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年）曾尝试对多神教进行改革，在众多的神祗中选定了庇隆、达日博格、霍罗斯、司特利博格、西马尔格、莫科什等6位，在王宫附近的小丘上为其建庙塑像，订立祈祷和祭祀的仪式，想以此来统一罗斯人民的思想，树立权威，从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然而改革并没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弗拉基米尔最终放弃了多神教，于988年另选基督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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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罗斯受洗
斯拉夫民族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之一，分为东西南三支，其中东斯拉夫人人数最多，他们住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一些地区。后来，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几个公国：基辅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等等。
公元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周围的几个小公国。由于基辅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奥列格王公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移到这里。此后，在他的统治下，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都被统一了起来。统一之后的国家称为罗斯。
“罗斯”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公元6世纪，它源于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南方地区，是当地居民的称谓。因首都基辅是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人们称这个统一的国家为基辅罗斯公国。
在988年罗斯受洗之前，基督教在罗斯境内已有一定的影响。基督教（东正教）的传入同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广泛接触和密切交流相关。早在9 世纪时，就已有了关于罗斯显贵接受基督教的记载。拜占廷皇帝曾派遣主教到罗斯为一些王公及其侍从施行洗礼。
45年，基辅大公伊戈尔进攻拜占廷失败，被迫签订了媾和及通商条约，除割让克里米亚等条款外，还包括允许基督教在罗斯传播的内容。
奥尔加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大公。975年，她曾前往君士坦丁堡拜访拜占廷皇帝。据《往年纪事》记载，拜占廷皇帝对其一见倾心，提议与她共同治理帝国。奥尔加回答说，她还是一个异教徒，如果皇帝亲自为她施洗的话，她愿意接受基督教。于是拜占廷皇帝和牧首一起为奥尔加施了洗礼。此后，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却说：“你既然亲自为我施洗礼并称我为你的女儿，怎么可以娶我呢？你肯定知道，这是不符合基督教教规的。”皇帝大呼上当。由此也可见奥尔加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其已经相当了解。
奥尔加之子弗拉基米尔大公深知宗教对加强思想统治的作用，曾经改革多神教，从中选中雷神佩伦等7名主要神灵作为崇拜的对象，想借此加强人民思想的统一。他执政时曾派使团去考察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教徒不准喝酒，但喝酒是罗斯人的乐趣，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下去；犹太教的神不够强大，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罗马天主教教徒中看不到荣耀；而在拜占廷的东正教教堂里，能见到人间罕见的光辉壮丽，使人不知是置身于天堂还是尘世。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选择东正教。
987年拜占廷发生变乱，向基辅大公求援，双方缔结同盟。拜占廷皇帝将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基督教。98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洗礼后，带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廷神父及圣像和法器返回基辅，下令把多神教的神像统统烧掉或扔进河里，强令全体基辅臣民跳入第聂伯河中，让神父用河水为他们施洗。弗拉基米尔在罗斯建立起大主教区，大量兴修教堂和修道院，并捐赠了大片土地给教会。
传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属基督教的东派（其时基督教会尚未正式分裂）。这个教派做礼拜时不必使用拉丁语，允许用民族语言，因而更易于传播。在罗斯做礼拜用的是斯拉夫语。由西里尔和美多德（梅季福）兄弟用斯拉夫文字译成的圣经广泛流传起来。
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多神教，多神教的观念在罗斯根深蒂固。罗斯集体受洗，缺乏宗教教育，其基督教化经历了数百年与多神教的传统斗争与融合的漫长过程。俄罗斯东正教在宗教仪式、圣徒崇拜和圣物崇拜等各方面都融合有多神教传统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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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三罗马”以及“救世革命”
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哲学史方面的作品（包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大都是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俄罗斯负有“救世使命”这样一些命题开始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提法来源于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道士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大约在1530年），信中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因为第三罗马无限忠诚于东正教，所以它是万古长存的。”
公元4世纪，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罗马帝国开始走向崩溃。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历史上称它为“第二罗马”。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论点虽然出现在16世纪，而且出自教徒，但它却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心愿和理想。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觉醒。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些含义：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换句话说，即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救世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把握地把它看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独特开端”。
俄罗斯后来出现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从实质上说都与上面的这个论点有关。其所追求的目的都在于使俄罗斯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的方针都看做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
俄罗斯学者到今天还特别热衷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个距今有460多年的命题，这表明他们绝不甘心被排除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之外，仍想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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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飞翔的双头鹰
现在的俄罗斯国徽，是一面红色盾形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红色翘起的双头鹰，鹰头上装饰着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两只鹰左抓权杖，右握金球；鹰的胸前有一个小的红色盾牌，盾的中间有一个骑白马的勇士——圣·乔治屠蛇的画面。凡是看到这一国徽的人，都会被那展翅傲立的双头鹰所吸引；它的两头分别雄视东西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两眼圆睁，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各自的视野所及。
俄罗斯双头鹰国徽起源于15世纪的大公伊凡三世，由于他同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帝国王权的象征物——原本产生于古代东方亚述王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带到了俄罗斯，并雕刻在大公的玉玺上，从而表达了俄罗斯大公要做拜占廷帝国继承人的强烈愿望。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起来的俄罗斯国家，为了突出自己是继拜占廷之后的第三罗马帝国的地位，最高统治者除了自封沙皇（古罗马帝国王者恺撒的俄语音译）以外，还在玉玺上面增加了圣·乔治屠蛇的白马勇士像——历代拜占廷皇帝奉若神明的庇护者。17世纪中叶的俄罗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正式将这一图徽定为俄罗斯国徽，并在翘起双翅的鹰头上戴上三顶皇冠，鹰爪抓着权杖和金球。彼得大帝时则完全按照西方标准规范化。除了苏联时期以外，这一国徽一直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
双头鹰头上的两顶小皇冠象征着俄罗斯东、西部的各个公国分享着统治的权力，凌驾于其上的大皇冠则象征着各公国统一于沙皇的最高权力之下；鹰爪上的金球和权杖则是沙皇专制王权的标志；乔治屠蛇，寓意着光明必然战胜邪恶。俄罗斯国徽的中心意旨正如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所说的那样：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有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双头鹰国徽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象征；它蕴涵着俄罗斯国家兼有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反映着这个民族丰富的、矛盾的品格。俄罗斯精神曾经是一个难解之谜，过去和现在有多少人著书立说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它的内涵。但只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双头鹰象征了俄罗斯精神的这种“悖论性”、“矛盾性”，既它的民族精神的双重性，它可以将无限的深邃和非凡的崇高与低贱、粗鄙、自卑、奴性混杂在一起，也可以将对人类的无限热爱与对人类的仇恨结合在一起，它还可以使绝对自由与奴性的驯服和平共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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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俄罗斯思想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既是当今俄罗斯总统普京治国纲领的思想源泉，也是解读俄国社会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
俄罗斯思想包容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加以界定。归纳起来，俄罗斯思想可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
第一，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俄罗斯广义的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加上蒙古人西征，土耳其人的北扩，与西部的冲突，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在此处碰撞、杂居、结合和共存。这种文明的特征是，非东非西，既东又西。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表现为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俄国历史上这种结合部文明，曾导致国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和持续不断的争论。
第二，王权与专制主义。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是在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随着东正教的传入，所谓“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就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构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恒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地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历代君王，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即使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仍然具有中央王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
第三，“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民粹主义仍然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它那抹不掉的印痕。
1995年出版的《哲学（小百科辞典）》对“俄罗斯思想”的解释是：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从该词的最广义上说，它指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精神在全部历史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独特特点的总和；从较为狭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历史的每个特定时期民族自我意识所达到的水平；从更为狭义上（即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俄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中各种旧的和新的成分存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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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斯拉夫主义
“斯拉夫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俄国19世纪中叶宗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史观是其最主要的课题。在哲学领域里，它赋予信仰以主要作用。信仰不是被理解为理性直觉或超感觉的感知，而是被理解为把意志、感性和悟性这样一些人类理智的诸成分和力量联合在一起的本原。惟有“信仰”才能克服个体理性的局限性。
其代表人物——A·C·霍米雅科夫在他的《西方主义关于全世界历史》中，认为人类原初是一元的和统一的，自从人类发生了历史性的堕落后，它才开始了分化，人类文明出现了以片面性为特征的多种文化。
基督教的出现给人类带来历史性转折，但它在西方由于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而发生蜕变，物和政治动机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惟有在东正教世界（首先是在俄罗斯）中，基督教才恢复了其纯正性。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基础上恢复了人类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的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世界）皆兄弟”的高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聚议性”这个纯俄语，成了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术语（实际上也成为俄罗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术语），它所蕴涵的正是俄罗斯宗教和哲学的内在特点，灭迹强调“个别”在不失掉自己特性的条件下统一成“一般”（一般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在它们那里“统一”的形成是以牺牲“个别”自身的特点为前提的。俄罗斯思想独有的这种“特点”就成为俄罗斯思想界极力强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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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西方主义
最早使用“西方派”这个术语的人是果戈理。创立“西方主义”性质的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则是恰达耶夫。
当然，恰达耶夫的观点与19世纪40年代广泛流传的经典性的“西方主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主义”的公认领袖是别林斯基，而赫尔岑则在这一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
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对俄罗斯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感到激愤，他用激烈的言语来描述俄罗斯，说它“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进程化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致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
“传统”在他那里与其整个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具有本体论性质。作为其基础的是“万物统一思想”，而“传统”则是这种“统一”的时间显示。恰达耶夫的历史传统思想旨在反对把过去的东西理想化，反对浪漫的复古主义。他认为不应到过去中，而应该到此时此刻的现实中去寻找俄国未来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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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欧亚主义
20世纪20年代，流亡在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出版了《走向东方、预感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1912，索非亚），从而掀起了一股“欧亚主义运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重新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欧亚主义的基本含义：从地理环境来说，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既不同于欧洲，也与亚洲有所区别，它可以被称之为“欧亚洲”；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既受过欧洲文明的影响，也受过亚洲东方文明的熏陶，形成一种有着两种文明交汇而成并保有俄罗斯文化特点的“欧亚文化”类型。从民族来说，俄罗斯民族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至于有关俄罗斯担负特殊使命的观念，则是用俄罗斯具有特殊“地点发展”的学说来论证的。
巴纳林主编的《历史哲学》中对欧亚主义作了如下概括：俄罗斯发展的欧亚模式依据的是四个思想：1、确认作为欧亚洲的俄罗斯，其发展走的是一条特殊的道路；2、把文化看成是一种和谐的个性的观点；3、在东正教信仰的基础上对理想进行论证；4、关于理想国家的学说。其主要动力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俄罗斯及在其国土上居住的人民，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预先规定好了的，其特殊历史道路和自己的使命也是预先规定好了的。
“欧亚主义”在1927年的“欧亚主义派”的一份重要文件中被表述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说，既不同于处于在它西边（欧洲）的诸国的命运，也不同于处在它南边和东边（亚洲）的诸国的命运。这个特殊的世界应该被称为欧亚洲。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疆域内的民族和人们善于达到相互理解和兄弟般的合作，但在对待欧洲和亚洲民族的关系方面，却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主义，同时也反对它的对立面——斯拉夫主义，它宣扬中间立场：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中的一种，也不是二者的成分的结合或机械的组合，它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中间性质的欧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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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处于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的，他们实际上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到60—7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大气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特别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后，民粹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
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和所谓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等人。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认为俄罗斯农民的某种共产主义天性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俄罗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且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相比它更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民粹主义理论已经最终形成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直到20世纪初这段重要时期，并且它和后来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这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对走俄国人的路的方向认同是基本一致的；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又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某种便利。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推崇俄国的传统农村的村社制度，试图让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和褒贬倾向，他们美化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农民的生活，对城市里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视为和美好的农村相对立的罪恶的渊薮。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这个“民间”是有着确定含义的，不是泛指民间，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村。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起码尚未感染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恶习”。俄国民粹主义者“坚决地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土地那里去，到农夫那里去！农夫需要知识分子……俄罗斯需要有知识的人组成的农村。那些走向土地的知识分子将为自己找到幸福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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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一个疯子的辩护
恰达耶夫被称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在他发表了《哲学书信》（该书反对现存秩序）之后，他被宣布为“疯子”并被禁止在俄国发表作品。他在《一个疯子的辩护》中，再次捍卫自己关于俄罗斯必须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批判审视的思想。他提出了有关俄国历史哲学的独到的观点，这种观点被后来的各种派别所利用。他有这样一个主要论点，即俄国人民具有巨大的隐含的、尚未实现的潜质，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落后有一天可能变成它的历史优点。恰达耶夫把他的这个论点看成是对俄国救世思想的最彻底的表述。列昂捷夫甚至就此认为应把“俄罗斯冷冻起来”，中止它的前进脚步，以便不重犯西方在进步过程中犯过的错误。
1812年的卫国战争唤醒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则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革命觉悟。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的恰达耶夫恰好碰到这两件大事，也就是说，他既具有了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具有了革命的觉悟。但他的爱国和革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恰达耶夫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曾经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入伍参加近卫军，并亲自参加了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后来他游历西欧各国，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回国后，他一直处于思索之中。当时，从西欧到俄国正处于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反思、对人类使命进行探讨的时期，特别是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空前觉悟，随之而来的是对俄罗斯民族性、民族使命的认识。恰达耶夫的思考也正是这些问题，在批判农奴制的探索中，“向黑暗射击了一枪”。为了宣扬自己的宗教、哲学观点，他开始频繁出席莫斯科的各种沙龙，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论，向人们描绘自己理想中的未来俄罗斯社会。加之，他的书信、手稿相继发表，人们争相传阅，在当时的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恰达耶夫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1836年9月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他的第一封信，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读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敌人、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的社会影响，几天后沙皇亲自下了谕旨，说他本人已经阅读了此文，并称它为“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于是，恰达耶夫被官方宣布为“疯子”，由官方每天派医生给他“看病”。恰达耶夫疯了吗？当然没有。恰达耶夫只是在以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就在官方宣布他为疯子之后，他拒绝官方的医生给他治病，并于183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疯子的辩护》，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对真理之爱。”恰达耶夫是想告诉大家真话，俄国距离自己的使命还有很大的差距。他是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悲痛的呐喊，而不是那种仅仅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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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作为科学泰斗的哲学家
乘游艇在莫斯科河上游览，当船随着舒缓的水流漂进郊外一处开阔的弯道时，只见两岸风景如画，陡峭的河岸绵延着大片的森林，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之中，一座暗红和奶白相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了莫斯科低垂的浮云。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的全称为“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它是以其创建人的姓氏命名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
罗蒙诺索夫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俄罗斯北部北德维纳河流入白海一带的一个小岛上的杰尼索夫卡村便是他的家乡。他10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出海打鱼了。辽阔浩翰的大海，处处使他感到新鲜神奇！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要父亲回答：海水为什么会发亮？天上怎么会出现北极光呢？为什么海水要涨潮呢？父亲回答不完，也回答不上来他这无休无止的“为什么”。深奥莫测、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这个少年人。他要揭开天地间的一切秘密，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他在物理、化学、哲学、文学上都有建树。他是18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是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他的寿命只有54岁，可是，他却在许多科学领域里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他发现和创立了质量、能量不灭定律，创立了原子—分子物质结构学说，热的动力学说、气体分子运动论。被誉为俄罗斯科学的始祖。罗蒙诺索夫创办了莫斯科大学，是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上都作出过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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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普世之爱
1845年4月的一个清晨，俄国著名的诗人涅克拉索夫手捧一大叠书稿来到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门前。他急促地敲着门，不一会儿，门开了，别林斯基问道：“亲爱的尼克拉·阿历克塞耶维奇，您一大早跑到这里来，是有什么急事吗？”“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诗人兴奋地喊道。“您在开玩笑吧！您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吗？”别林斯基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您看完这些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涅克拉索夫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书稿递给别林斯基。“那好吧，我先看看，下午一点钟您再来。”别林斯基接过书稿，心中还是不信。
当天下午，涅克拉索夫又来了。他一进门，别林斯基就激动地说：“尼克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我承认您是对的，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他叫什么？这上面没有写名字。”“他叫费道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工程部制图局的准尉。”“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您去找他来，我真想马上见到他。”“这很容易，他现在就在您门外。他和我一起来的。”“啊！他怎么不一起进来呢？”“他有点胆怯，自己心里没底，唯恐您把他的小说否定了。”“年轻人刚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总是没把握，就像您和我当初一样。他们需要鼓励和引导。快请他进来。”这时，一个苍白瘦弱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拘谨而羞怯地站在别林斯基面前。
“请坐，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别林斯基热情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别林斯基的表情上看出自己的小说有希望在他主持的《祖国纪事》上发表，心里稍觉得轻松，不像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您的小说我整整看了一个上午，坦白地说，我完全被它打动了。您是位艺术家，真理已对您展现和忠告，像天赋一般落在您的身上，您要珍视您的天赋，对它忠诚不渝，您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了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他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他长久地伫在街头，陶醉在这幸福而庄严的感觉之中，新的生活开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就成了俄罗斯文学批评界的焦点人物。但由于其小说的思想性过于深刻（初看起来甚至有些枯燥、晦涩），同时代文学界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深度，所以在他去世后，因哲学家们参与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才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接近的，当时还很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此后的3年之内（1881—1883年），他又连续写出三篇纪念他的讲话，对他的宗教哲学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此后，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仿佛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一个主流。
19世纪末，俄国哲学家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是自己哲学创作的原动力，接触过他的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信念”。要知道当时的俄国哲学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压倒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语），当时，绝大部分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转到了与当时流行的这些学说对立的一面——基督教信仰，有人甚至直接成了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宗教哲学成了俄国哲学界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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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美是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结婚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55年发表著名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论文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定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美学甚至是他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的第一战场，也是他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改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他所批驳的是当时还继续支配俄国文学的黑格尔美学理论。他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艺术问题“只是个战场，而斗争的主题则是艺术对整个精神生活的影响。”
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美学理论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认为自然美是理念发展到自然阶段的产物，而艺术美是理念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因而艺术美高于自然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俄国有很大影响。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相对立，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解决了美学的基本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不是主观自生的，不是体现在“最终形式”中的“绝对思想”，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强调生活是美的本质。美是客观现实的特性。除了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作品是没有其他内容的。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认为只有“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
博大精深是几乎涵盖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们去思考。他赞扬人类的智慧和劳动能创造出比人类出现之前完善得多的世界。人们尚未住满的地球将会呈现繁荣景象。地球本来布满原始森林、美丽的草原和富饶的牧场。但是人类也在剧烈地破坏自然的原始状态，焚烧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牛蒡莠稗杂草丛生。然而这位先哲预言，人们脚下正无法遏止地消失着的荒野的原始美，必将由人的辛勤劳动才能赋予大自然的新的高级美所代替。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美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像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红楼梦》中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的病态“美”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妙笔生花地阐明了美的概念对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美的概念和审美标准的阶级性，指出了贵族和平民美学观点的巨大差别。
他写道，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就是吃好住好，睡眠充足。但农民把劳动包括在生活之中，不劳动而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叫人烦闷。辛勤劳动而不致精疲力竭的富足生活是美的条件。而弱不禁风则给乡下人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们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发胖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乡下美人不能有纤细的手足，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表现着精力旺盛和健康匀称的体格，这是生活富裕而又经常适度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必然手足纤细，如果大手大脚，那不是长得不漂亮就是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小，患有“偏头痛”这类“富贵病”。诚然，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慵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不过那是奢侈的，不劳而获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重要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同别林斯基一样，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再现生活”，而且艺术还有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最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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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战争、和平与《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读他的作品，我们必须挺直腰杆。确实，谁只要翻开《战争与和平》，就会马上产生伟大乐曲在演奏之感。
这部小说托尔斯泰于1863年动笔，写了整整6年。它以1812年俄罗斯民族胜利地反击拿破仑侵略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动态，“战争”与“和平”的广阔画面是以4个贵族家庭贯穿起来并交替出现的。其中着力刻画的有——激战中负重伤的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博爱的安德烈；留在莫斯科企图刺杀“人类公敌”拿破仑而后专心从事十二月党人活动的彼埃尔；天真纯朴，热爱生活，喜欢俄罗斯民间琴声的少女娜塔莎；还有道德堕落、没有灵魂的美人爱伦，无耻的阿那托尔等等。纷乱的纠葛，坎坷的命运，儿女情长悲欢离合，烽火连天浴血疆场，130万字的巨著，自始至终充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战争与和平》场面之壮阔，气魄之雄浑，容量之巨大，的确无与伦比。全书描写了559个人物，上至帝王、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奴，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具有奇妙的真实感。在这里，荷兰画派那种纤细精致的笔触和米开朗基罗那种使人屏息的气势，出色地交织在一起，诚如斯特拉霍夫所说：“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面里都应有尽有。”
这部小说将主人公的生活，历史人物的活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历史哲学的议论熔为一体，构成了一部兼有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特色的杰作，不愧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大手笔。作品一问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几乎一致公认托尔斯泰为文坛盟主，认为这样独树一帜的小说使“他在公众心目中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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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托尔斯泰主义
19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60年代初的俄国恰值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特殊阶段（即农奴制改革前后），具有各种倾向的作家，此时都很留意“以古为镜”，从历史经验中寻觅解决现实课题的答案，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成为作家们倍加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往往将艺术视域投向历史题材。托尔斯泰受此思潮感应，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有的描写战争题材的不朽杰作——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该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独创性——兼有史诗、编年史和历史小说三者的特色；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规模恢宏、气势磅礴，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五彩斑斓、丰富多姿。它以1812年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事件，以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均属庄园贵族）和库拉金（属宫廷贵族）四大贵族世家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揭示这样一个核心主题：描写战争严酷考验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赞颂俄国民众身上蕴藏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人民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此时的托尔斯泰仍然站在贵族阶级的思想立场上，继续探索进步贵族青年的社会出路问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彼尔就是其精心塑造的理想的正面贵族典型，属于托尔斯泰笔下那一类自传性探索型系列形象。他们两人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最终殊途同归，都达到“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境界，流露出与后来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一脉相承的，博爱忍让、顺从天命、不抵抗邪恶的“卡达拉耶夫精神”的道德说教。
7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是他的创作晚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同贵族地主阶级决裂，从原先的贵族地主阶级立场转到了封建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此时的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东方古典哲学（如孔孟儒学、老庄道教和印度佛教）中兼收并蓄，杂糅成托尔斯泰式的教义——“托尔斯泰主义”。
世界观的激变，引起其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的某些显著变化：一方面对沙皇专制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进行最猛烈的批判，表现出“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则又不遗余力地进行“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说教，把“爱一切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当作消除社会罪恶、改造现存制度的根本途径。
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即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在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后，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形成的一套“济世”理论。其主要内涵是宣扬“不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托尔斯泰反对暴力革命、竭力从宗教、伦理中寻觅社会出路的企图。作者晚年思想与艺术上的这一显著特征，在其长篇杰作《复活》中有着集中体现。该小说的问世，标志着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顶峰。
