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残杀在我们娱乐活动中的作用。电影、连环漫画、报纸都充塞着刺激性的东西，因为这里满载着毁灭、虐待狂等野蛮的事实。成千上万个人过着无聊而又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能比看到或阅读到有关杀人的报道更能使他们兴奋。不管这是一个谋杀案抑或是汽车比赛中的一次伤亡事故。难道这一切还没有说明人们是怎样深深地迷恋死亡的吗？换言之，这也使人想起来诸如“死亡的激动”或“为了某事而死”或“杀死我”这些说法，而频繁的赛车事故正反映了对生活所持的这种冷漠的态度。
简言之，理智化、定量化、抽象化、官僚化、物化——正是当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当这些特点被运用于人而不是物的时候，这些就成了机械的原则，而不是生命的原则。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对生活毫不关心，却深深地迷恋于死亡，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刺激与兴奋误认为生活的享乐，他们靠幻想过日子，还以为自己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们拥有许多物品，可供自己享用。然而，对核战争持容忍态度以及我们的“原子论者”关于全面毁灭或部分毁灭的资产负债表的讨论表明，我们已经陷入了“死亡阴影的深处”。
恋尸癖定向的这些特征存在于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尽管这些社会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结构。在这个方面，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与企业资本主义的雷同之处比两种制度所具有不同特征更重要。这两种制度的共同之处乃在于官僚主义的机械方法，二者都在为全面的毁灭作准备。
只是在最近十几年中，恋尸癖对生活所持的蔑视的态度和对速度以及一切机械的东西的赞美之间的紧密联系才日益明显起来。然而，早在1909年，马里耐蒂在他“未来学的最初宣言”中就已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1、我们将歌颂对危险的热爱，歌颂充满活力和无畏的习惯。
2、我们诗歌的基本特征应当是令人鼓舞并富有勇敢和反叛的精神。
3、迄今的文学赞颂思想的平静、得意忘形的睡眠；我们将赞美攻击性行为，鼓吹失眠、快步前进，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和拳击。
4、我们宣告，世界由于一种新的美、即速度的美而增添光辉。一辆比赛用的摩托车，因其结构装满了大的管子而增色，它就象张口呼吸的蛇一样。……一辆奔腾向前的摩托车就象一颗榴散弹一样，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更漂亮。
5、我们将歌颂操纵方向盘的人，他们驾驭着理想的航船，在围绕地球轨道疾驶的同时，又能使地球停止转动。
6、诗人必须具备激情和才华，必须慷慨大方，以便为原始的自然环境增添热情。
7、只有在斗争中才存在着美。没有一件杰作不带有攻击性。诗歌必须猛攻那些不可知的力量，使它们屈服于人类。
8、我们必须站立在各个世纪的顶峰！……当我们闯入这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大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顾过去呢？昨日的空间与时间已经消失。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速度，创造了永恒的现在。
9、我们要赞美战争——这是有益于世界人民健康的唯一途径，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性的武器，赞美能摧毁一切美的理念，赞美对女人的轻视。
10、我们要破坏博物馆、国书馆，反对一切道德主义、女权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式的自私与卑鄙。
11、我们要歌颂沉浸在劳动、娱乐和造反的喜悦中的伟大群众；歌颂现代资产阶级城市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的革命浪潮；歌颂在强烈的令人兴奋的月光照耀下，军火库和工厂和夜间发出振动的声音；歌颂贪婪的车站吞噬着冒烟的长蛇；歌颂因缕缕炊烟而悬挂在云雾中的工厂；歌颂象体操运动员那样跨越酷似尖刀般地淋浴在阳光下的河流上的大桥；歌颂追逐着地平线的冒险的大炮；歌颂奔驰在铁道上的高大的火车头，它们就象拴上长长缰绳的巨大的铁马；我们还要歌颂滑翔的飞机，飞机上螺旋桨的声音既象来自迎风飘扬的旗帜，又象来自热情喝彩的观众。［JC泰勒《未来主义》，德博代出版公司，1909年，第124页］
如果我们将马里耐蒂就技术和工业所作的恋尸癖的解释与在沃尔特惠特曼诗歌中所能找到的对恋生癖的阐述加以比较的话，这将是十分有趣的。沃尔特惠特曼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这道诗的最后部分写道：
繁荣吧，城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足的河流，
扩张吧，你们也许是比一切更为崇高的存在，
坚持你们的地位吧，你们是比一切更为持久的物体。
你们曾经期待，你们总是期待，你们这些无言的美丽的仆役啊，
以后我们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受你们，并且今后将没有厌足，
你们将不再使我们迷惑，也将不会拒绝我们，
我们用你们，不会把你们抛开——我们永远把你们培植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测度你们，——我们爱你们——在你们身上也有着完美；
你们为着永恒供献出你们的部分，
伟大的或渺小的，为着灵魂供献出了你们的部分。
此外，在《大路之歌》这首诗的结尾，惠特曼是这样写的：
伙伴哟，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比黄金还宝贵的我的爱，
我在说教和解释法律以前给你我自己！
你也给我你自己吗？你也来和我同行么？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能忠实相依而不分离么？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没有比这行诗更能表现出他对恋尸癖所持的反对态度：“活下去(啊，活着，要永远地活着)，把死尸抛在后头。”
如果我们将马里耐蒂对待工业的态度同惠特曼的态度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业生产并不是必然地与生活原则相矛盾的。问题乃在于生活的原则是否从属于机械化的原则，或者说，生活的原则是否占统治地位。显然，到目前为止工业化的世界并没有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可能创造一种人道主义的工业来反对统治我们今天生活的官僚主义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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