社会理想的关键。
美好的未来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就要从我做起。从我做起是主人翁精神的表现，也是历史对青年的要求。青年，今天是建设四化的生力军，明天则是建设四化的主力军。列宁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青年来担负”。每个有志青年应该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以当家做主的高度责任感，为国家强盛，为民族兴旺，竭诚以赴。在革命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唉声叹气，牢骚满腹，还是振作精神，满腔热情地为国分忧担愁，是区别一个人是否有主人翁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应该向鲁迅讲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比如，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就努力生产，革新技术，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刻苦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出力，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正之风，就要积极斗争，并且严于律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促其改变。总之，不能等待观望，而是扎扎实实地从眼前做起，从点滴做起，以便逐步达到我们的目的。
古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着远大的目标前进，必须从现在做起。
谢觉哉同志曾经说过：“最好不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幻想什么，而要在旭日初升的时候即投入工作。”如果现在还继续虚掷年华，浪费青春，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过去做出了成绩的，要戒骄戒躁，扬帆远航；被耽误了的，要当机立断，争起直追；跌过跤的，要改弦更张，做“金不换”的“浪子”。只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家动手立即干，我们的前程就是十分美妙的。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道理是对的，可是一个人有多大作用呢？”有的同志这样说。不错，一个社会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多做了某件事情，就扭转乾坤；反之，也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少做了某件事，就改变历史发展方向。但是，也不能否定个人的历史作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只要他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一定会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积极影响。俗话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千万颗似乎无足轻重的水滴，能够穿通坚硬的岩石。一丝丝涓流，可以汇成澎湃的江河。反复证明，许多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个人”，在同一旗帜下，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就会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同样表明，许多重大事情，对于个人来说，似乎是无能为力的。比如，改变社会不良风气，一个人起来反对，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多数人都以身作则，并群起而攻之，就可以收效甚大。即使开始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做到，但他们可以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扩大影响，使更多的人受到感染，从而形成抵制和克服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群众力量。因此，轻视个人的作用或价值是不对的。在今天，要使个人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把个人的有限生命投到实现四化的事业中去。鲁迅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一木一石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个人的进步作用，有时可以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比较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为社会所公认；有时却在当时当地看不清楚。
但是，只要他坚持的是正义的事业，最终还是能推动历史的进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肯定。
“我是普通一兵，有啥用，还是先从领导做起吧！”有的同志这样说。这也是不对的。干革命，搞建设，不仅是领导的事，也是全体公民的事。从我做起，既是对领导的要求，也是对每个普通群众的要求。当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全局的影响、对事业的成败，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他们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做出表率。如果他们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甚至违法乱纪，那就失去了群众的信任，革命事业会就遭到损失。然而，实现四化是不能没有群众参加的，是离不开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否则，就成了少数领导人的空忙。只有领导带头，上下齐心，大家动手，各显其能，才能造成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而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卡耐基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不能光着眼于大处，而忽略了小处，远在的目标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因此，必须从平凡的小事做起。三国时代的刘备，临死以前曾经嘱咐他的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是坏事虽小，也不要去做，好事不要以为小就不去做。这句古语，对我们如何实现远大理想，也很有教益。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不是从一件件默默无闻的琐事中体现了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吗？很难设想，一个连“善小”都不为的人，怎能够实现他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列宁说：“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就要从平凡的小事做起。
有的青年也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但缺乏实干精神；
有的人讲起四化慷慨陈词，但好高鹜远，不愿意干那些被认为平凡琐碎的工作。这些都不对的。平凡孕育着伟大，伟大来自平凡。英雄人物并不是天生的。大凡英雄总是从“平凡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事迹也都是由一件件平凡但却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汇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