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群体自恋发展的时候，与其相应的人道主义也得到了发展。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赫德尔、康德到歌德和马克思，这一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具有全部的人性，任何享有权力的团体都不能认为他们的特权是以自身固有的优越性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道主义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并且不断地产生无节制的群体自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切交战国家中出现了民族的歇斯底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斯大林搞的党的崇拜，墨索里尼和印度的宗教狂，西方反共产主义的狂热。群体自恋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将世界引向全面毁灭的深渊。
人道主义的复兴乃是人道主义遭到威胁的反应。今天我们可以在一切国家和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人那里看到这种复兴；在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以及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中存在着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全面毁灭的危险，新型的人道主义者的思想以及通过新的通讯手段在一切人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纽带究竟是否足以阻止群体自恋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
群体自恋的不断加强——仅仅从宗教转向国家、民族和党的自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现象。首先是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先前已讨论过。第二是由于科学思维的发展才摧毁了自恋。科学的方法需要客观性和现实性，它要求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能因自己的欲望和恐惧去歪曲整个世界。科学的思维需要对实际存在的事实采取谦卑的态度，并摈弃一切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希望。对批评性的思维、实验、证明的需求以及怀疑的态度——这些既是科学努力的特点，也是科学思维的方法，其目的乃在于反作用于自恋的倾向。毫无疑问，科学思维的方法对当代新人道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今天，大多数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都是人道主义者，这也绝不是偶然的。但是，西方大多数人尽管在学校或大学中“学习过”科学的方法，然而，他们却从未接触过科学的、批评的思维方式。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员也都成了技术员，他们未能获得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会科学方法并没有多少重要的意义。尽管人们会说，高等教育的目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削弱和改变个人及群体的自恋，但是，高等教育却不能阻止绝大多数的“受教育者”积极地参予国家、民族和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正是当代群体自恋的体现。
相反，科学似乎创造了一个新的自恋的对象——技术。人因为自己成了以前做梦也不可能想象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成为无线电、电视、原子能、宇宙航行的发明者，甚至因自己能成为整个地球之潜在的破坏者而感到自豪，这种自恋又使人本身成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张的一个新对象。在研究现代史中自恋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时，我们想起了弗洛伊德的一个论断：弗洛伊德认为，哥白尼、达尔文以及他本人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医治自恋的，那就是取消人对自己在宇宙中以及个人意识中的独一无二的信仰，取消把人的唯一作用看作是基本的、不可摧毁的实在的主张。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人的自恋才得到了医治，但另一方面，人的自恋不可能完全消失殆尽，他可以将国家、民族、政治信念、技术等看作是自己的自恋对象。
说到病态的群体自恋，最为明显，也是经常出现的症状是缺乏客观性和合理性。这在个人自恋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检验穷苦的白人对黑人的看法，或者一个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看法时，我们就可以容易地看到，他们各自的判断都具有歪曲的特点，几乎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因此，这样形成的判断都是谣言和虚假言论的综合。如果政治运动都是以这种自我夸张的自恋为基础的话，那么，由于缺乏客观性，其结果往往都是有害的。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目睹了表明民族自恋的两个著名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年中，法国官方的战略决策声称：法国军队不需要许多重型大炮，也不需要许多机枪；法国士兵具有勇敢和冒险精神这些法国人的美德，因此，他们只需要用刺刀就能打败敌人。事实上，千百万法国士兵死于德国人的机枪底下，最后，仅仅由于德国人的战略错误以及后来美国的帮助才将法国从失败中拯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希特勒是一个极端自恋的人，他滋长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群体自恋的倾向，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力量，不仅低估了美国的力量，而且也低估了俄国的冬天——他和另一个自恋者拿破伦一样。尽管希特勒十分聪明，但是他却不能看到客观实在，因为他一心希望自己获胜，希望自己能统一天下，这一切对他来说较武器和气候这些现实问题更为重要。
群体自恋也需要个人自恋一样的满足。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满足是由这样一种共同的意识，即认为自己的群体拥有优越性，而轻视其他一切群体所提供的。在宗教团体中，使自恋得以满足的显然是这样一个论断：我的群体是唯一信仰真正的上帝的团体，因此，既然只有我的上帝才是唯一真实的上帝，那么，其他群体都是由不相信上帝，被引入歧路的人所组成的。在世俗范围内，尽管人们并没有把上帝看作是体现自己优越性的证人，但是，群体自恋的结论都是相同的。在美国和南非部分地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这一自恋的信念表明，没有什么能限制自我的优越感或别的群体的低劣感。此外，一个群体自恋的自我形象的满足也需要在现实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只要阿拉巴马或南非的白种人能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歧视来证明自己较黑人拥有更优越的权力的话，那么，他自恋的信念就具有某些现实的因素，从而维系了自恋的思想体系。对于纳粹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德国，对一切犹太人的肉体上的折磨成为雅利安人优越性的证明(在虐待狂者看来，他能杀人这一事实便能证明这个杀人者的优越性)。但是，假如一个充满自恋、自我夸张的群体不可能使少数人完全无能为力地成为满足自恋的对象的话，那么，群体的自恋就很容易地产生军事镇压的愿望；这是1914年前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两种主义中，两个民族各自扮演着“精选的民族”的角色，它们比一切别的民族都优越，因此，有理由攻击那些不愿意承认这种优越性的国家。我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泛德意志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自恋，而是说，这种盲从主义也确实是大战爆发的一个因素。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忘记，一旦战争爆发，各个政府就试图引起民族的自恋，认为这是成功地发动战争的一种必要的心理条件。
如果群体自恋遭到了挫折，于是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狂怒的反应，这是我们先前所论述过的、与个人自恋有关的反应。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这个事实——对群体自恋的标志的轻视经常引起濒于精神病边缘的狂怒。对国旗的侵犯、对某个团体的上帝、帝王和领导人的侮辱；战争的失败和土地的沦丧——这些经常产生报复这一激烈的大众感情，这种感情随即就能导致新的战争的发生。只有当冒犯者被击败、对某人自恋的侮辱消失的时候，才能医治这种受伤的自恋。个人和国家中报复行为通常是以受了伤的自恋和通过消来冒犯者来“医治”创伤的要求为基础的。
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自恋病理学的最后一点因素，即具有强烈自恋心理的群体渴望着有一个领导人与自己同一。于是，这个领导人就受到群体的仰慕，这个群体又将自恋投射给这位领导人。正是在服从享有充分权力的领导人的行动中——这一行动深刻地表现为一种共生和自居的行为——个人的自恋随即又转移到这位领导人身上。领导人越伟大，追随者也越伟大，而一个具有特殊自恋之个性的人是最有资格扮演迷个角色的。领导者的自恋证实了如果这个陌生人在你看来的确是一个人的话，那么，敌人就不再存在了，因为你也彻底地成为一个人。只有当自恋被克服，当“我就是你”的时候，才能是陌生人、爱敌人。
反对偶像崇拜的斗争，乃是预言家教义的中心问题，这同样也是反对自恋的斗争。在偶像崇拜中，人的一部分能力被绝对化了，而发展成为一种偶像。于是，人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崇拜自己，人所出现于其中的偶像成了他自恋激情的对象。相反，上帝的概念乃是对自恋的否定，因为只有上帝——而不是人——才是全智全能、拥有无限权力的。但是，当一个不确定的、不可捉摸的上帝的概念乃是对偶像和自恋的否定时，上帝立刻又成为一种偶像；人以自恋的方式将自身等同于上帝，于是，同上帝概念的原始功能截然相反，宗教成了群体自恋的体现。
人只有彻底摆脱自恋，既要摆脱个人的自恋，又要摆脱群体的自恋，才能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这个可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的精神发展的目标本质上同以宗教——精神的术语来表达人类伟大的精神领袖是相同的。尽管所用的概念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概念所指的实质和经验是一样的。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特点乃在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明显差别，这种差异导致了毁灭性的武器的产生，而且，人的精神情感的发展也使人仍然处在带有一切病理症状的、显而易见的自恋状态中。人们又能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由这一矛盾而产生出来的灾难祸患呢？人们是否可能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摆脱一切宗教的教义，向前迈进一步，——这一步乃是人在以前永远没有能力跨出的？自恋是否如此深刻地渗透到人的内心，以致于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人永远也不可能克服“自恋的核心”？是否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希望，即在人类获得成为一个彻底的人的机会之前，自恋的狂热将不会导致人的死亡？没有人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人们只能观察到那些有助于人们避免这种灾难的令人满意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尽管我们不能减少每个人自恋的能量，然而我们却能改变自恋的对象。如果人类、即整个人的家庭成为群体自恋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某种政治制度成为对象的话，那么，收获就很可观。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体验到自身是世界的一个公民，并对人类及其成就感到自豪的话，那么，就会转向人类，把人类当作自恋的对象，而不是转向冲突的组织，如果一切国家的教育体系强调人类成就，而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成就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更令人震奋和感动的场面，即因自己能成为一个人而感到自豪。如果这种感情被所有一切人体验到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一次伟大的飞跃。希腊诗人安蒂戈涅用这句话表达了这种感情，他说：“世界上没有比人更伟大的了。”此外，我们还要补充这一点：即一切有益的自恋的特征指的是一种成就。承担起完成这些任何之责任的不是一个团体，一个阶级或宗教，而是全人类，它使每一个人都因自己属于这个人类而感到骄傲。眼下人类共同的使命是：联合起来，反对疾病，反对饥饿，运用我们的通讯工具在全世界人民中间传播知识和艺术。尽管在政治和宗教意识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人类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都不可能使自己摆脱这些共同的任务；因为本世纪的伟大成就是击垮对人类之不平等，以及人剥削人的必然性或合理性的自然原因或神圣原因的信仰，并使之不可能再重复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和中国以及各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都是以人的平等这一共同的思想为基础的，尽管这些革命，在有关的体系中产生了违背人的平等原则的行为，但是，一切人的平等的思想、人和自由和尊严的思想征服了这个世界。人类再也不可能回复到不久前仍然统治文明史的那些观念中去了。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却是历史事实。
人类形象及其成就的具体表现，作为有益的自恋对象，就象联合国那种超越国界的组织，这一组织自成立的那天起就创造了自己的标志，假日和节日。正是“人的节日”而不是国庆节才成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但是，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只有当许多国家，最终是一切国家同意并愿意为了整个人类的主权而减少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时候，才能在政治、情感和现实中获得这种发展。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组织以及合理地、和平地解决集体之间的冲突乃是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条件：人类及其共同的成就将成为群体自恋的对象。
［说到作为具体衡量这样一种尝试的例子时，我还想提几点建议。历史教科书必须重新改写成世界历史的教科书，在这种教科书里，每一个国家生活的比率必须是真实地符合现实，不可遭到丝毫的歪曲。正如世界地图在所有的国家都是相同的，都不能随意更改每个国家的大小一样。此外，电影也必须使人们对人类的发展感到自豪，以表明人类及其成就是如何成为各个不同的群体所作出的单一努力的最终综合的。］
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那样，自恋对象从单一的群体发展到整个人类及其成就的目的乃在于反作用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自恋的种种危险。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真正地坚信政治和宗教的理想，即坚信基督教、又坚信社会主义关于无私和兄弟般的情谊的理想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减轻每一个人的自恋程度。尽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然而，目前存在的可能性较前更大了，因为人具备了创造物质条件的能力，使得每一个人都能过上一种享有尊严的生活。技术的发展使一个团体摆脱了剥削和奴役另一个团体的需要；它已经消灭了战争，并使之转变为经济上的一种合理行动；人第一次脱离半动物的状态，而进入一个真正的人的状态之中，因此，人们不需要用自恋的满足来弥补物质和文化的贫困。
科学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大大地有助于人在这些新的条件基础上所作出的克服自恋的尝试。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教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方向应从最初的技术倾向转移到科学倾向中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批判的思维能力，加强客观性，承认现实，坚持真理的观念。这一真理并不属于任何偏见，它对每一个具有认识能力的群体来说都是有效的。如果各个文明的国家都能够创造一种科学的倾向，使之成为年轻人的基本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在反对自恋的斗争中取得很大的成绩。产生同样效果的另一个因素是人道主义哲学和人类学的教育。我们不可能期望一切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差别都会消失，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每一个体系的建立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体系，这就可能成为倒退到自恋的又一源泉。但是，尽管允许这些差别的存在，一个共同的人道主义的信念和经验也是存在的。这个信念是：每一个个个都具有全部的人性。虽然人在智力、才能、高度和肤色方面有所不同，“人的状况”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相同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经验包括这样一种感情，即人都是相同的，“我就是你”，人可以理解对方，因为双方都具有人生存的共同要素。只有扩大了我们意识的范围，这种人道主义的经验才是完全可行的。我们自己的意识往往只局限于我们的社会所允许自己的成员意识到的范围，那些不符合社会所描绘的图景的人道主义经验都被压抑了。因此，我们的意识主要代表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同时，我们的无意识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体现的人的普遍性。扩大自我意识、超越意识以及提示社会无意识的领域将使人体验到自身中的全部人性；也能使人经验到这一事实，即他既是一个罪犯，又是一个圣人，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成人，即是一个健康的人，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既能回顾人类的过去，又能展望人类的未来——他本人正体现了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我认为，由一切声称代表了人道主义的宗教、政治和哲学体系所继承的真正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兴，结果将导致向当代所存在着的最重要的“新领域”的迈进——即人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所论述的所有这些思想，并不意指这一点：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教义乃是实现人道主义的唯一关键的途径。我认为，只有当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改变的时候，即官僚主义的工业变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工业；一体化变为非一体化；“机器人”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积极肯干的公民；国家主权服从人类的主权及其精选的机构；“富国”同“穷国”国家合作双方共同努力来建立穷国的经济体系；普遍的裁军以及为完成建设任务而有效地使用现存的物质资源，具备上述条件时，一切教义才能产生影响。普遍之所以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人类的一部分生活在遭另一个集团全面毁灭的恐惧中，而其余的人则生活在害怕遭到双方集团的毁灭的恐惧中，那么，群体自恋确实是不可能消失的。人只有在这样一种气候中才能成为人，在这种气候中，人能够期待着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活着看到明年，看到未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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